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
20世纪初,同性恋问题的出现,是在某些低俗小报上大量渲染后才为人所知的。1905年,希斯菲尔德同司法部长尼贝尔丁的会见并不成功。这位部长宣称,当舆论对同性恋持否定态度时,政府是无能为力的。另外,也有个人能量产生的影响。希斯菲尔德于1905年和1907年,分别同莫尔特克和奥伊伦堡的丑闻进行对质,前者是柏林的军事首脑,后者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和得力助手。这是那位唯恐天下不乱的新闻记者马克西米利安•阿尔兰选择的最好时机,他得以一一列举凯泽的最亲密朋友、菲利浦王子的同性恋证据。他在《大众日报》上写文章,标题就叫《一桩秘密和违反人性的罪恶行为》。流言不胫而走:假如皇帝也“搞”,也是同性恋,那么,那些怀念俾斯麦的人们该高兴了。 [38]
一个“男性美”的德国官方形象长时期铭刻在外国人的脑海中,但这种形象或多或少是被同性恋者引领着的。晚些时候的“血腥之夜”的检阅,只不过是回归的确认。这些精心安排的检阅仪式,是为了显示男性美和纳粹制服的性感剪裁。 [39] 这种反面形象增加了人们的反德情绪,特别是在法国。
奥伊伦堡丑闻之后,在法国,一提到“德国恶习”,就是指同性恋。相反,德国人在很多出版物中,把这事叫做“法国毛病”。在19世纪,人们称之为“阿拉伯风俗”。16和17世纪时,在文学作品和报刊上,这种“恶习”是属于意大利人和英国人的。总之,有相当多的词汇表述这一性反常现象,而且总是来自外国。
这些丑闻,有时是新闻记者或自以为优秀的活动分子所为。在揭露法院、财政、工业和政治等部门人士的同时,他们可能会想,这种将当局重要机构的某些上层人士曝光的做法,只能使同性恋这件事变得更加平常,同时也使得他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行为,更容易被接受。 [40] 盖伊•奥克汉姆在评论这些丑闻时写道:“所有被指控者都属于上层社会,人们在责备他们对不良青年喜爱的同时,也责备他们的道德品行和习惯。有意思的是,揭露当权者的同性恋,哪怕这种揭露是以拒绝伪善的名义,但也是以道德的名义。历史地看问题,这似乎只收到了唯一的效果:增加了反同性恋的陈见。” [41]
当这些“性道德”事件发生的时候,非常关注此事的马格努斯•希斯菲尔德立即要到法院去证明他的卓越才能,有时候更是在德国法庭上实践他的才能,当然这是有他的理论作依据的。法官要求他以“性专家”的身份,检查所有被控有同性恋嫌疑的人。其实,在法院宣判之前,他们已被视为同性恋者了。他诊断出冯•莫尔特克将军是一个“无意识的”同性恋,从而使丑闻更加严重。盖伊•奥克汉姆写道 :“这种用科学手段对司法压迫的帮助,是始料不及的,但它还是引起了希斯菲尔德的信徒们一片不大不小的恐慌。希斯菲尔德永远也不明白,他曾经向当局明确指认了一群至今不为人所知的新的牺牲者。”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