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这时候希特勒同恩斯特•罗姆的看法已经很不一致了。一些道德方面的丑闻提到法庭面前,一些男娼出来作证,指控罗姆。还有一些罗姆从玻利维亚寄给他的男情侣的信被新闻界公布出来。矛盾的是,当这些揭露出来的事物引起对同性恋愤怒的时候,很多同性恋者想的是,他们是元首的亲信,应该保护他们不受独裁统治者的陷害。但希姆莱派人严密监视罗姆。他的打手汇报说,罗姆经常发脾气大骂希特勒。对罗姆的处置,希特勒犹豫不决是错误的。这场必需的清洗是否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进行呢。当他的情报部门向他报告,说罗姆在1933年2月公开宣布:“这个可笑的下士所说的和我们毫无关系。假如希特勒不能同我们一道做点事的话,没有他我们照样干革命。希特勒是叛徒,应该让他回家休息。”希特勒的回答很冷静:“应该让事情更成熟一些。”“血腥之夜”这个词是冲锋队自己造出来的,含义是对现存政权的最后清洗。历史和希特勒用另一种屠杀方式,给予了这个词另一个日期、另一个时刻表、另一种含义和另一种地位。
几个月之前,即1933年9月21日,某些罗姆手下的人干了一件蠢事:当冯•德尔•卢贝被控纵火烧毁国会的官司开庭的时候,冲锋队租了柏林一家大酒店,在那儿大摆宴席庆功。当三杯酒下肚、大家都有些醉意的时候,他们在众多宾客面前提起这件足以断送民主的纵火事件,当然,人们没有提到戈林和罗姆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派了一组冲锋队员,去把一些汽油桶搬进德国议会的地下室里去的。无独有偶,在另外一次宴会上,罗姆手下一名官员,突然在众多参加宴会者面前纵声大笑,宣称:“假如我说火是我放的,我将是一个可恶的傻瓜;假如我说火不是我放的,我将是一个讨厌的说谎者。”他的话使在座宾客无不笑得喘不过气来。这种对保密法规的背叛,使元首非常恼火。
至于戈倍尔、希姆莱和戈林三人,他们催促希特勒尽快除掉罗姆。混乱范围越来越大,除冲锋队员平日的敲诈勒索外,还有许多他们同党卫军和军队冲突的严重事件。这些发生在礼仪场合中的事件,无法逃脱在场人士和新闻记者的眼睛。希特勒的德国似乎掉进了一个秩序混乱无法挽救的怪圈。1934年6月15日,就在“血腥之夜”发生之前15天,希特勒同那位独裁统治达十多年之久的墨索里尼会晤,会晤时,墨索里尼提到德国这个不稳定的问题,使希特勒十分狼狈。这些混乱也包括道德方面的问题吗?
几个月之前,希姆莱同罗姆之间有一次秘密会谈。罗姆阻止希姆莱实现其全面清洗同性恋的计划。1934年4月16日,他曾成功地阻止内政部长瓦格纳关于根据“175”条款对一些冲锋队员的性犯罪进行惩治的法律决定。在这次气氛紧张的会谈中,希姆莱的态度是明确的。他的攻击目标,就是在冲锋队中非常明显的同性恋问题。那些未受到惩罚的极为恶劣的行为,玷污了新秩序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