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逗留柏林的那些年代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同马格努斯•希斯菲尔德的朋友卡尔•吉泽经常来往,他知道,在中心遭浩劫之后,他该如何行动。他先回到伦敦,然后踏上去美国的旅程。吉勒斯•巴伯代特写道:“他离开了他的出生地,10年前他在那里发现了初期的同性恋运动和20年代柏林的左派运动,并积极地投身其中。当时正在巴黎同那里的妓女鬼混的亨利•米勒,也认识了这位柏林来的同性恋者。” [60]1939年,伊舍伍德横渡大西洋,特别想去同他的朋友奥尔德斯•赫胥黎重聚。他现在偶尔翻译一点波特莱尔或兰波的作品,消磨日子。他最近的一本书是1980年他76岁时出版的。他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宣称,他离开欧洲,是因为忍受不了他的同伴都被召唤到敌人的旗帜之下的现实。 [61]
1934年,在德国的“血统和荣誉”的法律范围内,“175”条款进一步加强:“在对男人和男人之间和人与牲畜之间进行违反本性的性行为判罚监禁的同时,也要宣布剥夺其公民权。”这条法律的修改是一个司法委员会于1933年10月开始起草的。徒刑从5年过渡到10年。1934年1月28日,突然又规定,男人相互拥抱、接吻,甚至做同性恋的性幻想,都在法律的打击范围之内。解释的范围危险地扩大了,从鸡奸到明显的身体外部挤压,从同性恋分子到同性恋倾向,从治安调查到流言飞语,以及邻居告密和家族复仇均属犯法。 [62] 因为告密会扩大逮捕的人数,刑讯逼供会增加同性恋者的档案资料,特别是在那些有钱人中间,或者在那些不属于某种社会势力的人中间进行,目的是在他们身上施行不同的压迫。同性恋的脆弱正好可以为其所用。 [63]
文化界是首当其冲的领域。当这个影响力很大的领域应该长期起表率作用的时候,文化事实上处在“衰退”的危险之中。无论如何,这一特殊的清洗行动,应该为国家利益着想,容许有例外。因此,除了明显的现行犯罪行为外,逮捕同性恋的艺术家和作家,必须首先得到希姆莱本人亲自批准,以避免涉及高层保护下的人物,给他们脸上“抹黑”。希姆莱在1937年秋为此专门颁布了一条命令:“所有对性反常的演员和艺术家的抓捕和监禁,都需要事先请求我本人批准,除非当场双双捉住。” [64]
身为演员、摄影家兼舞蹈家的阿尔布雷希特•贝克尔于1935年在柏林被捕,他在1995年作证时说:“我在巴黎的夜总会见过莫利斯•舍瓦利耶,也在‘疯狂牧女"俱乐部遇到过米斯坦盖。如同当时所有的同性恋者一样,我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内向奥斯卡•王尔德的墓碑鞠躬致敬,在回来的路上被捕,罪名是曾经拍摄很多运动员的裸体照片,而那些运动员属于盖世太保或党卫军的编制。他们在我的寓所中搜出了一些使我受牵连的照片。……审讯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一个纳粹分子来到我的面前,很有礼貌地向我致意后,开始对摆在我面前的我的情人们的裸体照片大喊大叫:‘这些人,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一些朋友被监禁、被判刑。我的一个朋友判了一年,而我却被关了三年。”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