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摩诃末——伊斯兰的宝剑——又与巴格达“哈里发”的“神”权发生冲突。在拥有最强者的权力之下,他曾废黜一个哈里发,而另立一个新的。他凭藉了一个神学博士会,将他所不喜欢的人摒于教外,而利用伊斯兰的什叶派(Chütes)与逊尼派(Sunnites)之间的旧仇。然而,被废的哈里发则以宣告废黜摩诃末来对付这次举动。在那时候,亚细亚的沙王与哈里发所处的地位,是与欧洲的教皇与皇帝无二致的。
在这次纠纷中,摩诃末表面上占了上风,且咄咄逼人,率领他的军队直抵巴格达城下。然而,哈里发的废黜令竟然削减了他的地位。凡想脱离摩诃末的臣民,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做脱离的行动。反对派,受宗教的两难论所鼓励,抬起头来了。沙王感觉到他的地位没有那么稳固,特别是现在遇了一个东方皇帝,后者似乎要组织一个联合一切游牧民族而不分宗教信仰的国家。摩诃末觉得他的最好的军队是突厥血统的军队。在这一刻,他不想贸然激起纠纷。
然而,像在内部未臻稳定的一切国家那样,花剌子模国内也存在着以为征服政策可以缓和内部冲突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禀承太后的意旨,曾大使沙王应付费力。
摩诃末对于蒙古国家的状况及其行动方法,所得到的报告,不过是根据谣传与推测,而成吉思汗对于西亚细亚的情况,似乎打听得非常清楚。有些历史家甚至以为成吉思汗与哈里发有联络,且以为成吉思汗曾接到哈里发与他结盟以抗沙王的提议。据说,在这次谈判中,哈里发曾使用那时代的一个方法,藉可以经过敌人的国境而暗通消息。“外交文书”是刺于一个剃光头的脑壳上,这个人同时又默记了文书的内容。当他的头发重新长出后,他便假装了商队的御者,前往蒙古。成吉思汗只须把使者的头发重新剃光,便可将口授的言词和书面的言词相对照了。
提出与巴格达结盟这一假设,它本身是有所根据的。因为,后来在摩诃末与成吉思汗发生斗争中,哈里发始终不曾加入其中,他始终没有宣告伊斯兰的“圣战”,来与成吉思汗对抗。至于蒙古人的暧昧态度,也是可以了解的,他,成吉思汗,为占着时间上的便宜起见,一方面作威胁行动,而另一方面又缓和局势,一面答应彼此和平无事,另一面则作战争的准备。成吉思汗深知时间的延长是对他有利的,且知摩诃末的宝座行将动摇了。蒙古人的时期总要降临,在这个时期,他将于世界万目睽睽之下拥有他的权力。他清楚地知道,如要发动这么大的斗争,那非处于无限制的无罪过的地位不可,尤其是他不愿只作简简单单的征服,而要建立万年无疆的游牧民族的合法帝国。
第一步就需要等待新商约的结果。
有一天,一个携带波斯货物的商队,来到哈剌和林——成吉思汗的都城。他们要昂贵无比的价格。在人们追问理由之下,他们便以曾经向花剌子模沙王纳过重税为提高货价的理由。成吉思汗不断地发言,且当众大发雷霆。难道他解决西辽,为的是使他人可以阻碍贸易吗?自由通商的保证在哪里呢?可是,他却收了货物,甚至付了高于商人所要的价格。这是一番精巧的动作;因为,从此以后,在亚细亚所有各市场上,大家都说蒙古大汗是赞助通商的。
不久后,一个蒙古商队,携带中国货物,来到了波斯帝国边界的锡尔河北的讹答剌(Otrar)城。在这个地方,即花剌子模的东境,花剌子模人的战争精神病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了。好战的青年,刚刚不费力地并吞了河中省,志得气盈,且作新战功的幻梦。讹答剌的守将便对商队弄出特别凶猛的刀声。他力拒相信商队是居心和平的。在他看来,这些蒙古人并不是商人,乃是危险的奸细。他于是扣留了商队,杀死了商人。
摩诃末,即使是不赞成这番动作,后来终于承认照此办理。他已经受了束缚,因为讹答剌这个疯狂的守将,同时是主战派的首脑,且为摩诃末母后所保护的人物(按即摩诃末的母舅)。
像成吉思汗这么伟大的人物,且自认为自由贸易的保护者,讹答剌城的年轻守将的轻率行为,等于火上添油了。可是,成吉思汗还是不采取报复的行动。他遣使往见沙王,提出抗议,并要求惩罚罪人。恐惧万一有和平存在之局的成吉思汗,设若不再施一个新的诡计,则沙王还可避免即将迫近的威胁降临。他以曾叛弃摩诃末的一个花剌子模的旧臣充当使团的首领。这必然成为挑衅的结果,而在天山西部,人们也认此为挑衅的行为。现在,主战派很轻易地制服了犹疑不决的沙王。蒙古使团的首领于是被斩首了,随来的蒙古人被剃去胡须发放回去了。
这样,双方只有决裂了!成吉思汗已把沙王带到他所指定的方向去了。现在,他可以履行其权力内的任务,因为“他的邻人不许其处于和平”。他当众流泪,表示受了屈辱。据说,他独自登山数日,向天祈祷,发了复仇的?誓。
至于蒙古军部方面,则积极做备战的工作了,有一封信寄予沙王。信里面只包含几个可畏的字,这几个字,在百余年中,曾震动了整个世界。这个沿用的公式,即蒙古的宣战书,这样写道:“你选择了战争,唯有上天知道我们两者如何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