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2)

我们阅读希姆莱报告,发现其中有一条引导人们的主线,那就是对传播这种“传染病”的人,不能有任何宽容,他们的传染性是实实在在的,他们的人数是非常多的。奇怪的是,所有的放荡观念都是有相对性的。指责同性恋者和“醉心于”同性恋的关键,首先是它造成的压在“优选人种”前途身上的致命威胁。把所有的人都登记在详细的卡片上,变成了全民族优先要做的事。为了卓有成效地给人民制作卡片,为了警察和告密者服从命令,必须驳斥“私生活”论点。此论点难不倒希姆莱,他说:“在同性恋者中,有些人采纳以下观点‘我所做的事同别人无关,这是我的私生活"。但这绝不是私生活,因为性领域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人民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们的世界支配权,关系到我们的重要性是否会降低到瑞士一样的水平。”

这一障碍扫除之后,只剩下同性恋时尚的外表所造成的障碍了。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运动,正试图使这个障碍变得越来越有效力。希姆莱放弃了他一向使用的道德审判方式,更倾向于利用社会舆论。为此,他必须塑造一个神经有病、说话 唆、毫无主见的同性恋者形象。总之,一个使人毫无安全感的公民。在这道德行为的知识正在形成的时代,当威廉•赖希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被迫离开欧洲远走美国时,希姆莱以极为粗暴的词汇说起同性恋者:“同性恋者是一些理想的压迫对象。”人们将记住他这个讽喻。他接着说:“他们早就应该受到惩罚,已经有人顺从并承认错误了。他们最终软了下来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意志。”这位纳粹重要头目接着说:“你们看到,在大部分时间里,那些被抓住的人,他们会‘完全自愿"地供出他们所知道的全部姓名。”真的完全自愿吗?那些亲眼目睹纳粹高官的所作所为的人们,会在心中暗笑其用词实在很有讽刺意味。希姆莱越说越自相矛盾,因为盖世太保的地下室里多年来一直回响着同性恋者受刑的惨叫声。他说:“因此,同性恋者随心所欲地招认一切,无疑是为了挽救他们自己的生命。”最后,他断然说道:“在男人和男人的爱情中,没有任何忠诚可言,尽管他们曾经许诺过彼此相爱。”

希姆莱是说到做到的,哪怕是在最敏感的领域内。当他1937年2月发表他的演说时,他当德国警察头子已经一年多了。1939年9月,在德国所有大城市和初期占领的境外土地上,建立起一大批供间谍机关使用的建筑群和大楼。这是他众多创造性措施中的一个,很多告密者不断地建议加强对居民的普遍监视系统。到1944年,光盖世太保本身,就集中了 32 000名成员。还应该加上10万名领工资的告密者。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逮捕不需任何法律手续,通行无阻。

对同性恋者的清洗从此制度化了,其范围扩大到德国全境。正如1938年8月28日《国民日报》(Nationalzeitung)报登载的证词所说:“国家安全局的一支别动队接受任务,要在汉堡对同性恋犯罪进行一次大规模清洗行动。其实,这种性质的行为在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放松对道德行为的要求,已经死灰复燃。但是,这种性质的行为,是违背刚刚上台不久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强硬政策的。警察的介入、惩罚力度的加强,使这种荒唐行为大大减少。” [72] 该报强调这次汉堡行动对同性恋的搜捕以及其后的快速判罪的重要作用:“别动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查抄了大量的约会酒吧。另外一些搜捕行动也在进行。在这种形势下,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捕。被抓的人太多,需要快速审问。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把被控者带到法庭。被告一般判12到20个月监禁。有88桩同样事实和同样罪行的案件,还在等待波恩法院的开庭。所有这些审判,都是针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