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彻尔•格林兹本对他家庭最近的悲惨遭遇并不知情。他不久前逃到了巴黎,靠打黑工维持生计,有时也靠移民来巴黎的他的叔叔的接济。在他的行为中,也的确表现出对纳粹分子的不满,认为犹太人的不幸是他们造成的。加之,1939年 9月,巴黎的大街小巷,反犹太人的暴力游行示威活动不断发生。面对这些场面,他说他感到一股无明火气上升,然而又对此完全无能为力。还有,他还想赋予他的行为一种政治意义。在他去杀人的前一天晚上,他写信给他的叔叔:“我想让全世界都听到我反抗的心声,我打算去做这件事,我请求你的原谅。” [103]
这起杀人事件当然很快被德国所利用,认为是犹太人的一次挑衅。“砸玻璃之夜”找到了它的借口,国家仇恨有了合理解释,某些群众的仇恨也爆发出来,这有利于党卫军。在随后的几天里,希特勒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他不愿意表现得像此次虐犹大屠杀的幕后支持者。11月17日,他总算参加了恩斯特•冯•拉特的葬礼。在柏林,11月12日上午,戈倍尔向新闻界宣布:“犹太人格林兹本是犹太人的代表,德国人冯•拉特是德国人民的代表。德国政府对此事件将依法做出反应,但将是严厉的。”在巴黎,杀人诉讼案的官司正在准备。一个国际支援委员会也已组成,他们要在政治上支持被告。被告的辩护律师是梵尚•莫罗贾弗里,此人是重罪庭最著名的律师之一,也是坚定的反法西斯斗士。希特勒一方则催促弗里德里克•格里姆教授关注诉讼案的全过程。
战争以及接下来的入侵行动阻止了诉讼案的如期开庭。后来维希政府把杀人者交给了纳粹。戈倍尔对这一反犹官司的推迟十 分恼火。他于1942年又专门启动一个新的诉讼程序,但他的计划流产了。因为,正如绍尔•弗里德兰德所说:“被告突然宣称,他同恩斯特•冯•拉特有同性恋关系。” [104] 这样,同性恋不请自来地卷进了这场好戏之中。事先一点也未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使人们感到非常惊讶,策略上的安排也不能再进行。同“血腥之夜”截然不同的是,同性恋问题再也不是证明社会进化的原因了。它妨碍了一场野蛮的行动计划。绍尔•弗里德兰德补充道:“在公开官司中采取这样一种辩护路线,在纳粹分子看来是灾难性的。”诉讼始终没有开庭。至于格林兹本,他没能活到战争结束,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