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宗教大法官 〔1〕

“在这里我们不能没有序言——一个文学序言,噢,该死的!”伊万笑了,“其实我算是什么作家?瞧,我诗里的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事实上,你从课堂上应该了解得很清楚——那时的文学作品中很流行将天国诸神搬到地上来。但丁就不必多说了。在法国,法庭职员以及修道院的修士们往往在举行有声有色的演出时,把圣母、天使、圣徒、耶稣,甚至上帝都搬上舞台。在当时,这种表演都很淳朴。在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路易十一时代,为了庆祝法国王储的诞生,巴黎市政厅向民众免费演出了一场具有教化意义的戏剧,名叫Le bon jugement de la très sainte et gracieuse Vierge Marie 〔2〕 ,剧中圣母玛利亚亲自出场宣布她的仁慈判决。在彼得大帝以前的古代,我们莫斯科也时常演出类似的戏剧,特别是从《旧约》中取材的戏。但是,除了戏剧之外,当时还有大量的小说和诗歌流传于世,在这些作品里,必要之时也会出现圣徒、天使和各路天神。早在鞑靼统治时期,我们修道院的修士们就已开始从事翻译、抄录甚至创作这类诗歌的工作。比如有一部修道院的诗篇(当然,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名叫《圣母的苦难之旅》,其中一些场景的描写,其想象之大胆丝毫不亚于但丁。圣母走访地狱,天使长米迦勒一路为她指引。她看到了罪人和他们所受的惩罚之苦。其中有一群在火湖上受刑的罪人极为引人注目:他们这些人一旦沉入湖底便再也浮不起来了,‘那些人已被上帝遗忘’——这是一句多么深刻而有力的话。圣母见状震惊并流泪了,她跪倒在上帝的宝座前,请求赦免所有在地狱里受刑的人,对她所见到的受刑者一律不加歧视地赦免。她与上帝之间的那段对话精彩绝伦。她再三恳求而不肯离开,上帝指着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儿子的手脚,向她发问:‘我怎么能宽恕残害他的人呢?’她命令所有的圣徒、殉教者、天使以及天使长跟她一起跪倒,祈求上帝不加歧视地宽恕所有罪人。最后她向上帝求得每年从耶稣受难日到圣灵降临节暂停刑罚,于是地狱里的罪人们立刻向上帝感恩,他们呼喊道:‘主啊,你这样裁决是对的。’我的诗剧如果在那时问世,也会是那样类似的套路。在我的诗中,基督也出场了,不过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走个过场。自从他许下必将荣归故国的誓言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五个世纪。十五个世纪以前,他的预言家就这样记录着:‘看哪,我必快来。’他自己还在世时也曾这样说道:‘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但人类仍怀着当年的信仰和一如既往的深情等待着他。哦,这种信仰甚至更加深厚了,因为人们已有十五个世纪没能从上天那儿得到誓约。



没有来自上天的保证,

只好相信内心的声音。 〔3〕



也只好相信自己的心声了!当然,那时也有许多奇迹发生。有些圣徒能够治愈沉疴;据圣者传记载,连天国女王也曾亲自找过他们。但是恶魔也不打盹,人类中间已经开始怀疑这些奇迹是否真实。正在那时,在北方德国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异端。‘像火炬一般燃烧’的巨星(暗指教会)‘落在水的源头上,于是水变苦了’。这些异端开始亵渎神明,否认奇迹。但是,真正坚定的信徒却对信仰更加热忱了。人类的眼泪仍旧向他迸涌,一如既往地等待着他,爱着他,寄希望于他,人们渴望为他受难甚至为他而死,像以前一样。人类怀着信仰和热情祷告了许多世纪:‘主啊,快来吧。’人类如此不懈地祈祷了许多世纪,最终他怀着巨大的慈悲之心,来到祈祷者的面前。在这之前,他也曾降临人间,并走访了一些贤哲、圣徒和尚未献身的殉教者,这在他们的列传中均有记载。在我们国家,丘特契夫深信自己的诗句道出了真理,他宣称:



天国之王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身上穿着奴服,

曾经走遍了亲爱的大地,

到处给人们赐福。 〔4〕



我可以向你保证,事实确实如此。因此他想在他那些受尽折磨、饱尝苦难、满身罪孽但却像孩子般爱着他的民众面前出现,哪怕只是出现片刻。我的诗剧发生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那是宗教裁判最可怕的时期,每天都有遍布各地的熊熊的火堆,为了上帝的荣光而燃烧。



在绚烂夺目的烈焰中,

烧死邪恶的异教徒。



哦,这并非他预言中,当世界末日时他将头顶天国的荣耀之光出现,霎那间‘如一道闪电自东向西划过长空’的景象。不,他只是想要对自己的民众进行哪怕是短暂的走访,而恰恰来到对异教徒进行焚烧的地方。怀着无比仁慈的怜悯之心,他仍以十五年前在人间走动了三年之久的凡人面貌,再次在人间行走。他降临到那个南方城市‘火热的广场’上,在那里,前一天正好有一次‘在绚烂夺目的烈焰中’的仪式,国王、朝臣、骑士、红衣主教和优雅的宫廷贵妇悉数到场,成千上万的塞维利亚民众也全来了,由担任宗教大法官的红衣主教主持仪式,ad majorem gloriam Dei 〔5〕 ,一下就烧死了近百名异教徒。他不事声张地悄然出现,但是很奇怪,每个人都认出了他。这可能是我诗中最精彩的片段之一:描写为什么大家都一眼认出了他。人们被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而争相奔向他,包围他,跟随他。他一言不发,面带无限怜悯而宁静的微笑在人们中间默默行走。他心中的爱如太阳般燃烧,他的眼中闪耀着光明、智慧和力量的光芒,射到民众身上,使他们心中涌起感恩回报的爱。他向民众伸出双手,为他们祝福,人们只要接触到他,甚至碰到他的衣袍,便会产生一种治愈的力量。人群中有一位自幼双目失明的老盲人,大声呼喊:‘主啊,治一治我的眼睛吧,让我也能看到你。’立刻,如同鳞片从老盲人的眼睛上脱落,老盲人竟能看见他了。人们泪流满面地亲吻着他走过的地面。孩子们扔鲜花为他开道,对他又唱歌又欢呼。人们都不断地念叨:‘是他啊,这一定是他本人,除了他还能有谁?’他在塞维利亚教堂的台阶上站住了,正在此时,有人哭着将一口敞着盖的白色童棺往教堂里抬去,棺内躺着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是本城一位显赫贵族的独生女。女孩身上铺满鲜花,人群向痛苦的母亲喊道:‘他能让你的孩子复活!’出来迎柩的神父困惑不解地看着,皱起了眉头。此时女孩的母亲发出一声响亮的哀嚎,扑倒在那人的脚下,向他伸出双手哀求:‘如果真的是你,请让我的孩子复活吧!’抬棺的队列停住了,棺材被放到教堂台阶上他的脚边。他充满怜悯地看着,嘴唇轻声说出:‘大利大古米。’意思是:‘起来吧,小姑娘。’那小女孩在棺材里坐了起来,睁大眼睛微笑着、惊诧地四处张望。她手里捧着一束白玫瑰,那是她躺在棺材里时人们放在她手里的。人们骚动了,叫声、哭声不绝于耳,正当此时,担任宗教大法官的红衣主教本人恰好经过教堂外的广场。他已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高大挺拔,干瘪的脸上镶嵌着一双凹陷的眼睛,但仍炯炯有神。他并没有穿昨天那套烧死罗马教会的敌人时在民众面前所穿的光鲜的主教红袍——不,此刻他穿的只是粗糙的旧教士服。他身后不远的地方跟着脸色阴沉的助手、奴仆和‘神圣’的护卫。他在人群前站住,从远处观察。他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看见棺材被放在那人脚下,看见女孩死而复生,他的脸上罩上了阴影。他蹙着两道发白的浓眉,目露凶光。他伸出手指,命令护卫将那人逮捕。看,他的权力是那么大,人们是如此习惯于对他战战兢兢、唯命是从,所以人群立刻在护卫面前闪开,而护卫则在一片死寂的沉默中抓住那人,并将他带走。霎时间,人群齐齐匍匐在地,朝宗教大法官磕头,他默默地为民众祝福,然后走了过去。护卫将抓获的那人押进宗教法庭的古老建筑,关在一间狭窄阴暗的拱顶监狱里。白天过去了,黑暗、炎热而‘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塞维利亚夜晚开始了。空气中弥漫着‘柠檬和月季的芳香’。在一片漆黑中,监狱的铁门突然打开,宗教大法官手执一盏灯独自一人慢慢地走进监狱,铁门立刻在他身后锁上了。他在入口处驻留了一两分钟,端详着囚徒的脸庞,最后他快步走向那人,把灯放在桌上,对他说:

“‘真是你?真是你么?’还没等到回答,他又很快地接着说:‘不,别回答。无论如何,你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完全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你也没有权力对你以前说过的话再作什么补充。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妨碍我们?你是来妨碍我们的,你自己也知道。但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想知道你是不是那人,还是仅仅形似那人。但是明天我将作出裁决,把你作为最邪恶的异教徒在火堆上烧死,那些今天亲吻你脚的民众,明天只要我一挥手,就会争先恐后地往烧你的火堆上扒煤,这你可知道?是的,你也许知道这个。’他在深思中加了一句,眼光紧紧盯着他的囚徒。”

“我不太明白,伊万,这是什么意思?”一直默默听着的阿辽沙微笑着说,“这是漫无边际的幻想,还是老人弄错了,发生了不可思议的quiproquo? 〔6〕

“就算是后者吧。”伊万笑了,“既然你已经被当代现实主义败坏了趣味,而不能忍受一点幻想的东西,那么你就当它是quiproquo吧,这话也对。”他又笑了笑,“老人快九十岁了,他早就可能因死守一套顽固观念而变得神经错乱。何况,那囚徒的外貌也可能把他吓呆了。最后,这也有可能是一位九旬老人临死前的幻觉,何况昨天烧死近百名异教徒的那一把火又让他分外狂热。但不论是quiproquo还是无边的幻想,对我们来说不都是一样的么?关键在于老人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最后他终于把他九十年沉寂于心的想法大声说了出来。”

“那个囚徒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着他,一言不发?”

“不管怎么说,反正只能如此了。”伊万又笑了起来,“老人已经向他指出,他没有权力对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再作什么补充了。至少按我的意见看来,这正是罗马天主教会最基本的特点。意思是:‘既然你把一切都交给了教皇,那么如今一切都在教皇手里了,现在你根本不必来,至少暂时不该来碍事。’他们不但这样说,而且还这样写,至少耶稣会教士是这样的。我在他们的神学作品中就读到过类似的思想。‘你有没有权力向我们透露你来自的那个世界的秘密,哪怕是一个?’我诗剧中的老人问他,随后又自己代替他回答:‘不,你没有权力,你不得对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再作什么补充,也不得剥夺人们的自由,当你还在世上时曾经那么坚决地捍卫这种自由。你透露的任何新消息都将侵犯人们所信仰的自由,因为这个消息会被视为奇迹,而他们的信仰自由在你看来是至关重要的,至少一千五百年前你就这么认为。当初不是你经常说“我想要让你们变得自由”的么?现在你终于看到了这些“自由”的人了。’老人突然意味深长地一笑,‘是的,我们曾经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严肃地看着囚徒,继续说,‘但我们最终以你的名义完成了这件事。十五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为自由而奋斗,现在都彻底结束了,而且结束得很好,你不相信这事儿解决得很好吗?你温和地看着我,甚至不觉得我令人愤慨?但是你知道现在,正是现在,这些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而事实上他们把自己的自由交给我们,恭顺地放到我们脚边。但这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不知道这是你所渴望的自由么?’”

“我又不明白了,”阿辽沙打断道,“他是在讽刺和嘲笑吗?”

“一点也不。他认为这是他和他的人的功劳,他们最终征服了自由,而且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使人们幸福。‘因为直到现在(当然,他指的是有宗教法庭的时代),才第一次有可能设想人们的幸福。人生而为反叛者,反叛者也会幸福吗?有人已经警告过你了,’他对囚徒说,‘你收到很多警告和指示,但你从不肯遵从,你已经拒绝了能使人们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但幸运的是,你在离开时将这事儿交给了我们。你作出承诺,你给了我们捆绑和释放的权力,所以你现在别想把这个权力再夺走。你为什么跑来妨碍我们呢?’”

“‘你收到很多警告和指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阿辽沙问。

“这正是老人想要表达的关键所在——”

“‘一个可怕、聪明的精灵,一个自我毁灭、无形的精灵。’老人继续说道,‘这个伟大的精灵曾在旷野中跟你对话,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试探”你,是这样吗? 〔7〕 再没有什么比他在三个问题中对你所揭示的一切更真实的了。他曾经通过三个问题给你启示,但是你拒绝了,在圣经中这被称为“试探”。但如果说这个世上什么时候曾出现过真正的振聋发聩的奇迹的话,那么恰恰是在三种试探出现的这一天。奇迹就在于这三个问题的提出。如果这样设想(仅仅是为了试验或举例),由那可怕的精灵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已经从圣经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必须对它们进行重构,重新想象和编排出来,以便重新载入圣经,为此召集了世间所有的先贤——统治者、大祭司、学者、哲学家、诗人,授予他们重构的任务:重新编排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不但要与事件的规模相称,而且还要能用人类语言中的三句话来表述世界和人类的整个未来历史——那么你认为聚集了世间所有先贤的智慧,能否重构出在力量和深度方面与那位伟大又聪明的精灵在旷野中对你所说的三个问题相提并论的东西?单就这三个问题来说,单就这些问题提出的奇迹而言,便可明白我们看到的并非一般凡人的智慧,而是永恒的、绝对的智慧。因为在这三个问题中,仿佛归纳并预言了人类未来的全部历史,通过三个形象囊括了人类天性中一切悬而未决的历史性矛盾。这在当时还不是很明显,因为未来是未知,但现在经过十五个世纪,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问题是如此具有先见之明,所有一切都被预言中了,并且应验了,因此对这三个问题的增添和删减都是不必要的。’”

“你自己来判断究竟谁是对的:是你,还是当时问你问题的人?回想一下第一个问题,虽然不是原话,但大意是这样的:‘你想走进世界,但两手空空,只带着一项自由的承诺,人们由于简单无知和与生俱来的恶劣,对此根本无法理解,并且满心畏惧——因为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难以忍受的了!你看到这个赤裸、炎热的沙漠上的石头了么?你只要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人类就会像感恩而驯服的羊群跟着你跑,尽管一直胆战心惊,因为害怕你会把手收回,而他们的面包就会因此消失。’但是你不想剥夺人类的自由,因此拒绝了。因为你想,如果驯服是用面包换来的,这算得上是什么自由?你反驳说,人类不能单靠面包而活着。但你可知道,大地精灵恰恰会为了这点世间的面包而反抗你,与你战斗,并且打败你,而大家都会跟着他跑,并且高呼:‘谁能和这野兽相比,他从天上为我们带来了火!’你可知道,再过几个世纪,人类将会通过先贤和学者之口宣告,世间根本没有什么犯罪,也就没有什么罪恶,只有饥饿的人。‘衣食足而知廉耻’——他们将举起这样的旗帜来反对你,摧毁你的圣殿。在你圣殿的废墟上,将会矗立起一座新的大厦,再次筑造起可怕的巴别塔,尽管这座也跟上一座一样不会完工。但即便如此,你本来可以避免建造这座新塔,从而使人们的痛苦缩短一千年——因为他们为这座塔忍受了千年的痛苦以后,最终会走到我们这里来。那时,他们会再找到隐匿在地下墓穴里的我们(因为我们又将受到迫害和折磨),并向我们号叫:‘给我们食物吧,因为那个许诺从天上给我们带来火的人,并没有给我们火。’然后将由我们来完成这座塔的建造,因为谁给他们食物,谁才能把塔修完。而只有我们才能给他们食物,以你的名义,或者假装以你的名义。哎,他们若是没有我们,是永远永远没法喂饱自己的!任何科学都不会给他们带来食物,只要他们还是自由的,最后他们都还会把自由放到我们的脚边,对我们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奴役我们,但请给我们食物。’他们终究自己会明白,要使每个人都能同时享受充分的自由和充足的食物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永远不懂得如何分配。他们也将深信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自由,因为他们软弱、渺小、堕落并且叛逆成性。你答应给他们天上的面包,但是我再说一遍,在永远道德败坏、举止不端的软弱的人类眼里,那怎能和地上的面包相比?即使为了天上的面包,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你走,那么几百万、几千万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为了天上的面包而舍弃地上面包的人又将如何呢?又或者你只看重那几万伟人和强者,而其他几百万多如沙海的渺小众生,那些虽然软弱却爱着你的弱者就该成为伟人和强者的陪衬么?不,我们也珍视弱者。他们堕落又叛逆,但最终也会变得驯服。他们会对我们感到惊叹,视我们为神,因为我们作为他们的领袖,居然同意忍受他们所惧怕的自由,并且统治他们——他们最后会发现作为自由的人是多么恐怖!但是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对你是顺从的,我们对他们的统治也是以你的名义进行的。我们要继续欺骗他们,因为我们不准你再走近。这种欺骗将是我们痛苦的缘由,因为我们将被迫不断撒谎。这就是旷野中第一个问题的用意,你用高于一切的自由为名拒绝了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却包括了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如果你接受了面包,你就可以解决每一个人和全体人类普遍的、永恒的烦恼,那就是‘该崇拜谁’的问题。人一旦得到自由,他最为关心和烦恼的问题莫过于找到一个可以崇拜的人。但人们寻找的崇拜对象必须是无可辩驳的,最好是人人都会立刻同意对他加以崇拜的。因为对这些悲惨的人类而言,最当务之急的不仅是找到可以崇拜的人,而且是找到一个可以共同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必须是每一个人都信仰、都崇拜的事物。正是这种共同崇拜的需要,给每一个人乃至全体人类带来了亘古以来的痛苦。为了达到一致的崇拜,他们自相残杀。他们创造了各自的上帝,并相互挑战:‘扔掉你们的上帝来信仰我们的吧,不然你和你们的上帝都得死!’所以直到世界末日,上帝才可能消失: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人们同样还是会朝着偶像膜拜的。你不可能不知道人类天性的这个根本秘密,但你拒绝了交给你那面绝对地、能够无可辩驳地使每一个人为之崇拜的旗帜——那是一面地上面包的旗帜,你却以自由和天上的面包的名义拒绝了。看看你接着都做了些什么吧。而且又是以自由的名义!我告诉过你,人类最当务之急的事情莫过于找到一个对象,以便把这些可怜人与生俱来的自由赶紧交付给他。但只有能让人们良心得到安宁的人才能掌握人们的自由。随着面包的提供,你将得到一面无可辩驳的旗帜:只要给予面包,人们就会崇拜你,因为没有什么比面包更无可辩驳的了,但与此同时,如果有人能够超越你而使人们的良心得到安宁——那么,他们便会扔掉你的面包,去追随能够安抚他良心的人。人类存在的秘密不仅在于活着,更在于为什么而活。没有一个为什么而活的坚定信念的人,是不愿意活下去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哪怕他的周围尽是面包。话是这么说,但结果怎样呢?你不但没有掌握人们的自由,反而更扩大了他们的自由。难道你忘记了安宁甚至死亡对他们来说,比能够自由分辨善恶更可贵么?没有什么比良知的自由更为诱人的了,但同时也没有什么比这更折磨人了。你不去提供能使人们良心彻底得到安宁的坚实基础,相反,你采取的是不寻常、神秘而不确定的做法,总是让人们力所不能及,因此显得你好像根本不爱他们一样——而这是谁呢?一个特意前来为他们牺牲自己生命的人!你不但没有掌握人们的自由,反而扩大了他们的自由,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永远经受自由的折磨。你希望人们能够自由地爱,使他们能够因被你吸引、被你诱惑而选择自由地跟随你。人们必须以自由的心灵,取代古老而严苛的法律,来自行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的形象仅仅是在前方指引他们——但难道你不曾想到,一旦自由选择成为人们可怕的负担时,他最终也会抛弃你的形象和你的真理,甚至还会提出质疑么?他们会高呼真理并不在你这里,因为你给他们留下如此之多的烦心事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再没有什么比你的做法更让他们惶恐和痛苦了。因此,是你为摧毁自己的王国埋下了根基,这事儿不能苛责别人。然而,对你提供的究竟是什么呢?有三种力量,地球上仅有的三种力量,能够彻底征服和俘虏那些软弱叛变者的良心,使他们得到幸福。这三种力量是:奇迹、神秘和权威。你对这三种力量一概加以拒绝,并以身作则这样做了。当聪明、可怕的精灵把你放在殿顶上,对你说:‘假如你想知道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圣经上说,天使会用手托着你,带着你飞,免得你掉到地上摔死——那时你将知道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同时你也将证明,你对你父亲的信仰是多么的坚定。’但是你听完以后拒绝了这个建议,没有跳下去。当然,你这个举动是带着骄傲和庄严的,像上帝一样,但人们——这个意志薄弱的叛逆种族——他们是上帝吗?哪天你明白,只要踏出一步,纵身往下一跳,那你就是在考验上帝,你就丧失了对上帝的全部信仰,并且会在你前来拯救的大地上摔得粉身碎骨,而引诱你的那个聪明的精灵便会欣喜不已。但是,我再说一遍,像你这样的人多么?难道你真的设想过——哪怕有那么一瞬间想过——人们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去拒绝这个试探?人类的天性难道真的能够拒绝奇迹,在生命的可怕时刻,在面对触及内心最根本的、最可怕而折磨人的精神问题时,仍能只凭良心而作自由的选择么?你知道你的丰功伟绩将记载在圣经里,流传千古,播撒四海。你希望人们跟随着你,无需奇迹也能与上帝同在。然而你不知道,人一旦否定了奇迹,也就否定了上帝,因为人寻找的与其说是上帝,不如说是奇迹。既然人没有奇迹便活不下去,他就会为自己创造新的奇迹,去崇拜巫医的神术、女巫的魔法,尽管他当过一百次反叛者、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当人们对你讥笑和嘲弄,对你高喊:‘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那是你’时,你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 〔8〕 不熟悉的路?但羊群会再一次聚合,再一次变得驯服而且将永远驯服。那时我们将给他们以安静、温顺的幸福,那是弱者的幸福,因为他们天生便是弱者。我们最终将说服他们不要骄傲,因为你把他们抬高了,使他们变得骄傲起来;我们还将向他们证明,他们是软弱的,他们只是值得可怜的孩子,但那种孩童般的幸福要比其他一切幸福更甜蜜。他们会变得满心恐惧,看着我们,害怕地紧偎在我们身边,就像雏鸡紧挨着母鸡一样。他们会对我们感到惊讶、恐惧,并为我们是如此强大、聪明,能够制服数以亿计骚动的羊群而感到自豪。他们对我们的震怒会吓得颤抖,他们的思想会变得畏缩,他们的眼睛会像孩子和女人那样轻易落泪,但只要我们轻轻一挥手,他们同样也会轻易地变得愉悦和欢乐,像孩子似的嬉笑唱歌。是的,我们应当让他们工作,而在他们工作的业余时间,我们应当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像小孩游戏一样,有儿歌,有合唱,有天真烂漫的舞蹈。我们甚至也允许他们犯罪,他们是软弱无力的,如果我们允许他们犯罪,他们就会像小孩子般爱我们。我们将告诉他们,每一桩犯罪都会被赎清,只要经过我们的准许;我们允许他们犯罪是因为我们爱他们,既然如此,因为这些犯罪而带来的惩罚就由我们来承担吧。一旦惩罚由我们来承担,他们就将崇拜我们,把我们当成在上帝面前替他们受过的恩人。他们将在我们面前没有秘密。我们可以允许或者禁止他们与妻子和情妇同房,生或者不生孩子——一切取决于他们是否顺从——而他们会高高兴兴地服从我们。他们良心上最苦恼的秘密——一切都会交给我们,我们也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将欣然相信我们的决定,因为这会使他们摆脱由于自由抉择而带来的巨大焦虑和可怕折磨。这样所有的人,亿万的人,除了几十万统治他们的人之外,都将获得幸福。只有掌握着他们秘密的我们是不幸福的。将会有几十亿幸福的婴儿和几十万受苦的人,因为这些人承担了自由分辨善恶的诅咒。这些人将在你的名义下悄然死去,在墓穴后面能够找到的只有死亡。我们将为他们保守秘密,并且为了他们的幸福用天国永恒的回报来引诱他们。因为即使另一个世界有什么回报的话,也绝对轮不上像他们这样的人。据说,人们甚至预言,你将带着那些骄傲而强大的选民再次降临,再次获胜;但我们要说,他们只拯救了自己,而我们却拯救了所有的人。据说,那个骑在野兽身上、掌握着神秘的淫妇将会被凌辱,弱者又将起来造反,他们把她的袍子撕成碎片,暴露她‘可憎’的肉体。那时我将站起身来,将你的注意力引到数十亿不知何为罪恶的快乐婴儿身上。我们为了他们的幸福而承担了他们的罪恶,我们应该站在你们面前说:‘审判我们吧,只要你能、你敢。’要知道,我并不怕你。要知道,我也到过旷野,我也吃过蝗虫和草根,我也珍视你曾向人们祝福的自由,我也曾准备加入你的选民,渴望成为强者中‘充数’的一员。但我觉醒了,不愿再为疯狂的事而献身。我回来了,加入到那些纠正你所作所为的人群中来。我离开骄傲的强者,为了卑微的弱者的幸福而回到他们那里。我对你所说的一切都将实现,我们的事业也将完成。我再次告诉你:明天你将看到温顺的羊群,只要我一点头,他们便会争先恐后地把煤块往火堆上扒,我将把你放在火堆上烧死,因为你阻碍了我们。如果说有谁最该受我们的火刑,那就是你了。明天我们就会把你烧死。Dixi. 〔9〕

伊万停住了。他说话的时候情绪亢奋,满怀激昂。现在停下来了,却突然笑了起来。

阿辽沙一直静静地听他说着,临结束时实在太激动了,他多次试图打断哥哥的讲话,但可以看出一直在竭力克制自己。这时他的话一下奔涌而出。

“但是……这太荒谬了!”他涨红了脸嚷道,“你的诗歌是对耶稣的赞颂,而不是诽谤——虽然你的初衷如此。谁会相信你关于自由的话?自由该这样理解吗?东正教也没这样理解。这是罗马,也不完全是罗马教会,这简直是扯淡——是天主教中最坏的那些人,是宗教法官、耶稣会教士们的那一套!……像你诗歌中的宗教大法官那样虚构的角色,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存在的。所谓他们替人类承担下来的罪恶是什么?为了人类的幸福而承担了诅咒的神秘掌握者又是谁?谁听说过这些人?我们知道耶稣会教士,他们的名声很糟糕,但他们是你诗歌中描绘的这些人么?他们根本不是那样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只是一支为了建立未来世界王国的罗马军队,以罗马教皇为首领……这就是他们的理想,没有什么神秘和悲壮……对权力最直接的渴求,攫取肮脏的世俗利益,奴役他人……像是未来的农奴制一样,不过由他们自己来当地主……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甚至有可能不相信上帝。你所谓的受折磨的宗教大法官只是一个幻想……”

“等等,等等。”伊万笑着说,“看看你多么慷慨激昂。你说只是一个幻想,好吧!这当然是幻想。但是请问:难道你果真以为,最近几个世纪的天主教运动,只是为了攫取肮脏利益而渴求权力么?难道是佩西神父这样教你的?”

“不,刚好相反,佩西神父有一次甚至说过跟你类似的话……当然,不是完全一样。”阿辽沙急忙改口。

“这还是个很宝贵的信息,尽管你说‘不完全一样’。我想问你的是:为什么你所说的耶稣会教士和宗教大法官联合在一起,只是为了攫取可鄙的物质利益?为什么他们中没有一个悲天悯人的受难者呢?瞧,假如只为攫取物质利益的人中有这么一个人——哪怕只有一个像我们年老的宗教大法官那样的人——在旷野中吃过草根,拼命克制肉体的欲望,使自己变得自由和完美,尽管终其一生他都热爱人类,但他却突然悟出,得到完美的自由并不是多大的精神幸福——如果与此同时,他确信其他千千万万上帝的受造物仅仅是作为一种嘲弄而创造出来的,他们永远无力运用自由,从那些可怜的反叛者中永远出不了能够把巴别塔修完的伟人,而伟大的思想家日思夜想的和谐,也绝非这些笨鹅能够享受到的。明白了这一点,他回头加入了……这些聪明人的队伍。难道这不可能发生么?”

“加入一伙什么样的人?什么聪明人?”阿辽沙几乎狂热地嚷道,“他们中绝对没有这样的思想,也不掌握什么神秘和秘密……有的只是目无上帝——这就是他们唯一的秘密。你的宗教大法官不相信上帝,这就是他的全部秘密!”

“就算这是真的又如何?你终于猜对了!确实是这样。全部的秘密确实尽在于此。但是,即使对他这样一个把一生光阴都花费在旷野苦修,却仍无法抛弃对人类的爱的人来说,难道这还不算是折磨么?他在垂暮之年清楚地认识到,惟有那个可怕的伟大精灵的劝告,才能多少使反叛的弱者——这些‘作为一个笑话而制造出来的不成熟的试验品’——重建一个可以容忍的秩序。确信这一点后,他认为必须遵从那聪明的精灵、那可怕的死亡和毁灭的精灵的指示去做,为此接受谎言和欺骗,有意识地引导人们走向死亡和毁灭,而一路上却一直欺骗他们,让他们不会觉察到会被引导到什么地方,使这些盲目的可怜人一路上也会自认为是幸福的。注意,欺骗是以老人毕生笃信其理想的那个人的名义来进行的。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幸吗?哪怕有这么一个人担任了‘为了攫取肮脏利益而渴求权力’的军队的首领,那么这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造成一桩悲剧吗?不止如此,只要有这样一个人做了首领,便足以形成整个罗马教会的真正指导思想,包括所有军队和耶稣会教士们在内的这一伟大事业的最高理想。我坦白跟你说,我坚信在领导运动的人们中间,从来不乏这样的人。谁知道,或许罗马教皇中也有这样的人。谁知道,或许那个坚定不移爱着人类的被诅咒的老人,现在也许以一大批这样独特的老人的面貌而存在着,并且绝非偶然,而是作为一个为了保守秘密而成立已久的秘密联盟,他们隔离于那些弱者和不幸的人,为的是让他们感到幸福。事实一定是这样的,并且理应如此。我感觉甚至在共济会会员身上,也有类似的秘密作为他们行动的基础,而天主教徒之所以那么痛恨共济会会员,是因为把他们视为竞争对手,他们破坏思想观念的统一,而天主教认为,羊群本是统一的,而牧人只能有一个……事实上,我如此为自己的思想辩护,简直像个经不起你批评的作者了。算了,到此为止吧。”

“你也许自己就是共济会会员!”阿辽沙突然脱口而出。“你不相信上帝,”他又补充道,但语气已经变得十分悲哀。再者,他觉得哥哥以嘲笑的神情在望着他。“你的诗歌结局是如何?”他忽然眼睛盯着地上问,“还是说我们已经有结局了?”

“我想这样来结束它:当宗教大法官说完以后,他等待了好一阵,看看囚徒怎么回答。他发现囚徒的沉默让人难以忍受。他看到囚徒一直心平气静地听他讲完,直率地注视着他的眼睛,显然一句也不想反驳。老人希望对方能说些什么,哪怕是刺耳、可怕的话。但是他忽然一言不发地走到老人面前,默默地在他那没有血色、九十岁的嘴唇上吻了一下。这就是他的全部回答。老人颤抖了。他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他走向大门,打开它,对囚徒说:‘你走吧,以后别来……再也别回来了……永远……永远!’然后他把囚徒放了,让他走向‘城中黑暗的广场’。于是囚徒就离开了。”

“那老人呢?”

“那一个吻让他心火燃烧,但老人依旧保持原来的思想。”

“你也跟他一样?是不是?”阿辽沙悲伤地问道。

伊万笑了。

“哦,阿辽沙,这又不是真的——这不过是一个没写过两行诗的愚蠢大学生所作的语无伦次的诗歌。为什么你如此当真?难道你真认为我会到耶稣会教士那里去,加入到那些纠正耶稣所作所为的队伍中去?哦天,这关我什么事?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只想熬到三十岁,到那时就把酒杯往地上一摔!”

“但是滋润的叶芽、宝贵的坟墓、碧蓝的天空、心爱的女人呢?你的日子要怎么过?你将如何爱它们?”阿辽沙悲伤地说道,“当胸膛和脑海中藏着这样一个地狱,难道还能过得下去?不,你一定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会自杀,你是忍受不了的!”

“有一种力量可以忍受任何事情!”伊万带着冷冷的嘲笑说。

“什么力量?”

“卡拉马佐夫的力量……卡拉马佐夫式下流的力量。”

“你是说沉湎于酒色,让灵魂腐化堕落,使生活彻底毁坏?是这样么?是这样么?”

“也许是这样……也许只有等我三十岁了,我才能逃脱,而那时……”

“但你怎么逃脱?用什么办法逃脱?根据你的想法这是不可能的。”

“还是用卡拉马佐夫式的方法。”

“你是说本着‘一切无所不可’的信条?什么都允许做,是不是这样?是不是?”

伊万皱起眉头,突然脸色很奇怪地变得苍白。

“啊,你抓住了昨天使米乌索夫大为生气的一句话……就是大哥德米特里很幼稚地跳出来抢着说的那句话?”他苦笑着说,“是的,既然话都说出来了,就算是靠着‘一切无所不可’吧。我不准备舍弃,而且米嘉的说法也不坏。”

阿辽沙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

“弟弟,我要走了,原本以为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你,”伊万忽然动情地说,“但现在看来,你的心里没有我的位置,我亲爱的隐士。我不会舍弃‘一切无所不可’这个信条,但是你会因为这个而舍弃我吗?”

阿辽沙站起身,走向他,默默地在他嘴唇上轻吻了一下。

“这是文学剽窃!”伊万大声喊,突然间变得狂喜起来,“你从我的诗歌中窃取了这个创意!但没关系,我很感谢你。好了,阿辽沙,我们都该走了。”

他们往外走去,但在酒店的台阶前停下了。

“瞧,阿辽沙,”伊万用坚定的语气说,“如果我对滋润的叶芽还有感情的话,那么只要我一想起你,就该爱着它们。只要你还在什么地方活着,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我还不会不想活下去。这对你来说足够吗?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这当作是爱的表白。但现在你必须往右走,我往左——到此为止。你听明白了吗?已经够了。也就是说,如果我明天不走(尽管对我来说,我是一定要走的),我们肯定会在什么情况下再碰面,那时我希望你一个字也不要跟我再提起这些事。这是我坚决的请求。关于德米特里大哥的事,我也特别请求你,甚至从此都不要再跟我谈到他的事了。”他突然懊恼地补充了一句,“一切都谈够了,不是吗?作为交换条件,我也答应你一件事:当我到了三十岁,想‘把酒杯往地上一摔’的时候,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立刻来找你再畅谈一次……哪怕是远在美洲我也会来的,这点你记住。我一定会专程前来。到那时看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一定很有意思。你看,这是一个很庄严的承诺了。或许我们真会分离七年,甚至十年。现在到你的Pater Seraphicus 〔10〕 那儿去吧,毕竟他正濒临死亡;万一你赶不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你说不定会迁怒于我,怨我把你耽搁了。再见,再吻我一次,就这样,现在走吧……”

伊万突然转身,径直走了,这次连头也没回。此刻很像昨天德米特里大哥离开阿辽沙时的情景,虽然昨天的氛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种奇怪的细节像箭一样在阿辽沙悲伤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此刻他的情绪是忧伤、凄楚的。他望着哥哥渐行渐远,等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注意到哥哥走路的姿势好像是摇摇摆摆的,从背后看,他的右肩比左肩要低。以前他从未注意到这一点。但他突然也转身,几乎跑着直奔修道院的方向。天黑得厉害,他简直有些害怕了。他的心里涌起了一种新的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情绪。又起风了,跟昨天一样,当他走进庵舍的那片小树林时,周围的古松开始发出阴沉的飒飒声。他几乎要跑起来了。"Pater Seraphicus"——这个名字是他从某个地方引用过来的——究竟是哪儿呢?这一疑问在阿辽沙脑海里掠过。“伊万,可怜的伊万,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庵舍到了,哦天!是的,是的,是他,他是Pater Seraphicus,他能拯救我……不受他的影响,彻底摆脱他的影响!”

此后在他的一生中,阿辽沙数次回忆起这一幕,带着极大的困惑:当他和伊万分手以后,怎么会突然完全忘记了德米特里大哥?而在当天早上,仅仅几小时前,他还曾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否则决不罢休,甚至当夜不回修道院也在所不惜的。

注释

〔1〕  选自《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二卷。——译者注

〔2〕  法语:《圣母玛利亚的仁慈判决》。——译者注

〔3〕  席勒的诗《愿望》中的句子。——译者注

〔4〕  俄国诗人丘特契夫《可怜的乡村》中的诗句。——译者注

〔5〕  拉丁文:为了上帝伟大的荣耀。——译者注

〔6〕  拉丁文:误会。——译者注

〔7〕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1-11节。——译者注

〔8〕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42节。——译者注

〔9〕  拉丁文:我说完了。——译者注

〔10〕  拉丁文:塞拉菲库斯神父,意为天使般的神父。这是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人物,伊万借此指佐西马长老。——译者注

第二部分 死屋手记(节选)

我们的监狱地处要塞的边缘,紧靠围墙。有时候,你透过木栅的缝隙向外窥视上帝的疆土,能瞧见什么吧?——你看到的只是一小块天空,野草丛生的高高的土墙,日夜在城墙上来回巡逻的卫兵;这时你会想,等熬过这些年,再透过木栅的缝隙向外窥视,你看到的大概仍将是这堵围墙,同样的卫兵以及那块小小的天空,不过,那天空并不是监狱上方的天空,而是另一个遥远的、自由的天空。监狱大院长两百码,宽一百五十码,呈不规则的六角形,四周被高高的木栅围起来。木栅是由一根紧挨着一根深埋在土里的高大木桩构成,这些木桩顶端削尖,横钉着一排排加固的木板:这就是监狱大院最外面的一道院墙。墙的一边开着一道坚固的大门,大门总是紧闭,日夜由卫兵守卫,在需要放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才会打开。这座大门之外就是光明而自由的世界,那里的人们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但是对于生活在墙里面的人而言,外面的世界就像是无法到达的仙境。这里是我们的世界,与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这里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俗习惯,这里是一座活死人之屋,这里的生活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同,连人也是特殊的。我现在要讲述的就是这个特殊的角落。

一走进这个大院,就能看见几样建筑。两排木头搭的平房沿着宽阔的内院两侧伸展开,这就是囚室。囚犯们按不同罪行分类住在这里。接着,院子深处有一排同样的木屋:那是伙房,它分成两部分;再往后还有一排木房子,被当作储藏室和库房,用来堆放各种杂物。院子中央空空荡荡,是一块相当大的平地。犯人们在这里集合排队,早上、中午、晚上都在这里点名,有时一天还要点好几次名,这要根据卫兵的多疑程度以及他们计算人数的能力而定。在木房和木栅之间还有一片空地。犯人中那些性格孤僻的人都喜欢在工余去木房后面散步,以避开众人耳目想自己的心事。每次散步时与他们相遇,我都喜欢端详他们那抑郁的打着烙印的面孔,揣测他们在想什么。有个流放犯的业余爱好是数木桩。木桩共有一千五百根,他每一根都清清楚楚,因为他曾一根一根数过。对他来说,每根木桩代表一天,他每天记一根,这样,根据还没数的木桩数,一眼便可以看出他还要在狱中待多少日子,才能挨到苦役的刑期结束。每次数完这六角形木栅的一边,他都高兴极了。他还要等许多年;不过,在监狱里,有的是时间去学会忍耐。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被关押了二十年的犯人在获释时向狱友告别。还有人记得他刚入狱时的样子,年轻,无忧无虑,既不考虑自己的罪行,也不考虑自己所受的惩罚;出狱时,他已是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面色悲伤忧愁。他默默地走遍所有六个囚室。每走进一间,便向圣像祈祷,然后向狱友们深深鞠躬,弯下腰请大家带着怜悯记住他。我还记得,有天晚上,一个犯人被叫到门口。这人入狱前曾是西伯利亚的富农,半年前他得到消息,他的妻子已经改嫁,为此他伤心透了。可是现在她亲自来探监,想见见他,还送来了东西。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各自清泪两行,便永别了。等他回到囚室时,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是的,在这个地方,人是可以学会忍耐的。

天一黑,我们便被关进囚室,一晚都不许出屋。每当从外面走进囚室,总让人难以接受。这是一个不通风的长条状大房间,动物油脂做的蜡烛照出昏暗的光,总是充满让人喘不过气的气味。我直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怎能在这里度过十年。我在通铺上占有三块木板用来睡觉:这就是我拥有的所有空间。单单在我们这间囚室的通铺上就一共睡了三十个人。冬天,门很早就上了锁,可是要等到大伙都躺下睡觉,还得再等上四个小时。睡前是一片喧哗声、吵嚷声、笑声、咒骂声、镣铐叮当、油烟味儿,剃了半边的头,打着烙印的脸,破衣烂衫,所有那些被诅咒和被侮辱的……是的,人的忍耐力真强!人类是一种能习惯于任何环境的生物,我认为这是对人的最恰当的定义。

在我们监狱里关押着二百五十个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固定的。一些人被送进来,另一些人刑期结束被放出去,还有的则死在狱中。这里什么样的人没有啊!我想,俄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代表。这里也有非俄罗斯人,有几个流放犯甚至来自高加索山区。所有犯人都是按照罪行的程度和刑期的长短分类。我猜每一种罪行在这里也都有自己的代表。民事流放犯是全狱犯人中最常见的。这类犯人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与社会完全失去了联系,脸上的烙印永远证明他们是被抛弃的人。这些人被流放到这里服苦役,刑期一般是八至十二年,刑满后,作为移民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一些地方。这里也有军事犯,类似某些军犯营,他们的公民权未被剥夺,一般刑期较短,刑满后被送回原地,在西伯利亚的一些边防营当兵。可是他们当中许多人在获释后,往往因为再次犯下重罪而立即被送回监狱,不过这次的刑期就不是短期,而是二十年。这类人被视作“惯犯”。尽管是“惯犯”,但他们的公民权并未被完全剥夺。最后还有一类最可怕的犯人,他们人数颇多,主要是军人。这一类被叫作“特别部”。犯人都是从俄国各地发配到这里。他们自认为是终身囚犯,也不知道自己的刑期。按照法律,他们应当从事两倍或三倍的苦役。在西伯利亚开设最繁重的苦役营以前,他们就一直被关在监狱里。“你们的服刑有期,而我们的苦役是终身,”他们常对其他犯人如是说。我听说这一类苦役犯已经被废除了;此外,在我们要塞里,连民事犯也被取消了,只设单一的普通军事犯部。当然,狱方的长官也有所调换。所以,我所描述的都是过去的事,那些早已逝去的往事……

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回忆起来犹如一场噩梦。我还记得我初入狱时的情景。那是在十二月的一个傍晚。天已经黑了,犯人们收工回来正准备点名。终于,一个大胡子士官打开这座牢狱的大门,让我走进去。从这时起,我将要在这个奇怪的地方度过许多年头,经受许多苦难,如果不是亲身体验过,我对于这种苦难是不会有任何了解的。比如,我无论如何也不敢设想,在整整十年服苦役期间,我从没有单独一个人待过,一次也没有,连一分钟也没有。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痛苦的呢?干活时,有卫兵监视,回到监狱,有两百多个狱友跟我一起,我一次也没有单独一个人!不过,我必须习惯这些,不管我是否喜欢。

这里有误杀了人的杀人犯,也有屡犯凶案的老手;有强盗,也有强盗头子。有小偷,也有入室行窃的流浪汉。还有一些人,很难断定他们是因为什么到这里来的。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就像痛饮后的宿醉那样模糊混乱。一般来说,他们很少讲述自己的经历,显然都竭力不去回忆往事。其中我还认识几个杀人凶手,他们总是那样愉快,从不考虑自己曾干过的事儿,我敢打赌,他们从没有受过良心的谴责。但是也有一些郁郁寡欢的人,几乎总是沉默不语。总之,很少有谁会讲述自己的往事,好奇心并不流行。偶尔有些时候,有人也许因为无所事事才开口,其他人则冷淡地听着。在这里,无论说什么都不会使人感到惊讶。“我们能识文断字!”他们常用十分自负的口吻说。我记得,有个土匪有一天喝醉了(监狱里有时也可以弄到酒),开始讲他如何杀害了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他用玩具把小男孩引诱到一个空棚子里,杀了他。当时正在听他讲笑话的犯人,都异口同声喊叫起来,那个强盗才不得不住口;全囚室的人之所以喊叫,并不是由于义愤,而是因为不应该讲这种事 ,因为讲这种事不适宜 的。我要指出的是,这些人确实都“识文断字”,这不是比喻,而是从“识字”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讲的。他们当中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受过教育。在其他那些俄国人大规模聚集的地方,还有哪里能从二百五十个人里找出一半识字的呢?后来我听说,有人从这类证据中得出结论:对于普通人而言,能读能写是有害的。这是种误解: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有另外的原因,不能否认,读书识字能激发人的自信心。但这绝不是缺点。从服装上就可以区分出犯人的不同类别:有些人的上衣一半是暗褐色,另一半是灰色,裤子也是一样的——一条腿是灰色,另一条腿是暗褐色。有一次我们正在干活,一个卖面包圈儿的小女孩走到犯人跟前,她把我端详了好一阵,突然放声大笑:“是不是不够用!灰布不够长,黑布也不够。”还有一些人的上衣是灰色,只有袖子是暗褐色。我们的头剃得也不一样:一些人竖着剃半边,另一些则横着剃半边。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奇怪的大家庭中的人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点:就连那些个性最强的人,也力求同整个监狱的风气协调起来。一般来说,除了那些喜欢逗乐、被大家一致当作嘲弄对象的少数人之外,这里所有的人都有阴沉、古怪、虚荣、自夸、防御心重而又高度精神集中的特点。对任何事都不感到惊奇被认为是最大的美德。他们都疯狂纠缠于外在行为的问题。然而常常最傲慢的举止会闪电般地为怯懦所取代。这里有几个真正强壮过人的家伙,很直率,但说也奇怪,其中有些人虚荣到极点,几乎成了病态。总之,虚荣和外表是最重要的。这种人大部分都已经堕落无望。搬弄是非、造谣中伤的事从未停止:这里简直是地狱,灵魂的黑夜。但是对监狱内部的惯例却无人敢违抗;人人都遵守它们。有些个性很强的人,起初觉得这种惯例很难遵守,但还是妥协了。有些犯人,在自由时肆意妄为,超越底线,最终被捕入狱,他们好像并不清楚为什么会犯罪,仿佛是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犯罪的;往往这就是由于虚荣心膨胀到不正常的限度。但是在我们监狱里,这些人很快就老实了,其中有些人在入狱前还是全村全镇中最令人胆寒的人物。看看周围,新来的人很快就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这里没人对他的到来感到惊奇,于是他不知不觉也变得俯首听命,屈服于这里的风气。这种风气表面上表现为某种特殊的自尊感,而这种自尊感几乎是狱中每个人都有的。苦役犯和被判刑者的称号仿佛是一种头衔,而且是一种荣誉头衔。连一点点羞愧和悔恨的迹象都没有!不过,他们保持着一种表面上的顺从,“我们都是一些迷失的人,”他们常常这样说,“不知道在自由时怎么生活,现在只好穿绿街 〔1〕 ,检阅队列。”——“我们在家时不听父母言,如今只好听皮鼓声 〔2〕 。”——“既然不愿金线缝衣,现在只好榔头砸石。”这些话都常挂在嘴边,像是劝谕人的箴言谚语,但他们从来没当真过。不过是随口讲讲而已。几乎没有人从内心承认过自己的非法性。如果有不是罪犯的人试图谴责一个犯人的罪行(虽然谴责犯人是与俄国人的精神不相符的),那他就会遭到无休止的辱骂。他们都是一些骂人专家!骂得别致又艺术,已经把谩骂提升到一门科学的水平;他们所竭力选择的与其说是刺耳的字眼,倒不如说是攻击性的精神和思想——这就显得更加别致和恶毒。由于他们经常不断地争吵谩骂,这门科学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人都是被棍子威胁着参加劳动的,自然个个都懒惰堕落;如果说他们原先还没有堕落,那么进了监狱就变坏了。他们这些人都不是自愿聚集到这里来的;他们彼此都是陌生的。

“为了把我们聚集到这里,魔鬼至少踏破了三双鞋!”他们常常这样说,然后是诋毁中伤、尔虞我诈、搬弄是非、嫉妒、争吵、仇恨,这一切都在这地狱般的苦役生活中占有首要地位。任何一个泼妇都不会像这些凶手中的某些人那样善于搬弄是非。我再重复一遍,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体格强壮的人,这些人一生都习惯于统治别人,发号施令,冷酷又无所畏惧。这些人自然也受到尊敬;尽管他们也常常热衷于维护自己的威望,但不压制别人,也不参与无聊的谩骂,他们都有很强的自尊心,遇事审慎,而且几乎总是服从狱方——这种服从并不是出于顺从或自觉遵守义务,而是仿佛同狱方有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默契。不过,大家同他们相处都很谨慎。我记得,这些犯人中有一个莽汉,他那蛮脾气在狱方那里都出了名,有一次,不知是因为犯了什么错,他被带出去受刑。当时正值夏天,大家已经干完了活。负责直接管辖监狱的典狱长亲自来大门旁边的卫兵室监刑。对于犯人们来说,这位少校真是他们命中的凶神恶煞,一看见就浑身发抖。他严厉到极点,正如苦役犯们所说,他“见人就扑”。他们最害怕的是他那双像山猫一样的锐利眼睛,什么事都瞒不过他。他好像什么也不看,其实什么都看见了。从监狱这头一走进来,他就知道那头在干什么。囚犯们都叫他“八只眼”。他采用的管理方法是错误的。疯狂残忍的管理办法只能让那些本已经充满仇视的犯人更加凶恶。如果不是他的顶头上司——气度豁达而谨慎的要塞司令时常制止他的野蛮行径,他那套管理方法恐怕早就闹出大乱子了。我真不明白,他怎能得到善终!后来他退休了,虽然曾经出庭受审讯,但日子过得挺好,身体也不错。

这个犯人一听到叫他的名字,脸色都白了。以往他受刑时,常常一声不响地躺在地上,任人鞭笞,受完刑罚后,“霍”地站起来,冷静地对待这次倒霉事件。尽管如此,狱方对待他仍十分谨慎。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何,他觉得自己在理。他脸色苍白,悄悄地背着卫兵把一把锋利的英国制鞋刀藏在袖管里。在狱中,刀或任何别的锋利器具是被严格禁止的。常常有突击搜查,违反者将受到严厉惩处。不过,一个小偷要是想把什么东西藏起来,那是很难搜到的,而刀子或是其他工具在监狱里又能常常用到,因此,不管如何搜查,这类东西从未彻底消失。如果被搜走了,立刻又能弄来新的。这时,全狱的犯人都跑到木栅前,屏住呼吸透过缝隙看出去。大家都知道,彼得罗夫这一次并不想乖乖躺下挨打,看来,少校的末日来临了。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的少校却坐上马车走了,把行刑的任务交给另一个军官。“上帝救了他!”——后来犯人们都这么说。至于彼得罗夫,他满不在乎地接受了这次刑罚。他的愤怒因少校离去而消失了。犯人可以顺从驯服到一定程度,但不能超越这个限度。有时候,执拗脾气的发作毫无征兆。一个人往往能忍耐若干年,俯首听命,忍受最残酷的刑罚,可是偶然间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甚至可能什么都不为,却突然发作起来。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把他叫作疯子;很多人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我已经说过,那些年里,我从未看到他们当中有谁曾有过一点点悔过的表示。他们在想到自己的罪行时,一点也不感到沉痛,相反,大多数人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是完全无罪的。这是事实。当然,虚荣、坏榜样、鲁莽和虚伪的羞愧,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有谁能说他曾探究过这些迷失的心灵深处,了解那些深深锁闭在心中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在漫长的岁月里,本来是能够发现并捕捉到一点内心的奥秘,探究深藏的愤怒与痛苦。但是没有,根本没有。是的,犯罪行为似乎是不能从现有的观点来理解的,犯罪的哲学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奥。当然了,监狱和强制性劳动制度是感化不了犯人的;这一切只能惩罚他,保障社会的安宁,使社会不再遭受这些凶犯的进一步破坏。监狱和繁重的苦役只能在犯人心中助长仇恨,增强他们对被禁止的安逸享乐和轻纵妄为的渴求。我深信,这种受到过分赞扬的单独囚禁制度只能达到虚伪的、骗人的和表面的目的。它吮吸人的生命之液,摧残人的灵魂,使人的心灵衰弱枯竭,然后把这个精神上已枯萎成木乃伊的半疯的人当作感化和忏悔的典范。不消说,那些反社会的罪犯是仇视社会的,他们几乎总是认为自己无罪,而有罪的是社会。既然受到了社会的惩罚,他们就认为自己已经被彻底清算。如果从这种观点引申来看,自然会认为正确的是罪犯一方。但是如果抛除所有持偏见的立场,每个人都会承认:罪恶就是罪恶,不容争辩;它始于宇宙混沌之初,无处不在,纠缠于所有法律体系中,并将随人类的历史而延续下去。我只是在监狱里才听到过一些最可怕、最不正常的罪行和最骇人听闻的凶案,可是讲述者在叙述这些事件时,却流露出一种十分天真的、抑制不住的嬉笑态度。有一个弑父者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他出身贵族,在政府部门服务,在他那六十岁的老父亲眼里,他是一个行为放纵的败家子,到处欠债。父亲曾试图约束他,规劝他走上正路;而父亲有一套房屋和一处田庄,估计还可能有笔现款,儿子急于得到遗产,便把父亲杀了。这桩凶案在一个月以后才被破获。凶手到警察局声称父亲失踪。整整一个月里,他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可是警察终于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发现了尸体。在他家农场里有一条很长的污水沟,上面盖着木板。尸身就躺在这个阴沟里。死者穿戴整齐,鬓发斑白的头颅被割了下来,但还连在身上,凶手还在死者头下放了一个枕头。尽管他最终没有招认,法庭仍判决剥夺他的贵族身份和公职,发配服苦役二十年。在我与他相处期间,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逗笑取乐。他是一个性情乖张、轻率浮躁的人,但绝不愚蠢。在他身上我从未发现有什么特别残忍的东西。犯人们瞧不起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罪行(关于这一点人们从来不提),而是因为他的举止令人讨厌。他在谈话中有时也提到父亲。有一次,当他和我谈到他们家族的遗传基因时,他说,“我父亲 一直到死都从来没抱怨过有什么病。”这样的冷酷无情自然是不能容忍的。这是一种特殊现象:已经不单单是犯罪的问题,而是一种尚未被科学发现的体质上的缺陷,一种肉体和精神上的畸形。起初,我并不相信他犯下这种罪行。可是他那些对他的经历十分了解的同乡,对我说了事情的始末。事实如此清晰,使人不得不相信。

有一次,犯人们在夜间听见他在梦中大喊大叫:“抓住他!抓住他!他的头,砍掉他的头,头!”

几乎所有犯人在夜里都说梦话。他们咒骂,说黑话,刀、斧子等等是他们发梦呓时常挂在嘴边的字眼。“我们是被揍得丧魂落魄的人,”他们常常这样说,“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被掏去了,所以夜里才大喊大叫。”

官方规定的强制性奴役并不是一种工作,而是一种义务,犯人们干完限定的活或消磨完法定的干活时间以后就回到监狱。劳动总是与惩罚相提并论。但一个人若是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一种能把自己的全部智力和精力都消耗在上面的工作,他在监狱里是不可能活下去的。囚犯都是一些智力发育正常、过惯了痛快日子的人,他们被迫聚集在这里,被迫脱离了社会和正常的生活,他们怎么才能在这里按照自己的意志过一种有规律的、正常的生活呢?单是无所事事这一点,就能引发犯罪的倾向。一个人若不劳动,若没有合法的、正常的财产,他就不能生存,他就要堕落,变为兽类。因此,在监狱里,由于自然的需求和某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技能和工作。在那漫长的夏日里,白天几乎都被强制劳动填满了,短短的夜晚只够勉强用于睡眠。而到了冬天,天一黑,犯人就照例被关进囚室。在这漫长而寂寞的冬夜,他们总可以干点什么了吧。因此,不顾狱方的禁令,每间囚室几乎都变成了巨大的作坊。工作本身并不被禁止,但严禁犯人持有工具;可是如果没有工具,是不能工作的,于是他们便悄悄干起来,有时连狱方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装看不见罢了。犯人中有很多人在入狱时什么活儿也不会,但他们向别人学,结果到出狱时,他们都成了很好的手艺人。这里面有靴匠、鞋匠、裁缝、木匠、锁匠、雕刻匠和镀金工匠。有个叫伊赛·布姆施坦的犹太人,既是镀金匠,又是放高利贷的。他们每个人都干点什么,力图赚几个钱。订单往往来自城里。金钱是化作了钞票形状的自由,对于一个完全失去了自由的人,金钱就更加十倍的贵重了。金钱在他的衣袋里叮当一响,他便得到一半安慰,即使花不掉它们也是如此。不过,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花掉的,禁果的滋味分外甜。在狱中甚至能弄到伏特加。烟是严禁品,但人人都吸烟。金钱和烟草使他们不患坏血症和其他疾病。工作使他们不犯罪,如果不工作,犯人就会像玻璃瓶里的蜘蛛那样互相吞噬。尽管如此,工作和金钱仍是被禁止的。往往在夜间进行突然搜查,所有违禁品都被搜去,至于钱,无论藏得多严密,有时仍会被搜去。犯人们之所以不存钱,随时挥霍买酒喝掉,其部分原因就在这里。每次搜查以后,那些犯错的人除了失去全部财产之外,通常还要受刑罚。尽管如此,每次搜查以后,所损失的东西立刻又补上了,新的物品立刻被弄进来,一切如故。狱方也了解这一点,犯人对于刑罚也不抱怨,尽管这种生活像是居住在维苏威火山上一样,令人胆战心惊。

不会手艺的人则想别的办法搞钱。有些办法也真够别出心裁的。比如,有的人专门从事倒卖二手货,有时候他们倒卖的东西连监狱外面的人也难以想到,甚至算不上什么东西。苦役犯都很穷,但做生意的本事却很大。就连一块破布也值钱,也可以利用。由于贫穷,金钱在监狱里的价值和外面是大不相同的。一件十分复杂并付出了大量劳动的活计,可能只赚几个铜板。有些人甚至放起高利贷,而且很成功。一些厌倦了劳动或是急缺钱的犯人,常常把自己的最后一件东西送到高利贷者那里去典当,以换取几个铜板,而利息往往高得惊人。那些抵押品若是到期不赎回,便会被毫不犹豫毫不怜惜地卖掉。放高利贷这一行是如此兴隆,以致连狱方发的一些物品比如囚服、靴鞋等等也都成了抵押品,这些东西是每个犯人随时随地都需要的。然而,在进行这种典当时,往往也发生一种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典当者得到钱以后,二话不说,径直跑到看守那里去报告,说他把公家发的东西典当出去了,于是看守立刻下令把那些抵押物从高利贷者手里拿回来,处理这种事甚至无须向上级汇报。更为有趣的是,在处理这种事情时连争吵都没发生过:放高利贷的一声不响哭丧着脸把东西退还物主,好像他自己也早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也许他内心不得不承认,如果他处于典当人的位置,他也会这么做的。所以,即使他事后骂上几句,也并非出于恶意,只是为了让自己觉得好受点罢了。

一般来说,犯人中间互相偷窃之风是相当厉害的。每个犯人几乎都有一个上锁的小箱子,收藏狱方发的东西。小箱子是准许有的,但小箱子也不保险。可以想象得到,犯人中间有一些非常高明的小偷。我有一个狱友,对我忠心耿耿(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却把我唯一的一本准许在狱中阅读的《圣经》给偷走了;可是他当天便亲自向我招认了此事。他之所以招认,并非出自悔过,而是看我找了很久,替我感到难过。有一些贩伏特加的人很快都发了财。关于贩酒的事我后面还要专门讲到,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犯人当中有很多人是走私犯,因此尽管身处严格的监视和警卫之下,仍有人能想方设法把酒弄进狱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有时候,走私,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比如,你能够想象到吗?对于某些走私犯来说,金钱和营利不是主要目的,而只是在他们心目中占次要的地位。确实有这样的事。他们热衷于走私,甚至把走私看作自己的天职。这样的人多少有点像诗人。他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狡猾又富有想象力,屡屡摆脱困境;有时他的行动简直是为某种灵感所驱使。走私的热情是如此强烈,犹如赌博一样。在监狱里,我认识一个犯人,他身材魁梧,但性情温顺安静,很难想象他怎么会被关进监狱。他品性不错,与人为善,在蹲监狱期间从未与任何人争吵过。他来自西部边界,因为走私被捕,但是在监狱里又私运起伏特加来。他因为私运酒被惩罚过多少次啊!而且他非常怕受鞭笞!其实,贩酒本身给他带来的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报酬。靠卖酒发财的只是那些生意人。这个怪人纯粹是为了走私而走私。他总是像老太太那样哭哭啼啼,受过刑罚以后,曾多次发誓要洗手不干了。他有时也下决心来约束自己,但过不了一个月,最后还是控制不住。由于这些人的存在,监狱里从来没断过酒。

最后,犯人还有一项收入,尽管靠它发不了财,但这项收入却是源源不断,大有好处。这便是施舍品。我们社会中的上层人士不大了解老百姓是如何关怀我们这些“不幸的人”的。施舍品几乎从未间断,经常布施的是大大小小的面包和面包圈儿,偶尔也有现款。如果没有这些施舍品,许多地方的犯人,特别是那些待审的犯人和受严格禁闭的犯人,他们的生活会更加艰苦。犯人像举行宗教仪式一样平均分配这些施舍品。整块面包若不够分,便切成小块平均分给大伙,有时甚至把面包切成六块,每个犯人都能分到一块。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接受现款施舍时的情景。那是在我入狱后不久,有一天,我干完早活,独自一人被卫兵押送回来。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女孩才十岁左右,像天使一样可爱。以前我也见过她们一次。女人的丈夫是个年轻的士兵,入狱后死在医院的囚犯病房中,当时我也在住院。母女俩曾来医院向死者告别,哭得十分悲恸。这一次,小女孩一看见我,便涨红了脸,低声跟母亲说了句什么。母亲立刻停住脚步,从衣袋里摸出一个铜板交给小女孩。女孩跑过来追上我……“给你,‘不幸的人’,看在上帝的面上,收下这个铜板吧,”她一边喊,一边跑到我跟前,把铜板塞到我手里。我接过她的铜板,她才满意地跑回母亲身边。这个铜板在我身边保存了很久。

最初印象(1)

我至今仍对最初的一个月以及早期的监狱生活记忆犹新。此后几年的日子在我的脑海里却模糊得多。有些事仿佛已融化在背景中,彼此混在一起,只剩下一个笼统的印象:痛苦、单调、令人窒息的印象。

然而我在苦役犯生活的初期所经历的一切,至今回忆起来仍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开始过上这种生活的最初几天里,令我诧异的是,仿佛并没有什么能让我惊讶的,异乎寻常的,或者说是让我感到意外的事。这里的一切,似乎早在我前来西伯利亚的途中竭力猜测未来的命运时,就已经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可是过了不久,无数出乎意料的怪事和最骇人听闻的事件便接连不断地发生。只是到后来,当我在狱中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我才充分了解到这种生活究竟有多奇特,多么不可思议,因此我越来越感到惊愕。老实说,在我服苦役的漫长岁月中,这种惊愕心理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也始终未能摆脱它。

入狱后,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无比厌恶;但尽管如此——说来也奇怪!——监狱里的生活比我在路途中所想象的要轻松得多。囚犯们尽管戴着脚镣,却可以在狱中各处自由行走,他们吵骂、唱歌、干私活、吸烟,甚至喝酒(虽说很少见),到了夜里,还有人斗牌赌博。比如说,在我看来,劳动本身并不像想象中的服刑 劳动那么繁重,只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弄明白,这种劳动的艰苦和刑罚的本质 并不体现在困难和繁重,而在于它是被迫的 ,强制性的,是在棍棒的威胁之下进行的。一个自由的农民所干的活可能要繁重得多,有时甚至晚上还得干活,尤其是在夏天;然而他是为自己干活,有实际的目的,比起苦役犯被迫从事的这种对自己毫无用处的劳动来说就要轻松多了。有一次我曾这样想:要想把一个人彻底毁掉,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惩罚,严厉到连最残忍的凶手在它面前也要战战兢兢,那只需让他干一种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劳动就行了。尽管现在的苦役劳动对苦役犯来说是枯燥乏味的,然而就劳动本身来说,它还是有意义的:囚犯们烧砖、挖土、抹灰泥、盖房,这样的劳动还是有意义和有目的的。苦役犯们有时甚至还醉心于这种劳动,希望把活干得更巧、更快、更出色。但是如果强迫他,譬如说,把一桶水从一只桶里倒进另一只桶里,然后再从另一只桶里倒回原先那一只桶;或者让他把一堆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搬回去——我想,几天之后,这个囚犯就会上吊,或者宁肯犯一千次罪以求速死,也不愿忍受这种羞辱和痛苦。不用说,这样的惩罚也就变成了折磨和复仇,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达不到任何实际目的。但是,由于一切强制性劳动都带有这种折磨人、无意义、使人感到羞辱的成分,因而苦役劳动也就远比任何一种自由劳动都更加令人痛苦,因为它是强制性的。

不过,我是在冬天入狱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夏季的劳动比这要艰苦五倍。冬天,我们要塞里的活儿一般来说并不多。囚犯们经常到额尔齐斯河上去拆卸公家的旧驳船,在作坊里干活,暴风雪之后打扫公务楼前的积雪,烧制并捣碎建筑用石膏等等。冬季白天短,劳动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大伙儿早早回到牢房,如果不干点私活,几乎就无事可干了。但是,干私活的也许只不过占囚犯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人就吊儿郎当地在各个囚室里闲逛,互相咒骂,钩心斗角,惹是生非,如果能弄到几个钱就喝酒;夜里则把最后一件衬衫输在打牌上。这一切都是由于苦闷,由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后来我才明白,在苦役生活中,除了失去自由,除了强迫劳动以外,还有一种痛苦比其他一切痛苦都更加强烈,这就是被迫过集体生活 。当然,在别的地方,人们也过集体生活,但监狱里往往有些人并不是谁都愿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而且我确信,任何一个囚犯都经历过这种痛苦,只是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在我看来,食物也是相当充足的。狱友们都向我打包票,在俄国内地的一些军犯连里也没有这样好的伙食。关于这一点我可不敢下断言,因为我没去过那里。此外,许多囚犯还能自己搞到吃的。我们这里的牛肉是半戈比 〔3〕 一磅,夏天也不过是三戈比。但是也只有那些经常能搞到钱的囚犯才能开小灶,大多数人还是吃公家的伙食。不过,囚犯们赞扬监狱伙食的时候,他们指的只是面包。他们感激的是我们这儿的面包是敞开供应的,而不是定量分配。他们最害怕定量分配,因为若是定量分配,三分之一的囚犯都会挨饿,而匀着吃大家都能吃饱。不知为什么,我们这儿的面包特别香,在全城都有名。大家都说这是因为监狱里的面包炉修得好。菜汤可就不怎么样了。汤是用一口大锅熬的,特别在工作日,都是兑点剩饭,清汤寡水的。最使我惊讶的是,汤里的蟑螂多得让我头皮发麻,可是犯人们对此满不在乎。

头三天我没有出工干活;每个初来的犯人都有这种待遇,被允许在长途跋涉之后休息几天。但是第二天我必须到狱外去换副新脚镣。我的脚镣不合标准,是用铁环做的,囚犯们管它叫“小叮当”,通常戴在衣服外面。而适合在干活时戴的狱中的标准脚镣不是用铁环做成,是由四根手指般粗细的铁棍用三个铁环连接在一起。这样的脚镣必须戴在裤腿里面。中间那个铁环系上一根皮带,皮带的另一头则拴在衬衫外面的腰带上。

我还记得我在囚室里度过的第一个早晨。天蒙蒙亮,监狱大门口的看守室里敲起晨鼓,十分钟后,值班的看守打开各间囚室的门。犯人们开始醒来,在一镑能买六根的油脂蜡烛的晦暗光照下,囚犯们一个个从通铺板上爬起来,冻得浑身发抖。大多数人一声不吭,睡眼蒙眬。他们打呵欠,伸懒腰,紧蹙着打着烙印的前额。有的在身上划十字,有的却开始吵架。室内空气闷得令人窒息。牢门一开,冬天的新鲜空气马上灌进屋里,结成一团团蒸汽在室内翻滚。囚犯们围在水桶旁边,轮流拿起勺子往嘴里灌水,然后把水吐出来洗手洗脸。水是由布拉什尼克 在头天晚上预备好的。每间囚室里按例有一个由大家推选出来专干杂活的囚犯,他被叫作布拉什尼克,不需要出门干活。平时他负责保持室内清洁,擦洗床板和地板,倒马桶,打满两桶净水以供早晨洗脸和晚上饮用。勺子只有一把,于是大伙儿立刻为抢勺子而争吵起来。

“你这个该死的,往哪儿挤?”一个愁眉苦脸的高个儿囚犯抱怨道。这个人又瘦又黑,剃光了的半边头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隆起的小包;他一面推搡着另一个红脸矮胖子,一面喊道:“老实待那儿!”

“你喊什么?我们这儿喊一声‘老实待那儿’是要付钱的,知道吗;你自己滚吧!上帝啊,看看他站在那儿挺尸。弟兄们,他可真不走运。”

这句俏皮话确实产生了某种效果:许多人都笑了。这就是那个活泼胖子所期望的,显然,他在囚室里自愿扮演滑稽小丑的角色。那个大个子囚犯极其藐视地看着他。

“胖母猪!”他自言自语似的说道,“看看他,监狱里的面包把他喂肥了!我很高兴,等到圣诞节的时候,管保他能生十二个小猪崽儿。”

胖子终于被激怒了。

“你他妈的算什么鸟儿?”胖子忽然喊道,气得面红耳赤。

“就是一只鸟儿!”

“什么鸟儿?”

“这种鸟儿。”

“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们彼此怒目而视。胖子握紧拳头,等待回答,仿佛立刻就要冲上去打架似的。我真以为这一回可要大打出手了。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儿,我好奇地注视着。后来才知道,这种场面是完全无害的,实际上从不会真的以打架收场。这一幕很典型,生动地反映了犯人们在狱中的行为方式。

大个子泰然而威严地站着。他知道犯人们都在盯着他,等着瞧他的回答是否会让自己丢脸;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名声,证明自己的确是一只鸟儿,而且说明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儿。他带着难以描述的轻蔑表情斜觑对方,仿佛是在看一只小甲虫,竭力使对手蒙受最大的耻辱,然后慢慢地、清晰地说道:

“斗鸡的头儿!……”

这就是说,这里他说了算。一阵哄堂大笑以佩服这个囚犯随机应变的本事。

“你是个流氓,才不是什么头儿!”胖子吼叫道,他感到自己丢了脸,不禁勃然大怒。

但是,一到双方当真吵闹起来的时候,便立刻被制止了。

“你们穷嚷嚷什么!”囚室里的人全都冲着他们俩喊道。

“你们打上一场,也比扯着嗓子嚷嚷要好!”角落里有人喊。

“就今天了,”有人应声道,“我们这儿的人可什么都不怕,七个对一个……”

“两个真是一对儿啊,是不是!一个因为偷了一条面包进的监狱,另一个当了逃兵被抓进来。”

“好了,好了,你们闹够了吗!”一个残废老兵喊道。他住在这儿是为了维持囚室的秩序,因此睡在屋角一张单人床上。

“小子们,打水来!老兵彼特罗维奇起床啦!给彼特罗维奇的水,亲爱的老兄!”

“老兄……我是你哪门子老兄?我们连一个卢布的酒都没在一起喝过,算什么老兄!”残废老兵一边嘟哝着,一边伸胳膊去穿大衣。

准备点名了。天刚亮,伙房里乱哄哄挤满了人,简直寸步难行。囚犯们都穿着羊皮袄,戴着两色的皮帽,围挤在一起等伙夫给他们切面包。伙夫是由囚犯们公推出来的,每个伙房两人。他们负责看守菜刀,一间伙房配一把刀,既切面包又切肉。每个角落里,每张桌子旁都挤满了囚犯,戴着皮帽,穿着羊皮袄,系着腰带,准备马上出工干活。有些人面前摆着盛满格瓦斯的木碗,他们把面包掰碎了泡进格瓦斯里吃。吵嚷和喧哗令人难以忍受;但也有人蹲在角落里低声交谈。

“安东内奇老头,早安,祝您胃口好!”一个年轻囚犯说着,在一个眉头紧锁、没了牙的老年囚犯身边坐下。

“嗯,早安,你开玩笑吧,”老人说着,眼皮也不抬一下,正用那无牙的牙床使劲嚼着面包。

“安东内奇,我还以为你死了呢,真的。”

“没有,你先死吧,我以后再死……”

我坐在他们旁边。在我右手边,两个囚犯正在谈话,他们两个显然都竭力要在对方面前保持自己的尊严。

“没人能从我这儿偷走任何东西,”其中一个说道,“我偷了他们的东西还差不多。”

“嘿,手离我的钱远点儿,不然我会让他们倒霉的。”

“倒霉?得了,你不过是个坐牢的罢了,跟我们都一样;咱们都是吃牢饭的……她能当着你的面把你的钱掏光的。我的最后一个铜板儿就是这么交待了。前几天她亲自来啦。我能同她到哪儿去?我去找刽子手费季卡,这家伙在城郊有一座房子,是从恶棍所罗门那儿买来的,就是后来上吊的那个犹太人。”

“我知道他。三年前他在我们这里卖过伏特加,外号叫黑店格力什卡。我知道。”

“你知道个鬼啊;黑店是别人的外号。”

“不!你知道什么啊。我能给你找来很多证人……”

“什么?你从哪儿找,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嘿,你被我揍到半死,这可不是吹牛,你还问我知不知道你是谁!”

“揍到半死,有意思。能揍我的那个人还没生下来呢;想揍我的人早就趴下了。”

“你这个鼠疫佬。”

“祝你得西伯利亚的炭疽。”

“祝你被土耳其军刀砍死!”

于是两人对骂起来。

“哎呀呀,又吵起来啦!”周围的人喊道,“自由自在的日子你们不会过,倒乐意到这儿吃牢饭……”

两个人立刻安静下来。骂骂街、磨磨牙是允许的。这多少还能给大家解解闷儿。但是,打架可不是任何时候都许可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两个对手才会真正厮打起来。打架是要被报告给少校的,一报告就会有搜查,少校还要亲自来——总而言之,这样对大家都不利,所以打架是不被允许的。两个仇敌互相骂上几句,也多半是为了消遣,为了练练舌头。他们常常自己欺骗自己,开头的时候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你也许以为他们真要打起来了;其实根本不会,闹到一定程度,他们就立刻各自走开。起初,这一切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在这儿故意引用了一段苦役犯们最平常的谈话做例子。刚开始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能为了取乐而互相咒骂,并从中得到乐趣、惬意和快感呢?还有,不能不考虑他们的虚荣心。这一类咒骂的争辩是带着敬意的;他几乎要像演员那样得到鼓掌喝彩。

我从昨晚就察觉到,他们在拿白眼斜瞟我。

我已经看到几道阴森森的目光。另一方面,有一些囚犯在我身边走来走去,猜想我身上一定有钱,于是立刻巴结起来:教我怎样戴新脚镣,给我弄来一个带锁的小箱子(当然是要付钱的),以便收藏公家发给我的东西以及我带进狱中的几件衣服。第二天,他们便把这箱子偷走换酒喝了。其中一个犯人后来成了我最忠实可靠的狱友,不过一有方便的机会他还是要偷我的东西。他这样做一点儿都不感到羞愧,几乎是不自觉的,好像这是他的天性,因而也就不能生他的气了。

除此以外,他们还告诉我应该有茶喝,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茶壶不是什么坏事;于是他们租给我一把壶,并给我介绍了一个伙夫,说只要我每月付给他三十个戈比,我想吃什么,他就给我做什么,还能按我的要求去采购……不消说,他们都向我借钱;仅仅在我抵达的头一天,他们每个人都三番两次来找我借钱。

一般来说,监狱里的人都阴沉而冷淡地瞧着贵族出身的囚犯。

尽管这些贵族已经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已经和其他囚犯完全一样,可是那些囚犯们从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难友。之所以会这样,并非出于有意的成见,而完全是出于无意的本能。他们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是贵族,尽管他们自己也喜欢拿我们的没落来奚落我们。

“唉,够啦,都完啦!彼得当初在莫斯科威风凛凛,如今彼得只好搓绳子。”他们常说这一类的风凉话。

他们看着我们受苦而幸灾乐祸,尽管我们竭力不在他们面前流露出痛苦。我们在干活的时候特别受罪,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强的体力,而且根本帮不上他们。再没有比赢得普通人(特别是他们这样的人)的信任并博得他们的爱戴更困难的了。

苦役犯中有几个是贵族出身。首先是五个波兰人。关于他们,我以后还要专门讲到。犯人们最不喜欢波兰人,觉得他们比俄国贵族出身的流放犯更可恶。波兰人(我说的是政治犯)沉默寡言,在其他囚犯面前也掩饰不住他们的厌恶;囚犯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于是他们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在监狱里住了将近两年以后,才博得了某些囚犯的好感。到最后,大部分囚犯都喜欢上我,并承认我是个“好”人。

除了我以外,监狱里还有四个俄国贵族。其中一个是个卑鄙的恶棍,他很下作,为了钱当上了探子和告密者。在抵达这里之前我就听说了他,因此我与他几乎没有任何来往。另外一个就是我提到的那个弑父者。第三个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很少见过像阿基姆·阿基梅奇这样的怪人。他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身材又高又瘦,思维迟钝,大字不识一个,天生喜欢争辩,像德国人那样一丝不苟。囚犯们常常嘲笑他,有些人甚至害怕和他接触,因为他眼里揉不下沙子,为人苛刻,而且爱吵架。他常常把别的犯人骂个狗血喷头,甚至打起来。他又非常诚实。如果看见什么不平事,他会立刻站出来,哪怕此事跟他毫无关系。他极其天真:比如,他和别的犯人斗嘴时,常常责备他们是贼,还一本正经地劝他们别再偷了。他曾经在高加索当过中尉。从我入狱头一天起,我们就相处得挺好,因而他立即把自己的案情告诉了我。起初,他在高加索一个步兵团当士官生,在那里苦熬了多年才提升为军官,后来他被派到一个要塞当指挥官。一个友邻部落的首领放火烧了他们的要塞,并实施夜袭,但失败了。阿基姆·阿基梅奇耍了个滑头,佯装不知道罪犯是谁,还把这件事推到一些敌方部落身上。又过了一个月,阿基姆·阿基梅奇友好地邀请那位友邻首领来要塞做客。首领毫不犹豫地来了。阿基姆·阿基梅奇让手下的兵士列队站好;他当众揭露并痛斥了那个首领,批判放火烧要塞是多么的可耻。接着他长篇大论地指出这个首领今后应当怎么办,最后枪决了他,并立即将整件事的详情呈报上级。就这样,阿基姆·阿基梅奇受到审讯,并被判处死刑,但他获得减刑,被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十二年。他完全承认他做得不对,他告诉我,在枪决那个首领之前他就知道这样做不妥,也知道要处罚友邻的首领只能通过法律的手段;尽管这些他都清楚,但他怎么都不真正地认为自己有罪:

“那小子没有放火烧我的要塞吗?难道还要我向他鞠躬道谢不成!”每当面对异议时,他都这样回答。

尽管犯人们嘲笑阿基姆·阿基梅奇的死心眼,但也敬重他干活认真又手巧。

没有哪种手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不会的。他是木匠、修鞋匠、油漆匠、镀金匠、小铁匠,这种种手艺都是在狱中学会的。他不论干什么都能无师自通:只要看一遍,就能学会。他还会做各式各样的小匣子、小篮子和孩子们的玩具,并拿到城里去卖。就这样,每当他赚到一点钱,就会立即购置几件衬衫、内衣、较软的枕头,或者是可折叠的床垫之类。他和我住在同一间囚室,在我服役初期给了我很多帮助。

囚犯们外出干活时,都要在看守室门口排成两行,前后都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军士、技术员,还有一些低级别的监工都来了。军士给囚犯们点过名,把他们一批批分派到各自干活的地方去。

我同另外几个人被派到作坊去干活。这是一座低矮的石头房子,坐落在一个堆满各种材料的大院里。这里有锻工作坊、钳工作坊、木工作坊、油漆作坊等等。阿基姆·阿基梅奇也被派到这里,他在油漆作坊干活,熬油料、调色、油漆木桌子和其他家具,让它们看起来像是胡桃木的。

在等着钉新脚镣时,我跟阿基姆·阿基梅奇谈起在监狱的最初印象。

“是呀,他们是不喜欢贵族,”他说,“尤其不喜欢政治犯,恨不能一口把他吃掉。这也不足为奇。你是另一种人,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过去不是地主的农奴,就是当兵的。你自己想想看,他们怎能喜欢你呢?我跟你照实说吧,在这里生活不容易。可是,在俄国的军犯连里就更困难了。我们这儿有一些人是从那里来的,他们一个劲儿地夸我们监狱,简直就像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倒霉的还不是干活,而是麻烦。他们说,那边的监管人不像是军人,至少做派不像。他们说,那边的犯人可以住在自己的小屋里。我没去过那儿,都是听他们这样说的。他们那边不剃头,也不穿囚服;不过话说回来,剃头和穿囚服倒也不坏,这样总算整齐些,看着也顺眼些。只是他们都不喜欢这样做。唉,您瞧瞧,他们真是一群乌合之众啊!这个是世袭兵 〔4〕 ,那个是切尔克斯人,那里还有分裂派教徒,还有一个是信奉东正教的农民,他把自己的家庭、可爱的儿女们都丢在老家了;这里有犹太人,有吉卜赛人,还有那个,天知道他是什么人——无论如何,他们都凑到了一块儿,彼此迁就,一口锅里吃饭,一个通铺睡觉。一点自由都没有:如果你多弄到一点食物,就只能偷偷吃,哪怕有一文钱也得藏在靴筒里,这里的世界就是监狱,监狱……你脑袋里难免会冒出来一些滑稽的念头。”

不过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我特别想打听一下那位少校的情况。阿基姆·阿基梅奇倒没有向我保密,我还记得从他的描述中,我得到的印象并不十分令人愉快。

可是我还得在他的管辖之下再熬上两年。阿基姆·阿基梅奇给我讲述的关于他的一切,后来证明都是完全真实的,所不同的只是,从现实中得到的印象总比一般的叙述中得到的印象更为深刻。他的可怕之处在于,像他这样的人居然拥有对两百多号人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就他本人来说,最多不过是一个头脑混乱、举止失措的人罢了。他把囚犯一律看成他的天然仇敌。这是他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错误。他确实有些本事,但是一切东西,甚至好的东西,在他身上都被搞得不成样子。恶毒的本性加上缺乏自控力,他有时甚至夜里闯进囚室,倘若看见某个犯人左侧着身子或者仰面而卧,第二天早上就要惩罚那个人:“要按照我的吩咐,右侧着身子睡觉。”他在监狱里像瘟疫一样遭人憎恨,惹人恐惧。他紫赯脸,凶相毕露。大家都知道,他完全被自己的勤务兵费吉卡控制在手心里。他最疼爱的是他那条被唤作特列佐卡的狮子狗。有一次特列佐卡生病了,他心疼得几乎发了疯。据说,他抱头大哭一场,像哭亲儿子一样;他把一个兽医给轰走了,按照习惯,还差点揍了那人一顿;他听费吉卡说,狱里有一个犯人是土兽医,医术非常高明,他立刻把那个犯人叫来。

“救救我的狗!我叫你发一笔大财,只要你能把特列佐卡给治好就行!”他对那个囚犯喊道。

这个囚犯是一个西伯利亚农民,他狡猾聪明,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兽医,但又是个地道的乡下人。

“我看了看特列佐卡,”后来过了很久,在这件事已经被忘记的时候,他对别的犯人讲起来,“我一看,狮子狗正在沙发的白垫子上躺着;我一眼就瞧出来,这条狗患的是炎症,放点血就会好的。可是,我心里想:要是治不好,要是狗死了呢?我便说:‘大人,不行啦,您给耽误啦,要是昨天或者前天把我叫来,我还可以把狗治好,可现在不行啦……’”

特列佐卡就这样死掉了。

人们还告诉我一次刺杀少校的事件。狱里有一个囚犯,被关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举止温和,几乎从不和任何人说话。大家都认为他有点儿傻头傻脑。他认识字,最近一年来,他总是读圣经,白天黑夜地读。当大家都睡熟了的时候,他就在半夜爬起来,点上一支教堂里敬神用的蜡烛,爬上暖炉,打开书,一直读到天亮。有一天,他去找看守长,说他不想出去干活。看守长把这件事报告了少校,少校勃然大怒,立刻闯进囚室。这个犯人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块砖猛砸少校的头,但没有砸中。他被抓了起来,审讯后受了刑罚。这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三天后,他就死在医院里了。弥留之际,他说,他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是他自己甘愿受苦的。不过,他并不属于任何宗教分裂派。监狱里的人都怀着尊敬的心情缅怀他。

我终于换好了脚镣。这时已有好几个卖面包圈儿的女人陆续来到作坊。其中有几个是很年轻的女孩子。她们通常都是带着面包圈儿来;母亲在家里烤,她们带来卖。成年以后,她们仍继续来,但已经不是带面包圈儿了;事情几乎总是这样的。其中有几个女人并不年轻。面包圈儿很便宜,几乎所有囚犯都买得起。

我看到有个犯人,他是个木匠,头发已经花白,但红光满面,正笑嘻嘻地和那些卖面包圈的女人调情。在她们进来以前,他刚把一条红毛巾系在脖子上。一个满脸麻子的胖女人把托盘放在他的工作台上。他们聊起来。

“你昨天怎么没来呀?”那个囚犯扬扬得意地笑着说。

“什么?我来啦,可你连个影子都没有,”女人冲口答道。

“我们被叫去干活儿啦,要不然,我们一定会在这儿等的……还有啊,前天你们那帮人来过了。”

“谁,是谁?”

“玛利亚什卡来过,哈芙罗什卡来过,还有切孔达,杜格罗什瓦亚……”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阿基姆·阿基梅奇,“是真的吗?”

“是有这种事,”他答道,然后谦恭地低下头,他是个非常纯洁的人。

这种事情当然有过,但很少见,而且很难办到。一般来说,尽管过着这种极其艰苦的生活,他们宁肯酗酒,而不愿搞这种事情。女人是很难搞到的。需要选择时间、地点,事先约好,找个隐蔽的地方,最难的是还要避开卫兵,通常来说这需要花上一大笔钱。话虽这么说,可是后来我竟多次做了桃色事件的见证人。我记得夏季的某一天,我们三个人在额尔齐斯河岸的一个板棚里烧窑;卫兵们人都不错。最后,两个被囚犯叫作“荡妇”的女人来了。

“喂,你们一直在哪儿?我打赌,是去茨维尔科夫家了吧?”她们要找的那个犯人一见面就这样问,他已经等她们很久了。

“一直?一只喜鹊蹲在木橛子上的时间都比我在他们那里待的时间还长呢。”女人愉快地答道。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肮脏的少女。她就是切孔达。同她一块儿来的就是杜格罗什瓦亚,她丑得简直难以形容。

“好久没看见你了,”情郎转身对杜格罗什瓦亚说,“你好像瘦了点?”

“也许吧。过去我太胖啦,现在我就像吞了一根针。”

“老是上大兵那儿去吗?”

“不,这都是那些坏人向您嚼舌头;不过,这又有什么?虽说他一个子儿都没有,我也丢不下我的兵小子!”

“你抛掉他们,爱我们吧,我们有钱……”

为了令这幅景象更加完整,不妨再想象一下那位情郎的尊容:头发被剃去一半,戴着脚镣,穿着条纹囚服,还有一个卫兵在监视他。

当我听说我可以回监狱的时候,便向阿基姆·阿基梅奇告别,由一个卫兵押送着回去。囚犯们大都回来了。那些干计件活的囚犯回来得最早。唯一能使犯人们卖力干活的办法就是计件。有时,分配给他们的计件活是很繁重的,但他们还是能比强迫他们一直干到敲午饭鼓快两倍。囚犯们干完计件活以后,就可以通行无阻地回到狱中,任何人都不阻拦他们。

囚犯们并不同时吃晚饭,而是谁先到谁先吃;否则伙房一下子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我尝了一口菜汤,实在不习惯,喝不下去,于是便沏了茶。我们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我有一位像我一样贵族出身的同伴。

囚犯们不断出出进进。屋里还很空,犯人还没有全部回来。有五个人围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坐下。伙夫给他们盛上两碗菜汤,然后又把满满一碗煎鱼放在桌上。他们在庆祝什么,特意点了小灶饭。他们斜眼看看我们。

“我虽然不在家,可什么事都知道,”一个大个子囚犯走进伙房,一面打量着所有在座的人,一面大声嚷嚷。

此人大约五十岁上下,瘦但是有肌肉。他脸上露出狡黠而愉快的表情。那下垂的厚嘴唇特别引人注意,使他的脸显得滑稽。

“喂,你们夜里都睡得好哇?怎么不互相问好?我的库尔斯克朋友们!”他坐在那些正在吃小灶的人旁边,继续说,“祝你们胃口好!我可以来做客吗?”

“老兄,我们可不是库尔斯克人。”

“那么是托波尔斯克人喽?”

“也不是托波尔斯克人。老兄,你从我们身上什么油水也捞不到。你去找有钱的好啦,向他们伸伸手。”

“老兄,现在魏(胃)公子和常(肠)小姐正在我肚子里闹腾呢;你说的有钱人,他住在哪儿啊?”

“嘿,卡津就是有钱人,找他去吧。”

“兄弟,今天卡津找乐子,钱包准都喝空了。”

“二十卢布还是有的,”另一个接着说。

“卖酒的有钱。”

“这么说你们不招待客人吗?那我只好去吃牢饭啦。”

“你去跟那两位老爷要杯茶喝呗。”

“什么老爷,这里可没有什么老爷;现在他们和我们一样啦。”一个坐在墙角的囚犯闷声说。他直到现在还没说过一句话。

“我倒喜欢喝茶,可是不好意思开口;我们也有自尊心啊。”那个厚嘴唇囚犯一边说,一边温和地望着我们。

“如果你想喝,我给你倒一杯。”我一边说,一边请他过来,“想喝吗?”

“想喝吗?怎么好拒绝啊!”他走到桌前。

“看看他!在家里拿皮鞋喝汤,在这儿倒学会喝茶啦;而且还想喝老爷们的茶。”那个墙角的囚犯说。

“这里都不喝茶吗?”我问他。但他没有回答我。

“瞧,面包圈儿来啦。再来个面包圈儿怎么样?”

面包圈儿拿进来了。一个年轻囚犯提着一大串面包圈儿在监狱里兜售。烤面包圈儿的女人答应他每卖掉十个就能留下一个;他就算计着那个呢。

“面包圈儿,面包圈儿!”他一面往伙房里走,一面喊,“莫斯科面包圈儿,刚出炉热乎的!本想留着自己吃,可是等钱用。喂,伙计们,就剩一个啦!你们谁有母亲啊?”

他招呼大家去孝敬母亲的做法把人们都逗笑了,于是他的面包圈儿一下子卖出去好几个。

“喂,弟兄们,”他说,“我看今天卡津喝酒非闹出乱子来不可。上帝保佑他。居然在这个时候喝起酒来,说不定会把八只眼招来。”

“别人会替他瞒过去的。怎么,他醉得很厉害吗?”

“可厉害啦!凶得很,老是纠缠人。”

“嘿,这么说是快动拳头啦……”

“他们说的是谁?”我问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波兰人。

“是卡津,一个囚犯。他在这里卖伏特加,赚上几个钱就马上拿去喝酒。他很残忍、凶狠,不过清醒的时候倒很安静;他一喝醉了就现原形,有时还要拿刀伤人。不过,马上就会有人制服他的。”

“怎么制服?”

“十个八个囚犯一起冲上去,狠狠揍他一顿,直到他失去知觉为止,把他打个半死。然后把他放在通铺上,给他盖上皮袄。”

“万一打死怎么办?”

“要是换了别人,真会被打死的,可是卡津不会。他结实得要命,比狱中任何人都结实,体格像头公牛。第二天早晨一起床,他就没事了。”

“请告诉我,”我继续问那个波兰人,“他们也是吃小灶,我只不过喝点儿茶,他们就眼巴巴地望着我,好像是嫉妒我这杯茶似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不是因为茶,”波兰人答道,“他们之所以不喜欢你,是因为你是贵族,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想找你的碴儿。他们巴不得能侮辱你,欺负你。你在这里还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在这里过日子可难得很哪。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都比他们困难得多。你要非常超然,才能习惯这里的生活。就为了喝茶和单独吃小灶,你往后还会不断遇到麻烦,遭人咒骂呢,尽管这里有许多人也常常吃小灶,有些人也天天喝茶,但他们可以,我们却不行。”

说完这些,他便起身离桌而去;几分钟后,他的话果然应验了。

最初印象(2)

米-茨基——就是跟我说话的那个波兰人——刚走,酩酊大醉的卡津便摇摇晃晃闯进伙房来了。

一个囚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犯人都必须出工干活的平常日子里,在随时可能来监狱检查的典狱长的严格管辖下,在专管犯人事务、从不离开监狱一步的军士的监督下,在看守和残废老兵的监视之下——总而言之,在这一切严格措施之下,竟然喝得酩酊大醉,这就把我头脑中刚刚形成的关于囚犯生活的种种看法全给弄乱了。看来我还得在狱中住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把我初来乍到感到莫名其妙的那些事全部搞清楚。

我已经说过,囚犯总是有自己的私活可干,而这种私活乃是苦役生活的自然需求;除了这种需求之外,囚犯们都爱钱如命,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几乎把钱与自由等同起来,如果衣兜里有铜板响,他们便感到心安;相反,若是没有钱,他们便灰心丧气、郁郁寡欢、心神不宁、无精打采,这时他们便准备去偷,或者干别的勾当,只要能弄到钱就行。尽管金钱在监狱里如此宝贵,但是那些有幸弄到钱的人并非总能把钱保存很久。首先,要想使钱不被别人偷走或被没收,那是非常困难的。倘若少校突然搜查发现了小金库,就会立刻把钱没收。也许,他会用这些钱去改善囚犯伙食;不管怎么说,反正钱是被他拿去了。然而最常见的还是被偷:狱中的人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十分安全的保管方法:把钱托给一个年迈的旧教徒保管。那个旧教徒是从以前维特克人的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 〔5〕 来的……关于这个老人,我不能不在这儿多说几句,尽管有点儿离题。

他年纪约六十岁,头发斑白,身材矮小。第一次见到他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点儿也不像其他囚犯:他的目光有一种安详平和。我记得,我当时怀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心情端详他那双布满皱纹的、清澈明亮的眼睛。我常常跟他谈话,我一生中很少遇见像他这样善良而又温和的人。他是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案件而被流放到这里的。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中间有些人改变了信仰,政府大力支持他们,并竭力进一步改变其他旧教徒的信仰。这位老人同其他一些热衷于旧教的人便决心像他说的那样“维护信仰”。当时正在兴建一座皈一教 〔6〕 教堂,他们放火把它烧了。老人作为主谋者之一被判处流放和服苦役。他本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小商人,家里有妻子儿女;但他怀着一颗坚强不屈的心去接受流放,因为他盲目地认为这是“殉教”。和他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情不自禁自问:像这样一个温顺得像个小孩的人,怎么会起来造反呢?我曾几次和他谈过“信仰”。他在自己的信仰上毫不让步,却从未流露出任何怨恨和敌意。他的确破坏了教堂,而且并不否认。看来根据他的信仰,他想必还认为自己的行动和为此而遭受的痛苦是一种光荣。但是,无论怎样研究他,我在他身上都从未发现一点点的虚荣和骄傲。我们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些别的旧教徒,其中大部分是西伯利亚人。他们都是一些聪明狡猾的乡下人,狂热地诵读圣经,咬文嚼字,又好争辩;这些人都狂妄自大,而且十分固执褊狭。可是这位老人却完全不同。虽然他对圣经的理解比其他人都深得多,但他却避免争论。他喜欢与人交流;性情愉快,笑声不断——他的笑声不像其他犯人那样粗鄙,而是爽朗文雅,有一种孩子般的天真,似乎与他那斑白的头发极为相称。也许我的看法是错的,但我总觉得可以从笑声中识别一个人。如果你跟一个陌生人初次相遇,他的笑声令你感到愉悦,那可以大胆地说,他是一个好人。尽管这位老人博得了全监狱人的尊敬,但他却一点也不自负。囚犯们都叫他老爷爷,而且从不欺侮他。我也多多少少明白他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教友有这么大的影响。尽管他显然以坚定的意志忍受着苦役生活的痛苦,但他内心里却隐藏着一种深邃而又无法治愈的忧伤,他竭力掩饰这忧伤不让他人知道。我和他住在同一间囚室。有一次,我在凌晨三点醒来,听见有人在竭力压制着低声啜泣。只见老人正坐在暖炉上(过去那个读圣经读得入迷,而且想杀死少校的囚犯,夜里常常在这个暖炉上祈祷)对着手抄的圣经祈祷。他哭了,断断续续地能听见他在说:“主啊,不要抛弃我啊!主啊,给我力量吧!我的孩子们,我亲爱的孩子们,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我无法描述当时的悲怆心情。渐渐地,几乎所有囚犯都开始把自己的钱交给老人保管。监狱里几乎所有囚犯都是小偷,可是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相信这位老人是绝不会偷东西的。大家都知道他把别人交给他的钱藏在了什么地方,一个谁也找不着的秘密地点。后来,他对我和几个波兰人揭示了他的秘密:在栅栏的一根柱子上有一个树枝,从外表上看好像是牢牢地长在树干上,但若是把它拿下来,树干上便出现一个深洞。老人就把钱藏在这儿,然后再把树枝插上,因此谁都永远无法找到任何东西。

不过我已经离题太远了。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钱在这些囚犯的口袋里待不长。除了难以保存这个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监狱里的生活太苦闷;这些囚犯生来就是一些十分渴望自由的人,而且由于其社会地位,他们又极其轻率、不顾死活,因而“享受享受”的冲动常常令他们恣意妄为,狂欢滥饮,在喧闹中忘却自己的苦闷,哪怕只忘却一两分钟也好。他们中有些人可以拼命干活干上好几个月,唯一的目的就是有朝一日把挣来的钱拿去喝光,喝到一个子儿都不剩,然后再为下一次痛饮苦干几个月。他们中有许多人喜欢买新衣服,而且一定是普通人穿的便服:黑色裤子,短大衣,西伯利亚式衬衫。最时髦的装束是棉罩衫外面扎上一条嵌着铜钉饰的皮带。他们在节日里穿戴起来,然后到所有囚室里逛,炫耀自己。有的人穿上新衣服后高兴得像个孩子,确实,在许多事情上,囚犯们都完全像是一些小孩。诚然,所有这些好东西有时忽然就不再为其所有了,甚至在当天晚上就被非常便宜地典押或卖掉。狂饮是渐渐蔓延开的。一般来说,节假日或过命名日 〔7〕 的时候比较合适。过命名日的囚犯早晨一起床就在圣像前点上蜡烛祷告,然后穿戴整齐,为自己订一份午餐小灶。他会点牛肉和鱼,还有西伯利亚馄饨——肉馅的;他像一头公牛一样大吃大嚼,而且几乎总是独自享受,很少邀请难友共进午餐。过一会儿,伏特加端上来了,他会喝得烂醉如泥,然后摇摇摆摆地到各囚室里走一趟,竭力向人们显示他喝醉了,他是在“找乐子”,借以博得众人的羡慕。不论在哪里,俄国人对喝醉酒的人多少都抱有恻隐之心,而在监狱里,酒鬼甚至会受到尊敬。监狱里的狂饮仿佛带有一种贵族派头。开怀畅饮的犯人还要雇一个人给他奏乐。狱中有个身材矮小的波兰人,是个逃兵,十分令人讨厌,但他会拉小提琴,而且有乐器——他的全部财产。他不会任何手艺,唯一能赚钱的办法就是替喝酒的囚犯演奏。他的职责是一步不离地跟随着喝得醉醺醺的雇主走进各个囚室,不停地拉小提琴。他脸上常常流露出无聊和沮丧的表情。但是那“拉呀,你收过钱啦!”的喊叫声逼着他又拼命拉起琴来。雇主从一开始狂饮就相信,如果他喝醉了,一定会有人照顾他,若是狱方有人来了,也一定会有人及时把他藏起来,把他扶上床,而且这一切都丝毫不是为了私利。至于居住在狱中的值日官和残废老兵,虽然他们的责任是维持狱中秩序,但他们也尽可以放心,因为喝醉了的囚犯是不会闹出什么乱子的。全囚室的犯人都注视着他,如果他发起酒疯或者动手打人,立刻就会有人把他制服,甚至会把他手脚捆绑起来。因此监狱里的一般管理人员对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倘若不许喝酒,那就会更糟。那么酒究竟是怎么弄进来的呢?

在监狱里,酒是从所谓“酒保”那里买来的。做酒保的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生意十分兴隆,尽管酗酒和“狂欢”的人总的来说并不多;喝酒需要钱,而囚犯的钱来之不易。酒保的经营之道相当独特。比如有的囚犯,既不会手艺,又不愿意干活(这样的人确实有),但是他急不可耐地想弄到钱,而且想尽快发一笔财。他弄到了一点儿本钱,便决计做卖酒的生意:卖酒是一种冒险的营生,要担很大风险。他可能会为此受鞭笞,货物和本钱也会被全部没收。但是,酒保甘愿冒这样的风险。一开始,他的钱并不多,所以第一次只好亲自把酒带进监狱,当然,酒一旦卖掉就能赚很多钱。于是他便带第二次,第三次,若是不被狱方查获,他的生意便很快兴隆起来,这时他就创建了有坚实基础的真正的营生——他成了企业主、资本家、雇佣代理人和助手。他冒的风险越来越少,而钱越赚越多,他的助手们甘愿为他去冒风险。

监狱里总有很多人把钱花在赌博和饮酒作乐上,最后囊空如洗。这些人都不会手艺,穿得破破烂烂,显得很可怜,但浑身是胆。这些人所剩下的唯一资本就是他们的脊背了;脊背对他们可能还有某种用处,于是那个把一切都挥霍殆尽的浪子决定利用它。这时他便会去找酒保,受雇往狱中运酒;一个富有的酒保往往要雇佣几名这样的助手。监狱外面某处有这么一个人——也许是士兵,也许是小商人,有时候甚至是个女人——为了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佣金,便用酒保的钱在酒馆里把伏特加买好,藏在囚犯干活时路过的一个僻静地方。经手人几乎总是先尝尝酒的质量,然后铁石心肠地把水掺进喝剩的酒里。至于买主要不要,他就不管了,须知一个囚犯是不能过于挑剔的,因为钱总是没白花,他买到了酒,不管酒味如何,但毕竟是酒啊。狱中的酒保预先指定雇工带着牛肠子去找经手人接头。这些牛肠子都洗刷过,然后灌满水,以便保持原有的湿度和弹性,用于盛酒。牛肠子装满酒以后,囚犯便把它缠在身上,尽量藏在身上最隐蔽的地方。不消说,这需要走私人施展浑身解数,把做贼的一切手段都拿出来。这多多少少关系到他的名誉:他必须把卫兵和看守瞒哄过去。他欺骗他们:看守若是个新兵,总会被一个机灵的贼蒙骗过去。当然,他要事先对看守做一番研究,对干活的时间和地点也要考虑周全。比如,如果囚犯是个瓦匠,他在砌砖炉的时候爬进炉子里,又有谁能看得见他在那里干什么呢?看守是不会跟着他爬进去的。进监狱大门的时候,为了预防万一,他们往往把钱——十五或者二十个银戈比——攥在手里,在大门口等着下士。干活回来的每一个囚犯,一般都要由下士搜身以后,才开门放他进去。带酒的人一般都指望下士不要过于仔细地摸他身上某些部位。但有时候下士硬要摸那些部位,藏的酒就暴露了。这时便只剩下最后一招:犯人一声不响地避开看守,悄悄把手里攥着的钱塞到下士手里。使用这种策略,常常能把酒安然无恙地带进监狱里。但这种办法有时也不奏效,那时就只好付出自己最后的资本——脊背了。事情报告给少校,脊背受到狠狠的鞭刑,酒被充公,但走私人会把一切都扛下来,不会出卖酒保;他之所以不出卖雇主,并不是因为他不屑于告密,主要是因为告密对他不利:反正他已经受了鞭笞,若是他和雇主两人都受刑,他可能会感到宽慰,但他还需要雇主,虽然按照惯例和事先约定,雇工受鞭笞,雇主是不会付一个子儿的。至于一般的告密,那是很普遍的事。在监狱里,告密者丝毫不感到羞耻,人们是不会对告密者感到愤怒的。他不但不会被疏远,人们反而乐于同他交朋友,如果你在监狱里想要证明告密是卑鄙可耻的事,那人们完全不会理解你。那个堕落的贵族,也就是我完全没有往来的那个囚犯,他和少校的勤务兵费吉卡交上了朋友,当上了暗探。而费吉卡又把自己听到的关于囚犯的一切情况向上校报告。这事我们都知道,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惩罚过这个坏蛋,甚至根本没想过要这么办。

又扯远了。当然,酒往往能顺利带进来;这时,酒保付完钱,便将牛肠子收下盘点。他盘算的结果是:这批货成本太高,为增加利润,他必须再掺一次水,几乎掺进一半的水。这时才算准备就绪,只等主顾光临了。在第一个节日,有时甚至就在干活的日子里,顾客来了:这个囚犯像头牛一样辛辛苦苦干了好几个月,攒了几个钱,就是为了在预定的某一天全部喝掉。还在这一天到来以前很久,这个可怜的受苦人不论是在梦中还是在干活时的幸福幻想中,都憧憬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的魅力使他精神振奋地忍受着枯燥无味的监狱生活。终于,这光明日子的曙光在东方出现了:他的钱积攒起来,没有被没收,于是他拿着钱去找酒保。起初,酒保倒给他的是尽可能纯的酒,也就是只掺过两次水的酒;但他每喝掉多少酒,酒保就往瓶子里灌多少水。在这里,一杯酒的价钱是外面酒馆的五六倍。可以想象,要喝到酩酊大醉的程度,需要喝多少杯,花多少钱啊!不过,由于已经很久没碰酒,所以囚犯们很快就喝醉了,但他照例要继续喝下去,直到把所有的钱都喝光为止。这时,他便把他所有的新衣服都拿出来:酒保同时还是当铺老板。送到酒保手中的,先是新购置的便服,然后是旧物,最后是狱方发的衣服。当囚犯把一切东西,连最后一块破布都当掉的时候,便躺下睡觉,第二天醒来,脑袋难免隐隐作痛,于是他又徒劳地请求酒保给他喝一口以解宿醉。他悲伤地忍受着痛苦,当天便又干起活来;他不停地再干上几个月,回味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酒乡,然后又渐渐振作起来,期待另一个相同的日子到来,那一天虽说还很遥远,但终究还会到来的。

至于酒保,他赚了一大笔钱(几十个卢布)之后,便囤下最后一份酒。这次可不能掺水了,因为那是给他自己喝的。他生意做够了,也该享受一番了。于是,一场吃喝玩乐、狂欢痛饮的闹剧又开始了。他的钱很多,就连监狱里的低级狱吏都向他献殷勤。这样的狂饮有时一连持续好几天。自然,他备下的酒不久就喝光了;这时这个酒徒就到别的酒保那里去买,那些酒保正在等着他呢。于是他继续喝,直到把最后一个戈比喝掉为止。不管囚犯们怎样保护他,但他有时仍被上级长官——看守长或者少校——发现。他被逮到拘留室去,身上若还有钱,便会被没收,最后还得挨一顿鞭子。打完以后他回到监狱,没过几天就又做起酒保的营生。这些酒徒中有一些有钱人,他们还梦想搞女人。有时他们花一大笔钱,便可在被收买的卫兵的监护下,以外出做工为名,从要塞被秘密带到城郊的什么地方。他们在小镇边上某个幽静的小房子里举行十分盛大的宴会,在那里确实需要花掉很大一笔钱。只要有钱,就连囚犯也不会受人轻视;他们往往事先选定一个有经验的卫兵,这样的卫兵往往就是未来的囚犯。总之,有钱就可以办到一切,像这样外出游逛几乎永远都是一个秘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事是非常罕见的,因为需要花很多钱,然而那些渴求性爱的家伙却能想出一些别的方法,一些十分安全的办法。

早在我初进监狱时,有个长相俊俏的年轻犯人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叫西罗特金。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首先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那漂亮的面孔;年纪不过二十三岁。他住在特别部,那是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囚室,这意味着,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军犯之一。他性情温顺平和,很少说话,也不常笑。他长着一双蓝眼睛,容貌端庄,面孔白皙而细嫩,头发呈浅褐色。就连那剃去半边头发的发型也未能使他的容貌变丑,他就是这样一个美少年。他什么手艺都不会,但手里总有些小钱。看得出来,他既懒惰又邋遢。不过偶尔也有人给他好衣服穿,有时还有红衬衫。西罗特金从不掩饰他对新衣服的喜爱:他常常换装出入各囚室,炫耀自己。他既不喝酒,也不赌牌,几乎没和任何人拌过嘴。他常在囚室后面散步,两只手插在裤兜里,显得安详而若有所思。很难猜测他在想什么。你若有时出于好奇叫他一声,问他点什么,他总是立刻回答你,声音恭恭敬敬,不像别的囚犯那样粗野,而且说话简洁扼要;还像个十来岁的少年一样瞧着你。他有钱时并不给自己买点儿什么必需品,比如把上衣送去修补或是买新皮靴,而是像个七八岁的孩子那样只知道买面包圈儿和饼干吃。“哎呀,西罗特金!”囚犯们有时对他说,“你真是个喀山 〔8〕 的孤儿呀!”不上工时,他常在别的囚室闲逛;别人几乎都在忙自己的活儿,只有他无事可做。人们跟他说话时,几乎总是嘲弄他(囚犯们常常这样取笑他和他的同伴),他便一言不发,转身向别的囚室走去;有时若是玩笑开得太厉害了,他也只是脸色绯红而已。我常常想,这样一个性情温和、心地单纯的人,怎么会落到监狱里呢?有一次,我因病住在医院的囚犯病房,西罗特金也病了,他的床位就在我旁边。一天晚上,我们聊起天来;他突然兴奋起来,无意中告诉我他是怎么被送去当兵的,他母亲送他走时如何痛哭流涕,他当新兵时多么痛苦等等。他还补充说,自己无论如何也受不了新兵生活,因为那里所有人都十分凶暴残忍,长官几乎总是对他不满意……

“结果怎么样?”我问道,“为什么把你弄到这儿来啦?而且还关在特别部……唉,你呀,西罗特金,西罗特金!”

“唉,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在营里只当了一年兵;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把我们的指挥官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给杀了。”

“这我听说过,西罗特金,但是我不相信,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杀人呢?”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当时痛苦极了。”

“那么别的新兵怎样生活呢?当然,起初可能困难一点,但以后会习惯的,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兵的。一定是你母亲把你给宠坏了;我打赌,她拿饼干和牛奶一直把你喂养到十八岁。”

“不错,我妈妈确实非常疼我,自从我被送去当兵以后,她就病倒了,听说再也没起过床……对我来说,新兵生活非常痛苦难熬。长官讨厌我,动不动就处罚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人人我都听从,规规矩矩生活,一滴酒都不沾,一分钱都不欠;要知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个人要是欠债,那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周围的人心肠都那样残忍,想痛哭一场都找不到地方。有时只好跑到一个角落里,在那儿哭一阵。有一次我去站岗,那是在夜里;我被派到军械库旁边站岗。当时正刮大风;是秋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觉得自己太可悲了,太可悲了!我把枪立在脚旁,把刺刀解下来,放在一旁;我把右脚上的皮靴脱下了,把枪口对准胸口,用大脚趾扳动扳机。结果哑火了。我查看了一下枪,把火门擦干净,倒进去新火药,打着火石,再把枪口对着胸口,你猜怎么样?只见火光一闪,又没打响!我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我穿上皮靴,拿起枪,安上刺刀,一声不响地来回走了一会儿。这时我拿定主意干到底:不管把我弄到哪儿去都行,只要能离开这里就行!半小时以后,指挥官来查岗。他冲着我喊道:‘难道你就这样站岗吗?’我把枪端在手里,用刺刀刺他,整个刺刀都扎进去了。我挨了四千下鞭刑,最后来到这里,进了特别部……”

他没有撒谎。是的,要是犯了别的什么罪,还能把他关进特别部吗?如果是普通罪行,惩罚要轻得多。在同一类罪犯中,只有西罗特金是个美男子。像他这样的囚犯在我们这里约有十五个,这些人叫人看着都觉得奇怪;他们当中只有两三个人的面孔还能勉强看得过去,其余的全都耷拉着耳朵,外貌丑陋,邋遢肮脏;有几个头发已经白了。如果情况许可的话,以后我会对这个群体详加描述。西罗特金和卡津最要好,我在本章开头时就曾提及过,卡津如何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闯进伙房,他如何搅乱了我对监狱生活的最初看法。

这个卡津是个令人恐惧的人物。他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痛苦而可怕的。我总觉得,再没有比他更凶残、更荒诞的人了。我在托波尔斯克曾看见过一个以残暴著称的强盗卡缅涅夫;后来我还看见过一个候审的逃犯、可怕的杀人凶手索科洛夫。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给我留下像卡津那样的印象。我有时仿佛看见我面前站着一个像人一般大的蜘蛛。卡津是鞑靼人,膂力过人,比狱中任何人都强壮;他个子也比一般人要高,有着大力士的体格,以及极不协调的硕大头颅;他走起路来稍微有点驼背,总是带着怀疑的表情。在监狱里,关于他有一些离奇的传闻:人们都知道他是军人出身,但囚犯们在背后都说他是从涅尔琴斯克跑出去的逃兵,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据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已经不止一次,逃跑也不止一次,他改过名,最后被关进我们监狱,进了特别部。还传说他喜欢杀小孩,只是为了取乐:他把小孩哄到某个便于下手的地方,吓唬,折磨,等他尽情地欣赏了这幼小而可怜的牺牲品的惊恐之后,便平静地割开他的喉咙。这一切都是传说,可能是卡津身上那种令人不愉快的气场的产物;不过这些故事似乎很适合他,与他的外表很相称。然而平时,当他不喝酒的时候,他在监狱里的行为还算理智。他很安静,不和任何人争吵,而且避免争吵。但这是出于对其他犯人的轻视,好像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说话很少,像是故意不与人来往。他的一举一动都很缓慢,安详而自信。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一点儿都不蠢,而且非常狡黠;他的表情和微笑里总是流露出一种傲慢的嘲弄和残忍。他在狱中做伏特加生意,而且是最富有的酒保之一。他一年里总要喝醉两次,那时他就会兽性大发。当他醉意渐浓时,他便开始对别人讽刺挖苦,他使用的词汇都是最恶毒的,经过认真推敲的,仿佛是好久以前就想好了似的;最后,当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就会进入狂怒的状态,抓起刀子向人们扑过去。囚犯们都知道他那惊人的力气,只得纷纷跑开,躲起来;他遇见谁就扑谁。但是人们很快找到了对付他的办法。同囚室的十几个犯人一拥而上开始揍他。再也想象不出比揍他更狠毒的了:他们捶他的胸膛,捣他的心窝,踢他的肚子;他们狠狠揍他,一直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像个死人一样躺在地上。若是换一个人,那可不能这么揍,会死人的——只有卡津例外。等把他揍到不省人事了,人们用羊皮袄把他一裹,抬上床铺。“躺一躺就好啦!”的确,他第二天早晨爬起来,像健康人一样,一声不响、愁眉不展去干活了。全监狱的人都知道,每逢卡津喝醉酒,这一天一定会以他被大揍一顿而结束。这一点连他自己也知道,但他还是要喝醉。终于,大家发现,卡津开始认输了。他开始抱怨身上疼痛,看起来也明显是病了;他去医院越来越频繁……“这回可要完蛋啦!”犯人们私下里说。

卡津走进伙房,那个拉小提琴赚钱的波兰人跟在他后面。卡津在伙房中间站定,一声不响地端详在场的人。大家都不吭声。最后,他看见了我和我的朋友,便恶狠狠地用嘲弄的眼光瞅着我们,露出满意的笑容,好像想出了什么妙计似的,趔趔趄趄朝我们这桌走来。

“请问,”他开口道,“你们有多大的面子,竟在这里喝茶?”

我默默地和朋友交换了眼色,我们明白,最好的做法是沉默,不搭理他。哪怕一点点反抗都会让这个家伙勃然大怒的。

“这么说,你们有钱喽?”他继续追问我们,“这么说,你们的钱多得成堆喽?难道说,你们进监狱的目的就是为了喝茶?你们是为喝茶而来的吗?说呀,该死的!……”

他看我们决心不作声,又不理他,便气得脸色发紫,浑身发抖。在他旁边的墙角里放着一个盛面包的托盘。托盘很大,如果里面装上面包,足够全狱中半数囚犯吃上一顿;现在托盘是空的。卡津用双手把它举起来,在我们头上挥动。他若是再挥舞一会儿,就会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一般来说,凶杀案或凶杀的意图会给全监狱的人带来极不愉快的后果:狱方会开始进行调查和搜查,并加强管理措施,因而囚犯们一般都尽力不让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尽管如此,这一次,周围的囚犯们都不吭一声,等着看热闹。连一句替我们申辩的话都没有;也没有人向卡津喊一声,他们对我们的仇恨就是如此之深。显然,对我们的危险处境,他们都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但是事情竟然顺利结束了:就在他刚要把木盘向我们砸过来的时候,有人在通道里喊了一声:

“卡津,你的酒被偷走啦!”

他砰地一声把木盘撂在地上,像疯子似的冲出了伙房。

“上帝救了他们,”囚犯们议论着。后来他们还一再这么说。我始终不知道这偷酒的消息是确有其事呢,还是偶然想出来搭救我们的。

晚上,天已经黑了,在囚室上锁之前,我绕着木栅散步,一阵沉重的悲痛涌上心头。此后,在整个监狱生活中,我再也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悲痛。第一天的监狱生活是最难以忍受的,无论在监狱里和囚室里,还是在苦役劳动中,都是如此……我记得,当时有个念头总是困扰着我,后来在我的全部监狱生涯中,它总是令人厌恶地萦绕在我的心头。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疑问:同样的罪,受到的惩罚却不平等。诚然罪行是不能比较的,即使是大致的比较也不行。比如,有两个人都杀了人:所有相关背景都经过斟酌和权衡,最终的惩罚几乎是一样。但是,还是得看看两起罪案有什么不同点。一个罪犯杀人可能是无缘无故,甚至只是为了一枚葱头:他在路上杀了一个路过的庄稼人,而这个农夫总共只有一个葱头。“瞧,老大,你叫我出去弄点儿东西,我把这人宰啦,只弄到这么一个葱头。”“傻瓜!一个葱头还值一个戈比呢!杀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葱头,那就是一个卢布呢!”这是监狱里的笑话。而另一个人是为了保护未婚妻、妹妹或女儿,而杀了一个荒淫无耻的暴君。一个流浪者被警方的探子们包围,饿得要死,为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杀了人;可是另一个人虐杀孩子只是为了借此取乐,为了使自己的双手感觉到孩子们热乎乎的鲜血,为了欣赏孩子们的恐惧,欣赏他们在屠刀下如何像鸽子一样做最后的挣扎。结果怎么样呢?两种人都服同样的苦役。不错,刑期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并不很大;然而,同一类的罪行却是千差万别。这其中的差异就像人性的差异一样复杂。我们姑且假定,这种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它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像无法把方的变成圆的一样,就算这样吧。就算这些不平等并不存在,那么,让我们再看看另一种不同,即惩罚后果的不同……一个人在狱中一天天憔悴,像蜡烛一样融化着;而另一个人在服苦役之前,甚至都不晓得世界上竟有这样愉快的生活,竟有这样有趣的俱乐部和勇敢的伙伴。是的,监狱里确实有这样的人。再比方说,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多愁善感,只要他心头一阵疼痛,还不等对他施加任何刑罚,他就在自身的痛楚中一命呜呼了。他本人对自己罪行的宣判,要比最严苛的法律更无情,更残酷。可是就在他旁边的人,在整个服刑期间从未反省过自己的罪行。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对的。还有一些人,他们故意犯罪,就是为了被送进监狱,以逃避外面更加像坐牢一样的生活。一个人虽然有自由,却有可能挣扎在堕落的边缘,从未吃饱过,每天从早到晚替雇主干活;可是在监狱里,劳动比在外面要轻松,有足够的面包吃,而且还是他从未见过的那种面包;每逢过节还能吃到牛肉,领到施舍品,还有机会赚几个小钱。至于同伴们呢,他们都是一些机灵能干的万事通;于是他用敬佩的眼光瞧着自己的狱友;他过去从未见过像他们这样的人;他认为他们是世界上层次最高的一群人。难道刑罚会使这两种人都同样感到痛苦吗?不过,干吗要为了这些解决不了的问题伤脑筋呢?熄灯鼓敲了,该回囚室了。

最初印象(3)

每天的最后一次点名开始了。点过这次名之后,囚室便会上锁,犯人们被关在室内,直到天亮。

点名是由一位当班军士带着两名士兵进行的。为了点名,囚犯有时要在院子里排队,等候看守长到来。但通常要简单一些,按照囚室来点名。点名者常常数错人数,数过一遍再重数。最后,这些可怜的看守总算把数目数对了,就会锁上囚室的门。一间囚室可容纳近三十名囚犯,他们拥挤地睡在通铺上。离睡觉时间还早。看来,每个人都需要做点什么。

监狱当局留在囚室里的唯一代表,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到的残废老兵。每个囚室还有一名犯人当头目,这个头目自然是少校根据各人表现而亲自指定的。这些囚犯头目常常会犯严重的错误,那时他们便会遭受鞭笞,立即被革职,并由别人取代。我们囚室里的头目是阿基姆·阿基梅奇;这很令我惊讶,他常常呵斥囚犯,而犯人们通常都是用嘲笑回应他。那个残废老兵可比他聪明,从不多管闲事,若是需要开口,他也不过是虚应了事,聊以塞责而已。他常常一声不响地坐在自己的床铺上缝靴子。囚犯们几乎都不注意他。

在我入狱后的第一天,我就进行了一番观察,后来证明我的观察是对的:除去囚犯之外的狱中人员,从直接和囚犯接触的卫兵和看守,到同狱中生活多少有点关联的人,不论是谁,似乎都用一种夸张的眼光来看待囚犯,好像他们时刻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犯人们会猝然拿起刀子向他们扑来。最奇怪的是,囚犯们自己也意识到人们都怕他们,这显然使他们更加无耻。然而,对于囚犯来说,最好的长官还是那些不怕他们的人。的确,尽管囚犯们胆大妄为,但他们还是更愿意被信任。你若是信任他们,甚至还能博得他们的喜爱。有一次(不过在我蹲监狱期间,这种事是很少见的),一位长官没带任何卫兵独自走进囚室。应当说,这让囚犯们十分惊讶,还有点高兴。这样一位无畏的来访者往往能赢得犯人的尊敬,即使真的有发生什么不幸的危险,在他面前也是不会发生的。凡有囚犯的地方,就会使人感到恐惧,我实在不能理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当然,人们产生这种恐惧也是不无理由的。首先,那些囚犯和众所周知的江洋大盗的外貌就让人心生畏惧;此外,凡是到过监狱的人都感觉得到,这些人不是自愿聚拢到这儿的,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也不能让一个活人变成一具死尸:他还有感情,渴望复仇,渴望生活,怀有激情和强烈的欲望。尽管如此,我依然深信,囚犯并没有什么可怕。一个人要拿起刀来向另一个人扑去并没有那么容易,也没那么迅速。总之,即使可能有危险,这类不幸事件毕竟是罕见的。当然,我现在所说的仅限于那些已经被判了刑的犯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甚至乐意到监狱里来(新的生活有时就是那么令人神往!),因而他们打算安静、和平地生活下去;不仅如此,他们也不会让他们中间那些不守本分的人恣意妄为。每个犯人,不管他多么大胆,多么无耻,他对监狱里的一切还是惧怕的。至于候审犯人就另当别论了。候审犯人确实会无缘无故持刀向一个不相干的人扑去,只是因为,比如,他明天就要被拉去受刑,而现在若能制造一桩新的案件,他受刑的日子就会拖延下去。他持刀杀人的原因和目的就在于,不惜一切,无论如何也得尽快“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还知道一桩这种奇怪的心理学案例。我们监狱里有这样一个军犯,原来是当兵的,被判处两年徒刑,未被剥夺公民权。他是个吹牛大王,又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一般来说,吹牛皮和胆小怕死在我国军人中是十分罕见的。我们的兵士总是忙得很,即使想吹牛,也没有时间。如果他是一个吹牛的家伙,那他肯定同时是个懒汉和胆小鬼。这个犯人叫杜托夫,他服完短短的刑期又回到边防营去了。但是,像他这样曾经被关在监狱里接受感化的人往往最后都彻底变坏了,因此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在外面待上两三个礼拜以后,又重新受审,再回到监狱里来,只不过,这次的刑期已经不再是两三年,而是“终身”服役,要蹲上十五年或二十年监狱。事情就是这样,出狱后不到三个礼拜,杜托夫就撬锁偷东西,胡作非为。他再次受到审讯并被判服苦役受刑。他本来就是个可怜的胆小鬼,因而十分害怕即将受到的严酷刑罚,于是在即将接受鞭笞的前一天,他拿着刀子向走进监房的值日官扑过去。当然,他十分清楚,这种举动将大大加重对他的惩罚,延长他服苦役的期限。但他的想法是,即使把那可怕的受刑时刻向后推迟几天哪怕几小时也是好的!他十分胆小,虽然拿起刀子扑过去,但并没有伤着值日官,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为了犯下新的罪行,以便重新受审。

对于一个被判了刑的人来说,受刑前的时刻当然是可怕的。几年之中,我见过许多处在这个倒霉日子前夕的候刑犯人。因为我常常因病住院,所以一般都是在医院的犯人病房里遇见这些候刑犯人的。全俄国的囚犯都晓得,最怜悯他们的就是医生。医生对囚犯一视同仁,而不像那些不相干的人那样。不过一般老百姓例外,他们从不因犯人犯了罪而责备他们,不管他们的罪行有多大,老百姓总是为他们所受的刑罚和遭到的一切不幸而原谅他们。无怪乎俄国的老百姓都把犯罪叫作不幸,并把罪犯叫作“不幸的人”。这是一个有着深刻意义的定义。这个定义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人们在无意中出于本能给下的。在许多情况下,医院的确是囚犯的避难所,对于那些候刑的犯人来说更是如此,对他们的监禁要比那些已经受完刑的囚犯严厉得多……所以,当候刑犯人估计到那可怕的日子快要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去住院,只为把那可怕的时刻稍微推迟几天。当他出院回去,确切地知道第二天便是倒霉的日子时,几乎总是焦急万分。有的人出于自尊,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但是笨拙的演技瞒不住自己的狱友。大家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出于同情都不作声罢了。我认识一个年轻的犯人,他从前当过兵,由于犯了杀人罪而被处以最严酷的杖刑。他怕得要命,在受刑前喝了一瓶酒,还吸了鼻烟。对了,候刑犯人在受刑前总要喝酒的。酒很早就被带进来,要价很高,但候刑的囚犯宁愿半年之内不买任何必需品,也要攒钱买一品脱伏特加,以便在受刑前十五分钟喝下去。囚犯们一般都认为,喝醉了的人在挨棍棒时就不会感到太痛。不过,我又跑题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喝了那瓶酒以后立刻就病倒了;他开始吐血,被送进医院时已经不省人事。这次吐血使他的胸部受到严重损害,几天之后有了肺结核的症状,半年后,他死了。给他治病的医生始终都不清楚他发病的原因。

谈到囚犯在受刑之前常常表现出胆怯心理,我应当补充几句:也有些人恰恰相反,他们那种超常的无畏精神往往使旁观者大为惊讶。我记得有几个人非常勇敢,甚至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而且这样的人还不算罕见。我还记得我同一个凶神恶煞的犯人相遇时的情景。那是在夏季的一天,犯人病房里传说,晚上要给大名鼎鼎的强盗奥尔洛夫用刑,用过刑以后要把他送进我们病房里来。囚犯们一面等待着,一面断言,奥尔洛夫将受酷刑。大家都有点忐忑不安。老实说,我也极为好奇地等待着这个著名大盗的光临。很久以前我就听说过有关他的奇闻异事。他是一个少见的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冷血地残杀老人和孩子,但同时又具有惊人的意志力,并对自己的强大非常自负。他供认出许多起凶杀案,因此被判处受鞭笞。那天晚上,他被送来时已经几乎失去了知觉。病房里十分昏暗,点上了蜡烛。奥尔洛夫的脸色苍白得吓人,他那浓密漆黑的头发披散着。脊背已经肿了,红一块青一块。囚犯们整夜看护他,不断拿水给他喝,帮他翻身,给他喂药,他们像照顾亲兄弟或恩人一样照顾他。第二天,他就完全恢复了知觉,还在病房里来回走了两趟!这使我感到吃惊,因为他进院时是那么虚弱。他一次就挨了判定的总刑罚数的一半。直到在场的医生看出再打下去就会让他丧命的时候,才叫停了行刑。其实,奥尔洛夫身材矮小,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长期的监禁已使他筋疲力尽。凡是遇见过候刑犯的人,大概都难以忘记他们那疲惫不堪、干瘦苍白的面孔,以及发狂般的眼神。尽管如此,奥尔洛夫很快就康复了。显然是他那内在的精神力量使他显得无比坚强。他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我为好奇心所驱使,结识了他,并观察了他整整一个礼拜。可以肯定地说,我一生中从未遇见过像他那样坚强有力、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在托波尔斯克,我曾经见过一个跟他属于同一类型的罪犯,那人曾是一个强盗首领。他完全是个野兽,如果站在他身旁,即使还不知道他是谁,也会本能地感觉到旁边有个可怕的生物。最让我不寒而栗的是他的冷淡。在他身上,肉欲已经战胜了精神,一眼便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除了疯狂地渴望满足肉体上的享受——纵情声色、淫荡作乐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我相信科连涅夫(这个强盗的名字)在受刑前也会垂头丧气,怕得浑身发抖,尽管他能做到杀人不眨眼。而奥尔洛夫与他完全相反。显而易见,在奥尔洛夫身上,精神力量完全战胜了肉欲。看得出来,这个人的自制力是无限的,他蔑视一切痛苦和刑罚,世界上没有让他害怕的东西。在他身上只会看到无穷的精力,渴望行动,渴望复仇,渴望达到预定目标的意志。他那种奇特的傲慢使我感到诧异。他对一切仿佛都看不上眼,真是自大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但他完全不是装腔作势,而是自然的流露。我想,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单凭权势就让他屈服。他看待一切事物都出人意料地沉着,似乎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会让他感到惊奇。尽管他非常清楚其他囚犯都怀着尊敬的心情看待他,但他在他们面前从不夸耀自己。这一点非常有趣,因为虚荣和自大几乎是所有囚犯的共性。他知道不少事,坦率得有点奇怪,但绝不多嘴。对于我的问题,他回答得很坦诚;他正等着恢复健康,以便尽快受完剩下的刑罚。他还说在受刑以前,也担心自己受不了。“可是现在,”他向我挤挤眉眼,“一切都过去了。把剩下的挨完以后,我立刻就随大伙儿到涅尔琴斯克去,在路上找机会逃跑!一定跑!但愿背上的伤赶快长好。”在那五天里,他总是急不可耐地期待出院。他有时爱开玩笑,而且显得很亲切。我曾试探着询问他的经历。他一听到这样的询问,总是微微皱起眉头,但还是坦率地回答我。当他察觉出我在探究他的内心并竭力想在他身上发现一点懊悔的情绪时,他便用十分蔑视和高傲的眼光瞧着我,仿佛我在他心中忽然变成一个不懂事的傻孩子,不能像跟成年人谈话那样跟我谈论这种事情。他脸上甚至流露出一种仿佛是怜悯我的神情。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冲我大笑起来,这非常淳朴的笑声,丝毫没有嘲笑之意。我相信,当他独自一人回想起我的问话时,也许会哑然失笑的。后来,他的背伤还没有完全康复,就办了出院手续;当时我也去办手续,恰好我们就一同出院了。我回监房,他回原先监禁他的那间靠近监狱的拘留所。告别时,他跟我握了手,以他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大信任的表示。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对此刻和自己都很满意。实际上,他不能不蔑视我,他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驯服的、软弱而可怜的人,认为我在各方面都不如他。第二天,他又被带去受刑……

我们的囚室在上锁以后立刻大变样——变得像一所真正的住宅,像个家庭一样。只有在这个时候,我的狱友们才完全像在家里一样。白天,军士、看守长以及其他长官随时都可能到囚室来,因此全囚室的人都有点不大自在,仿佛时刻提心吊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当囚室的门刚一落锁,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各就各位,几乎每个人都干起自己的手艺。囚室内立刻明亮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蜡烛和烛台,大多是木制的。有的犯人缝靴子,有的缝衣服或者别的什么。室内污浊的空气越来越浓。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在墙角铺上毯子,蹲下来赌牌。几乎每个囚室都有一个这样的囚犯,他保存着一块一尺宽的破地毯,一支蜡烛和一副脏得出奇、满是油污的纸牌。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叫作赌场。物主每晚向赌徒们收取十五戈比,他就以此为业。赌徒们通常都是玩“三叶”“内阁”等。所有的牌全凭运气。每个赌徒面前都摆着一堆铜板——他口袋里的全部财产,只有在他输个精光或者把伙伴的钱赢过来时,他才起身走开。这样的赌局常常赌到深夜,有时甚至到天亮,直到早晨开门的时候。我们囚室也像其他囚室一样,总是有一些贫穷的囚犯,有的是赌钱输穷了的,有的是喝酒喝穷了的,还有的天生就是乞丐。我说的是“天生”,我要强调一下这个词。确实,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国人民中总是有而且将来还会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他们安守本分,而且往往一点都不懒惰,但他们命中注定一辈子要受穷。他们无家可归,一贫如洗,邋遢不堪,看来好像总是受欺压而又不敢反抗,而且总是要依靠某一个人,受那人的差遣——那个人通常是游手好闲之辈或者突然飞黄腾达的暴发户。任何一项创造,任何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痛苦,都是负担。他们仿佛生下来就注定做不了什么,而只能侍奉别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而只能随别人的笛声起舞;他们的天职就是听从别人吩咐。任何环境、任何变革,都不能使他们富裕起来。他们永远是乞丐。我发现,这样的人不只是普通老百姓中间有,在各种社会阶层、党派、报社、组织里都有。每间囚室,每座监狱里也是这样:只要赌场一开,准会有一个这样的人立刻出来侍候,而且也没有一个赌场离得了这种人。赌徒通常花上五个戈比雇佣他们,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通宵站岗报信。照例,他要在黑黢黢的穿堂里,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一连挨上六七个小时的冻,他要聆听每一下碰撞声,每一个叮当声,院子里的每一个脚步声。少校或者看守长有时在深夜里悄悄来监狱,当场擒获那些赌徒和干私活儿的囚犯,没收尚未燃尽的蜡烛——燃着的蜡烛在院子里就可以看见。如果听到穿堂门上的锁忽然响动才躲藏,或是熄掉蜡烛往床铺上躺,那就太晚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那个负责报信的仆人就要受到聚赌者的严厉处罚,因而这种疏失是很少发生的。五个戈比当然是少得可怜的报酬,即使在监狱里也是一样;可是狱中的雇主们在这种场合或其他场合表现出来的那种严酷和残忍,却往往让我感到惊讶。“拿了钱就要好好干!”这是一条不容反驳的理由。雇主付出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儿钱,便能取得他想要取得的一切,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取得额外的东西。可他还认为这是有恩于受雇者。那个喝得醉醺醺的放荡汉任意挥霍金钱,可是却总想克扣仆人,这样的事情不仅在监狱里,也不仅在赌场上屡次发生。

我已经说过,囚室里的人几乎全都有点什么活儿干。除了赌徒以外,还有四五个人完全无事可做,所以他们立刻就躺下睡觉了。我在通铺上的铺位紧靠着门。通铺另一边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他和我头对头。他干活干到十点或十一点,糊五颜六色的中国式灯笼,那是城里人定做的,付给他的钱相当可观。他做灯笼很熟练,有条不紊地裱糊着,干完活就收拾停当,把褥垫铺开,做完祈祷,然后安心躺下睡觉。看起来他过于注意品行端正,简直都有点迂腐了。很显然,像一切目光短浅的人一样,他认为自己非常聪明。我从第一天起就不喜欢他,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天,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最令我惊讶的是,像他这样一个人竟然没有在外面飞黄腾达,反而进了监狱。以后,我还要不止一次提到阿基姆·阿基梅奇。

现在我要把我们囚室的所有成员简要地描述一下。在这个囚室里,我还要度过很多个年头,因而这些人都是我将来的狱友和伙伴。读者们会理解,我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察他们的。我左边通铺上是一群来自高加索的山民,他们大部分是因为抢劫而被发配到这里,刑期长短不一。他们分别是:两个列茨金人,一个切禅人,还有三个达格斯坦地区的鞑靼人。那个切禅人性格忧郁,愁眉苦脸,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他总是皱着眉头,怀有敌意,面带阴沉而恶毒的冷笑望着周围的人。列茨金人中有一个已经是老头子了,他的鹰钩鼻又长又细,从面貌上看就是一个惯匪,然而另一个叫努拉的列茨金人从第一天起就给我留下了最愉快亲切的印象。这人年纪不大,身材适中,有着大力士般的体格。他金发碧眼,鼻头上翘,还有一副像是芬兰女人的面孔,他的两腿有些弯,这是过去常骑马的缘故。他遍身都是刺刀和子弹留下的伤痕。他在高加索属于一个同俄国人关系和睦的部族,但常常私自跑到敌对的山民那边,同他们一起袭击俄国人。监狱里的人都喜欢他,他总是那么愉快,对谁都和蔼,干活时毫无怨言,性格安静开朗,尽管他常常以愤怒的眼光看着囚犯生活中的那些卑鄙龌龊的行为,并且对一切偷盗、欺骗、酗酒以及不诚实的行为深恶痛绝,但他并不挑起争端,遇见不顺眼的事就拂袖而去。在服苦役期间,他从未偷过东西,从未干过坏事。他是个虔诚的教徒,做祈祷时格外庄重:到了伊斯兰教节日前的斋戒日,他像狂热者那样斋戒素食,整夜整夜祈祷。大家都喜欢他,相信他的诚实正直。“努拉是一头狮子,”囚犯们说,于是“狮子”就成了他的外号。他完全相信,刑满后,一定会让他返回高加索老家去,这是他唯一的希望。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希望,他会死去的。入狱后的第一天,我就特别注意到他。在其他苦役犯凶狠、阴郁而又狡诈的面孔当中,不能不注意到他那善良和蔼的脸。在我入狱后半个小时里,他就从我跟前走过,一面拍着我的肩膀,一面和善地望着我的眼睛微笑。起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俄语说得不好,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到我跟前,又是一边微笑一边友好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后来,又反反复复这样做,一直持续了三天。据我猜测,他这样是为了向我表示:他同情我,认为我受不了监狱里的艰苦生活,他愿意对我表示友好,使我振作起来,并要我相信他会保护我的。后来,我知道他的确是这么想的。善良而淳朴的努拉啊!

三个达格斯坦的鞑靼人是亲兄弟。其中两个已上了年纪,老三叫阿列伊,年纪不过二十一二岁,看相貌还要年轻些。他的铺位紧靠着我。他那漂亮、开朗、聪明又和善的面孔,一见面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十分高兴,命运让他而不是别人做了我的邻居。他的整个灵魂都表现在他那漂亮、甚至可以说是俊美出众的脸上。他的笑容是那么天真无邪,他的大眼睛那么柔和,我瞧着他时总感到格外轻松,似乎心头的愁苦也减轻了几分。我并不是在夸大其词。在家乡时,有一次他哥哥(他一共有五个哥哥,另外两个哥哥被送去工厂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吩咐他骑马挎刀跟他们一起上路。在山民家庭里,对长兄一般都是非常尊敬的,少年人非但不敢问,甚至也没有想究竟要去哪里。兄长们更是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他。他们是出去抢劫,埋伏在路边窥视一个富有的亚美尼亚商人,然后抢劫他。最终他们杀死了商人和护送的保镖,并劫走了货物。案子被破获了,他们六个人全部被逮捕、审讯、定罪,然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法庭对阿列伊开了点恩,判的刑期较短:四年苦役。他的兄长都很喜欢他,这与其说是手足之情,毋宁说是慈父之爱。在流放期间,他是他们的安慰,兄长们平时总是脸色阴沉,双眉紧锁,但只要一看见阿列伊,就都笑逐颜开。当他们跟他说话(他们很少跟他说话,好像都认为他还是个少年,跟他没什么好说的)时,他们那阴森的面孔便舒展开。每当这时我就猜想,他们准是在跟他谈什么有趣的事情,甚至是小孩的事,当他们听到他的回答时,总是彼此交换着眼色,露出和善的微笑。阿列伊自己却不敢先开口,因为他非常尊敬兄长。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少年在整个服役期间怎能保持他那颗温柔的心,怎能那样淳朴诚实,温情脉脉,那样讨人喜欢,而没有变得粗野放荡。然而,他的秉性确实是坚强而毫不动摇的,尽管从外表上看他很温柔。后来,我对他有了深刻的了解。他像贞洁的少女一样纯洁,监狱里任何一桩丑恶、无耻、肮脏或不公道的暴行,都会在他那美丽的眼睛里点燃愤怒的火焰,使他的眼睛变得更美。但是,他避免一切争吵和谩骂,虽然他并不是那种可以随便让人欺侮的人,他善于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没有跟任何人争吵过,因为大家都喜爱他。起先,他对我只不过是彬彬有礼。我渐渐开始跟他说话,几个月之后,他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可是他的两个哥哥在服役期间始终没有学会。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谦虚、对人客气又明理的少年。总之,我要预先说明,我认为阿列伊远非一个普通人,我常常回忆起和他见面时的情景,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邂逅之一。有些人的性格天生就是那么美好,仿佛上帝恩赐一般,你甚至不敢设想他们有朝一日会变坏。你任何时候对他们都尽可放心。我现在对阿列伊也是放心的。可现在他在哪儿呢?……

有一次,那是在我入狱很久以后,我正躺在通铺上想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平时总是忙碌而勤勉的阿列伊这一次却什么也没干,尽管离睡觉时间还早。当时他们正在过伊斯兰教的节日,因此都没去干活。他躺着,把双手垫在头下,也在想着什么。突然,他问我:

“你现在很痛苦吧?”

我好奇地回头瞧瞧他,我觉得阿列伊的这个直率而突然的问题颇有点奇怪,因为他对人一向很客气,思路细腻,心里充满智慧。但是当我仔细端详他时,在他脸上看出他正由于回忆往事而心痛忧郁。我立刻领悟到此刻他自己的心情正在痛苦煎熬着。我把我的猜测告诉了他,他叹了口气,微微一笑。我喜欢他的微笑,总是那么温柔亲切。当他微笑时,便会露出两排珍珠般的牙齿,世界第一美人也会羡慕他的皓齿。

“唉,阿列伊,你现在大概在回忆你们达格斯坦人是怎样度过这个节日,是吧?那边好吗?”

“是的,”他非常开心地说,双眼熠熠发光,“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事呢?”

“怎么会不知道呢!那边比这里好吧?”

“唉,你说这些干什么……”

“你们那边现在想必正是鲜花盛开,跟天堂一样!……”

“唉,唉,你最好别提了。”他十分激动。

“阿列伊,你听我说,你有妹妹吗?”

“有,你问这个干什么?”

“如果她长得也像你一样,她一定是个美人。”

“像我?她的确是个美人,全达格斯坦都没有比她更漂亮的女人了。唉,我的妹妹长得多好看啊!你恐怕还没有见过她那样漂亮的美人!我母亲也是个美人。”

“你妈妈爱你吗?”

“唉,你说的哪儿的话啊。她现在为了我大概都快伤心死了。她爱我胜过爱我妹妹,胜过爱所有人……我昨天晚上还梦见她,她为我哭啦。”

他不作声了,这天晚上他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但是从这以后,他便寻找一切机会跟我谈话,尽管出于对我的尊敬(我不知道这种尊敬从何而来),他从来都不首先跟我说话。但是当我跟他说话时,他总是十分高兴。我问他一些高加索的事情,问他过去的生活。他的兄长不阻止他跟我交谈,他们甚至为此感到高兴。他们看出来我越来越喜欢阿列伊,因而他们对我也亲切多了。

阿列伊在干活时帮我,在囚室里尽量照料我,看得出来,只要他为我做点什么事能让我感到轻松,或使我感到满意,他就十分高兴。但是,在他的这番心意里没有丝毫卑躬屈膝或贪图私利的成分,而完全是出于一种热烈的友谊,他已经不再对我掩饰这种情谊了。我顺便说一下,他还掌握了很多技能:他学会了缝衬衣,而且缝得很好,他会做靴子,后来还学会了一点木匠活。他的两个哥哥都称赞他,为他感到自豪。

“你听我说,阿列伊,”有一次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学着用俄语读写?要知道,这对你以后在西伯利亚生活可能会有用啊!”

“我很想学,可是跟谁学呢?”

“这儿会读会写的人还少吗?你愿意让我教你吗?”

“好,那就请你教我吧!”他甚至从铺上欠身起来,一边望着我,一边合起手来恳求我。

第二天晚上,我们便开始学起来。我有一本《新约》俄译本,这是监狱里不被禁止的书。没有字母表,就从这本书里学,几个星期以后,阿列伊便读得很好了。大约三个月后,他便完全读懂了这本书。他热心地学,很是入迷。

有一天,我们把登山训众 〔9〕 那一段读完了。我发现,他在朗读其中某些地方的时候仿佛带着特殊的感情。

我问他是否喜欢读过的段落。

他迅速瞧了我一眼,脸上泛起红晕。

“哦,是的!”他答道,“是的,耶稣是一位神圣的先知,耶稣说的都是上帝的话。他说得多好啊!”

“你最喜欢他的哪一句话?”

“我最喜欢他的这几句话:饶恕吧,爱吧,别欺侮人,敌人也要爱。哦,他说得多好啊!”

他转身面向正在听我们谈话的他的两位兄长,热情地跟他们说起话来。他们一本正经地说了很久,并且频频点头。然后他们带着一种庄重而宽厚的笑容,即典型的伊斯兰教徒的笑容(我十分喜欢这种笑容,特别喜欢这种笑容的庄重)转身对我说:耶稣是上帝的先知,而且创造了伟大的奇迹;他用泥做了一只鸟,吹口气,它就飞了……这也是他们的书上写的。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完全相信,他们赞美了耶稣,也使我得到了极大的快乐;阿列伊感到特别幸福,因为他的两个哥哥居然开恩想让我高兴一番。

练习书写也进行得很顺利。阿列伊弄来一些纸张(他不让我用我自己的钱给他买)和笔墨,不到两个月,他就能写一笔好字了。这甚至让他的两个哥哥也惊叹不已。他们感到万分高兴和骄傲,不知怎样感谢我才好。我们在一起干活时,他们都争先恐后帮助我,并认为这样做就是他们的幸福。至于阿列伊,那就更不用说了。他爱我,就像爱他的兄长们一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出狱时的情景。他把我拉到囚室后面,搂着我的脖子大哭起来。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吻过我,也没有掉过泪。“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太大了,”他说,“就连我父亲,我母亲,对待我也不像你这样周到:你让我懂得了该怎样做人;上帝会报答你的,我永远也忘不了你……”

如今,我那善良、可爱又可亲的阿列伊,你在哪儿啊,你在哪儿啊?……

在我们的囚室里,除了契尔克斯人以外,还有几个波兰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小家庭,几乎不同其他囚犯来往。我已经说过,由于他们自己的排外情绪和对俄国苦役犯的仇视,他们自己也遭到大家的憎恨。这是一些被折磨得成了病态的人。他们共有六人,其中几个受过教育,我以后还要专门详细地讲述他们。在我狱中生活的最后几年里,我曾向他们借过一些书。我看过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奇异的、特殊的印象。关于这些印象,我以后有机会还要专门讲。我觉得他们非常有趣;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是,对于某些事物如果不经过亲身体验,就不能妄下判断。我只说一点吧。精神上的贫乏比任何肉体上的痛苦都更让人难以忍受。一个普通老百姓入狱后,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同伴,甚至还可能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同伴。当然,他失掉了很多东西,比如故乡、家庭等等,但是,他的生活环境仍是相同的。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普通老百姓依法接受同样的刑罚,但前者失去的东西往往要比后者多得多。他必须克制自己的一切需求,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进入一个不会使他感到满意的环境,学会呼吸另一种空气……这等于把一条鱼从水里捞出来放在沙土上……所有的人都依法接受同样的刑罚,但对某些人来说却往往痛苦十倍。这是一条真理……即使我们所说的仅仅是一些不得不牺牲的物质方面的习惯。

但波兰人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整体。他们共有六个人,而且总是凑在一起。在我们囚室里的所有苦役犯中,他们只喜欢一个犹太人,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能使他们开心。不过就连其他囚犯也喜欢这个犹太人,尽管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嘲笑他。我们这里只有他一个犹太人,就是现在我一想起他来也忍不住要笑。每当我看见他时,我就不禁想起果戈理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的那个犹太人杨凯尔来,每当他脱下衣服和老婆走进一个大橱柜里过夜的时候,他立刻变得像是一只小雏鸡。我们这位犹太人伊赛·弗米契也活像是一只拔了毛的小鸡。他已经不年轻了,约有五十岁左右,身材矮小,体质孱弱,但很狡猾,同时又是个十足的蠢汉。他莽撞傲慢又胆小如鼠。他满脸皱纹,前额和两颊上全是受刑时留下的烙印。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他怎能受得住六十皮鞭。他是因为一起凶杀案入狱的,他秘藏着一个药方,那是他的一位犹太朋友在他受刑后立即从一个医生那里得来的。按照这个药方可以配制一种药膏,一擦上,两个星期内便可除掉烙印。在监狱里,他不敢用这种药膏,他打算等他服满十二年苦役出狱,成为一个自由人时,再使用这个药方。“不然,我就不能结婚了,”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一定要结婚。”我和他是好朋友。他总是兴高采烈,喜气盈盈。他在监狱里过得挺轻松:他学的手艺是首饰匠,因为城里没有首饰匠,所以他的活计总是做不完,这就使他避免了做苦工。自然,他同时又是个放高利贷的家伙,他向全狱放债、收存抵押品获取利息。他是在我之前入狱的,一个波兰人曾详细地向我讲述他入狱时的情景。这是一个荒谬可笑的故事,我以后还要讲的,我以后还要不止一次提到这个伊赛·弗米契。

除此以外,我们囚室里还有这么一些人:四个旧教徒,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饱读圣经的老年人,其中一个是来自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的老头子;还有两三个总是愁眉苦脸的小俄罗斯人;一个瘦脸尖鼻子的年轻苦役犯,约有二十三岁,他已经杀过八个人了;一批伪造货币的,其中一个家伙十分滑稽可笑,全囚室的人都拿他开心。最后还有几个悲观失望、愁眉苦脸的人。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去了半边,面貌丑陋不堪,个个沉默寡言,贪婪嫉妒,总是怀着仇恨的心理皱着眉头看着周围的一切,他们打算还要长期愁眉苦脸、沉默寡言和仇恨别人,直到服满苦役。在我入狱后的第一个抑郁的夜晚,这一切都只是在我面前一闪而过——在烟雾和污秽中,在谩骂声和下流的猥亵话中,在污浊的空气中,在叮当响的脚镣声中,在诅咒和无耻的大笑声中一闪而过。我躺在光光的通铺上,把自己的衣服垫在头下(我还没有枕头),把短皮袄盖在身上,久久不能入睡,尽管我已经被这第一天的许多骇人听闻而又出乎意料的印象折磨得精疲力竭,但是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前面还有许多我从未想到、也不曾预料的事情等待着我……

注释

〔1〕  穿绿街,旧俄军队中惩罚士兵的残酷刑罚。手持树条的士兵站成两行,裸体受刑者从中穿过,每个士兵必须用树条抽打受刑者,否则自己就要受罚。——译者注

〔2〕  在执行“穿绿街”刑罚时,有士兵在旁敲鼓。——译者注

〔3〕  旧俄货币单位,一个铜板。——译者注

〔4〕  当时的俄国,士兵的儿子一出生便记入服兵役的名册。——译者注

〔5〕  指契尔尼戈夫省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十八世纪,一些旧教徒不堪忍受沙皇迫害,纷纷从索日河上的维特克岛迁居此地。——译者注

〔6〕  东正教中保存一切旧的宗教仪式的教派。——译者注

〔7〕  命名日是和本人同名的圣徒纪念日,主要在一些天主教、东正教国家庆祝。——译者注

〔8〕  喀山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城市。俄语中的西罗特金这个姓氏是孤儿的派生词,发音相似,故把西罗特金叫“孤儿”。喀山的孤儿是对假装穷苦的人的讽刺。——译者注

〔9〕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译者注

Fyodor Dostoyevsky

The Grand Inquisitor

TRANSLATED BY DAVID MCDUFF







PENGUIN BOOKS—GREAT IDEAS

Note

'The Grand Inquisitor' is a 'poema' or narrative argument from Book Five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which considers the idea of freedom. In the preceding chapter, Ivan introduces it to his brother Aloysha:



'Listen Aloysha, don't laugh, but I once composed a poema-I did it about a year ago. If you're able to waste another ten minutes or so with me, would you let me tell you what it says?'

'You've written a poema?'

'Oh no, I didn't write it,' Ivan said, laughing, 'never in my life have I written down so much as two lines of verse. No, I dreamed this poema up and committed it to memory. I dreamed it up with passion. You shall be my first reader, or listener, rather,' Ivan said with an ironic smile. 'Shall I tell you what it says or not?'

By all means,' Aloysha managed to get out.

'My poema is entitled "The Grand Inquisitor", a preposterous thing, but I feel like telling it to you.'



In 'The House of the Dead' Dostoyevsky recreates the time he spent in a Siberian convict prison through his fictionalized narrator Alekzandr Petrovich Goryanchi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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