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5)

中央王朝不曾享受悠久的安宁。在帝国的西北部,又形成了一个新强国,这一次则是由一个突厥领袖的领导。这第二个上亚细亚的游牧国家已经现出了一种强硬的组织;她远非游牧部落的一种集体所可比拟了。牧人与猎人的艰苦生活,曾炼成了固有的道德习惯,国家的力量就是恰当地倚靠于这个道德习惯上。新强国以哈剌和林(Carakoroum)为都城。这个位于蒙古高原西部的荒原都会,后来在成吉思汗与其后人的手里,曾重新昌盛起来。

在这一时期中,中央王朝内部分崩离析:她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外敌的能力。她的藉分化以统治上亚细亚的政策,遇到对立的游牧部落中的一个能力超过其余的部落的时候,便不能发生作用了。这个可虑而常动的部族有了集合于一个本族领袖下的倾向,那时已实现了。不久后,突厥民族建立的帝国,便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整个中国北部,她统治了东自太平洋西至波斯王国东境的版图。俄罗斯南部荒原的各游牧民族,匈族的残余,屈服于来自东方的压力,也开始向西迁徙。他们以阿乏尔人(Avars)的名字出现于欧洲,泛滥于巴伐利亚与德意志,直至易北河(Elbe)为止。他们复修阿提拉(Attila)的堡垒,到两个世纪后,才被查理大帝(Charlemagne)所永远战败。那时候,在爱察尔(Etzel)堡垒里,发现了竟使欧洲市场发生黄金跌价的宝藏。

这一次,突厥人不仅以在东亚细亚掳掠及肆行攻击而感觉满足。游牧民族所具有组织和创建国家的惊人的能力,即他们所以大大强过其他亚细亚民族的地方,在这里第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他们的新国家里,他们将秩序整顿好,并建立了一种世界政策,而其锋芒指向西方。

条耳民族(Touraniens)与伊兰民族(Traniens)的积仇,曾在突厥与波斯边界的锡尔河剧烈战斗中发泄出来。不久以后,除种族的仇视之外,又加上经济的纠纷。那个有名的“丝路”,即自西而东的商队要道,的确也可以同样的从波斯或从突厥领土经过,波斯人会有组织地扰乱这个交通。有一天,他们在边界上破坏了突厥族一个商队,突厥人自然不能坐视这种世界贸易安全的侵害,何况这个贸易乃是财源。

他们派遣代表前往拜占庭,请求与东罗马联盟,东罗马与波斯的夙愿也是他们所知道的。这个联盟的目标,以保护和便利自由贸易为出发点,合兵征讨波斯以恢复秩序,突厥允许援助罗马以抵抗任何敌人,并希望在与波斯战争期间,将商道改经俄罗斯南部荒原;双方应订立通商条约。的确,在六世纪,大批的中国商人曾经出现于拜占庭。

然而,拜占庭人已不是大外交家了,他们听任突厥人所贡献的非常机会脱手而去。其实,他们似乎不大高兴同那些野蛮人沆瀣一气,更重要的是那些野蛮人并且不是基督徒。他们守着一种依违两可的政策,无光荣可言;而且当突厥人要求代价时候,他们则设法推诿。到了突厥人终于明白他们不必要替罗马人冒险的时候,他们愤怒地终止了谈判。

而现在,是由他们提出条件。他们先出现于北海和伏尔加河(Volga),在那里确定了他们对于同宗各部落的统治权,并在罗马人面前占领了克里米亚(Crimée)。经过如此的行动掌握了北方通商道路后,他们立刻封闭了波斯边界。他们宣布说,唯有避经波斯领土而取道于北方通商路径的货物,他们才许其运入东亚细亚。

六百年后,类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成吉思汗重复采用突厥的政策。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又因上亚细亚与波斯的经济纠纷而重新爆发起来。

七世纪,突厥大国的国力开始式微。在东边,复盛的中国一时能够摆脱游牧民族的羁勒,而且在上亚细亚各部落中充分利用各种矛盾以消弱其整体实力。但是,西方却发生了新事变,而且一下子变换了旧世界的面目。

伊斯兰帝国(Empire Islamique)在阿拉伯诞生,风驰电掣地迅速扩展,不仅展向西方,同时也展向东方。波斯王国之力抗罗马与突厥的同时进攻,已经历时很久,现在于伊斯兰帝国突击威力下,陷于破毁了。阿拉伯人不仅占领了伊朗本部,同时奄有了突厥人繁殖极盛的河中府。当地人民,于武力胁迫之后,皈依了伊斯兰教。

新的宗教帝国处在近邻,便对突厥人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结果。波斯人资以抗拒东方而筑成的种族屏障,现在失陷了,而乌拉、阿尔泰的血统便如波涛似的以和平手段倾注于旧亚细亚。高擎穆罕默德的旗帜——在这个旗影下,只要接受这个先知者的教义就可成为主宰者——以征服世界的企图,进到富有的西方与繁华的罗马的希冀,在这个感觉其东方荒原的祖国日形狭隘的人们心中,未始不发生了作用。几十年后,突厥的雇庸兵已经称雄于巴格达(Bagdad)城中,即伊斯兰帝国的都会。当地人民极力诉苦,因为这些半野蛮人经常放肆地招摇街上,无法无天地蹂躏?民和店肆。

由是,在伊斯兰教之下,乌拉、阿尔泰系的居民显著地发展了。现在染上了上亚细亚的血统,不仅为俄罗斯南部与西伯利亚之一部,而旧亚细亚也在其中。从另一方面说,许多部落皈依伊斯兰教,结果使种族分裂成为两个对敌的营垒。俄罗斯南部荒原的游牧民族信奉穆罕默德的教义,正因为如此,他们失去其了与上亚细亚祖国的关系。突厥人由来对于宗教不甚重视,对于教义是完全无置可否,长成于自由放任之中,而为他们祖国东部的一种原始宗教的信徒,现在于西方同皈依的日耳曼人一样,变成了新信仰的护道者,就如儿童似的那么驯服。不久以后,他们成为伊斯兰帝国的雇佣兵,并且为外族的教旨而牺牲他们的鲜血。

后来,当成吉思汗于凭藉匈人的神话和突厥国家的组织之下,企图使民族重新汇合起来的时候,宗教问题便成为他的最大障碍。蒙古的全部政策须集中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因此产生了一番惨酷的宗教战争,而在民族意识不曾压倒宗教理想之前,种族却失掉无数宝贵的血了。最后分析起来,蒙古的意想所以终归失败者,便是基于伊斯兰在信仰与种族之间挖掘了一道不可超越的鸿构。宗教的裂痕,未始不是危机重重,现在就增加在亚细亚地理的裂痕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