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伟大的思想》丛书2004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印80种,尚有20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200万册,在全球很多人中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长时间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非常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重新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时,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点:每个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况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很明显。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来——托马斯·潘恩的愤怒、查尔斯·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那么多国家影响了那么多人的生活,其影响不可估量,有的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难以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已很久远,但其中的话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区不同,收录的作家也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恨,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决定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在阅读这些杰作中得到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n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 - 1896)是19世纪英国设计师、诗人、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及自学成才的工匠。他设计、监制或亲手制造的家具、纺织品、花窗玻璃、壁纸以及其他各类装饰品引发了工艺美术运动,改变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流行品味。作为工艺美术运动的奠基人,莫里斯是真正实现约翰·罗斯金思想的一位重要设计先驱,是拉斐尔前派的主要成员。他一方面否定机械化、工业化风格,另一方面否定装饰过度的维多利亚风格,他的目的是复兴旧时代风格,特别是中世纪、哥特式风格。莫里斯认为只有复兴哥特式风格和中世纪的行会精神才能挽救设计,保持民族的、民俗的、高品位的设计。对他来说,无论是古典风格还是现代风格,都不足取,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中世纪、哥特、自然主义这三种风格。他反复强调设计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产品设计和建筑设计是为大众服务的;二是设计工作必须是集体的活动,而非个体活动。这两个原则在后来的现代主义设计中发扬光大。
本书共含四篇文章,均为威廉·莫里斯先生的演讲稿。1884年1月,莫里斯第一次发表了题为《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的演讲,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基础上,提出劳动乐趣的丧失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进而揭示了劳动乐趣丧失的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商业贸易和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是无效劳动,不能为自身带来快乐和成就感,甚至连最基本的休息权利都无法获得。他呼吁劳动应该是荣誉和满足感的源泉,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地劳动,在合理的社会分工下,让劳动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快乐的有效劳动。
《哥特式建筑》是1889年莫里斯发表的一篇演讲,在此文中莫里斯阐释了建筑与历史的密切关系,他表示就社会因素而言,建筑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就政治因素而言,建筑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商业面貌。他指出真正的建筑艺术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它能够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细微变化。
《平凡而重要的艺术》是1877年莫里斯的一篇演讲稿,此次演讲通过介绍装饰艺术的特征和价值,呼吁人们重新重视装饰艺术并复兴已经被工业革命摧毁的手工业传统。此外,莫里斯还指出装饰艺术是从古至今人们表达美感的一种途径,是我们了解历史的向导,并带给人们快乐及成就感。
最后一篇《我如何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于1894年首次发表,此文主要讲述了莫里斯转变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过程,同时也表达了其厌恶现代文明的思想。
翻译本书的过程就像与威廉·莫里斯先生进行了一次心灵的沟通,透过极具哲理又不失诙谐的语句,深深折服于他的思想。一切劳动都应是荣誉与满足的源泉;无论贫贱高低,每个人都有权享受美好的艺术、美好的环境。纵观历史,有多少著作已经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审视自我及世人的方式,成为评论家的宠儿、争论的焦点。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总是能够启迪人生、触发灵感、抚慰心灵、丰富生活,《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正是这样一部经典。午后温暖的阳光下,捧一杯咖啡,请您享受阅读带来的浪漫时光。
目 录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以上的标题可能会让我的一些读者匪夷所思。现今大部分人认为所有工作都是有益的。此外,很多富人甚至认为一切工作都是令人满意的。大部分人,无论成功与否都相信即使一个人正在从事一项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也能以此维持生计,如人们常说的“他有工作”。很多成功人士毫不吝啬祝贺与表扬的话语以此鼓励积极乐观的员工,因为这些员工为了神圣的工作非常勤奋并放弃所有娱乐与假期。总之,一切劳动本身都是有益的,这已经成为了现代道德信条,并为那些依靠别人的劳动而生活的人提供了便利。然而,对于那些被依靠的人,我建议他们不要相信表象,而要更加深刻地洞察此事。
首先,我们应该接受的现实是,人类只有两种选择:劳动或死亡。大自然不会无偿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必须通过某种程度的劳动得以生存。其次,我们应该领会,如果大自然对我们这种被迫的劳动没有补偿,她一定会悉心地在其他方面把这种延续个人与种族生命的劳动变得不仅恒久,甚至充满快乐。
你也许确信大自然就是这样做的,当人们身体健全,在特定情况下会对工作乐此不疲,这也是人的本质。然而,我们也必须以虚伪的口吻赞扬一切劳动,无论它是什么。我曾经说过,有一些劳动绝非赐福,而是诅咒。如果工人罢工、选择死亡或者我们把他们送到济贫院或监狱,无论将其送到哪里,对社会或者工人或许都更有好处。
你们看,这里有两种工作:一种有益,一种徒劳;一种算得上是赐福,减轻生活的烦恼,一种仅仅是诅咒,加重生活的负担。
那么,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答案是:一种充满希望,另一种令人绝望。我们应该果断地选择第一种工作,拒绝第二种工作。
呈现在工作中、使工作变得有意义的希望的本质是什么?
我认为这种希望由三部分组成:希望休息,希望生产,希望工作本身的快乐。希望这些都可以得到充分地、高质量地满足;得到应得的保质保量的休息;生产出那些除傻瓜和禁欲主义者以外的人都值得拥有的产品;在工作中充分地体验到那种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快乐;这些不只是单纯的习惯,如果失去它,我们会像一个烦躁的人失去他正在摆弄的物件一样感到烦躁不安。
我把希望休息列在首位是因为这是我们最简单、最正常的希望。无论在一些工作中会有什么快乐,但在所有的工作中都一定会有某种痛苦,它们像野兽般挑起我们麻木的神经让我们开始行动,可怕地变动我们完全适应的工作。这种非人的折磨要以动物般的休息来补偿。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坚信我们有不必工作的时候,而且当休息到来时,我们还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充分享受它,休息时间必须长于恢复我们在工作中耗费的精力的时间。此外,还要像动物般休息,也就是说不能被忧虑打扰,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享受休息。如果我们能得到如此充足和满意的休息,迄今为止,我们的情况也不比野兽差。
至于对生产的希望,我已经说过,这是大自然迫使我们为之而工作。这种希望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确实生产出了一些重要物品,而不是一些无用的东西,或者至少不是那些我们想要或者我们可以使用的无用的东西。如果我们看清这一点并运用自己的意志,到目前为止,我们要比机器强大。
希望从工作本身得到快乐。在我的一些读者,或者大部分读者看来,这种希望一定很奇怪。然而,我认为对所有的生物而言,在发挥他们的能量时都会有一种快感,就连野兽也会对他们柔软、敏捷及强壮的体魄感到欣喜。而一个正在工作的人在同时运用其思想、灵魂以及身体的能量,生产他认为是因他的意愿而生产的、将存在于世的某个物品。他的记忆力和想象力辅佐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思想,所有前辈的思想也同时指导他的工作。作为人类的一员,他在进行创造。工作是人类的特性,如果我们工作,那么我们就是人类,我们的生活因此将是愉快而重要的。
因此,有价值的工作让我们在休息中享受希望的快乐,在使用工作的产品时充满快乐,在每天的创造技能中体验快乐。
除了这种工作,其他的都是无价值的,那是奴役般的苦工——仅仅为了生存而辛劳;而我们生存就是去做苦工。
因此可以说,既然我们拥有一双天平般的双手可以权衡世人所做的工作,那就让我们使用它们吧。几千年的摸爬滚打之后,诸多对希望的承诺被推迟,在对人类文明进步以及取得自由的无限狂喜中,让我们来判断我们所做工作的价值。
现在,关于工作,文明社会中最首要的、最容易引起注意的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工作分配非常不均衡。首先,有些人,并不是少数人,他们根本不工作,也没有任何理由;其次,有些人,并且是很多人,他们相当努力地工作,宣称自己得到了足够的补偿并可以休假;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勤奋工作,可以说除了工作他们不做任何其他事,因此为了与上述我已经提到的中产阶级、富人,或者权贵相区别,他们被相应地称为“工人阶级”。
显然,这种不平等沉重地压迫着“工人”阶级,明显倾向于毁掉他们对休息这一最基本需求的希望。单就这种情况,他们甚至都比不上旷野中的野兽。然而,我们愚蠢地把有益的工作变成无效的辛劳远不止这些,这只是开始而已。
首先,关于不劳动的富人阶层,我们都清楚,他们大量消耗却什么也不贡献。因此,显然他们要依赖劳动者养活,就像乞丐一样,纯粹是社会的负担。近来,许多人已经开始觉察到这个问题,尽管他们还没看清我们现行制度的弊端,也没想到任何办法来摆脱这种负担;尽管他们也许还渺茫地希望下议院 [1] 成员的选举投票制度,如果可能,魔幻般地朝那个方向发展。抱着这些希望或者迷信,我们不需要庸人自忧。而且,上层社会的这一阶层,国家曾经很需要他们,他们的人数很少,现在他们失去了权势,只能依赖其下面的一个阶层,即中产阶级的支持。实际上,正是中产阶级中最成功的人士或者他们的直系后裔构成了上层社会。
至于包括商人、制造商以及社会中专业人士的中产阶级,他们貌似工作相当努力,以至于乍一看还以为他们在为社会贡献力量,而不是给社会增加负担。但是到目前为止,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参与劳动,但是却没有产出。即使是商品分销商、医生、(天才)艺术家,或者文人等人确实有产出,他们产出所造成的消耗大大超出了相应的比例。商人和制造商是中产阶级中最强大的一部分,在为了争取各自财富份额的相互斗争中他们耗费了生命与精力,这些财富是他们“强迫”真正的劳动者为他们创造的。其余的中产阶级都是寄生虫,他们不但不为公众劳动,反而享受特权,他们是财产的寄生虫。以律师为例,有时他们毫不掩饰地这样做。有时候,医生以及上述提到的其他人自称是有益的,但却常常毫无用处。他们仅仅作为这个愚蠢、欺诈和专横制度的支持者及其一部分而存在。我们必须牢记:一般说来,他们这些人只有一个目标,其目标并不是得到物质成果,而是为了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儿女赢得地位,然后他们就根本不用劳动了。这就是他们的志向以及终其一生要得到的,就算不为自己,至少为了儿女,然而这个“自豪”之位显然是社会的负担。尽管带着虚伪的尊严忙于工作,但是他们不关心任何事情。挽救那些积极分子以及从事科学、艺术或文学创作的人们吧,这些人如果称不上社会的中坚,也至少是这个悲惨制度中的中坚力量(多么悲哀啊!),他们在这个体制中被奴役,处处受阻碍、遭受挫折,甚至有时被腐化。
以下是另一个阶层,他们人数众多而且非常有影响力,他们产出极少,消耗极大,因此就像乞丐一样主要依赖真正生产者的支持。但是还有一个阶层是需要考虑的,他们生产全部产品,他们除了供应自己还供给其他阶层,尽管这一阶层的地位低于其他阶层。请注意,真正的低等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堕落。然而,专横愚蠢体制的必然结果是很多工人并不是生产者。他们大多数都只是财产的寄生虫,其中有一些明显如此,如军人,他们对抗国家在陆地和海域上的对手和敌人,为国家而战,争取某些无须付酬的劳动产品。此外,除了这种明显的负担,生产者还要承担那些国内服务人员的消耗,首先就是那些在私人财富战争中从事服务的人员,像大量的文书、商店售货员等。如上所述,他们是富裕中产阶级的真正职业。这一工人团体比想象的要多得多,因为它包括所有从事被我称作激烈的推销业的工人,或者用一个通俗的词语,就是对商品进行吹捧,现在已经达到如此的巅峰程度,很多商品的销售费用远远超过生产费用。
此外,有很多人从事荒唐的、奢侈的物品的制作,因为富裕阶层非生产者的存在导致对这些物品的需求;那些过着普通而不腐化生活的人不会奢求或者向往这些物品。也许有人会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永远不会视这些东西为财富,我认为它们不是财富而是废物。财富是大自然馈赠于我们的,一个理性的人可以合理运用大自然的礼物。阳光、新鲜空气、未受污染的地球、食物、衣物以及必要的舒适住房;各种知识的储存以及传播知识的能力;人与人之间自由沟通的方法;艺术品以及一个有抱负、有思想的真正的人创造的美,以上都是自由的、人性的、未腐化的,是人们快乐的源泉。这才是真正的财富。我很难想象除了以上所列的,是否还有其他值得拥有的东西。但是,英国的产业以及世界上的工厂,我恳求你们仔细思考一下,当想到无用的苦工所生产和销售的大量物品是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渴望得到的时候,难道你们不会像我一样困惑吗?
现在,甚至出现了一个更加悲哀的行业,它强迫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为他们以及同胞生产其需要的物品,因为他们是下等阶级。因为,如果许多人没有生产生活,甚至只能如此空虚愚蠢地过活,那么他们就会强迫大量劳动者生产无人需求的物品,即使是富人也不需要的物品,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大部分人必须贫穷,并且,依赖他们所供养的上等人所发的工资生活,就连人们自然需求的物品他们都买不起,只能忍受悲惨的现实,想出各种权宜之计凑合着生活:吃粗糙而没有营养的食物,穿不能蔽体的破旧衣服,住恶劣简陋的房屋,甚至使那些在文明社会生活的城里人都感到惋惜,让他们想起游牧部落的帐篷,或者史前野人的洞穴。不仅如此,这些劳动者们甚至必须对“时代造假”这一伟大工业发明伸出援助之手,在他们的帮助下,伪造出富人特有的奢侈品供其使用,这是多么拙劣可笑的欺骗呀。由于工薪阶层必须常常按照雇主的命令生活,他们特有的全部生活习惯都是雇主强加于他们的。
但是,试图通过语言来表达对我们新时代备受称赞的廉价生产的鄙视,就是在浪费时间。必须充分说明现代制造业所依赖的剥削体制需要这种廉价生产。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存在大量的奴隶,他们的吃、穿、住与娱乐都必须像奴隶一样得到满足,并且,日常生活需要迫使他们必须生产奴隶特有的物品,这些物品的作用就是延续奴隶制度。
总之,关于文明国家的劳动方式,在这些国家中由三个阶层构成:根本不打算劳动阶层、假装劳动但无产出阶层、劳动阶层,这个劳动阶层受迫于其他两个阶层,常常进行无价值的劳动。
因此,文明社会浪费了自己的资源,只要现行的制度存在,这种情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以上是形容我们所遭遇暴政的冷酷语言。那么试着思考这意味着什么呢?
世界上存在一定量的自然材料和自然力量,还有居住于此的人类所固有的定量劳动力。在自身需求和欲望的促使下,数千年来,人类一直肩负着征服自然力量并使自然材料有益于人类的使命,即辛苦劳动。因为我们不能预见未来,在我们看来,与自然的斗争似乎即将结束,人类近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而且,回首历史刚开始的时期,我们注意到在近二百年内,这一胜利进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迅猛,更加令人吃惊。因此,我们现代人在任何方面当然都应该比我们的前辈更加富裕。理所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富裕的,用我们战胜自然得到的战利品好好装饰我们的生活。
但是事实是什么呢?谁敢否认大部分开化的人还处于贫穷之中?他们如此的贫穷,以至于幼稚地自寻其扰,还在讨论是否在某些方面他们比祖先的状况要稍好一些。他们的祖先是贫穷,但是他们的贫穷不能用缺乏智慧的野蛮来权衡,因为除了贫穷他们什么也不懂。所以他们应该受冻、挨饿、肮脏、露宿荒野以及无知愚昧,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他们应该拥有皮肤一样自然。但是对于我们,对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文明已经孕育了欲望,她禁止我们满足,所以,文明不仅仅是一个吝啬鬼,也是一个虐待狂。
因此,我们战胜大自然的胜利果实已经被盗走。我们已从在大自然的强迫下怀着对休息、收获以及快乐的美好希望进行工作转变成在人类强迫下的劳动——只希望为了劳动而活。
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能改善这种状况吗?
好吧,请再次铭记:战胜大自然的伟大胜利并不是由我们远古的先祖实现的,而是我们的父辈,甚至就是我们自己。对于我们来说,绝望无助地坐等其变的确是一件怪异愚蠢的事,坚信我们能改善它。那么,首先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社会被分为两个阶层,其中之一享有特权,依靠另一个阶层的劳动供养,换言之,它强迫下等阶层为它劳动,然后从此阶层掠夺它所能掠夺的一切,以此剥削来的财富来维持自己成员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使他们的地位高于其他人,他们比下等阶层的人更长命、更美丽、更值得尊敬、更优雅。我并没有说,关于其成员肯定长寿、美丽或者优雅是自寻烦恼,我只是认为他们和下等阶层相差不多,也不过如此。因为它也同样不能公平地利用下等阶层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真正的财富,反而大量浪费劳动力生产废物。
正是这种少数人的掠夺和浪费造成大多数人的贫穷;如果可以证明这种掠夺和浪费是延续社会的需要,那么我们应该屈服于此,没有其他可以抱怨的了,但是受压迫的大多数人的绝望会在某一时刻摧毁这个社会。相反,即使通过这种片面的实验,例如,像(所谓的)合作,已经证实特权阶层的存在绝不是生产财富的需要,反而是为了“统治”财富生产者,或者换言之,为了维护特权的需要。
那么,要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废除特权阶级,他们推卸作为人类应有的责任,而强迫他人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根据各自不同的能力,所有的人必须劳动,以此供应自己的消耗,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劳动,最起码能够充分地维持自己的生计,并且应该保证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社会为任何一个成员以及所有成员提供福利。
这样,真正的社会就成立了,它将依赖条件平等而存在。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利益而折磨另一个人,不仅如此,也不会因为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折磨某个人。实际上,不能让每个成员的利益得到支持的体制也称不上是社会。
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依然很糟糕,和很多人根本不劳动的时候一样,比浪费那么多劳动时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很清楚的是,在所有的人都劳动并且无劳动力被浪费的情况下,人们劳动不仅仅是希望得到他们劳动应得的那份财富,而且他们也不能失去应有的休息权利。那么,这就是上面提到的三种希望中的两个。当阶级掠夺被废除,每个人都将收获自己劳动的果实,获得应得的休息,也就是,闲暇时间。一些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说我们不需要更加进步了,劳动者可以得到他们劳动的所有成果,并且可以充分地休息,这就足够了。但是,尽管人类的专制已经从此废除,我仍然要向自然需求的专制索赔。只要劳动令人厌恶,它将依然是一种每天必须承受的负担,并且即使劳动的时间短暂,这也会玷污我们的生活。我们想做的是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不减少我们的快乐。直到劳动成为我们生活中快乐的一部分,我们才完全征服了大自然。
把人们从强制做不必要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这第一步将至少让我们踏上通往这一美好结局的征程;然后我们将有时间和机会来予以实现。目前,失业浪费劳动力,非生产性的工作也浪费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只是一少部分人在支撑世界文明。如果我们的生活水平与现在富人和高雅的人认为满意的水平基本一致,那么当所有人都有效地工作来支持世界文明时,分摊到每个人所需要做的工作就非常少。我们将有剩余劳动力,并且简言之,我们想多富有就多富有。生活将会很容易。假如现在我们某天早晨醒来,在我们现行的制度下发现“容易生活”,那么此制度会立刻强迫我们开始劳动,使生活很辛苦;我们应该把它称作“发展我们的潜质”,或者类似这样好听的说法。劳动力的倍增已经成为我们的必需品,并且只有它持续增长,发明机器的独创才能对我们没有任何实际用处。每一台新机器都将带给工人一定的苦恼,因为它扰乱了他们的专业行业;所以很多人将从熟练工人降低到非熟练工人,接着他们又渐渐地掌握了新的工作,步入正轨,所有人又将明显地流畅工作。所有这些都在为变革做准备,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事情就将和令人惊奇的新发明出现以前一样。
但是,当变革已经使“生活更加轻松”,当所有人和谐地一起劳动并且没有人剥削劳动者或者说剥削劳动者生命的时候,在那些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将不会强迫我们继续生产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不会强迫我们无偿劳动。我们可以冷静地、仔细地考虑利用我们劳动力财富应该做些什么。现在,在我看来,我认为首先我们应该利用那份财富和自由为我们所有劳动者创造出最常见、最需要以及能带给每个人快乐的东西。因为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我知道一种方法在面临所有事故和困难时一定可以使生活愉快,那就是对生活的所有细节都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为了避免你可能会认为太普遍接受的断言不值得一提,让我提醒你,现代文明是如何彻底阻止它的,穷人的生活被多么肮脏甚至可怕的琐碎所烦扰,她强加给富人的又是一个怎样机械空虚的生活。此外,这样的假期是多么少啊!任何人都可以体会到成为大自然一部分,在所有相互关联的事情中不慌不忙地,深思熟虑地并且快乐地体验我们的生命历程,而正是这些事情的关联与其他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构建了伟大的人类集合体。
但是,如果我们意志坚定地把所有的劳动都变成合理的、愉快的,那么我们一生也许都会拥有这样的假期。我们必须真正的坚定,因为没有权宜之计可以帮助我们。我已经说过,现在,这些失业的劳动力以及我们像被追捕的野兽一样恐惧和焦虑地生活着,这是现行体系强加于我们的,它意在为特权阶层的利益而生产。这里有必要说明上述内容意味着什么。在工资和资本的现行体系下,“生产者”(最荒谬的称呼,因为生产者是指通过自己双手劳动的人)控制着那些没有特权的人,他垄断着每个劳动者使用体内固有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方法。他,仅仅他自己就可以利用这些劳动力,另一方面,这些劳动力商品是他资产的唯一来源,也就是说,过去劳动所积累的产品对他来说也是有价值的。因此,他购买几乎没有资产的劳动力,并且他们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在此交易中他的目的就是扩大资产,使之增值。很明显,如果他支付给与他讨价还价的劳动者其劳动的全部价值,那么他就没有达到目标。但是因为他垄断生产性劳动力的手段,他可以迫使劳动者达成一个更有利于他,而不利于劳动者的协议;该交易是,让他们起码能维持生计,并根据一个足够“高”的标准进行估算以确保他们能平静地将其所得交给雇主,他们生产的其余部分(事实上更大一部分)应当归雇主所有,成为雇主随便可以使用的财产,任其挥霍。我们都知道,这些令人嫉妒的财产得到军队、海军、警察以及监狱的保卫。总之,被那些强大的物质力量保护着。在广大的无产阶级中的迷信、习俗,以及对挨饿而死的恐惧,也就是无知,使得资产阶级能够用以征服他们的奴隶。
现在,这个制度造成的其他弊病也许会在其他时候出现。我想指出的是,在目前这个制度下,我们不可能达到使劳动有吸引力的程度。并且我想强调,正是这种掠夺(没有其他词语比这更合适)浪费了这个文明世界的可用劳动力,强迫很多人无所事事,其他更多的人做无用功,并且强迫真正有益的劳动力从事最繁重的过度工作。因此,必须完全了解所谓的“生产者”借助于他从其他人偷窃的劳动力的首要目的是产生盈利,而不是商品,也就是说,这种“财富”的创造是建立在工人想要维持生计的基础之上,以磨损机器为代价的。此“财富”的真实与虚假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只要能售出并为他盈利就好。我已经说过,由于富人拥有超过他们可以合理支配的钱财,因此而购买虚假的财富,在这方面是一种浪费。除此以外,由于穷人买不起值得生产的物品,在这方面也是一种浪费。以至于资本家“供给”的“需求”不是真正的需求。他所经营的市场被可悲地、不均衡地操控着,这种不均衡是由资本与工资制度的掠夺引起的。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所有人都快乐有益地劳动,就必须坚决地摆脱这个制度的束缚。使劳动变得有吸引力的第一步就是想方设法实现有成效的劳动,包括土地、机器、工厂等的资本由广大群众支配,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使用,这样我们才可能为了“供给”每个人以及所有人的真正需求而劳动,也就是说,为民生而劳动,而不是为供应盈利市场的需求——为利益而劳动——也就是强迫他人违背自己意愿而劳动的势力。
在采取第一步之后,人们开始懂得大自然安排人类要么劳动要么被饿死,并且当他们不再如此愚蠢地允许偷窃作为另外一种选择,当这种美好时代来临时,我们就解除了浪费带来的负担,从而发现我们拥有上述提到的大量可用劳动力,这将允许我们在合理的范围内按照我们的意愿生活。我们将不再被饥饿的恐惧驱赶而匆匆忙忙。即使现在,这种恐惧带给文明社会大部分人的压力也不少于纯粹的野蛮人。对于一个无劳动力浪费的社会,容易提供的最明显的必需品就是,我们应有时间仔细观察并思考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不需要我们的过度工作就可以实现。当现行强制等级制度造成的强迫被消除,我们面临单纯的失业时常常表达的恐惧就是产生于过多的令人反感的劳动负担,这正是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必须承担的。
再次强调,我们认为有必要值得牺牲一些空闲时间实现的第一件事就是劳动的吸引力问题。为实现此目标不需要非常沉重的牺牲,但是的确需要一些牺牲。因为我们也许期望刚刚艰难走过了一段斗争和革命时期的人们最不能长期忍受纯粹的功利主义 [2] 生活,尽管无知的人有时会谴责社会主义者追求这样的生活。另一方面,现代人的装饰生活已经腐烂透顶,在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以前必须完全清除。这种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产生任何意义,不能满足从商业主义专制中解放出来的人们的愿望。
我们必须在心甘情愿地和愉快地开展工作的基础上,带着有利于我们自己和邻居的美好想法,开始建设装饰生活——生活的乐趣,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这种绝对必要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首先每天仅花费我们的一小部分时间,而且到目前为止,也不会造成负担,但是它是日常常规的任务,因此将破坏我们每天的乐趣,除非它的存在要保持让人可以忍受的程度。换句话说,一切劳动,即使是最常见的,必须有吸引力。
这将怎么实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本文其余部分要解决的。关于这个问题给予一些提示,我知道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会赞同所提的大多数建议,但其中一些可能看起来有些奇怪和大胆。这些意见应被视为没有任何教条的意图,仅仅是表达我个人的观点。
从上述我们已经讨论的全部内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劳动要有吸引力,必须要以取得一些明显有用的成果为方向,除非每个人自愿地劳动并把它当作一种消遣。人们指望这种明显有益的因素可以使本来令人厌恶的任务变得轻松愉快,因为在新的社会秩序中,社会公德或人对生命的责任将取代神学道德或人对一些抽象观念的责任。此外,一天的工作将是短暂的,这不需要坚持。很明显只要没有浪费劳动,它就会是短暂的。也很明显,很多工作现在是一种煎熬,但如果极大地缩短这些工作,它们也将很容易忍耐。
工作的多样性是下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迫使一个人日复一日完成相同的任务没有任何逃脱或变化的希望,这简直意味着对他的生命进行炼狱般的折磨,只有榨取利润的暴政才需要如此。一个人可能很容易地学习和实践至少三种技能,户外运动与久坐不动的工作交替进行——工作需要锻炼强健的身体力量进行劳动,而其中头脑要做的事更好。例如,很少有人不希望花一部分时间在最需要、最愉快的工作上,即培育花花草草。使工作多样性成为可能的一件事就是在一个社会有序的社区所采取的教育形式。目前,一切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培养人们在商业等级制度中对号入座——这些作为主人,那些作为工人。对主人的教育比对工人更加精致复杂,但仍然是商业性的;即使在古老的大学,学习也不太被重视,除非从长远来看,它可以创造财富。真正的教育完全不同于此,它应该发现不同的人所适合的教育方式,并且在他们想要选择的道路中帮助他们。因此,在适当而有序的社会中,应该教年轻人训练他们的思想和身体具备一些技能,因为他们需要这些技能;并且成年人也应该有在相同学校学习的机会,因为个人能力的发展是教育的首要目标,而不是像现在,与为自己或者自己的主人赚钱的伟大目标相比,一切能力都次之。大量的人才,甚至是天才,在现行制度下被摧残,并且将被这样的制度根除,然而正是这些人将使我们的日常工作变得容易并有趣。
在这种所谓的多样性下,我注意到一种工业产品,它已经饱受商业主义的折磨,几乎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并且它的确与我们这个时代毫无关联,恐怕一些人将很难理解我不得不说的这个主题,然而因为它非常重要,我必须得说。我的意思是指当普通工人从事平凡工作的时候,他们创造的,或者应该由他们创造的另一种艺术,这些非常恰当地被称为大众艺术 。再强调一遍,这种艺术现在已经不再存在,已被商业主义摧残。但是从人与自然较量开始直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它是存在的并且广泛蓬勃发展。当它存续时,人类制造的一切装饰着人类的生活,就像自然制造的一切装饰着大自然一样。工人就像塑造他手中的物品一样,很自然地装饰它,完全没有任何刻意的努力,从而往往很难区分他作品的纯粹功利的部分和装饰部分。现在,这种艺术的起源正是工匠们在工作中探索多样性的必需品,尽管这种欲望引起的美是赠予世界最伟大的礼物,然而工人在工作中获取多样性及快乐是更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带给所有劳动者快乐的印象。所有这一切现在已经完全从文明时代的工作中消失。如果你想进行装饰,必须专门付费,并且工人就像生产其他商品一样被迫生产装饰品。在工作中他被迫假装幸福,以至人类双手创造的美,曾经是对他劳动最好的回报,现在已经变成额外负担,并且装饰品也仅仅是愚蠢的无用辛苦之一,也许是最令人厌烦的束缚。
除了工作的短暂性,刻意的有效性以及应有的多样性,还需要另一个因素使工作吸引人,那就是宜人的(工作)环境。我们文明人如此自鸣得意地忍受的作为生产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痛苦和卑劣,这对于整个社会是必需的,就像富人的私人住宅一定拥有适量的污秽一样。如果这样的富人允许他的客厅布满灰尘,餐厅的每个角落建一个厕所,如果他习惯性地在曾经漂亮的花园里堆满灰土和垃圾,从不换洗被单和桌布,并且使他的家人五个人睡一张床,他一定会发现自己被疯狂的魔爪所控制。但是这些吝啬愚蠢的行为正是在假设的必需品的强迫下,我们在当今社会每天在做的疯狂的行为。我请求你们立刻对反文明的精神失常行为采取行动。
坦白地说,我们所有拥挤的城镇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工厂都是利润制的产物。资本家的生产、资本家的霸占土地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交易迫使人们向大城市进军,为了使自己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相同的专制极大地缩小了工厂应有的空间,以至(例如)一个极好的编制车间内部几乎就是荒谬的场面,令人讨厌至极。除了从人们的生活中压榨利润,以及为那些压榨的奴隶生产廉价商品供他们使用的必要,所有这一切没有其他的必要。一切劳动力还没完全被打入工厂,通常不需要这样做,但利润暴政除外。所有从事这些劳动的人们决不需要被迫挤在像猪圈一样的狭窄城市宿舍。为什么他们不能在宁静的乡村住宅,或工业学院,或小城镇追求自己的职业梦想,或者简单地说,在他们生活最幸福的地方追随职业目标,他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对于那些必须大规模地与当下这个工厂制度有关联的劳动,一切都井井有条(尽管在我看来还是有缺点),至少将有机会享受一种丰富的、渴望的并被愉快包围的社会生活。工厂也可能是智力活动的中心,里面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工作:对于每个人来说,必要的机器维护保养或许仅仅是每天工作的一小部分。其他工作范围很广,可能从培育周边国家进口的食物到艺术和科学的研究和实践。从事这样工作并且主宰自己生活的人,将不允许任何匆忙和目光短浅迫使他们堕入持久的肮脏、骚乱以及缺乏住所的深渊。适当地应用科学可以使他们摆脱废物,即使不能完全摧毁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目前使用精心设计的机械制造出的种种麻烦,如烟雾、恶臭和噪音;他们也不会容忍自己工作或生活的建筑物及房屋成为美丽干净的地球表面上的丑陋污点。把工厂、建筑物以及工作棚建得如同家一样体面、便利,从这一点开始,他们将准确无误地继续使它们不仅好,不惹人讨厌,甚至将它们建得美丽,现在,某段时间被商业贪婪所残害的建筑的辉煌艺术将重生并繁荣。
所以你看,我认为在一个适当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中,对有益的意识、从事工作时应有的求知兴趣,多样性以及令人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可以使工作更加有吸引力。但是由于所有的人都希望如此,我还要求每日工作时间不应令人乏味的长。可能有人会说,“你怎么能使最后这项要求和其他要求协调一致呢?如果工作被改革的如此完善,那么生产出的商品不会非常昂贵吗?”
如同我以前所说的一样,我的确承认要使劳动有吸引力,一些牺牲是必需的。我的意思是,包括各种劳动在内,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我们还像现在一样以同样匆忙的、肮脏的、混乱的、无精打采的方式工作,如果我们对此可以心满意足的话,我们可能会把每天的劳动时间缩短得比我假想我们应当缩短的多得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满足,这将意味着我们新赢得的自由条件会抛弃我们,留下我们无精打采、可怜兮兮;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优哉游哉,那么我的主张根本不可能实现。为提高我们的现状使其达到全社会呼吁的理想标准做一些必要的牺牲,我们对此应该知足。不仅如此,我们应该以个人身份积极踊跃地奉献更多的时间以及牺牲安逸的生活来提高生活水平。为了这些目的,为了对工作的热爱以及为了工作产品,人们,无论是个人形式还是组织形式在希望创造快乐的鼓舞下,都将自由地生产那些为所有人服务的生活装饰品,然而现在他们却被收买仅为服务少数富人而生产(或者假装生产)。一个完全没有艺术或文学的文明社会生活的实验尚未被尝试过。过去文明的堕落和腐化可能把这种对快乐的否认强加于将从灰烬中重生崛起的社会。如果必须如此,我们会接受功利主义这个过渡阶段作为最终艺术的基础。如果残疾人和挨饿者从我们的街道上消失,如果地球同样地养育我们所有人,如果太阳同样地照耀我们所有人,如果地球的辉煌戏剧——白天和夜晚,夏天和冬天——可以被我们每个人(以及所有人)所理解并喜爱,那么我们可以负担得起停滞片刻,直到我们从过去腐败的耻辱中净化出来,直到艺术再次在从恐怖的奴隶时期以及羞愧的强盗时期解放出来的人民之中崛起。在此期间,在任何情况下,对工作的改善、思考以及审议的确需要付出代价,但不是以强迫长时间劳动的方式。新时代,我们发明了机器,这些对于过去人类来说应该是疯狂的幻想,并且至今我们仍没有任何用途。
他们被称为“节省劳动力”机器——一个常用语意味着我们对机器的期望;但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期望的。它们真正的“功劳”是使熟练工人降低到非熟练工人队伍,增加了“劳动后备军”的数量——也就是说,增强了工人生活的不稳定因素并且加强了那些操作机器(像奴隶侍奉主人一样对待机器)的工人的劳动强度。在积累劳动力雇主们利润的同时,所有他们采取的方法或许顺便迫使他们在彼此激烈的商业战争中耗尽利润。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中,这些别出心裁的奇迹将首次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花费在乏味劳动上的时间,通过他们的方法大幅减少后,以至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仅仅是一个很轻的负担。尤其是当这些机器的改进是否有利于个人已经不再怀疑,而是是否将有利于社会时,那么这些机器肯定会大大地改进。
机器的普通用途就到此为止,一段时间后当人们发现不需要再为起码的生活担忧时,机器使用很可能就有所限制,并且人们学会在手工艺中获得兴趣和娱乐,谨慎细心地制作手工艺比机械工作更加有吸引力。
此外,由于从每天挨饿的恐怖时期解放出来的人们发现了他们真正需要的,除了自己的需要不再被任何事情强迫,他们会拒绝生产现在被称为奢侈品的绝对愚蠢的商品,以及现在被称为廉价商品的有毒害物品和废物。当仆人不再穿毛绒马裤时就没人会生产这些裤子,同样当没有人被迫放弃真正的黄油,也不会有人浪费时间生产人造黄油。掺假法只有在满是盗贼的社会才需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它们是无用武之地的。
社会主义者经常被问到,在新形势状态下比较艰苦、比较令人厌恶的工作将如何进行呢?在我们知道旧社会的哪些物质将消失以及哪些将经受住变革带领我们走向巨大的变化之前,试图彻底地或可信地回答上述问题将是挑战不可能完成的事,即从旧社会物质中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蓝图。然而不难设想一些调整,通过调整让那些从事最艰苦工作的人的工作时间到最短,此外上文中讨论的工作的多样性专门适用于此。再一次强调,一个人终其一生都绝望地从事一项令人厌恶并永无休止的任务,这种分配足够符合神学家们想象出的地狱生活,几乎不适合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最后,如果这种较辛苦的工作是某种特殊的工作,我们可以假想召唤特殊的志愿者从事此项工作,他们肯定会英勇献身,除非在自由状态下人类奴隶时期所拥有的勇敢刚毅可能已经消失殆尽。
可是如果有这样一种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它令人厌恶的本质,如缩短持续工作时间,或者通过工作循环中的间歇,或者可以带给从事此项工作的人一种特殊奇特的有益感(因此得到的荣誉感)都无济于事——如果有这样一种工作无论如何对工人都是一种折磨,那么该怎么办呢?好吧,让我们看看如果不做这样的工作,天是否会塌下来,如果它稍好一点点,天可能会塌下来,但是这种工作的产品不值得我们付出代价。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任何情况下一切劳动都是对劳动者的赐福,神学的教义是虚伪的,欺骗的;从另一方面说,只有伴随着对休息和娱乐应有的希望,劳动才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已经权衡过文明社会中的工作并且发现了它的缺陷,由于它最缺乏希望,并且因此我们看到文明已经为人类孕育了可怕的诅咒。但是,我们也看到世界上的工作如果没被愚蠢、暴政以及对立阶级间永久的冲突所浪费,那么应该怀着美好希望在愉快的氛围中进行。
因此,为了可以怀揣着美好希望在愉快的氛围中生活和工作,我们需要的是和平。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别人的话语,那么就有如此渴望的和平,但是事实却是人们不断地把和睦拒之门外。但对于我们,让我们下定决心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来赢得和睦。
代价可能是什么?谁知道?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赢得和平吗?唉,怎样赢得呢?我们被错误和愚蠢完全包围,以致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与它们斗争到底: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这场斗争也不会结束,也许没有结束的明显希望。可能我们可以期待看到的最好结果就是斗争日益清晰,日益激烈,直到最终公开爆发,由较慢的、更加残酷的“和平”贸易手段转为相互杀戮的实际战争。如果我们有生之年可以见证这些,那么我们应该看到更好;因为这意味着富人阶级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和掠夺行为并且有意识地使用公开暴力保护自己;那么这场斗争将很快结束。
但无论如何,无论我们为和平而奋斗的本质是什么,只要我们视之为稳定目标,专心致志,并永远把它放在心上,未来和平的光芒将照亮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混乱和烦恼,无论是看起来琐碎的烦恼还是明显悲惨的麻烦;我们至少还应怀揣过真正人类的生活的希望:除此以外,当今时代给不了我们任何更伟大的奖励。
[1] 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是英国最高立法机关英国议会的一部分。其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译者注
[2]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是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也称效益主义。提倡追求“最大幸福”,认为决定行为适当与否的标准在于其结果的实用程度。——译者注
我认为“建筑”这个词通常被理解为装饰性建筑的艺术,在此意义上,我会常常用到它。然而,我不希望你们认为它的成果仅仅是构造良好、比例适当的建筑物,都要循规蹈矩地经过以下流程:建筑师设计,机械工人而非艺术家的执行,最后移交给其他艺术家来完成。如果从制模或抽象的线条到伟大的雕塑和绘画作品这个过程,仅仅根据用途、质量和地位为一个建筑物配备必要家具,进行全面适当的装潢,那么除了具有高贵华丽装饰的建筑之外,真正的建筑作品是不会产生的。所以,建筑作品是一件和谐的艺术作品,需要一切严肃艺术,需要那些不用于生产单纯玩具或短暂而绚丽作品的艺术的综合作用。
如今,这些艺术品是人们表达生命价值的方式,同时它们的产生也使生命变得有意义:因为它们只能在广泛的良好意愿及公众的帮助下产生,它们的连续产生或真正建筑艺术的存在预示着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无论具有什么样的变化因素,都可称之为稳定的社会,因为它建立在运用最有益的居民的快乐能量的基础之上。
我们很难说,从长远来看如果缺乏这种建筑艺术将预示着什么。因为这种缺乏出现在世界历史近期,而这个时期离我们太近,使得我们不能看出清晰的结果。但是,目前的趋势显然表明,文明人的兴趣已从发展人类及人类种族智能转移到发展人类的机械能。如果这种趋势沿着逻辑的发展道路进行下去,必须要说明的是,它将破坏设计艺术以及文学领域一切与之类似的艺术,但是明显趋势的逻辑结果常常受到历史发展的阻碍,换言之,就是受到人类共同意志的抵制,除此以外我想不到更好的说法。除非我的希望欺骗我,我想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对威胁摧毁艺术的功利主义的反抗正在进行中;这种反抗已根深蒂固,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短暂跟风。只要这种社会状态持续下去,我自己的确不相信这种反抗能有太大的效果,但我坚信能产生新的社会状态的巨大变化正朝我们疾步走来,所以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反抗与巨变应联手或至少应学会互相理解。当新社会到来时(它本身就是无数年传统经过不断演变的产物),如果发现世界已与一切艺术传统相隔绝,与一切对已经证明的人类能够创造出的美的渴望相隔绝,那么到处追寻新的艺术思路会浪费大量时间。如果缺乏人类的快乐,很多生命将沉闷无趣,即使是很短的时间,这个世界也无法承受。因此,现在还来得及,此刻我请求你们接受下列要求:为反抗功利主义作贡献,为努力抓住纤细的传统线索作贡献。
如今,和谐的建筑组合,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并不仅仅是梦想。我已经说过它只是在近期才灭绝:在现代社会崛起以前,无论是文明时代还是野蛮时代它都以某种形式而存在;但在中世纪 [2] ,艺术的发展达到高潮,这一时期实际上比更早的文明时代离我们现代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更遥远,尽管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拥有本土血统的人们仍继续以当时一些重要的生活方式生活。然而,由于那些时代已离我们的时代很遥远,如果我们曾经确实有过建筑传统,我们只能从那里继续发扬传统,除此以外别无办法,因为哥特式建筑是世界上所能见到的最完整的有机艺术形式。传统思路的中断只可能发生在那里。之前的发展都往那个方向进行,忽略这一事实并试图赶上那个时期之前的思路只不过是矫揉造作的空想,这并不是新生的,而是对古老传统心血来潮的腐化表现。
为了充分说明我的立场,我必须请你们允许我非常简略地重述导致哥特式建筑兴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并且原谅我陈述这些大家都熟悉的基本事实,因为我需要它们来达到我的目的。我也必须承认,在此过程中,我主要阐明那些从外表上判断属于装饰性建筑物类的作品,而不是我曾提到的那些完整和包容的作品。然而这种不完整性只是表面现象,对于那些研究此类作品的人来说,它们似乎也属于完整建筑作品。它们缺乏完整性只是时间流逝和人们愚蠢的后果,愚蠢的人们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只是假装使用它们却损毁了它们作为艺术品的真正用途,或者以同样的态度,轮流滥用这些建筑作品使之作为自己表达转瞬即逝的激情及怨恨当下的工具。
我们可以将建筑艺术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古代时期又可以分为两种风格,原始的(如希腊)和古典的。那么我们就有三种主要的风格值得考虑:原始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然而,前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时的,多少有些重合。当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大幕首次拉开,我们发现了体现最高文明的完整的圆形物,它以古希腊思想和科学为主,符合一种非常独特有序的建筑风格。在我们看来,这种风格是一种极端的精致,也许那些起初就精通于此的人也有同感。此外,即使在这种建筑出现的初期,其超前的图像雕塑装饰已趋近完美,并在技术上迅速发展,精益求精。虽然如此,它终究是野蛮世界的总体建筑风格中的一种,并且仅在图像雕刻及精致上有所超越。与野蛮时期或原始时期的建筑相比,它的精华,也就是说其纯粹的建筑部分变化不大,仅仅是把材料堆积或衔接起来,让人感觉不到建筑本身的发展及风格上的发展。
我们十分熟悉的希腊形式建筑——柱状寺庙,虽然都是用石块建起,但显然比木制的神院或神殿精简,这是伯利克里时代 [3] 希腊人近期祖先的建筑中的必要部分。随着部落发展为城市,或祖先的部落崇拜变化为城市崇拜(希腊人真正的宗教),这种神院也没有太大改变。事实上,如我们所知,僵化的形式保守主义是希腊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种形式保守主义导致建筑物本身与它上面的更高的装饰物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在初期,一些健康的野蛮主义仍坚持雕塑艺术时,这种矛盾没有被察觉。但由于日益增长的文明要求雕塑家更加自然,较少约束,这种情况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令人烦恼,直到最后清晰地表明,雕塑已不再只是建筑的一部分,并已成为一种出于习惯或迷信绑定到建筑上的附加的艺术。当时的希腊装饰性建筑形式非常局限,没有发展能力,并趋向于脱离其更高的或史诗般的装饰。关于这种形式的精神能说些什么呢?我这样认为;对希腊神庙形式的狭隘迷信不是一个偶然的问题,而是表达古希腊思想的排他性和贵族嚣张气焰的适当方式,其自然结果是要求建筑的所有部分及细节的迂腐完善;以至于装饰的较低部分奴隶般地服从较高部分,它们不可能有创新或个性,接踵而来的是一种贫瘠和单调,总之拒绝一切浪漫,这的确没有破坏它们作为历史遗迹的价值,但是却丢弃了作为世界上可能出现的未来建筑风格的基础。而且必须要记住,这种绝对完美的尝试很快就被证实是希腊建筑的陷阱,因为它无法保持长久。实际上,确保一个回纹饰或齿饰的完美施工很容易,但确保更高装饰的完美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随着希腊人的精力开始从高水准下降,要求绝对完美变成要求绝对善辩,这把建筑艺术快速地拉入纯粹的形式主义。
但是在古典艺术坠入其退化的低谷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产生了另一种建筑风格,罗马风格 [4] ,最初为了与希腊风格区别开来,常常在其基础上使用拱。在我看来,有机建筑 [5] ,一种必须发展的建筑,起源于日常性地使用拱,考虑到其综合效用和美观,可以宣称,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在人类不仅发明了拱并且鼓足勇气经常使用之前,建筑必然十分有局限性,致使它不可能强劲地发展。很自然的是,一个民族会使他们最先偶然发现的方便建筑形式具体化,或者像希腊人那样,接受一种传统形式,不向往任何更加复杂或有趣的形式。直到使用拱形之前,建筑工人一直受气候、材料、可利用劳动力等条件控制。但是自从采用拱形装饰,在建筑方面人类已经征服了大自然;他可以藐视一切严峻的气候,在拱形的保护下人类可以非常舒适地生活:他不需要华丽的材料;利用简陋和零碎的材料他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当需要更大更广的空间时,他不需要一群被俘虏的奴隶为他实现;如果有自由公民的话,他们可以做一切必要的事,而无须耗费一生。拱形可以满足建筑的一切需要,并且自从日常地使用拱形开始,建筑的主要艺术工作就是装饰拱;唯一令人满意的风格就是决不掩饰其功能,在不影响其功能的前提下装饰、美化它。这种罗马式建筑首次使用拱的风格,但却没使罗马式建筑发扬光大。的确在其作品的一部分坦率地、简单地使用了拱,但没有装饰它;尽管其厚重及简单的高贵与可怕及焦躁的现代工程噩梦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这部分罗马式建筑只能被称作工程,而非建筑。在其作品的另一方面,即装饰性方面,罗马式建筑使用拱并对其进行装饰,却掩饰了其功能,使这种建筑的结构假装仍是过梁结构,这种拱体不值得一提。因为罗马人没有自己的装饰性建筑,也许我们应该说没有他们自己的艺术,因此只是把他们对希腊雕刻建筑师思想的理解用于自己巨大的建筑上。由于希腊把他有活力及有才华的文明雕刻雕满祖先夸张的神殿,所以罗马把雕刻、神殿及一切都用在其杰出工程师的作品中。事实上,这种前置建筑或镶饰是罗马装饰的主要来源,结构和装饰没有相互渗透。既然这样,在我们看来,采用大理石饰面隐藏结实美丽的砖或混凝土墙的结构,这样做是否能从中获益似乎令人怀疑。因为别人使用大理石的水平更加高超,都没有使墙或拱变得更好。至于罗马的装饰,它本身并不太值得人们牺牲对结构的兴趣。希腊的装饰非常有限和传统,但它的一切都规规矩矩,并且有理有据,即使那种理性是基于迷信的。但是罗马的装饰不如希腊的那么自由,也失去了后者的逻辑性。它是丰富的、美观的,丰富和美观给予其存在的全部理由。罗马装饰的制作和设计渗透也不如希腊。人们无法想象希腊的装饰可以脱离其精确的制作而存在,但是由于所有重要作品上都有罗马装饰,人们几乎都希望这些作品不要制作得太完美了,以给其绚丽的美观增添某种神秘感。我再一次强调,这是一段必要的历史,从当今作品的角度批判这段历史就像对地质时代进行挑剔。在大量不和谐的现代房屋当中,在骚乱的、庸俗的和肮脏的现代城镇当中,被它摇摇欲坠和残破不堪的遗迹所触动,谁能没有任何感想呢?如果我冒昧的请您注意,作为建筑它过去是什么,这是因为滥用建筑的现象在近代发生,甚至已经持续到我们自己所处的反建筑时期。另一个原因是有必要指出它的质量没有达到使其成为一切可能诞生的新艺术的基础。在罗马建筑辉煌时期的几百年间,只有它将理论上的古典艺术从纯粹虚无中拯救出来,尽管可以说在变化来临之前它就已经枯萎了,然而它的枯萎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变化,实际上,这与罗马帝国 [6] 本身的衰落一样缓慢。正是在罗马帝国的和平时期 [7] 征税阶段的高峰期,在戴克里先 [8] 皇帝在位晚期,为了在厌倦统治生活之后有休息的地方,他建造了斯巴拉多宫殿 [9] ,在这个宫殿里,造反与变化首先出现在罗马艺术上,并且建筑工人承认他们的过梁是假的,即使没有过梁,拱也能起作用。
这是哥特式或有机建筑第一个模糊的开始,从此以后直到现代的开始一切都在不断地发展,但是很缓慢。的确,最初是非常缓慢,有机建筑耗费了两个世纪才从理论铸造在它身上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在有机建筑获得自由以前罗马的和平已经消失。但是全面的改变最终来临,这个建筑诞生了,在逻辑上它本该取代原始的过梁建筑,希腊的文明风格是过梁建筑的最终发展阶段。建筑变得有机,自此,对于有机建筑不可能有什么理论阶段了,除了灭亡没有什么能阻碍其发展。
对这种自由的第一个表达被称为拜占庭艺术 [10] ,并且在名称方面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 [11] 是中心,而且在这个城市的第一个伟大作品是“圣智大教堂” [12] ,又名“圣索菲亚大教堂”是由查士丁尼 [13] 建于540年 [14] ,它至今仍是这个城市中最伟大的作品。这个极具魅力建筑的风格所跳跃到的高度是出人意料的,因为早期很少有非常重要的突出作品。至于它的起源,当然,所有建筑物都是通过古典艺术的病态而建立的,同时,作品的传统形式和方式仍然继续使用,包括罗马建筑形式,这些传统如今由希腊人掌握着。这种希腊人所掌握的罗马希腊建筑与很多其他来源的传统交汇在一起。叙利亚是多种族和风俗结合的边界地区,在这里东西结合,拜占庭艺术便诞生了。其特点是结构简单和轮廓清晰,惊人的精美装饰与令人厌恶的模糊相结合。它色彩明亮、清晰,线条简洁却令人厌恶的荒芜和模糊,尽管它汲取了许多罗马建筑形式并使之重新振兴,虽庸冗却不华丽,精神上恰恰与罗马建筑相反。它最完美的作品也是人类创作中最美的作品,尽管拥有华贵的魅力和平静,但它孕育了未来旺盛的活力,因为从它在圣索菲亚的初期起,哥特式建筑已经在一千年前就出现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它在世界蔓延,在任何人们根据其历史进行建造的地方蔓延。在东方,它与本地人的传统相结合,尤其是萨珊波斯帝国时期 [15] ,产生了我们错误地称之为阿拉伯艺术(由于阿拉伯人从未有过任何艺术)的完整体系,实际上从伊斯法罕 [16] 到格拉纳达 [17] 都盛行着这种艺术。在西方,它扎根在查士丁尼已经征服的意大利境内,尤其是拉文纳 [18] ,并由此传入威尼斯。从意大利,或者也许就是拜占庭本身,它被带入德国和前诺曼 [19] 时期的英格兰,甚至影响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 [20] 。罗马接受了它,并把它从法国南部的另一条道路传播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它受到地方罗马建筑的影响,并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有序的、合逻辑的亚风格,那正是人们想象中古罗马人应该建立的风格,如果他们能够抵抗使他们着迷的被征服者希腊人。从那里又在法国各地蔓延,这是最具建筑天赋的建筑的第一次发展,然后在法国北部受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部落的影响,产生了圆拱形哥特式风格的最终形式(我们称之为“诺曼”)。精力旺盛的勇士将其带入西西里 [21] ,在那里与撒拉逊风格的拜占庭式结合并且产生了动人的作品。但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我们对它最了解,因为随威廉公爵 [22] 入侵的修道士广泛地将它付诸实践,而且它已经驱除了经由德国来源于拜占庭的英国本土风格。
在新变化出现之际,在一个足够重大的形式变化(尽管是非本质变化)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可以停下来再一次思考其本质属性是什么。这是自创造拱型结构以后获得荣誉的第一种风格,非但没有掩饰拱型结构的存在还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对它进行装饰。虽然这样已经够多了,但它获得了更多的彻底自由,这种自由确实是其独创性的源泉。它已经摆脱希腊迷信和贵族的枷锁,逃离了罗马迂腐的羁绊,尽管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规则使其保持某种风格,但是它以自由意志遵循规则,并且是无意识地遵循规则。简约之美(即赤裸和荒芜)这一行业术语并没有颠覆它,它不以冗余的材料、超烦琐的装饰或任何超过本质的东西为耻。它既可以创作苗条的优雅,也可以创作强健的坚实,随心所欲。材料并不是它的主人,而是它的仆人。它的美不需要大理石,石头、砖块或木材也都可以做到。在缺少雕刻术时,它会把玻璃立方体或任何闪烁的、色泽亮丽的东西聚集在一起覆盖其内部的每一部分,使其好像披上仙女般光彩壮丽的外衣,或者将单纯的石膏塑造成错综复杂的作品,这几乎无法模仿,但其精美和表现丰富的线条从未令观赏者的眼睛厌倦过。它喜爱平滑,这是人类双手所能给予的极度完美。但如果材料不行或技能不够,粗糙的作品也要这样制作,它也会以其独出心裁的方案吸引我们。至于古典时期的残酷统治,除了伟人之外每个人都遭受过的公认奴隶制已经远去,和谐的自由已取代其位。主从关系仍然存在,然而那是有效的主从关系,这并不是细节上的一致,这是真正的、必要的、非迂腐的主从关系。
哥特式建筑在欧洲工匠的手里才获得这种完整的自由,这些欧洲工匠是自由城市的基尔特公会 [23] 会员,他们在许多血腥的领域证明他们是如此重视集体生活,用他们慷慨的勇猛保护集体生活,不顾个人生命危险。但是从一开始,这种趋势就朝着解放手和思想自由的方向发展,手和思想的自由从属于使自由成为可能的齐心协力的和谐。那正是哥特式建筑的精神。
让我们跟随历史继续前进,直到这时,发展总是从东方到西方,也就是说,东方带领着西方发展。现在西方必须前往东方从那里获取新的收获。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宗教复兴就是移动的能量来源之一,该宗教(带着对崇拜对象可见标志物的热忱)促使人们访问东方,因此东方成为朝拜的中心。从那时起,出现了像战争般的各种族十字军东征 [24] 的朝圣队伍,他们绝不准备把面颊转向打击者。西方探索东方的极端趋势在十字军东征前并没有开始,这是事实。很久以前曾有稀疏的朝圣者向东方出发,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发现了进军拜占庭的方式,他们不是作为朝圣者而是军人,以拥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一名卫士的名义支持希腊恺撒大帝 [25] 的统治,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返回祖国,带回艺术思想,这些思想在人数不多但精力旺盛的群体中并没有丢失。但是十字军东征从东方带来许许多多的收获,就像批发一样。我认为那些收获的一部分就是引发从圆拱到尖形哥特式变化的艺术思想。那时(也许我们现在也是),只能允许他们出生国的社会系统存在,不能有其他社会系统存在,这是侵略他国胜利者通常的做法;因此,被征服的叙利亚共和国迎来了一个预期的封建政府,以耶路撒冷王为封建君主,即一个由使者认可的穿着层层金属盔甲外衣的人担任君主。然而,在此新王国定居的西方人,虽然数量很少,但他们乐意接受他们看到的周围艺术的印象,撒拉逊人风格的拜占庭艺术,毕竟这与他们自己的思想产生共鸣:并且这些印象导致变化。因为不可能认为,在从圆拱到尖形哥特式的逐渐变化过程中从东方有任何直接的形式借用:没有比同类风格影响更明显的作用了,其卓越的明亮和优雅为发展指明了可以采取的道路。
当然,当这种形式变化来临时,一定是令人吃惊的:当它经历过短暂的、最美丽的转变,尖拱哥特式确实成为了一个精力旺盛的青年。它几乎承载了它能够承载的所有力量和优雅的组合:实际上,有时人们可能认为它过分重视明亮的作用,例如,索尔兹伯里大教堂 [26] 的内部。如果11世纪的某个住持或僧侣能被带到13世纪重建的教堂,他几乎会认为发生了某种奇迹:巨大的圆柱形或方形支柱变成修长优雅的集柱群,高大宽阔的并有优雅图案和主题釉面的尖顶窗取代狭窄的圆头窗,预示着下个世纪精心制作的花饰窗格的萌芽,威武的拱顶横跨宽广的教堂中殿代替过去平坦的木制天花板,每一部分都以极端丰富的装饰线条精心处理,典雅整齐的花式雕塑,想象力丰富的优雅完美的绘画。总之,一种完整、条理分明的风格,没有任何遗憾之处,应给予人类才智及想象力崇高的敬意,成熟的哥特式建筑已经摆脱了拜占庭及罗马的束缚,然而,在梯林斯墙 [27] 和迈锡尼遗址 [28] 的基础上创新以后,它一步一个脚印,没有间歇和刻意的努力,已经到达其辉煌地位。
在社会冲突时期取得了这一发展,18世纪的历史学家忽视了该发展的事实和趋势,但我们现代学校中逐步发展的历史学家为我们打开了这一视野。12世纪,真正的工匠发现他们终于与初期自由民协会的发展交锋,自由民协会的发展是欧洲部落社会的残存:在与这些排外的贵族市民公然对抗中,工匠们已经投身于手工业行会事业中,并且伸张他们的自由免于受到合法的、任意的镇压,而且要求城镇政府给予理应获得的份额;到13世纪末,他们占领的职位无处不在,并且在接下来的五六十年里,自由城镇的镇长是手工业行会的代表,一切手工艺都由他们的协会掌管。他们在这一阶段的胜利处于哥特式建筑达到了巅峰时期,在很多事件中,库尔特雷之战 [29] 标志着他们的胜利,在此战斗中法国骑士在弗兰德斯 [30] 编织工面前转身逃跑。我认为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一时期就美的建筑艺术而言,法国和英格兰是优秀建筑国家的标准。然而遍布整个智能世界的明亮、闪耀和喜悦的艺术,现今已经达到了极致的优雅和美丽。不仅如此,上文我已经提到在其家具业方面,欧洲的各个国家之间都在共享各种各样的优秀之处。此外,我也注意到,哥特式室内是暗淡灰白的、仅依赖建筑形式,这种必然普通的概念如此远离事实,就像一座希腊神殿屹立于所有汉白玉的贞洁中一样。我们必须记住,正相反,两类建筑都需加以装饰,它们真正装饰的最高贵部分就是它们承载着一部伟大的史诗——一个打动了人类心灵和思想的故事。然而在哥特式建筑中,特别是近半世纪以来,它的每一部分包括墙壁、窗户、地板等都被看作是人类伟大历史进程中重大事件的代表空间,因为它已经把自己呈现给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这种空间被最率直慷慨地使用着,人们可以公正地说,无论在哪里,如果可以绘制出一幅画,那么就是在那里绘制的。
目前,哥特式建筑已经完成了它的内容。但丁 [31] 、乔叟 [32] 、佩特拉克 [33] 、有关德国英雄的歌谣史诗、法国传奇、英国森林民谣、所谓的起义史诗、冰岛英雄传奇故事、弗鲁瓦萨尔 [34] 及编年史都代表其文学。其绘画包含众多画家,以意大利和法兰德斯 [35] 的画家为主,两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乔托 [36] 和凡·艾克 [37] 位居榜首。然而每个村庄甚至都有自己的画家、雕刻匠和演员。任何人只要制作手工艺作品就是艺术家。其残骸中留下的几件家庭用品都是美的奇迹。它编造的精美织物和刺绣配得上其最美的建筑,它的绘画作品及装饰精美的图书本身就足够创造一段伟大的艺术时期。以成就自己的史诗为目的,在准确无误装饰的完整性上,在双手的惊人技巧上,它们是如此的优秀。总之,那些我们称之为高贵建筑的杰作及建筑样本是那个时代全部艺术的标准,并且讲述了生命鼎盛时期所有艺术完整性的传奇以及接下来的悲伤故事,观赏它们构成了我们现今假期生活的内容。任何人类已经基本实现的事物仍然存在着衰落和死亡,这是为了新事物可以从中产生。当然,中世纪的这种精彩喜悦的艺术也绝不能逃脱它的命运。
在14世纪中叶,欧洲被神秘恐怖的黑死病 [38] (一种恐怖的疾病,和可能埋伏在现代世界的某种病相同)所侵蚀,并且随之而来的还有与其不相上下的商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神秘害虫侵害我们。这种不幸是中世纪的转折点;巨大的变化再次即将到来。
即将到来的变化的出现和发展以完全忠诚的艺术为标记。在大瘟疫之后的几年里,哥特式建筑开始改变它的特性,它开始在风格上停滞不前,而且在其鼎盛时期慷慨地给予我们的无限的美丽也有所缩减。在某些地方,例如在英国它变得更加晦涩难懂,有时甚至变得更加普通;在其他地方,像在法国它失去了整齐有序、刚劲有力和纯洁简单的线条。但是长久以来它仍然充满活力、精力旺盛,甚至表现出比以前更大的适应发展中社会所需要的能力。风格变化没有负面地影响到它所有内容,一些附属艺术,例如佛兰德壁毯和英国木雕,许多年来非但没有失去反而有所收获。
最后,随着15世纪即将结束,巨大的变化越来越明显;我们必须记住,这不是换汤不换药的形式变化,而是一种不可避免地影响每一形式的精神变化。对此变化我们多少有几分夸耀,至于把艺术称为新生,这相当不真实。但是还是让我们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吧。
社会正准备彻底地重塑其组成部分:中世纪的身份社会正在转变成现代的契约制社会。新的阶层正在形成以适应新的生产制度,新的生产制度的产生是社会重塑的根本原因;随着官僚主义的重生政治生活重新开始。由于政治的与自然的是不同的,所以民族被拼凑出来以供官僚主义使用,这本身就是新系统的必需品。而且,塑造了一种新的宗教以适应新的生活理论,简而言之,商业主义时代诞生了。
现在有些人认为,这一切在那时都是带给世界痛苦和堕落的根源,现在也仍然在引起痛苦和堕落,而且作为一种制度,它必让位于更好的制度。然而,我们承认,它可以履行一种慈善的职责。在它带来的所有丑陋和混乱中,它是发展思想自由和人类能力的必要手段,它征服大自然满足其物质需求。我说这种巨大的变化是必要的和必然的,并且在这方面,即商业和商业科学与政治方面,它是一种真正的新生。在这方面,它没有追忆过去而是展望未来。在过去的历史中它无所能及,并非建立在迂腐的模型基础上。必要性,而非心血来潮,是其工艺大师。
但是,说来也怪,这个社会、政治、宗教及科学的新生活体一定要与过去艺术的死尸捆绑在一起。在每一方面它都命令人们期待着一些变化或者其他,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在艺术方面,它以最严苛的教育方式命令人们穿过创始人和著名人物创造它们并且藐视它们的时代,回顾一千年前就已经消失了的艺术。迄今,从一开始往事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这一切不知不觉到出现在现今人们的眼前。从此以后,过去将是我们的现在,并且它空虚的挡墙将未来与我们隔开。目前,有许多艺术家没有充分地估量这次变化的巨大和影响,以及此次变化与以砖块和石板为材料的维多利亚建筑 [39] 是如此得紧密相连,这促进我们变成我们现在的样子——傻瓜。你可能会说,人们对美的观念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么,他们对美的观念变了吗?难道不是美在不知不觉中已不再是那个时代人们想要达到的目标了吗?
曾经,当面对所谓的杰作之一——新圣经,也就是复兴的古典风格,例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 [40] 时,这个问题一度困扰我。我发现我很难处于这样的心境,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件作品,即使是作为最新最差的哥特式建筑的替代品。这种品位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应该更喜欢他受女士喜爱的秃顶男人的品位。但是现在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当时活着的有鉴赏美的能力的任何人可以选择的问题。如果以美为理由变化已经发生了,那么它将完全地无法解释了,但它并非如此。在文艺复兴初期,就有具有顶级素质的艺术家。但是那些伟人(请注意,他们的伟大只体现在作品中,在大部分的合作、绘画和雕刻中没能得以实现)实际上只是绽放时代——哥特式时期的产物。文艺复兴以后的时期已经充分证明,它在所有艺术方面除了愚蠢和花言巧语外什么也没创造出来。少数个别艺术家是真正的伟大,但艺术家已不再是艺术大师,因为人们已经不再成为艺术大师,而是艺术家。艺术大师都是学究(卖弄学问的人)。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41] 和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都不是为了美观或者既美观又方便而建。也不是为了当公民欣喜若狂的时候,或当他们极度悲伤或充满希望的时候作为他们的归宿而建,而是要体面、值得尊敬,因此展示出并非无知野蛮人的愚昧建造者心里唯一的民族和时代的适量教化和知识。建造它们是为了给正派缺乏热情的教会主义提供归宿,现在我们有时称教会主义者为绅士。美和浪漫不在他们建造者的愿望之列。否则当时也不会如此。我再次强调,建筑的美是参与建造作品的全体工匠的和谐智能合作的结果。当低能儿一样的新生儿已经长成精力旺盛的顽童的时候,已不再有这样的工匠了。到那个时候,欧洲已经开始把艺术工匠的伟大队伍转变成巨大的人力机械储备,虽然他们曾经创造了欧洲城市、教堂、庄园住宅及村舍的美,但是转变后如果他们仔细思考他们的辛劳,想着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几乎没有机会谋取简陋的生计,他们不需要思考,也不会有人资助他们思考,或者不允许他们思考。我希望,这一次我们已基本使这项发明完美,然后一项新的发明必须立刻取代它,那就是幸福。因为只要利用此项发明,你就无须在建筑方面折磨自己,因为你得不到它,如同我们通常对人生的表达那样,那是真正的东西。
但是目前我不会谈任何对新生的苦难所提供的直接救济,我只能告诉你们如果可以,你们应该做些什么。通过简短地对艺术发展的历史回顾,我希望你们看到的结果是,今天只有一种建筑风格可能在其基础上建立真正逼真的艺术,可以自由地使自己适应变化的社会生活、气候等条件,这种风格就是哥特式建筑。现在大部分我们所谓的建筑仅仅是模仿一个模仿的模仿,这是无聊的尊敬传统的结果,或者是愚蠢的没有根源或发展的突发奇想的结果。
让我们看一个用于为艺术服务的学究式回顾的例子。当一个希腊柱状寺庙真实存在时,它是一种神圣的护栏保卫着一片圣地。这些东西是当时人们需要的,自然,他们使希腊寺庙的形式受希腊思潮的影响并且赋予其希腊人的心境。但是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吗?如果需要,我想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我们假装需要因此把希腊寺庙强加于现代城市,那么我们就做出了一个重大而令人厌恶的荒谬行为,如同你可能看到横跨在爱丁堡的湖泊的一座丑陋的桥一样。在这些岛屿中,我们需要屋顶和带窗户的墙壁,但希腊寺庙并没有冒昧地给我们这些东西。
罗马建筑会允许我们拥有这些必需品吗?也许,只有在我们为墙壁、屋顶和窗户感到羞耻的条件下,自称我们没得到它们中的任何一样,而仅仅是异想天开地尝试模仿希腊寺庙时,才是可以的。
新古典主义建筑会给予我们这些必需品吗?几乎与罗马的条件相同,除非当它大部分像哥特式建筑时。它将强迫我们自称我们既没有屋顶和墙壁也没有窗户,不过是希腊寺庙经罗马滑稽模仿的仿制品。
现在哥特式建筑拥有它不必感到羞耻的墙壁,在那些墙壁里你可以在任何你愿意的地方镶嵌窗户。如果你愿意还可以装饰它们以显示你不以其为耻。你必须拥有的把窗户变成房子最伟大的美景之一,你无须使逻辑混乱,以便不用坐在自己漆黑昏暗的房屋里,如同虚假的假罗马风格一样。我认为,你的窗户不再是对人性弱点的让步,或是一件丑陋的必需品(公平地说通常都足够丑陋),而是建筑艺术的辉煌。至于虚假风格中的屋顶,除非建筑感染上哥特式常识,否则你必须假装你生活在一个炎热的国度,你除了雨篷不需要任何东西,这些岛屿从不下雨或下雪。然而,在哥特式建筑中内部屋顶和外部屋顶(尤其是内部屋顶,因为它是最合适的)都是建筑美的桂冠,是建筑核心最永久的地方。
再一次考虑一下我们建筑物的外部,所有过路人都熟悉建筑物的那个部分,并且无人能把它们变成私有财产除非他在人迹罕至的公园建造房屋。我们新古典建筑的原型是专为处于明亮干燥气候的大理石所设计,这最适合使其风化成一种黄金般的色调。我们真的喜欢一座备受十月至第二年六月英国冬季的粗暴所折磨、饱经风霜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物吗?而另一方面,我们任何人能不被一座幸免于修补者双手的哥特式建筑物风化的表面所感动吗?难道我们不是清楚地知道后者是自然的作品,使用人类的双手和意志作为工具创造出更加杰出的自然氛围吗?
的确,时间将使我不能对两种建筑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一种是纯粹迂腐地模仿曾经存在事物的建筑,另一种是我认为经过很多世纪的发展仍然拥有强劲发展能力的建筑,由于它的生命被武断地重现一种已经长期失去生存和发展要素的风格所缩短。然后一劳永逸地,现代世界发现当代的折中主义贫瘠无结果时,他的需要和意志会有一种建筑风格,我必须再次告诉你,这种建筑风格只能作为广泛深刻的、摧毁了封建主义的变化的一部分。当建筑风格已经得出这种结论,那么它将必然真正地具有历史意义,它最好不能摒除传统,它至少不能开始做一些与以前已经做过的事完全不同的事。然而不管它的形式可能会是什么样,其精神将满足它自己时代的需要和愿望,而不是过去需要和愿望的假装模拟。因此,它会记住过去的历史,创造现在的历史,并教授未来的历史。至于它的形式,我知道其形式以及精神一定是哥特式的,除此以外别无选择;一种有机风格无法突然从一种折中风格里冒出,它只能出自一种有机风格。因此,将来我们的建筑风格必须是哥特式建筑。
在世界需要建筑的同时,我们将做些什么?同时?终究有同时吗?难道我们现在不需要哥特式建筑也没有迫切恳求新鲜的新生吗?在我看来正是如此。确实现在的世界比五十年前的更加丑恶。不过人们认为丑恶是令人满意的事,自鸣得意地把它看作是文明的标志。现在我们不再得意洋洋,而是在以一种悲观混乱的方式抱怨。我们感到一种失落,并且除非我们非常不真实和无助,否则我们应立即开始试图弥补那种失落。只要我们感觉缺少了艺术,它就不能消失,我认为,尽管我们或许应该尝试许多迂回方法来填补缺失,但最后我们应该驶入唯一正确道路得出结论,不顾一切冒险和损失,不愉快和奴性的工作应该结束。那时,我们应该亲手建造哥特式建筑,并且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
为工艺品人士演讲
展览社团,伦敦,1889
[1] 哥特式建筑(Gothic Architecture)是一种兴盛于中世纪的建筑风格。它由罗马式建筑发展而来,其主要特点是拱形结构,整体风格为高耸削瘦。——译者注
[2] 中世纪(Middle Ages)指约公元476年至公元1453年这一时期,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期,自西罗马帝国灭亡数百年后起,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抬头的时期为止。——译者注
[3] 伯利克里(Periclean)时代是指古希腊的一个历史时期,始于波希战争的终结,终于伯利克里离世或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是古希腊的全盛时期。——译者注
[4] 罗马风格多见于修道院和教堂,是10世纪晚期到12世纪初欧洲的建筑风格,因采用古罗马式的拱而得名。这种建筑风格给人以雄浑庄重的印象。——译者注
[5] 有机建筑(organic architecture)是一种建筑哲学,倡导人类居所与自然界的和谐,通过系统综合的设计使建筑、陈设和环境浑然一体。——译者注
[6] 罗马帝国是古罗马的一个时期,公元前27年成立罗马共和国,采用共和政体,395年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译者注
[7] 罗马和平时期(Roman Peace)是指大约从公元前27年到公元180年这一段时间,在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相对和平、武力扩张最小。——译者注
[8] 戴克里先(Diocletian, 244-313),罗马皇帝,284年至305年在位。——译者注
[9] 斯巴拉多宫(palace of Spalato)建于公元305年。宫殿正门有6根大理石柱,其工程浩繁,宏伟壮丽。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这个宫殿中度过了他衰落的年代。——译者注
[10] 拜占庭艺术(Byzantine Art)是指约5世纪到15世纪中期在东罗马帝国发展起来的艺术风格和技巧。它成为希腊和罗马古典艺术与后来的西欧艺术之间的纽带。拜占庭艺术融合了古典艺术的自然主义和东方艺术的抽象装饰特质。——译者注
[11] 拜占庭这个称呼来源于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前身:古希腊的殖民地拜占庭城。东罗马帝国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领属包括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南高加索的一部分。——译者注
[12] 圣智大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Wisdom),也叫索菲亚大教堂(Church of Hagia Sophia),360年始建于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皇帝的教堂。后来被毁。532年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重建。该教堂以其巨大的穹顶而闻名,被视为拜占庭建筑的典范。——译者注
[13] 查士丁尼(Justinian)是东罗马帝国皇帝,他的统治时间是从527年到565年。他也被称为查士丁尼大帝。查士丁尼一世是古罗马时代末期最重要的一位统治者,他的统治期一般被看作是历史上从古典时期转化为希腊化时代的东罗马帝国的重要过渡期。——译者注
[14] 关于圣智大教堂的建造时间,原文中的年代与译者所查资料有矛盾,故此说明。根据刘增泉著《西洋中古史》、虞建荣著《世界文化史》等资料显示,圣智大教堂是在公元532年至公元537年期间修建的。因此在此页注释[3]中对圣智大教堂使用的年代依译者所查的资料,而在译文中本着忠实原则,与原文保持一致。——译者注
[15] 萨珊波斯帝国(226-650年)是波斯在公元3世纪至7世纪的统治王朝,亦是波斯自阿契美尼德帝国之后的首次统一。——译者注
[16] 伊斯法罕(Ispahan)位于伊朗中部,是伊朗第三大城。多次成为王朝首都。拥有11-19世纪的各种伊斯兰风格建筑,而且它作为“丝绸之路”的南路要站,是东西方商贸的集中地。——译者注
[17] 格拉纳达(Granada)是西班牙的一个城市。在历史上,格拉纳达市是西欧地区伊斯兰国家的最后一个堡垒,古老的伊斯兰教给格拉那达留下了星罗棋布的历史文化遗产。——译者注
[18] 拉文纳(Ravenna)是意大利古都,公元402年到公元476年为西罗马帝国都城。在今意大利北部拉文纳省。——译者注
[19] 前诺曼时期(pre-Norman)指1066年诺曼公爵征服英格兰之前。——译者注
[20] 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在地理上是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包括挪威和瑞典,文化与政治上则包含丹麦。——译者注
[21] 西西里(Sicily)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属于意大利。——译者注
[22] 威廉公爵是法国诺曼底公爵,1066年征服英格兰,并于12月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为英格兰国王。——译者注
[23] 基尔特公会是同业公会的成员,该同业公会的基本目的是保护工匠不受外来竞争,也不受同行竞争。——译者注
[24] 十字军东征是一系列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准许下,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的持续了近200年的宗教性战争。十字军东征一般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暴行。尽管如此,十字军东征使西欧直接接触到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种接触,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译者注
[25] 恺撒大帝是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译者注
[26] 索尔兹伯里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是英国哥特式教堂的典范,其塔尖高123米,为英国塔高之冠。建于1220年,用时38年。——译者注
[27] 梯林斯(Tiryns)是希腊的一个重要遗址。该城以城墙坚实著称,有“铜墙铁壁”(mighty walled)的称号。在迈锡尼文明晚期它逐渐衰落,公元前468年被阿尔戈斯所消灭。——译者注
[28] 迈锡尼遗址(Treasury of Mycenae)是希腊古城。——译者注
[29] 库尔特雷之战(Battle of Courtray)发生在1302年的比利时。在这次战斗中,一方是以农民为主的队伍,另一方是法国骑士,战斗中法国骑士被打败。——译者注
[30] 弗兰德斯(Flemish)是讲荷兰语的比利时人。——译者注
[31] 但丁(Dante,1265-1321),意大利中世纪诗人,《神曲》是其最有价值的作品。——译者注
[32] 乔叟(Chaucer, 1343-1400),英国中世纪作家,最杰出的作品是《坎特伯雷故事集》。——译者注
[33] 佩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他与但丁被认为是文艺复兴之父。——译者注
[34] 弗鲁瓦萨尔(Froissart)是英国作曲家埃尔加(E. Edward Elgar, 1857-1934)的作品。——译者注
[35] 法兰德斯(Flauders)是西欧的一个历史地名,中世纪初期,毛纺织手工业在佛兰德发展起来,佛兰德斯曾是中古欧洲的一个重要的封建诸侯国家,通常是法兰西王国的封邑,现在比利时仍有两个省区以法兰德斯为名。——译者注
[36] 乔托(Giotto, 1266-1336)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被认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创者,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译者注
[37] 凡·艾克(Van Eyck, 1385-1441) ,早期尼德兰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15世纪北欧后哥德式绘画的创始人。被誉为“油画之父”。——译者注
[38] 黑死病(Black Death), 14世纪蔓延于欧亚两洲的鼠疫。——译者注
[39] 维多利亚建筑覆盖了许多不同的风格。大约由1840年到1900年。该时期的建筑特色不仅打上了当时的政治烙印,也反映了广大中产阶层在工业革命时间日益增加的需求。——译者注
[40] 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是巴洛克风格建筑的代表,以其壮观的圆形屋顶而闻名,是英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译者注
[41] 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是罗马基督教的中心教堂,欧洲天主教徒的朝圣地与梵蒂冈罗马教皇的教廷,位于梵蒂冈,是全世界第一大圆顶教堂。——译者注
在随后的另一次演讲中我将有幸向大家介绍一种平凡但很重要的艺术形式,我们通常称之为装饰艺术,我将会和大家一同研究它的历史概况。其实,我更愿意今天就讲有关该伟大产业的历史这一话题。但是,由于在第三次演讲中,我将会提到与装饰艺术相关的形形色色的艺术行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向你们提前介绍装饰艺术的特性、范围、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你们很可能就会对那次演讲的主题感到困惑并认为我作了太多不必要的解释。我下面的演讲中也许会涉及许多你们不同意的观点,因此,我必须从一开始就得让你们相信不论我指责或是赞扬某种艺术,我绝无伤怀往昔、厌恶当前,以及对未来失望之意。并且,我相信我们身边的任何改变都是生命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一种信号,也终将以不同的方式改善着人们的生活。当然,它们发生作用的方式是我们无法知晓的。
关于装饰艺术的范围和特性,首先,我必须声明尽管我演讲的主题已涉及这一艺术的细节,但我将不会过多谈及建筑、雕塑、绘画这些伟大的艺术行为。但是,我也不愿把装饰艺术与这些艺术完全割裂,因为这种情况仅仅是发生在近来一些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并且一旦把这两种艺术分离,艺术的整体发展也将变得病态。在二者分离的状态下,居于次位的装饰性艺术会变得琐碎、机械、缺乏智慧并且无力抵抗因潮流或不诚实而导致的改变;而居于首位的伟大艺术也许仍会在那些艺术家以及能工巧匠们中盛行一段时间,但也终将因缺乏装饰艺术的支持以及艺术家间的相互帮助而失去作为流行艺术的资格,最终沦落为毫无意义的浮夸艺术的附属品,或是极少数无聊的富人的玩物。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些演讲都没有涉及建筑、雕塑和绘画,并且最令人伤感的是从较小层面观之,这些艺术形式,尤其是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艺术行为,当前皆与装饰艺术分道扬镳。而我们的这次演讲所研究的主题是装饰艺术是人们平时美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这门艺术不仅范围宽泛并且也是一个伟大的行业,同时,它不仅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相关历史的至关重要的工具。
囊括了房屋建筑、绘画、木工、铁艺、陶艺、纺织以及其他多种艺术,装饰艺术不愧是一个庞大的行业。同时,这门艺术不仅对我们大众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对手工艺人更为重要。尽管装饰艺术很少在我们使用或是流行的物品中出现,但这些物品的内在都融入了装饰艺术的元素。的确,由于我们对这些物品太过熟悉,我们会认为它们的产生与存在是极其自然的,并且我们对它们早已习以为常,就像对待用来生火的干柴棍上的苔藓那样。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对于装饰艺术的实用性和内涵我们也同样视而不见。其实,凡是经由人类双手创造的物品皆有它们的存在形式,它们有的很美,而有的则很丑。美是因为它们与自然的发展相协调并起促进作用;丑则是它们与自然规律相违背,并起阻碍作用。总之,这些事物都不能与自然断绝联系。对于我们人类而言,不论我们是忙碌还是闲散,兴高采烈还是闷闷不乐,我们其实早已厌倦周围熟知的一切。而这也是装饰艺术的存在价值所在。正是由于这种艺术的存在以及它与自然的完美结合,我们眼前不再是单调的形式,这也使我们的感官变得敏锐。这门艺术使复杂精巧的形式得以存在,使新的超脱自然的形式被创造出来,同时,它也引导着工匠们的制作工艺发生着改变,这种改变也许会一直持续,直到他们手中的网、杯子及刻刀不但具有自然气息而且还无比可爱,像绿油油的田野、生意盎然的河岸和山麓那样。
装饰艺术的一大功用就是人们在使用物品时享受其中的乐趣,另外,为了保证这种乐趣的持续,它的另一大功用,即形式构造便应运而生了。
现在,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要研究的课题很重要?同时,我要指出,若没有装饰艺术,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空洞、没有趣味,而我们的劳作也将变为一种折磨,使身心疲惫不堪。
对于这些艺术能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乐趣的功能,目前我还没有找到一种方式来大力宣扬。但是,我知道真理是不怕被重复说明的,因此请允许我再向大家多讲一些,尤其是我已想起某位仍在世的大艺术家曾对这门艺术作过评价。我的朋友约翰·拉斯金 [1] 教授在他的著作《威尼斯的石头》 [2] 的第二卷的某一章节中提道:我们能够从哥特式建筑的特征以及那些工匠的技艺中感知到关于这一主题的最为真实的东西。我所能讲的也无非是对拉斯金教授的回应,但我必须重申,对真理的反复说明还是有作用的,那就是防止这一真理被人们遗忘。因此,我愿意进一步说明:我们都知道人们对劳动的种种不满与怨言,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对工匠的谴责一直都是谴责其愚蠢,谴责内在与外在的不公正。并且,我认为没有人会认为终日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是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这也许就是庸人们常说的绅士般的生活吧。
尽管有枯燥的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并且从始至终我们都将会疲惫不堪,我仍愿意重复做这样的工作也不愿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但是,装饰艺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它极大地美化了我们的工作,使其不再枯燥乏味,这种艺术广泛传播、充满智慧并且得到制作者和使用者的深刻理解。从此,人们对劳作的诅咒声渐渐消失,人们也许会争先恐后地感受劳动的乐趣。我相信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如此地改变世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如此地满足我们的愿望。
既然目前人们对于装饰艺术存在偏见,认为这门艺术是奢侈、暴政和迷信的附属品,我必须声明,在某种程度上,装饰艺术同其他的优秀艺术形式一样曾被用于这些场合。但是,我们不可忽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许多国家,最有活力和自由的时期也同样是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些艺术也有可能在那些穷困的被压迫的人们中间传播。同时,我也认为被压迫的人们并不是完全具有追求艺术的自由的,尤其是当这些艺术被迷信、奢侈所控制,并且在它们的影响下病态发展时。你们也许不会忘记,人们会提到教皇、国王和帝王建造了这样或那样的宫殿,这其实仅仅是说说而已。当你翻开历史书时,你将会知晓谁建造了威斯敏斯特教堂 [3] ,又是谁建造了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当然,你也会了解亨利三世 [4] 和查士丁尼大帝。是什么让你记住了这些名字?仅仅是这些历史书吗?还是那些像你我这样不知名的工匠所留下的不朽建筑?
这门艺术现在使我们注意到生活中的细节,同时,它也能带我们回顾历史,因为它是历史的一部分,并且任何国家与社会都不能同它分离。并且,很多我们并不认识的人也都认可装饰艺术之美。历史与装饰艺术的联系是那么的紧密以至于我们在艺术创作时不能摆脱历史的影响。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就勾勒出一块布料的装饰图案,或者一件普通的器皿或是家具的形状,不论这个人多么有灵感。同时,那些过去代表重要意义的艺术形式现在已被遗忘或仅仅成为工匠的一种习惯。那些潜心研究这门能给人带来欢乐的艺术的人将有机会通过它来了解历史:人类起源之初的思想、古老东方的帝国、古希腊的活力与光辉、罗马帝国的庞大、帝国瓦解时散落世间的善与恶、东西方以及南北方文明的碰撞、拜占庭帝国的富饶、伊斯兰教的兴起、内讧和衰落、斯堪的纳维亚的蜿蜒、十字军、现代欧洲帝国的建立、新兴自由思想与古老思想的抗争。而这些历史都与艺术密不可分,并且,我敢断言,任何一个对装饰艺术做过细致研究的学生都会熟知这些历史。当我想到这些,并认识到装饰艺术对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帮助时,我不禁感叹:那些历史曾一度被国王和恶棍密谋篡改,但融入其中的装饰艺术却能向人们展示真实的历史,其如此伟大的作用并不亚于它对现实生活的美化作用。同时,对于历史的了解与记忆同样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在开始讨论这门艺术的现状前,我想扼要重述几点:这门艺术是从古至今人们表达美感的一种途径;它们代表着自由国度的欢乐和被压迫人民的慰藉;宗教曾经启用并提升过它,但又同时滥用与贬低了它;它与历史紧密相连,是我们了解历史的向导;它是我们劳作的甜味剂,不论是天天与它打交道的工匠还是我们这些普通民众,这门艺术使我们快乐并有成就感。
到目前为止,你们可能认为我所讲的不过是对这些装饰艺术的赞美,但我必须指出,我所有的赞美之词也是有其用意的。
那就是我需要向你们郑重地提一个问题:你们想拥有这些美好的艺术吗?你们会将它们丢弃吗?
你们是不是对我这个问题感到惊异?因为你们中的大部分人,连同我本人目前都在进行这些正在流行或理应流行的艺术创作。
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我还需重复刚才所说的一些要点。在那时,全世界都认可手工艺品的神秘与奇异,人们制作出的物品融合了幻想的元素,并且在那时我们称手工艺人为艺术家就像我们现在称呼他们那样。但是,人们的思想渐渐变得复杂,难以表达,艺术也同样变得厚重且难以处理,同时,艺术创作的分工也日渐明确,分化为三个等级:大艺术家、普通艺术家和无名的艺术工作者。并且这种变化会一直持续到艺术从人们身心的休憩演变为一种很严肃的工作。其实,这也是艺术的成长,并且像其他的成长那样会在一段时间内发挥益处且硕果累累,当然也会由繁盛走向衰败,由衰败演变为新的事物。
艺术是如何走向衰败的呢?首先,艺术渐渐分化为伟大的居于首位的艺术和普通的居于次位的艺术,伟大的艺术家通常会瞧不起那些普通的装饰艺术,并且对装饰艺术的哲学一无所知。另外,这些艺术家大部分来自普通的手工艺人,但他们留给普通工匠的仅仅是对艺术提升的绝望,同时,他们也失去了那些勤劳且聪慧的工匠们的帮助与同情。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双方都饱受折磨,艺术家与工匠的日子都不好过。其实,艺术的这种发展状态就如同一个将军带领一群士兵奔赴战场一样,他只顾着满怀激情与希望地冲向前线,丝毫不顾自己身后的一队战士,把他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当然,这群士兵全然不知等待他们的是死亡。这名将军也许死不足惜,但是,那一群战士的不快、愤怒以及战争的残忍将会被永远保存下来。
我必须用简单的语言来解释目前装饰艺术,甚至是艺术总体的状态。并不是我们目前的成就不如前人,而是目前艺术的发展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急需一场变革来扭转这种状态。
那么,我还要再次重复刚才的问题:你们想拥有艺术的所有美好成果吗?你们会抛弃它吗?艺术的重大变革会不会到来呢?
由于我们都坚信世界上的生物是绵绵不绝的,因此,我们都希望变革带给我们的只有益处,没有损失,并且这种益处会不断延续。
但是,我提出的问题又将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呢?人的一生那么短暂,只能预知一小段未来,即使是我本人也会错失许多美好神奇的事物。因此,我必须声明我所讲的更多的是一种希望而非对现实的一种判定。我对下面这种言论没有异议:当这些富有想象力的艺术消失后,新的艺术形式将会产生,并填补人们生活中的空白。但是,我对这种前景并不感到欣慰,同时,我也并不相信人们能够忍受这种空白。我们目前的艺术发展状态确实令人堪忧:人们并没有把精力放在艺术的发展上,放任艺术堕落直至那些从未受过艺术熏陶的人也开始鄙视艺术。我敢断言,人们的这种没有耐心的做法最终会使艺术走向消亡。
那么,以后又会是什么样呢?
即使现在,在肮脏的伦敦也很难想象它将是什么样子。建筑、雕塑、绘画以及附属于它们的许多装饰艺术,连同音乐和诗歌一起将消失并被人们所遗忘,将丝毫不再令人们振奋或愉快:因此我再次强调,我们绝不能自欺欺人;一种艺术的消逝意味着所有艺术的消逝;它们命运的唯一区别就是最幸运的将最后被吞噬——不知是最幸运,还是最不幸:在所有与美相关的艺术中,人类的发明才能和独创力将完全停止;然而大自然将始终继续她那永恒的美好循环——春、夏、秋、冬;阳光、雨水、白雪;暴风雨、好天气;黎明、正午、傍晚;白天、夜晚——永远在向人类证明他们已刻意选择了丑而非美,并且选择生活在自己称霸的肮脏或空虚之中。
先生们,你们看,我们不能完全猜想它;或者不能像生活在古代伦敦的我们祖先那样猜想,他们居住在美丽、精心粉刷的房屋里,著名的教堂以及其宏伟的尖塔在他们周围高高耸立,也不能像他们,整天漫步于美丽的花园,奔跑在广阔的河流旁,他们原本可以想象到,整个一个郡或更大的范围,充斥着大小不等丑陋的茅舍,有一天将被称作伦敦。
先生们,可以说这种艺术的完全空白令我无比恐惧,甚至现在还很难想象;然而,恐怕我必须说,如果这种空白没有发生,那么可能是因为我们目前无法预见的某些形势的变化:但是我认为如果它一旦发生,也就仅仅持续一段时间,它只不过就是烧毁聚集起来的野草,以便使土壤肥沃产量增加。我认为不久之后人类将觉醒,并四下环顾找出难以忍受的乏味,像早先那样重新开始创造、模仿和想象。
这种信仰抚慰着我,并且我可以从容地说,如果空白时期必须发生,那么在其黑暗的笼罩下新的种子一定会萌芽,一定会。所以如同以前一样:首先是萌芽,和几乎无意识的希望;接下来是开花结果,技艺纯熟,并信心满满,甚至逐渐转为傲慢无礼,因为衰落紧随成熟其后;然后,再次重生。
与此同时,所有重视艺术的人的基本责任就是竭尽所能拯救世界免于愚昧无知的恶果,这充其量是一种损失。实际上,防止所有变化中最令人沮丧的,如一种新的暴行代替一种已经灭绝的暴行;不仅如此,即使那些真正关心艺术的人是如此弱小甚至微乎其微,以致他们也做不了其他事,但至少他们可以保持一些传统,保存一些过去的记忆,以便当新生命诞生时,可以不必过于浪费精力为其新精神塑造全新形式。
那么,他们将向哪里寻求帮助?谁又真正了解世界上一门伟大艺术所带来的收获,以及缺失所必将引起和平美好生活的丧失?我认为他们必须开始承认古代艺术,有人可能称这种艺术为无意识的智慧,它不知不觉兴起,没有确切的日期,至少是很久以前当那些长毛象骨头上奇怪巧妙的刻画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出现的时候,除了处于漂移状态的更早期,这种无意识智慧的艺术差一点消失;它仅存的一点点在半文明的国家之中苟延残喘,并且越来越粗俗衰弱,聪明才智逐年递减;不仅如此,它还主要受一些商业性事件的摆布,例如几船欧洲染料或者几十个欧洲商人的订货单的到来。这一点他们必须认识到,并且希望及时看到一种新的有意识智慧的艺术将取代它的位置,这是一种新生的更加明智、更加简单、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是现在及以往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生活方式。
我上面所说的及时看到一种新的有意识智慧的艺术取代无意识智慧的艺术;我的意思并不是想说我们将亲自见证这一过程:这可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事实上确实有些遥远,致使许多人认为这几乎不值得考虑:但是我们之中有些人无法面壁静坐,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我们的希望看起来有些渺茫;实际上,我认为尽管承载着无数罪恶的古老艺术的最终衰落迹象在我们看来非常明显,但是另一方面,并不缺少迹象表明艺术在面临可能到来的黑夜之后,会迎来新的曙光,这是我之前谈到的;这一迹象主要包括,至少有一些人在内心深处对目前的艺术不满意,并且渴望更好的艺术,或者起码对此过程心存希冀,这是最好的迹象:因为我认为在任何时候如果五六个人诚挚地决心要创制出与自然不和谐的东西,那么这总有一天会实现;因为几个人同时想到一个想法,这并不是偶然;相反是一些活跃于内心的某些因素促使并强迫他们去表达或采取行动,否则这些因素将被掩盖无法表达出来。
那么那些渴望艺术改革的人会采用什么办法呢?他们又将如何设法激起对拥有美的渴望并更好地发展能够创造美的人才?
人们经常对我说:如果您想使您的艺术成功并繁荣,就必须使其流行入时。我承认此说法让我困扰;这个说法的意思是我应该花一天的时间完成我的作品,还需一天时间去尝试说服那些富人或所谓的有影响力的人来非常关心事实上他们丝毫不关心的东西,结果可能就会和此谚语一样:等待育肥的羔羊逃跑了,那么我们都过关了。当然,如果劝说者满足于艺术品仅在很短的时间内流行,可以说还能赚点小钱,那么他们是正确的;如果你并没因这扇大门关闭得如此之快而感到痛苦:那些劝告者也没有错:他们认为那些人事务繁多,能轻松地放弃失败之事,因为这是他们一时的突发奇想,没有任何责任:这不是他们的错误,他们也没有办法,但是他们却没有机会用足够的时间仔细研究艺术,去了解其实用性,而且这种艺术必然出自那些以此方式为了其个人利益推进时尚的人之手。
先生们,摆脱上面提及的那些人,或者他们的追随者也无济于事:唯一对装饰艺术真正有帮助的一定是那些从事装饰艺术的人;他们一定不能跟风,相反必须引领潮流。
只要你们的双手能够在大众真正对这样的作品感兴趣以前创作出可以称为艺术品的作品,那么你们一定都是艺术家,并且还是优秀的艺术家;当你们达到此状态时,我保证你们将引领时尚;时尚将任由你们掌控。
那是我们能够获得充满智慧的流行艺术的唯一途径:现在一些艺术家提出,他们在创作的同时还要对抗所谓的商业运作,实际上应称之为对金钱的贪婪,这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在此情形下他们能做些什么呢?虽然大多数制造商也就是资本家和销售员一辈子都未曾做过一点点手工,但是在这样一群被荒谬地称为制造商,即手工艺人之中,艺术家们无能为力地工作着。我的意思是,每年生产出大量自称是装饰艺术的工艺品,但是它们的装饰性作用除了销售员无人留意,很难满足公众对新鲜事物的渴望,更不用说对美的事物的渴望了。在这种情况下,这少数几个人能够做些什么呢?
需要重申的是,如果可以的话,补救方法很简单;当艺术分裂时,落后于艺术家的手工艺人必须追赶上他,与其并肩创作:除了巨匠与学者之间的差异,除了人们思想上的天生爱好会使一个人成为模仿者,而另一个成为建筑或装饰艺术家的差异外,那些从事严格的装饰性工作的人之间应该没有任何差别;并且从事装饰性工作的艺术家们也应该加速发展他们的装饰艺术使其从制作者变成真正艺术家,与他们作品的必要性和实用性相称。
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社会以及经济方面的巨大困难;但是我认为,这些困难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难以解决:而且可以肯定是,如果这个过程能实现,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生动的装饰艺术存在。
如果你内心渴望加速发展艺术,这个过程不是没有可能,相反,它一定会发生;如果为了美和庄重,全世界都愿意牺牲一些所忙碌的事情,因为我认为许多事情是不值得如此费心的,那么艺术将再次开始发展;至于上述提及的那些困难,我知道,无论如何,其中一些困难将在人类相关条件的稳定变化之前消失。其余的,对自然法则,同时也是艺术法则的理性及坚定的关注将会逐渐解决。再次,如果我们拥有坚定的意志,探索的道路将不会太遥远。
然而,虽然有了坚定的意志,并且探索的道路就在我们面前,但是如果最初的旅途看起来非常贫瘠荒芜,我们一定不能灰心丧气,不仅如此,即使形势暂时看起来变得更加糟糕,我们也同样不能气馁:因为改革之初的真正邪恶往往看起来更加丑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当生命和智慧正在建造新事物的同时,死亡和愚蠢正在迎接旧事物。
由此看来,如同所有其他事件一样,在形势有所好转之前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还需要勇气和耐心,这样才不致轻视要解决的小事。此外,谨慎和警觉也必不可少,以免我们自设陷阱,自掘坟墓。而且,凡事都要一直保持谦逊的心态,这样才不致轻易被失败打倒,乐于向别人学习,不耻下问。
至于你们的老师,他们一定是自然和历史:首先,你们必须了解那些显而易见、不需要我现在详述的东西。今后,当我必须谈到更多细节事项时,我可能会涉及你们获悉自然的方法。第二,我不相信近来任何人,除了无人能及的天才以外,在没有充分钻研古代艺术的情况下可以有所作为,甚至如果他缺乏对古代艺术的了解,他将处处受阻。如果你们认为这与我上述的古代艺术的消失,以及我暗含的一类艺术作为必需品应该是当代的特征相矛盾,那么我只能说,在现今这个知识丰硕、功效浅薄的时代,如果我们不立即研究古代著作并学习理解它,我们会发现自己受到周围无益作品的严重影响,而且像抄写员一样复制优秀的作品,对其完全不理解,这绝不会带来充满智慧的艺术。因此,让我们明智地学习古代艺术,遵其教导,受其鼓舞;下定决心始终不模仿或复制;要么根本没有艺术,要么拥有我们自己创造的艺术。
然而,当我号召你们去学习自然以及艺术史时,我几乎思维停滞了,想起这是伦敦,它是什么样子:我怎么能让忙于工作的人每天穿梭于这些丑陋的街道去关注美呢?如果是政治,我们必须关注这些;如果是科学,你们可能全神贯注地研究事实,很可能除了美,你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不会过多关注!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由于长期疏忽艺术,也疏忽了这件事的原因,可怕的困难正在困扰艺术吗?这是个非常沉重的问题,应付出怎样的努力,使用什么锦囊妙计,你们才能解决这个困难?因此目前我必须先把它放在一边,至少可以期待通过学习历史及其遗迹在此将对你们有几分帮助。如果你们真的可以使你们的思想充满伟大的艺术作品,以及艺术美好时光的记忆,我想你们在一定程度上将能够看穿上述的丑陋环境,并且变得对现在粗心大意以及残酷野蛮状况不满,而且我希望你们最终将对丑陋的事物非常不满,以致你们决定不再忍受这种使我们精细的文明蒙受巨大耻辱的目光短浅、鲁莽大意的卑劣暴行。
总之,无论如何,伦敦有益于此,因为在伦敦博物馆众多,我衷心希望这些博物馆能够每周开放七天,而非六天,或者如果只开放一天,在这一天一个平常忙碌的人,也就是那些使博物馆得以开放的纳税人通常可以安静地参观。当然我们任何可能对艺术有天生爱好的人一定会从经常参观博物馆的经历中得到更多,再生动充分地讲述也无法与此相比。然而,在人们可能从国家以这种形式所拥有的惊人艺术瑰宝中得到所有的精华以前,他们需要一些初步的引导,这是实际情况:也有人以零碎的方式看待事物:我不能否认博物馆会有一些令人悲伤的物品,例如,其珍贵的碎片会向我们讲述有关暴力、毁灭以及疏忽大意的故事。
然而,不仅如此,有时你们可能有机会研究更加精密,但形式更加亲密温和的古代艺术,如我们自己领土内的遗迹。仅仅偶尔如此,因为我们生活在由砖块和灰浆建造的世界中,并且除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灵魂,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东西留给我们。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外部被修复建筑师的愚蠢所毁坏,其华美的内部也被狂妄自大承办人的诳语,以及最后两个半世纪的虚荣和愚昧所损害。除了上述提及的被破坏的部分以及其附近那个无与伦比的会堂以外,其他的就所剩无几了。但是当我们远离那个烟雾弥漫的世界,在乡村里我们仍可能看到我们祖先的作品依然以其被创造时的原始样貌而存在,它们保持着良好的完整性。确实如此,在英国乡村,在人们关注此类事情的时代,人们所创作的作品与其打算安置其作品的土地是有共鸣的。这里土地面积不大;有太多的东西被密封在两个海峡 [5] 之内,似乎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膨胀到巨大。没有势不可当的沉寂的荒野,没有人迹罕至的森林,也没有可怕的杳无人迹的陡峭山脉,一切都能够通过权衡、融合、改变以及滑动轻易地从一个变成另一个。涓涓细流、碧绿平原、膨胀的河水和快速变化的高地,一起都被美丽有序的树木所包围。小小的山丘、矮矮的山脉,与来回移动的羊群连成一片:一切都很渺小,然而却不愚蠢和单调,反而很庄重而且意义丰富。这里既不是监狱也不是宫殿,而是一个得体大方的家园。
所有这一切,我既不赞美也不谴责,只是客观描述其真实状态。有一些人过度赞扬这种朴素,仿佛这片土地就是地球的中心轴。我不会如此,任何以自我以及其所属为骄傲的务实的人也不会如此。有人藐视这片土地以及其单调乏味。我亦不会如此。尽管如果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例如,没有惊奇,没有恐惧,也没有无法形容的美,这的确很困难。然而,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所居住的这片土地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在艺术史上又是多么渺小,而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坚持的,他们为装饰这片土地,付出了多少心血、经受了多少辛劳。当我们想到这里,这片平淡无奇、相貌平平的英格兰的土地,就是这片热土触动了我们的内心,并赋予了我们希望。
对于这片土地,这就是其艺术所在,然而人们仍然为这样的事情自寻烦恼。它缺乏壮丽或独创性,完全不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它既算不上陈腐平庸,也很难称之为雄伟壮丽;然而,难道它从未是残酷的压迫,从未是奴隶的噩梦,或从未是狂傲的吹嘘吗?在其鼎盛时期,它也有创造性,一种更加宏伟的风格从未超越的特征,其鼎盛时期也是其核心部分,可以慷慨地用于自耕农的房舍,简陋的乡村教堂,也可以用于贵族的宅邸或威武的大教堂。尽管它时常非常粗糙,但绝不粗俗,其亲切、自然、不矫揉造作,是真正农民的艺术而非商人富豪以及官僚权贵的艺术,无论一个人是否像我们一样在其影响下呱呱坠地,还是专门来观赏其与国外所有壮丽宏伟的艺术不同的令人惊奇的朴素简易,我想如果谁不喜爱它,那么他肯定是铁石心肠。我认为,作为一种农民的艺术,它十分贴近人们的生活,并且虽然大宅第都正在建成“法式精致”的风格,但是它仍然存在于居住在我国许多地区的佃农及自耕农之中,仍然存在于许多隐约可见印刷街区的古雅模式中,以及刺绣工的绣针上,然而国外愚蠢的盛观已经扑灭其所有本质和自由,尤其在法国,艺术已经仅仅成为其成功欢跃的卑鄙行为的表达方式,其生命不久之后将永远坠入无尽的深渊。
这就是英国艺术,其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在你们的门上发现,的确,它变得越来越稀少,并且逐年递减,这不仅因为贪婪的破坏,此类卑劣行径当然会使艺术比原来稀少,而且还受到另一个敌人的攻击,就是现今所谓的“修复”。
我不能长篇大论地讨论它,但是也不能完全忽略此问题,因为我已经强迫你们研究这些古代遗迹。因此,问题在于:这些古老建筑世世代代已经被改动并且增添新元素,通常很漂亮,一直都承载着历史;它们真正的价值,大部分在于此:它们几乎总是遭受忽视怠慢,而且也要时常忍受残暴(其历史常常并不乏味),但是普通平淡无奇的修补通常将使它们只能代表其本质及历史的碎片,绝非全貌。
但是,近年来,基督教会高涨的热情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学习中古世纪的建筑知识,因此促使人们将钱财用于这些建筑物之上,不只是为了修复它们,使其保持安全、干净以及能够抵御风雨,此外“修复”它们是为了使其达到某种理想的完美状态。如果可能的话,清除所有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事件的标志,至少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事件,甚至常常是更久远的事件,这种做法有时丝毫不顾及艺术,完全出于基督教会的热情,但是随着越来越频繁的修复,他们还是给了艺术足够的关注。然而,如果你们没有领会我的观点,即如同尝试修复会对建筑物有破坏性一样,这种修复一定不可能实现,那么你们将不会听从我今晚所讲的。我几乎不愿这样想,这些建筑多大一部分已经被“修复”得几乎对艺术及历史专业的学生毫无用处了。除非你们了解许多关于建筑的知识,否则你们几乎不能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危险的“缺乏知识”已经造成了多么可怕的损害。但是,历史遗迹一旦失去,现代艺术的任何光彩壮丽都无法取代。恣意妄为地处理宝贵的(并且是国家级的)历史遗迹,就是在为国家毫无意义地奉献,是在损害国家利益,至少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通过这次我所讲的关于古代艺术的研究,你们将领会我在此提及的培养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不仅仅指设计学院中某一类艺术的讲授,它一定是我们或多或少为自己而做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思想要系统地专心于这件事上,以多种方法研究它,并且谨慎勤劳地付诸实践,此外,还要下定决心除了众所周知的有助于工艺和设计的事情之外,不做其他任何事。
然而,当然,两者(工艺及设计)既作为我们谈及的研究的一种手段,也作为艺术实践的一种手段,应该教授所有手艺人非常仔细地绘制;实际上,除了那些身体有缺陷不能学习绘画的人,所有其他人都应该学习绘画。但是如此教授的绘画艺术并不是设计艺术,仅仅是达到此目的的一个方法,即对待艺术的一般能力。
因为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够铭记,学校里根本不能教授设计。连续不断的实践将促使那些具有设计天赋的人持续关注自然与艺术。我确信,有一定设计天赋的人还是很多的,并且就像需要工具一样,他们需要从学校那里得到某些技术教导。近来,最好的学院,即你们周围的那些一直具有成功实践的学院都处在这样的低潮中,他们毋庸置疑地需要接受有关艺术史的教导。设计学院仅能给予这两样东西。但是从虚伪的设计科学演绎出的一组规则的捷径本身就不是一门科学,而是另外一组规则,它将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还不如说是重新开始。
至于应该教给装饰工作者的那种绘画,仅有一种最佳教授方式,那就是让学者学习绘制人物画像。一方面是因为人的身体线条比任何其他事物更加精细微妙,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你出现错误,可以清楚地发现并改正过来。我确信,如果所有喜欢艺术的人都能得到如此的教导,那么这将非常有助于艺术复兴:我认为,对于所有那些有创作才能的人们来说,辨别对与错的习惯,绘制出完美线条的喜悦感,这些才是培养一词的真正含义;然而如上所说,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假装对昔日艺术视而不见,这完全是矫揉造作:相反,那是我们必须要研究的。如果其他社会及经济状况没有阻碍我们,换言之,如果世界并没有如此繁忙,可以允许我们拥有装饰艺术,那么下列两点应是我们获得装饰艺术的直接方式;即全面培养精神力量与全面培养眼力及动手能力。
也许在你们看来,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建议以及一种曲折迂回的途径;然而,如果你们想要通过任何途径得到新艺术,它就是确定的一种途径,也就是我今晚演讲的主题。如果你们不想如此,并且如果我刚才提及的那些创造萌芽很可能仍然蕴藏在人们内心深处,平淡无奇,以致被人们所忽视没有使其发展,那么如同处理其他事件一样,自然法则将在此显示其权威,而且设计天赋本身将逐渐从人们面前消失。先生们,我们能通过摒弃使我们成为真正人类的巨大智慧来达到所谓的完美吗?
那么现在,在我演讲结束之前,我想让你们注意以下事项,即由于我们忙于其他事情而疏忽了艺术,除了那些对我们有利的机会外所有其他的都是障碍,而且,当我们处理完这些事务时,我们开始努力都很困难。如果你们认为关于这个主题我的谈话似乎过于严重,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请求你们想想我之前谈及的内容,即艺术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仅有一种艺术,就是爱德华三世 [6] 时期的一位已逝建筑师所思考的,这个建筑师在牛津大学创建了新学院,我的意思是,当他以“举止铸人”为座右铭时,他对举止的定义就是道德的艺术,以及像人一样有价值地生存的艺术。我必须声明,这一艺术也与我的主题相关。
世界上有大量虚假的作品,既伤害买主,更伤害卖方,对制造者造成的伤害是最严重的,但愿他知道,装饰工艺对于铸就优秀的装饰艺术是多么重要的基础啊!如果我们的工匠决心在一切事物中创作出最优秀的工艺,而非现今我们唾手可得的平均标准非常低劣的工艺品,更可悲的是,就是如此之低的标准,我们还时常达不到。
在此问题上我不能只责怪一两种人,我谴责所有人。且不说我们自己的手工艺人群体,我们的不足之处你我都十分清楚,不需过多讨论。我知道,一般来说民众想要物价低廉,但他们却如此无知,全然不知他们也使得那些东西变得令人厌恶。他们既不了解也不在乎他们是否给予了一个人他所应得的。我还知道(所谓的)制造商已经着手开展最激烈的竞争即廉价的竞争,而非优秀的竞争,这正好满足了那些到处寻找购买廉价物品的人们的需求,他们高兴地用那些以他们满意的低廉价格买到的劣质商品装饰自己,称此种做法为欺骗已经是再好听不过了。近来,英国一直过度忙于会计室事务,而疏忽了车间工厂:其结果是,目前会计室完全没有订单。
在这个问题上我说过,所有人都有责任,而且我认为补救的责任在于手工业者,他们并不像民众一样对这些问题毫不知情,而且他们也没有理由像制造商或中间商那样贪婪孤立;教育民众的光荣使命是他们的责任,并且他们内心拥有秩序与组织的种子,这将使此责任更加容易履行。
当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帮助我们所有人都坚守这个最重要的行为方式时,我们便可以愉快地以正当价格购买商品,同时出售无论是合理价格还是优秀工艺都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商品,从此过程中得到的两种快乐可以装点我们的生活。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中得到快乐,再也不用匆忙生产那些令我们耻辱的商品。我认为,这三种快乐中最伟大的快乐就是最后一个,世界上还没有与此相类似的快乐。
你们不可以说这种行为举止不在我的主题范围内:实质上,它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我正教导你们学会成为艺术家,如果在我们之中艺术还没消失的话。什么是艺术家?他仅仅是一个意志坚定并且忠于艺术的工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的作品都将是杰出的。或者,换句话说:其工艺的装饰又是什么?只不过是人们劳动成功的喜悦之情的表达。但是在恶劣的工作之中,或碌碌无为的劳动之中又能有什么快乐呢;为什么我们要装饰它们?而且我们怎么能够忍受在劳动中一直都失败呢?
由于对不正当所得的贪婪,想要收获我们并没为之付出努力的财富,我们前进的道路被劣质假冒商品的混乱状态所阻碍,因此我们出于贪婪,累积钱财(因为贪婪像所有其他强烈情感一样,会随心所欲),我认为,这些钱财一点一滴慢慢聚集成巨大数额,令人遗憾的是它承载着所有虚伪的荣誉,然而它却掌控着我们的命脉,而且它已经形成一道热爱奢侈与炫耀的屏障来抵抗艺术,这是所有显著障碍中最难以超越的。最高尚、有教养的人没能摆脱其粗俗,下层人也没有逃脱其虚伪。我恳请你们记得两者都是此问题的拯救者,而且都能清晰地解释我的意思,无用的任何事物都不能称之为艺术品;也就是说,那些在精神良好的控制下也无助于身体的事物,或者不能娱乐、安慰或振奋处于健康状态的精神的事物。有多少无法言表的垃圾自称是艺术品,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人们理解此箴言并按照其行事,它能否将这些垃圾清出伦敦的所有房屋!在我看来,你们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中到处都能找到根本没有用的物品(厨房除外)。一般来说,所有美其名曰的装饰品都是为了炫耀,并不是因为有人喜欢它。我再次强调,这种愚蠢的行为遍布所有社会阶层。我主人家客厅的丝绸窗帘对他来说并不是艺术,与他男仆的头皮屑没有什么区别。在乡下的农家,厨房通常是最令人愉快、舒适自在的地方,客厅就很沉闷无用。
简单的生活产生单纯的喜好,即对亲切高尚事物的热爱,这是产生我们所渴望的更好的新艺术所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在宫殿还是在村舍,简单无处不在。
清洁与体面更加需要,无论是在村舍还是在宫殿,这两者无处不在。它们的缺失是严重的行为举止问题,我们应该纠正:此种缺失是由所有生活中的不平等,以及诸多世纪积累起来的疏忽和混乱造成的。至今仍然仅有极少数人开始思考其全面的解决方法,即使在其狭义上看,商业化给我们大的城镇所造成的毁损有谁会注意到呢?有谁会尝试控制他们的卑劣丑陋行径呢?问题只在于疏忽和鲁莽。无能为力的人们无法使寿命长至可以亲自完成一项事业,并且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远见开始这一事业,然后将其传递给那些追随他们的后代。
砍倒房前屋后讨人喜欢的树木,摧毁古代庄严的建筑以获取相当于伦敦几平方米土地的钱财,玷污河流,遮蔽阳光,排放烟雾及更可怕的气体污染空气,对于这些,无人留意或予以改善,仿佛这与他们都无关。所有这一切都是现代商业——重视会计室而疏忽工厂——为我们所做的事。这样做能积累钱财吗?
科学——我们真挚地热爱着她,并且勤勉地追随着其脚步,她又将做些什么?恐怕她也完全受雇于会计室,过度忙于计算经济利益以及训练军士,暂时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事情,目前不会有什么举动。然而,有些事情我本以为对科学来说很容易,例如,教导曼彻斯特如何解决其排放的烟雾,或教利兹市如何处理掉其多余的黑色染料,不要使其流入河中,以上这些如同生产最沉重的黑重丝绸或最大的无用枪支一样,值得她关注。无论如何,这些污染仍然在继续,除非人们关注如何在经营他们生意的同时又不使世界变得如此丑陋可怕,否则他们怎么会在意艺术呢?我知道,改善这些状况,哪怕只是一点点都将耗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但是我不知道,用这些时间与金钱使我们共同的生活变得更加愉快与体面,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用途吗?即使因此在艺术上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情发生,国家整体获得美好生活也将是无价之宝,这将源于人们认真地开始改善我们大城镇的风貌。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实现,但是如果人们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些事情上,我就应该开始乐观地考虑问题。而且我重申,除非人们真正如此,否则,我们甚至不能对我们努力改善艺术的想法抱有任何希望。
除非在人们自己和邻居的房屋面貌上做一些努力使所有人感受到视觉上的美和精神上的愉悦,直到野兽生存的旷野与人类居住的街区之间的对比没有那么不光彩,我认为艺术的实践一定要由一些高度有教养的人来掌握,他们能够经常游览美丽的地方,其所受的教育能够使他们从视野中排除日常大多数人的卑劣生活,专心沉思世界昔日的辉煌。先生们,我相信艺术如此地赞同快乐的自由、坦诚的直率以及真实的现实,同时它也如此地厌恶自私自利与豪华奢侈,以至它不是孤立单独地存在的。更进一步说我不希望艺术存在于这样的条件下。我申明,就像一位富人坐在受困于堡垒内饥饿的士兵之间享受美味可口的食物一样,欣赏他独有的典藏艺术对一位诚实的艺术家来说将是一种羞愧。
我不希望艺术、教育,抑或是自由仅为少数人所有。
宁可艺术不存在,也不愿其在少数优越的群体中可怜微弱地存活,他们鄙视那些下层阶级,因为下等人对他们所从事的高尚事业,以及无力反抗的暴行愚昧无知。不仅如此,我想世界的确应该暂时清除所有艺术,如我之前所说,我想如果她肯这样做,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与其让粮食在守财奴的粮仓里腐烂,我宁愿将其撒向大地,这样还可能有机会秘密地重生。
我有一些信念,我认为尽管清除所有艺术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但是人们将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博学。现在我们过分引以为傲的许多生命中错综复杂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新生事物,它们的到来带来更好的收益,一旦它们完成使命就被抛弃,不再有任何用途。我希望我们将摆脱战争,无论是商业战争还是真枪实弹的战争,摆脱让人难以理解的知识,尤其是摆脱对金钱的贪婪,以及对金钱所带来的无法抗拒的荣誉的渴望。我相信,由于我们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获得自由,所以总有一天我们将实现平等,它唯一的含义就是友爱,摆脱贫穷及其所有烦扰卑劣的忧虑。
摆脱所有这一切之后,在重建的简单生活之中我们将有闲暇时间去思考我们的工作——每日的忠实伴侣,无人敢冒昧地称之为劳动的诅咒。因为此后我们肯定会愉快地工作,各自坚守自己的岗位,人们之间不再有嫉妒和怨恨,更无主仆之分。那时人们一定会愉快地工作,而且那种快乐必定会产生装饰性的、高尚的、流行的艺术。
那种艺术将把我们的街道装饰得如同森林一样美丽,如同山边景色一样振奋人心。从空旷的野外来到城市是一种娱乐和放松,不再是精神上的重担。每个人的房屋将是美丽端庄的,抚慰主人的心灵并有益于其工作。我们生活中所见到的以及人类的所有工作将与自然协调一致、合理出色。然而所有都将简单而振奋人心,既不幼稚也不会令人委靡不振。由于我们的公共建筑已不缺乏人类头脑及双手所创造出的美丽辉煌,所以在私有住宅中,将不会有任何浪费、夸耀或傲慢的迹象,而且每个人都将共同分享最美好的事物。
你们可能会说,这是一个从未实现并绝不会实现的梦想。的确,这从未实现过,所以,既然世界生机勃勃并且仍然向前发展,我希望有一天它将更加富强伟大。的确,这是一个梦想。但是以前的梦想现今已经产生了许多我们需要并有益的事物,只是我们几乎不关心它们,像对日光一样对它们习以为常,尽管人们曾经必须在没有它们的条件下生活,甚至从未希望拥有它们。
总之,虽然这是一个梦想,但是我恳求你们原谅我将其置于你们面前,因为在装饰艺术中,它是我所有工作的基础,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所以今晚我与你们一起在此的目的就是想请求你们帮助我实现这个梦想,这份希望。
[1]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和美术评论家。他对社会的评论使他被视为道德领路人或预言家。他先后于1870-1879年和1883-1884年两次担任牛津大学的美术教授。——译者注
[2] 《威尼斯的石头》(Stones of Venice)一书于1853年出版,在书中拉斯金论述了中世纪设计精华的思想内容,特别是他对于哥特风格和自然主义风格在设计中应用的兴趣和期望。——译者注
[3] 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坐落在伦敦泰晤士河北岸,始建于公元960年,教堂平面呈拉丁十字形,整座建筑既金碧辉煌,又静谧肃穆,被认为是英国哥特式建筑的杰作。——译者注
[4] 亨利三世(Henry III)是英格兰国王,1216年到1272年在位。——译者注
[5] 此处指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峡。——译者注
[6] 爱德华三世(Edward the Third)是英格兰国王,1327年到1377年在位。——译者注
编辑让我说一说关于上述转变的某些历史,我觉得,如果我的读者把我看成某一类型组织中的一员的话,那么我这样做或许有必要,但是清楚、简单,并真实地做到又没有那么容易。然而,就让我试试吧。但是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人告诉我,这个词不再像十年前那样能够清楚确定无疑地表达。那么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状态,在此状态下应没有贫富之分,没有主仆之别,人们既不会无所事事,也不会过度劳累,既不会有神经错乱的脑力劳动者,也不会有筋疲力尽的体力劳动者,总而言之,所有人将会生存在平等的条件下,毫无浪费地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并且充分意识到伤害一人意味着伤害所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意义。
现在我所坚持并将誓死坚持的社会主义观点,就是我的开始。我没有过渡阶段,除非你可以把一个如此简短的阶段称为政治激进主义时期,在此期间,我足够清楚地看到了我的理想,但并没有期望实现它。这个阶段在我加入当时的民主联盟 [1] 的前几个月就已经结束,并且加入此联盟是因为我已经希望实现我的理想。如果你问我这个希望有多么了不起,或者我认为我们当时生活工作的社会主义者将为实现此希望作出哪些贡献,或者什么时候社会会发生改变,我必须要说,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我没有权衡过我的希望,也没有想过它那时给我带来多少快乐。至于其他的,当我迈出那一步时我对经济学茫然无知,我甚至都没有读过亚当·斯密 [2] 的作品,没怎么听说过李嘉图 [3] 或卡尔·马克思 [4] 。说来也奇怪,我曾读过一些米尔的作品,即其去世后出版的那些文章,这些可能出版在《威斯敏斯特评论》或《双周刊》上,其中他攻击伪装在傅立叶 [5] 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且他提出一些条理清晰内容真诚的论点,然而在我看来,其结果是旨在说服我:社会主义是一个必要的转变,并且有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将其实现。那些文章完成了我向社会主义的最后转变。那么,加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后(因为联盟很快变成了明确的社会主义组织),我决心试着学习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知识,甚至学习了马克思,尽管我必须坦白,我完全享受资本论中的历史部分,但是当读到这部伟大著作中的纯经济学部分时,我遭受了大脑混乱的极度痛苦。无论如何,我尽我所能去读书,并希望能从所读之中得到某些知识支撑我走下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必须从与巴克斯 [6] ,海因德曼 [7] 和朔伊 [8] 这类朋友的连续谈话中,以及我参与的在当时气氛活跃的宣传会议过程中得到深切思考。这些给我所从事的现实社会主义方面的学习画上完美句号。后来,从我的一些无政府主义 [9] 朋友那里学到,无政府主义是不可能的,这恰恰与他们的意向相反,就像我从米尔 [10] 那里学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这也违背了他的意向。
但是在讲述我如何开始热衷于现实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我发觉,对于像我一样富裕,并且没有遭受像工人阶级那样步步被人压迫的困境的人来说,如果不是迫于想要实现理想,我感觉我可能决不会考虑此问题的现实方面。因为政治终究是政治,也就是说,如果累赘冗长并令人厌恶的最终手段不被视为必需品的话,那么它们决不会吸引我;当我已经意识到现今社会的不正当行为,以及对穷人的压迫,我决不能相信有可能纠正部分不正当行为。也就是说,我绝不可能愚蠢到相信有幸福而“可敬的”穷人。
因此,如果我的理想迫使我去寻找现实社会主义,那么又是什么迫使我构想出此理想的呢?现在,话题就转到了此篇文章中我提及的我是某一类型组织一员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主义崛起以前,几乎所有聪明人都对这个世纪的文明非常满意,或者装作很满意的样子。此外,他们几乎都没有那么心满意足,并且无所事事,只想通过摆脱些许野蛮时代荒谬的残存物来完善所谓的文明。简言之,这是辉格党 [11] 的心境,对现代富裕的中产阶级来说很自然,实际上,就机械进步而言,他们没有任何需求,只要社会主义不打扰他们享受他们的丰富风格就好。
但是除了这些心满意足的人,还有其他并非真心满足的人,他们对文明的胜利有一种模糊的排斥情绪,但迫于辉格党原则的无限权力而保持沉默。最后,只有几个人公开反抗该辉格党原则。有几个人?大约是两个,卡莱尔 [12] 和拉斯金。在我所处时代的现实社会主义之前,拉斯金是我追求上述理想的大师,而且回顾过去,我不得不顺便说一下,倘若没有拉斯金,二十年前的世界将会是多么的枯燥无味啊!正是通过他让我学会了表达自己的不满,我必须说,这决不含糊。除了想要创造出美的事物以外,我生命中的主要热情已经并将永远憎恨现代文明。现在,当我希望它毁灭,这想法我脱口而出,对它我该说些什么呢——对社会主义取代它我又该说些什么呢?
关于其对机械动力的掌控和浪费,其国民如此贫穷,其国民的敌人如此富有,其惊人的体制产生了生活的不幸,我该说些什么!它蔑视除了它这个愚蠢的家伙以外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的简单快乐。它盲目的粗俗已经毁坏了艺术,而这是劳动者唯一可靠的慰藉。所有这一切,我当时的感觉清晰犹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过去的希望已远去,人类千百年来的奋斗除了这个肮脏、漫无目的和丑陋的混乱没有任何结果。在我看来,通过清除沉闷肮脏的文明出现在世界上以前的最后幸存时光,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加剧所有现今的罪恶。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好的展望。我可以作为个人提到自己,而不是作为一种类型,尤其是对于一个拥有我这样性情的人,不在乎玄学、宗教以及科学分析,但是却深爱着地球和地球上的生命,并且热爱人类过去的历史。想想吧!难道它的一切都要结束在灰渣上的会计室,可以看到远处波茨纳普(Podsnap)的休息室和一个辉格党委员会正在以如此便利的比例分给富人香槟酒分给穷人人造黄油,这样将使所有的人都心满意足,尽管人们眼中的快乐已经从世界上消失。赫胥黎 [13] 将要取代荷马 [14] 吗?然而,相信我,在我心中,当我真正迫使自己展望未来时,那就是我所看到的,并且据我所知,似乎几乎没有人认为值得与这样一个完满的文明作斗争。如果不是我莫名其妙地恍然大悟——在这一切文明的污秽之中,伟大变化的种子,我们其他人称之为社会革命,正在开始萌芽,那么当时我那样做就是为了轻松地结束悲观的生活。这一发现对我而言改变了整个事态,并且为了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要做的全部就是使自己开始实际运动,像以前所说的,我已经尽我所能尝试去做。
综上所述,对历史的研究以及对艺术的热爱和实践迫使我憎恨文明,如果事情就这样停止,这种憎恨将把历史变成不合理的胡言乱语,并使艺术成为过去珍品的收集,而和现在的生活没多大关系。
但是,比许多其他具有艺术洞察力的人幸运的是,在我们可憎的现代社会中崛起的革命意识一方面阻止我成为一名反抗“进步”的纯粹斥责者,另一方面阻止我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任何众多的方案上,通过这些方案中产阶级的准艺术的希望是,当艺术已不再有任何根基时还能使艺术发展,因此,我成为了一名现实共产主义者。
最后几句话,也许我们的一些朋友会说,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些历史和艺术呢?我们想借助社会民主赢得体面的生活,我们可以说是想要生存,而且是立刻。当然任何一个公开认为艺术和教化的问题必须优于刀叉问题的人不懂得艺术的真正含义。它的根基必须有一块适合平稳生活的土壤。然而必须要记住,文明已经使工匠处于如此低劣悲惨的困难处境,以致他几乎不知道如何建构对更好生活的渴望,这种生活胜过目前他所必须忍受的生活。把真正的理想摆到他面前是艺术的职责,这个理想是丰富公道的生活,这种生活认为对美的感知和创造,也就是享受真正的快乐,就像日常食品一样是人类的必需品,除了被纯粹的反对派剥夺,没有人、没有哪一类人能被剥夺这种快乐,应该尽力抵抗这种剥夺。
[1] 民主联盟(Democratic Federation)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是第一个英国社会主义政党,1881年召开第一次会议。——译者注
[2]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著有《国富论》。——译者注
[3] 李嘉图(Ricardo, 1772-182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译者注
[4]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译者注
[5] 傅立叶(Fourier, 1772-1837),法国思想家,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6] 巴克斯(Arnold Bax, 1883-1953),英国作曲家。——译者注
[7] 海因德曼(Hyndman, 1842-1921),英国民主联盟的组织者。——译者注
[8] 朔伊(Schen)是作者的朋友。——译者注
[9]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一系列政治哲学思想。它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译者注
[10] 米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国思想家、哲学家,是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译者注
[11] 辉格党(Whig)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政党,它于1714年之后长期支配英国政治,它主张有限君主制,强调议会重要性。19世纪中叶,在当时英国工业发展、经济繁荣的条件下,辉格党的政策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译者注
[12] 卡莱尔(Carlyler, 1795-1881),苏格兰评论、讽刺作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13] 赫胥黎(Huxley, 1825-1895),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演说家和作家。——译者注
[14] 荷马(Homer),古希腊诗人,著有《伊利亚特》、《奥德赛》和《荷马史诗》。——译者注
The above title may strike some of my readers as strange. It is assumed by most people nowadays that all work is useful, and by most well-to-do people that all work is desirable. Most people, well-to-do or not, believe that, even when a man is doing work which appears to be useless, he is earning his livelihood by it - he is ‘employed’, as the phrase goes; and most of those who are well-to-do cheer on the happy worker with congratulations and praises, if he is only ‘industrious’ enough and deprives himself of all pleasure and holidays in the sacred cause of labour. In short, it has become an article of the creed of modern morality that all labour is good in itself - a convenient belief to those who live on the labour of others. But as to those on whom they live, I recommend them not to take it on trust, but to look into the matter a little deeper.
Let us grant, first, that the race of man must either labour or perish. Nature does not give us our livelihood gratis; we must win it by toil of some sort or degree. Let us see, then, if she does not give us some compensation for this compulsion to labour, since certainly in other matters she takes care to make the acts necessary to the continuance of life i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race not only endurable, but even pleasurable.
You may be sure that she does so, that it is of the nature of man, when he is not diseased, to take pleasure in his work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And, yet, we must say in the teeth of the hypocritical praise of all labour, whatsoever it may be, of which I have made mention, that there is some labour which is so far from being a blessing that it is a curse;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for the community and for the worker if the latter were to fold his hands and refuse to work, and either die or let us pack him off to the workhouse or prison - which you will.
Here, you see, are two kinds of work - one good, the other bad; one not far removed from a blessing, a lightening of life; the other a mere curse, a burden to lif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then? This: one has hope in it, the other has not. It is manly to do the one kind of work, and manly also to refuse to do the other.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hope which, when it is present in work, makes it worth doing?
It is threefold, I think- hope of rest, hope of product, hope of pleasure in the work itself; and hope of these also in some abundance and of good quality; rest enough and good enough to be worth having; product worth having by one who is neither a fool nor an ascetic; pleasure enough for all for us to be conscious of it while we are at work; not a mere habit, the loss of which we shall feel as a fidgety man feels the loss of the bit of string he fidgets with.
I have put the hope of rest first because it is the simplest and most natural part of our hope. Whatever pleasure there is in some work, there is certainly some pain in all work, the beast-like pain of stirring up our slumbering energies to action, the beast-like dread of change when things are pretty well with us; and the compensation for this animal pain is animal rest. We must feel while we are working that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we shall not have to work. Also the rest, when it comes, must be long enough to allow us to enjoy it; it must be longer than is merely necessary for us to recover the strength we have expended in working, and it must be animal rest also in this, that it must not be disturbed by anxiety, else we shall not be able to enjoy it. If we have this amount and kind of rest we shall, so far, be no worse off than the beasts.
As to the hope of product, I have said that Nature compels us to work for that. It remains for us to look to it that we do really produce something, and not nothing, or at least nothing that we want or are allowed to use. If we look to this and use our wills we shall, so far, be better than machines.
The hope of pleasure in the work itself: how strange that hope must seem to some of my readers - to most of them! Yet I think that to all living things there is a pleasure 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energies, and that even beasts rejoice in being lithe and swift and strong. But a man at work, making something which he feels will exist because he is working at it and wills it, is exercising the energies of his mind and soul as well as of his body. Memory and imagination help him as he works. Not only his own thoughts, but the thoughts of the men of past ages guide his hands; and, as a part of the human race, he creates. If we work thus we shall be men, and our days will be happy and eventful.
Thus worthy work carries with it the hope of pleasure in rest, the hope of the pleasure in our using what it makes, and the hope of pleasure in our daily creative skill.
All other work but this is worthless; it is slaves' work - mere toiling to live, that we may live to toil.
Therefore, since we have, as it were, a pair of scales in which to weigh the work now done in the world, let us use them. Let us estimate the worthiness of the work we do, after so many thousand years of toil, so many promises of hope deferred, such boundless exultation over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gain of liberty.
Now, the first thing as to the work done in civilization and the easiest to notice is that it is portioned out very unequally amongst the different classes of society. First, there are people - not a few - who do no work, and make no pretence of doing any. Next, there are people, and very many of them, who work fairly hard, though with abundant easements and holidays, claimed and allowed; and lastly, there are people who work so hard that they may be said to do nothing else than work, and are accordingly called ‘the working classes’,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middle classes and the rich, or aristocracy, whom I have mentioned above.
It is clear that this inequality presses heavily upon the ‘working’ class, and must visibly tend to destroy their hope of rest at least, and so, in that particular, make them worse off than mere beasts of the field; but that is not the sum and end of our folly of turning useful work into useless toil, but only the beginning of it.
For first, as to the class of rich people doing no work, we all know that they consume a great deal while they produce nothing. Therefore, clearly, they have to be kept at the expense of those who do work, just as paupers have, and are a mere burden on the community. In these days there are many who have learned to see this, though they can see no further into the evils of our present system, and have formed no idea of any scheme for getting rid of this burden; though perhaps they have a vague hope that changes in the system of voting for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may, as if by magic, tend in that direction. With such hopes or superstitions we need not trouble ourselves. Moreover, this class, the aristocracy, once thought most necessary to the State, is scant of numbers, and has now no power of its own, but depends on the support of the class next below it - the middle class. In fact, it is really composed either of the most successful men of that class, or of their immediate descendants.
As to the middle class, including the trading, manufacturing, and professional people of our society, they do, as a rule, seem to work quite hard enough, and so at first sight might be thought to help the community, and not burden it. But by fa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though they work, do not produce, and even when they do produce, as in the case of those engaged (wastefully inde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goods, or doctors, or (genuine) artists and literary men, they consume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their due share. The commercial and manufacturing part of them, the most powerful part, spend their lives and energies in fighting amongst themselves for their respective shares of the wealth which they force the genuine workers to provide for them; the others are almost wholly the hangers-on of these; they do not work for the public, but a privileged class: they are the parasites of property, sometimes, as in the case of lawyers, undisguisedly so; sometimes, as the doctors and others above mentioned, professing to be useful, but too often of no use save as supporters of the system of folly, fraud, and tyranny of which they form a part. And all these we must remember have, as a rule, one aim in view; not the production of utilities, but the gaining of a position either for themselves or their children in which they will not have to work at all. It is their ambition and the end of their whole lives to gain, if not for themselves, yet at least for their children, the proud position of being obvious burdens on the community. For their work itself, in spite of the sham dignity with which they surround it, they care nothing: save a few enthusiasts, men of science, art, or letters, who, if they are not the salt of the earth, are at least (and oh, the pity of it!) the salt of the miserable system of which they are the slaves, which hinders and thwarts them at every turn, and even sometimes corrupts them.
Here then is another class, this time very numerous and all-powerful, which produces very little and consumes enormously, and is therefore in the main supported, as paupers are, by the real producers. The class that remains to be considered produces all that is produced, and supports both itself and the other classes, though it is placed in a position of inferiority to them; real inferiority, mind you, involving a degradation both of mind and body. But it is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this tyranny and folly that again many of these workers are not producers. A vast number of them once more are merely parasites of property, some of them openly so, as the soldiers by land and sea who are kept on foot for the perpetuating of national rivalries and enmities, an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national struggle for the share of the product of unpaid labour. But besides this obvious burden on the producers and the scarcely less obvious one of domestic servants, there is first the army of clerks, shop-assistants, and so forth, who are engag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private war for wealth, which, as above said, is the real occupation of the well-to-do middle class. This is a larger body of workers than might be supposed, for it includes amongst others all those engaged in what I should call competitive salesmanship, or, to use a less dignified word, the puffery of wares, which has now got to such a pitch that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ich cost far more to sell than they do to make.
Next there is the mass of people employed in making all those articles of folly and luxury, the demand for which is the outcom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rich nonproducing classes; things which people leading a manly and uncorrupted life would not ask for or dream of. These things, whoever may gainsay me, I will for ever refuse to call wealth: they are not wealth, but waste. Wealth is what Nature gives us and what a reasonable man can make out of the gifts of Nature for his reasonable use. The sunlight, the fresh air, the unspoiled face of the earth, food, raiment and housing necessary and decent; the storing up of knowledge of all kinds, and the power of disseminating it; means of fre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man; works of art, the beauty which man creates when he is most a man, most aspiring and thoughtful - all things which serve the pleasure of people, free, manly, and uncorrupted. This is wealth. Nor can I think of anything worth having which does not come under one or other of these heads. But think, I beseech you, of the product of England,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and will you not be bewildered, as I am, at the thought of the mass of things which no sane man could desire, but which our useless toil makes - and sells?
Now, further, there is even a sadder industry yet, which is forced on many, very many, of our workers - the making of wares which are necessary to them and their brethren, because they are an inferior class. For if many men live without producing, nay, must live lives so empty and foolish that they force a great part of the workers to produce wares which no one needs, not even the rich, it follows that most men must be poor; and, living as they do on wages from those whom they support, cannot get for their use the goods which men naturally desire, but must put up with miserable makeshifts for them, with coarse food that does not nourish, with rotten raiment which does not shelter, with wretched houses which may well make a town-dweller in civilization look back with regret to the tent of the nomad tribe, or the cave of the prehistoric savage. Nay, the workers must even lend a hand to the great industrial invention of the age - adulteration, and by its help produce for their own use shams and mockeries of the luxury of the rich; for the wage-earners must always live as the wage-payers bid them, and their very habits of life are forced on them by their masters.
But it is waste of time to try to express in words due contempt of the productions of the much-praised cheapness of our epoch. It must be enough to say that this cheapness is necessary to the system of exploiting on which modern manufacture rests. In other words, our society includes a great mass of slaves, who must be fed, clothed, housed and amused as slaves, and that their daily necessity compels them to make the slave-wares whose use is the perpetuation of their slavery.
To sum up, then, concerning the manner of work in civilized States, these States are composed of three classes - a class which does not even pretend to work, a class which pretends to work but which produces nothing, and a class which works, but is compelled by the other two classes to do work which is often unproductive.
Civilization therefore wastes its own resources, and will do so as long as the present system lasts. These are cold words with which to describe the tyranny under which we suffer; try then to consider what they mean.
There is a certain amount of natural material and of natural forces in the world, and a certain amount of labour-power inherent in the persons of the men that inhabit it. Men urged by their necessities and desires have laboured for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at the task of subjugating the forces of Nature and of making the natural material useful to them. To our eyes, since we cannot see into the future, that struggle with Nature seems nearly over, and the victory of the human race over her nearly complete. And, looking backwards to the time when history first began, we note that the progress of that victory has been far swifter and more startling within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than ever before. Surely, therefore, we moderns ought to be in all ways vastly better off than any who have gone before us. Surely we ought, one and all of us, to be wealthy, to be well furnished with the good things which our victory over Nature has won for us.
But what is the real fact? Who will dare to deny that the great mass of civilized men are poor? So poor are they that it is mere childishness troubling ourselves to discuss whether perhaps they are in some ways a little better off than their forefathers. They are poor; nor can their poverty be measured by the poverty of a resourceless savage, for he knows of nothing else than his poverty; that he should be cold, hungry, houseless, dirty, ignorant, all that is to him as natural as that he should have a skin. But for us, for the most of us, civilization has bred desires which she forbids us to satisfy, and so is not merely a niggard but a torturer also.
Thus then have the fruits of our victory over Nature been stolen from us, thus has compulsion by Nature to labour in hope of rest, gain, and pleasure been turned into compulsion by man to labour in hope - of living to labour!
What shall we do then, can we mend it?
Well, remember once more that it is not our remote ancestors who achieved the victory over Nature, but our fathers, nay, our very selves. For us to sit hopeless and helpless then would be a strange folly indeed: be sure that we can amend it. What, then, is the first thing to be done?
We have seen that modern society is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one of which is privileged to be kept by the labour of the other - that is, it forces the other to work for it and takes from this inferior class everything that it can take from it, and uses the wealth so taken to keep its own members in a superior position, to make them beings of a higher order than the others: longer lived, more beautiful, more honoured, more refined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class. I do not say that it troubles itself about its members being positively long lived, beautiful or refined, but merely insists that they shall be so relatively to the inferior class. As also it cannot use the labourpower of the inferior class fairly in producing real wealth, it wastes it wholesale in the production of rubbish.
It is this robbery and waste on the part of the minority which keeps the majority poor; if it could be shown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society that thi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little more could be said on the matter, save that the despair of the oppressed majority would probably at some time or other destroy Society. But it has been shown, on the contrary, even by such incomplete experiments, for instance, as Co-operation (so-call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a privileged class is by no means necessary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but rather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oducers of wealth, or, in other words, for the upholding of privilege.
The first step to be taken then is to abolish a class of men privileged to shirk their duties as men, thus forcing others to do the work which they refuse to do. All must work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and so produce what they consume - that is, each man should work as well as he can for his own livelihood, and his livelihood should be assured to him; that is to say, all the advantages which society would provide for each and all of its members.
Thus, at last, would true Society be founded. It would rest on equality of condition. No man would be tormented for the benefit of another - nay, no one man would be tormented for the benefit of Society. Nor, indeed, can that order be called Society which is not upheld for the benefit of every one of its members.
But since men live now, badly as they live, when so many people do not produce at all, and when so much work is wasted, it is clear that, under conditions where all produced and no work was wasted, not only would every one work with the certain hope of gaining a due share of wealth by his work, but also he could not miss his due share of rest. Here, then, are two out of the three kinds of hope mentioned above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worthy work assured to the worker. When class-robbery is abolished, every man will reap the fruits of his labour, every man will have due rest - leisure, that is. Some Socialists might say we need not go any further than this; it is enough that the worker should get the full produce of his work, and that his rest should be abundant. But though the compulsion of man's tyranny is thus abolished, I yet demand compensation for the compulsion of Nature's necessity. As long as the work is repulsive it will still be a burden which must be taken up daily, and even so would mar our life, even though the hours of labour were short. What we want to do is to add to our wealth without diminishing our pleasure. Nature will not be finally conquered till our work becomes a part of the pleasure of our lives.
That first step of freeing people from the compulsion to labour needlessly will at least put us on the way towards this happy end; for we shall then have time and opportunities for bringing it about. As things are now, between the waste of labour-power in mere idleness and its waste in unproductive work, it is clear that the world of civilization is supported by a small part of its people; when all were working usefully for its support, the share of work which each would have to do would be but small, if our standard of life were about on the footing of what well-to-do and refined people now think desirable. We shall have labour-power to spare, and shall, in short, be as wealthy as we please. It will be easy to live. If we were to wake up some morning now, under our present system, and find it ‘easy to live’, that system would force us to set to work at once and make it hard to live; we should call that ‘developing our resources’, or some such fine name. The multiplication of labour has become a necessity for us, and as long as that goes on no ingenuity in the invention of machines will be of any real use to us. Each new machine will cause a certain amount of misery among the workers whose special industry it may disturb; so many of them will be reduced from skilled to unskilled workmen, and then gradually matters will slip into their due grooves, and all will work apparently smoothly again; and if it were not that all this is preparing revolution, things would be,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just as they were before the new wonderful invention.
But when revolution has made it ‘easy to live’, when all are working harmoniously together and there is no one to rob the worker of his time, that is to say, his life; in those coming days there will be no compulsion on us to go on producing things we do not want, no compulsion on us to labour for nothing; we shall be able calmly and thoughtfully to consider what we shall do with our wealth of labour-power. Now, for my part, I think the first use we ought to make of that wealth, of that freedom, should be to make all our labour, even the commonest and most necessary, pleasant to everybody; for thinking over the matter carefully I can see that the one course which will certainly make life happy in the face of all accidents and troubles is to take a pleasurable interest in all the details of life. And lest perchance you think that an assertion too universally accepted to be worth making, let me remind you how entirely modern civilization forbids it; with what sordid, and even terrible, details it surrounds the life of the poor, what a mechanical and empty life she forces on the rich; and how rare a holiday it is for any of us to feel ourselves a part of Nature, and unhurriedly, thoughtfully, and happily to note the course of our lives amidst all the little links of events which connect them with the lives of others, and build up the great whole of humanity.
But such a holiday our whole lives might be, if we were resolute to make all our labour reasonable and pleasant. But we must be resolute indeed; for no half measures will help us here. It has been said already that our present joyless labour, and our lives scared and anxious as the life of a hunted beast, are forced upon us by the present system of producing for the profit of the privileged classes. It is necessary to state what this means.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of wages and capital the ‘manufacturer’ (most absurdly so called, since a manufacturer means a person who makes with his hands) having a monopoly of the means whereby the power to labour inherent in every man's body can be used for production, is the master of those who are not so privileged; he, and he alone, is able to make use of this labour-power, which,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only commodity by means of which his ‘capital’, that is to say, the accumulated product of past labour, can be made productive to him. He therefore buys the labour-power of those who are bare of capital and can only live by selling it to him; his purpose in this transaction is to increase his capital, to make it breed. It is clear that if he paid those with whom he makes his bargain the full value of their labour, that is to say, all that they produced, he would fail in his purpose. But since he is the monopolist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ve labour, he can compel them to make a bargain better for him and worse for them than that; which bargain is that after they have earned their livelihood, estimated according to a standard high enough to ensure their peaceable submission to his mastership, the rest (and by far the larger part as a matter of fact) of what they produce shall belong to him, shall be his property to do as he likes with, to use or abuse at his pleasure; which property is, as we all know, jealously guarded by army and navy, police and prison; in short, by that huge mass of physical force which superstition, habit, fear of death by starvation - IGNORANCE, in one word, among the propertyless masses, enables the propertied classes to use for the subjection of- their slaves.
Now, at other times, other evils resulting from this system may be put forward. What I want to point out now is the impossibility of our attaining to attractive labour under this system, and to repeat that it is this robbery (there is no other word for it) which wastes the available labour-power of the civilized world, forcing many men to do nothing, and many, very many more to do nothing useful; and forcing those who carry on really useful labour to most burdensome overwork. For understand once for all that the ‘manufacturer’ aims primarily at producing, by means of the labour he has stolen from others, not goods but profits, that is, the ‘wealth’ that is produced over and above the livelihood of his workmen, and the wear and tear of his machinery. Whether that ‘wealth’ is real or sham matters nothing to him. If it sells and yields him a ‘profit’ it is all right. I have said that, owing to there being rich people who have more money than they can spend reasonably, and who therefore buy sham wealth, there is waste on that side; and also that, owing to there being poor people who cannot afford to buy things which are worth making, there is waste on that side. So that the ‘demand’ which the capitalist ‘supplies’ is a false demand. The market in which he sells is ‘rigged’ by the miserable inequalities produced by the robbery of the system of Capital and Wages.
It is this system, therefore, which we must be resolute in getting rid of, if we are to attain to happy and useful work for all. The first step towards making labour attractive is to get the means of making labour fruitful, the Capital, including the land, machinery, factories, etc., into the hands of the community, to be used for the good of all alike, so that we might all work at ‘supplying’ the real ‘demands’ of each and all - that is to say, work for livelihood, instead of working to supply the demand of the profit market - instead of working for profit - i.e., the power of compelling other men to work against their will.
When this first step has been taken and men begin to understand that Nature wills all men either to work or starve, and when they are no longer such fools as to allow some the alternative of stealing, when this happy day is come, we shall then be relieved from the tax of waste, and consequently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as aforesaid, a mass of labour-power available, which will enable us to live as we please within reasonable limits. We shall no longer be hurried and driven by the fear of starvation, which at present presses no less on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in civilized communities than it does on mere savages. The first and most obvious necessities will be so easily provided for in a community in which there is no waste of labour, that we shall have time to look round and consider what we really do want, that can be obtained without over-taxing our energies; for the often-expressed fear of mere idleness falling upon us when the force supplied by the present hierarchy of compulsion is withdrawn, is a fear which is but generated by the burden of excessive and repulsive labour, which we most of us have to bear at present.
I say once more that, in my belief, the first thing which we shall think so necessary as to be worth sacrificing some idle time for, will be the attractiveness of labour. No very heavy sacrifice will be required for attaining this object, but some will be required. For we may hope that men who have just waded through a period of strife and revolution will be the last to put up long with a life of mere utilitarianism, though Socialists are sometimes accused by ignorant persons of aiming at such a life. On the other hand, the ornamental part of modern life is already rotten to the core, and must be utterly swept away before the new order of things is realized. There is nothing of it - there is nothing which could come of it that could satisfy the aspirations of men set free from the tyranny of commercialism.
We must begin to build up the ornamental part of life - its pleasures, bodily and mental,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social and individual - on the basis of work undertaken willingly and cheerfully,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benefiting ourselves and our neighbours by it. Such absolutely necessary work as we should have to do would in the first place take up but a small part of each day, and so far would not be burdensome; but it would be a task of daily recurrence, and therefore would spoil our day's pleasure unless it were made at least endurable while it lasted. In other words, all labour, even the commonest, must be made attractive.
How can this be done? - is the question the answer to which will take up the rest of this paper. In giving some hints on this question, I know that, while all Socialists will agree with many of the suggestions made, some of them may seem to some strange and venturesome. These must be considered as being given without any intention of dogmatizing, and as merely expressing my own personal opinion.
From all that has been said already it follows that labour, to be attractive, must be directed towards some obviously useful end, unless in cases where it is undertaken voluntarily by each individual as a pastime. This element of obvious usefulness is all the more to be counted on in sweetening tasks otherwise irksome, since social morality,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n towards the life of man, will, in the new order of things, take the place of theological morality, 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n to some abstract idea. Next, the day's work will be short. This need not be insisted on. It is clear that with work unwasted it can be short. It is clear also that much work which is now a torment, would be easily endurable if it were much shortened.
Variety of work is the next point, and a most important one. To compel a man to do day after day the same task, without any hope of escape or change, means nothing short of turning his life into a prison-torment. Nothing but the tyranny of profit-grinding makes this necessary. A man might easily learn and practise at least three crafts, varying sedentary occupation with outdoor - occupation calling for the exercise of strong bodily energy for work in which the mind had more to do. There are few men, for instance, who would not wish to spend part of their lives in the most necessary and pleasantest of all work - cultivating the earth. One thing which will make this variety of employment possible will be the form that education will take in a socially ordered community. At present all education is directed towards the end of fitting people to take their places in the hierarchy of commerce - these as masters, those as workmen. The education of the masters is more ornamental than that of the workmen, but it is commercial still; and even at the ancient universities learning is but little regarded, unless it can in the long run be made to pay. Due education is a totally different thing from this, and concerns itself in finding out what different people are fit for, and helping them along the road which they are inclined to take. In a duly ordered society, therefore, young people would be taught such handicrafts as they had a turn for as a part of their education, the discipline of their minds and bodies; and adults would also have opportunities of learning in the same schoo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capacities would be of all things chiefly aimed at by education, instead, as now, the subordination of all capacities to the great end of ‘money-making’ for oneself - or one's master. The amount of talent, and even genius, which the present system crushes, and which would be drawn out by such a system, would make our daily work easy and interesting.
Under this head of variety I will note one product of industry which has suffered so much from commercialism that it can scarcely be said to exist, and is, indeed, so foreign from our epoch that I fear there are some who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at I have to say on the subject, which I nevertheless must say, since it is really a most important one. I mean that side of art which is, or ought to be, done by the ordinary workman while he is about his ordinary work, and which has got to be called, very properly, Popular Art. This art, I repeat, no longer exists now, having been killed by commercialism. But from the beginning of man's contest with Nature till the rise of the present capitalistic system, it was alive, and generally flourished. While it lasted, everything that was made by man was adorned by man, just as everything made by Nature is adorned by her. The craftsman, as he fashioned the thing he had under his hand, ornamented it so naturally and so entirely without conscious effort, that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where the mere utilitarian part of his work ended and the ornamental began. Now the origin of this art was the necessity that the workman felt for variety in his work, and though the beauty produced by this desire was a great gift to the world, yet the obtaining variety and pleasure in the work by the workman was a matter of more importance still, for it stamped all labour with the impress of pleasure. All this has now quite disappeared from the work of civilization. If you wish to have ornament, you must pay specially for it, and the workman is compelled to produce ornament, as he is to produce other wares. He is compelled to pretend happiness in his work, so that the beauty produced by man's hand, which was once a solace to his labour, has now become an extra burden to him, and ornament is now but one of the follies of useless toil, and perhaps not the least irksome of its fetters.
Besides the short duration of labour, its conscious usefulness, and the variety which should go with it, there is another thing needed to make it attractive, and that is pleasant surroundings. The misery and squalor which we people of civilization bear with so much complacency as a necessary par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is just as necessary to the community at large as a proportionate amount of filth would be in the house of a private rich man. If such a man were to allow the cinders to be raked all over his drawing-room, and a privy to be established in each corner of his dining-room, if he habitually made a dust and refuse heap of his once beautiful garden, never washed his sheets or changed his tablecloth, and made his family sleep five in a bed, he would surely find himself in the claws of a commission de lunatico. But such acts of miserly folly are just what our present society is doing daily under the compulsion of a supposed necessity, which is nothing short of madness. I beg you to bring your commission of lunacy against civilization without more delay.
For all our crowded towns and bewildering factories are simply the outcome of the profit system. Capitalistic manufacture, capitalistic landowning, and capitalistic exchange force men into big cities in order to manipulate them in the interests of capital; the same tyranny contracts the due space of the factory so much that (for instance) the interior of a great weaving-shed is almost as ridiculous a spectacle as it is a horrible one. There is no other necessity for all this, save the necessity for grinding profits out of men's lives, and of producing cheap goods for the use (and subjection) of the slaves who grind. All labour is not yet driven into factories; often where it is there is no necessity for it, save again the profit-tyranny. People engaged in all such labour need by no means be compelled to pig together in close city quarters.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y should not follow their occupations in quiet country homes, in industrial colleges, in small towns, or, in short, where they find it happiest for them to live.
As to that part of labour which must be associated on a large scale, this very factory system, under a reasonable order of things (though to my mind there might still be drawbacks to it), would at least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a full and eager social life surrounded by many pleasures. The factories might be centres of intellectual activity also, and work in them might well be varied very much: the tending of the necessary machinery might to each individual be but a short part of the day's work. The other work might vary from raising food from the surrounding country to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art and science. It is a matter of course that people engaged in such work, and being the masters of their own lives, would not allow any hurry or want of foresight to force them into enduring dirt, disorder, or want of room. Science duly applied would enable them to get rid of refuse, to minimize, if not wholly to destroy, all the inconveniences which at present attend the use of elaborate machinery, such as smoke, stench, and noise; nor would they endure that the buildings in which they worked or lived should be ugly blots on the fair face of the earth. Beginning by making their factories, buildings, and sheds decent and convenient like their homes, they would infallibly go on to make them not merely negatively good, inoffensive merely, but even beautiful, so that the glorious art of architecture, now for some time slain by commercial greed, would be born again and flourish.
So, you see, I claim that work in a duly ordered community should be made attractive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usefulness, by its being carried on with intelligent interest, by variety, and by its being exercised amidst pleasurable surroundings. But I have also claimed, as we all do, that the day's work should not be wearisomely long. It may be said, ‘How can you make this last claim square with the others? If the work is to be so refined, will not the goods made be very expensive?’
I do admit, as I have said before, that some sacrifice will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labour attractive. I mean that, if we could be contented in a free community to work in the same hurried, dirty, disorderly, heartless way as we do now, we might shorten our day's labour very much more than I suppose we shall do, taking all kinds of labour into account. But if we did, it would mean that our new-won freedom of condition would leave us listless and wretched, if not anxious, as we are now, which I hold is simply impossible. We should be contented to make the sacrifices necessary for raising our condition to the standard called out for as desirable by the whole community. Nor only so. We should, individually, be emulous to sacrifice quite freely still more of our time and our ease towards the raising of the standard of life. Persons, either by themselves or associated for such purposes, would freely, and for the love of the work and for its results - stimulated by the hope of the pleasure of creation - produce those ornaments of life for the service of all, which they are now bribed to produce (or pretend to produce) for the service of a few rich men. The experiment of a civilized community living wholly without art or literature has not yet been tried. The past degradation and corruption of civilization may force this denial of pleasure upon the society which will arise from its ashes. If that must be, we will accept the passing phase of utilitarianism as a foundation for the art which is to be. If the cripple and the starveling disappear from our streets, if the earth nourish us all alike, if the sun shine for all of us alike, if to one and all of us the glorious drama of the earth - day and night, summer and winter - can be presented as a thing to understand and love, we can afford to wait awhile till we are purified from the shame of the past corruption, and till art arises again amongst people freed from the terror of the slave and the shame of the robber.
Meantime, in any case, the refinement, thoughtfulness, and deliberation of labour must indeed be paid for, but not by compulsion to labour long hours. Our epoch has invented machines which would have appeared wild dreams to the men of past ages, and of those machines we have as yet made no use.
They are called ‘labour-saving’ machines - a commonly used phrase which implies what we expect of them; but we do not get what we expect. What they really do is to reduce the skilled labourer to the ranks of the unskill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he ‘reserve army of labour’ - that is, to increase the precariousness of life among the workers and to intensify the labour of those who serve the machines (as slaves their masters). All this they do by the way, while they pile up the profits of the employers of labour, or force them to expend those profits in bitter commercial war with each other. In a true society these miracles of ingenuity would be for the first time used for minimizing the amount of time spent in unattractive labour, which by their means might be so reduced as to be but a very light burden on each individual. All the more as these machines would most certainly be very much improved when it was no longer a question as to whether their improvement would ‘pay’ the individual, but rather whether it would benefit the community.
So much for the ordinary use of machinery, which would probably, after a time, be somewhat restricted when men found out that there was no need for anxiety as to mere subsistence, and learned to take an interest and pleasure in handiwork which, done deliberately and thoughtfully, could be made more attractive than machine work.
Again, as people freed from the daily terror of starvation found out what they really wanted, being no longer compelled by anything but their own needs, they would refuse to produce the mere inanities which are now called luxuries, or the poison and trash now called cheap wares. No one would make plush breeches when there were no flunkies to wear them, nor would anybody waste his time over making oleo-margarine when no one was compelled to abstain from real butter. Adulteration laws are only needed in a society of thieves - and in such a society they are a dead letter.
Socialists are often asked how work of the rougher and more repulsive kind c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new condition of things. To attempt to answer such questions fully or authoritatively would be attempting the im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a scheme of a new society out of the materials of the old, before we knew which of those materials would disappear and which endure through the evolution which is leading us to the great change. Yet it is not difficult to conceive of some arrangement whereby those who did the roughest work should work for the shortest spells. And again, what is said above of the variety of work applies specially here. Once more I say, that for a man to be the whole of his life hopelessly engaged in performing one repulsive and never-ending task, is an arrangement fit enough for the hell imagined by theologians, but scarcely fit for any other form of society. Lastly, if this rougher work were of any special kind, we may suppose that special volunteers would be called on to perform it, who would surely be forthcoming, unless men in a state of freedom should lose the sparks of manliness which they possessed as slaves.
And yet if there be any work which cannot be made other than repulsive, either by the shortness of its duration or the intermittency of its recurrence, or by the sense of special and peculiar usefulness (and therefore honour) in the mind of the man who performs it freely - if there be any work which cannot be but a torment to the worker, what then? Well, then, let us see if the heavens will fall on us if we leave it undone, for it were better that they should. The produce of such work cannot be worth the price of it.
Now we have seen that the semi-theological dogma chat all labour,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is a blessing to the labourer, is hypocritical and false; that, on the other hand, labour is good when due hope of rest and pleasure accompanies it. We have weighed the work of civilization in the balance and found it wanting, since hope is mostly lacking to it, and therefore we see that civilization has bred a dire curse for men. But we have seen also that the work of the world might be carried on in hope and with pleasure if it were not wasted by folly and tyranny, by the perpetual strife of opposing classes.
It is Peace, therefore, which we need in order that we may live and work in hope and with pleasure. Peace so much desired, if we may trust men's words, but which has been so continually and steadily rejected by them in deeds. But for us, let us set our hearts on it and win it at whatever cost.
What the cost may be, who can tell? Will it be possible to win peace peaceably? Alas, how can it be? We are so hemmed in by wrong and folly, that in one way or other we must always be fighting against them: our own lives may see no end to the struggle, perhaps no obvious hope of the end. It may be that the best we can hope to see is that struggle getting sharper and bitterer day by day, until it breaks out openly at last into the slaughter of men by actual warfare instead of by the slower and crueller methods of ‘peaceful’ commerce. If we live to see that, we shall live to see much; for it will mean the rich classes grown conscious of their own wrong and robbery, and consciously defending them by open violence; and then the end will be drawing near.
But in any case, and whatever the nature of our strife for peace may be, if we only aim at it steadily and with a singleness of heart, and ever keep it in view, a reflection from that peace of the future will illumine the turmoil and trouble of our lives, whether the trouble be seemingly petty, or obviously tragic; and we shall, in our hopes at least, live the lives of men: nor can the present times give us any reward greater than that.
Lecture given to the Hampstead Liberal Club,
London,1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