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柏林演员的库特•冯•鲁芬回忆道:“193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的门房来告诉我,说有一个警察在客厅里等我。他是来带我到盖世太保总部去的。我被一个朋友揭发了,他忍受不了严刑拷打,说出了他所认识的所有同性恋者的姓名和地址。我为了接受审讯,不得不经常往返于达姆的监狱和盖世太保总部之间。后来我被关进了利希滕贝格监狱,在我印象里,那里有非常多的同性恋囚犯。后来我被释放,完全是由于海因茨•希尔伯特的干预。他是柏林德国剧院的经理,他直接找到希姆莱,否认我是同性恋,要求恢复我的自由。其实他对同性恋的情况是很清楚的。” [66]
另一位演员米夏埃尔•李特曼奇迹般地逃脱进集中营的命运,则是由于他咬紧牙关,缄口不言:“我同我父亲生活在一起。纳粹夜间巡逻,搜查了我的书房,他们在我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一本写满姓名和地址的笔记本。当晚我就被带到盖世太保总部,他们对我还算是客客气气的。初步问话之后,我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里面还有另外两个男人。但到了半夜,我又被带到一个有十来个人的房间,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他们对着我笔记本上的名字,依次向我问话:‘这人是谁?"我回答说不知道后,每次都要挨一棍子。所有名字念过之后,我晕了过去。醒过来之后,我觉得脸上好像被抹了蜂蜜。我用手一摸,才知道那是血。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如果我破了相,肯定不能再在剧院里工作了。监禁了几个月后,我又被带到先前那些人面前,他们向我宣布,由于缺少证据,我自由了。”[67]
另外一个证人也证实告密和审讯中的残暴情景:“我的女管家来告诉我,说有两个‘态度不友好"的人在等我。原来是两位警察局的官员。他们对我说‘不需要很长时间"。但一拖就是3个月。他们把我同其他囚犯一起关进一间地下室里。后来我又被带去见一位粗暴的警官,他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他说,我被抓进来是因为我企图勾引一位男士。我被转押到利希滕贝格集中营,在易北河上的托尔高附近。那儿的人一半是政治囚犯,另一半就是我们这些同性恋者。这儿很恐怖,人们强迫我们看杀人,这是我一生中看到过的最残暴的景象。” [68]
同性恋就这样走进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在执政当局推波助澜之下,社会仇恨在更大范围内直接指向政治反对者和犹太人、妓女和共济会员、爵士乐情侣和抽象艺术的狂人、原子研究者和十二音体系的发明人、偷猎者和懒汉、同性恋者和流浪的茨冈人。
这种“堕落”情况甚至波及部队里的新兵,他们为了改善待遇,竟敢到那些肮脏下流的地方去出卖自己的肉体,那些地方经常有告密者出没。当时的警察局报告和司法部门的文件还白纸黑字地摆在那儿,上面详细地记载着当年被人引着去看到的那些行为动作的细节。同那些有窥阴癖的人和有过激情绪的人提供的荒唐景象相反,也远远不同于颓废堕落的狂欢节上的情景,这些专门报告中反映出性交都是单调、拘谨和偷偷摸摸的:有些人手淫,口交的不多,鸡奸更为少见。当涉及犯罪行为时,问题更要复杂得多。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单纯是那些已被证实的同性恋者,而是要当场抓住正在性交的同性恋。但这是非常困难的。有钱的资产阶级同性恋或“浪荡”的贵族子弟,与军队中士兵的生活条件相比是有天壤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