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人们发现,在“血腥之夜”发生4年之后,同样的阴谋活动围绕着希特勒,特别是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海德里克,他早在血腥之夜发生的1934年,就颇有预见地指出:“德国由于有犹太人,不得不变成一个没有前途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老一代人勉强维持着他们所剩不多的生命,最后自行消失;年轻一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安安稳稳地老是活着,以便使人经常感到外来移民的必要性。但是,群氓似的粗暴的反犹主义应该避免:消灭老鼠不需要用枪,要用毒药和毒气。” [100] 希姆莱对于此次反犹行动是很谨慎的,因为他的竞争对手戈倍尔很有可能利用发动这场大清洗,重新获得元首的信任, 因为他放纵的性生活和他无人不知的吗啡毒瘾曾受到元首的严厉批评。希姆莱在他的回忆中写道:“我认为,在外交形势如此敏感的时候,发动这样的重大行动,无疑是戈倍尔的狂妄自大——对他这一点,我早有觉察——和他的愚蠢造成的。” [101] 慕尼黑协定事实上刚刚签字,但抗议还是有节制的,甚至天主教方面也采取审慎态度。其中有恐惧,也有怯懦。1937年3月,教皇庇护十一世(Pie XI)向全国的教会亲自宣读一篇措辞严厉的通谕,揭露了初期的一系列欺诈勒索的反犹行为。之后不久,这篇通谕的撰稿人、德国律师弗里德里希•魏斯勒就被关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至于法国,它可能是欧洲国家中反应最温和的一个。时在巴黎的法学博士朱利安•魏尔,也于1938年11月19日通过《晨报》公开宣称,不想采取“可能阻碍德、法两国目前发展友好关系的任何主动行动。”
同“血腥之夜”行动的第三个相似之处是,随着1933年的报禁和1935年的纽伦堡决议加剧对犹太人的迫害之后,排犹运动急剧升温。很久之后,希姆莱于1943年在波森发表杀气腾腾的讲话时说:“消灭犹太人是党卫军的使命。”
“砸玻璃之夜”行动的发生,可以说是一种报复行为。事件发生的前夜,德国驻法使馆一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在巴黎被杀身亡,一桩发生在一个尚未被入侵的法国土地上的杀人事件:一个出生在汉诺威,名叫赫尔彻尔•格林兹本的17岁犹太青年,买了一支手枪,朝着那位纳粹官员扣动扳机,把他打死。
这个青年是什么人?他出生在一个波兰移民家庭里。生活在德国的外来犹太人有一半以上是来自波兰的,而德国不欢迎更多的波兰人。1938年10月27日,他在汉诺威的一家人,突然被送到边境上。但边境另一边的波兰当局像对待其他千万移民一样,拒绝他们入境。一家人只得在两国边境上游荡。绍尔•弗里 第一章 大清洗 53德兰德写道:“一连好几天,这些被驱赶的人在瓢泼大雨之下走来走去,没有食品,没有避雨的地方。后来大多数人都被送进了附近的一所波兰集中营。” [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