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2)

另外一个关注这些青年人和这个德国的人是达尼埃尔•介朗,他在同他的巴黎资产阶级家庭决裂之后,先动身去了黎巴嫩,然后前往印度支那,他在那儿见证了殖民主义的残忍统治。1930年回到巴黎时他26岁,在贝尔维尔区当印刷工人。1985年,他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回忆道:“从1932年开始,我就感觉到纳粹主义的上升。而之前的1930年,我们虽然对纳粹势力急剧增加有强烈印象,但还不觉得它的危险性。对墨索里尼的回忆已渐渐淡忘,在德国发生的一切似乎并不那么可怕。” [21] 此时,这位《褐色瘟疫》一书的作者对德国进行了两次访问。他写道:“我的第一次旅行是在1932年夏季,希特勒还未上台。第二次是1933年的四五月间。这是两次完全不一样的旅行。第一次是步行,身上背着背包,有一个伙伴同行。我们晚上住在青年旅馆,那儿有许多可爱而浪漫的青年,这些青年的活动,就是弹着吉他和曼陀林,在马路上边走边唱。”总而言之,达尼埃尔•介朗并不十分清楚这些青年同流浪的同性恋者之间有何界限。他承认自己16岁时就是同性恋,而且从不向人隐瞒。他说:“但我从不做爱,也从未看见同性恋者公开做爱。同性恋无非是男孩子之间友谊的升华,它在当时是很光彩、很时髦的。”

下一年的旅行使他的美梦变成了噩梦:“1933年,一部分青年旅馆已经希特勒化了,人们不得不常常同纳粹青年艰难地争吵。在某些旅馆里,有人怀疑我可能是间谍,我受到威胁。”几年后,他在挪威被纳粹逮捕,原因是他曾参加过一个欧洲抵抗组织,其实那既非宗教团体,也不是戴高乐或共产党的组织。

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也要去柏林访问,那是1934年,他27岁。192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冷漠的人》的出版使他在意大利非常有名。他很快就成了墨索里尼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敌人,于是设法离开了他的祖国意大利。他访问了欧洲很多国家,去过伦敦、巴黎和慕尼黑。1987年,他在巴黎刚过完八十大寿时,我同他相遇并进行了一次交谈。他回忆起在那些黑暗年代中在德国一次短暂的逗留:“我是坐三等车离开罗马的,因为我没有很多钱。我下车后,糊里糊涂地住进了一家叫豪索诺夫的豪华酒店。第二天早晨,我才搞清楚,我是这儿很少几个平民百姓中的一个,周围尽是些穿褐色服装的武装分子。晚上,从酒店出发,我参加了雄伟壮观的火炬游行,在行进中,我看见阿道夫•希特勒向人群挥手。我吓得够戗,知道此地绝不能久留。第二天赶紧购买一张火车票离开,花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 [22]

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柏林是欧洲三大同性恋首府之一,另两个是伦敦和巴黎。在东方,圣彼得堡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在西方,纽约超过了欧洲,开始成为值得信赖的消闲娱乐和逃避恐怖的去处。这些首都城市使那些正在追求自由的国家的人民心向往之。城市的光明也像它的黑暗一样,吸引着那些在自己老家生活得不如意的同性恋人群。一个德国同性恋者30年代初期亲历了这种情况:“那时,对我这样的外省人来说,马格德堡、马英兹或纽伦堡这些地方是小资产者的安乐窝,而柏林则代表着开放和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地方,以至于人们一旦有机会去那里,就再也不想回老家了。”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