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色三角(4)

给囚犯做上显眼的记号是集中营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个封闭的领域里,为了幸存下来,打上一个容易辨认的记号是很有必要的。只听得懂命令,或只会辨别纳粹狱吏为他划分的高低贵贱的等级是不够的。这种记号既让人记住那些享有优越待遇的人,也 使人容易看清他们和下等人的差别。沃尔夫冈•索尔斯基写道:“在最高层,存在着一般人和下等人之间的种族主义矛盾。斯拉夫人、茨冈人、犹太人是不被他们视为人类的成员。他们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种类,是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人。在这儿,对他们制裁的特点是有系统、有计划地消灭之。种族标准优先于所有其他标准。对列在‘政治反对派"或‘刑事犯"中的比利时犹太人或法国犹太人,首先考虑的是:他们是犹太人。……处在等级阶梯最下层的,是‘175"条款中的同性恋者,虽然他们不构成任何政治上的危险,他们仍然在‘下等人"这个类别中,占据着一个次等的地位。”他还提到另一种差别:“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反对者,尽管他们被党卫军残酷迫害,他们仍然是集中营社会的重要成分。人们迫害他们,但也有点怕他们。然而,对那些‘不适应社会生活者"和同性恋者这些次等人群,人们从不进行真正的打击,他们是非正常人,是害群之马、是多余的人。对这些人,赐给他们嘲笑、蔑视和死亡就可以了。” [12]

从1933年起,达豪和奥利亚伦堡的集中营接受了大量同性恋者。他们都是些活跃分子,有些人的行为显然是在冒险,有些干脆就是为了欲望和爱情。一些人成了“175”条款的牺牲品。其余的遭受严刑拷打和起诉。十多万同性恋者受到追究,6万人被投入狱中,1万多人送进集中营,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死在里面。 [13] 受同盟国委托负责为纽伦堡审判起草报告的历史学家欧根•科贡查明了其余同性恋者的命运。“关于运送到死亡集中营去的人,其中诺德豪森、纳茨魏尔、格罗斯雷申集中营接纳的同性恋者所占比例最大。”欧根•科贡接着说:“集中营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就是把被认为不太重要的人、价值较少或毫无价值的人分开。” [14] 有些同性恋者财产被没收,有时财产数目很大(这些财产,甚至战争结束以后,都没任何人要求追回)。只有这 些人,纳粹才认为他们并非完全没有价值。

还有一个关于虐待同性恋者的特别而又致命的罪行。这是一位曾关在萨克森豪森,后来又转移到弗洛森堡的囚犯海因茨•黑格尔证实的。他说:“为了减少集中营里被囚人的数量,常常要求每个集中营在不同时间,分批向死亡营送囚犯,每批一百人或一百以上,到那里后进毒气室或注射毒针以结束他们的生命。挑选前去送死者的权力,落到囚犯营秘书处的身上,秘书处的头头由最年长的囚犯担任。当这位头头是一名政治犯的时候,人们总能看见,那些送往死亡营的囚犯队伍,绝大数是由戴粉红色三角的人组成的。” [15] 其余的同性恋者被送到布痕瓦尔德的采石场去劳动。采石场第三十六组的犯人雅罗斯拉夫•巴尔特证实:“我们被迫在采石场中,在工头的吼叫声和毒打之下,在党卫军的枪口威胁之下的非人条件下劳动。受伤和死亡事故每天都在发生。此外,监工几乎每天早上都要收到一份带有囚犯编号的名单,名单上的人将被送走,永远不回来。”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