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纪的兴亡变化,还产生了其他的后果。在过去若干世纪中东方与西方所连结的政治和商业的一切关系,现在一下子断绝了。不问是非,仇视世界贸易,顽固地封闭它的边界,而将政治舆图改成为一个各邦联合的镶嵌图案,伊斯兰便安处于欧罗巴与亚细亚之间了。沟通俄罗斯南部的乌拉、阿尔泰游牧各民族的天然桥梁,同时也断绝了。
在其后几个世纪中,中央王朝同上亚细亚的斗争续演不辍。来自北方的危险,像一种恶魔似的压迫了中央王朝。唯有使用挑唆、暗算、贿赂的精巧政策,才可使中央王朝还能免于危害她的恶运。中央王朝皇帝往往向其北方邻人纳币,以求边境的安宁。挑动某一部落以攻击其他部落的老法,始终是有效的。然而这个方法要使中央王朝人供给军械与金钱,且降格而作了与游牧民族联盟的行为,这就造成了一种新的危机。“野蛮人”便跑到中央王朝学习;他们到中央王朝越来越多,而他们所学到的是远在汉人愿望之上。这个广大而富饶的国家的军事弱点,逐渐暴露于他们眼中。后来,他们不仅想做中央王朝的嘉宾,而要做主人翁,这个企望是逐年剧烈。到最后,中央王朝分裂为两三个政府,导致了各皇帝藉游牧民族的援助而自相斗争。各种事变的发展,恰恰如旧罗马帝国所遭遇的一样,后者曾召日耳曼人来帮助——而后来日耳曼人便反客为主了。
终于有一天,产生了无可避免的事情。“野蛮人”攘奢皇冕,而任何人都无法阻其坐于天子宝座上。在十世纪,常常应召来援的满洲部落契丹,占领了中华帝国的北半壁。他们建立了辽国,其统治所及,则自满洲以迄河南省南部。
“野蛮人”入主中原,这确实不是第一次。一直到这个时候,只要经过了几代,就可使新主人翁完全汉化,或使之陷于随后容易扫除的那么疲弱程度。然而,这一次,中原王朝却无喘息的余地。游牧民族的鲜血不断地从上亚细亚倾泻下来,北方各部落发生了骚动,他们为逐鹿中原而自相攻击,而不耐烦的等候他们的时代降临。
在十二世纪初期,南宋王朝召来东胡系女真人以抵抗契丹。但是,这等于“前门拒虎,后户进狼”,新同盟者固然赶走了契丹,但当契丹刚刚向西北方匿迹的时候,女真人便实际上占居了中国北部,而建立了金国。南宋皇帝只得任其所为而已。
在十一世纪与十二世纪时期,上亚细亚躁动愈形愈烈。整个种族在向南进发,纵然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共同利益的自觉心。各部落不断从原住地向外移动,不停地穿行于广大地面,从青藏高原、帕米尔以至日本海。唐兀忒(党项族的一支——译者注)向东扩展到了黄河上流。前曾建基于中国北部的契丹,突然出现于伊斯兰帝国的边界,在锡尔河上,并建立了一个新王国。在西戈壁里,由那些耶稣教徒领袖的指导,建立了一个游牧民族的大国;这便是那有名的“若望神甫(Pretre Jean)”的王国,其名望远播欧洲,且受聂思脱里教派(即景教)的修士所感化。蒙古高原的北部空前活跃起来。因此,上亚细亚的人民不断增加,且聚集于边界上。然而,那些边界的防卫,是从来没有那么薄弱的。此时的中央王国日趋于分崩离析,她的半壁山河已经被人占去了。在旧亚细亚方面,做了阿拉伯奴隶的突厥庸兵,曾产生过塞勒术克(Seidjoucides)王朝,这个朝代曾在伊斯兰的舆图里成为真正的主人翁;他们坐在苏丹(Sultan)的宝座上,并对巴格达的哈里发(Calife)——他们正式的宗主——发号施令。
各种条件都成熟了,只等候一个人物降临,以重建匈族与突厥的事业,重擎阿提拉的五条黑马尾的“苏鲁德”,并以领导再兴的部族尽力走上那些伟大先人所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