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历史上边疆的重要性(1893)
在最近发布的1890年人口普查局局长公告里,有这么几句重要的话:“直到(包括)1880年,我国还有一片待开发的边疆地带,而这片原本无人定居的区域,现在被一些各自为政的定居点所占据,所以已经不能说还有什么边疆了。因此,对边疆范围以及向西拓殖运动等进行的讨论,也不能在人口普查报告中再占据篇幅了。”这则简短的官方声明,宣告了一项伟大历史运动的结束。直至今天,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片自由土地的存在,它的持续萎缩,以及美国拓殖的不断西进,解释了美国的发展进程。
在社会制度背后,在宪法的制定和修正背后,蕴藏着一股极其重要的力量,让这些机构充满生机,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美国社会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一直要不断适应人口膨胀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在移民穿越大陆、改造旷野、让边疆从原始的经济政治状态向复杂城市生活的蜕变进程中发生的。卡尔霍恩 [1] 在1817年说过:“我们很伟大,正在快速地——我要说是可怕地——发展着!”这句话道出了美国生活的一个显著特色。所有的民族都有发展;政治制度的根源理论已经强调得够多了。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只是在有限的区域内发生;如果一个国家扩张领土,就必须应付它所征服了的其他发展中的民族。但是美国的情形不同。如果把视线放在大西洋沿岸,我们也有这种习见的现象,即公共结构在有限区域内的进化,比如代议制政府的崛起;简单的殖民政府分化成复杂的机构;没有劳动分工的原始工业社会进步到制造业文明。而此外,我们在拓殖运动中达到的每一个西部地区,也重复这种进化的过程。由此可见,美国的发展不单是一条直线的前进运动,而是在不断推进的边境线上向原始状态的回归和在该地区的新发展。美国的社会发展不断在边疆从头反复进行。这种不断的重生、美国生活的流动性、西部拓殖带来的新机会以及与简单原始社会的不断接触,培育了支配美国性格的力量。要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即便是冯·霍斯特教授 [2] 等作家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废奴斗争,它之所以在美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因为与西部拓殖运动的关系。
在拓殖进程中,边疆是浪潮的外部边缘——野蛮和文明的交汇点。从边界战争和驱逐印第安人的角度来论述边疆的不乏其人,但它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进行严肃研究的一个领域,一直没能引起重视。
美国边疆与欧洲边疆截然不同,后者是一条设防的边界线,从稠密的人口中间穿过。美国边疆最显著的特色是,它位于自由区域这一边的边缘上。在人口普查报告中,它被视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两人及以上的定居点的边缘地带。这个定义是有伸缩性的,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也不需要严格的定义。我们将把整个边疆地带考虑在内,包括印第安人的村落和人口普查报告中提到的“定居点”的外缘。本论文不打算对这一问题做全面详尽的阐述;目的只是要引起人们对边疆的关注,认识到边疆问题值得大力研究,并提出一些与之相联的问题。
在美国的殖民地开拓中,我们要观察欧洲的生活方式如何进入大陆,而美国又如何调整和发展了这种生活方式,并反过来影响了欧洲。我们早期的历史是对欧洲根源在美国环境下发展的研究。社会制度的学者一直从日耳曼起源的角度来研究美国,几乎没有关注美国自身的因素。边疆是美国化最快速和最富有成效的地带。荒野征服了移民。他初来时,在着装、工业、工具、旅行方式和思维上都是欧洲式的。而荒野把他从火车上拉到了独木舟里;脱下他文明的外衣,给他穿上打猎装和鹿皮靴;让他住在彻罗基人和易洛魁人(北美印第安人的分支)的小木屋里,周围打上印第安人的栅栏。不久,他开始种植玉米,用一根尖木棍犁地;他发出喊杀声,用地道的印第安方式剥下人的头皮。简言之,边疆原始的环境对移民来说太严酷了。他只能接受这个环境提供的一切条件,否则就要灭亡,所以他要适应印第安人开辟出来的地方,循着印第安人辟出的小路前进。他一步一步地改造了荒野,但改造的结果既不是传统的欧洲模式,也不是简单日耳曼发展模式的再现,甚至从最初的现象来看,它也不具备日耳曼式发展的起源特征。事实上,这是一个美国式的新产品。最开始,边疆指的是大西洋沿岸。它从地理位置上的确是欧洲的边疆。越往西推进,边疆的美国特征就越明显。正如一层层堆石是由冰河不断流过堆积而成的一样,边疆的每一次推进,都在它后来的发展上留下痕迹。它发展成一个定居点后,依然保留着边疆的特征。如此说来,边疆的开拓就意味着逐渐摆脱欧洲的影响,和逐渐增强美国的特征。而研究边疆的开拓,研究在这一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人们,以及它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果,就是研究真正的美国历史。
在17世纪,边疆扩展到了大西洋河道的上游,刚刚越过“瀑布线” [3] ,潮水域地区 [4] 成为定居地带。在18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开拓有了新进展。在1725年末,商人们跟随特拉华州和沙瓦尼斯的印第安人来到俄亥俄州。弗吉尼亚州州长斯伯茨伍德在1714年进行了一次探险,越过了蓝岭 [5] 。在1725年末,苏格兰-爱尔兰人和法耳次 [6] 的德意志人,沿谢南多厄河谷向北进入弗吉尼亚州的西部以及南、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地区。纽约的德意志人将他们定居地的边境线推进到莫霍克河上游,建立起德意志州。在宾夕法尼亚州,贝德福德镇是边境线。很快在新河(或者叫康纳华河),在雅德金河源和法兰西布罗德,开始了殖民地的开拓。英国国王1763年的宣言试图阻止边疆推进,宣言禁止在流入大西洋的河流源头之外的地方开拓土地,但这是徒劳。在革命时期,边疆跨过阿勒格尼山脉,到达肯塔基和田纳西,俄亥俄河上游地区便被开发出来。1790年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用一条界线圈定了正在进行土地开拓的区域,它沿着缅因河岸附近,包括新英格兰 [7] (除佛蒙特州的一部分和新罕布什尔州),哈得孙河畔的纽约,莫霍克河上游的斯克内克塔迪,宾夕法尼亚州的东部和南部,弗吉尼亚州跨越谢南多厄河谷的地区,南、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东部。除了这块正在不断开拓的区域外,位于肯塔基、田纳西和俄亥俄的一些小面积区域也在进行开拓,它们和大西洋沿岸地带之间有山脉阻隔,这也赋予了边疆一个新的重要特征。这个区域自成一体,具有了显著的美国特征,它与东部联系对交通设施的需要,引起了国内改革的重要措施,这一点后面将详细讨论。而西部作为一个自觉区域,开始发展起来。
边疆每十年都会有显著的推进。1820年人口普查时,已开发的区域包括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南部和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东南部和路易斯安那州大约一半的区域。这一开发区域环绕着印第安人定居点,如何管理这些部落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当时的边疆位于五大湖沿岸(那里有阿斯特的美国皮毛公司,专做印第安人的生意)和密西西比河以西(印第安人在那里把生意扩展到了落基山);佛罗里达州也具备成为边疆的条件。密西西比河流域是典型的边疆地带。
在这一时期,由于西部河流上轮船航行的日益兴盛,伊利运河的开凿,棉花种植业向西扩展,联邦中加入了边疆新开拓的五个州。格伦德在1836年写道,“美国人普遍倾向于移民到西部荒野,扩张对大自然的统治,这似乎是他们内在固有的扩张力量导致的结果。这种力量不断发动社会各个阶层,将人口的一大部分都送到美国的边疆,为其发展拓展空间。没有源源而来的移民,一个新的州和领地是发展不起来的;所以移民大潮注定会继续,直到出现一个天然的障碍,最终阻止它的发展。”
在19世纪中期,印第安准州 [8] 的东部边界、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所代表的界线,构成了印第安人的边疆。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虽然也具备边疆的条件,但这个时期典型的边疆在加利福尼亚(那里金矿的发现引发了一股淘金热)、俄勒冈和犹他的殖民地。正如之前边疆越过了阿勒格尼山脉,现在它越过了大草原 [9] 和落基山脉;同样地,正如到达阿勒格尼山脉以东的边疆移民引起了交通和国内改革的重要问题,现在落基山脉以西的移民需要通信手段与东部联系,如此便必须开发大草原,发展另外一种边疆生活方式。在政府赠与地 [10] 上修建的铁路,将越来越多的移民送到了远西地区 [11] 。在明尼苏达、达科他和印第安准州,美国陆军进行了一系列讨伐印第安人的战争。
到1880年,殖民地开拓已经推进到密歇根州北部、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遍及达科他河沿岸和黑山区,并往堪萨斯河和内布拉斯加河上游推进。科罗拉多州采矿业的发展将游离的边疆开拓者吸引到这个地区,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也在接收移民。在采矿者的帐篷里和大草原的牧场上,都能看到移民的身影。负责1890年人口普查的局长称(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西部的定居点在这个地区非常分散,因此已经不能再说存在一条划分边疆的界线了。
在这些不断开拓出来的边疆上,我们发现了一些天然的边界线,它们是边疆与非边疆的分界线,并影响了边疆的特征,它们就是:“瀑布线”,阿勒格尼山脉,密西西比河,流向大致从北到南的密苏里河,大约处在西经99度的干旱地带,落基山脉。17世纪标记边疆界线的是“瀑布线”,18世纪是阿勒格尼山脉,19世纪头25年是密西西比河,19世纪中期是密苏里河(向加利福尼亚的移民运动除外),现在的分界线则是落基山脉一带和干旱地带。每块边疆都是通过一系列与印第安人的战争赢得的。
在大西洋沿岸的边疆,人们可以研究殖民地拓殖的根源,它们在接下来的边疆开拓中不断重复。在蛮荒的边疆,移民从复杂的欧洲生活方式急转之下,被迫适应原始条件的简陋。第一个边疆的开拓面临着与印第安人的问题,对公共土地的处置问题,与旧殖民地交往办法的问题,推广政治组织的问题,以及开展宗教和教育活动的问题。前一个边疆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就成为后一个边疆的行动指南。美国学生不需要到“最初的小镇——斯列斯威克”去寻找发展过程中持续性和规律性的实例。比如,他可以从殖民地的土地政策研究现今土地政策的根源;他也可以通过让法令适应不断开拓出的边疆的习俗,看到法律体系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他可以看到在以威斯康星、伊利诺伊和爱荷华为首地区的采矿经验是如何应用到西斯拉山的采矿法上,我们的印第安政策如何在不断开拓的边疆成为一系列试验。每一个新成立的州都从先于它成立的州找到制订宪法的材料。因此,每块边疆都为美国性格的形成作出了相似的贡献,这一点我们之后还会讨论。
除了这许多的相同点,边疆之间由于地域和时间的因素也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显而易见,密西西比河谷以农业为主的边疆与落基山以采矿为主的边疆,自然条件截然不同。大西洋铁路能够通到的、被测绘成许多长方形的、被美国陆军守护的、每天都有移民人口运来补充人口的边疆,与只能乘桦皮船和马匹才能到达的边疆相比,发展速度显然更快,发展方式也截然不同。地质学家耐心地测量古代海洋的海岸,丈量它们的面积,把新的和旧的进行比较。这一工作值得历史学家学习,因为他们也有必要对不同的边疆进行标记,并详加比较。这样不仅能对美国的发展和特征产生一个更加适当的概念,而且对社会历史也会做出非常宝贵的补充。
意大利的经济学家洛里亚曾大力主张研究殖民地的生活方式,以更好地理解欧洲各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他断言,殖民地之于经济科学正如山脉之于发现原始成层作用的地质学。“欧洲徒劳了几个世纪来寻找揭开历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他说,“原来这把钥匙在美国,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却清晰地揭示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句话蕴涵了很多真理。美国的边疆发展史是人类社会史上巨大的一页。我们一行一行地阅读着关于这个大陆的一页,从西部到东部,我们都能找到社会进化的记录。它从印第安人和狩猎开始,继而讲到由于文明的引路者——商人——的出现而造成奴隶制的解体;我们读到对牧场生活方式中农业阶段的记录;读到人口稀少的农业社区开发土地来种植不须轮种的玉米和小麦的情形,读到人口较为稠密的农业定居地从事集约栽培的情形;以及最后出现的建立起城市和工厂的工业组织。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员对这一页的记载是颇为熟悉的,然而我们历史学家对它的利用却远远不够。而对东部诸州来说,这一页是重新写过的。现在的工业州在十年以前却是一片从事集约农业的地区。早些时候这里是一片小麦种植区,而更早的时候,这是一片吸引牧人的“牧场”。因此,虽然威斯康星现在是以发展工业为主,它却是拥有多种农业的一个州。而早些时候,这里几乎是一个完全的“种谷区”,就像现在的北达科他一样。
以上提及的每一个地区都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历史产生了影响;而每一个地区向更高阶段发展时都发生了政治变革。但是宪法历史学家又做了什么适当的尝试来根据这些社会地区及其变化阐明政治事实呢?
大西洋边疆的人口组成是渔夫、皮毛交易商人、矿工、牧牛工人和农民。除了渔业,其他行业都以不可阻挡之势向西部发展。每个行业都穿越大陆向东推进,形成一股连绵不断的浪潮。站在坎伯兰岬口,看文明的队伍直线行进——最前方是走在到盐泉去的小路上的水牛;后面依次是印第安人、皮毛交易商人和猎人、牧牛工人、农民拓荒者——于是边疆就走过去了。一个世纪之后站在落基山脉的南山口,能看到同样的行进队伍,只是中间有很大间隔。由于前进的速度不同,我们不得不把边疆区分为商人的边疆、牧场主的边疆、矿工的边疆和农民的边疆。当矿山和牛圈还在瀑布线附近的时候,商人的运货火车正在穿越阿勒格尼山,而五大湖上的法国人看到英国商人的桦木舟大为惊恐,正在对驻地加强防卫。而当猎人为取得皮毛越过了落基山时,农民还在密苏里河口附近种地呢。
为什么印第安商人速度如此之快地穿越了美国大陆?商人边疆的开拓带来了什么影响?商业是在发现美洲大陆的同时开始的。古代北欧人、维斯普奇 [12] 、韦拉扎诺 [13] 、哈得孙 [14] 、约翰·史密斯 [15] ,都做过皮毛生意。当年英格兰清教徒前辈移民来到普利茅斯,在印第安人的玉米田里安顿下来,他们运回的第一批货物就是水獭皮和木材。新英格兰几个殖民地的历史文献记载,显示了皮毛生意如何稳步将探险活动深入西部蛮荒之地。可以想见,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如此,其他的殖民地更是如此。从缅因一直到佐治亚的海岸,与印第安人的生意开辟了许多河道。商人们利用法国的旧商道一路西进。俄亥俄河、五大湖、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和普拉特河,都在西进的路线上。商人们溯河而上,在落基山脉找到通道,从而才有了后来的刘易斯和克拉克 [16] 、弗里蒙特 [17] 和彼德维尔 [18] 。西进运动发展如此迅速与商人对印第安人产生的影响息息相关。这种贸易的结果是,没有武器的部落必然是受到购买了火器的人的摆布的——这是易洛魁部族的印第安人用鲜血写下的一条真理,因此,那些偏远和与世隔绝的部落也热烈欢迎商人的到来。拉萨勒 [19] 写道:“那些野蛮人对待我们这些法国人比对待自己的孩子还要好些,因为只有从我们这里他们才能得到枪支和商品。”这也解释了商人势力之大和他西进速度之快的原因。就这样,使文明解体的力量进入了荒野。每一条河谷和印第安人辟出的小路都成为印第安社会的一条裂缝,使这个社会逐渐变得如蜂巢一般。远在拓荒的农民登场之前,原始的印第安生活方式已经消失了。农民们见到的印第安人都带着枪支。商业边疆通过枪支买卖,让印第安部落最终依存于白人,一步步削弱了印第安人的力量,同时也增强了印第安人抵抗农业边疆的力量。法国人的殖民是以商业边疆为主导的,而英国人的殖民是以农业边疆为主导的。这两大边疆的对立正如英法两国的对立一样。迪凯纳 [20] 对易洛魁人说道:“你们难道不知道英格兰国王和法国国王的不同吗?去看看我们法国的国王修筑的堡垒,你们就知道,在堡垒的高墙下你们依然可以狩猎。这些堡垒建在你们常去的地方,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利益。而英国人呢,占领了一个地方,就立刻把猎物赶跑。他们一边前进,一边砍伐森林,剩下光秃秃的土地,让你们找个搭棚过夜的地方都很难。”
然而,尽管商业边疆和农业边疆有这种利益冲突,但与印第安人的贸易却为文明开辟了道路。水牛踏成的小路成为印第安人来往的小路,后来变成商“路”;小路拓宽变为马路,马路变为公路,公路后来又变成铁路。南方、远西地区和加拿大自治领的铁路——其起源莫不如此。这些小路通向的贸易站都建在印第安人的村落(这些地方一直以来就是天然场所);这些贸易站控制着全国水利系统,逐渐发展成为诸如奥尔巴尼、匹兹堡、底特律、芝加哥、圣路易斯、康瑟尔布拉夫斯和堪萨斯城这样的城市。所以,美国的文明循着地质学构成的道路干线,像涨潮一样源源而至,直到最后土著交往的小路被拓宽,交织成像迷宫般复杂的现代商业线路;荒野不复存在,成为文明的日益增多的道路交织穿过的地方。这就好比在这片原本单纯、迟钝的大陆上渐渐发育出一个复杂的神经系统。如果有人想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些各自为政的州的聚合体,他必须要研究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从蛮荒的环境发展到今天,其中蕴藏着可供进化论者研究的课题。
印第安人的边疆在我国历史上作为一个巩固因素,它产生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从17世纪末开始,殖民地间的联合会议多次召开,旨在商讨与印第安人的相处政策及建立共同防线的问题。在没有印第安人边疆的殖民地,自主独立政策占主导地位。而印第安人的边疆像一条纽带一样贯穿西部边境地带。印第安人是殖民者面临的共同威胁,要求各殖民地统一行动。这些会议中最著名的是1754年召开的阿尔巴尼会议,旨在商讨对抗六族联盟 [21] 的对策,并制定共同行动计划。大略读一下大会行动纲领就可以看出边疆的重要性。大会和与会官员的权力主要在于,决定与印第安人是和是战,制定与印第安人的贸易政策,购买印第安人土地,建立和管理新定居地以防御印第安人。显然,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各殖民地之所以能形成统一战线,是因为有之前管理边疆时的合作所奠定的基础。从这一联系中,可以看到边疆的重要性,从那时到现在,它作为一所军事训练学校,使得抵抗侵略的力量蓬勃生长,发扬了边疆拓荒者英勇无畏的性格和艰苦奋斗的品质。
限于本篇论文的篇幅,不能把其他边疆在美洲大陆上的踪迹一一阐明。18世纪的旅行者能够在南方的甘蔗丛和长着野豌豆的牧场上发现“牛栏”,“牛倌”将牛群赶往查尔斯顿、费城和纽约。1812年战争 [22] 结束时,旅行者能遇见1000多个牛和猪的畜群,它们从俄亥俄州腹地来,赶去宾夕法尼亚州放牧,等养得膘肥体壮后送往费城的市场。大草原的山地上,有牧场、牛仔和过着游牧生活的居民,昨天如此,今天依然如故。卡罗来纳州牛栏的经验为得克萨斯州的牧场主提供了借鉴。一个有助于牧场主的边疆迅速扩张的因素是,在缺乏交通设施的偏僻乡村,产品一定要容易运输,或者必须能够运输,这样牧场主才能容易地把自己的畜群赶往市场。这些大牧场对当地后来的农业史所产生的影响,应该加以研究。
人口普查报告中的地图显示,农业边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已开发的土地和蛮荒之地犬牙交错。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印第安人的抵抗,部分是由于河谷和隘口的位置,另外一部分是由于具有吸引力的边疆各中心力量不均等。而重要的具有吸引力的中心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肥沃且地理位置优越的土地、盐泉、矿藏和军事驻地。
边疆的军事驻地,本是为保护移民免受印第安人的骚扰设立的,结果像一把楔子劈开印第安人的区域,成为定居地的中心。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政府为确定殖民地开拓路线而进行的军事行动和远征探险。但所有重要的远征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最早的开路者、印第安向导、零售商人和皮毛商人、运送毛皮的法国船夫,他们是自刘易斯和克拉克时代起,政府组织的远征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次远征都是西进运动以前各种因素的缩影。
在一本引起关注的专著中,维克多·黑恩追溯了盐对于早期欧洲发展的影响,并指出它是如何影响了殖民地开拓路线和政府管理形式。对于美国的盐泉也可以进行相似的研究。早期的移民因为需要盐,都住在海岸一带,不敢远离,因为没有盐他们就无法腌制肉类和过舒适的生活。斯班根堡主教在1752年提到他替一个殖民团在北卡罗来纳州寻找土地时,这样写道:“他们需要盐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因为这些东西他们既无法生产又不能饲养。所以他们要么到300英里远的查尔斯顿去……要么到詹姆斯河支流弗吉尼亚的柏林站区,那个地方距此也有300英里……再不然就顺罗阿诺克河而下——我不知道它距此多少英里——那里的盐是从恐怖角运上来的。”这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每年到海岸一带运盐就成为必需的了。早期的殖民者在每年的播种时期过后,带着畜群或皮毛,还有人参的根茎,成群结队地来到海岸。由于这几乎是拓荒者了解东部情形的唯一方式,所以产生了重要的教育性影响。但是随着盐泉在卡诺瓦河、霍尔斯顿河、肯塔基和纽约中部的发现,西部开始摆脱对海岸的依赖。盐泉的发现,是使得移民们能够翻越群山的部分原因。
从拓荒者离开海岸翻越崇山峻岭后,一种新的美国生活方式开始形成。西部和东部开始失去联系。从海边徙居山上的移民与后方保持着联系,存在着休戚相关的联系。但是那些翻过山的人们变得日益独立。东部对美国的向西拓殖存在偏见,几乎对这些人置之不顾。肯塔基和田纳西的历史记录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东部开始试图制止和限制向西的拓殖。尽管韦伯斯特 [23] 声明在他的政策里没有阿勒格尼山脉的问题,但在一般的政治主张中阿勒格尼山脉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野兽将猎人和商人带到了西部,草场将牧场主带到了西部,河谷和高草原的处女地把农民吸引到西部。农业边疆最持久的吸引力所在就是肥沃的土地。弗吉尼亚人在殖民时代早期,出于对土地的渴望,顺流而下到了卡罗来纳;马萨诸塞人为寻找沃土来到宾夕法尼亚和纽约。东部的土地被全部占领后,移民大潮由东到西,滚滚而去。丹尼尔·布恩 [24] 这位伟大的边疆开拓者,会打猎、经商、饲养牲畜、种地和勘探,他很可能从商人处得知亚德金河上游(这是商人进入印第安人的地区时惯常休息之处)土地肥美,于是和父亲一起离开宾夕法尼亚的家,由大谿谷而下,到达亚德金河。后来,他从一个商人那里了解到肯塔基有大量的猎物和丰美的牧场,便充当了农民的开路先锋,进入到这个地区。他从那里又到达密苏里的边疆,在此定居下来,他的定居点很长时期都是边疆的界标。在这里,他又一次为文明开辟了道路,发现了动物舐食岩盐的盐渍地、道路和土地。他的儿子是最早在落基山的山道为取得皮毛而捕兽的人,据说这个儿子和他的伙伴是第一批在今天的丹佛宿营的人。他的孙子——科罗拉多的布恩上校——在落基山脉的印第安人中颇有影响力,曾被政府任命为印第安事务总督。基特·卡森 [25] 的母亲就是布恩家族的人。如此一来,布恩家族就成为边远居民横跨大陆向西拓殖的一个缩影。
农民的西进像一波一波的浪潮,滚滚而来。在佩克于1837年在波士顿出版的《新西进指南》中,有下面一段引人深思的文字:
“一般说来,向西部拓殖的移民可分为三大人群,他们像海浪一样,前浪推后浪,滔滔而来。最先到来的是拓荒者,他主要依靠植物生长和打猎所得,来维持一家生计。他使用的农具很简陋,大多是自己做的,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一季庄稼的收成和‘蔬菜地’上。‘蔬菜地’是一个简陋的菜园子,种有卷心菜、豆类、嫩玉米、黄瓜和土豆。对他来说,有个小木屋住,偶尔有个马厩和玉米穗仓库,一块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十几英亩的土地——就已经足够了。他是否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他是目前的土地占有者,无需交租金,和‘庄园主’一样感觉独立自主。只要有一匹马、一头牛、一两头小猪崽,他带着家人走进森林,就成为一个新的村落甚至是一个州的创立者。他建造起小木屋,找几个兴趣和习惯相近的家庭搬来做他的邻居,然后开始占领土地,一直到土地初步得到开垦,猎物越来越少,或者更经常的情形是,他的邻居越来越多,道路、桥梁和田地让他感到苦恼,因为他没有土地可占了。先购权 [26] 的法律让他可以将自己的小木屋和玉米田卖给下一拨移民。然后他利用手里的本钱,‘披荆斩棘进入密林’,‘将新的财产再次变卖’,或者移民到阿肯色或者得克萨斯,将上述过程重新来过。
“后来的这拨移民购买了土地,将田地一块一块连接起来,修路、架桥(简陋的桥)、造屋(带玻璃窗户和砖石烟囱),偶尔种植果树、修建磨坊、学校和法院等,描绘出一幅简单、朴素、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图景。
“另一个浪潮卷来了。企业主资本家来了。当地人乐于利用资产升值的机会变卖家产,往西部腹地挺进,自己也成为企业主资本家。小村庄发展成为宽广的城镇或城市;宏伟的砖造建筑、宽广的田地、果园、花园、大学和教堂出现了。细平布、丝绸、宽边草帽、绉绸,以及各种各样的精致品、奢侈品、优雅品、装饰品和时尚品都流行起来。就这样,前浪推着后浪,滚滚向西流去;真正的‘黄金国’ [27] 还在远处。
“前两大人群中有一部分人在大迁移中始终留在原地,他们改进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条件,逐步提高了社会地位。
“笔者曾在第一类人群——真正的拓荒者——中获得很多见闻。并且和第二类人群在一起相处过很多年;现在第三拨浪潮正在席卷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密苏里的大部分地区。迁移在西部几乎成为一个习惯。可以找到几百个男子,他们虽然还不满五十岁,却已经是第四次、第五次甚至第六次在一个新的地方定居下来。将全部家当变卖后搬走,哪怕搬到不过几百英里远的地方,这是边疆居民的一种生活习惯。”
除了那些出于对冒险的热爱而迁移的农民拓荒者,其他一些更稳定的农民为什么也向西迁移,这也容易理解。显然,是边疆廉价的土地吸引了移民,甚至当地的农民也强烈地感受到廉价土地的影响。农民赖土地为生,因为不是轮种,收成一年年减少,而政府此时以极低的价钱向他们出售边疆未开垦的土地。家庭人口的增多,使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而这里的土地价格昂贵。相比之下,大草原的土地取之不尽、廉价且容易开垦,这让农民们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到西部的新边疆继续开垦土地,要么从事集约农业。189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在西北地区,许多郡都出现了绝对或相对的人口下降。它们所在的州一边派农民到大平原上开拓边疆,一边让农民开始从事集约农业和制造业。在这之前十年,俄亥俄州也经历了同样的过渡阶段。就这样,对土地的需要和对荒野自由的热爱,将边疆进一步往前推进。
前面我们主要从边疆本身入手,对不同种类的边疆以及它们各自的推进方式做了概述,下面我们要阐述这对于东部和旧世界 [28] 的影响。这里我仅快速列举一下一些比较显著的影响。
首先,我们注意到,边疆让美国成为各民族的大熔炉。海岸一带的居民主要是英国人,但后来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潮水般涌向了自由土地。这是殖民地时代早期的情形。殖民地时期边疆的主要人群是苏格兰-爱尔兰人和法耳次的德意志人,或者“德裔宾州人” [29] 。另外,还有一些获得自由的契约奴隶,或者无票乘船的赴美移民 [30] ,他们在服役期满后也来到边疆。弗吉尼亚州州长斯伯茨伍德在1717年写道:“我国边疆的居民主要是运到这里来的奴隶,他们获得自由后,便定居下来,开垦土地,不必付出太多劳动就能维持生计。”通常来说,那些做仆役偿还船资的移民都不是来自英国。在边疆这个大熔炉里,移民们被美国化,得到解放,融合成一个混杂的民族,这个民族既没有英国的民族性,也没有英国的特征。这一进程从殖民地早期一直持续到今天。18世纪中期的作家如伯克都认为,宾夕法尼亚州“面临在语言、习惯,甚至是性情上都全盘异化的威胁。”在南方的边疆,德意志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的影响也相当大。19世纪中期,德意志人在威斯康星州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它著名的政论家希望通过将移民集中起来,建立一个脱离联邦的德国州。这类例子也提醒我们注意,不要因为美国人都说英语,就错误地得出美国人的祖先也都是英国人这一结论。
开拓边疆也以另一种方式减少了我们对英国的依赖。海滨地区——尤其在南方——的工业缺乏多样性,所以大部分日常用品都靠英国供应。在南方甚至连食品都依赖北部殖民地供应。18世纪中期,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格兰写道,“我们与纽约和费城的交易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它们榨干了我们从别处筹来的所有零钱和钞票,来购买它们的面包、面粉、啤酒、火腿、熏肉等产品。如今,除了啤酒外,其他产品我们的新城镇都可以供应,这些新城镇的居民是一些非常勤劳、生意兴隆的德国人。这样无疑减少了船舶数目,影响了我们的贸易,但远没有对我们的利益构成损害。”不久之后,边疆的发展开始需要商人。随着边疆从海岸向内陆日益推进,英国越来越不可能直接把货物运到消费者的码头,然后运走主要的农作物。有一段时间,主要农作物的种植被多种农业经营所替代。当我们看到边疆的发展如何刺激了沿海城市——如波士顿、纽约和巴尔的摩——与华盛顿所谓的“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的广泛而宝贵的贸易”相竞争,就知道这段时期边疆对北方造成的影响是多么大了。
使国民政府发挥最大力量,并对政府活动产生最大影响的立法,是在边疆影响下进行的。著书立说者将关税、土地、国内发展都作为奴隶制度的附属问题来讨论。但如果正确看待美国历史,就会发现奴隶制度只是一个小插曲。从19世纪上半叶末期到南北战争结束,奴隶制上升为首要问题,但绝不是唯一的问题。但这并不能证明冯·霍斯特教授(仅举一例)论述我国宪法历史的方式是合理的,在《美国制宪史》中,他只用了一卷的篇幅来论述从宪法形成初期直到1828年的制宪史,却用了整整六卷来论述从1828年到1861年的奴隶制历史。民族主义的发展和美国政治制度的进化,是与边疆的推进休戚相关的。即使是近代的作家如罗德斯,他在《1850年妥协案以来的美国史》中,也将由西进运动引起的立法看做是奴隶制斗争的附属事件。
这是个错误的视角。因为拓荒者需要沿海地区的商品,一系列关于国内改革和铁路的法律便开始制定,并对国有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争论围绕国内改革展开,其中便讨论了一些重大的宪法问题。在选举中出现了地方团体,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意义重大。随着西进运动日益深入,自由解释宪法的情形增加了。但是西部并不满足于工厂变农场。在克莱 [31] ——“西部的哈里”——的领导下,保护性关税法案获得通过,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农场变工厂”。公共土地的处置,成为边疆影响下国家立法的第三大重要议题。
国有土地的所有权曾是国有化和政府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有土地州和无土地州 [32] 之间的斗争,以及1787年的西北土地法令,它们造成的影响无须讨论。从行政方面讲,边疆促成了全国政府的某些最高尚和最具生气的活动。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也许是美国共和国史上的立法转折点,因为它一方面为国民立法开辟了新领域,另一方面为消灭严格解释宪法的政策提供了机会。而购买路易斯安那州是边疆的需要和需求促成的。当边疆各州纷纷加入联邦,国家的力量于是大增。拉马尔在卡尔霍恩纪念碑落成的典礼上致辞道:“1789年,各州是联邦政府的创立者;1861年,联邦政府是大多数州的创立者。”
当我们从公共土地的出售和处置的角度来考虑国有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时,就再次要面对边疆问题。美国的土地处理政策与欧洲的科学管理体制形成鲜明对比。让国有土地成为税收来源,不让移民获得土地所有权以保证定居地住满人口,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尽管东部又妒又怕,但在边疆居民的要求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约翰·昆西·亚当斯不得不承认:“我建立的行政体制,为的是让国有土地成为持续的国内改革永不枯竭的资金来源,而它已经失败了。”原因很明显,西部需要的不是行政体制,而是土地。亚当斯这样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南方的奴隶主以西部土地行贿,换得了西部诸郡的合作,一方面舍弃本身的一部分公有财产送给新成立的西部诸州,另一方面帮助他们千方百计把所有土地都拿到手。作为克莱先生的美国体制的替代品,这个体制是由汤姆斯·本顿 [33] 创立的,他本人也取代克莱成为西部顶尖的政治家。克莱先生也抛弃了自己的美国体制,与卡尔霍恩先生达成了关税妥协案。于此同时,他提出将出售公共土地的所有收入分配给联邦诸州的议案。这一议案在国会的上下议院都获得通过,但被杰克逊总统否决了,在1832年12月的年度咨文中,杰克逊总统正式声明,所有公共土地都应该无偿赠与冒险家个人和土地所在的各州。”
“在呈送给历届国会的所有议案中,没有一个比得上这个关于公共土地处置的议案重要。”亨利·克莱说。考虑到政府的土地政策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应该会同意他的说法。但这一法律是在边疆的影响下和西部政治家如本顿和杰克逊的领导下制定的。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司各特在1841年说道:“我认为先购权的法律不过是移民的习惯法或普通法而已。”
可以有把握地说,与土地、税收和国内改革有关的立法——主张土地国有化的辉格党 [34] 的美国体制——是以边疆的主张和需求为转移的。但是,边疆与沿海地区地方主义的对抗不仅仅是通过立法行动。边疆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特征也与地方主义水火不容。边疆的移民与中部地区更为相像,而不是南方或北方。宾夕法尼亚州是边疆移民的策源地,那里的移民沿着大谿谷进入弗吉尼亚州西部和南、北卡罗来纳州,但是这些来自南方的边疆移民所发展的工业社会一直都与中部地区更为相像,而不是南方的潮水域地区,后来,南方潮水域地区将它的工业形式发展到整个南方。
中部地区通过纽约港,可以通向全欧洲。南方潮水域地区的居民是典型的英国人,因为热带气候和体力劳动有所改变,在大种植园过着贵族式的生活;新英格兰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英国运动——清教主义。与上述两个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英国特征更加弱化。这里是一个多民族的大融合,社会生活多种多样,当地政府采用的是城郡混合体制,经济生活多样,宗教派系繁多。简言之,这是一个介于新英格兰和南方,以及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地带。它代表了现代美国呈现出的多民族特征,代表了非英国人群体的并列存在,这些非英国人通常占据一个河谷或一小块定居地,其种类之多极像欧洲地图。中部地域的特点即使不能说是美国的,也是民主的和非地方主义的;这里的居民“平和,宽容,满足”,物质富裕的观念根深蒂固。这里是现代美国的典型缩影。中部地区的地方主义是最少的,不仅因为它位于南方和北方之间,而且因为它的边疆和定居地之间没有障碍,加上水利系统完备,它既是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过渡,又是南方和北方之间的过渡。所以,中部成为了典型的美国地区。即使是新英格兰人,因为和边疆之间隔着中部地区,在西进运动中一直跟在纽约或宾夕法尼亚州身后,他们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在途中也丢掉了。
棉花种植业传入南方腹地,最终打破了潮水域地区和南方其他地区的差异,将南方的利益与奴隶制度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进程显露出影响之前,与宾夕法尼亚州在人群、社会和工业上都相似的南方西部,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抛弃先父们的信念,推行国内改革立法和民族主义。在1829年至1830年举行的弗吉尼亚修宪会议上,来自切斯特菲尔德郡(潮水域地区的一个郡)的代表利先生这样说道:
“促成这次大会召开的一个主要不满因素,是一种对国内改革过于自信的热情,这种热情让我们抛弃对先父事业的崇敬,教我们蔑视亨利、梅森和彭德尔顿的观点,让我们放弃对州的合法权威的尊敬。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来自西部的绅士跟我公开说过很多次。让我来告诉来自阿尔比马勒的绅士(戈登先生),进行革命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推翻州权的学说(弗吉尼亚州一直是这一学说的主要支持者),并通过重组州议会,将弗吉尼亚州也拴在联邦政府的大车上,扫除弗吉尼亚对联邦政府干涉国内改革设置的障碍。”
西部的这种土地国有化趋势,使杰斐逊的民主变成了门罗 [35] 的国家共和主义和安德鲁·杰克逊 [36] 的民主。1812年战争时期的西部,克莱、本顿和哈里森 [37] 以及安德鲁·杰克逊时期的西部,由于中部诸州 [38] 和群山的阻隔同海滨地区断绝了联系,它本身基于国家化的趋势团结一致起来。北方和南方在“河流之父” [39] 流过的地方汇合,融为一个国家。移民大潮继续在各州间稳步进行,这是一个思想与制度相互交流的进程。这句话的真理并没有因为西部边疆各地区在奴隶制上的激烈斗争而减少,反而证明了这句话的真理。奴隶制是一个顽固的地域性特征,但是在西部它就不是地域性的了。一个最伟大的边疆开拓者曾说过:“我相信联邦政府决不会永久容忍半奴隶制半自由的状态,一方最终会压倒另一方。”没有什么比国内交往更能促进民族主义发展。人口的流动性使地方主义走到尽头,西部边疆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人口流动。边疆发展产生的这一结果,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大西洋沿岸,甚至是旧世界。
但是边疆最重要的影响是促进了民主在美国和欧洲的发展。我们之前提过,边疆是个人主义的发源地。在蛮荒的边疆,复杂的社会形式突然退化为一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原始组织。这一趋势是反社会的。它让人们抵触外界的控制,尤其是任何直接控制。征税者被视为压迫的代表。奥斯古德教授曾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指出殖民地普遍存在的边疆环境是解释美国革命的重要因素,在那里,个人自由和强有力政府的缺位,有时竟会混为一谈。这同样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在邦联时期 [40] 很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边疆的个人主义从一开始就对民主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联邦 [41] 成立的第一个二十五年加入的边疆诸州,都是带着民主选举的规定加入的,并且对旧州产生了重大影响,把旧州的移民吸引到那里。扩大选举权成为必要的了。西部 的纽约在1821年纽约州的立宪会议上,迫使大会通过了扩大选举权的提案;而西部 的弗吉尼亚则迫使潮水域地区在1830年修订的宪法中加入一个比较广泛的选举条款,让边疆地区获得与潮水域地区的贵族社会比例相当的代表制。作为国家一股有效力量的民主之兴起,与杰克逊和威廉·亨利·哈里森领导下的西部占优势一起出现,宣告了边疆的胜利——包括它一切优劣因素都在内。在前面提到的弗吉尼亚宪法会议的辩论上,对边疆1830年的民主情况有一个有趣的例证说明。一位来自弗吉尼亚西部的代表说道:
“但是,先生,这位绅士恐惧的不应该是西部人口的增加,而是山地的烈风和西部的习惯赋予西部移民的那种能量。他们获得了新生,先生,我指的是政治上。他们很快成为了 劳动的政治家 。而先生, 一个口头的政治家和一个劳动的政治家 ,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弗吉尼亚州一直以盛产人才而著名,其中有伟大的演说家,卓越的政策方面的形而上学理论家,以及能够将最深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条分缕析的人。但是,当他们在家里的时候,或者从国会回来的时候,有黑奴打扇伺候他们入睡。但是从宾夕法尼亚、纽约、俄亥俄或者西部弗吉尼亚来的一个政治家,他虽然在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修辞学上都远逊于来自旧弗吉尼亚的政治家,却有这样一个优势,那就是,一回到家,他会脱掉外套,拿起锄头。而先生,这给了他骨头和肌肉,让他保持了他的共和主义原则的纯洁性。”
只要自由土地存在,发挥能力的机会就存在,而经济实力决定了政治实力。但是这种从自由土地产生的民主,打上了深刻的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的烙印,不见容于行政经验和教育,使个体自由脱离了合理的范畴,这种民主既有其利,也有其弊。美国的个人主义导致政治事务上的松懈,这使得政党分肥制 [42] 和所有由于缺乏高度发展的公民精神而造成的明显罪恶成为可能。在这方面也可以看到边疆环境对商业信用缺乏、滥发纸币和骗人银行产生的怂恿性影响。货币的许多最坏的样式就是从殖民地时期的边疆和革命时期的边疆产生的。1812年战争时期的西部重现了那个时期边疆出现的现象,1837年危机时期出现的投机倒把和骗人银行,在西部新州的新边疆地带也出现了。所以,财政制度不完善的每一个时期,都与新一轮边疆社会出现的时期相吻合,并大都发生在边疆相继开拓出来的地区。最近发生的平民党 [43] 运动就是一个例子。许多州现在都拒绝与平民党的主张发生联系,但却坚持平民党在早期发展阶段的那些思想。我们不能期待原始社会理解发达社会中商业利益的复杂性。这些地区的不断出现的纸币风潮事件是另一个例子,证明边疆可以作为美国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单独加以研究 [44] 。
东部一直都对边疆无序推进所产生的后果感到担忧,并试图抑制和引导它。英国政府曾企图将移民运动控制在大西洋支流的上游,允许“野蛮人安静地享受他们的沙漠,以免皮毛贸易衰落。”对此伯克有以下一段精彩的抗议:
“如果政府不再赠与土地,后果是什么呢?移民将自行占领土地,他们在很多地方已经这么做了。你不可能在沙漠的各个地方都派部队驻防。如果你把人们从一个地方赶走,他们会赶着牛羊迁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年复一年的耕作。边疆地带的许多人已经不再留恋个别的地点。他们已经越过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从山上望去,在他们眼前伸展开来的是一望无垠的平原,和广阔、丰美、平坦的草地;这是一个500英里见方的广场。他们会在这片土地上无拘无束地游荡,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并很快忘掉那个抛弃他们的政府,变成像英国鞑靼人那样的部落;他们像一队勇猛的不可阻挡的骑兵般蜂拥而至,来到你们未设防的边疆,将你们的总督、参事、税吏和监督以及隶属于他们的所有奴隶控制在自己手中。这将是企图把上天‘增加并繁衍’的旨意作为罪恶行径进行镇压在不久以后会产生的影响;这就是硬要将上帝明文赐给人类儿女的土地作为野兽巢穴将会带来的可喜结果。”
然而,想要抑制边疆推进并引导其命运的,并不只是英国政府。弗吉尼亚的潮水域地区和南卡罗来纳州也不公正地对殖民地选区重新划分,以使海岸选区在议会中占优势。华盛顿要求西北地区的移民一次拓殖一个州;杰斐逊希望把他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州北纬32度的地域保留下来,用来和印第安人交换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定居地。“当我们在这一边住满了人,”他写道,“就可以在西岸从上游到下游划分一系列的州,在繁衍人口的同时让每一个州都住满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州地来拓殖。”麦迪逊甚至跟法国公使说道,美国看到人口在密西西比河西岸蔓延并不高兴,反而感到恐惧。在1824年辩论俄勒冈问题时,来自弗吉尼亚的史密斯提出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划一条永不改变的界线,作为美国在东部旧州和西部新州外界的边界,他抱怨说海岸一带诸州因为将太多土地投放市场,其人口精华因为外流而枯竭了。即使是对西部发展有着最深远眼光的汤姆斯·本顿,在他政治生涯的这一阶段也宣称,应该沿着落基山脉“划出美国西部的边界线,让传说中的界标之神忒尔弥努斯的雕像矗立山巅,永远不倒。”但是,划定边界,限制土地买卖和拓殖,以及剥夺西部应享有的政治权利——所有这些企图都是徒劳的。边疆的拓殖依然稳步推进,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也随之发展,有力地影响了东部和旧世界。
东部对边疆管理做出的最有效的努力,是通过教育活动和宗教活动来进行的,这些又是通过各州之间人口的迁移和有组织的团体来进行的。莱曼·比彻博士 [45] 在1835年的演讲中说道:“很显然,我们国家的宗教和政治命运都将在西部决定。”他指出,西部的人口“从联邦诸州和欧洲诸国聚集,像洪水一样喷涌而来,他们要求那些训练头脑、启迪心灵的道德捍卫制度立即普遍地建立起来。而他们的观念和习惯千差万别,彼此了解不深,西部的定居点又分散,因此无法形成一种共同情感来立即按照法定程序建立起一套必需制度。但是人们都刻不容缓地需要这些制度,而且是最完善和有效力的制度。一个国家在‘一天内诞生出来’……但如果西部的发展很快达到气势煊赫的地步,而那些对人们思想和良心的形成非常必要的制度迟迟未能建立,西部会是什么样子呢。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不管西部变成什么样子,东部的每一个人都不应觉得平安无事,并梦想独立自主……因为她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比彻博士在呼吁新英格兰拿出良心的同时,还提醒了一个使之恐惧的情况,即其他教派会走在新英格兰教会的前面。于是,新英格兰的传道者和学校教师在西部留下了足迹。新英格兰一方面害怕西部会脱离她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另一方面也同样害怕西部会脱离她的宗教。1850年,《国内布道》杂志的编辑在评论一篇报道移民快速深入威斯康星州以北的文章时,写道:“对于移民的深入我们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伤。虽然我们支持一切使我们国家的物质资源和财富增加的活动,但我们不能忘记,随着移民向偏远地区的日益深入,主的恩惠的影响也相对越来越小了。”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国内布道会和西部的高等院校建立起来了。正如海滨诸城市(如费城、纽约和巴尔的摩)都极力想掌控西部的贸易一样,各个教派也在争夺对西部的控制权。就这样,从新英格兰来的一道文化河流灌溉了西部的土地,使其日益丰饶起来。其他地区也派来了他们的传教士,但是真正的斗争发生在各个教派之间。边疆的流动性让各教派不断争夺权力、扩张地盘,这一定对美国宗教组织的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边疆小镇上敌对教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边疆的宗教特征也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需要加以研究的一章。
从边疆的生活方式中,产生了有着重大意义的文化特征。从殖民地时期以来,到各边疆旅行的人撰写的著作中,描述了某些共同特征,虽然它们现在不突出了,但是作为一种遗风,即使在发展到更高级的社会阶段后,仍然在它们的发端地继续存在。结果是,美国思想的显著特征都要归于边疆。精明、好奇加上粗犷、坚强的性格;讲究实际、有创造性和善于随机应变的头脑;对物质财富的敏锐嗅觉,虽然缺乏艺术性,但对目标一击即中;不知满足的、精力充沛的能量;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为善为恶全力以赴;以及与自由相伴而生的乐观和热情——这些是边疆的特征,或者说是由于边疆的存在,别的地方才有的特性。从哥伦布的舰队驶进新英格兰的水域时起,美国就是机会的代名词,美国人从这种不断扩张中获得了自己的特性,这种扩张不仅是自由的,而且甚至是强加于他们的。如果有谁宣称美国人的扩张特性现在已经完全消亡,他一定是个轻率的预言家。边疆的扩张曾经是这种扩张的有力事实,除非这种训练对一个民族没有影响,否则美国人会继续要求一个更广阔的发挥天地。但是自由土地这种礼物他们是不会再得到了。在边疆,习俗的纽带暂时中断了,毫无节制的情形占了上风。那里没有“纯净的心灵”(tabula rasa ) [46] 。美国的环境让人难以应付,它傲慢地要求人们适应它;那里的做事方式也一直传承下来;然而,虽然环境如此,习惯如此,每个边疆都提供了一片充满机会的天地,一扇逃离历史束缚的门,伴随边疆而生的是一种新鲜感,一种自信,人们可以蔑视旧社会,厌恶它的束缚和思想,漠视它提供的经验。地中海之于希腊人,是中断了习俗的纽带,提供了新的经验,引起了新的制度和特殊活动的产生,而边疆的开拓之于美国,之于更遥远的欧洲诸国,则更是如此。而在发现美洲大陆后四个世纪和宪法公布后一百年的今天,边疆消失了,美国历史的第一个时期也随之拉上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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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 1782-1850):19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卓越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译者注
[2] 赫尔曼·冯·霍斯特(Herman Eduard von Holst, 1841-1904):德裔美国历史学家,著有《美国制宪史》(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America )。——译者注
[3] 瀑布线(fall line):美国大西洋沿岸平原借助阿巴拉契亚山脉流下来的河道短而水量充足的河流进行排水,当这些河流穿过皮德蒙特时,形成了“瀑布线”,被用来发电。——译者注
[4] 潮水域地区(tidewater region):指南部殖民地包括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沿海岸线广阔的平原地带,海湾曲折,空气湿润,土壤肥沃,潮水不时冲洗,故名。——译者注
[5] 蓝岭(Blue Ridge):美国东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部分。——译者注
[6] 法耳次(Palatine):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南部一地区。——译者注
[7] 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六州,包括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缅因州。——译者注
[8] 印第安准州(Indiana Territory):19世纪初期美国政府强迫印第安人定居的区域,在今俄克拉何马州。——译者注
[9] 大草原(Great Plains):位于加拿大中西部,向南与美国境内的山麓高原连成一片。——译者注
[10] 政府赠与地(land grant):指政府无偿赠与公路、铁路、农业院校、州立大学等使用的土地。——译者注
[11] 远西地区(Far West):现指落基山至太平洋沿岸的地区;历史上曾指今美国的中西部,尤指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译者注
[12] 阿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us, 1454-1512):意大利商人和航海家,确认新发现的大西洋以西的陆地不是亚洲部分而是一个新大陆,后以其命名为America。——译者注
[13] 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ano, 1485-1528):意大利航海家、探险家,发现纽约湾、纳拉甘西特湾[1524]的第一个欧洲人,在最后一次航行[1528]中到达瓜法罗普岛,被土人杀死并吃掉。——译者注
[14] 亨利·哈得孙(Henry Hudson, 1565-1611):英国航海家、探险家,四次远航探寻通过北冰洋到达亚洲的航道,因船员叛乱,被置一小船上漂流失踪,今哈得孙河、哈得孙湾等均以其姓氏命名。——译者注
[15] 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 1580-1631):英国探险家,北美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殖民地主要创建者,后任殖民地总督[1608],曾航行到新英格兰[1614],著有《新英格兰记》等。——译者注
[16] 刘易斯和克拉克:美国陆军的梅里韦瑟·刘易斯上尉(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少尉(William Clark),由他们做领队进行了美国国内首次横越大陆西抵太平洋沿岸的往返考察活动。该活动是由杰斐逊总统发起。——译者注
[17] 弗里蒙特(John Charles Fremont, 1813-1890):美国西部探险家,绘制中西部地图,征服并开发加利福尼亚,为淘金富翁,反奴主义者,曾被新共和党题名为总统候选人[1856]。——译者注
[18] 彼德维尔(John Bidwell, 1819-1900):美国边疆拓殖者,于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河支流费瑟河发现金矿,并在契科城建立牲畜农场。——译者注
[19] 拉萨勒(La Salle):法国探险家。——译者注
[20] 迪凯纳(Abraham Duquesne, 1610-1688):法国海军军官,曾任瑞典海军上将,回法国后忠于王室,曾两次击败西班牙、荷兰联合舰队。——译者注
[21] 六族联盟(Six Nations):北美印第安人五个部落和塔斯卡洛拉部落的联盟。——译者注
[22] 1812年战争(1812年6月—1815年2月):美国对1812年战争有多项目标:保护商船的安全,使其不受英法海军袭扰;抢夺英国的加拿大殖民地;阻止印第安人在英国支持下袭扰西部边境;另外,再次重创英国人。——译者注
[23] 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1782-1852):曾在哈利孙内阁任国务卿。其政治主张,拥护克莱的“美国制”,热烈捍卫新的保护关税法;倡导“维护联邦”反对分裂,但不愿意南部废除奴隶制。——译者注
[24] 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 1734-1820):美国开拓者,传奇式人物,对肯塔基州和坎伯兰隘口通道的开辟作出贡献。——译者注
[25] 基特·卡森(Kit Carson, 1809-1868):美国边疆猎人,为开发西部效力,在美墨战争中为美军当向导,后任科罗拉多领地印第安人事务总督。——译者注
[26] 先购权:(通过抢先占用等取得的)公共土地优先购买权。——译者注
[27] 黄金国(Eldorado):(早期西班牙探险家想象中在南美洲的)黄金国(或城)。——译者注
[28] 旧世界(Old World):指东半球(即欧洲、亚洲、非洲、澳洲,尤指欧洲)。——译者注
[29] 德裔宾州人(Pennsylvania Dutch):指17-18世纪移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德国和瑞士人后裔。——译者注
[30] 无票乘船赴美移民(redemptioner):指18-19世纪由欧赴美后做一定时间仆役以偿还赴美船资的移民。——译者注
[31] 克莱(Henry Clay, 1777-1852):美国政论家,辉格党领袖,主张建立“美国制度”,曾任国务卿[1825-1829],参议员[1831-1842],领导反对派与杰克逊政府进行斗争。——译者注
[32] 此指殖民地时期,东北部马萨诸塞诸州,疆域已划定,没有临近的边疆土地,而弗吉尼亚、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诸州,西部临近边疆土地,常视为是本州的土地。这两大地区除了反对英国统治者具有共同利益外,彼此间也有矛盾。——译者注
[33] 汤姆斯·本顿(Thomas Hart Benton, 1782-1858):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的主要发言人,反对奴隶制,支持开发西部,主张将公共土地分配给开拓者。——译者注
[34] 辉格党(Whig party):共和党的前身。——译者注
[35] 门罗(James Monroe):美国第五任总统[1817-1825],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国务卿,在总统国情咨文中提出门罗主义外交政策。——译者注
[36]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第二次反英战争时的将军,保卫新奥尔良城,击败英军[1815]。——译者注
[37] 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 1773-1841):美国第九任总统,曾任印第安准州州长,历任美国众议员、参议员,就任总统仅一个月即病逝。——译者注
[38] 中部诸州(Middle States):美国中部诸州,指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译者注
[39] 河流之父(Father of Waters):即密西西比河。——译者注
[40] 邦联时期(confederacy):1860年至1861年南北战争时南部11州组成的南部邦联。——译者注
[41] 联邦(Union):(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支持联邦政府的各州。——译者注
[42] 政党分肥制(spoils system):指将公职委派给获胜政党支持者的制度。——译者注
[43] 平民党(Populists):19世纪后期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农业改革者的政治联盟,主张自由铸造金银币增加通货、实行分级课税制、铁路国有化等。——译者注
[44] 我没有对边疆社会的无序细加阐述,因为人们对此知道得够多了。赌徒和亡命徒,北卡罗来纳的选举监视人和加利福尼亚的义务治安警员,这类社会渣滓是西进的文明浪潮带来的泡沫,他们也是在没有合法的政府机构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政府机构。边疆环境孕育的幽默、勇气和粗暴力量,以及各种弱点,都在美国人的性格、语言和文学上留下了痕迹,这种影响在短时期内是无法消除的。
[45] 菜曼·比彻(Lyman Beecher, 1775-1863),美国牧师和禁酒运动领导人。他是最主要的传道人之一和内战前的信仰复兴运动者。比彻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毕业于耶鲁大学。他在1799-1810年间任长岛东汉普顿基督教长老会牧师,1810-1826年间为康涅狄格州利奇费尔德公理教会牧师。1826年,比彻成为波士顿汉诺瓦街公理教会牧师。在这里,他护卫正统基督教,反对一神论,批评罗马天主教。1832年,他作为雷恩神学院院长、神学教授去往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1850年退休。——译者注
[46] [拉丁语]白板(指人出生时未受外界和自身经验影响的纯净的心灵)。——译者注
二
西部问题(1896)
西部问题不仅仅是西部的问题,而是有关美国发展的问题。美国地图一目了然地揭示了这一点。针对阿利根尼山脉以西地区大书特书“西部地域主义”,这本身就表明了作者的褊狭。哪里是西部?西部对美国人生活有什么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了解当今美国最重要的特征。
西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形态,而不是一个区域。自由土地受旧制度、旧思想冲击而发生根本改变,形成特定的社会条件,即称为“社会”。冲击之下,新的环境骤然形成,大开机遇之门,旧风俗、旧习惯遭到破除,新的活动、发展道路、机制、理想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荒原消失了,“西部”疆界向西推进。在旧西部的土地上,新社会应运而生,与荒蛮远离,逐步演进,渐渐丧失其原始特征,与东部更为成熟的社会条件同化、融合;但经开疆拓土锤炼的历史遗风则历久弥新、不拘一格。年复一年,西部西进,美国社会一次又一次得到重生,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并且对美国东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民主,一切都不是简单的模仿借鉴;这是一部社会机构面对环境变化而不断演变和适应的历史,一部有关新政体渊源的历史。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西部一直是一种对我们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设性力量。用思维敏捷、广闻博见的观察员布赖斯先生的话说,那就是,“‘西部’是美国最‘美国’的部分……西部各州和领土之于大西洋沿岸各州,就像欧洲之于亚洲,美国之于英格兰一样。”
西部,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阶段,始于大西洋沿岸,横跨北美大陆。但殖民浪潮席卷的区域与“旧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很快便失去了西部特征。18世纪中叶,大西洋北岸出现了新型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西部本身特征鲜明,后来又将其边疆特征和理念传播给了当地。海边到处是渔民、船员、商人和种植园主,这些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在河流瀑布的另一边是拓荒的农民,他们基本上都不讲英语,大多有苏格兰-爱尔兰血统或日耳曼血统。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并且可能是中部社会和经济生活向南部的延伸。这些边疆居民就是布恩、安德鲁·杰克逊、卡尔霍恩、克雷和林肯的祖先。华盛顿和杰斐逊也深受边疆环境的影响。那些林间空地就是美国人性格形成的温床。
革命年代,开拓者越过阿利根尼山脉,利用这一天然屏障,将自己与海边隔离开来。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成了“西水之子”、“西界之后”。这一时期,阿利根尼山西边的林区居民非常敏感地认识到自己与沿海居民的不同,要求在联盟下成立独立的州。他们的理想是自治,他们淳朴而强烈的建州请愿之一是:“一些同胞可能认为我们不能管好自己的事务、维护好自己的利益;但是,在一个未开化的社会,满足我们的需求并不需要太多智慧。有时候,傻瓜自己就能把衣服穿得比聪明人帮他穿得更好。”这一丛林理论就是美国民主理论的雏形。但沿海地区绅士们却不承认这一理论。如果他们控制着州立法机构,海边的少数有产者就能在投票选举中战胜多数内陆人。这与1787年联邦政府拥护者在制宪会议中提出的体制类似。古维诺尔·莫里斯 [1] 力主基于财产和人数的代表权,他还宣称期待西部成立一系列新的州。他认为,应该由此确立代表权规则,从而确保大西洋各州在全国议会中的优势地位。他说,新的州不如内陆那些州了解公众利益;但新的州会有不同视角;不会轻易卷入战争,毕竟战争的负担和费用都要由沿海各州承担。因此,应该做出规定,避免以后新的州得票多于海边各州。他补充道,西部乡村“不可能像东部一样为维护共同利益提供优秀的人才。政治人才的摇篮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而不是偏远的蛮荒之地。一旦西部人得到权力,大西洋沿岸各州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内陆各州总是不愿意接受最好的方案。”众议院讨论是否接纳路易斯安那州加入联邦时,马萨诸塞州的约塞亚·昆西 [2] 接着古维诺尔·莫里斯的话,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对于制宪会议有关奴隶投票权和西部问题的讨论,他宣称:“如果这样,那么可以清楚预见,除这部分影响之外,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会涌向东部。制定法律时,立法机构的另一分支主宰着我们的权利,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先生,想想吧,到那时,如果爱国人士听到了今天的讨论,哪怕只是只言片语,又会怎么样呢?……他们可不是在疯人院获得文凭的……我听说已经有六个州了,有人说,不久还会有更多。我还听说,俄亥俄边界离规划的帝国中心东边很远……你们无权将这些人的权利和财产与密苏里的野人们混为一谈;也不能跟躺在密西西比河岸沙滩晒太阳的英裔-西班牙裔-法裔-美国人混为一谈,尽管这是一个更高贵的种族……你认为北部和大西洋沿岸各州的人们会,或者应该耐心地袖手旁观,眼看着红河和密苏里的议员和参议员涌向这片土地,来管理离他们自己家十万八千里的海岸吗?会让他们主宰着自己根据宪法可能永远也无法进入的议会吗?”
东部18世纪末表现的恐惧在19世纪末引起了共鸣,共鸣来自东部一位著名的学者。这位学者警告西部人说:“他们本身属于物质主义,几乎没什么崇高的理想,对历史知之甚少,从未直接接触过灾害和战争恐怖,缺乏想象力和同情心。不幸的是,这些人构成了一个群体,享有很多权利,却没有相应的责任意识,这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对战争狂热,认为战争是缔造英雄的契机,是实现野心的手段……星星之火可能形成燎原之势。”
在19世纪初和19世纪末,对于新英格兰的思想领袖而言,这就是西部问题。从一开始,人们就认识到,在沿海地区之外,一个新型社会正在崛起,而且有朝一日,这个国家的命运迟早会掌握在西部人手里。在批准联邦宪法的问题上,东西部社会的分歧变得明显起来。内陆农业地区中那些需要纸币的负债社区,除西部几个之外,都反对宪法;但商业区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早期西部的这种民主理想,以及拓荒者与海岸居民的区别。
“西水之子”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其所受的影响,这种影响对诸多文明成果具有破坏作用。他们没有机会接受系统教育,远离尘嚣,居林间木屋,备尝艰辛,而返璞归真。他们奋力拼搏,想要降服林莽,单打独斗,几乎身无分文,却与负债阶层同呼吸、共命运。西部在各个发展阶段都主张扩充货币。西部开拓者对社会充满信心,对西部开发孤注一掷,为了建立家园,他们坚持与野蛮人斗争,所以一旦出现经济紧缩和萧条,就往往会批评保守人群和阶层。要理解这种对立关系,仅仅谴责西部人的狡诈、无知、粗野,认为这是西部人的根本特性,都是管中窥豹。美国需要针对两种不同的社会状况立法。从过去到现在,一些地区一直在积聚财富,既得权利情况突出;而其他地区却缺乏资本,普遍处于原始状况,存在各种经济和社会理想,人们普遍安于现状的情况突出。很难说政府在处理这两种理想的矛盾时总能一碗水端平。
西部人远离海岸,拜环境所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欧洲的种种成规和传统势力。他们能够以独立的眼光看问题,对欧洲大陆的优良传统不屑一顾。他们无意于造就一个达观而兼收并蓄的民族。当然,这样的民族确实能够通过“和外国人交流,了解外国人观点,乐于接受外国思想和风俗习惯中一切最优秀、最适宜的成分”,从而推进文明的发展。他们的理想是保存和发展这个新生国家特有而珍贵的东西。旧的社会来到了自由土地上,这对它来说意味着有机会创造一种新型的民主,以及为大众所接受的新理想。西部并不保守,恰恰相反,乐观自信、富有主见是西部人的最大特点。透过西部发展,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形态,而其中善恶并存。
然而,这种新型社会的根本在于其与土地的关系。布特米教授曾这样评价美国:“他们唯一而首要的目的,就是开垦这些草原、森林和广袤的荒野,并在那里定居。美国社会突出而不寻常的特点就是,它更像一个公司,而不仅仅是一个民主社会,它的宗旨是发现和开垦广阔的国土,然后将其资本化。美国首先是一个商业社会,其次才是一个国家。”当然,这里存在严重的误解。其实,正是在实现这一宗旨的过程中,种种影响深远的国家和社会理想才在西部得到升华,同时还伴随着代表这些理想的爱国思想。但是,布特米毕竟抓住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内陆人的根本特性源于西部那片自由的土地。正是因为具有这些特性,他们才会专注于征服文明的伟大事业,专注于在推动新的民主社会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艺术、文学、修养、科学管理等,一切都要让位于这项伟大事业。精力充沛、忙忙碌碌成了新美国人的宿命。安德鲁·杰克逊时代有一位旅行家说过:“美国就像一个大车间,门上大书特书:非公莫入。”而当代的西部让布莱斯先生想到“瓦戴克在魔王大殿里看到的人群,人人都在东奔西跑,步履匆匆,神色不宁,心急如焚。他们疲于奔命,对任何结果都不满意”。
自由土地,加上掌握自己命运的意识,让西部人对物质利益孜孜以求,终日躁动不安。他们提倡西部移民应人人平等,抑制东部贵族习气的影响。当然,如果人人都能有个农场,而且几乎唾手可得,那么很容易带来经济上的平等,从而带来政治上的平等。要让西部人放弃这种理想,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这就是当今西部偏远地区发生骚动的原因。
西部民主不仅包括平等,还包括个人自由。拓荒者对束缚手脚的东西很不耐烦。即便没有法律权威,他们也知道如何维持秩序。如果有人偷了牛,采用私刑处死干脆利落,十分奏效:卡罗来纳州的“监管员”是爱荷华州“索赔协会”和加州“治安维持会”的前身。但是,西部人不愿服从繁文褥节。那里人口稀少,不像过去的定居点那样,一大群人挤在一起,会产生利益冲突,所以需要相应的制度来约束个人。社会原子化了,重新产生了关于法律人格的原始观念,犯罪首先不是犯法,而是对受害者的侵害。边界人民的理想是以最直接的方式伸张正义。精细的辨析以及对方法的顾忌,都让他们颇不耐烦。只要事情正当,那么最直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
由于缺乏有组织的政治生活,由于边疆社会的与世隔绝,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些妄自尊大、为所欲为。西部就是机遇的代名词。这里矿藏丰富、山谷肥沃,可以肆意抢占,是智者、勇者的天下。个人不受旧社会秩序约束,也不受政府科学管理的限制,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这是美国独一无二的特色。白手起家而奋斗成功,是西部人的理想,是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历经荒野生活,面临自由机遇,西部人找到了复兴社会的办法——个人自我奋斗的自由。他们不认为自己的社会条件特殊而短暂。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领导——领导力源自具备有益于这个年轻社会的各种素质。在西部殖民的历史上,每个堡垒村庄都有自己的英雄。西部英雄上升为民族英雄的典型代表有克雷、杰克逊、哈里逊、林肯。
西部人相信,国家国运昭彰、不容阻挡。在边疆妨碍其前进的,有印第安人、西班牙人、英国人。东部人态度冷漠,不赞同西部人有关自己与这些民族之间关系的看法,采取的政策鼠目寸光,这让西部人感到恼火。西班牙人封锁了密西西比河,还有人建议放弃在这条河上的自由通航权,以换取对新英格兰有利的商业优势——这差点让西部脱离联邦。正是西部人的要求,促使美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扭转了局面,转向支持1812年对英之战。面对满怀敌意的印第安人和千古荒野,西部人连年扩大定居范围,推崇尚武精神。西部人认为美国必将称雄美洲大陆。在亨利·亚当斯 [3] 撰写的《美国史》中写道,1800年的美国对来访的外国人大发感慨:“看我多么富有!看看这堆积如山的盐和金银铜铁!看看星罗棋布的壮丽城市,一直延伸到了太平洋边上!看我的玉米地,在夏日的和风中沙沙歌唱,连绵起伏,从东海岸一直到西海岸,如此广阔。金色海洋尽头,远山迢迢,连太阳都照不到边。看看这片大陆,这是世上最美的土地,阳光普照着她宽广而富饶的胸怀,她用甘甜乳汁哺育着上亿儿女。”可外国人看到的,却只有凄凉的沙漠,零星住着疟疾缠身的拓荒者和野蛮人。所谓城市,也只是木屋和赌穴。但拓荒者梦想的是未来。早期的西部人虽然粗俗无礼,却是理想主义者,心怀梦想,目光远大。他们心怀信任,渴望民主,相信天造美国,对实现梦想有着无限自信。1834年,哈里特·马蒂诺 [4] 说:“我认为美国人民是刚具雏形的伟大诗人,时而忧郁,时而狂放,却拥有绝对的理智:行动狂躁而任性,却内心沉静;他们兴高采烈,认为自己深谙历史真谛,看到了美好未来,可以缔造世界做梦都想不到的宏伟事业,热切希望建立一个抱有信念的国家。”
我们一定要谨记西部的这种理想主义。西部人常被指责为太过物质主义,其实他们也有着追求平等、崇尚平凡大众和扩张领土的理想,所以,如果把西部说成物欲横流,那就大错特错了。西部始终是一片理想的土地,不管这些理想是对还是错。
显然,这些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是西部生活的根本,所以,那些移民,无论来自东海岸,还是来自欧洲,都很可能被同化。然而,要了解西部,就必须记住,西部有来自北方、南方的大批移民,密西西比河让这些人融合在一起。正因为这样,促进统一的思想才第一次压倒了地域主义。最终,各个旧的群体相互矛盾的思想和制度在这里争夺主导地位,而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势力都在为统一而奋斗,但这只不过再一次验证了这样一个真理:分久必合。西部必将统一,各群体不可能长久分裂。这正是斗争的原因所在。从革命到1812年战争结束,南方和中部各州的民主制度造就了定居点的思想主流,形成了对西部的社会影响。即使在俄亥俄州,新英格兰的领袖很快丧失了政权。中部地区的民主精神给摇篮里的西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812年战争之后,新英格兰失去了世界贸易的主导权,变成了一座蜂巢,成群的移民从中飞出,扑向西部的纽约,甚至更加偏远的地区。
这些移民传播了新英格兰的教育理念、品格和政治制度,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潜在势力。但如果认为西北地区完全处于新英格兰影响之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开拓者并不属于保留纯粹新英格兰文明的阶层。他们代表着不那么满足于现状,也不那么保守的势力。此外,他们在中部地区短暂逗留以后,继续向西进发。在此过程中,他们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当他们真正抵达西部后,已经今非昔比了。被西部同化的新英格兰人再也不能代表其原本所属的阶层。他不再那么保守,不再那么狭隘,适应能力更强,更加容易亲近,不再那么坚守清教徒的理想,不再那么具有文化气质,更像雷厉风行的猛士。
所以,可以想见,在“感觉良好的时代”,在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西部人变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群体,而且开始代表一种新的民族性格。在亨利·克雷的领导下,他们恳请政府通过内部改良克服山岳屏障,让他们的作物能够运输到东海岸去,而且呼吁政府设立保护性关税,以建立国内市场。几个边疆地区的州加入联邦时,提出了民主选举权的条件,而且对国家忠心耿耿,因为国家给了他们土地,为他们修了公路和运河,规范了他们的边界,让他们和其他州平起平坐。最终,西部这种敢作敢为的民族主义和民主精神主宰了政府,最具代表性的化身就是安德鲁·杰克逊。这种新型民主在美国得到广泛承认,破坏了传统政治家的理想,它可不是哪个理论家在德国森林里产生的梦想,而是诞生于美国森林,粗犷、强悍,充满生机。但是,西部民主的胜利也表明,民主可聚东海岸劳工阶层之力来助自己一臂之力,这个阶层当时刚刚开始具有自我意识和组织性。
西部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反映了西部的南北分歧。奴隶制和大种植园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而不断发展。住着小木屋、种植着各种庄稼的小农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棉花种植园主。除山区之外,沿海工业组织占领了西南部,边远地区的统一遭到破坏,南方形成了统一局面。在西北部,这是修铁路、挖运河的时代,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中部各州和新英格兰地区前来定居,而且反对奴隶制的思想得以强化。打开地图,新英格兰人祖先在西部定居的地方,恰好是自由土壤党投票最多的县。同样,铁路大大改变了西北地区与外界的商业联系,其结果正如一位作者于1852年在《狄波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所言:
“如今的新奥尔良变成什么样子了?她追求的伟大和辉煌的梦想哪里去了?……在她沉睡时,敌人在她最高产的土地上播下了稗子。这个敌人精力充沛,有进取心,又不屈不挠,通过大胆、有力、持续的努力,已经成功打破了自然规律,让密西西比河及其上千支流的汹涌河水倒流了,这样一来,其河口上溯到了纽约或波士顿,而不在新奥尔良,不论从实际角度还是商业角度来看,都是如此。”
西部发生了分裂,一场重大的斗争拉开了帷幕,斗争的焦点就是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应该采取何种社会制度。南北战争中,西北部出现了民族英雄林肯——边疆磨砺和理想的奇葩,他将政府权力牢牢攥在了手上。战争结束前,出自西部的有总统、副总统、首席大法官、众议院议长、财政部部长、邮政总长、司法部部长、陆军五星上将、海军上将。内战的主要将领都出自西部。西部注重行动,所以在危机中主持了大局。
民族战争的胜利,开启了西部开发的新纪元。国家军队遍布草原和平原。政府贷款和政府批地,扶持了铁路修建工程,打开了西部定居之路,大批欧洲移民和来自联邦各群体不安分的开拓者,都来到了政府的土地上。美国军队打退了印第安人,联邦政府将长方形的领土切割成了棋盘状的各个州,没什么历史依据,也没考虑地形学的统一,也不存在各地自主的思想。后来的拓荒者依靠的是强大的国家力量。
与此同时,南方也经历了一场革命。以奴隶制为基础,种植园为农场所取代,士绅阶层让位于民主人士。就像在西部一样,新兴采矿业和制造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新南方像新西部一样,是一个建设中的地区,负债累累,动荡不安,同时,也学会了如何运用联邦立法。
与此同时,旧西北经历了一次社会经济转型。整个西部地区已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发展。威斯康星州如今就像纽约州的一部分,早期却很像今天的内布拉斯加州;格兰其运动 [5] 和绿背党 [6] 一度占据了统治地位;该州北部各县人口较为稀少,而且不断有外来人口落户,当地人仍然与负债阶层站在一边。所以,在旧西北地区,过去边疆时代的遗风仍然存在,传承下来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源自拓荒时代。同时,这个地区在很多方面已经被东部同化了,因此对东西部都很了解。但他们不满意一些财富积聚、组织强大的群体推行的经济社会秩序;似乎也并不认为应该支持草原方案和南方。在第五十三届国会上,西北地区投票赞成征收所得税,却反对自由铸币。那里颇具影响的思想仍然是通过自我奋斗取得成功,而不是工业化民族主义。这更具美国特色,但国际化程度不如沿海地区。
我们现在在一定程度上清楚了西部问题的一些因素。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美国生活的主要特征就是扩张。直到有人定居太平洋沿岸、占据自由土地,扩张运动才告一段落。如果据此预言扩张的野心不再,则未免过于草率;人们要求采取强有力的外交政策,要求开凿横跨美洲大陆的运河,要求恢复美国的海上力量,要求扩大美国对偏远岛屿及邻国的影响力——这些都表明,扩张运动还会继续。此种态度最坚决的地区是阿利根尼山脉以西。
在较偏远的西部地区,躁动的移民浪潮扑向干燥的平原,然后戛然而止。自由土地没有了,横跨大陆的使命已经完成,所有进取心和能量都转向骚动。一个地方的失败再也无法通过在新的边疆占领土地来补偿;社会突然安定下来,人们迷茫了。西部建设依靠的是借入资本。债务累累的西部对其所面临的工业状况极为不满,尖锐地提出了黄金作为延期付款标准的稳定性问题,边疆式的直接与苛刻在寻求解决之道时让问题再度升级。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西部建设者,如今又在领导这一运动。他们大多是来自旧西北的开拓者。他们来的时候,旧西北的边疆时代正趋终结。例如,最近一次全国平民党大会主席、内布拉斯加州的艾伦参议员就是其所属阶层政治领袖的代表。他于19世纪中期生于俄亥俄州,青年时期移居爱荷华州,内战后不久定居内布拉斯加州了。童年时代,他见过移民赶水牛的情形,也见过开拓者西进、印第安人节节后退的情形。他接受的是边疆时代旧西部的历练,但如今边疆时代的各种机遇都没有了。出于不满,人们要求政府为民办事。提出这些要求时,他们自然地与东部和南部受压迫的农业阶层和工人阶级站到了一起。西部问题不再是一个阶级派别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从阿利根尼山脉到太平洋,大西部不是铁板一块,需要分地区、分阶层进行分析。但大西部地区的面积、人口和物质资源都表明,如果这个国家存在地域主义,那么也一定是在东部。旧西部与新的南部联合,产生的不是新的地域主义,而是新的美国特色。这种联合不会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导致分崩离析,而是对国家政府的强烈肯定,是人民英雄领导的帝国主义扩张。
所以实际情况是这样:一个新的民族逐步形成,个体间物质条件不尽相同,理念和社会利益多样化,甚至相互矛盾。他们经历了这片大陆的拓荒期,如今要自力更生,寻求平衡。多种多样的因素正融合为全民族统一。各种势力重新洗牌,社会动荡不安,国家乱成了一锅粥。
但西部有自己的工业和文化中心,与东部没什么不同。西部也有州立大学,其保守而科学的经济学课程与美国任何地方的大学都可以媲美,而且西部人经常去东部,比东部人到西部频繁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的工业发展会使其逐步与东部融合。
而且,旧西北掌握着权力均衡,旧西北是解决美国发展问题的地方。它与全国各地的共同点之多,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它了解东部,而东部不了解西部。最近在密歇根湖畔崛起的白城就反映了这种不断成长的文化,也彰显了其成就伟大事业的能力。复杂而有代表性的工业组织和商业纽带、坚持西部开发时原创优良传统的决心、乐于吸取其他阶层和国家经验成果的态度,使其成为思想开明、行事稳重的美国命运主宰者。
长远来看,可以相信,“共和国中心”会在相互矛盾的理想中找到理智的平衡点。但是,她不会自欺欺人,她知道西部问题关乎创新社会理想及美国社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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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维诺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以执笔撰写美国宪法序言著称于世,为美国的自由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译者注
[2] 约塞亚·昆西(Josiah Quincy),联邦制拥护者,1805年至1813年担任美国众议院少数派领导人,1813年至1820年任职于马萨诸塞州参议院。曾任哈佛大学校长。——译者注
[3]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 1838-1918):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先后就读、执教于哈佛大学,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译者注
[4] 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 1802-1876):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著有《美国社会》,检验了北美新大陆的宗教、政治、儿童养育和移民等议题。——译者注
[5] 格兰其运动(the Granger movement):1867年,在上密西西比河谷兴起了自称“耕作保护神”的农民组织,外界称之为“格兰其”。该组织反对垄断、反对中间商的盘剥、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其宗旨。1873年危机中,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农民遭受了沉重打击,处境艰难。格兰其把这种状况部分地归咎于铁路的高昂运费,发起了要求制定公平价格的运动,即“格兰其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当地、甚至东部商人和小企业主的支持。——译者注
[6] 绿背党(Greenback Party):美国南北战争后主张以政府发行的纸币为唯一通货的政党。——译者注
三
密西西比河谷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1909-1910)
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同情和批判的眼光看待美国南部及西部的历史,这必将颠覆我们对美国历史的解读。有关美国辽阔的西部以及美国如何应对西方影响的研究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的东部同行已普遍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此,我想援引历史学家艾伯特·布什内尔·哈特教授的话,他十年前曾这样写道:
“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物产、浪漫色彩以及发展前景堪比世界上任何地方。这里有原野、剧院及西方世界文明的根基——这里是真正的美国。密西西比河谷的历史就是一部美国史;密西西比河谷的未来也将是这个世界强国的未来。”
我们始终坚持认为我们这个地区极为重要,如果说我们是受早期拓荒者精神的感染,醉心于这段引人入胜的历史,从而过分夸大了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我们至少可以辩称东方的同行并不比我们更为客观,而西奥多·罗斯福的这段话则更能让我们备感释然:
“我们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度,在我们所有伟大、富庶且繁荣的诸州之中,围绕在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的几大州注定是其中最伟大、最富庶、最繁荣的。这些州地处美国中心,且很快将成为人口、政治及社会的中心所在……假如这些州的未来仅仅呈现出一片物质繁荣的景象,我将对此深感遗憾。我认为这片区域是真正的美国情感核心。”
因此,在研究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的过程中,协会成员也开始研究这片被东方权威视为美国未来最具影响力的地区的起源。他们研究的这片区域与影响整个国家的诸多重大事件密不可分;与密西西比河流域相关的问题,无论是关于人口、外交、政治、经济发展,抑或社会结构,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协会的职责不是由狭隘利益——甚至任何地方利益——来确定的。它不只研究该区域和广袤的土地及伟大的帝国资源对美国人的影响。密西西比河谷的命运将决定整个社会的命运,并将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广义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密西西比河谷包括整个美国内陆盆地,这里的所有河流最终都汇入近2000英里的密西西比河,近2000英里的密苏里河,以及近1000英里的俄亥俄河——这5000英里的水域均可通航。这片方圆250万平方英里的流域,面积比整个欧洲(不包括俄罗斯、挪威和瑞典)还大。这片土地海拔高低不一,但地理构造却基本一致;据估算这里能养活两至三亿人口,这是美国现有人口的三倍;这片土地是一座自然资源的宝库,我们应当在此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使之成为整个美国工业、政治及精神生活的中心。
密西西比河谷对美国历史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它让各国看到了称雄新大陆的愿景——这一景象如同夺目却短暂的流星般掠过历史的天空,极富预意但又瞬间即逝。
对这片大陆早期历史的研究从有关印第安人文化和史前器物的大量传说和语言暗示中,抽丝剥茧,逐渐展现了印第安文化在密西西比河谷的兴衰变化,以及石器时代的先祖向密西西比河谷的迁徙历程。然而,要完全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尚任重而道远。
法国人率先踏上这片土地,走进原始先民,并在我们的早期历史中留下了一段传奇篇章,一场未尽的帝国梦想。几乎贯穿整个北美大陆的密西西比河谷令法国人惊叹。拉迪松和葛洛赛耶斯两位探险家不仅到达了苏必利尔湖的尽头,而且很有可能进入了密西西比河水域,从而得以窥见西部的富庶;马凯特不仅在苏必利尔湖边遇见了伊利诺伊州的印第安人,他还沿着密西西比河一路前行,几乎到达了源头,在返程途中,他发现了现在的芝加哥城;拉萨尔爵士正是在墨西哥湾至大湖区雄伟景色的激发下开始了他的探险之旅。17世纪末叶,佩罗对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与此同时,源头处的路易斯安那州正在伊贝维尔的努力下逐步形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当伟伦德耶兄弟向西北部(这是他们发现大角山和密西西比河谷天然边界的地方)挺进时,马勒特兄弟正沿普拉特河逆流而上,穿过科罗拉多平原直达圣达菲,并因此发现了密西西比河谷西南部的天然边界。
对当时的英国人而言,密西西比河谷不过是阿利根尼山脉另一侧的一大片土地。时任弗吉尼亚总督的斯波茨伍德是开疆辟壤的先驱之一,颇具远见卓识。他审时度势,提出西进建立殖民地,以防法国依托大片北美殖民地而成为强国。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密西西比河谷在领土扩张方面的重要性,认为大英帝国想要在新大陆继续称霸,就必须控制这一河谷。
对于随后的英法战争,我们现在明白了(当时的人们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核心问题不是为了获取捕鱼权,或者控制通向西半球圣劳伦斯的道路,也不是为了占有东方的印度,而是为了争夺北美的这片内陆盆地。
当时各个国家对英国最终胜利的意义的认识非常肤浅,以至于法国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西班牙时,西班牙是如此不情愿,将其视作为避免其北美殖民地利益受损的无奈之举,根本未将其纳入帝国版图扩张的考虑范围。
我们现在明白了,当年轻的乔治·华盛顿来到紧邻密西西比河谷的法国营地,代表弗吉尼亚要求法军离开时,他实际上是代表所有说英语的人士提出的主张,要求拥有并统治这个北美资源和权力的中心。当布拉道克率领将士披荆斩棘,一路从波托马克河到达俄亥俄河支流时,也开辟了一条文明传播之路,并“在蛮荒的边缘刻上了十字架”。如今,这里早已成为了美国工业的中心。
伟大的征服胜利在即时,英国心生不安,担心这些河流会影响其殖民统治,而阿利根尼山脉另一侧蛮夷的原住民更令其心惊胆战。然而,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1763年《皇家宣言》的初衷不是为了在密西西比河谷建立永久性的印第安保护区,而是为完善英国计划和逐步建立殖民体系而采取的缓兵之计。因此,《皇家宣言》禁止在阿利根尼山脉以西建立殖民地,不允许购买西部土地。看来,伟大的先驱们,如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早已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片土地对北美人民的重要性。法国在英法战争中失利后,人们突然意识到真正展现北美创造力的舞台在西部,而非海洋。俄亥俄公司和忠地公司早在战争爆发之初便表现出了对这片土地的浓厚兴趣,而旨在占据南部的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和西部的肯塔基的密西西比公司则在华盛顿和李的领导之下也将目光锁定在密西西比河谷。同时,富兰克林提议在伊利诺伊建立殖民地,显露出他对费城的极大兴趣。实际上,富兰克林清楚地知道在此设立殖民点不失为削弱在美西班牙人势力的一计良策。富兰克林1767年给儿子写信称:“必须在伊利诺伊建立殖民地,积攒实力,以备有朝一日战事爆发时,我们能率兵沿密西西比河南下,长驱直入挺进墨西哥湾,与驻扎在古巴、法属岛屿或墨西哥的军队交锋。”
法国对密西西比河谷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法国皮毛商贩进入西部荒野,避开法令限制,继续着他们的贸易营生。英国殖民者翻越阿利根尼山脉、摆脱东部殖民地大本营管控后,同样不再受大英帝国的管辖。如果说在东部那些因为英法战争胜利而扬扬得意的英国殖民者眼中,密西西比河谷是他们建立新帝国的大好机会,那么对于翻越阿利根尼山脉进入这片新疆土定居的边境居民而言,密西西比河谷让他们看到了西部疆土和东部故土之间的鲜明差异。人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阿根尼斯山脉以西的这片土地为建立一个非传统的独立社会提供了一个绝好契机。“西水之子”摒弃了所有的陈规旧俗,认为个人自由高于社会规范;几经与印第安人的恶战,他们最终踏上这片富庶的沃土。他们向东部统治者的权威提出挑战,坚决要求拥有自己的城邦,对东部地区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嗤之以鼻。他们一路挺进,不断宣扬民主思想。尽管不如法国人装备精良,他们同样沿着密西西比河谷水系前行,顺流而下,如冰川移动般坚定,势不可挡地改变了这一地区。等到盘踞在河口的西班牙人察觉到这股新势力时,他们已经进入了密西西比河谷。
1794年,当时的路易斯安那总督写道:
“大批不安分的美国人一步步将印第安部落赶向路易斯安那,企图占据俄亥俄河到密西西比河、墨西哥湾到阿巴拉契亚山之间印第安人的大片领地,与我们毗邻而居。与此同时,他们居心叵测地想要获得密西西比河的自由通航权。他们的要求一旦满足,便会得寸进尺,这一点在他们的书籍、公文和演讲中都已昭然若揭。一旦获得在墨西哥湾的自由通航权,他们将染指密苏里利润丰厚的皮草贸易,并最终攫取墨西哥丰富的矿产资源。他们发展的方式及手段与他们的军队一样令西班牙人生畏……他们流浪的天性以及就地取材的生活方式让他们随遇而安。一把步枪加上一袋玉米作为口粮,就足以让一个美国人在树林里待上一个月……他用木头搭起木屋,甚至可以建成颇为坚固的堡垒,来抵御印第安人……他不会畏惧寒冷。当一个家庭厌倦了某个地方,他们便举家迁往别处,然后很快定居下来。
如果这样一群人占领了密西西比河以及密苏里河两岸,或者获取了通航权,那么,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西进的脚步,而西部大片的未占领区域毫无抵御之力……我认为,如不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的话,美国的这场变革将对西班牙构成威胁。”
事实上,占领了阿利根尼山脉东侧南部山地的拓荒者在密西西比河谷发现了大片可用于领土扩张的自由土地。这些土地的无主状态让其有充分时间形成可能的社会形态。但是,首先,这些占领“西部水域”的人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必须为其富余产品找寻出路。尽管阿利根尼山脉阻断了他们通向东海岸的道路,密西西比河却为他们打开了一条宽广的南下通道。湍急的河水载着他们的扁舟直通大海,西班牙人却出于殖民垄断利益的考虑在河口处设置了障碍,拒绝放行。
共和国诞生之初,密西西比河谷对美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在于,除了实行统一的社会和政治统治的13个殖民地之外,一个新的社会已经形成,急切地向原殖民政权立法机构提出了公有土地、国内通信、地区自治、防御及侵略性扩张等一系列问题。密西西比河谷的民众迫使东部站在美国而非欧洲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他们引领着美国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轨道。
从革命到1812年战争结束,欧洲人认为密西西比河谷前途未卜。西班牙试图通过控制河口及墨西哥湾、影响印第安部落、暗地勾结殖民者等方式,继续维系对河谷的掌控。其目的主要是想维护自己在美的垄断利益,借此崛起为世界强国。西班牙似乎本能地认为,西班牙的国家前途就在这河谷。可事与愿违,她接二连三地失去了昔日的殖民地——墨西哥湾周边(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古巴和波多黎各)、北美西南部及太平洋沿岸,甚至菲律宾和巴拿马运河;而建立于密西西比河谷之上的美国将成长为最为重要的独立合众国,西班牙的帝国统治注定将在这里走向终结。
试图重现昔日殖民辉煌的法国,希望利用密西西比河谷为其西印度群岛提供补给,压制西属美洲殖民地,并以此钳制根基未牢的美国,让其俯首帖耳,听命于法国针对大西洋到阿利根尼山脉地区所制定的政策。从波旁王朝到法兰西共和国,再到拿破仑帝国,法国对从阿利根尼山脉到洛基山脉之间的密西西比河谷觊觎良久,从未放弃过占据该地区的打算。
英国牢牢掌控着五大湖地区,统治着北部的印第安人,并依仗着军舰对墨西哥湾和密西西比河入海口虎视眈眈。美国经历了独立战争,建立起联邦,最早的13个州打破彼此间脆弱的联盟关系,建立了早期的共和体制。英国对此冷眼旁观,并准备将密西西比河谷的殖民者置于其保护伞之下,以免他们步美后尘。
英国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这引起了杰斐逊的警惕。他在1790年写道:“从圣克洛伊岛到圣玛利亚一侧,都是英属领地,而另一侧则是他们虎视眈眈的军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很快就会设法将密西西比河水所及之处划入自己的版图之中。”而且,他认为这将导致美英之间“要么爆发一场血腥且永无终结的战争,要么永结同好。”
这些国家都认为可以赢得密西西比河谷美洲殖民者的支持,让他们接受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统治。1787年加尔多基甚至厚颜无耻地向麦迪逊建议,让肯塔基人成为西班牙的臣民。1793年法国攻占路易斯安那时得到了由乔治·罗杰斯·克拉克领导的边疆居民的支持。英国则试图赢得西部殖民者的支持。事实上,乔治·罗杰斯·克拉克在1793年和1798年曾两次被法国封为少将;后来出任美军总司令的威尔金森曾在暗地里向西班牙投诚,并许诺不再效忠于美国;塞维尔总督富兰克林(后曾出任田纳西州首任州长),坎伯兰的奠基人罗伯逊,以及西南属地总督布朗特(后曾出任田纳西州州长),他们都宁愿在美国被迫将密西西比河通航权拱手送人之前就接受其他国家的统治。当我们回顾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容易认为当时这些边疆居民有可能已经向其他国家俯首称臣。鲁弗斯·普特南完全值得我们信赖,实践证明,他倡导的联邦制度是行之有效的,他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有目共睹,而他为在玛利埃塔建立新英格兰殖民地所作的努力也是众所周知的,1790年费希尔·艾姆斯曾问他,美国是否能保住密西西比河谷,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如果国会放弃对密西西比河的主权,或是将它拱手让给西班牙人,我相信西部地区的民众将会很快脱离美国。我坚信政府的这一举措将激起他们的不满和愤怒,民众将宁愿成为西班牙的臣民,也不愿做国会的契约仆人。”他还说,如果国会不向西部民众提供适当保护,他们可能会转投入英国或西班牙的怀抱。
在铁路出现之前,密西西比河谷是这个国家独立的基础,尽管民众将不可避免地从东部迁往西部。顺流而下的河水从墨西哥湾直接入海。新奥尔良人掌控着河谷,用威尔金森的话说,如同“钥匙和锁,或是要塞和外垒”的关系一般。只要密西西比河谷受到来自欧洲国家的威胁,或部分受其控制,美国,包括其财富,就必须算做欧洲的一部分。美国主要的经济利益,东北部各州的商人和水手,以及南部沿海地区的主要产品都得让欧洲分一杯羹,这种状况直到美国依托密西西比河谷进行国内贸易才结束。杰斐逊清楚地认识到了密西西比河谷的重要意义。1802年他在写给利文斯顿的信中称:
“在这个星球上有这么一块地方,它的所有者是我们天生的宿敌,这就是新奥尔良。我们国土八分之三的产品都必须经新奥尔良才能进入市场交易。这片土地非常富饶,不久这里的农作物产量便会超过我们总产量的一半,居民人数也将超过我们总人口的一半……法国人自占领新奥尔良之日起便决定抑制其发展。这促成了美英两国达成联盟,两国若联手便能称霸整个大洋。自那时起,我们必须拉拢英国及其舰队,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将美洲大陆牢牢置于美英的掌控之下。”
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之后才实现了密西西比河谷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统一。1796年法国人柯罗在调查之后向其政府报告称:
“密西西比河左(东)岸所有未与西部结盟的地区都离路易斯安那太远,不足以提供保护……如果此地为两国所占,一方占据沿海地区,一方占据平原,那么前者势必或登船离去或俯首称臣。由此我认为,北美西部各地区必须与路易斯安那携起手来,共同组建一个紧密团结的国家;否则路易斯安那无论落入谁人之手,都难逃被征服或遭掠夺的命运。”
美国通过购买路易斯安那,实现了整个密西西比河谷的政治统一。这一举措影响深远。这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摆脱与国外联盟,踏上独立征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哈里森赢得西北部战争胜利之后,又在1812年战争中获胜,这两场战事的胜利确保了美国在河谷北部地区的扩张。杰克逊顺利挺进墨西哥湾,并同时成功抵御住了新奥尔良人的进攻,为棉花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而言意义重大,对于奴隶制问题更是意义深远。随后美国顺理成章地买下了佛罗里达、特科萨斯和法尔威斯特。美国不仅在外交上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其政治体制也是全新的——如今密西西比河谷已经为各州打通了加入联合政府的道路,各州的加入让新英格兰和联邦政府应接不暇。宪法教条主义的规定成了作茧自缚:面对这无数所谓的“州”的加入,人们之前关于主权国,即联邦政府缔造者的概念便难以自圆其说了,因而联邦政府采取设立“准州”过渡期的办法,准州只在某些条件下才获承认,而且他们加入联邦更多地是出于民族精神,而非出于爱国。
通过购买的方式,美国获得了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国家版图由此得到扩张,国内资源也得以大大丰富,大西洋沿岸很快便将其经济重心从沿海转向内陆。各城市和地区开始为控制工业经济而奋斗。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活动、美国文化由此形成。密西西比河流域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亟待人们来此开发、定居。之后,美国出现了持续的外国移民热,这些外来人口与本土居民共同构成了美国,而这种融合必将诞生一个全新的、包罗万象的美利坚民族。
我认为购买路易斯安那的重要意义已毋需赘言,下面我想提醒诸位的是,密西西比河谷在推动国家民主进程以及转移本国政治中心方面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民主思想的发源地就在密西西比河谷,它诞生于这片自由的土壤,继承了拓荒者的开拓精神,在独立战争中受到各类思潮的熏陶,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西水之子”率先提出了民主口号,并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阿利根尼山脉的地理分界让边疆区域自治成为可能,并由此诞生了一个独立的西部政权和《1787年西北法令》。当时的情况是,如果强行将西部置于东部统治之下,很有可能会削弱西部与联邦之间的纽带,反而令其心生离意。在制宪会议上,东部的政要表露出他们对西部民主制度的担忧,并认为应当限制西部的政治权利,使之无法与东部平起平坐,以防其得票数超过东部地区。但最终还是更为包容、自由的思想占了上风。同样,在关于公有土地的首次辩论中,代表们明确指出这一问题关乎国家社会制度及财政收入。东部政要担心大量的廉价土地将吸引大批民众,从而导致东海岸各州人口减少,而劳动力资源的不足将会阻碍其工业发展。1796年一位会议代表在回应东部代表的这种忧虑时说道:
“是否有人能够仅凭名字便能指认出哪个阶层应当成为社会奴仆,对此我深表怀疑;即便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你的这条法令是针对哪个阶层的民众呢?但是,如果诸位通过这项法案(即限制密西西比河谷的土地出让面积),这无异于说,某个阶层的民众不得改变其阶级地位,且须依照法律为其他阶层服务,劳动报酬还得由他人决定。”
加勒廷在同一场辩论中也同样表达了他对美国民主思潮的担忧,他这样说道: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国家幸福根源的话,我们会发现与政治制度同等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国土面积与人口数量的比例适当。”
密西西比河谷因其公民自由和广袤土地成为了所有地区受压迫者的避难所,正是在这个位于西部边疆的民主社会中,杰克逊提出了他的民主主张。约翰·昆西·亚当斯党派下台后,他将其民主制度推向了全国。这个民主社会的中心位于田纳西州,从此处往北的密西西比河谷大部分居住的都是南方高地先民的后代。至于密西西比河谷的重要性,我们只消回顾两党中来自田纳西、肯塔基和密苏里的政要,便可见一斑了。除了杰克逊、克雷、哈里森和波尔克,我们还能说出不少总统候选人的名字,例如休·怀特和约翰·贝尔,副总统R. M.约翰逊、财政委员会主席格伦迪,以及西部激进主义的坚决拥护者本顿。
在同一时期,由于东部人口不断向西迁徙,加之杰克逊的民主制度让东部人心浮动,较早加入美联邦的诸州中大多数都基于民主思想重新制定了宪法。密西西比河谷坚持主张人权,对特权阶级也一视同仁,实行自由的选举投票制度(即仅根据人口一项决定投票权,而非财产和人口两项指标),正是从密西西比河谷掀起了一股变革浪潮:修改选举权和议员名额分配方式,改革债务监禁法令,并全面抨击垄断及特权阶层。杰克逊在1873年这样写道:“很显然,一小部分富裕贵族阶层与多数的民众之间的这场战争将持续下去;因为有钱人想用钱让淳朴的劳动者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劈柴挑水。”
此时的密西西比河谷已经拥有众多人口和强大的政治势力,足以与东部相抗衡。密西西比河谷对于美国历史的第二点重要意义在于,自1812年战争结束至南北战争期间它在国家经济及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1790年密西西比河谷的人口数量约为10万,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四十分之一;到1810年,该地区人口数量已超过100万,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到1830年,该地区拥有360多万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还多;到1840年,该地区拥有600多万人口,超过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1830年至1840年的十年间,大西洋东海岸地区的人口数量仅仅增加了150万,而密西西比河谷却增加了近300万人口。俄亥俄州在1790年时还是块尚未开垦的荒地,然而半个世纪之后,该州的人口数量已与宾夕法尼亚州相当,且是马萨诸塞州人口的两倍。在1830年至1840年间,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的人口数量增加了6万,而与此同时伊利诺伊人口却增长了31.8万,实际上,仅该州一处增加的人口数量就已超过整个南大西洋地区的人口总和。
这些数字清楚地显示出密西西比河谷因其极具竞争力的廉价土地、富饶物产和对劳动力的吸引,让东部感受到了巨大压力。这不仅让东部的劳苦大众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密西西比河谷的政治地位。在1812年战争爆发之前,密西西比河谷只有六个参议员席位,而新英格兰有10席,中部诸州共10席,南部8席。到了1840年,密西西比河谷拥有24个参议员席位,是中部诸州和新英格兰总席位数的两倍,南部诸州的近三倍;同时密西西比河谷在众议院中所占的席位数量已经超过了较早加入联邦的诸州。在1810年,密西西比河谷在众议院中的席位还不及新英格兰和南部诸州总席位数的三分之一,然而到了1840年,它的席位已经超过了两者的总和,同时由于其特殊性,密西西比河谷还扮演着平衡权力的角色。
密西西比河谷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可以和任何老资格的诸州平起平坐,与此同时该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发展。1812年战争结束之后,汽船的出现让密西西比河的运输工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经济区的富余产品都向外销售,再将所得收益投向制造业。在密西西比河谷下游地区和墨西哥湾平原地区推广棉花种植具有双重意义。棉花生产中心从南大西洋地区转出不仅让东部陷入经济困顿,因为来自西部的竞争一方面降低了大西洋东海岸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让东部的劳动力日益稀缺;而且,密西西比河谷棉花产量的增加还导致了棉花价格下跌。在国家经济重心正逐步从南部沿海地区向密西西比河谷下游的棉花王国转移的同时,其上游地区也经历着飞速发展,这部分得益于南方种植园产量过剩对其市场的刺激作用,由于粮食及家畜短缺,南部几乎无一例外都种植主要的粮食作物,过剩的农作物恰好丰富了上游地区的市场。
与此同时,富饶的密西西比河成为通向西印度群岛、大西洋沿岸、欧洲及南美洲的贸易通道,而位于匹兹堡、圣达菲和新奥尔良之间的河谷则成为了工业基地。密西西比河谷对美国的政治及工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784年华盛顿就曾说过,弗吉尼亚通过改善国内交通用利益纽带将东西部联系在一起是一项明智之举,她从此可以受惠于西部崛起带来的大量利润丰厚的贸易。
西部经济的迅速崛起让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等相互竞争的城市争相向西部提供商品,同时又购入西部的产品。这种国内贸易的增加让东西部都想通过改善国内交通来打破阿利根尼山脉的阻断。1812年战争结束之后东西部的贸易往来变得尤为活跃,当时纽约依据德·威特·克林顿的宏伟设想,试图在伊利运河旁开挖一条更大的哈得孙河,将大湖区的湖水引入纽约港,并连同其他几条运河吸引来自密西西比河支流的运输。此举将深处内陆的纽约与密西西比河直接相连,从而确立了纽约在商贸方面的领先地位。1869年在亨特创办的《商人》杂志上一位作者对此举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清晰地阐述:
“在西部出现之前,在阿利根尼山脉还是居住及农耕的界限屏障时,沿海城市曾经历辉煌,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南部还是北部的沿海各大城市都基于其幅员及资源情况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马里兰、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在经济类农作物产量方面高于北部殖民地,因此与北部沿海地区相比,巴尔的摩、诺福克、查尔斯顿及萨凡纳等城市贸易更为活跃,发展也更为迅速。”
随后他将城市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地区发展时期,仅限于大西洋沿海地区;(2)与密西西比河谷相连的运河及收费公路时期;以及(3)铁路运输时期。他以诺福克为例,说明该城市是如何在面对利润丰厚的内陆贸易面前闭关自守,而最终被纽约赶超的。费城、巴尔的摩、查尔斯顿和萨凡纳等城市试图将依托于密西西比河的水路贸易引向他们的大西洋港口的努力,以及这些城市因此经历的兴衰沉浮,都充分说明了密西西比河谷在美国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殖民帝国之于伦敦正如密西西比河谷之于美国的沿海城市,它们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工业王国,看到了对这片土地进行有效管理便能使美国成为工业巨头。
在密西西比河谷上演的不仅仅是城市间的竞争与联合,地区间的竞争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内陆地区的权力平衡为地区联合提供了契机。这正是卡尔霍恩政治主张的基本思想,他强烈要求沿海南部地区修建一条铁路以发掘西北部资源。华盛顿希望西部能在弗吉尼亚寻求贸易渠道,并通过加强与密西西比河谷的往来为弗吉尼亚州积聚工业能量,门罗希望将西部与弗吉尼亚的政治利益挂钩;德·威特·克林顿希望能把密西西比河谷与纽约联系在一起;卡尔霍恩和海恩斯和他们英雄所见略同,希望通过将密西西比河水引入他们的港口,从而将“乔治亚和卡罗来纳打造成美国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联邦诸州中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州”。卡尔霍恩称:“我认为与西部联系的成功对于我们的政治和商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深信在对西贸易方面,查尔斯顿比大西洋沿岸的任何一座城市都更具地理优势,但是为了发挥这些优势,我们应当将目光投向田纳西而不是俄亥俄,甚至更远一点,投向西部而不是辛辛那提或莱克星敦。”
卡尔霍恩在1836年和1837年主张将剩余收益以及将公用土地交还给所在州,以诱使西部与南方建立联盟,这正是他为之大声疾呼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他大力推动国内交通建设的关键所在,因为它将在密西西比河掀起南下贸易的热潮。
在此我不想再展开论述,我只想提醒各位留意这样一个事实,克雷之所以大力倡导改善国内交通及关税制度,正是因为密西西比河谷对美国民众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河谷上游地区,尤其是俄亥俄河谷议员的推动下,1816年、1824年及1828年的关税法才得以投票通过。密西西比河谷的利益左右着这些关税法案,而该地区对改善交通建设的需求为对所有1812年战争后的建设性立法进行地方讨论时奠定了基础。新英格兰、中部及南部诸州纷纷寻求与快速成长的西部建立联盟,在美国法律中我们能找到这些长期联盟的影子。美国国家银行甚至也发现其主要业务都在密西西比河谷地区。整个美国已经将其精力转向国内开发,各地区也为争夺内陆的经济政治利益而展开激烈竞争。
然而此时的密西西比河谷也正开始经历社会等级分化和地理划分。随着铁路向山区延伸,来自新英格兰和纽约的大批殖民者,以及来自德国的移民大军纷纷涌入五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一个与新英格兰存在工业及社会联系的新区域逐渐形成。铁道运输大大增强了伊利运河的运量,就像德鲍说的,它让“百川之父”(即密西西比河)的河水倒流,对于河谷的大部分地区而言,河流的入海口变成了纽约而不是新奥尔良。北部地区以南是更广阔的南方高地,包括俄亥俄河及密苏里河两岸,并往南延伸至墨西哥湾平原北部的丘陵地区。密西西比河下游肥沃的土壤以及乔治亚和阿拉巴马的黑土地成为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棉花王国”的中心,在此定居的大部分是来自位于大西洋沿岸老棉花产区的种植园主。密西西比河谷让奴隶制度焕发了新的活力,并赋予了它争强好斗的西部特性。
当密西西比河谷丧失了其社会同质性,它便陷入了反奴制度的漩涡。我们不妨引述两位分别来自南方和北方的领袖的两段演说,看看他们是如何描述当时的情形的。首先,1858年3月4日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哈蒙德在参院发表演讲时说:
“将南北双方放在一起比较,看看各自为政的状况能为彼此带来何种利益,我不认为这样做有任何不妥之处。
“密西西比河,这条由三万六千英里的大小河流汇聚而成的‘百川之父’流经美国的心脏地带;河谷西侧是大片无人开垦的荒原,成为我们天然的防御屏障。诸位难道能把如此广阔的地域完全圈起来吗?你们提出在此树起一道长达85万英里的火墙,简直是无稽之谈!
“伟大的密西西比河谷就位于这片疆土之上,此时它已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中心,并很快将获得全世界的认可。这条河谷的影响力堪与人类早期文明的尼罗河相媲美。如今这条河谷几乎为我们所有,而且其中最有价值的地区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尽管现在北方处处与我们作对,到了下一代情况便会完全不同。根据所有的自然法则,他们迟早会听命于我们;奴隶会遍布整条河谷的每一个角落,因为他们会为我们带来丰厚的利润,那些现在不愿使用奴隶的人很快就会为利益所吸引,站到我们这边来,成为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如今火车须穿梭在冰天雪地的北方,但很快汽笛长鸣的火车就会穿越南部阳光灿烂的平原,将河谷上游的产物运往大西洋沿岸各大港口。大自然孕育的密西西比河将美联邦各部联系起来,并将一直发挥团结各州的纽带作用。”
正如沿海南部将领跑者的位置让给了田纳西,随后又让给了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棉花王国,新英格兰和纽约也将指挥大权交给了密西西比北部河谷及五大湖地区。东部辉格党曾经的领袖苏华德,在争夺共和党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败给了林肯,他有充分的理由为美国东北部地区大声疾呼。1860年秋,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一次演讲中,他对观众这样说道:
“首都设于华盛顿的美国成立尚不足百年,它曾经不过是大西洋沿岸十三州组成的小国家。如今帝国使命已经完成。东部十三州正准备将政权移交出去,尽管国家宪法和体制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但政权正从位于阿利根尼山脉东侧、大西洋沿岸的十三州向位于山脉西侧的二十个州转移,并由此西延至落基山脉,而诸位都是它的后代。在下一次的人口普查中我们将看到诸位的能量,你们将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主人,你们将掌控全世界的政治。”
苏华德就奴隶制问题向西北部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从此以后,西北部地区的民众必须直接地或间接地承担起所有责任。……当民主本身不想施行民主制度时,在商业区和工业区继续施行民主制度就毫无意义了。当诸位不再用有力的双手和明智的赞成票对民主提供支持,那么在珍珠街、华尔街、法院街、栗树街,以及商业区其他任何一条能拯救我们民主政府的街道上实行民主制度都毫无意义。因此,诸位必须引领我们继续沿着民主大道向前。我们将人权及人类自由的大旗交给诸位,我们要求诸位一往无前,唯有这样,我们才会追随各位的领导。”
当我们回顾美国废奴斗争的历程时,我们不难发现密西西比河正是废奴问题产生的根源。《1787年西北法令》、“密苏里妥协案”、得克萨斯问题、“自由土地”骚动、“1850年妥协案”、“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德雷德·斯科特决定、以及堪萨斯血战——这些都与密西西比河谷有关,历数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向密西西比河谷的扩张让奴隶制度在美国历史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不是向这一地区的扩张,奴隶制度可能早已如先辈希望的那样逐步消亡了。
至于密西西比河谷在南北战争中的重要意义,我认为已毋须赘言。伊利诺伊为北方培育出了美国总统,同样,密西西比也为南方养育出了总统。林肯和戴维斯都出生于肯塔基州。格兰特和谢尔曼两位北方将领出身于密西西比河谷,两人都认为维克斯堡被攻陷之后,整个南方已经大势已去,只要南部联邦在东部战场失利之后未能夺回密西西比河,南方便大厦将倾了,正如谢尔曼将军所言:“得河谷者得天下。”
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政治权利中心经过多年斗争终于转移到了密西西比北部河谷,这里的格兰特、休斯、哈里森以及麦金利等一大批举足轻重的政要就是政权转移最好的明证。河谷地区的人口数量从1860年的1500万激增至1900年的4000万——超过了美国总人口的一半。该地区工业的快速发展对于美国的重要影响也绝不容忽视或低估。在河谷北部边界,从明尼苏达州的州界附近贯穿五大湖地区直到匹兹堡,有一条从铁矿到工厂、从开采到生产的大规模产业链。钢铁工业是美国的基础,它让全球的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的生铁及钢产量与其两大竞争对手产量的总和相当,而用于冶炼的铁矿石就主要产自密西西比河谷。密西西比河谷还是煤炭主产区,其煤产量几乎是英德两国产量的总和;密西西比河谷还拥有几片大油田。该地区还是美国小麦及玉米等农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的主产地,并向欧洲出口;产自该地区的棉花供应着全球三分之二的工厂;其四通八达的铁路运输系统构成了全球最大的交通运输网络。密西西比河谷还要求通过整体改善其水路运输系统,以实现进一步工业整合。这一设想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如果得以实现,密西西比河谷的大量贸易将可以从老路进入新奥尔良,在巴拿马运河建成之后,还可依托南部铁道运输进入加尔维斯顿。为了开发中西部资源,推动该地区交通运输发展并获取贸易利润,东部资本纷纷融合,以大型股份公司、信托公司和联合企业的形式注入中西部。由于大批资本的注入,大量城市和制造业随之涌现,部分密西西比河谷已与东部无异。该地区民主社会的根基正随着自有土地时期的结束而消逝。
在关于密西西比河谷对美国历史重要性的讨论中,我最后想简述一下它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必然结果。密西西比河谷将一直对美国社会起到推动作用呢,还是它将转变为东部及欧洲的发展模式?换句话说,归根结底的问题在于是美国自身在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吗?密西西比河谷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树立的理念:这片区域的发展不是借助革命性理论的指引,而是得益于大量机遇,得益于不断向上进步的个人树立的民主理念,得益于由诸多清楚个人权力及责任的先辈创立的民主理念。进入20世纪,这些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念是否依然适用于新世纪的文明发展呢?
我们不乏富裕繁荣、强大昌盛、热爱艺术以及不断扩张疆土的国家。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美国一样实行合乎工业及政治的发展和自由利益、拥有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的民主制度。在密西西比河谷辽阔的土地上,推动其社会转型以及改进其民主理念的力量都可能会受到压制。
密西西比河谷的农民逐渐从个人主义以及人人平等的理念中明白了竞争与联合意味着强者为王,在国家发展中要抓住符合统治阶层利益的战略要素。他们逐渐意识到不受社会约束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天生存在矛盾;他们的个人抱负和力量对民主制度构成了威胁。密西西比河谷对美国历史的重要意义部分在于这是一片反抗之地。这里曾经爆发过各种各样出于民主目的试图改善民众生活的运动,其中有一些甚至因考虑不周而略显鲁莽。源自密西西比河谷的运动引发了民众一波接一波要求其权益及社会理念受法律保护的民运浪潮。格兰其运动、绿背纸币运动、平民主义运动、布赖恩民主主义,以及罗斯福共和主义都在密西西比河谷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他们将密西西比河谷的理念真正付诸行动。密西西比河谷人民在不断的尝试和经验累积中找到了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即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实际的民主制度中依然能保持其自由、进步和个体的特性。密西西比河谷向世人发问:“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他自己的灵魂,这对他有何益?”
密西西比河谷为美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这里的大学设立了新的学术机构,研究社会服务及如何改善平原居民生活。这里的历史学家应当重新审视密西西比河谷的发展历程,为其理念及其丰富的资源做好记录,以供当世之用,最终能够借古见今,让我们了解这座伟大的河谷将对美国产生比过往都更为深远的何种重要影响。
四
美国历史中的社会力量(1910)
在我们所生活着的这个年代,美国正经历着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目睹一个全新的美国的诞生。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所经历的社会及经济结构变革可以与美国的独立及制宪相提并论,或与一个半个世纪以前南北战争与重建时期引发的社会变革相提并论。
这些变革酝酿已久,其根源一部分在于随着蒸汽时代的到来及大规模产业的形成,全世界出现了一股秩序重组的势力,部分根源还在于西方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研究美国发展历程的学生早已预言了这些变革,并部分描绘了其发展过程。然而尽管如此,当美国民众逐渐意识到那些曾经推动其社会发展至今日的根基正逐步消失时,他们还是感到了震惊。20年前,正如我先前曾经提到过的,人口普查局局长宣布已无法再界定边疆界线(西进运动后的数十年里地图所描绘的疆域边界)。今天我们必须再加上这么一句:民众个人争夺资源的自由竞争年代即将结束。美国历史中从边疆界线消失开始的这一章节,只记录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便结束了,这是美利坚合众国殖民历史的最后一章,关于其开拓性民主制度的记载也到此为止。
这精彩的最后一章记录了美国各方力量齐聚西部,蓬勃发展的过程。仅凭统计数字便足以向世人昭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们已无须再通过向世人展示有多少政府公有土地被改造成农业用地,面积与欧洲相当的这片荒原是如何在数十年间变成美国的粮仓等这些来彰显其重要意义。从1870年至1880年的十年间,美国增加的耕地面积相当于一个法国,1880年至1900年增加的耕地面积相当于法国、德国、英格兰及威尔士的面积总和。1910年的记录现在尚不可得,但是无论其记录了什么,其意义都比不上前十年,因为前十年记录下了这期间东部地区财富的急剧增长以及工业的快速发展。由于西部帝国最后一片区域最终向文明社会缴械投降,加之公司运作领域的不断扩展,美国民众居住范围的不断扩大,美国的工业产量及财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
在本十年间,国内所有银行的存款总额增长了两倍还多,流通领域的货币自1890年以来翻了一番。淘金热使我们难以准确推测金价大幅攀升带来的意义,因为截至1909年的十年间,仅在美国一处便开采出超过4160万盎司的黄金。自1905年以来,黄金年均产量超过400万盎司,然而在1880年至1894年间,其年产量从未超过200万盎司。在黄金产量持续增长、商业票据不断增多,以及其他各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价不断攀升,最终成为美国民众生活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金价的上涨还对社会调整及政党交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即便我们暂且抛开那些因价值标准改变而需重新分析的数据,我们依然发现每十年的发展阶段在美国历史进程中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自1897年起的十年间美国的煤产量比此前所有产量都多。50年前我们的煤产量尚不足1500万英吨,然而到了1907年,我们的煤产量已接近4.29亿英吨。照此速度推算,煤炭开采速度将快于其形成的速度,不久我们的煤炭储备便将开采殆尽。钢铁和煤炭都是衡量工业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过去的20年间美国生产的铁矿石是以往所有时期产量总和的三倍,而刚过去的这十年其产量又比上一个十年的产量增长了一倍。生铁被普遍认为是用于生产运输及制造业所用气压计的理想材料,其年产量直到1898年才超过百万英吨,而自1904年往后的五年间,生铁年均产量比1898年产量的两倍还多。到了1907年,美国生铁及钢铁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德、法三国产量的总和,并且就在这十年间,美国钢铁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确立了其在美国铁矿开采及钢铁制造领域的龙头地位。这家股票及债券总市值达14亿美元的公司就成立于本十年之初,这绝非偶然。先前苏必利尔湖四周的荒原,在过去20年间发展成为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铁矿石的最大产区,期间匹兹堡从这个巨大的宝库获取了巨额财富,并进一步增强了该地区的工业实力。从美国这个工业中心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彻底变革了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对美国民众生活产生了诸多深远的间接影响。
铁路方面的统计数字也显示出铁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同时一个新工业社会即将形成。1890年至1908年的十年间,每英里客流量实现了翻番,同时期每英里货运量增长了将近两倍,比上一个十年增长了一倍。然而农作物产量却未出现如此大幅度的增长。玉米作物的产量仅从1891年的200亿蒲式耳增长至1909年的270亿蒲式耳;小麦产量仅从1891年的6.11亿蒲式耳增长至1909年的7.37亿蒲式耳;棉花产量从1891年的900万捆增长至1909年的1030万捆。美国的人口出现了适度增长,1890年人口数量为6250万,1900年增长至7550万,到了1910年人口数量超过了9000万。
这些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美国通过对剩余自然资源的大肆开采所获取的直接财富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其人口的增长速度,更远远超过其农作物产量的增长速度。在资本迅速积累,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不断涌现的同时,人口增长已经对食物供给构成压力。钢铁大亨为“胜利的民主”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它创造出了连自己都未曾预见的辉煌,然而其更未能预见的是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民主体制本身及存在条件都将发生改变。
在法尔威斯特成功建立殖民地,完全掌控国内资源之后,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目光转向远东,开始参与太平洋地区的世界政治。在最近的一场战争中,美国打败老牌帝国西班牙,继续着其扩张的步伐,顺利将其版图延伸至曾经的西属领地,成为菲律宾群岛的主人,与此同时,美国还获得了夏威夷群岛,并在墨西哥湾拥有绝对影响力。在本十年初期,美国就开始通过巴拿马运河为连接其大西洋及太平洋沿岸做准备,并最终成为一个拥有属地和保护国的帝国共和国——这将是一个公认的世界强国,它将在有关欧、亚、非的事务中享有发言权。
权力扩张绝非一起孤立事件,它意味着要在新领域承担重大职责,意味着要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权力扩张是是美国在完成西部土地占有及资源开采之后,将重心向太平洋转移的必然结果。当它在世界站稳脚跟之后,美国发现必须从宪法角度对其联邦政府与各属地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由于缺乏管理其他种族的经验,美国不得不对个人权利以及自由民主的传统理念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如果就这20年转型期对美国社会及国内政策的影响进行一番分析的话,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拓荒时期民主秩序的影子,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为解决工业中心运转所需的大批廉价的流动劳力问题而出现的规模空前的移民浪潮。自1900年起的十年间,美国新增了800多万移民。据某位作者在1908年的记载,自1900年起的8年内进入美国的移民“足以抵得上新英格兰地区五个州的现有人口;如果将这些移民平均分散到美国其他各州去的话,他们也至少能抵得上19个州的人口”。1907年美国移民人数为125万,“这一数字是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这两个最早加入联邦的州的人口总和”。“如此一年的移民人数便足以构成一个新的州,其人数比我们现有的21个联邦州的任何一个州的都多。”来自欧洲的移民大军构成了这波规模空前的移民浪潮,其中来自欧洲南部和北部的人数与日俱增。在此我引述里普利 [1] 教授的观点,他将1907年当年的移民按人种类型进行了区分,结果发现其中四分之一的移民为地中海沿岸的高加索人,四分之一为斯拉夫人,八分之一为犹太人,只有六分之一来自阿尔卑斯山,六分之一为日耳曼人。1882年,入美的德国移民数量最多,达25万;到了1907年,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凭借33万移民将其取代。很显然,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的种族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这些外来移民并没有分散到全国各地,而是主要聚集在几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劳工阶层的构成及其薪资以及他们与美国本土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深受影响;原本同情劳工的雇主也在规模庞大的外国移民大军及自身生活水准不断下降的压力下改变了想法。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获得快速发展,几大工业中心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和生产,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了美国正经历着一场变革。前国务卿理查德·拉什在1827年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情况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大量耕种区人烟稀少的状况只会妨碍而非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在拉什写这段话30年前,艾伯特·加勒廷便曾在国会提出:“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国家幸福的根源的话,我们会发现与政治制度同等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国土面积与人口数量的比例适当。”也许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两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金融家是对的;然而当自有土地的年代行将结束、新时代即将到来之际,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涌入还是非常重要的。与加勒廷同时期的一位国会议员在回应是廉价土地导致大西洋沿岸人口减少这一争论时说,如果一部法律的制定是为了阻止民众进入西部地区,那么它无异于说某个阶层的民众不得改变其阶级地位,且须依照法律为其他阶层服务,劳动报酬还得由他人决定。”将公用耕地变为私有土地再次引发了对此问题的争论,并得到了一些新的回应。这一时期恰逢自有土地消失之际,自由竞争时代的个人主义利用大量机会通过资本积聚开始对基础生产过程进行垄断。美国为20世纪的大规模生产、大型联合企业的巨额资本积累,以及蒸汽时代的所有潜能提供了它们发展所需的极度自由,并为它们提供了和西欧国家一样的发展空间,因此资本和工业生产在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自1897年起的十年见证了哈里曼及其对手大力发展美国的铁路运输,并最终成立几大铁路集团的过程,直至哈里曼去世之前,他都一直野心勃勃地想把所有铁路握于自己掌中。在摩根先生巨额融资的帮助下,他终于一步步得偿所愿,将大企业合并,成立了信托公司或企业联合,并通过相关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在他们和几大银行之间形成利益圈。全国的银行准备金史无前例地都聚集到了纽约,通过资本的金融操纵和投机推动,国家工业命脉所受到的控制越来越大。规模庞大的私有资产已经形成。国家人均财产已不再是能如实反映普通民众资产的指标数据。另一方面,劳动力阶层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其要求也随之不断增加。总而言之,拓荒时期的个人主义正逐步消失,而社会联合的力量正前所未有地显露出来。按当时流行的说法,白手起家的人成为了煤炭大亨、钢铁大王、石油大鳄、畜牧大王、铁路巨头、金融大王和信托大鳄。如此巨大的资本共同操控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这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些财富的获得正是在充满竞争的发展过程中得益于拓荒时期的美国民主制度。
与此同时,手握数十亿美元资本的工业巨头否认他们已经偏离了先驱的理念。他们自诩为新时期的拓荒者,血脉中流淌着建设国家的激情,继续着开发利用国家自然资源的使命,即便年老体衰,即便积聚的财富已享用不尽,他们也要继续找寻新的财富来源,开辟新天地,找寻新的途径,来扩大国家的财富范围,并拓宽自己的财富领域。几年前哈里曼在一次采访中说:“这个国家是由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展起来的。他们充满激情,极富想象力,并勇于冒险……他们是伟大的开疆先驱。他们富于远见,尝试一切可能……假如用禁锢性的法律条文对其加以限制,熄灭其热情,压制其想象,禁止其冒险,那么你得到的将是一个停滞不前、因循守旧的民族和国家。”哈里曼的这番话是想要唤起国人对父辈美国理念的重新认识,早期美国人认为,共和制度允许个人拥有为掌控国家自然资源而进行竞争的自由。
另一方面,我们也听到了前总统罗斯福最近在其“新国家主义”中代表西部提出了一些相反的主张:要求增加联邦政府的权利,为了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以及维护美国的民主制度,对特殊利益集团、工业集团以及垄断势力进行遏制。
过去的十年里,联邦政府出于社会利益考虑,对个人及公司的自由进行了诸多限制。期间,国会为资源保护做出了诸多努力,成立了国家林业局和垦务局。如果我们拒绝对西部土地进行开发买卖的要求,那么仅凭这些保护性措施和努力便足以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为有超过三亿英亩的土地得益于这些保护性措施,免于被占据和买卖的命运,这片受保护土地的面积比建国之初的国土面积还大;对这片土地的保护能让国家更有效地利用其森林、矿产、干旱区及水权。另一个实例是农业部职能范围的扩大,该部门在全世界找寻适宜政府耕地种植的农作物,对土地进行分析并绘制地图,培育种子及牲畜的改良品种,指导农民何时耕种、如何耕种以及种植什么,采取措施防治农作物及牲畜病虫害。最近对纯食品和肉类的立法监管,以及宪法之州际贸易条款规定的一系列监管法都进一步表明了政府保护资源的趋势。
自拓荒时期开始,两种理念便已成为美国传统思维的根基。一是人人都享有参与争夺新大陆资源的自由——占地而居的理念。对于自由的拓荒者而言,政府统治无疑是个魔鬼。二是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民主理念。在公用土地及自然资源变为私有财产的过程中这两种理念均得以体现。然而美国的民主理念是建立在大片无主土地的基础之上的,无主土地是其得以形成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其基本特性。因此,时间已经证明殖民时期的这两种民主理念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埋下了民主消亡的种子。当前正是顺应新形势,调节矛盾,并依托政府传承其传统民主理念的大好时机。社会主义在竞选中获得相当多的支持;新政线党派正逐步形成;民众要求进行初选,要求扩大参议员的参选面,要求参与公投、公决和进行重新选举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些变化在曾是拓荒时期民主思想大本营的地区最为突出。它们正为其民主理念寻求新的捍卫力量,因为无主土地正逐步消失,这是边疆消失后的必然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它们想借助政府力量维护其民主理念的同时,在社会各方力量之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的身影。无论是研究国会投票和全体投票的票数构成,还是商业巨头所属阵营及其理念,或学会、宗教等精神组织,我们都发现在民众生活中国家情感不断上升,各区域也日益融合成一个整体。其一部分原因在于国土太大,为了尽量避免民众抵触而采取了用区域性管理替代国家统一管理的办法;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各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以及不同精神生活的诉求。对关税进行的投票以及民主共和运动的大本营所在地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现实。另一个例子是国家试图将铁路运价进行调整,采用各地域不同收益的方法,结果遇到了重重阻力。在此我不想就地方主义展开讨论,我只想指出各自的地区利益都有自己的领袖和代表,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而在地区间的竞争和妥协坚定了国会的立法决心,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关系是由各个地方势力和国家力量——而非各州与国家——共同构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能更好地应对不同地区的情况,国家与地方将形成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主张。我们的国家性格正是这些地方性格的综合体。
显然,为了找出美国近代史中最重要的特点,哪怕是一部分特点,我们都必须对美国复杂的社会势力进行分析。这段历史离我们不远,各事件与事态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自然会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已经研究分析了地域、工业发展、政治及政府之间的联系。借助这些分析,我们还要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构成、民众的传统理念及思维定式、国家、各地方及各领袖人物的心理。我们必须了解这些领袖人物是如何借助天时地利应运而生的,同时又是如何凭借自身的天赋成为当时独一无二的领袖的。我们同样不能忽视道德倾向和理想信念。所有这些都是组成同一整体的不同部分,犹如盲人摸象,仅凭几个个体无法获得正确的整体认识,同样的,忽视了重要的组成部分,或仅使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均无法获得正确的认识。与欧洲历史不同,美国历史关注的重点是在为适应形势而进行的国家变革中起着建构作用的社会势力。而这种形势又将逐步发生新的变化,施加新的影响,最终产生新的社会机构和职能部门。
快速回顾这段近现代史有两个目的:第一,我们有必要强调自边疆消失之后美国社会的发展;第二,对目前情形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的历史研究。
与之相似的一个理论认为每个时代都会对按照合乎其时代精神的利益标准重新审视其历史。每个年代都会认为有必要从不同角度对历史——至少是历史的一部分——进行重新研究,因为新的历史环境让我们比前人更了解当时社会势力的影响及其重要意义。毋庸置疑的是每个研究者和作者都会受到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让历史学家的观点有失偏颇,但同时,也为其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
那么,如果美国近现代史能为我们了解历史事件提供新的角度,如果近现代史注定要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势力,而这些力量的产生与发展很可能没有引起先前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甚至完全被他们所忽略,那么研究近现代史就显得极为重要,其意义不仅在历史本身,更在于它可能产生全新的理论,新的研究方法,以及看待历史的新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在处理当今的社会问题上,民意和政客都希望他们能被历史记住,从而能让历史为保守派的变革指明方向。
根据目前事态发展的情形回顾过去的历史事件,这极好的研究角度将为我们带来新的诠释。当我们研究密西西比河谷对美国历史曾经产生以及将要产生的重要影响时,年轻的华盛顿穿过白雪皑皑的荒原,要求法军从河谷入口撤军的壮举变成了美国诞生的前兆。当我们研究以匹兹堡为中心的工业发展时,布拉道克将军率军向俄亥俄河挺进便有了新的含义。1794年英国向约翰·杰伊修订条款,提出将从森林湖到密西西比河一线设为美国西北边界,在当时看来,这一条款无疑是关乎原则和土地得失的重要问题。这些条款提议几乎未曾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然而它们却关乎北美大陆储量最大最广的铁矿石——美国基础工业最重要的原料——产区的归属问题,甚至对我们当代一些社会势力的崛起也会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从小党派及小规模的变革运动对当代的影响中更清晰地看到历史事件的延续性和重要意义。在历史学家眼中,它们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细支末流,对其研究只会让自己偏离时代洪流。然而,从当代的情形来看,这些细支末流的背后却往往隐藏着通向时代主流的入口,而被认作是大势所趋的主流最终却走向末路,当时看似重要,但最终却像牛轭湖般在细支末流持续且无法抵御的力量作用下,断开了与历史长河的联系成为一潭死水。
资本家与具有民主思想的拓荒者之间的斗争由来已久,可一直追溯到北美殖民地建立初期。其斗争对于殖民时期的政党产生了重要影响。肯塔基的边疆居民再三向联邦议会请愿,抗议权贵和富豪在拓荒者忙于抵御印第安人侵犯,捍卫自己的耕地之际,夺走了他们的土地,在这片抗议声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斗争。辉格党出现之前,在尚处于蛮荒时期的俄亥俄河谷我们同样看到了这种斗争:亨利·克雷在1811年指责美利坚银行的繁荣完全仰仗于少数特权阶级——“受到特殊优待以区别于社会大众的一群特殊群体,他们享有诸多特权。”20年后本顿的言论也显示了这种斗争的存在,他指责银行成了专为特权人士开设的公司,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国外,并居住在远离密西西比河谷的偏远地区,而在《宪法》第二章修订条款废除之前,大批民众便已生活在这片富饶的河谷地区了。
“权力和金钱将去往何处呢?40多年来,东北部的大城市借助联邦法律的规定聚集了大量来自南部和西部的财富,却没见有一美元从这里流出。”本顿的言论颇符合现代观点,他认为银行正拉大贫富差距,“一个强大富有的国家对大资本家有利,因为资本总会偏袒资本,”他还提醒大家切莫忘记资本国有化将会遭到各地方势力反对这一事实。
联邦政府面临着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美国拥有辽阔的国土,拥有诸多存在商业竞争的城市,拥有纷繁复杂的地方利益纠葛,还有斗争激烈的各派政党,以及为利益争夺进行的大量残酷争斗,当面对这一切纷争时,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受金钱左右的裁决机构,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此感到担忧。
杰克逊在1837年的评论更为尖刻。他这样写道:“很显然,一小部分富裕贵族阶层与多数的民众之间的这场战争将持续下去;有钱人想用钱让淳朴的劳动者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劈柴挑水。”
历史学家对范·布伦政府关注甚少,最多不过提及他的“独立财政系统”,但对奴隶制问题特别关注。然而在美国社会及政治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些运动却恰恰发生在杰克逊和范·布伦执政期间。再次翻阅那些记录着底层劳工诉求的文献以及劳工露天会议报告,我们会发现在那些被称为“劳工空想家”的言论中,以及罗克福克党的著名人物,如埃文斯、雅克、拜耳萨尔以及乐盖特等人提出的“人人享有平等权利,无人享有特权”的主张中,当时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件如今都已成了时代主流;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某些重要政治主张已被写入了今天大政党的政治纲领。正如康芒斯教授在其关于劳工历史的论文和著作中提到的,1830年至1850年间出现的这一股理想化的颇具影响力的人道主义思潮与当前的人道主义运动极为相似,是美国各种社会势力的一次较量;运动在民众要求将公共用地用于社会改善的诉求下声势愈发浩大,它迫切地想为民主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然而如火如荼的反奴斗争淹没了当时所有的运动浪潮。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其他因素又阻碍了这些运动的再次兴起。1850年后随着铁路铺进辽阔的西部,此后几十年,为了文明化进程,为了普通大众的利益,也为了增加个人财富,未开垦区域不断减少。整个国家将西部发展视作其利益所在。直至今日,这股人文主义的民主浪潮才再次回复到当年的水平。尽管这些民主思想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都从未放弃,坚持至今。翻阅一下绿背劳工党、美国保护农业社以及美国人民党的政策纲领,你可以从这些遭到当时主要党派抨击的党纲中发现(经历了布赖恩领导的变革之后的)民主党以及(经历了罗斯福领导的变革之后的)共和党的基本主张。先前的民主思想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而反抗运动显然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必须被视作这些民主思潮不愿受温和派阻碍而进行的抵抗。
我在此回顾这些政党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对其进行任何判断评论,而是想强调并具体阐述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今的形势让我们对激进的民主思想和保守利益之间的争斗有了新的了解,与其说它们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社会势力的持续作用,不如说它们更像是历史博物馆中零星散落的历史碎片。
假如我们从类似的角度来纵观我们的土地历史,研究从公有土地到美国民主体制中立法及行政间的关系,其结果可能远远超出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所得。从占地而居的行为,为获取良田进行的争夺,依据谁出力谁获取的原则占据公共林地等一系列史实中,我们得以充分了解大公司大集团发展西部时美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当时的思潮。以参议员本顿和众议院代表西布利为代表的连续几代人都为拓荒者未经许可占据土地,以及木材商占据公有林地的非法侵占行为进行辩解,并指责美国政府家长式的作风让那些被指责窃取政府林木的人“不堪其扰”。显然,从19世纪中期至今,当我们以违反土地法的罪名将一些国会议员逮捕入狱的时候,美国的是非观念和民众的思想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我们回顾美国大工业集团发展历程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它们的成长壮大正值民众观念转变的时期。
同样地,想要全面了解土地问题我们就不能不分析各地方和各阶层竞相高价购地的现象,以及公有土地存在的政治交易问题。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国家发展的历程中土地法对各地区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而一些大公司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进行大规模资源掠夺的时期,湿润的西部大草原被很不适宜地改造成牧场、煤田和林场。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法律和政策在此方面有何关联的话,我们必须将公有土地地质的变化以及占据这些土地的各方势力的变化都考虑在内。幸运的是,已经有人开始对民主制度和土地政策进行相关研究。
对与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相关的国家农业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譬如,随着大片处女地被开垦用于小麦种植,与小麦老产区展开恶性竞争,小麦种植区从东部向西部转移,研究显示小麦区西移的地图,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它对土地价值、铁路铺设、人员迁徙和廉价食物供给产生了何等深远的影响,以及这些曾经的单一小麦种植区是如何向多种作物的集约型农业和多样化产业转变的;而且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这些转型如何对政党政治产生影响,乃至该地区民众的理念都因此发生了变化。西部地区小麦丰产,同时山区银矿开采出大量白银都可以为布赖恩执掌民主党期间美国政治表现出的特殊形式作出合理解释。同样的,随后出现的淘金热以及适于小麦种植的处女地的日益减少,也都可以解释高价格是如何推动这个新工业民主国家的需求的。
我想我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如何理解今日美国,如何理解缔造美国的各种力量的产生与发展,这些都要求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这样,我们就能获得更清晰的理解,譬如,南北方就奴隶制和自由黑奴问题进行的争斗,当时(自1850年往后二十年)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现在看来它其实不过是当时诸多利害关系之一。至今我们依然能从当年的国会辩论记录、报纸和公开文献中为当今许多重要事件找到其产生的根源。
在关于美国社会势力的讨论中,我最后提醒各位注意的是我们的研究方式,以及这些研究对历史联系及发展方向的影响。在研究时,历史学家必须说明相关历史联系及相关研究,甚至交代他对热力学定律的态度,并设法找寻导致历史前进或倒退的关键因素——这些研究方法是由之前的著名专家学者所立下的,如今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然而并非谁都能完成这样宏大的任务,因此我决定缩小我的研究范围。
我们不妨借鉴一下科学研究的经验。近些年,科学研究通过涉足尚无明确界定的新领域而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而这新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原有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取得的。物理化学、电化学、地球物理学、天体物理学以及其他各类科学学科都出现了许多大胆假设,如电光火石般划亮了人类认知的天空,为一代科学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新的研究手段让其研究事半功倍。如今兴起了将地质学和史学在某些方面进行类比的研究。新一代的地质学家试图用自然法则来解释无机地球的变化发展:化学、物理学、数学甚至植物学和生物学——只要与古生物学相关的科学都被运用进来。但是他不会坚持认为在运用这些科学知识和数据之前必须要明确物理或化学知识在其中的重要性。实际上,他明白一块区域的地质问题绝非一种可能便能解释清楚的。他已经放弃了单一假设的做法,而改用多种假设进行研究。他设想了研究对象的所有可能性,因此避免了单一理论可能导致的片面性。
我们在此讨论的不正是一个历史学家能够且必须完成的工作吗?在明确历史研究是否需要从经济或心理或其他理论角度进行解读之前,我们有必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社会的各类组成因素是复杂多变的;只埋头于自己研究领域的政治史学家在研究某个时期或国家时必定会遗漏一些重要的基本事实和事实之间的联系;经济史学家以及其他所有的专门领域的历史学家也可能出现同样的疏漏。
那些坚称历史不过是陈述事情真相的人会面临这样的尴尬:他们着力想讲述的这个史实从根本上缺乏可靠的事实基础;这所谓的真相不过是事态发展变化的一个阶段,是某一时期纷繁复杂又相互作用的各种影响的一个方面,时代深层次的发展变化赋予其“事实”的表象,而这种发展变化是缓慢的而非一蹴而就的,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事实真相及其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应当占据的位置。
经济史学家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他们先基于当前的形势作出分析评述,而后再从历史中寻找能支撑其结论的史实。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最近这样阐述了他对“经济理论、数据和历史全面关系”的理解:
“通过对共同经验的演绎推理我们得出了一个定律,经统计数据检验之后这一定律便被奉为公认的事实,随后在历史陈述中我们发现了与之相关的史实例证;另一方面,经济规律有助于我们很好地解读原本令人费解且相对价值较低的历史记录,而这也反过来证实了经济规律的正确性;然而与之同等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我们通过经济规律最终确定历史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联的做法已成惯例,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都采取的做法。”
这段论述让历史学家获益良多,然而他也许会感到疑惑,史实是否只能作为“例证”,来证实从共同经验中演绎推理得出,并经过统计数据检验的这一规律的正确性?事实上,历史的进程中到处散落着曾被“公认为真”的经济规律的残片,这些“规律”之所以最终被抛弃,原因不仅仅在于其分析和统计的数字存在缺陷,更在于经济学家缺乏历史批判性方法,缺乏足够的历史眼光,而且他们忽视了用以推导经济规律的前提基础是相互关联且存在变化的。
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还是研究文学、艺术或是宗教的学者——但凡是从事社会研究的所有学者都能为历史学家提供帮助。有些是物质帮助,有些是研究方法上的,有些则是为关联性、根源及重点研究提供新的角度、新的假设和新的建议。这些专业领域学者的研究很有可能存在偏见,因为他们的研究角度具有特殊性,而且他们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且试图从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推导出普遍使用的规律。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专业所学和兴趣都使他倾向于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来分析纷繁复杂且相互作用的社会势力,从而导致其研究出现偏差。为了搞清历史真相,历史学家必须熟知所要进行的研究工作,同时对相关学科进行学习了解,至少能借鉴运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其主要的研究方法。而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也同样必须了解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及其方法,并在不同领域进行合作。
美国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这种素质,这倒不是说他就此可以找到打开历史大门的钥匙,或掌握历史发展的终极规律。现在他正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必须全面地看待美国社会,了解其辽阔的国土,其堪比欧洲诸国的地方势力,其地理影响,其短暂的发展历史,其种族及人种的多样性,其工业在自由发展时期的飞速成长,其制度、文化、理想、社会心理、甚至其宗教结构及变化。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美国的历史学家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构成美国社会的各种力量正亟待我们的发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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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里普利(Ripley, 1802-1880):美国社会改革家,超验主义者。——译者注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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