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同性恋政策
在那些疯狂的年代里,柏林有三十多家同性恋报刊,其中有三份是周刊。大部分是在全德境内的报刊亭中发售的。同这方面有关的图书每年要出二百种左右。这个有二千多个妓女在警察局注册的城市,是一个同性恋十分活跃的地方,也是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城市,因此,有必要在这里详细谈一谈。 [27]
1897年,在大量的同性恋游行活动和一些反思团体的影响下,马格努斯•希斯菲尔德博士建立了科学和人道主义委员会。这一年他30岁,自己还开了一家专门研究性问题的中心,包括一个陈列室和一个图书馆。1919年,中心增设了一个专门接待同性恋者的诊所,它包括医药救助、心理分析以及法律服务。
这位医生也是医生的儿子,在八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七。他于1867年生于波梅哈尼附近的科尔贝格。1900年,他的运动中只有70个成员,1910年增至 5 000人。[28] 由于他的这一伟大壮举,才有了后来的不谈鸡奸行为,而改为谈同性恋者和同性恋问题。希斯菲尔德比其他人看得更远,他认为20世纪初开始就应该集中各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医药方面的知识,迅速提高其可信度,以研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这一用词上的改变符合一种政治上的策略(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本书提到米歇尔•福柯的时候,还会涉及),它使新生的同性恋运动得以利用古旧势力和新生权威之间的矛盾。因为这涉及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压迫之后,可以逃脱进监狱的命运,如同从前逃脱苦役的命运一样。但是,正如杰勒德•科斯科维奇所说: “谈到限制措施,医务人员所做的,早就超过了司法工作者的努力。在70年代,医生们早就对有同性恋欲望的男人和女人进行了分类,既针对先天性的生理变态,也针对个人心理紊乱引发的精神失常。这种分类的目的能辨别出,哪些情况是先天的性倒错,哪些情况是后天形成的毛病。为了证明所使用治疗方法的严格,医务人员特别强调患者性别的丧失和可能的传染威胁。” [29]
如同权力领域的社会碰撞一样,怎样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定名呢?一场如何措辞的斗争在20世纪初期已经开始了。大众报刊有最后的发言权,“同性恋”这个词被采用了,它取代了所有其他用词。“同性恋”和“同性恋者”被国际上接受了。特别是1907年开始的奥伊伦堡诉讼,德国大众报刊大量使用此词。 [30] 此外,有趣的是,“同性恋”一词是1896年才出现的。差不多30年后,有证据表明,“异常”这个词,是因为先有“正常”一词,用其反义才出现的,就像少数是多数的对应词一样,郊区是相对城市而言的。还有,秩序的对立面是违规。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博内洛所说:“如果说人们花如此多的工夫寻找同性恋相关词汇以及它在19世纪的不正常表现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要更好地确定其规则界限。” [31]
新生的医学权威利用在握的大权,给欧洲的同性恋运动进行政策定位。哈夫洛克•埃利斯,这位希斯菲尔德博士的同行,也要在20世纪初,在伦敦建立大不列颠同性恋运动组织。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作家爱德华•卡彭特和约翰•阿丁顿•西蒙德。赌注是一样的:利用医院的病历,逃避监禁。一种摇摆于正常和反常之间的说法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