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医生
纳粹的医生也很积极,他们在被囚人员身上搞一些科学研究和行为医学的试验。正如普里莫•莱维所说:“把几千人圈在四周有铁丝网的营房中,不分年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每个人的生活模式都是统一的、受监视的,每个人的最低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足。你很可能被编到最倒霉的队伍,比如试验营中,以便确定,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时候,哪些人更具本能条件,哪些人有更多的生活经验。” [28]
戈林和他的家庭借助希姆莱的关系,占据了科学研究领域,这一领域原先在心理分析方面受“犹太思想影响”很大。在弗洛伊德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丧失公民资格,并被迫离开德国远赴英国避难之后,戈林元帅的表弟毫无争议地被任命为柏林精神分析协会的头头,协会很快变成了戈林的研究中心,其研究目标非常可疑。罗兰•雅卡尔1987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戈林研究中心为德国的战争工作,其任务是‘治疗"同性恋,‘治疗"不育的心理根源;同劳动部门合作,预测工人阶级的反叛倾向;同战争部合作,研究心理战术以便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 [29] 这个不高明的策略为阿尔萨斯入侵提供了反犹主义论据。历史学家丽达•塔尔曼认为:“要让法国人懂得排斥阿尔萨斯犹太人,唯一的办法是使他们觉得自身的优越。” [30] 这一论点今天还在重复使用,比如法国极右分子对待阿拉伯移民,就是如此。
在所谓“治疗”方面,同性恋是被安排在最危险试验的第一线的。因为人们是在杀害他们之前,先为他们“治疗”的。皮埃尔•塞尔在回忆阿尔萨斯的希尔梅克集中营的情况时说道:“每当高音喇叭里叫到我的名字时,我都非常害怕。因为这很可能是要在我身上进行极为残暴的试验。大多数时候是在我乳房上打很多针。我只记得四周白色的墙壁,很多的白大褂以及护士们的笑声。我们有六个人,裸露着上半身,面对墙站成一排。注射时,他们喜欢将针管朝我们扔过来,就像游乐场中孩子们游戏投掷飞镖那样。有一天,我旁边一个不幸的难友突然倒下,失去了知觉,针头击中了他的心脏。后来我们再也没见到他。” [31]
欧根•科贡1946年1月7日在纽伦堡法庭陈述时说:“很多试验都是注射药物针剂,在同性恋者身上做试验时,方式五花八 门。多数情况下,是将一些合成的腺液转移到他们体内。我亲眼看见他们中的两人在这样的试验中死亡。” [32]
科贡谈到一位名叫卡尔•维尔奈的医生,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工作,他对给同性恋者做腺体移植和阉割手术非常反感。同样在纽伦堡法庭被起诉的另一名医生热巴尔宣称:“希姆莱是一个大笔一挥就可以剥夺几千条生命的人……他对我说,这些医学试验是元首的明确指示,元首的意愿就是国家法律。我执行命令,我必须忠于党卫军的誓言。忠于希波克拉底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