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人的外形是根本性的。他本人也穿女人衣服照相,同其他许多支持他的人一样,也同他用来证明他的理论的很多照片一样。他要靠医学知识的效能,靠病历而不是靠判刑和监狱最后解决同性恋问题。他不断向他周围的人重复他最喜欢的格言:“要得到公正,需依靠科学。”曾经发生过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1903年公开发表了一份反对仇视同性恋、反对“175”条款的请愿书。有6 000人签名,其中包括克拉夫特埃班和在位的司法部长尼贝尔丁。所有左派政治人士,都紧随在倍倍尔之后签了名,从考茨基到伯恩斯坦以及众多的欧洲名流,如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列夫•托尔斯泰、埃米尔•左拉、卢•安德列亚斯萨洛梅、卡尔•马里亚•冯•韦伯、赫尔曼•黑塞、乔治•格罗兹、海因里希•曼和托马斯•曼。请愿书在关系到同性恋案件时,措辞相当谨慎,而在提到其不良社会后果时,则非常明确:此项措施大大有利于大规模敲诈勒索,就像那备受指责的男妓领域一样。这些签名者,他们的名字就足以说明他们动机的严肃和正直,他们出于对真理、正义和人道的热情,庄严声明:“175”条款现行文字是同法律的进步相违背的,坚决要求立法当局尽快修改这一条款。 [36]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100位法学家、 1 000位教育界人士以及 3 000位医生联合,重新提出上诉声明。希斯菲尔德中心印了 3 000本解释“分歧”的小册子发给居民,收集了 6 600份德国全境问卷调查的答卷,其中2.2%的德国人勇敢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即差不多100万人。1933年,希斯菲尔德运动拥有大约 4 800名正式会员。
新生的同性恋运动一下子就成功地促成了一次政治联合。从1898年起,社会主义者倍倍尔就敢于要求废除“175”条款。希斯菲尔德方面呢,他在1905年时受到司法部长尼贝尔丁的接见。 [37]1905和1907年,德国国会为此题目进行了两次辩论。社会主义的捍卫者谈到德国有6%的人是同性恋。1907年,希斯菲尔德运动在一次柏林的集会中,召集了2 000人参加。1912年,德国进行立法选举,选举进行中,希斯菲尔德让人在德国所有的报刊中,夹发了一份宣传品,其文字是:“你们,第三性者,别忘了这一现实:保守分子始终在发言反对你们。左派在帮你们说话。你们看着办吧!”
在一次同时对内又对外的斗争中,马格努斯•希斯菲尔德尝试了他的初步策略,即现在人们称之为“院外活动”的策略。他把医学信用和他的支持者的信用,都放到天平上了。但他的政治盟友显得很软弱。因为,如果莱茵河彼岸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支持同性恋的要求的话,后者会毫不犹豫地在他们的报刊上,揭露那些不是他们内部的人的同性恋身份。这同工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声称“外出旅行”,但很快就自杀了这一事件,是同一情况。
30年后,反同性恋者在评价恩斯特•罗姆的同性恋放浪行为时,仍然十分愤怒,他们依然谈那些可怕的细节。所有人都嘲笑纳粹党是同性恋的巢穴。但纳粹认为同性恋只是一些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绕不过去的是人民的评价。究竟谁是同性恋,从罗姆事件来看,纳粹是虚伪的。他们想利用这一事件封住人们的嘴,使同性恋问题成为历史的踏脚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