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杰勒德•科斯科维奇所说:“到那时为止,同性恋对于人们还只是一个孤立的、模糊的概念,对同性恋者真实生活的发现,是一件了不起的新鲜事。”马格努斯•希斯菲尔德写道:“人们看见从他们外省的老家最底层出来的一些男同性恋者看到这些都市情景时,高兴得热泪盈眶。”很多同性恋者对柏林的自由空气的感情,可以从给同性恋夜总会取的名字上体现出来,那个名字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曾经把德国首都的每个夜晚,变得美妙无比。名字用霓虹灯的大写字母,装饰在夜总会的大门之上:“金屋”。名字显然源于那些西班牙的探险家们想找而没有找到的那个神话中的国度。为了让人容易看得见,还在主要入口处上方竖了两个广告牌,示意新来的客人:“你们到了。” [24]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并未被柏林同性恋生活的浮华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回忆道:“虽然人们可以说,在这个城市生活是多么的舒服,但我却对它很反感。当然,这只是个人层面上的体会,如此而已。我不是一个想在文化领域中捞取好处的人,比如作家的聚会、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论以及所有大城市中都有的咖啡馆生活。另外也还有在那些年代中存在的,由于卖淫的原因而搞同性恋的。1929年的经济危机加重了这种现象的发生。与此相反,代表真正快乐生活的资产者圈子中,人们都非常大方,彬彬有礼。在男人们举办的一些庆祝活动中,如果某人想同另一个人交往,他就向他走过去,用一种谦恭的姿势邀请他‘我可以同你跳舞吗?"当然这看起来有点滑稽。” [25]
其实,在30年代,就有这样的人物,他们过得又幸福又轻松,比如柏林的哈里•斯特拉普说:“我1930年起就生活在柏林。我们有自己的夜总会,我们可以约会,可以跳舞。也有另外一些场所,远离喧闹的人群,更为高雅,更加清净。我同一个男孩子生活在一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21岁。靠他母亲的关系,我们常常参加一些豪华的大型化装舞会,就像马莱•迪耶特里克或俄国卡特琳娜二世举行的那种。晚会快结束的时候,人们打开大门,面向在马路上值勤的警察,让他们看见我们的所作所为。那时很宽松,彼此相安无事。我记得有个晚上,我和我的朋友在住房前拥抱亲吻,正好房东从门口经过:‘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像孩子似的",我们不知道怎样回答她。”哈里•斯特拉普继续写道:“后来整个柏林城里装扮成女人的鸡奸者都消失了。我失去了很多同性恋朋友。他们无一人得以幸免。我比较狡猾,销毁了同性恋者的一切标记,以及一切可能引起怀疑、从而把我拖进那场大清洗灾难之中的信件。”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