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同性恋再次变成一种罪行。两年之后,堕胎重新被禁,家庭又恢复了。同性恋罪要付出5年监禁的代价。 [68] 由于自从1929年6月27日法令颁布以来,凡判3年以上徒刑的犯人都要自动地移送到劳动营。之后,“堕落”同性恋者又与其他的受害者关在了一起。他们在那儿又找到了离经叛道的艺术家和他们的朋友们、极端放荡的妇女或猥亵下流的艺术家,更不用说还有那些在文化上非常挑剔的、受到“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影响的一代青年了。同一种传统思想不同的是,30年代的这些运动,绝大多数是针对这样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都是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政治在这里是很次要的。正像尼古拉•沃斯所记录的: 1936年到1939年间“反革命分子”在被囚者中只占28%。 [69] 其余的人都是一些对新的劳动条件和行动受到监控而对社会感到不满的普通公民。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情况都很不妙。雅克•富尔坦写道:“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之下,斯大林主义的反应以及被危机和战乱动摇的所谓民主国家思想的僵化,使同性恋问题被延后了整整30年。对整个一代人来说,从前可怜的一点点经验已经消失了,差不多全忘却了。” [70]
苏联流放的同性恋者的人数至今难以统计。俄罗斯联邦的刑罚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直到1993年5月,才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继努力和众多的国际同性恋和非同性恋机构的支持下,进行了修改。
俄罗斯和苏联时期有关此问题的档案仍然难以看到,尽管俄国同性恋运动最近企图有所行动,但我们要说,想想柴可夫斯基、想想爱森斯坦或那些为身体解放引起的骚乱吧。大量俄国大革命的信息,气氛酷似我们的1968年五月事件。因为,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人们还能记得,达尼埃尔•介朗1972年在法国同性 恋组织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一次大会上发言,要求脱掉外衣,以减少衣服的社会意义,因为在它华丽外表之下,掩盖着身体的真正本质。
至于20世纪初欧洲东部的那些裸体游行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脚步会把他们引向西伯利亚的劳动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