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
同性恋除了阻碍第三帝国达到其目标之外,并未引起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注意。它们既然是堕落的因素,一有机会,就故意让它们充分表现。因此纽伦堡纳粹会议的制片人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摄纳粹宣传影片《运动场上的神》的时候,以及后来1936年柏林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有些酒吧和同性恋聚会场所奉纳粹分子之命重新开放,成功地掩盖他们正在进行的迫害,从而使满天飞的对他们不利的传言得到遏制。
海因里希•希姆莱亲自监督对运动员、新闻记者和当时在柏林的外国政治头面人物的“保护”工作,包括生活起居和道德方面。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他于1936年7月20日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之时,发出通告:“在未来的几周之内,我禁止按照‘175"条款,采取任何针对外国人的行动,其中包括不许对他们进行审讯或发出传票。除非有我亲自签署的命令。” [105] 这位柏林的警察头子,早在3年前就用这同样的手段,对待过文化界人 士,从而成功地避免了一些自身污点,并且把他的仇恨藏在精心安排的外表后面,继续大量收集他所需要的情报。
关于对待犹太人的命运,纳粹的策略始终是一样的。他们的宣传也是成功的。美国自由主义报纸The Nation Observe的体育评论员写道:“人们没有看到被割下的犹太人的脑袋,也没有看到他们挨打挨骂。人人都面带微笑,显得彬彬有礼。在啤酒店里有人在无拘无束地大声歌唱。膳宿公寓很多,价廉物美。”连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上了他们的当,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主席斯蒂芬•怀斯对他的拜访,当时这位犹太人领袖对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忧心忡忡。
海因里希对社会控制一直表现得十分贪婪。这位党卫军的头目做事常常喜欢超越国家警察局的权限范围,当人民群众对纳粹的计划制造麻烦甚至仇视帝国的时候,他总能想出一些为希特勒所赞成的新鲜手段,帮助摆脱困境,渡过难关。在有关德国经济扩张计划的会议上,他也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因此,他为党卫军直接赎买一些工厂大开绿灯。但是,围着希特勒转的不止他一人。在这小小的决斗场上,戈林虎视眈眈,他是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同工业和金融界的巨头们,特别是军工界,关系密切。希姆莱尽管也从一些工业家那里为他自己的阵营挣到不少好处,他还是不能在经济领域对斯佩尔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至于博尔曼,他是不会允许别人染指希特勒的党务的。在他前进的路上,还有里宾特洛甫阻碍着他对空军方面的权力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