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4)

历史上有过日耳曼残暴和血腥的传说故事,他必须此时向他的听众说出,以收到理想的效果。他回忆从前:“对我们的前人来说,任务很简单。对他们而言,这些家伙都是孤立的人,是非正常人。那时的同性恋者都要被扔到很远很深的沼泽地里。” [76] 希姆莱还说:“那些现在在沼泽地里发现了尸体的人们,万万没有料到,其中有90%是同性恋,他们是穿着衣服被扔到那里的。”这是关于条顿人的一个混乱不堪的传说。希姆莱最后说:“这并非一种惩罚,这是一种解决办法,即把这种不正常生活干脆消灭。应该把他们除掉,就好像我们拔除毒草一样,拔起来堆积在一起,点火烧掉。这不是一种报复。这样的人就应该从人间消失。”

雅利安人中的同性恋也有着同样的命运:很多人被抓起来,给他们上刑,以便从他们口中挤出情报。他们的活动场所和他们的协会也被取消了。接着,被剥夺工作并关进有铁丝网的拘留所,拿去做科研试验品。他们只能等待最近的结局:娼妓、政治人士、教士、工人或教员。1931年,柏林司法机关的档案中,有 41 000名同性恋罪犯或嫌疑犯的名字。大多数是根据他们的司法记录被重新抓捕或重新收监的,哪怕有些人已经服过刑了,也不能幸免。

专门监视柏林同性恋的特别警察局和负有同样使命的盖世太保办公室的领导者是同一个人——灵魂一点也不干净的约瑟夫•迈辛格尔。这样的组织结构,把镇压机构和同性恋甚至堕胎结合了起来。约瑟夫•迈辛格尔是一个做过阉割手术的同性恋者。戈林研究中心的档案中,有他同性恋史的详细记录。这位落入圈套并可以被任意摆布的人,同一些荒唐的、造成大量死亡的研究有关。 [77] 这些研究使用了动物试验品。这些试验产生了一些颇有医学价值的科学报告。

但是,正在进行着的屠杀并不等于对同性恋进行有计划地消灭,正如历史学家米歇尔•切尔斯所说:“犹太人和茨冈人是贴着从属于宗教和种族标签的。性的取向则不同,它不从属于别的东西,它是个人的独立行为。因此,性的取向并非必然引来杀身之祸。”他的这种说法也适用于集中营内部。米歇尔•切尔斯接着说:“在集中营分等级惩罚的档案中,可以看出社会监督的逻辑——其中也包括肉体消灭的情况——远远优于计划消灭肉体的种族灭绝逻辑。” [78]

有些同性恋者女里女气,很容易被认出来,因此也容易被捕。弗里德里克•保罗•格罗斯汉姆于1937年的一个晚上,在吕贝克他的寓所中被捕。在同一城市,同一天晚上,另有229名同性恋者被抓起来,因为盖世太保手上有德国警察在20世纪初提供给他们的粉红色名单。 [79] 在市政监狱中被关押并刑讯了10个月之后,他被判9个月监禁,是根据“175”条款定的罪。后来他被释放,再后来又重新被捕。人们问他愿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还是愿被阉割,二者必选其一。他于1939年做了阉割手术。

卑鄙的告密行为盛行,常常把人置于死地。格特•魏曼回忆道:“1943年,我在柏林遇见一个小伙子,他是从俄国前线回来休假的。他女人气十足,警察在车站把他抓起来并投入监狱。此人从此消失了。我还记得有两个替秘密机关工作的党卫军分子。他俩共同住在一个寡妇家里。一天,寡妇发现两个小伙子之间有问题。她将此事告诉了来到她家的另外两名党卫队员。两个小伙子被抓走并被杀害了。我常常问自己,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干这种事情呢。直到战争结束,我每次走到那个街区时,都要绕道而行,以避免面对面碰到那个女人。” [80] 并非只有平民百姓中的同性恋被追捕,指控很快就渗透到政治、经济领域,最后,纳粹分子本身也不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