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类学家乔治•蒙丹顿)
短促而辉煌的成吉思汗战功史,实为普通大众所未知悉。即使有谈到的,而成吉思汗帝国战功的枢纽,却因其罗列了自相矛盾的细事和次要的事绩,而淹没于琐屑的传闻中了。本书的特色即在于从纷繁芜杂中揭露了其中的线索。一般所持的论据都不免有着种种缺点,即它们都仅着眼于军事史的形态,就是说,仅囿于蒙古史的外形。本书则着重于它的内在生活和它的精神上的来历:以与乡村及都市的固定生活相对立而言,这乃是游牧生活的最后的昌盛时代,这个游牧生活,在处于今天这种相对静默的时代之前,曾达到它的最令人炫目的形态;更特别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游牧时期,较之孔教、佛教、基督教等,还处于原始宗教萨满教(Chamanisme,即西伯利亚东部及亚洲极北部的一种原始宗教)的地位,而无论在何处,它每遇到了它们,都一一压伏了他们。这些事实所以不曾被人知悉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蒙古骑士的活动中心是较近中国而不近欧洲,虽然他们也曾饮马于亚德里亚海(Adriatique)上;而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文明远在欧洲之上,任何地方她都比欧洲进步,且为文化的高峰;所以,如不仿效中国,即要将中国打倒——在我们看去,凡是中国的文化,应视为独立发展的一个萌芽,但是早熟的萌芽,有着动力的限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除了文化的事绩外,蒙古史又是一个种族史——不论是有心的或无心的,这个论断便使我们非阐发和确定那里面所包含的意义不可了。本书著者在谈到蒙古政治集合体——它是随各种时代而变迁的——的时候,总是说:蒙古种族。我们在译文里,每次遇到这个字眼用得适当的时候,即是说,在大部分场合中,总要保存这个字眼,理由如下:我们西方人属于欧罗巴种(彼此都属于大欧罗巴种或白种);蒙古民族则构成了大蒙古种或黄种的核心。在这两种之间,则有着突厥种族,我们不如把它叫做“鞑靼突厥种”(Turco-tatar),使之不至与土耳其的奥斯曼突厥种(Turc osmanli)相混,后者仅占着一小部分。那些鞑靼突厥人曾好几次被列入蒙古政治集团里面,或甚至居于领导分子的地位。可是,鞑靼突厥种或中央亚细亚西部的土耳其人(Touranien),在种族上,到底何所归属呢?在这个问题上,人种学家的见解各相悬殊;多数人是把他们列入蒙古种里,其余的则认为他们是欧罗巴种。我们则认为鞑靼突厥人的全体构成了一个地方的集合体,而非种族的集合体,其中有若干单位(例如谦河〈Iénisséi〉河源的索伊奥特〈Soiote〉民族),确是真正的蒙古种,其他的单位(例如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思〈Kirghiz〉民族),是介于蒙古种与欧罗巴种之间,最后其余的单位(例如奥斯曼民族),则属于欧罗巴种。但是,像鞑靼突厥族的语言与蒙古的语言,虽然相隔很远,却有着亲属关系,像在那些历史事变里,这两个民族,或全部的或局部的,往往只构成了一个民族;像在肉体上,比较带有蒙古种成分的鞑靼突厥人是多于欧罗巴种的鞑靼突厥人,且占据了较广大的地面;最后一点,当我们在已有的典籍上受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又须无论在这个界限的那一方面用一个字眼加诸这个民族身上,因此,我们就很有理由说,从人种上讲,鞑靼突厥人即使不是蒙古人,至少总属于蒙古种。可是,对于蒙古人主张,或对于有人替蒙古人主张,将很多类似他们的民族都冠以蒙古种的字眼,这实在有着更精确的一点,可以解释其中理由。也像金栗色的北欧人为欧罗巴种典型的最特殊化的术语,也像北欧人每遇有表现他们性格的地方都认为他们势力的表现一样,蒙古的蒙古人——而不是其他如中国人的民族——虽然在程度上没有这么大的差别,也实为从乌拉尔山延至麦哲伦群岛的广大人群的人种典型,即一般所谓最纯净的、但实际上是最特殊化的典型,而成为我们人种学者所唤作大蒙古种的。换句话说,蒙古人在大蒙古种里所扮演的角色,恰是与金栗色种人在大欧罗巴种里所扮演的角色一样,而范围广大的蒙古政治世界的本体所具有一个人种的事实,总而言之,乃是我们基于上述解释,在谈到蒙古人的时候,而可一般地引用人种这个定义的理由。
可是,这“蒙古人”与“蒙古种”的名词的产生,就如本书所阐述的,是依赖于制造这个蒙古功业的人物本身,即是说,依赖于成吉思汗这个人物。因为,为蒙古民族的历史曲线的来源,同时又为其最高峰者,乃是这个人物。而他的成功是那么伟大,且是伟大过于所有各洲和所有各时代中任何其他人在这方面上所取得的成功,遂使蒙古民族之最微末的后人,也永远追念他的功绩。虽然这种情形有其离奇的地方,我总可举出亲见亲闻的证据来。在一九二○年,我曾与北部蒙古人相处。当我们提到他们用以饷客的烧羊尾的时候,他们就追念了当时红白两派的斗争,另有两种关于本书历史题目的回忆,就永留于我的脑际了。没有一个夜晚——我在第一天就感到很惊讶,当我的主人们围坐于火盆四周,彼此用蒙古语交谈的时候,他们没有不谈到成吉思汗的。另有一个事实是关于字形的记号,这个象征并不是某一个地方和最近某一时代的专有物,在几内亚湾、苏丹、欧罗巴,整个亚细亚,太平洋之外,直至旧墨西哥,我们都可以找到它;蒙古人常常摹绘字形的记号,我曾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块砖头,在那上面有着两个用金属嵌的字形。当我问蒙古人怎样称呼这种记号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成吉思汗的记号”。
有人说,成吉思汗带有一部分金栗色的容貌和淡色的眼睛,这就是说他身上曾带有金栗色种的因素。然而,这并不可以说成吉思汗所以成为伟大人物是靠这种因素;他所拥有的金栗色种的成分,或许与其他金栗色种因素毫不相干。在各个国家里,当我们看到许多伟人,譬如,带了黑种的因素,我们虽则相信对这点尚有疑问,但总可问道,这某几个伟人虽不是靠带有某一种族的血统,但是否靠某几种极不相同的血统的混合——这句话的意思绝不是赞成全部的人民采用这样异种交合的办法。
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时势是人创造的。或许事变是无可避免的,但它之所以如此,实群众使然;因为,无论事变是如何在任人宰制,而宰制者总是那些伟大人物,成吉思汗为伟人中的伟人,他的非常不世的成功,一部分是靠这一事实,即他拥有一批出类拔萃的战友,就是说有一批举世无匹的将帅,这个事实是屡现于历史上重大时期,或无宁说靠这个事实才有重大时期的产生。任何骑士都不曾获得如速不台(Soubotai)所曾有的功绩,他曾四度驰骋于高丽与布达佩斯(Budapest)之间,他曾于历时两年的转战中,遍历阿富汗、波斯、亚美尼亚、高加索、俄罗斯,且一一使之降伏,而这种种战功不过是以二万骑兵得到的,但这二万名骑兵个个是铁铸心胆的!
这种种战绩,显然是不能倚靠部落的力量而取得的。蒙古军事严格组织的研究,可使部落的传说不复存在,而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就是蒙古骑士经过一个地方后,仅留下几名代表,后来就没有叛变的事情产生。这是因为他们事先已用空前的恐怖手段来扑灭叛变的情形了;人们往往说恐怖是没有丝毫作用的,但特定的时期,它的作用不可低估。蒙古骑士似乎早已努力实现尼采的扎剌图士特剌(Zarathoustra)的教训:“你要强硬,强硬得像金刚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