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社会关系试图使一个古老的、建立在家长制基础上的、有着顺从和宗教信仰传统的人际关系结构解体。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要上帝,国家没有首脑,男人、女人,异性爱、同性恋的角色都要重新定位。自由是真理。从旧制度的避难所解放出来的精神病患者愿意共同生活在圣彼得堡的某些高楼大厦之中,就像阿拉托尔•科普在他的《改变生活,改变城市》 [66] 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俄国的大城市因此向前卫文化敞开了大门,从前从未见过的报刊重新大量出现,儿童团体、妇女组织和同性恋者也相继涌现出来。然而,正如阿拉托尔•科普所补充指出的:“家庭革命领域中生活模式重建的斗争史,在面临困难和危险时,出现了犹豫不决裹足不前的现象。人们担心会破坏古老的社会结构。在一些领导人的眼里,这些结构总还可以作为低矮的围墙,挡住那些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 [67]
一种欧洲式的回归自然的思想意识以及一种渴望远离1914—1918年时期的喧闹和屠杀的想法,这时也波及圣彼得堡。在这20世纪初期“活跃”起来的欧洲,很希望从社会和文化方面推倒旧文化,要求现代化。他们很少通过听取人民的要求,更多的是依赖文化界的影响,因为欧洲的大城市中,自由领域扩展很快。从1917年到1923年,自由发展到极端。一些革命的游行活动开始举行,男男女女的人们像亚当和夏娃般裸露着成群结队通过大街小巷,向人们显示他们朴素真实的身体。一个世纪以来就已存在的裸体主义就这样重新出现,莫斯科满街都有,彼得格勒、奥德萨和萨拉托夫等城市也时有发生。阿兰•圣齐奥评论道:“游行剥掉了旧制度的一切外壳:穷人的破衣烂衫、富人的堂皇外表,他们还抛弃了东正教的神甫、沉重的劳役、传统的家庭以及妇女的家务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