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在大都市里的荒唐语

啦!发兮咚呔——啦!发兮咚咚,

万岁!啦!发兮咚呔!

——贝朗热 〔1〕

在大城市中,有一种诙谐无处不在。对于那些富有同情心和包容心的人,这种诙谐是他们永不枯竭的消遣源泉。这些人高贵而优雅,但他们从不会嘲笑酗酒技工的谦卑灵魂或古怪行为,不会对肮脏的乞丐和恶作剧的顽童嗤之以鼻,也不会对充满大都市大街小巷的游手好闲者、粗鲁莽撞者和人云亦云者趾高气昂。有一种人,他走过了大都市,却发现诸多让人悲泣之事。对于这种人,或许,每一个角落都足以让他们心如刀绞。但是,让这些人带着悲伤独自前行吧——我们绝不会和他结伴。这些人挖出人类的苦难,只是为了表达他们对这些苦难的悲伤,而这对于减轻人类的痛苦毫无益处。这些哭泣的哲学家用心中的悲伤毁掉了他们的视力,人也在眼泪中变得无能。对于那些他们为之痛哭不已的罪恶,他们束手无策。于是,人们发现不流泪的人才是真正的慈善家。他就像一个杰出的医师,无论所面对的病例如何糟糕,他总可以做到带着微笑去乐观面对。

苦难已被无数次地挖掘,罪恶已经历了群情激愤,乌合之众的愚蠢也已被无数次地口诛笔伐。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写作不再为之“锦上添花”,至少在这一章不会。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信步穿过大城市中的人群聚集地,在其中寻求普通大众的乐趣,并且在经过的时候,记下穷人那些无伤大雅的愚蠢行为和奇思怪想。

在此,我们首先要讲的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总是会听到一个表达被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人群反复使用。重复这个表达的人总是喜形于色,听到的人总是忍俊不禁。你看不管是那蓬头垢面、老茧满手的男人,欢快的屠夫,流浪的孩童,淫荡的女人,赶出租马车的车夫,抑或是在街头的角落里游手好闲的懒虫,所有的人无不如此。这个表达总是具有一触即发的威力,只要有人说起,听者无不捧腹大笑。这个措辞适用于任何一种环境,它是可以回答所有问题的万能答案;简而言之,它是时下最受人欢迎的具有俚语性质的表达。在它如昙花一现般短暂的流行季节里,这个表达给贫穷卑微者,给收入微薄者的生活投了一缕欢乐的亮光,加了一丝嬉戏的乐趣,从而让他们找到了和他们身居高位的同胞一样开怀大笑的理由。

伦敦尤其盛产这种表达。不知在什么地方,一夜之间不期而至;也不知以何种方式,几小时内妇孺皆知。多年以前,人们最爱的一个表达是“阔斯”(虽然只是个单音节词,但它本身足以算作一个表达方式)。这个奇怪的词语在群众中的受欢迎程度无与伦比,迅即便获得了近乎无限的含义。当平民百姓要表达不相信的态度,并且同时想博人一笑时,这个流行的俚语是绝对的不二词选。当一个人被要求施与恩惠,又不打算给予的时候,他总可以大喊一声:“阔斯!”在这一声大喊中,他对请求者极端鲁莽行为的态度表露无遗。当一个喜爱恶作剧的顽童想激怒路人并取悦他的密友的时候,他会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脸,然后脱口而出:“阔斯!”对于他所期望的效果,这个“阔斯”没有一次不灵验。当一个辩手要表达对对手论点的真实性的怀疑时,当他要尽快摆脱他无法推翻的论点时,他选择“阔斯”,带着口不择言的神态,噘起他轻蔑的嘴唇,耸起他不耐烦的肩膀。这个万能的单音节词传达了他所有的意图。他不仅告诉对手他知道他撒谎了,而且,如果他认为人们会愚蠢到去相信他的地步的话,他就不折不扣的错了。每个酒馆里都回响着“阔斯”,每个街角都喧嚣着“阔斯”,几英里范围内的墙壁上无不涂鸦着“阔斯”。

但是,像世间万物一样,“阔斯”虽盛,却也只能盛极一时。它来得迅猛,去得突然,而且,再也没有享受人们曾经给它的溺爱和崇拜。新来者把它赶跑了,毫无争辩地代替了它的统治地位;而这个新来者也注定在独领一段风骚之后,被它的继任者抛下万人瞩目的宝座。

下一个接踵而至的流行语是:“多么糟糕透顶的帽子啊!”这个表达一流行开来,就有成千上万只看似漫无目的,实则敏锐异常的眼睛四处搜寻戴着旧帽子的过客,不管他帽子露旧的痕迹是多么微乎其微。顷刻间,一呼百应,震耳欲聋的噪音极具印第安人的尖叫特色。如若发现自己身处众人关注的中心,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以逆来顺受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尊严。如果对于投向自己帽子的责难表露出一点点的厌恶,那只能是加倍的自取其辱。这群乌合之众马上就会发现一个人是否易怒,而且,如果这个人和他们是一个阶层的,他们就会拿他取乐。在这个表达流行的日子里,如果这样的一个人,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走过人群拥挤的邻近社区,如果他的烦恼仅限于这些乌合之众的大呼小叫,他应该意识到他已经很幸运了。然而,事实是这顶倒霉催的帽子经常会被人从他的头顶上一把抓下来,被肆无忌惮的恶作剧者扔到排水沟中,然后,再拿起来,带着淤泥挂到一根棍子上。他们以此来取悦那些旁观者。这些看客们乐得笑弯了腰,在欢笑的间隙大声喊着:“噢!多么糟糕透顶的帽子啊!”“多么糟糕透顶的帽子啊!”有多少可怜的人为此变得紧张兮兮!因此,只要他们的钱包还可以节约出这部分开支,必会在陷入这种窘境之前为自己买顶新帽子。

这个独特的说辞在连续几个月的时间内为伦敦带来了欢乐。然而,和“阔斯”以及其他出身不明的习语不同,它的来历明明白白。南华克区曾经有一场竞争激烈的竞选,竞选人之一是一名著名的帽商。这位绅士为了拉选票,利用职业之便,以巧妙的方式来赢得选民的好感。这种方式就是贿赂选民,却让他们浑然不觉。每当他去拜访或碰见一个选民,而这个选民的帽子不是最好的材料,或者,虽然是最好的材料却早已不再流行时,他总是会不失时机地说:“你戴的帽子多么的糟糕透顶啊!给我的商店打电话,你会得到一顶崭新的帽子!”在竞选当天,这个场景被对手所利用并重演。在这位尊敬的候选人对着选民讲话的时候,他的对手煽动群众不断地大声叫喊:“多么糟糕透顶的帽子啊!”这个习语从南华克区传遍整个伦敦,并一度成为顶尖级的流行俚语。

曾一度备受宠爱的“钩子行者”起源于一个流行民谣的副歌。像“阔斯”一样,它也曾是回答所有问题的万能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仅仅第二个词为人们所专爱,并且这个词的第一个字的发音被特别的拉长,第二个字的音节则急转直下。如果一个可爱的女仆被一个她所不喜欢的人强吻,她一准儿会翘起她的小鼻子,叫道:“行者。”如果一个清洁工问他的朋友借一先令,而他的朋友不能或不愿借给他,他得到的答复极有可能是:“行者!”如果一个醉鬼在街上踉跄而行时,一个小男孩会去拽他的衣服后摆,或者有人会把他的帽子敲到他的眼上取笑他,而无论是哪种玩笑,必会伴着一声“行者!”两到三个月后,“行者”走出了历史舞台,而且,再也没有重新成为那代人或后来人的消遣用语。

下一个流行习语是最荒谬可笑的。谁发明了它?它是如何流行起来的?人们又是在哪里第一次听到了它?所有的这一切都无从得知。有关它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确定。但是,连续几个月,它一直是伦敦人心中首屈一指的流行语。从它身上,伦敦人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根据所指对象性别的不同,这句习语是:“她/他走时她/他的眼睛都出来了。”那段时间,这个习语在所有熟悉这个城市的人当中口口相传。事实是,这个无厘头的习语给粗俗之人带来了多少欢乐,就给清醒之人带来了多少困惑。智慧的人觉得它很愚蠢,而很多人觉得它很有趣。游手好闲者用粉笔把它写在墙上或者涂在纪念碑上以自娱自乐。但是,“所有的明亮都终将黯淡”,习语也毫不例外。人们终于厌倦了他们的嗜好,随之,“他走时眼睛都出来了”这句习语再也没有在它曾经盛极一时的流行地听到过。

紧随其后的习语很奇怪,流行空间也很有限。这个习语的形式是鲁莽而不得体的询问:“你妈把她的轧布机卖了吗?”然而,它的流行程度并不像以前的流行语那样给人带来喧闹的气氛和兴奋的心情,所以,它很快就失宠了。阻碍它流行程度和延续时间的原因是这个习语显然不能用在老人身上。自然而然,它的生涯匆匆结束,随即,被人们抛入遗忘的深渊。相比之下,它的继任者所享盛名要久得多。它的根基是那样的深厚,以至于无论岁月多么久远,时尚如何变迁都无法消除它的痕迹。这个习语是“烧起来啦!”直到今天,它仍是被广泛应用的口语表达。它源于改革暴动时期,那时,愤怒的人们把布里斯托尔烧了将近一半。据说火焰在这个完全陷入暴乱的城市里呼呼乱蹿。很难猜测这个习语的流行是因为它的几个词具有美妙的发音,还是因为包含了隽永的涵义。然而,无论原因是什么,事实是确定的,那就是它有力地刺激了大众的幻想,并在刺激中给了他们快感,并且把它之前的习语赶出了流行地带。走遍伦敦,人们听到的只有“烧起来啦!”它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解决了所有的争端,适用于所有人、所有事以及所有的场合。它突然间成为英语这个语言中最包罗万象的表达。一个人说话不得体,人们会说他“烧起来了”;一个人过分频繁地去杜松子酒馆,并因此堕落下去,人们也会说他“烧起来了”;让自己陷入深情无法自拔、在深夜出门寻欢、惊扰周围的人们并且制造骚乱,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当事者“烧起来了”。恋人争吵时“烧起来了”,街上两个恶棍的斗殴也是用的这个表达。那些煽动革命和动乱的传教士让英国像法国一样烧了起来。人们是如此钟爱这个表达,以至于人们重复它就是为了它的声音。很显然,听到他们的器官发出这个声音就足以让他们感到欣欣然。当没有人倾听并回应他们的呼声时,东区的劳工会用这个著名的、常常让西区的贵族感到震惊的习语回应他们。甚至在万物沉寂的深夜,那些值夜班的和无法入睡的人们也总能听到这个声音。蹒跚回家的醉鬼在打嗝儿的间隙叫一声“烧起来了”,以此表明他还属于人类,还是个公民。酒醉让他丧失了整理其他思想的能力,他的智商降到了畜生的水平,但是,他的这声呼喊让他抓住了他和人类的最后一丝联系。他只要能够大声喊出这个声音,他就有权利做英国人,他就不会像狗一样睡在排水沟里。他大喊大叫着继续前行,惊扰了安静的街道,惊醒了熟睡的人们,直到筋疲力尽一头栽倒在路上。这时,很及时地,他把警察绊倒了,这位平安的捍卫者把灯光照到他脸上,随后惊呼一声:“这儿有一个可怜的家伙烧起来了!”然后,有人抬来担架,将这位酩酊大醉者送到哨所,扔进一个肮脏的小屋。在那儿,一群和他一样喝得大醉的倒霉鬼用一个大声的、拉长音的“烧起来啦!”来欢迎他们这个新同志。

这个习语是这样的万能且貌似经久不衰,以至于一位并不了解俚语易逝特性的投机者以此习语为名创办了一个新闻周刊。然而,就像把房屋建在沙地上的那个人一样,他的地基最终还是坍塌了。那个习语和他所创办的报纸一起被冲进了历史的大海。人们最终厌倦了这个单调的“烧起来啦”,这个说法甚至在他们当中也成为粗俗之语。渐渐地,只有不谙世事的小男孩喜欢它,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被人们完全遗忘了。这个表达已经不是常用的习语,但仍旧用来指突发的火灾、骚乱或任何不幸之事。

下一个集万千宠爱的表达不太简洁,它起初的用途是指责早熟的年轻人。他们未成年,却又总是装出一副男子汉十足的气概来。“你妈知道你出来了吗?”是个让人发怒的质问。它用于质问那些吹牛离了谱的,在街上抽烟的,带着假胡子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年轻人。我们很是见过一些逞能的家伙,只要有女士从他们面前经过,他们必定直勾勾地一直把人家看到惊慌失措;但是,只要对他们一说这句话,他们就立马原形毕露,卑微之极。穿着礼拜服的学徒和伙计对这个习语深恶痛绝,每每听到,必会一脸愤怒。总体而言,这个习语应用的效果是好的,它无数次地告诉那些浮夸的年轻人,他们并非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优美、动人。然而,除了这个正面效果之外,这个表达所暗含的对对方自制能力的怀疑赋予了它挑衅的特性。一句“你妈知道你出来了吗?”的询问包含了假装的关心和担忧;言下之意便是这么年轻,对大城市这么没有经验的人竟然在没有父母的陪同下独自出来乱逛,实在令人遗憾和揪心。由此,那些即将成年又未成年的年轻人一旦成为被询问的对象,必会马上勃然大怒。甚至,年岁大一点的人也不喜欢这个习语。如果一个出租车车夫在不知道客人显赫身份的情况下,对一个公爵领地或勇士封号的继承人说了这句话,对方必会对这种公然的侮辱怒发冲冠,并一定会和这个胆大妄为的冒犯者对簿公堂。车夫解释说他本来是想跟这位老爷要双倍的钱,结果被拒,所以,他对之施以“你妈知道你出来了吗”的侮辱。迅即,在场的所有车夫都开始大呼小叫着“你妈知道你出来了吗”,然后,这位老爷只好在尽量不失尊严的前提下落荒而逃。公堂之上,车夫求情说他不知道他的客人是个老爷,然而,被冒犯的正义让他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了代价。

这个习语气数用尽之后,像它的先辈们一样销声匿迹了。随后,“你是谁?”代替了它的统治地位。这个新宠,像蘑菇,一夜之间即可破土而出,迅猛成长;又像齐普赛街上的青蛙,随一阵急雨从天而降。前一天,它还没有被听说、被得知,甚至被发明;后一天,它就已经弥漫了整个伦敦。每一条小路都回响着它,每一条大路上都有它的余音萦绕,



街头巷尾,四处传诵

这不变的呼喊。



这个习语的说法很迅捷,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的读音都以喷薄之势而出,中间一个词的读音轻如气息。像它所有可以被广泛应用的同仁一样,这个习语也可以用于几乎各种不同的场合。喜欢对平实的问题做出平实回答的人绝对不会喜欢它。傲慢无礼者用它去冒犯别人;无知者用它去遮掩自己的贫乏;恶作剧者用它来取笑。每一个进入酒吧间的新人都会被人毫不客气地问一句:“你是谁?”如果他呆头呆脑地抓耳挠腮,不知如何应答,人群里肯定会爆发一阵狂笑。面对这一问,再权威的辩论者也只能张口结舌,再无礼的傲慢也只能偃旗息鼓。在这个习语盛行之时,一个绅士感到有贼在掏他的衣兜,他突然转身,把那个人逮个现形,然后大呼一声:“你是谁?”周围的看客必定会随之欢呼,并且认为这是他们听到的最壮观的笑话了——堪称智慧的顶峰和幽默的精髓。另一个类似的场景给这个习语增添了额外的生机,在它即将淡出之时,为它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活力。这一幕发生在大不列颠王国的刑事大法庭上。一个犯人在接受公开审问,被控告之罪已被证实,他的律师不是为他做无罪辩护,而是请求法庭从轻发落,理由是他以前是个品端行正的好人。“那么你的证人们呢?”尊敬的主持法官问道。这时,旁听席中传来一个粗鲁的声音:“求你了,长官!我认识这个受审的犯人,他是有史以来最诚实的人了。”一时间,法庭上的官员们惊得目瞪口呆,那些陌生人压抑不住地咯咯直笑。这时,法官突然抬起头,冷静而威严地说:“你是谁?”整个法庭都被震惊了,咯咯窃笑变成了捧腹大笑,几分钟后才重新恢复安静和秩序。引领员平静情绪之后,开始寻找那个胆敢亵渎法庭的家伙,但是却无果而终。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见过他。一段时间之后,法庭又恢复了正常的审讯。紧接着受审的罪犯对自己的前景十分乐观,因为他得知那张代表正义的、庄严的嘴巴竟然能说出这么草根的习语,简直就是证明他曾亲身体验,并且很欣赏这个说法。他由此推断,这样的一个法官绝对不会过分得严厉。他的心和劳苦大众在一起,他理解他们的语言和做事的方式,所以,对于他们受到诱惑而犯罪这件事,必然能够尽可能的体谅。从后来的事实判断,无数的罪犯都这么想,最后,这个博学的法官突然间受到了大众的极度欢迎,他的智慧被人们到处传颂。就这样,“你是谁?”获得了新生,又接着被大众宠爱了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你认为两个前后相继的习语之间是没有休止符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模式,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些习语的兴起并非绵延不断的一条单线,而是在赢得大众青睐的途中,与歌曲平分秋色。情形如下:当人们沉浸在音乐之中时,习语再怎么高声呼喊,也只能是徒劳无益;而当人们心向习语时,音乐再甜美,他们也是充耳不闻。大约二十年前,整个伦敦回响着一首让所有人神魂颠倒的歌曲。男孩儿、女孩儿、年轻男人、老男人、少女、少妇再加寡妇,所有的人都步调一致地喜欢起了音乐。人们对于歌唱的狂热无与伦比,然而,糟糕的是,就像传奇小说《修道院》(The Monastery)中的好神父菲利普一样,他们的曲调绝对得一成不变。整个城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整齐划一地唱着:“樱桃熟了!”“樱桃熟了!”每一个歌唱的声音都是那样的不协调,每一把小提琴的演奏都让人疯狂,每一个笛子的演奏都让人崩溃,每一个管乐的演奏都犹如病态的喘息,街道上所有的乐器都在演奏这同样的旋律。最后,那些努力勤学的人和偏爱安静的人不得不绝望地堵上耳朵,甚至,跑到数英里之外的田野里或树林里去寻找安静。这个瘟疫式无处不在又折磨人的歌曲存在了一年,直到樱桃这个词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人们厌恶的对象。最终,激情消减了,钟爱的浪潮又朝着新的方向前进。下一个宠儿是一首歌还是一个俚语,现在确定还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马上,人们又开始对一个戏剧的主题开始痴迷,无论你走到哪儿,总能听到“汤姆和杰米”。仅仅以言语的形式来取悦大众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所以,在后来的消遣中,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实际的行动。城里每一个青年的心中都充斥着要脱颖而出的强烈愿望,而实现这个愿望的方式真是多种多样。他们会选择打倒“查理一家”,整夜被关在拘留所里,在淫荡的女人中间起哄,或者和一群粗鄙的人同被关在圣吉斯大教堂的地穴里。那些小男孩模仿这些年轻人的行动,并且企图在类似的事情上和他们一比高低。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这个毫无价值的激情像其他的愚蠢行为一样,走到它生命的尽头。整个城市又开始沉醉于下一个流行时尚。紧接着,把拇指尖放到鼻子尖上,并且在空中迅速转动四个手指成为回答所有问题的方式。在粗俗之人中,这种方式被认为是顶级智慧的象征。如果一个人想侮辱或者激怒另外一个人,他只需使用这个神秘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手势,即可达到目的。在每一个有人群聚集的街角,如果一个过路者觉得好奇要停下来观察他们的行动,两分钟之内,他必定可以看到其中有人把手指放到他们的鼻子上,以此来表示他们对这个观察者的怀疑、吃惊、拒绝,或者嘲笑。今天,人们仍能看到这个荒谬习俗的遗留痕迹,但是,不同的是,现在它被认为是低级的行为,甚至在粗俗人群中也不例外。

大约十六年之前,伦敦城又毫无道理地迷上了音乐。大众在高声赞扬“海洋,海洋!”的歌声里,喊哑了嗓子。如果一个不知情的陌生人(而且是个哲学家的陌生人)步行穿过伦敦时听到了这个在全城传唱的歌谣,他一定会建立一个有趣的理论,来阐述英国人对海的喜爱和我们众所周知的海洋霸权地位之间的关系。他可能会说,“毫无疑问,这个民族在海洋方面不可战胜。他们对海洋的热爱渗入了他们的日常思维:他们甚至在市场这种地方赞美海洋,他们的路边歌手通过歌颂海洋来祈求施舍;身份不分贵贱,年龄不分长幼,性别不分男女,所有的人都在歌颂‘啊!海洋!’”在这个热爱战争的民族歌谣里,爱情不是钟爱的主题——酒神巴斯(Bacchus)不是他们的神;他们的思维模式严厉而冷峻,他们只想着“海洋,海洋!”,以及征服海洋的方式。

如果耳朵是这个哲学家判断事物的唯一依据的话,毫无疑问,这些歌声会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唉!那些日子里,那些真正懂得欣赏音乐的高雅的耳朵们啊!当不和谐的旋律演奏起这个让人震惊的圣歌,当成千上万个不同的曲调随声附和,他们在无处可逃的处境中忍受了多么巨大的折磨啊!萨伏伊的流浪歌手听到了这个旋律,开始在伦敦幽静的长街上大声歌唱,直到最深、最偏僻处的屋子里都回响着他的声音。那些优雅之人不得不忍受着魔鬼般的长嚎,这首歌持续了六个月之久。他们疲惫而绝望,甚至在陆地上开始有海里晕船的感觉。

几首其他歌曲在随后的不同时期相继盛行,但是,除了“都围着我的帽子”这首歌外,其他几首都没有获得特别的宠爱,直到一个美国男演员引入了一首名字叫作“黑人,杰姆·克劳”的低俗歌曲。歌手穿着很应景的服装,摆着奇怪的手势,而且每当歌曲结束的时候总会突然旋转他的身体。这种风格迅疾抓住了全城人的口味,结果,那些老人们的耳朵不得不连续几个月忍受这首毫无意义的歌谣所带来的惊吓:



转啊,摇啊,

就这么做吧——

转啊,摇啊,

跳吧,黑人,杰姆·克劳!



街头的流浪歌手为了增加歌曲的效果,涂黑了他们的脸庞;那些失去父亲的,不得不在偷盗和吟唱这两种谋生方式之间做出选择的流浪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这个方式看起来似乎更能赚钱,当然,前提是公众的口味保持这个风格不变。在任何大街的夜市上,都可以看到这首歌的伴舞,把粗野笨拙演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这首歌的声音,刺透人流的喧嚣,高高飘在空中。在这首打油诗的流行时期,那个安静的旁观者,



坐在公路旁

身上布满夏日的灰尘,看着人流

匆忙地流动

众人犹如黄昏光线下的蠓虫儿



此时此刻的他,可能会像雪莱一样高呼:



成千上万的人在狂歌乱舞

如痴如醉



那个曾经自言自语英国人的国民性格,并且认为这个民族对海洋歌曲情有独钟的哲学理论家会对这种现象作何感想呢?如果再次造访伦敦,他一定会得出另一个貌似真实的理论来说明我们对废除奴隶制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仁慈的民众啊!”他一定会说,“你们的同情心是多么无限啊!你们不幸的非洲同胞们,他们只是在肤色上和你们不同,但对你们是多么友好啊。你们也毫不吝惜你们为他们贡献的两千万,你们想永远纪念他们。杰姆·克劳是那个受伤害民族的代表,也是你们这个民族的大众偶像!看他们如何赞扬他!——他们如何模仿他的特色!——他们如何在闲暇和放松的时刻重复他的名字!他们甚至把他的形象雕刻出来,用以装饰他们的壁炉!他的事业和他的苦难永远不会被忘记!噢,博爱的英格兰啊!——噢,文化的先锋!”

这些就是伦敦民众的特色,此时此刻,没有动乱、杀戮、谋杀、麻烦来打乱他们平静的思绪。这些就是普通民众的奇思怪想——这些毫无恶意的愚蠢行为无形中减轻了生存的压力。对于那些智者,虽然,他们会有点嘲笑这些愚蠢的言行,但是绝对不会毫无同情心。他们一定会说:“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尽情享受那些俚语式的表达和歌谣吧;如果他们无法幸福,至少,让他们快乐吧。”对于英国人,就像对贝朗热歌中所唱到的法国人一样,在小小的一首歌中蕴含着一些安慰。我们和他一样,共同拥有:



那些忧郁的人们啊,

能够给予他们快乐的,

恰恰是这些没有意义的话语!

啊,他们渡过忧伤之河的渡口啊!

就在这些没有意义的表达里。

注释

〔1〕 贝朗热(Pierre-Jean de Bèranger),法国抒情诗人。原文:La faridondaine-la faridondon, Vive la faridondaine! 法国民谣中的句子,没有实际含义,仅为凑足韵律。——译者注

南海泡沫危机

最后,腐败,犹如洪水,

铺天盖地、淹没一切,而,贪婪

于不知不觉中,蔓延、伸展,

像低空的雾,遮光蔽日。

政客和爱国者一起孜孜不倦地炒着股票,

贵妇和男仆在交易所里齐头并肩;

法官做着经纪人,主教侵吞民脂民膏,

位高权重的公爵耍尽手段,

却只为,蝇头小利:

整个不列颠陷入了利欲熏心的魔咒里。

——蒲 伯

南海公司由声望很高的牛津伯爵哈利(Harley, Earl of Oxford)创建于1711年,其目的是恢复辉格党下台以来一直境遇不佳的政府声誉,清偿国家流动债务中高达一千万英镑的海陆军的信用债券及其他债券。这个由商人创建的、在那个时候尚未命名的公司主动承担了政府的这些债务。政府保证在一个时期内向他们提供百分之六的年利率。按此利率计算,政府每年须向他们支付高达六十万的利息,为此,政府永久性免收他们所进口的葡萄酒、醋、印度商品、丝织品、烟草、鲸鱼鳍,以及其他一些商品的关税。同时,他们还获得了南海地区的贸易垄断权,从此,通过国会法案组建的这个公司就以“南海”闻名于世了。伯爵大人因为在事务办理中的贡献而赢得了很高的荣誉,而这项计划总是被那些阿谀奉承者称为“牛津伯爵的杰作”。

即便是在公司建立的早期,公司和公众就对南美西岸的巨大财富形成了极具梦幻色彩的想象。每个人都听说过秘鲁和墨西哥的金矿、银矿;每个人都认为那里的矿藏取之不尽;只要把英国的产品运到那里的海岸,当地居民就会拿上百倍的金锭、银锭来给予回报。有一则消息被人孜孜不倦地传播着:西班牙将让出智利和秘鲁海岸上的四个港口,以便为英国的船只提供交通便利。这则消息大大增强了公众对于南海公司的信心,连续好几年,它的股票炙手可热。

但是,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从来没有打算让英国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港口享受自由贸易。双方曾经着手谈判,但谈判的结果只是签订奴隶贸易特许条约。条约允许英国垄断美洲西班牙属殖民地的奴隶贸易三十年;同时,允许英国每年有一艘商船和墨西哥、西班牙及秘鲁进行贸易,商船的吨位和货物价值都有严格的限定。后一个条款的实现须满足一条刚性条件,那就是西班牙国王享有四分之一的利润,同时,对于剩下四分之三的利润收取百分之五的所得税。这个结果让牛津伯爵和他的政党大失所望,这让他们想起“大山临盆,老鼠出世” 〔1〕 的故事,现实和希望的巨大落差让他们心灰意冷。但是,公众对南海公司的信心并未动摇。牛津伯爵随后宣布,除合约中规定的每年一艘的船舶外,西班牙允许第一年再加两艘商船;同时,还印发了沿途海岸所有港口的名单,并且高调宣布这些港口统统对大不列颠开放贸易。实际上,合约中规定的每年一次的商船直到1717年才进行第一次航行,而第二年的航行就因为和西班牙交恶而取消了。

国王在1717年议会的开幕式演讲中很明显地暗示了让人担忧的政府信用状态,并且提议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减少国债。南海公司和英国银行这两个金融巨头紧接着在5月20号就对议会提出了建议。南海公司保证他们换购国债的股本可以通过认购或其他方式由一千万增加到一千二百万;而且,他们同意将年利率由百分之六降到百分之五。英国银行给出的有利条件也相当诱人。众议院争论了一段时间之后,出台了三个法案,分别是《南海公司法案》、《英国银行法案》和《通用基金法案》。在第一个法案中,议会接受了南海公司的提议,而公司也准备好预付增加的两百万英镑以清偿安妮女王(Queen Anne)就任第九年和第十年所发行的四个奖券基金的本息。通过第二法案,英国银行同意降低政府欠它的1,775,027英镑15先令的利息;同意取消多达两百万英镑的国库券;同意政府按百分之五的利率,每年向他们支付十万英镑的年金。同时,在一年期内,这些债券可由政府赎回。除此之外,政府还要求他们在急需的情况下以百分之五的利率预付不超过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债券,债券可由议会赎回。《通用基金法案》列举了几点缺陷,这些缺陷由前述的资源来完善。

南海公司的名字就是这样不断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虽然,他们和南美国家的贸易几乎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提高他们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一个金融公司继续蓬勃发展。公众对于公司股票的需求空前高涨。董事们受这种胜利景象的鼓舞,甚至开始考虑扩大他们影响的新方式。约翰·劳(John Law)那个曾经让法国人神魂颠倒的密西西比计划给了他们灵感,他们认为在英国也可以玩同样的把戏。他们预料到约翰·劳必定失败的结局,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认为自己的计划足够聪明,可以避免约翰的错误,永远进行下去,把信用的弦拉到极限,而且这根弦绝不会突然崩断。

约翰·劳的计划获得了大众极度的欢迎,成千上万的人蜂拥到甘康普瓦大街上,用狂热亲手将自己毁灭。恰在此时,南海公司向议会提出他们著名的清偿国债的计划。在欧洲两个最著名的国家,人们想象着无尽的财富在他们迷醉的眼前漂来浮去。英国人的挥霍事业开始的要比法国人晚,但是这种狂热一旦抓住了他们,就注定其程度的不可超越。1720年1月22日,下议院转组为全院委员会来讨论国王在议会开幕式上涉及国债的演讲,以及南海公司有关偿还国债的提议。提议由几个董事制定,详细地阐述了有关国债的计划。根据提议,公司愿意以每年百分之五的利率承担30,981,712英镑的国债直到1727年。1727年之后,国债可由立法机构根据自己的意愿择时赎回,并且利率降到百分之四。这个提议很受欢迎;但是,英国银行在众议院中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希望这个公司也可以在这些有可能产生的利益中分一杯羹。这些朋友代表这个公司,做了如下陈述:英国银行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曾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所以,如果这种性质的政府交易可以带来利益的话,他们至少应该比一个对国家无所作为的公司首先受到青睐。对于事态的进一步考虑因此推迟了五天。同时,银行的管理层起草了一份计划。因为害怕英国银行会给政府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南海公司重新考虑了他们之前的提议,对它做了一些修改,并希望修改后的提议更容易让政府接受。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政府可以在四年后赎回债券,而非刚开始提出的七年。在这场非凡的竞拍中,银行也不甘服输,管理层又重新考虑了他们最初的提议并提交了更新版本。

这样,在每个公司提交了两份提议后,议院开始仔细考虑。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是英国银行的主要拥护者,而财政大臣艾斯拉比(Aislabie)极力支持南海公司。2月2日,经讨论决定,后者的提议对国家更有利。南海公司的提议被通过了,同时,根据他们的提议,追加了相关法案。

交易所里热情高涨。公司的股票前一天还是一百三十英镑,今天已稳步升到三百英镑,然后在所追加法案的讨论期,以惊人的速度一路飙升。沃波尔先生是议院中唯一大胆持反对意见的政府官员。他以极其严肃和富有说服力的语言警告他们可能随之而来的犯罪。他说,这个计划纵容了“股票行业的危险操作,它让国家精英不再专心从事贸易和工业。它抛出了一个危险的诱饵,让毫无警戒心的人们用他们的劳动所得去换取想象中的财富,从而引诱他们走向毁灭。这个计划的主旨是无与伦比的罪恶。它通过唤起民众对财富的迷恋心理,以及根本没有足够的本金来保证的红利来人为地增加股票的面值”。他预言:如果计划成功了,公司董事将成为政府的主人,在王国形成全新的贵族统治,并控制立法机构。如果正如他所确信的那样,这个计划失败了,它将在全体民众中产生不满,并给整个国家带来伤害。这是所有人的一场幻梦。当厄运如期而至,人们终将如大梦初醒,不禁自问这一切是否是真的。他为这件事所费的口舌都是徒劳的。他被看成是虚伪的预言家,甚至被比喻成声音嘶哑难听的乌鸦,象征恶兆的嘎嘎叫声让人讨厌。而他的朋友却把他比作希腊神话中的凶事预言家卡珊德拉 〔2〕 :只有当不幸登门造访,在人们的家里和他们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们才会相信他的预言。虽然议院对他的一字一句都曾洗耳恭听,但是,当议员得知他要谈论南海公司的问题时,立即人去席空。

这个法案在下议院经历了两个月的讨论期。在此期间,公司董事和他们的朋友们,尤其是董事会主席,著名的约翰·布朗特(John Blunt)爵士都不遗余力地想方设法提升股票价格。有关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签订一系列协议的荒谬流言史无前例地四处流传:西班牙赋予英国它所有殖民地的自由贸易权,波托西一拉一巴兹丰富的银矿将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英国,直到英国的银矿和铁一样丰富。墨西哥的居民将为我们倾空他们的金矿,因为我们将为他们提供丰富的棉花和羊毛产品。和南太平洋各国做生意的这个商人公司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公司,而对于它的股票持有人来说,他们所投资的每一百英镑,每年都可以为他们带来几百甚至上千的利润。最后,股票的价格通过这种方式升到了近四百英镑,波动了一段时间之后,稳定在三百三十英镑,直到法案在众议院以一百七十二票赞成五十五票反对的比例通过。

法案在上议院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通过了评审的各个阶段:4月4日第一次宣读,5日第二次宣读,6日交付委员会,7日第三次宣读并通过。

在上议院的讨论中,几位议员强烈反对这个计划,但是人们对他们的警告置若罔闻。一种对投机的狂热迷住了众多议员和普通民众的心。诺斯(North)勋爵和格雷(Grey)说,这个计划旨在劫贫济富,在性质上是不公平的,必然会导致致命的后果。沃顿(Wharton)公爵随后也发了言;但是,因为他只不过是口若悬河地二手兜售沃波尔在下议院提出的观点,他所得到的关注还不及诺斯勋爵和格雷得到的多。考珀(Cowper)伯爵也持同样的立场,他把这个法案比作围攻特洛伊时那匹举世闻名的马。就像那匹马一样,人们欢呼雀跃着以无比华丽的场面迎接它,但是,它所带来的却只有背叛和毁灭。桑德兰(Sunderland)伯爵努力回应所有的异议;问题一经提出,只有十七名议员持反对意见,八十三名完全赞成这个计划。就在这个计划在上议院通过的当天,它获得了皇室的同意,成为这个岛国的法律。

顷刻间,全民都成为了股票经纪人。股票交易所天天人满为患,康希尔也被数不清的马车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来购买股票。“每个傻瓜都梦想升级为流氓。”这是当时出版的一个民谣的歌词,在大街小巷里到处传唱:



明星和嘉德勋位获得者

混迹于乌合之众;

他们疯狂地买卖着股票,

还对犹太人和异族人的争吵

喜闻乐道。

最高贵的贵妇也闻风而来,

不辞辛苦,天天马车里奔忙,

或者忍痛割爱,把珠宝典当,

原来是为购得股票才这般疯狂。



社会各阶层在对赚钱近乎病态的渴望中备受煎熬。在南海公司内部,发财的欲望同样的不可遏制。一系列史上最令人眼花缭乱的阴谋诡计在南海公司一一出炉了。股市行情表被迅速地填满,一笔笔交易在不断地进行;与此同时,南海公司不择手段地哄抬这些股票的市场价格。

与众人的期望背道而驰,在法案获得皇室的同意后,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下跌。4月7日的报价是三百一十英镑,第二天就降到了两百九十英镑。董事们已经尝到他们计划的甜头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坐视股票降到它真实的水平而无动于衷。顷刻间,他们的使者们开始奔忙。每一个希望计划成功的人都在他的周围召集一群听众,对他们详细讲述南美各海洋国的丰富宝藏。股票交易所里挤满了侧耳倾听的人们。一个谎言,仅仅是因为它以极度自信的方式被讲述出来,便对股票市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据说斯坦霍普(Stanhope)伯爵在法国已经收到了西班牙政府的提议,提议的内容是:为了扩张英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并保证其安全,西班牙政府愿意用直布罗陀海峡和马翁港来交换秘鲁海岸的一些地方。一年只能有一艘贸易船只到那些港口,并允许西班牙国王抽取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五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南海公司可以随心所欲地造船、租船,而且无需向任何外国君主交付任何比例的利润。“人们幻想着元宝在眼前飞舞”,股市一路攀升。4月12日,在上议院通过此法案的第五天,公司管理层以百分之三百的溢价发行了一百万新股,每股面值一百英镑,售价三百英镑。社会各阶层人士蜂拥而至,以至于第一次的股票认购数量就达二百多万原始股。对于每股面值为一百英镑的原始股,他们可以分五次付款,每次六十英镑。几天之内,股票又飙升到三百四十英镑,认购股票以两倍于认购价的价格售出。为了进一步提升股票的价格,董事常设会议于4月21日宣布,凡认购仲夏季节发行股票的股民,均可享受百分之十的红利。这些决议达到了预设的目的,随后,为进一步提高有钱人购买股票的欲望,公司管理层决定以百分之四百的溢价再发行一百万股。每一个阶层的人们对这笔资金是如此的热望,以至于以上述价格几小时内一百五十多万股就被认购一空。

同时,数不清的股份公司在各地纷纷成立。这些公司迅即获得了“泡沫”的称号,这是人类想象力在它所能及的范围内找到的最合适的词语了。公众总是对使用绰号情有独钟。没有哪个词能比“泡沫”更适合了。有些公司持续了一周,有些两周,然后就音信全无了;而其他的甚至连这个时间长度也持续不了。每天晚上都有新的计划,每天早上都有新的项目。对于利润的狂热追求,贵族的最高层丝毫不亚于康希尔最单调乏味的股票经纪人。威尔士的王子成了一个公司的管理者,并且,据说他通过投机买卖净赚四万英镑。布里奇沃特公爵开启了一个改善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项目,尚多斯公爵开办了另一个项目。大约有一百个不同的项目,一个比一个夸张,一个比一个具有欺骗性。用官方的语言说,这些项目“由狡猾的流氓开办并推销,由贪婪而愚蠢的乌合之众追捧,最终的结果只是证明它们看起来正如它们那个粗俗的称谓所表示的那样——泡沫和欺骗”。据计算,在这些不正当的操作中,有一百五十万英镑被赚取和亏损;一群傻瓜变得一贫如洗,一群流氓变得腰缠万贯。

这些计划中有一些看起来似乎还是可行的。如果人们是在头脑没有发热的情况下进行这些计划,或许参与的各方都会有收益。但是,这些计划设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增加市场上的股票。这些公司的发起人运用第一次发迹的机会将股票一卖而空;然后,第二天,计划迅即结束。梅特兰(Maitland)在他的《伦敦史》(History of London)中很严肃地告诉我们,一个受到极大鼓励的计划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用木屑做廉价木板”的公司。这无疑是一个笑话;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许许多多的、一点都不合理的计划,昙花一现般消失了,并且在它们消失之前毁掉了成百上千的人。在众多的计划当中,有一个是生产永动轮的——资本金为一百万;另一个是“鼓励在英国喂马,改善教会或教堂的土地,修缮并重建牧师住所”。本来应该对后者感兴趣的牧师却对前者青睐有加。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只能是:这个计划是由曾经在英国很常见的一群热衷于猎狐的教区牧师设计的。这个公司的股票很快就被认购了。在所有开设的公司中,最荒谬的、最可笑的、最能将人们的极度疯狂暴露无遗的是一个由一位不知名的冒险者开办的,名为“进行获取暴利事业的公司,但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如果不是有许多目击者确实可靠的陈述,很难有人相信竟然会有人被这样的项目欺骗。这位大胆而成功地利用了公众易骗性的天才只是在他的创办计划书中说所需本金是五十万英镑;为此,他们发行五千股面值一百英镑的股票,每份股票的保证金是两英镑,每一个认购者在付保证金之后,每年每股可获得一百英镑的利润。这笔巨大的利润是如何获得的,那时,他没有屈尊告诉公众;但是他许诺说,一个月以后将披露所有的细节,并且要求补交未支付的九十八英镑。第二天一早九点钟,这位天才在康希尔开设了办公室。成群的人围在他的门口,下午三点打烊的时候,他发现有三千多股票被认购,而且保证金已付。这样,在五小时内,他赚了两千英镑。他对自己的冒险事业十分满意,并且,很明智地当天晚上就去了欧洲。从此,杳无音信。

斯威夫特(Swift)把股票交易所比作南太平洋里的一个海湾,他高呼道:



认购者成千上万地漂浮在这里

你推我挤

每个人都奋力划着漏船

他们来钓金子,结果却被淹死



一会儿,被深深地淹在下面,

一会儿,又冲上云霄,

他们来来回回,步履蹒跚,

几乎丧失了理智,就像醉鬼一样



同时,在加罗伟的悬崖峭壁上,安然地,

躺着一个以遇难船只为生的野蛮民族,

他们等待着,破漏的小船来临,

等待着,掠夺死难者的财物。



另一个成功的骗局是一种叫作“环球许可证”的东西。这些许可证只不过是方形的扑克牌,牌上有蜡质的印章,印章上刻有位于纽约交易所附近的环球酒馆的符号以及“帆布许可证”这几个文字。许可证的拥有者仅仅是享有未来某个时刻认购一个新的帆布工厂股票的权利。有关工厂的创办者,当时只知道是个很有钱的人;但是,后来这个人卷入了南海公司董事贪污和被罚的案件。就是这些许可证竟然在交易所售得六十基尼 〔3〕

人们陷在这些泡沫里四处奔忙,不分贵贱,无论男女。先生们走进酒馆和咖啡馆约见他们的股票经纪人;女士们为了同样的目的穿梭于各个帽子店和杂货商店。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都相信他们认购股票的项目的可行性;他们的目的就是声明他们的股票可以通过股票经营的艺术增值,然后,再把这些股票以最快的速度卖给那些真正轻信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个目的就足够了。股票交易所里的人群是如此混乱,以至于同一个泡沫公司的股票在同一时间,在交易所一端的售价比另一端要高百分之十。理智的人们悲悯而惊恐地看着人们这种非同寻常的迷恋。议会内外都曾有人清晰地预言迫在眉睫的毁灭。沃波尔先生一直没有停止他悲观的预言。他的担忧为少数几个还能理智思考的人所共有,而且,这份担忧深刻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在6月11日议会休会之日,国王发布公告,宣布所有这些不合法公司都严重妨害了公众利益,所以,应对其提起公诉;同时,禁止任何股票经纪人从这些公司再买卖股票,否则罚款五百英镑。但是,那些无耻的投机者无视公告的颁布,一如既往地进行他们的罪恶活动,那些被蒙蔽的人们也依旧在推波助澜。7月12号,聚集在枢密院的上议院法官们发布了一条命令,命令拒绝所有专利和特许权的申请,并解散所有的泡沫公司。法官命令的副本包括了所有这些不法公司的名单。在人人都着迷股票的今天,这个命令也不是毫无趣味的:



1720年7月12日,在白厅会议室里,

与会的上议院大法官,及诸位阁下,提出。



与会的诸位阁下及上议院大法官对这些公司给公众带来的诸多麻烦进行了仔细的考量。这些公司为了不同的目的,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为了让公众和他们并肩作战,他们向公众保证他们对专利和特许权的申请肯定能获得批准;国王的臣民们就是被这种虚假的保证所骗,而后和他们的金钱诀别。为了阻止这种欺骗行动,诸位阁下命令把提到的几份申请,以及申请之后商业局和国王的律师及副检察长的报告,一同放到他们面前进行讨论。经过深思熟虑,根据国王枢密院的建议,诸位阁下决定拒绝所有提到的申请,这些申请具体如下:



1.几个人的申请:以“大不列颠宏大渔业”的名义申请进行渔业贸易的专利特许证。

2.“英格兰皇家渔业公司的申请”:申请有利于进一步发展所谓渔业的权利的专利特许证。

3.乔治·詹姆斯的申请,代表他自己及其他涉猎渔业的不同名流:申请能够让他们组成公司,同时进行贸易的专利特许证。

4.几名商人及几名在那签署名字的人的申请:申请为了恢复并发展格陵兰岛及其他地方的鲸鱼业而成立公司。

5.约翰·兰伯特及其他几位到场签名的人士的申请,代表他们自己及其他为数不少的商人:申请为了发展格陵兰岛贸易,尤其发展戴维斯海峡的鲸鱼业,成立公司。

6.另外一个有关格陵兰贸易的申请。

7.几位商人、绅士和市民的申请:申请为购买用于出租或货运的轮船而成立公司。

8.塞缪尔·安特里姆和其他几人的申请:申请种植大麻和亚麻的专利特许证。

9.几位商人、轮船主、航海者,及帆布制造商的申请:申请成立公司的特许权,以便让他们能够以股份制的形式继续发展和提高上述制造业。

10.托马斯·柏一德、几百位商人、轮船主、航海者、编制商,及其他商业人员的申请:申请成立公司的特许权,特许他们为了生产帆布、优质荷兰亚麻布以及购地进行筹资。

11.对已故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所批准的特权有兴趣的几位人士的申请:为了制造亚麻布和帆布,政府不得给予任何人——无论身份和地位——特许权,保证现在拥有特权的人的权利,而且还应再赋予他们棉以及棉丝制品的生产权。

12.几位市民、商人、伦敦经商者,以及英国股票的认购者和其他一些人的申请:为了避免在英国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火灾,申请成立公司。

13.伦敦及大不列颠其他地方的几位对国王忠心耿耿的臣民的申请:为避免在英国国内因火灾而造成的损失,申请成立公司。

14.托马斯·伯吉斯,国王的臣民,代表他们自己以及其他认购一百二十万英镑基金的人们的申请:为了开展国王在他的德国领土上的贸易,以哈尔伯公司的名义申请成立公司。

15.一个木材经销商,爱德华·琼斯代表他自己及其他人的申请:申请为了从德国进口木材而组建公司。

16.几个伦敦商人的申请:为开展盐业,申请公司经营特许权。

17.兼做商人的伦敦麦克菲迪斯上尉,代表他自己以及几位商人、呢绒商、帽商、染布商的申请:申请公司经营特许权,以便让他们能够募集足够的钱买地,种植一种叫作茜草的植物,供染布商使用。

18.伦敦鼻烟制造商约瑟夫·加仑多的申请:为他所发明的如何在弗吉尼亚以及在国王的领土上,让弗吉尼亚烟草变得适合制成鼻烟的方法申请专利。



泡沫名单

在同一条法令中,下面的泡沫公司被宣布为非法并予以取缔:

1.瑞典铁进口公司。

2.为伦敦提供海运煤炭的公司。资本金:三百万。

3.在全英国新建以及重修房屋公司。资本金:三百万。

4.棉布制作公司。

5.发展并提高英国铝制品公司。

6.开发布兰科和萨尔·塔哥塔斯岛定居点的公司。

7.给迪尔镇提供淡水资源的公司。

8.进口弗兰德斯花边的公司。

9.改善大不列颠土地状况的公司。资本金:四百万。

10.鼓励在英国养马、改善教堂和教会土地质量、新建以及重修牧师住宅公司。

11.大不列颠钢铁制造公司。

12.改善弗林特郡土地状况公司。资本金:一百万。

13.购买土地用来建造房屋的公司。资本金:二百万。

14.毛发贸易公司。

15.在霍利岛建立盐制品公司。资本金:二百万。

16.房地产买卖,以及按揭贷款公司。

17.进行一项十分盈利的事业,但没人知道是什么的公司。

18.铺设伦敦街道公司。资本金:二百万。

19.为大不列颠任何一个地方提供葬礼的公司。

20.土地买卖及有息贷款公司。资本金:五百万。

21.大不列颠皇家渔业公司。资本金:一千万。

22.确保海员工资安全公司。

23.为需要帮助的人建立贷款办公室,并鼓励勤勉者的公司。资本金:二百万。

24.购买并改善可出租土地公司。资本金:四百万。

25.从大不列颠北部及美国进口沥青、柏油,及其他松脂制品的公司。

26.服饰、毡布及波形瓦贸易公司。

27.购买并改善埃塞克斯的一个庄园并获得其矿藏开采权的公司。

28.马匹保险公司。资本金:二百万。

29.出口羊毛制品,并进口铜、黄铜以及铁的公司。资本金:四百万。

30.建立一个宏伟的救治站的公司。资本金:三百万。

31.建立工厂,并购买铅矿的公司。资本金:二百万。

32.改进肥皂制造艺术公司。

33.有关在圣克鲁兹岛定居事业的公司。

34.在德比郡挖矿井,以及精炼铅矿的公司。

35.制作玻璃瓶子及其他玻璃制品的公司。

36.生产永动轮的公司。资本金:一百万。

37.改善花园公司。

38.保证并提高儿童的财富的公司。

39.在海关装货以及为商人协商贸易的公司。

40.在英格兰北部进行羊毛生产的公司。

41.从弗吉尼亚进口胡桃树的公司。

42.用线和棉花制作有曼彻斯特特色材料的公司。

43.制造具有雅法 〔4〕 和卡斯提尔 〔5〕 特色的肥皂的公司。

44.改善这个王国的钢铁制造业的公司。资本金:四百万。

45.进行花边、荷兰杜松子酒、麻纱,以及草坪等交易的公司。资本金:二百万。

46.负责这个王国生产的某些商品的交易和改善以及其他方面的公司。资本金:三百万。

47.为伦敦市场提供牲畜的公司。

48.制作穿衣镜、马车镜以及其他种类镜子的公司。资本金:二百万。

49.在康沃尔和德比郡加工锡矿和铅矿的公司。

50.生产油菜油的公司。

51.进口海狸皮的公司。资本金:二百万。

52.生产厚纸板和包装纸的公司。

53.进口在羊毛制造业中所需要的油及其他材料的公司。

54.改进丝织业并提高产量的公司。

55.以股票、养老金、记账以及其他的方式提供钱的公司。

56.以小额折扣,向寡妇及其他人发放养老金的公司。资本金:二百万。

57.改进麦芽酒公司。资本金:四百万。

58.建立宏伟的美国渔业公司。

59.购买并改善林肯郡沼泽地的公司。资本金:二百万。

60.改进大不列颠纸制造业的公司。

61.冒险借贷公司。

62.用热空气烘干麦芽的公司。

63.要在奥鲁诺克河上进行贸易的公司。

64.在科尔切斯特及大不列颠的其他地方,更有效地制作粗呢的公司。

65.购买松脂制品、提供粮食,并为工人发工资的公司。

66.雇佣贫穷的技工,为商人及其他人提供守卫的公司。

67.提高耕作质量,改善牲畜品种的公司。

68.另一个改善马种的公司。

69.又一个为马投保的公司。

70.开展大不列颠玉米贸易的公司。

71.为所有的佣人可能给男女主人带来的损失投保的公司。资本金:三百万。

72.建立房屋和议院,接收和抚养私生子的公司。资本金:二百万。

73.不用火,不用损失材料的粗糖漂白公司。

74.在大不列颠建立收费关卡和收费码头的公司。

75.盗窃和抢劫的保险公司。

76.从铅中提取银的公司。

77.制作瓷器和陶器的公司。资本金:一百万。

78.进口烟草,然后,再把它出口到瑞典和北欧的公司。资本金:四百万。

79.用煤矿井制铁的公司。

80.给伦敦和威斯敏斯特提供干草和稻草的公司。

81.在爱尔兰制作帆布和包装布的公司。

82.提起压舱物的公司。

83.购买并装配镇压海盗的船只的公司。

84.从威尔士进口木材的公司。资本金:二百万。

85.岩石盐制作公司。

86.把水银转换成可锻造的纯金属的公司。



除了这些泡沫公司外,天天都有大批新的公司涌现,政府的指责和理智者的嘲弄都丝毫不起作用。印刷所里满是对这些铺天盖地的蠢事的讽刺画,报纸上也都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名言警句。有一个天才的扑克牌制造商发行了一套南海公司的扑克牌,这种扑克牌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每一张牌上除了通常的数字外,在一个角上,有一个小尺寸的泡沫公司的讽刺画,并且在讽刺画的下面配有相应的诗句。生产圆形和方形炮弹和子弹的帕扣机器公司完全颠覆了战争艺术,是著名的泡沫公司之一。它迎合公众口味的虚伪和做作言行在黑桃八这张牌上,做了如下总结:



稀世发明,毁灭了

国内的傻瓜,而不是国外的。

但是,我的朋友不要担心,

这个可恶的机器,

只有在这个机器上有股份的人才会受到伤害。



红心九是讽刺英国黄铜公司的漫画,并配有下面的警句:



那个鲁莽的傻瓜,想做金银交易,

却换来了英国的黄铜,

在交易所里,他的愚蠢会被证明,

用贵重的金属换来掺假的烂铜。



方块八用下面的打油诗庆祝殖民阿卡迪亚的公司:



有个愚蠢的富人想一掷千金,

挥霍之地选在北美;

让他去认购股票吧!

只有傻瓜才不会将他耻笑!



每副扑克牌以类似的方式揭露那些欺诈的计划,并嘲笑那些上当受骗的人。据计算,进行这些计划的总资金应超过三亿英镑。

但是,是应该回到那个吞没了成千上万个贪婪者和轻信者的财富的南太平洋海湾的时候了。5月29日,股价上升到五百英镑,三分之二的领取政府养老金的人把国债券换成了南海公司的股票。整个五月份,股价持续上升,28号的报价是五百五十英镑。四天之后,股价惊人一跃,从五百五十英镑飙升到八百九十英镑。此时此刻,公众普遍认为股价不会继续上升,所以,许多人利用这个机会卖出,以期实现他们的利润。坐在火车里陪国王去汉诺威的许多贵族及其他人也都急于卖出。6月3日在交易所里,卖家蜂拥而至,买家屈指可数。就这样,股价一下子从八百九十降到了六百四十。董事们震惊了,命令他们的代理人去购买。他们的努力成功了。傍晚时分,信心回升,股价又升到了七百五十英镑。以这个价格持续并小幅波动了几日后,公司于6月22日休市。

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详细描述董事们用于提升股价的不同技巧。根据八月初的报价,股票的价格最终升高了十倍,阐明这一点便足以说明一切。泡沫涨到了极限,开始了破裂前的颤抖和摇晃。

许多领取政府年金的人表达了对董事们的不满,指责他们在股票认购的同时列示股份清单的做法。当公众得知董事长约翰·布朗特爵士已经全部卖出的时候,更大的不安发生了。整个八月,股价一直下跌,到9月2日,报价只有七百英镑。

情况变得十分令人担忧。虽然,实际上并不可能,但是,为了防止公众对他们的事业完全丧失信心,董事们于9月8日在泰勒商人大厅召开全公司参加的常规会议。上午9点钟,房间人满为患。齐普赛街上挤满了无法进入房间的人,人群里的激动情绪无法抑制。董事们和他们的朋友们群集在那里。副董事长,约翰·弗罗斯爵士被叫到了董事的位置。他向公众解释了他们开会的原因,宣读了董事会的几项决定,并陈述了他们的计划:他们要以现金形式收回可赎回及不可赎回基金,以及所有认购股票。秘书长克莱格斯作了简短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肯定了董事们的做法,并且强调说内部团结是完善计划最有效的方式。演讲结束时,他表达了对董事会的谢意。感谢他们睿智而有技巧的管理,并希望他们继续以这种方式管理公司以达到公司利益最大化。代表南海公司利益的亨格福德先生在下议院出尽了风头;人们认为他知道卖出股票的正确时机,是个不折不扣的赢家;因此,在今天这个场合,他不免夸夸其谈。他说他见过很多这种性质的团体的起落兴衰;但是,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像南海公司那样,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事情做得那么完美。他们的所作所为超过了王室、教会和议会。他们把所有不同团体的利益统一起来;虽然没有做到完全消灭,但是他们平息了这个民族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敌意。在他们的股票增长的过程中,有钱人的财富急剧增长;乡绅看到他们土地的价值在他们的手里双倍甚至三倍的增长。同时,他们的事业也让教堂受益匪浅,很多尊敬的牧师也通过这个计划得到了大笔财富。总之,他们让整个国家都富了起来;此外,他还说他希望这些人不要忘了同时也让自己富有起来。在此番演讲的后半部分,人群中发出不屑一顾的嘶嘶声,无疑是对这种过度赞扬的讽刺。但是,董事们和他们的朋友们,以及在这间屋子里的所有的赢利者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波特兰公爵也随声附和,并且对于有些人不满意这个事实表达出极大的震惊。当然他通过投机赚了钱,这种情形简直就是重现了那个老掉牙的笑话:一个胖议员在酒足饭饱之后总是习惯把手放在自己的大肚子上,然后对天下竟然还有饥荒表示出极大的怀疑。

会上通过了几项决议,但是这些决议都对公众毫无影响。在同一天晚上,股票跌到了六百五十;翌日,跌到了五百四十。它的股票就这样一天天跌下去,直到四百。9月13日,国会议员布罗德里克先生写给米德尔顿大法官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考克斯沃波尔出版社发表。信中,国会议员说:“有关为什么南海公司的董事们那么早就要承受破产的阴云的猜想各式各样。我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是他们觉得有利可图的事,他们肯定会去做。他们对信用的过度使用超出了它的承受范围,最终,信用状况极度恶化,储备货币已难以支撑。最举足轻重的人退出了,保证了自己资金的安全;而那些被欺骗的头脑简单的大众却全都血本无归。这些人的思想被贪欲控制,他们希望金钱的小土丘可以变成高耸入云的大山。成千上万的家庭沦为赤贫。惊愕无法表达,愤怒难以名状。整个事情让人绝望透顶。我从来没有见过专门为转移打击而制定计划,所以,我不得不猜测下一步要做什么。”十天之后,股价持续下跌,他写道:“公司还没有作出决定,因为他们身处丛林之中,不知何去何从。通过最近来镇上的几位绅士,我观察到‘南海公司人’这个名字本身在各个国家已经为人们深恶痛绝。很多金匠已经被迫逃跑了,而且每天都继续有更多的人在逃跑。我怀疑他们当中是否有三分之一,不,四分之一的人能够经受得住这场灾难。从一开始,我对整个事态的判断建立在那个毫无疑问的格言基础之上,即,一千万现金(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经济运行中的实际现金总额)难以支撑两千万的实体经济正常运转,否则,纸币的信用状况就会恶化。所以,无论何时,只要这一点变得不确定,无论原因如何,我们尊贵的国家机器必会摔得粉身碎骨。”

9月12日,在秘书长克莱格斯的恳求下,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和银行的董事们举行了几次会议。据传,英国银行同意购买南海公司六百万债券,这一消息导致股票急升到六百七十;但是,在下午,人们得知这个消息并不靠谱;于是,股票又跌到了五百八十,第二天五百七十,然后渐渐跌到了四百。 〔6〕

政府内阁对事态的发展极为震惊。人们诅咒出现在街头的每一个公司董事,以宣泄心中的愤怒,政府担心时刻都有爆发动乱的危险。特使被派到汉诺威急请国王返回。南海公司派人去请当时在乡间别墅休假的沃波尔先生,希望他利用自己在英国银行的董事中的影响力,劝说他们接受为南海公司发行一些债券的建议。

英国银行十分不情愿搅进南海公司这滩浑水,因为它害怕让自己陷入无法逃脱的灾难;因此,对于收到的所有提议,它明确表示了自己不情愿的态度;但是,全国上下一致呼吁它出手相救。所有的商界名人都被召来商议如何应对眼下的紧急情况。最后,由沃波尔先生草拟合同作为进一步协商的基础。至此,公众的惊慌才稍微有所平息。

第二天,也就是9月20日,南海公司在泰勒商人大厅召开股东大会,会议作出了几项决定。决定授权董事们与英国银行或其他人,就发行公司债券一事达成协议;或者,和银行达成他们认为合适的其他协议。一位叫普尔特尼的先生说,最让人震惊的就是笼罩人们的极度恐慌情绪。人们在惊慌和恐惧中来回奔走,他们的想象中充满了灾难,而这个灾难的形式和规模却无人知晓:



像夜晚,漆黑无边——

像怒火,熊熊燃烧——

像地狱,让人毛骨悚然。



两天后,英国银行举行了股东大会。会上,董事长通知了有关南海公司事件的几次会议的内容,并且指出,董事们还未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会上提出一项决议,并获得一致通过。决议授权董事们可以与南海公司达成协议,为其发行债券。发行的数量、条件和时间由银行董事们自行掌握。

这样,双方都得以按照他们认为对公众最有利的方式行事。为恢复政府信誉,英国银行以百分之十五的定金、百分之三的保险费和百分之五的利息认购三百万英镑南海公司债券。一大早,人们带着钱急切地赶到广场上,人数之多让人认为债券会被一抢而空。但是,中午前,形势逆转。尽管为防止股票继续下跌做出了所有的努力,但是,南海公司的股票还是急剧下降。他们的债券已没有任何信誉。一些有名的金匠和银行家担心以南海公司股票的形式贷出的巨大款项无法变现,现在不得不关门避债,溜之大吉。南海公司的主要承兑商剑锋公司也停止付款。此举被看作是不幸的开端。银行也挤满了兑现的人群,行动之迅速远远快于它上午发售债券时收钱的速度。因为接下来的一天是休息日(9月29日),银行才有稍作喘息的机会。英伦银行勇敢地面对风暴,但是,他们的前对手南海公司,却被这场暴风雨摧毁了。他们的股票降到了一百五十;而且,渐渐的,几经波动之后,降到了一百三十五。

银行发现他们无法恢复公众的信念,也无法阻止毁灭的潮流;所以,为了避免和他们意欲救助的对象一起被彻底毁灭的风险,他们拒绝实施他们本已开始介入的协议。他们没有任何义务,因为,所谓的银行合同只不过是草拟的协议而已。协议中的几项重要细节尚未确定,而且,协议条款中没有针对银行退出行为的惩罚项。议会历史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就这样,在八个月的时间内,人们目睹了这个高大建筑物的崛起、兴建和倒塌。它由一根上足发条的神秘弹簧带到令人炫目的高空,它吸引了整个欧洲的眼球和期待;但是,它的地基建立在欺骗、幻觉、轻信和痴迷之上,这就决定了董事们的阴谋诡计一旦暴露,整座建筑必定顷刻坍塌。”

在南海计划如日中天的时候,在这个危险的欺骗进行的过程中,全国上下礼义廉耻顿失。议会着手调查行为不轨者,以揭露恶行的真相;而这,无论是对于犯罪者的道德标准,还是对于滋生恶行的人的智力水平,都是一种侮辱。探讨恶果是一项很有趣的研究。就像人一样,一个国家如果成为了孤注一掷的赌徒,它必会受到惩罚,惩罚的到来只不过是或迟或早的事而已。一位享有盛名的作家斯莫利特说:“这是一个不讨历史学家喜欢的年代。这些交易的细节不能给那些多情而充满想象的读者任何激情或兴趣;因为,这些交易里没有温暖、没有色彩,也没有装饰。这些细节所展示的无非是一幅充满没滋没味的恶行和卑鄙低劣的堕落的单调画卷。”然而,他说错了,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斯莫利特曾经身临其境的话,他一定会发现这一点——这个主题对于人们兴趣的激发甚至能够满足小说家的渴望。在被掠夺的人的绝望里,难道没有温暖吗?在由成千上万个因此变得赤贫,并被毁灭的家庭的苦难绘就的画卷里,没有生机和活力吗?昨日膏粱,今日乞丐;昨日位高权重,今日流浪街头;每一个角落里都回响着自责和诅咒之声。所有的这一切都毫无生机可言吗?一个民族突然间全体摆脱了理智的束缚,向着一个金灿灿的前景狂奔,并且固执地拒绝承认这个前景是不存在的;直到,就像一只追逐鬼火的小鹿一样,陷入沼泽地,无法自拔。这个场景很枯燥,很没有教育意义吗?然而,历史就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写就的。历史学家绞尽脑汁、极尽巧言之能事,一遍遍描述不称职的朝臣使用伎俩获得更不称职的国王的欢心;或者,不厌其烦地重复战斗围攻的场面;而那些真正深刻影响人们的道德行为和生活福祉的事情,却被他们忽略了。这些事情只被当作枯燥无趣,没有任何温暖和色彩的材料搁置脑后了。

在这个举世闻名的泡沫经济进程中,英国呈现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景象。公众的头脑处于病态的高涨状态。人们不再满足于通过脚踏实地的辛勤劳动去获得稳定的利益。对于明天无尽财富的希望让今天的他们变得这样没头没脑的疯狂。伴随前所未闻的奢华而来的是道德的放纵。那些由赌博获胜而一夜暴富的文盲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这让那些无论思想还是举止都极具绅士风度的人感到很羞耻,因为他突然意识到黄金竟然可以让身份卑微、品性恶劣之人骤然变得貌似尊贵。理查德·斯蒂尔爵士称这群人为“精打细算的平民”。他们的傲慢在霉运来临之时成为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在议会调查的过程中,董事们往往因其傲慢而非侵吞公款,受到惩罚。在这些愚蠢之极的富人当中,有一个曾经以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情说他要拿金子喂他的马,结果却沦落到了只能拿水和面包喂自己的地步。每一个傲慢的表情和每一番盛气凌人的言谈都被毫不留情地压制下去,还之以百倍的贫穷和侮辱。

全国的事态让人惊恐不已。乔治一世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在汉诺威的访问,匆匆赶回英国。他11月11日到达,议会于12月8日召开。同时,公众集会在全国所有的重要城镇召开。会议通过了人们请立法机构惩罚南海公司董事的请求,原因是这些董事用欺诈行为将整个国家带到了毁灭的边缘。没有人会想到国家本身和南海公司的罪责其实相同;没有人去指责大众的轻信和贪婪——这个让人堕落的获取欲吞噬了国民性格中所有的高贵品质;也没有人去指责大众的痴迷,这种痴迷情绪让他们义无反顾地、疯狂而急切地一头扎进诡计多端的谋划者为他们准备好的网。这些因素从未被人提起。所有的故事只是,民众是淳朴的、朴实的、勤勉的;他们被一伙强盗毁灭了;所以,这伙强盗要毫不留情地被绞死、被开膛破肚、被车裂。

这种感觉几乎笼罩了全国上上下下所有的人。议会两院并没有作出比公众更理智的判断。在南海公司董事的罪责明确之前,惩罚是唯一能够听得到的呐喊。国王登上御座发表庄重的演讲,他希望找到走出苦难的出路并马上付诸实施;而做到这一点,必须要谨慎小心、冷静沉着并且坚决果断。在回应国王讲话的辩论中,几位发言人对设计南海计划的董事们极尽辱骂之能事。莫尔斯沃思勋爵的言辞尤其激烈,“有人说没有法律来惩罚那些制造国家灾难的南海公司的董事。在他看来,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们应该效法古罗马。在古罗马,没有惩罚弑父杀母罪的法律,因为立法者不相信会有把罪恶之手伸向父亲的血管的不孝之子。当这个罪行出现的时候,他们立即制定了相关法律来惩罚这种滔天罪行。他们把这个十恶不赦的罪恶之子放在扎紧口的麻袋里,然后,把他活活扔进台伯河。他认为罪恶的南海计划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就是国家的杀父仇人,他必要亲眼看到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被装进麻袋,扔进泰晤士河,方解心头之恨。其他人员的讲话一样没有节制且缺乏考虑。沃波尔先生的讲话要理智得多。他建议说当务之急是恢复政府信誉:“如果伦敦着火了,所有的聪明人肯定都是先急着救火,以防止火苗蔓延,然后再去找纵火犯。政府信誉已经被刺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所以,人们应该尽快地给予治疗。惩罚刺客的事情稍后进行,时间完全来得及。”12月9日,就回应国王演讲的请愿陈词,人们达成了一致意见。陈词中特别补充并强调了如下内容:众议院不仅要寻求治愈国家灾难的良方,更要惩罚始作俑者。

调查进展迅速。众议院勒令董事们详细交代他们计划进程的每一个细节,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作出决定,即,灾难的产生源于股票经纪人卑鄙下流的手段,制定法律来阻止这种龊龊行为的再次发生是恢复政府信誉的最佳途径。这时,沃波尔先生起身说,正像他先前暗示的那样,他花了一些时间来研究恢复政府信誉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的成功实施必须以一个条件作为基础。他认为,在他公布计划之前,他还是要首先确定他是否有这个可以依赖的基础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在当前情况下,原来和南海公司签署的国债申购单、不动产申购单、货币申购单以及其他相关合约是否仍旧具有法律效力?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后,以二百五十九比一百一十七的比例通过决议——这些合同仍旧有效,只有在以解脱持有者为目的的情况下,可以由南海公司董事会更改,或者通过法定程序撤销。第二天,沃波尔先生就向众议院展示了他恢复政府信誉的计划。他的计划的本质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把南海公司九百万的股票转给英伦银行,把同样数目的股票转给东印度公司。这个计划得到了众议院的一致赞成。几乎毫无异议,众议院要求两大公司对此事做出回应并拿出具体计划。它们都不愿伸出援助之手,在以商讨此事为目的召集的董事会上,援助计划遭遇了比较激烈的反对,但是反对无效。他们最终同意了发行南海公司债券的计划。他们的报告一经呈现给委员会,相应法案立即成立;在沃波尔先生的监督下,法案在议会两院顺利通过。

同时,委员会还提交了一项法案。法案禁止南海公司的董事、董事长、副董事长、财政主管、出纳员以及所有职员在12个月内离开英国;另外,法案还规定查明他们的房产和财产以防他们将其转移或转让。众议院最有影响的议员均支持本项法案。希彭先生相信克莱格斯部长和南海公司事件有染的传闻;所以,当他看到克莱格斯部长先生在他的座位上的时候,就决定要触其要害。他说他很高兴看到大不列颠众议院又恢复了往日的精神和元气,又可以全体一心一意地为公众福祉服务了。限制南海公司董事和官员并收押财产是必要的,“但是,”他补充道,“身居高位的其他人和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一样罪孽深重,而他会在合适的时候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人的名字。”克莱格斯先生怒不可遏,他站起来说如果这种冷嘲热讽之语是针对他而言,他将给质问他的人以满意的答复,无论是在议院内还是议院外。恢复秩序的呼声顿时从每一个角落响起。在这阵喧嚣声中,莫尔斯沃思站了起来并表示他很惊讶于克莱格斯竟然有如此胆量来挑战整个众议院。年过六十的莫尔斯沃思确实有点老了,但是,在议会内他仍旧会回应克莱格斯先生,不管需要他说的是什么;而在议会外,他相信有足够多的年轻人会和他站在一边,毫无畏惧地直视克莱格斯先生。恢复秩序的声音又从四周响起,所有议员同时站起,似乎所有的人都同时在大呼小叫。试图恢复秩序的人只能在那里徒劳地呼喊。混乱持续了几分钟;在此期间,几乎只有莫尔斯沃思爵士和克莱格斯先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最后,针对克莱格斯先生的呼声变得异常激烈,这使他不得不意识到顺应众议院的普遍民意才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所以,他随后解释了自己不合时宜的表达。他解释道,他所说的让众议院中怀疑他行为的人满意,不是指他要和人打架,而是说他要解释他的行为。这件事情到此结束。众议院继续商议他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南海公司事件进行调查:是常设委员会还是特别委员会。最后,由十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成立,拥有传送人员、文件和记录的权力。

上下两院的议员们都激愤难平、心如刀绞。罗切斯特主教说这项计划就像一场瘟疫。沃顿公爵说众议院无需再去考虑尊重当事人的问题。如果是他,即便是最好的朋友参与了此项计划,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把他抛弃。整个国家都陷入了羞愧难当、恶名昭著的状态,如果他可以像人一样做事,他对犯罪者的惩罚必定像其他人一样,绝不姑息。斯坦霍普勋爵说,罪犯拥有的每一分钱都应该充公以弥补公众的损失,无论这个人是否是董事。

在此期间,公众情绪一直处于高涨状态。我们从考克斯的沃波尔得知南海公司董事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欺骗和罪恶的代名词。来自全国各县、城、镇的请愿书纷至沓来,无不呼吁还受伤的民族以正义,给挪用公款的罪犯以惩罚。那些在惩罚罪犯方面态度中立而不愿走极端的人被控告为同谋。在无尽的侮辱和恶意的谩骂中,这些人被匿名信或公开信控告,成为这个受伤的民族急速复仇的牺牲品。控告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先生以及财政部另一官员克莱格斯先生的呼声如此强烈,以至于上议院决定立即着手对他们进行调查。1月21日,政府命令所有和南海公司计划有关的经纪人须将他们自1719年米迦勒节以来为财政部官员买卖、认购或托管的股票记录悉数呈给众议院。根据上交记录,大量的股票被转到艾斯拉比先生名下。包括著名历史学家 〔7〕 的祖父爱德华·吉本先生在内的五位南海公司董事被上院的黑杖侍卫拘留看管。经斯坦霍普伯爵示意,及全体一致同意,议会作出如下决定:在增加或减少股票面值时,凡没有实际支付与受益价值相等的利润的行为;南海公司的董事或经纪人,凡在南海公司法案在议会尚未通过期间,为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购买股票的行为,均被认为是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腐败行为。几天后,通过了另一项决议,内容是几名公司董事或官员秘密地将他们的股票贩卖给公司,犯下了欺骗罪和失信罪。他们的行为导致了整个事态转向不利于政府信誉的方向。艾斯拉比先生辞去财政大臣的职位,直到立法机关正式调查他的个人罪行,他才再次在议会露面。

同时,知晓公司不轨董事所有危险秘密的公司财务主管奈特把所有的书籍和文件打包后逃离了英国。他乔装打扮上了河上的一只小船,前往专门雇佣的一艘大船,之后安全抵达法国加来。保密委员会通知了众议院这个情况,众人当即决定应该给国王递交两个申请:第一个申请希望国王发表声明,悬赏缉拿奈特;第二个申请是国王须立即下令封锁所有港口,并依法监管所有海岸,以防奈特之流或其他南海公司官员逃出英国。申请上的字迹尚未干透,就由众议院专门委派的梅修恩先生送到了国王手里。当天晚上国王即发布了皇家声明,悬赏二千英镑缉拿奈特。众议院议员命令紧锁众议院大门并把钥匙放在桌子上。保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罗斯将军告诉大家说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系列只有恶魔能想到的、用来毁灭一个国家的、最为罪孽深重的邪恶和欺骗行为。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将之公布给众议院。同时,为了进一步发现真相,保密委员会认为很有必要拘留南海公司的一些董事和重要官员并查封他们的资料。此示意一经提出,便得到全体同意并立即执行。众议院议员罗伯特·卓别林爵士、希欧多尔·詹森爵士、索布里奇先生、弗·艾尔斯先生和南海公司的董事们被传唤到位,并要求对他们的腐败行为作出解释。希欧多尔·詹森爵士和索布里奇先生在被传唤时,努力为自己辩解。众议院耐心倾听他们的解释,然后命令他们退出。随即,一项提议提出并马上获得全体一致通过。提议内容为:他们犯有尽人皆知的违反信托罪,这一罪行让国王的许多臣民们损失惨重,让政府信誉蒙羞。因为他们的罪行,众议院随即下达命令,将他们驱逐出众议院并由武装士兵关押。四天后,罗伯特·卓别林爵士和艾尔斯先生在出席议会时,同样被驱逐出众议院。同时,众议院决定请求国王给驻外大使下令,命令他们如果发现奈特逃往他们所在的国家,一定要将他交给英国政府。国王立即同意,当夜,使节们就被派往了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

在被关押的董事当中有约翰·布朗特爵士,人们普遍认为是他一手设计并实施了南海计划。蒲伯在写给巴瑟斯特的勋爵艾伦的信中说,此人自称是个伟大的信徒,行动上也极其符合宗教规范,但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异教徒。他总是猛烈抨击这个时代的奢华和腐败、议会的偏袒不公和党派的软弱。在贬斥身份显赫的贵族的贪婪时,他的抨击尤其猛烈。起初,他只是个抄写员,后来不仅成了南海公司的董事,而且成为公司最活跃的管理人。他是否是在这个职位上开始抨击权贵们的贪婪,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他所看到的贪婪行为足以证实他这些最严厉的诅咒绝对不失公允。但是,如果这位布道者本人没有犯下他所控诉的那些罪行的话,他的高谈阔论或许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在关押期间,他被带到上议院的法庭,并经历了长时间的审查。在此期间,他拒绝回答几个重要的问题。他说他已经被众议院调查过了,并且已经不记得他的回答内容了,为了避免自相矛盾,他拒绝在另一个法庭上回答同样的问题。此番言论即是犯罪的间接证明,在上议院引起了一阵喧闹。当上议院又一次以强硬的态度问及他是否曾将部分股票卖给政府或议会两院的议员以加速法案的通过时,他再次拒绝回答。他说,他对上议院诚惶诚恐,但是,让他指控自己,他很难做到。几番让他恢复记忆的尝试失败后,议会命令他撤席。随后,内阁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有人声称,政府对约翰·布朗特爵士这种得心应手的沉默早已见怪不怪。沃顿公爵把矛头指向了斯坦霍普伯爵,这令后者异常气愤。伯爵说话时情绪高涨,这种过分激烈的情绪导致他大脑充血。他感觉十分糟糕,不得不离开议院大厅到他自己的房间内休息。人们立即使用吸杯为他放血,第二天早晨继续放血,但是收效甚微。人们对这个致命的结果始料未及。傍晚时分,他开始昏迷,然后就仰面朝天,与世长辞了。这位政治家的突然死亡让全国上下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乔治一世极为伤感,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为失去这位伟大的人物伤心不已。

公司的财务主管奈特在列日附近的蒂利蒙,被居住在布鲁塞尔的英国人里斯先生的一个秘书抓捕,随后被关在安特卫普城堡内。英国政府多次向奥地利政府申请将他押送回国,但都没有成功。奈特将自己置于布拉班特领地的保护之下,并要求在此地受审。《皇家条目》(Joyeuse Entrée 〔8〕 )的条款授予布拉班特领地的特权规定:在此地逮捕的罪犯应该就地审判。领地坚持他们的特权并拒绝把奈特交给英国政府。英国政府不停地诉求。在此期间,奈特从城堡逃跑了。

2月16日,保密委员会向众议院递交了他们的第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们表示他们的调查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他们所努力调查的每一个人都尽自己最大努力不让法官达到目的。在他们调查的一些账目中,虚假账目被伪造;而在另外一些账目中,有款项,却无股票持有者姓名。在一些账目中有很多擦除和修改的痕迹;在另一些中,有的页面被撕掉。他们还发现一些重要的账目已经被悉数销毁,一些被撕掉或隐藏。在调查之初,他们发现交给他们的事情范围广大,种类繁多。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许多人被分配了不同的任务。在处理成千上万的人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财产时,他们不得不借法律之名,以并不合法的方式进行。他们发现在南海法案通过之前,南海公司账面价值1,259,325法郎已经贬为以股票计价的市场价值574,500法郎。经调查,这些股票均为蓄意伪造,其操作目的是为了加速法案的通过。根据标记,这些股票在不同时间,以溢价百分之一百五到百分之三百二十五的价格售出。这么一大笔交易发生在授权公司增股之前,这让委员会十分震惊;因此,他们决定要十分仔细地考察整个交易过程。董事长、副董事长和几位董事都被带到委员会面前加以严格审问。他们发现,这些账目被制作的时候,公司并没有相当数量的股票,他们所拥有的只是最多不超过三万英镑的一小笔资金。在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些股票被公司伪装成的购买商购买,同时,股票交易中没有任何形式的双方协议、现金支付、保证金或证券。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法案没有通过,股票如预期的那样下跌,公司自然不用承担任何损失。相反,如果股价上升(计划成功后,事实确实如此),由股价上升带来的利润必然使他们收益。按照这个思路,在法案通过之后,根据奈特的指示,公司设立并调整了股票账户。那些假定的购买者由于股价的上升,从南海公司得到了收益。这些伪造的股票主要由约翰·布朗特爵士、吉本先生和奈特先生处理;他们以行贿的方式,将这些股票赠送给政府的几名官员及其亲属,以求加速法案的通过。在这些股票中,桑德兰伯爵得到50,000英镑,肯德尔公爵夫人得到10,000英镑,普拉滕伯爵夫人得到10,000英镑,她的两个侄子得到10,000英镑,克莱格斯秘书长得到30,000英镑,查尔斯·斯坦霍普先生(财政部秘书之一)得到10,000英镑,剑锋公司得到50,000英镑。在调查的过程中,他们还发现斯坦霍普先生从特纳卡斯沃尔公司收到了250,000英镑的股票差价收益,但是,他的名字被从账簿上删除,后改为斯坦盖普。财政大臣艾斯拉比获利的方式更加让人厌恶。他在特纳卡斯沃尔公司开立了一个高达794,451英镑的股票账户。此外,他还建议公司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自行将第二批新股认购金额由一百万英镑提高到一百五十万英镑。第三次发行的方式尤其可耻。艾斯拉比名下70,000英镑,克莱格斯先生名下659,000英镑,桑德兰伯爵160,000英镑,斯坦霍普先生47,000英镑。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又有六个其他不太重要的报告。在最后一个报告的末尾,委员会宣布因为没有找到在此案中负有重要责任的奈特,他们的调查无法再继续。

委员会命令,在第三天将第一份报告印刷出来并进行讨论。经过愤怒而激烈的讨论,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协议谴责董事、议会成员及与之相关的行政官员的行为。通过协议,委员会宣布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应该用他们自己的财产去弥补他们给公众造成的损失和伤害。他们的所作所为被定性为腐败、无耻和危险的行为。为了解除不幸者的痛苦,委员会命令引入一项法案。

查尔斯·斯坦霍普参与了这些交易并第一个受到了质问。在他的自我辩解中,他强调,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把他所拥有的所有钱都寄存到了奈特先生那里,所以,无论奈特先生为他买了多少股票,他已经提前付清了所需的款项。至于特纳卡斯沃尔公司为他所买的股票,他本人一无所知,这件事情中所做的一切都未经过他的授权,所以,他不可能为其负责。特纳公司承担了第二件事情的责任。但是,每一个怀着公正之心的人都知晓这不光彩的事实:斯坦霍普先生得到了250,000英镑,并且,以他的名义放在南海公司的账户上。但是,最后以超过三票的微弱优势,他被无罪释放了。友人不遗余力地袒护他,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儿子,斯坦霍普勋爵在态度摇摆的议员之间游说。他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劝说他们投票释放他或者不出席议会。许多优柔寡断的乡绅被他说服并改变了主意,由此产生了上述结果。无罪释放斯坦霍普的消息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气势汹汹的大众聚集在伦敦各处。人们对于发生暴乱的恐惧与日俱增。当许多人认为,对于一个更大的罪犯的审讯很可能会是类似斯坦霍普的结局时,这种担心就更加严重了。即便当地的规则不健全,身居高位、肩负重任的艾斯拉比先生本应以诚实为本;但是,他却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最大的罪犯。释放斯坦霍普先生的第二天,对他的案件的调查正式开始。众议院的大厅里和通道上挤满了人,人人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调查的结果。辩论持续了整整一天。艾斯拉比几乎找不到支持者。他的罪过昭然若揭,而且让人深恶痛绝,没有人有勇气和他站到一边。最后议会达成一致意见:艾斯拉比先生为了获得非法利益,怂恿并推进了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南海公司计划的执行;在这些损人利己的实践中,他和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同流合污,损害了国家的贸易和声誉;因为他所犯下的无耻罪行,他被逐出众议院,收监伦敦塔,并被严密监视;一年之内或直到下次议会召开,他不得出国;他应该清算他所有的财产,用以解救那些因为他的恶行而惨遭损失的人。

这个裁决让人欢欣雀跃。虽然消息在半夜十二点半公布,却迅即传遍了全城。几家人张灯结彩以示他们的欢乐。第二天,当艾斯拉比先生被送到伦敦塔的时候,大众聚集在塔山上,准备向他大呼大叫并投掷石块。结果,他们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于是,他们就点起了一大堆篝火,围着它在无法言说的欢乐里狂舞。几堆篝火在其他的地方也点了起来。伦敦呈现出一派节日景象,全城人共同庆祝,宛如刚刚逃离了一场巨大的灾难。释放斯坦霍普的决定让人们怒不可遏,如果对艾斯拉比先生的裁决也是类似的纵容,很难想象这愤怒将会发展到何种程度。

为了让公众更加满意,任职于特纳卡斯沃尔公司的乔治·卡斯沃尔爵士也被驱逐出议会,囚禁伦敦塔并要求退还250,000英镑。

下一步审查的是保密委员会的报告中和桑德兰伯爵有关的部分。为了使他尊贵的身份免受罪责的损害,他的同党做了不遗余力的努力。当不利于他的事实主要来源于约翰·布朗特爵士的口供时,他们费尽心机制造假象,让人觉得约翰爵士的话并不可信,尤其是当这些话指向身居高位的枢密顾问时。众所周知,如果对他作出有罪的判决,那么权力就会落到托利党手中;因此,内阁中所有的朋友都聚集在他的周围,极力保护他的安全。最终,他以二百三十三票赞成,一百七十二票反对的结果被释放;但是,整个国家对于他的罪行深信不疑。愤怒席卷了每一个角落,气势汹汹的大众又一次聚集在伦敦。所幸,这一次没有暴乱发生。

这一天克莱格斯命丧黄泉。第二天本应是他受审的日子。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服毒自尽。但让他痛苦不堪,备受折磨的似乎是五周之前他在财政部任职的儿子死于天花的事实。为了这个宝贝儿子,他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他不停地赚钱,但方式却不正当。为了儿子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他的荣誉和名声;然而,儿子却不复存在了。对于事实真相进一步被揭露的恐惧加剧了他内心的苦痛,最终,他在中风痉挛中一命呜呼。他留下了一百五十万英镑的财产。这些财产被充公,用以安抚那些因为他曾不遗余力地创造的那个幻境而惨遭损失的人们。

公司董事一个接一个受到了审查。从他们的财产中共拿出二百一十四万英镑充公以弥补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同时,根据每个人的行为和处境,法律允许每个人保留一部分财产以便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在约翰·布朗特爵士多达183,000英镑的财产中,允许他保留5,000英镑;约翰·菲罗斯爵士的总财产为243,000英镑,允许保留10,000英镑;希欧多尔·詹森爵士的总财产为243,000英镑,允许保留50,000英镑;爱德华·吉本先生的总财产为106,000英镑,允许保留10,000英镑;约翰·兰伯特爵士的总财产为72,000英镑,允许保留5,000英镑。对于其他在本案中参与不多的人的处理方式更加宽松。历史学家吉本的祖父爱德华·吉本先生受到了严重的处罚。这位历史学家在他的回忆录和写作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议会的进程。他坦言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偏见的目击者;但是,凡是对当时灾难之年的进程有所描述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对这些受审者带有偏见,而他们的偏见和吉本的观点正好针锋相对;所以,这位历史学家的描述具有特殊的价值。仅仅根据听取双方证词的原则,他的观点是应当被考虑的。他说:“在1716年,我的祖父被选为南海公司的董事之一。他的记录表明在他接受这个致命的职位之前,他已经获得了60,000英镑的财产。但是,他的财产在1720年的海难中被淹没。三十年的劳动所得在一天内化为乌有。对于他们是利用还是滥用了南海公司计划的分辨,对于我祖父及他的董事同仁们是罪过或是清白的判断,我既不是一个万能的法官也做不到毫无偏袒,但是,现代的公正必须谴责那些充满暴力和武断的审判程序。这些程序足以让正义的事业蒙羞,让不公正的行为更加面目可憎。整个民族刚刚从它的黄金梦中醒来,全体民众,甚至议会就开始为他们的愤怒寻找出气筒。但是,所有的人都承认,无论董事们的罪过有多大,他们都未触及这个国家的现有法律。莫尔斯沃思勋爵处罚当事人的理念十分偏激,议会并没有按照他的理念行事;但是,一个刑罚法案被制定——这是一条追溯法令,用以惩罚在犯罪之时尚未存在的罪行。立法机关拘禁了各位董事,认为他们的出现不利于治安,给他们的人格加上了与生俱来的耻辱的烙印。他们被迫宣誓交出他们所有的财产,并且禁止转让或过户他们财产中的任何部分。每一个公民都有在法庭上通过他的律师申诉的权利,但是,这个刑罚法案显然违反了这一条。他们请求申诉,但是,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他们的压迫者不需要证据,当然也不需要辩护。最初有人提议诸位董事可以保留各自财产的八分之一以支撑他们将来的生活。但是,有人坚决主张,由于每个人的富有程度和犯罪程度的不同,这个比例对于许多人来说过轻,而对于一些人来说则又过重。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况和行为应该单独考量。但是,三十三个英国人的财产和荣誉并没有在法庭上得到冷静而严肃的审判;相反,他们成为草率谈话的主题,成为当时大部分人无法无天行为的娱乐对象。委员会最不道德的人用恶言相向或弃权票来发泄他们心中的公愤或私怨。侮辱加重了伤害,讽刺让受辱者更加痛苦。平均每人二十英镑的津贴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有一个捕风捉影的消息说一个董事以前参与过另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让一群不知名的人丢掉了他们的钱,而这则消息竟成为给他定罪的实证。一个人惨遭灭顶之灾只是因为他愚蠢而狂放地说他要让他的马以金子为食;另一个遭殃的人,则是因为某一天,生性高傲的他在财政部拒绝礼貌地回答一个地位远远高于他的人的问话。没有出席法庭,没有经过申诉,然后就被谴责,被武断地处以罚金,充公财产,所有相关人都难逃此劫。他们绝大部分的财富就这样被一扫而空。这样无耻而大胆的压迫几乎得不到万能的议会的庇护。我的祖父和他的同伴一样,没有受到任何礼遇。他所秉承的托利党的理念和周围托利党的人脉关系已经让统治者对他厌恶至极。他的名字在一个疑点颇多的秘密报告中出现。他尽人皆知的能力不能成为他不知情或犯错的借口。在最初对南海公司董事的诉讼中,吉本先生成为第一个被拘禁的人。在最终宣判时,对他的罚金数额表明了他的罪大恶极。他承诺,除去继承的祖产外,他交付给众议院的总金额高达106,543英镑5先令6便士。议会许诺给他15,000英镑或10,000英镑作为生活补贴;但是,经过考虑,议会一致决定给他数额较小的津贴。在这种糟糕的情景中,我的祖父,以偌大的年龄,以议会不能从他那里夺走的技巧和信誉,建起了一座新的财富大厦。十六年的辛苦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所以,我有理由相信,第二个财富大厦不会比第一个低级。”

完成对董事的处罚之后,立法机构下一步考虑的就是如何恢复政府信誉。事实证明,沃波尔的计划收效甚微,而且声誉不佳。在1720年年底,人们清算了南海公司的股金总额。结果发现,南海公司的股金总额为三千七百八十万英镑;而其中为股东所持有的仅为二千四百五十万英镑。剩下的一千三百三十万英镑为公司以法人形式所有,这一部分是他们利用全民痴迷所赚取的利润。从这一笔钱中抽出了八百多万英镑,以一百英镑获利三十三英镑六先令八便士的年息分给了股东和认购者。这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的形势。同时,议会进一步下达命令,规定那些从南海公司以股票的形式借钱,同时又将这些钱转给公司或抵押给公司,为公司所用的人,只要付出所借总额的百分之十,就可以免于其他的要求。当股价飞升之时,南海公司以这种方式借出了一千一百万;现在,当股价降到了正常水平,他们收回了一百一十万。

但是,政府信誉在很久以后才得以恢复。就像伊卡洛斯 〔9〕 一样,人们的信心飞升得太高,融化了他蜡质的翅膀;然后,像伊卡洛斯那样跌进了海里;在海浪中挣扎的时候,他意识到他真正的位置是在坚实的地上。从此,他再也不敢尝试飞那么高了。

自此之后,在商业繁荣的伟大时代,又差点发生几次过度投机的事件。一个计划的成功往往会产生其他几个类似的计划。在一个充满商业交易的国度里,民众的模仿性能总是能够抓住这些成功的典范,然后,把利益的狂热追求者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1825年的泡沫公司,就像南海公司所产生的那些泡沫公司一样,在这个恐慌之年昙花一现后就消失了。这个事件和1720年的事件如出一辙:欺诈之行从贪婪之心那里收获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当最后的审判日来临之时,双方的损失一样惨重。1836年的计划曾经差点引起灭顶之灾;但是,灾难被及时避免了。 〔10〕

注 释

〔1〕 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大山有临盆的征兆,结果最后只跑出一只老鼠来。形容期望很高,而结果却十分令人失望。——译者注

〔2〕 卡珊德拉(Cassandra)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Troy)的公主,别名为亚历珊德拉(Alexandra)。神话中突出的形象是一名遭诅咒的女先知,预言能力百发百中,然而无人听信。——译者注

〔3〕 英国旧时金币,约合63英镑。——译者注

〔4〕 雅法(Joppa):以色列中西部的古城。——译者注

〔5〕 卡斯提尔(Castile):古代西班牙北部一王国。——译者注

〔6〕 在那个灾难之年,诗人盖伊(约翰·盖伊,1685—1732,英国诗人及剧作家。——译者注)从年轻的克莱格斯那里收到一些南海公司的股票作为礼物。他立刻想象自己可以拥有两万英镑。他的朋友们劝他卖掉自己的股份,但是他梦想着荣华富贵,无法忍受自己的财路就此阻断。后来,人们又强烈建议他卖掉一部分,至少可以保证他在有生之年,每年可以有一百英镑用来支配。芬顿给他的分析说:“最起码,这可以保证你每天有洁净的衬衣穿,有一个羊肩可以享用。”这个建议被拒绝了,结果血本无归。在这场灾难中,盖伊一蹶不振,甚至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约翰逊的《诗人的生活》。

〔7〕 指近代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著有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之史》,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史学的卓越代表。——译者注

〔8〕 原文为Foyeuse,为误写。——译者注

〔9〕 伊卡洛斯(Icarus)是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与代达罗斯使用蜡和羽毛造的翼逃离克里特岛时,他因飞得太高,双翼上的蜡遭太阳融化跌落水中丧生,被埋葬在一个海岛上。——译者注

〔10〕 直到1845年,南海公司计划一直是英国历史上全民迷恋商业赌博的最典型事例。本系列书籍第一版在铁路大狂热发生之前及之后一年出版。

郁金香狂热

噢!我的同胞们啊!

你们为何这般疯狂!

——卢坎 〔1〕

据说郁金香这个花名来源于土耳其语,词形暗合“穆斯林的头巾”一词,意指其花和该头巾的形似。十六世纪中期这个词被引入西欧。在让郁金香享有盛名这件事上,康拉德·格斯纳绝对功不可没。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小小的花将让整个世界陷入极度的混乱。他首次见到郁金香是在1559年,在奥格斯堡的一个花园里。花园的主人是博学的赫尔瓦特参赞,当时,此人是收藏稀有外来植物的名人。花的鳞茎由君士坦丁堡的一位朋友送给这位绅士。在当地,这种花一直是人们的最爱。在此后十到十一年的时间里,郁金香为富有者所青睐,尤其是在荷兰和德国。阿姆斯特丹的富人派人直接到君士坦丁堡去买鳞茎,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天价。在英国种植的第一批根茎于1600年从维也纳运来。自此直到1634年,郁金香的名声与日俱增;甚至,如果一个人有钱,却没有郁金香,他就会被归入品味低下一类。许多有识之士,比如,庞贝·德·安格里斯和《论坚定不移》的著名作者——莱登的利普修斯——都对郁金香情有独钟。拥有郁金香的狂热迅速席卷了整个中产阶级,而那些财产并不是很丰富的商人和商店老板也开始竞相拥有郁金香中的珍品,并互相炫耀他们为之付出的离奇价格。据传,哈勒姆的一个商人花费了他一半的财产来购买一个郁金香的根茎,而其目的并非为了卖掉赚钱,只是为了放在自家温室里让朋友们观赏。

有人可能会想,在精明如荷兰人的眼睛里,可以变得如此珍贵的花必定有非同寻常的美。然而,它既没有玫瑰的美艳,也不具有它的芬芳——甚至和“小小的甜豌豆”相比,它也稍显逊色。同时,在花朵的持久性上,它亦无法和前两者相比。然而,事实却是考利为郁金香大唱颂歌。他说:



紧接着,郁金香出现了,鲜艳欲滴,

闪烁着高傲的光芒,淫荡二字绝对与她无关;

这里有世上最美的颜色;

而且,通过新的组合,她还可以呈现新的面孔;

紫色和金色织就的华贵衣衫,

是她的最爱,

她唯一的目的就是悦人之目,

和,艳压群芳。



这听起来并不那么具有诗意,却是诗人的描述。贝克曼在他的《发明史》中,以更加忠实的态度,用比考利的诗歌更加让人舒服的散文形式,对郁金香进行了描述。他说:



几乎没有植物像郁金香那样,因为偶然,羸弱,或者疾病,而获得那么多的色彩。在人工培植之前的自然状态,它只有一种颜色,有大大的叶子和超乎寻常的长茎。当人工培植将它弱化之后,它反而在种花人的眼中变得更加赏心悦目了。花瓣比以前黯淡了,小了;但是,颜色更加丰富了;叶子的绿色也较之以前更加浅淡。人类文明的这件杰作就是这样:体质越羸弱,容颜越漂亮;以至于最后弱到无论用什么高超的技艺或周全的照料,它几乎不能被成功移植,甚至被成功养活。



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许多人开始迷恋于这个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的东西,就像母亲总是偏爱体弱多病的孩子一样。我们只能用同样的原则来解释这些脆弱的花朵并不应受到的,而人类却过分慷慨给予的赞颂。1634年,拥有郁金香的狂热在整个荷兰肆虐,以至于国家正常的工业被忽略。全体人民,甚至包括最底层的民众都开始从事郁金香贸易。随着狂热的升级,价格也一路飙升。到1635年,众所周知,许多人投资10万弗罗林 〔2〕 购买四十个根茎,然后,再以重量为单位出售,而重量单位是比一粒谷物的重量还要小的派瑞特 〔3〕 。一种叫丽芙·肯恩将军的郁金香重400派瑞特,价值4,400弗罗林;一种叫婉·得·爱克将军的郁金香重446派瑞特,价值1,260弗罗林;一棵贵公子重106派瑞特,价值1,615弗罗林;一棵黑蝴蝶重400派瑞特,价值3,000弗罗林。在所有的品种中,最珍贵的当属永远的奥古斯都;它重200派瑞特,5,500弗罗林的身价也会被认为已经是贱卖了。这个品种的追求者如此众多,以至于一棵质量下等的根茎要价也要高达2,000弗罗林。据传,在1636年,整个荷兰只有两棵这样的根茎;而且,其质量并非上乘。一棵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商人手里,另一棵在哈勒姆。投机商人要获得这两棵根茎的心情是如此急切,以至于一个人为哈勒姆的郁金香足足花费了十二英亩建筑用地的价钱。而阿姆斯特丹的那根换得4,600弗罗林及一辆新马车,两匹灰色的马和一整套马具。马丁是那个时代很勤勉的一个作家,他就郁金香热写过一本长达一千多页的书。下面是他保留的不同物品的单子,以及它们的价值;而这些东西的交付只为换得名叫黑蝴蝶的一个稀有品种的根茎:



弗罗林

两拉小麦

448

四拉黑麦

558

四只肥牛

558

八只胖猪

240

十二只胖绵羊

120

两大桶葡萄酒

70

四大桶啤酒

32

两吨黄油

192

四只肥牛

558

一千磅奶酪

120

一套床

100

一个银质的酒杯

60

2,500

那些当时不在荷兰,而又恰在这个荒唐之事最盛行时返回荷兰的人们,往往因为不知情而让自己陷入尴尬的窘境。在布兰维尔的游记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件趣事。有一个十分富有的商人,甚是以自己稀有的郁金香为豪。有一次,他收到从利凡特发来的一批很珍贵的货物。货物到达的消息由一个水手通知他,通知的地点是在他堆满了各式各样货物的账房里。这位商人为了表达对水手传达消息的谢意,十分慷慨地准备了一顿红鲱鱼的早餐赠与他。这个水手似乎很喜欢吃洋葱,并且在这个慷慨商人的柜台上发现了一个类似洋葱的根茎;然后,他很想当然地认为把洋葱放在丝绸和天鹅绒中间是一件很不合适的事情。他开玩笑的地抓住一个时机,把这个类似洋葱的东西偷偷放到了他的兜里,并且把它作了他的鲱鱼的调味品。他带着他的奖品很快离开了商人家,走到码头上去吃他的早餐。他刚一转身,那个商人就丢失了他宝贵的,价值3,000弗罗林,或者说280英镑的,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根茎。顿时,全家陷入了一片混乱。大家到处寻找这个价格不菲的根,但是无果而终。商人的痛苦无法言语。第二次的搜索仍旧以失败告终。最后有人想到了那个水手。

这个伤心满怀的商人一听到这个建议,一下子就跳到了街上。被他吓坏了的家人紧随其后。那个头脑单纯的水手啊!他根本没想到把他的“洋葱”的最后一块藏起来。他几乎做梦都不曾想过,他所吃的这顿早餐的价值足够一艘船上的全体船员吃十个月;或者,正如这位被抢劫的商人自己所描述的一样,“足以十分奢侈地招待奥伦治的王子和所有总督府衙的人员。”安东尼把珍珠融化到酒里,为克利欧佩特拉的健康干杯;理查德·惠廷顿为了取悦亨利五世国王,也做了同样愚蠢而又奢华之事;当伊丽莎白女王开办皇家交易所的时候,托马斯·格雷欣爵士把钻石融在酒里,以表达对女王健康的祝福。但是,这位淘气的荷兰小伙子的早餐和上述两种一样豪华;不仅如此,他的早餐还有一处是他的不知节俭的前辈所不能及的,那就是:他们的宝石既不能改善酒的美味,也无益于他们的酒的品质;而他的郁金香配上他的红鲱鱼却是十分的美味。他的故事中最不幸的部分就是商人控告他犯了重罪,最终使他在监狱中被囚禁了几个月。

另一个故事为一个英国旅行者的亲历,这个故事的滑稽之处丝毫不逊色于水手的奇遇。这位绅士是位业余的植物学家,他凑巧在一个荷兰富人的家里看到一棵郁金香根躺在他的温室里。因为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他取出他的小刀,把它的皮剥下来,然后,想用它来做实验。当这样一层一层地剥到只有它原来的一半大小的时候,他把它分成了同等的两半,然后,对于这个他所不认识的、有着奇特外观的球茎发表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评论。突然,主人怒火中烧地扑向了他,问他是否知道他已经做了什么。“削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洋葱”,这位哲学家回答道。“见鬼去吧!”这位荷兰人说道,“这是婉·得·爱克将军。”“谢谢你,”这位旅行者回答,然后,拿出他的笔记本,在上面按照荷兰人所讲记下了这个名字,“这些‘将军’在你们国家普遍吗?”“见鬼去吧,”这位荷兰人抓住这位震惊不已的科学家的领子诅咒说,“跟我去见官!会让你知道的。”无论这位旅行者如何抗议,他还是被这位绅士连拉带扯地走过了街道,身后跟着一群乌合之众。等来到官员的面前,他才吃惊的得知,他所做实验的那个根茎价值四千弗罗林。无论他如何请求对他从轻发落,最后,还是不得不锒铛入狱。直到他为付这笔资金找到担保,才得以获释。

对于郁金香稀有品种的需求迅速增长。到1636年,销售郁金香的常规市场在很多地方的股票交易所设立;这些地方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哈勒姆、莱顿、阿尔克玛、荷恩以及其他城镇。至此,种种迹象表明郁金香交易已经具备了赌博的特征。尽管有人警告股票经纪人对于新的投资要谨慎,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郁金香的交易。在交易中,他们用尽一切所能想到的办法,让价格起起落落。和所有的赌博一样,在郁金香狂热中,人们最初都是信心高涨,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盈利。郁金香交易的经纪人在郁金香股市的涨跌中投机。他们通过在价跌时买进,在价高时卖出的方式获得了巨额利润。许多人一夜之间暴富。一个充满诱惑的金色诱饵在人们的眼前摇来晃去。一个接一个,他们冲向了郁金香交易市场,就像冲向蜜锅的一群苍蝇一样。在每个人的想象中,对郁金香的狂热追求不会停止,而且,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都会到荷兰,都会为了郁金香倾其所有。欧洲的妇人将会聚集在须德海的岸边,贫穷在荷兰这块福地上将不复存在。贵族、市民、农夫、机械工、水手、步兵、女仆,甚至扫烟囱的工人和做衣服的妇女都开始做郁金香的生意。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把他们的财产换成现金,然后把它投在这些花的交易里。房屋和土地以毁灭性的低价出售,或者在郁金香交易中直接转让给相应商人。许多外国人同样被这种狂热所征服。钱从四面八方涌向荷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逐步升高:房屋和土地、马匹和马车,以及各种奢侈品的价格都在攀升。连续几个月的时间,荷兰就像是财神爷的接待室。交易变得如此广泛而复杂,以至于有人觉得很有必要起草一份法规来引导这些交易者。政府委派了司法人员和办事职员,这些人都全心全意地为郁金香交易贡献他们的力量。在一些城镇里,人们无视政府委派的公证员,郁金香就是他们的公证员。在更小的、没有交易场所的城镇里,大的酒馆通常被作为“展示地”。在这里,形形色色买卖郁金香的人完成他们的交易,以成全人们奢靡的娱乐。有时,这些宴会有二三百人参加。大瓶大瓶盛开的郁金香以等距离间隔放在桌子上和餐柜上,以供他们在用餐期间欣赏。

但是,最后,比较精明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个愚蠢的行为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富人们买了这些花,不再是为了把它们养在花园里,而是以百分百的利润卖出。有人已经预见到,最后,肯定有人会损失惨重。当这个信念开始四处传播的时候,价格下跌了,而且,再也没有重新升起。自信心被摧毁了,铺天盖地的恐慌感折磨着所有交易者的心。A同意在合同签署六周后,以每棵四千弗罗林的价钱从B那里购买十棵名叫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B在约定的时间将花准备好;但是价格下降到了三四百弗罗林。A既不同意以不同的价钱购买,也拒绝接受这些郁金香。在荷兰所有的城镇上,每天都会宣布新的违约者名单。那些成千上万个在几个月前还怀疑在荷兰这块土地上是否存在贫穷这码事的人们,突然间发现他们自己已经是除了几棵根茎之外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没有人愿意买这些根。即便卖者愿意以他们所付价钱的四分之一出售,也没有人理睬。每一个角落都回响着痛苦的哭声。每一个人都在诅咒他的邻居。那些通过密谋策划富了腰包的少数人悄悄地把他们的财富藏起来,不让和他们同住一城的人发现,然后,把这些钱投资到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基金。那些就这样简简单单一夜暴富的穷人又回到了原来的贫穷状态;家境殷实的商人几乎沦为乞丐;许许多多的达官贵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房产彻底毁灭。

当第一阵惊慌渐渐平息之后,几个城镇上的郁金香持有者召开公众会议,目的是设计出恢复公众信用的好办法。人们一致同意全国各地派代表到阿姆斯特丹,和政府商议解决目前混乱状态的办法。最初,政府拒绝参与,只是建议郁金香持有者自行达成协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召开了几次会议。但是,最终没有商议出让受害人满意的结果,也没有讨论出弥补哪怕只是一点点所受到的伤害的措施。每个人张口就是抱怨和指责,所有的会议都在雷霆大怒的气氛中进行。但是,最终,经过无数次的争吵和僵持,聚集在阿姆斯特丹的代表们达成一致协议。协议规定,所有在狂热高峰期和1636年11月之前签订的合同统统宣告无效;而对于那些在此日期之后签订的合同,只要购买者付给销售者十分之一的货款,就可以免除他们的其他债务。这个决定没有让任何人满意。手中持有郁金香的销售者当然不满意,而那些曾许诺购买的人也觉得他们受到的待遇太苛刻。曾价值六千弗罗林的郁金香,现在花五百就可以买到;所以,十分之一的价钱比实际的价值还要多出一百弗罗林。这个国家的法庭上每天都充斥着违约法案,但是法庭拒绝审理赌博性质的交易。

事件最终交由海牙省议会解决。人们信心十足地期待,这个机构的智慧能够想出恢复信用的办法。人们翘首企盼最后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却一直没有到来。与会成员一周接一周地讨论,最后,在思考了三个月之后,宣布除非有更多的信息,否则他们无法作出最后决定。但是,他们建议,销售商应该在有证人的情况下,把他们现有的郁金香以代表们已经商议好的价钱卖给购买者。如果后者拒绝购买,他们可以通过公众拍卖的方式将其出售。而最初的合同签约者应该担负实际的价钱和最后决定价钱之间的差价。这恰恰就是之前代表们曾推荐的计划,而且已经证明是无效的。在荷兰没有负责强制付款的法庭。这个问题在阿姆斯特丹被提出,但是,法官们以法律债务不涉及赌博债务为由一致拒绝参与。

事情就这样平息下来。政府没有能力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些在事态逆转之时不幸还存有大量郁金香的倒霉蛋们只能尽量乐观地接受他们的损失;那些盈利者被允许他们保有所得;但是国家的经济经受了严重的打击,很多年后才得以恢复。

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荷兰的模式。1636年,郁金香在伦敦交易所公开出售,经销商竭尽所能把价格提高到和阿姆斯特丹那里一样高得荒谬的水平。巴黎的经销商也在努力创造郁金香热。在这两座城市里,他们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然而,榜样的力量却让这些花大受欢迎。某个阶层内的人们对郁金香的钟爱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种类的花。现今,荷兰人仍旧以他们对郁金香的偏爱而闻名于世,并且为郁金香付出的价钱依然高于其他民族所愿意支付的价钱。当富有的英国人吹嘘他的优良赛马和古画的时候,富有的荷兰人则会向人炫耀他的郁金香。

在今天的英国,我们会觉得一棵郁金香比一棵橡树还要值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如果黑色的稀世珍品被发现,黑得就像尤维纳尔 〔4〕 所说的人间少有的黑天鹅那样,它的价钱就等于十二英亩玉米的价钱。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第三版增补版的一个权威作者所提供的信息,17世纪末,郁金香在苏格兰的最高价为十个基尼。自此之后,它们的价值似乎慢慢降低了,直到1769年,英国出现了两个最昂贵的品种——唐·科维多和瓦伦丁娜,前者值两个基尼,后者值两个半金币。这些价钱后来证明是最低价。1800年,一棵根茎的普通价钱是十五基尼。1835年,如痴如狂的郁金香迷在伦敦的公开拍卖会上以七十五英镑的价钱购得一棵叫作法妮·肯布尔小姐的根茎。价钱更惊人的郁金香为切尔西市国王路上的一个园丁所有。根据他的商品目录,这个郁金香的价钱是二百个基尼。

注 释

〔1〕 卢坎:罗马诗人(公元39年11月3日—公元65年4月30日)。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史诗《法沙利亚》,描述凯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这部史诗虽是未完成作品,却被誉为是维吉尔《埃涅阿斯》之外最伟大的拉丁文史诗。引文即出自这部作品。——译者注

〔2〕 货币单位:1弗罗林(florin)=2先令(shilling)——译者注

〔3〕 1派瑞特(perit)=1/4,608,000盎司(ounce)——译者注

〔4〕 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的罗马诗人,以擅长写讽刺诗著称,著有《讽刺诗集》(Satires)——译者注

疯狂的慢性投毒犯

佩斯卡拉:我从来没听说过类似的事情。

斯特凡诺:在我看来,如果人们仅仅是通过听来了解这件事,肯定会认为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荒谬之事。

佩斯卡拉:确实如此。我将尽可能简单地告诉你他们是如何疯狂到这个地步的。

米兰公爵

投毒罪行从古到今一直存在,并且曾一度形成体制。投毒方式是通过毒药发挥作用过程之慢,让普通的观察者认为受害者是死于身体的逐步衰弱。对此事感兴趣者可以参阅贝克曼有关秘密毒药的著作——《发明史》。在这本书里,他收集了希腊和罗马作家所描写的几个有关事例。16世纪早期,此罪行开始逐渐增多;到了17世纪,它就像一场瘟疫一样,蔓延到了整个欧洲。投毒操作通常由假扮的女巫师或男巫师完成。后来,这个技巧在那些声称具有魔力或超自然力量的人中,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亨利八世二十一年时通过了一项法案,将此投毒行为定性为严重危害国家罪:犯罪者将被沸水煮死。

在时间上,史无前例;在残暴程度上,亦无出其右者的此类投毒案件是对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的谋杀。这件事情发生在1613年,成为当时詹姆斯一世王廷的耻辱。对这件事情的梗概稍作描述,恰好可以让人们对五十年后在法国和意大利流行的投毒狂潮略知一二。

苏格兰青年罗伯特·克尔很早就引起了詹姆斯一世的注意;并且,尽人皆知,这个人仅仅凭借他的美貌就享尽了荣耀。即便是在当时,人们也怀疑詹姆斯一世沉迷于最让人鄙视的不轨行为;而在今天,我们越是研究他的历史,这个怀疑就越是强烈。无论这个被怀疑的行为是什么,这位帅气十足的克尔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他的皇帝主子亲吻他光滑的脸颊。就是这样一个人,通过这种恶心的方式迅速得宠。1613年他成为苏格兰的王室财政大臣;同时,他还以罗切斯特子爵的身份在英格兰担任同样的官职。不仅如此,无数的荣耀在未来的日子里源源不断地向他涌来。

在他飞黄腾达的过程中,并非无友相助。从国王大臣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本人信中的某些线索看,他只是一味地迎合国王的恶习,而且详细了解他秘密从事的所有危险行为。就是他本人竭尽所能,促进克尔的晋升;当然,他从后者那里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奥弗伯里对克尔的友谊并不仅限于此,如果两者之间真的有什么友谊可言的话。他还担当中间人的角色,帮助罗切斯特和埃塞克斯伯爵的妻子弗朗西丝·霍华德女士通奸。这是一个激情富有到狂野,而羞耻感却无分毫的女人。她的丈夫妨碍了她和罗切斯特的通奸,为了摆脱他,她启动了诉讼离婚程序,离婚的理由是像她这样谦卑而且情感脆弱的女人宁死也不愿意说出的。她见不得人的诉讼成功了。判决刚刚执行,她和罗切斯特大人规模盛大的婚礼就已准备就绪。

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曾经全心全意地帮助他的财神爷和埃塞克斯伯爵夫人私通;而现在,他似乎又认为和这样一个品质下贱的女人结婚将会成为他仕途继续前进的障碍。因此,他便竭尽所能地劝阻克尔选择这个婚姻。但是罗切斯特十分倾心这个结合,他的热情和伯爵夫人的热情一样强烈。一天,当奥弗伯里和罗切斯特子爵在白厅的画廊里散步的时候,有人听见奥弗伯里说:“尊贵的大人,如果您娶了那个卑贱的女人为妻,你将彻底地毁掉你的荣誉和你自己。请听取我的建议,坚决不要这样做。如果你做了,只怕你官位难保,所以,你最好小心为妙。”罗切斯特愤怒地扬袖而去,并且大声发誓道:“这件事情,我会和你算账的!”这些话成为倒霉的奥弗伯里的死刑执行令。他暗示罗切斯特,他可以影响国王,并降低国王对罗的喜欢程度。他努力想阻止一个人熊熊燃烧的激情,而这个人又是这样的没心没肺、放荡不羁,且无所顾忌。这一切致命地打击了罗切斯特的自尊心。

奥弗伯里不知天高地厚的规劝传到了伯爵夫人那里。从那一刻起,她就发誓她一定要给他最致命的报复。但是,因为他们极端的虚伪,两位都隐藏了他们的实际意图。在罗切斯特的请求下,奥弗伯里成为被派往俄罗斯王廷的大使。这个表面上的支持却是未来深不可测的致命阴谋的第一步。罗切斯特装作十分关心奥弗伯里的利益的样子,建议他拒绝出使这个任务,并且说这只不过是清除他的一个计谋。同时,他许诺他会对付由奥弗伯里的拒绝所带来的一切不良后果。奥弗伯里就这样中了圈套,拒绝了作为使节出使的任务。詹姆斯国王被激怒了,立即将他囚禁到伦敦塔。

现在,他完完全全地被看管着,他的敌人终于有机会开始他们的复仇行动。罗切斯特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过他在宫廷里的影响,解雇伦敦塔的副主管,并委派他的傀儡杰维斯·艾尔维斯来填补这个空位。这个人只是个工具;为完成复仇计划,另外一个人必不可少,那就是曾经做过药店伙计的理查德·韦斯顿。他被安排在副看守的职位上,直接看管奥弗伯里。至此为止,所有的一切都为阴谋家的计划做好了准备。

同时,阴险狡诈的罗切斯特热情洋溢地给奥弗伯里写信,信中要他耐心忍受他的不幸,并且许诺他被囚禁的时间不会很长,因为他的朋友们正在竭尽所能降低国王的不快情绪。他照旧是装作极度同情他的样子,因此,随信附上了油酥点心和其他的美味作为礼物,而这些东西在伦敦塔里都是得不到的。送给他的这些点心都被下了毒。偶尔,在没有信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礼物送给杰维斯·艾尔维斯,其目的是让人认为这些东西是没有毒的;但是,对于这些东西,那位不幸的囚犯却从没有尝过。一个叫作特纳的女人被雇来去获得这些毒药。她曾经有一所声名狼藉的房子,并且不止一次地把它借给罗切斯特和埃塞克斯女士,让他们在那里进行罪恶的通奸勾当。这些药都由假装成朗伯斯区算命先生的福尔曼医生负责准备,协助他准备的是一个叫富兰克林的药剂师。这两个人都知道这些毒药的使用目的。他们巧妙地把毒药混合在油酥点心和其他的食品里,混合的量要小,以便能够渐渐消耗受害人的体质。特纳夫人定期将放了毒药的食品送给副看管,然后,副看管再把他们放在奥弗伯里面前。不仅他的食物被投毒,他的饮料也被投了毒。砒霜和他所吃的盐混合,斑蝥和胡椒混合。就这样,在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了。他一天天变得虚弱下来。他的胃口极其奇怪,十分钟情于糖果和果冻。罗切斯特继续安慰他,并且满足他在这方面所有的需要,给他送丰富的油酥点心,偶尔送些松鸡和其他的野味,或者送些乳猪。在这些肉食的调味汁里,特纳夫人混合了一些斑蝥,并且用银制的苛性钠给猪排下毒。就像在审判中所陈述的那样,奥弗伯里以这种方式服下的毒药足以毒死二十个成年男人;但是,因为他的体质强壮,所以,仍旧可以苟延残喘。药剂师富兰克林承认说他和福尔曼医生准备了七种不同种类的毒药。它们是:硝酸、砒霜、水银、钻石粉、银制苛性钠、大蜘蛛和斑蝥。奥弗伯里坚持的时间太长了,这让罗切斯特有点不耐烦。在他写给埃塞克斯女士的一封信中,他说事情的解决没有他预料得那么快。埃塞克斯女士立即命令看门人马上处理掉受害人。在这段时间内,虽然奥弗伯里看起来对投毒之事一无所知,他也并非没有怀疑到罗切斯特对他的背叛。他只是怀疑他要被终身囚禁,他们只是让国王更加厌恶他。他在一封信中威胁罗切斯特说,如果他不被立即释放,他就要将他的流氓行为公之于世。他说:“不久后,你和我都将以另一性质的审判面对公众……不要将我逼上绝路,以免我说出让你和我都后悔不已的话……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你的羞耻都不会消失,它们会永远地留在这个世界上,让你成为有史以来最面目可憎的人……我想知道,你将如何忽略一个知道如此多秘密的人……它们是普通的秘密和普通的危险吗?它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所有这些警告和掌握危险秘密的暗示对于像罗切斯特大人这样做事不计后果的人来说,都只能成为对他的不利因素:它们更有可能导致他的死亡而不是救赎。罗切斯特的所想和所为似乎是一致的。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谋杀者的理论,即,“人死则死无对证”。就这样,在他收到带有这些话语的信之后,他对他的情人抱怨事情的延迟。他们督促韦斯顿赶紧完成这个罪行。所有人的耐心都耗尽了,终于,1613年10月,一剂氯化汞放到了他的食物里。在这些人的魔爪下被痛苦地囚禁六个月之后,他的生命结束了。就在他断气当天,尸骨未寒之时,他就被匆匆地裹进一个床单,埋在了伦敦塔附近的一个深坑里。

在《詹姆斯一世王廷和人物》一书当中,安东尼·韦尔登爵士对这个悲剧结局的描写和上述内容有些许不同。他说:“富兰克林和韦斯顿来到奥弗伯里的囚室,发现他处于极端的痛苦折磨之中。很显然,是生命本能的力量在和毒药作斗争。看起来很有可能生命的本能要赢得这场争斗,因为奥弗伯里长出了疮、疹斑和水疱。他们害怕医生的检查会让他们的恶行大白于天下。于是,他们都同意用床单将他勒死;然后,就这样做了。就这样,他们结束了他悲惨的生命,并让阴谋者相信他是死于毒药。除了这两个谋杀者之外,其他人不会想到这种方式。”

突然的死亡——过分仓促的葬礼,以及没有进行尸检的事实,都加剧了浮在人们心头的怀疑。传闻,从悄悄进行转为四处流传;死者的亲眷公开表示他们认为他们的亲人是死于谋杀。但是,罗切斯特在宫廷中的权力如日中天,没有人敢发表哪怕一句对他不利的言论。不久后,他和埃塞克斯伯爵夫人的婚礼在前所未有的豪华气势中进行。国王亲自参加了仪式。

奥弗伯里对詹姆斯性格的了解似乎比罗切斯特所赞叹的还要深。当他预言罗切斯特的婚姻将疏远国王和他的关系时,他真是不折不扣的预言家。然而,此时,罗切斯特所受的恩宠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但是,好景不长——良心,这个忙碌的监视器,开始起作用了。流言的传播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心存内疚的罗切斯特最终变得憔悴不堪。他的脸颊没有了色彩——他的目光黯淡、脾气暴躁、神情恍惚、情绪低沉。看到他的这幅光景,国王对他的陪伴不再感兴趣,而后,开始四处寻找新欢。机智、帅气而又放荡不羁的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正合了国王的心意。仅仅后两个品质就足以让詹姆斯喜欢上他。罗切斯特的影响日渐消弱,白金汉公爵的权力与日俱增。一个失宠之人是没有朋友的。对罗切斯特不利的流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更加坚决。这位新宠也不遗余力地落井下石,以加速这位旧爱的堕落。因为急于想彻底毁掉这位享受皇帝宠爱的前任,白金汉怂恿托马斯·奥弗伯里的家人依法质询他们亲人的离奇死亡。

詹姆斯惩罚那些他没有亲自参与的罪行时,绝对足够严厉。此外,他对于自己发现秘密之迅捷十分自以为豪。托马斯·奥弗伯里的案件正中他的下怀。他从逮捕杰维斯·艾尔维斯爵士开始。在诉讼的早期阶段,詹姆斯看上去并不知道罗切斯特在这件事中的纠缠之深。凶残的慢性投毒程序让国王感到十分恐怖,为此,他请来了所有的法官。安东尼·威尔顿爵士跪在他们中间说:“尊敬的法官大人们,最近,我听说你们正在调查一起投毒案件。上帝啊!如果餐桌变成了陷阱,连吃饭都要危及到每个人的生命,如果我们把意大利的这个恶俗引进到我们这里,那么,这个王国(世上唯一以友善著称的民族)将会处于怎样悲惨的境地啊!所以,各位长官,我命令你们对此事严查,没有算计,没有私情,也没有偏袒。在庄严而又恐怖的宣判日,你们给出此事的答案。如果你姑息了这个犯罪案件中的任何一个罪犯,你和你的后代子孙都将受到上帝的诅咒!如果我姑息了任何罪犯,上帝将会永远诅咒我和我的子孙后代!”

这个诅咒在忠于斯图亚特王朝的议会里完全应验。庄重的誓言被打破了,上帝的诅咒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的头上。

在杰维斯·艾尔韦斯爵士之后,被捕的第二个人是副看守韦斯顿,然后是富兰克林和特纳夫人,最后是萨默赛特郡伯爵及其夫人,也就是罗切斯特。奥弗伯里死后,他荣升到了这个尊贵的位置。

第一个受审的是韦斯顿。公众的好奇心空前强烈,这件事情成为人们口中唯一的话题。审判那一天,法庭被挤得水泄不通。在法庭审判报告上,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库克向陪审团揭露了投毒者卑鄙和猥琐的行为。面对他们秘密的企图,人的生命没有丝毫的自我保护和防御措施。在英国听说投毒是多么罕见的事情啊!在我们的国民看来,这是多么地让人憎恨啊!但是,魔鬼教会这些胆大妄为之徒诡谲之道,他们能够游刃有余地给人们投毒,让受害者按照他们的意愿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段内,慢慢消耗掉生命的精华。他们让受害者中毒的方式有四种,即:闻、饮、尝、触。

当起诉书宣读完毕,韦斯顿唯一的反应就是:“主啊!可怜可怜我吧!主啊!可怜可怜我吧!”当被问及他将如何被审判时,他拒绝把自己交给国家的陪审团,并且宣布他只选择接受上帝的审判。他的这种态度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害怕受到藐视法庭罪责 〔1〕 的惩罚,他最终屈服,请求“无罪”,并且以应有法律程序接受审判。

他所有的罪证都被完全证实,他被宣判有罪并且在泰伯恩刑场处死。特纳夫人、富兰克林和杰维斯·艾尔维斯爵士也受到了审判。宣判后,于1615年10月19日到12月4日之间被处死。而对萨默赛特伯爵和伯爵夫人的伟大审判直到次年五月份才进行。

在审判杰维斯·艾尔维斯的过程中,案件的细节被披露。通过这些细节,人们得知萨默赛特夫人的叔叔,北安普敦公爵和放鹰首领托马斯·孟勋爵士也参与了投毒。前者已经死去,法庭逮捕并审讯了托马斯·孟勋爵士。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人似乎太危险了,因而,并不能把他带上绞刑台。他知道詹姆斯一世太多见不得人的秘密,他的临终演讲很可能会揭露对国王不利的信息。对旧罪过的掩盖必然导致新的过错:对托马斯·孟勋爵士的审讯戛然而止;随即,他被释放。

詹姆斯已经违背了他的誓言。他开始害怕他对于投毒者的惩罚过分草率和疯狂。毫无疑问,萨默赛特将被宣判有罪,而国王也十分明白他必会祈求宽恕和赦免。被囚禁在伦敦塔里的时候,萨默赛特十分自信地肯定詹姆斯不敢审判他。在这一点上,他彻底地错了;但是,詹姆斯确实很痛苦。如今,他们之间的秘密无从得知;但是,毕竟可以通过猜测略知一二。一些人认为秘密就是国王所沉迷的恶习;而另外一些人确认这个秘密和亨利王子的死有关。亨利王子是一个善良的年轻人,却深受萨默赛特的厌恶。王子早亡,但是他的父亲并没有为此感到悲伤。据坊间流传,王子为萨默赛特投毒致死。或许,国王因担心某个罪行而心情沉重;他不能放心地将他的同谋萨默赛特在公众面前处决。所以,当国王发现他的最爱深陷奥弗伯里谋杀案时,他的痛苦折磨难以言状。备受痛苦煎熬的国王想尽一切办法,让罪犯的精神处于不会胡言乱语的所谓的安全状态。有人悄悄地建议他先认罪,并相信国王的宅心仁厚。同样的建议也传给了伯爵夫人。国王命令培根起草一份包括所有对萨默赛特“有利”的事实的文件,而这些事实须以犯罪证据为基础。有人再次建议萨默赛特认罪,并许诺不祥之事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伯爵夫人首先被审判。在宣读起诉书的过程中,她浑身颤抖地流着泪,低声认罪。当被问及她为什么不该被处以死刑的时候,她胆怯地回答说:“我已犯了众怒,我知道没有什么能减轻我的罪过;但是,我渴望得到宽恕,希望各位长官为我向国王求情。”最终,她被宣判死刑。

第二天,伯爵受审。他似乎并未相信詹姆斯的承诺,所以拒绝认罪。可能,根据他对国王性格的了解,他对自己感到自信。他泰然自若地对目击证人进行严厉询问。经过他顽固的辩解和持续长达十一小时的审讯之后,他被证明犯有重罪,并被宣判死刑。

无论罪犯和国王之间的秘密可能是什么,事实是,后者全然不顾他曾经发过的庄重誓言,根本不敢签署死刑执行令。很可能,这个执行令本应该是他自己的。伯爵和伯爵夫人被囚禁伦敦塔,时长达五年之久。最后,让公众震惊、气愤,让他们的最高长官蒙羞的是,这两个人得到了王室的原谅,只是被命令居住在远离宫廷的地方而已。因为犯有重罪,伯爵的房产被充公;但是詹姆斯从这些充公房产的收入中,每年拿出4,000英镑给这位伯爵大人!其行为真是无耻之极!

对这两个罪犯后来的生活,人们不得而知。只是知道他们对彼此曾经的爱变成了厌恶;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几个月,但是却从未说过一句话。

对于他们暴行的揭露并没有制止投毒的罪行。恰恰相反,就像我们在后面要看到的,真相的揭露引起了疯狂的模仿,而模仿恰是人性中很奇怪的一个特点。有人猜测詹姆斯本人就极有可能成为了投毒的牺牲品。在对哈里斯的《詹姆斯一世的生活和写作》的注释中,就有很多有关这个话题的信息。白金汉的罪名虽然没有完全成立,但是,其疑点足以送成千上万个人上绞刑架。他的犯罪动机是报复国王在统治后期对他的冷淡态度。他害怕詹姆斯要降低他的级别;同时,他又希望他可以通过对皇位继承人思想的影响,在新的统治时期继续保持他在宫廷里的权威,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及时结束旧的统治。

在《哈利父子杂录》第二卷中,有一本名为《复仇先驱》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由医学博士乔治·伊格利沙曼撰写,他是詹姆斯国王的医师之一。在引用这个册子的时候,哈里斯说它的内容充满了仇恨和偏见。册子内容显然有夸大其词之嫌,但是,它绝对是证据链上的一环。伊格利沙曼说:“国王得了疟疾,公爵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当国王的医生都在用餐时,他让国王服下了一种白色的粉末。刚开始,国王拒绝了很长时间;但是,在他极尽谄媚的强烈要求下,国王用酒服下。迅即,身体状况开始越来越糟。他多次昏厥,浑身疼痛,疯狂地拉肚子。在重重的折磨中,国王大声喊出了那个白色的粉末,‘上帝啊!我真不应该服下它啊!’”然后,他又告诉我们:“白金汉伯爵夫人(公爵的母亲)用石膏粉涂在国王的心脏上和胸上。从此,他变得虚弱、呼吸短促、痛苦不堪。医生们惊呼国王中毒了;白金汉公爵命令他们出去,并把他们之中的一个囚禁到他自己的房间内,把另一个从宫廷赶走。国王死后,他的身体和头都极其肿胀,头发和头皮都粘到了枕头上,他的手指甲和脚指甲都已经松动。”克拉兰敦是公爵的党羽,他所给出的詹姆斯的死因完全不同。他说:“国王死于疟疾。这本是痛风后的一点不适,但是,在一个已经五十八岁,而且身体肥胖又笨重的人身上,这个病有点变本加厉;在经历了四五次晕厥之后,国王离开了这个世界。国王死后,毫无根据的流言四起。这些极尽刻薄和恶毒的流言出现在国王死后人们获得言论特许权的时候;此刻,人们对于激怒权贵没有任何畏惧之心;此刻,人们把对皇室的指责和侮辱看成丰功伟绩。”尽管在这个宣言似的说明里,克拉兰敦充满自信;但是,世人绝对很难相信在四处流传的流言中,毫无真相可言。就像他所断言的那样,来自于人们的质询并不严密,权威的亲信们利用所有能用到的法律以外的影响,将这些质询否决。在布里斯托尔伯爵控告白金汉公爵的著名案件中,詹姆斯国王的中毒案是所控告的罪行之一;然而,在当时,包含证据总结的那几页历史记录被撕去了。

白金汉公爵的毒药据说购自一个叫作兰姆的医生。此人是个巫师兼江湖医生,以算命先生为掩护经营毒药业务。大众把对他的主顾的满腔愤怒统统转移到他的身上;当然,和毒药相比,这种愤怒是无害的。从此,他再也不能安然无恙地在伦敦街头出现。他的最终命运让人悲叹。一天,他走在齐普赛街头,他认为他的乔装足以掩人耳目,但是,他还是被几个闲逛的男孩子认了出来。他们用垃圾轰赶和袭击他,同时,大声叫喊:“投毒者!投毒者!打倒巫师!打倒他!”很快,民众群集而来,这位医生只好撒开了腿,拼命奔逃。在伍德街,人们追上并抓住了他。从那里,他被揪着头发,拖过泥坑,一路走到了圣·保罗十字路口;乱作一团的众人用石头和棍子不停地打他,并且大喊:“杀了巫师!杀了投毒者!”

查理一世一听到消息,就立即骑马从白厅出发到出事地去平息暴乱;但是,他到的太晚了,没有来得及挽救这位众怒的牺牲品。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已断裂,他已经彻底的死去了。查理十分生气。因为伦敦市政府不能把这场暴乱的头目绳之以法,国王只好罚了这个城市六百英镑了事。

然而,投毒的盛行之地是在意大利。很久以前,投毒在那里被认为是除掉敌人的十分正当的方式。十六、十七世纪的意大利人用投毒的方式害死他们的对手,投毒心境之坦然犹如当今英国人以法律程序起诉对他们造成伤害的人一样。根据当代作家的作品中所写,在斯芭拉和托菲尼雅进行这个罪恶交易的时代,女士们就堂而皇之地将毒药瓶放在她们的梳妆台上,并且,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它们用到别人身上,简直就像现代女士在自己身上使用古龙香水和薰衣草香水一样轻松。这种时尚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谋杀竟然可以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小过失。1648年,吉斯的最后一位公爵不知天高地厚地想要掌控那不勒斯政府。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了解到当时人们普遍对投毒的一些奇怪的感觉。一个名叫吉纳罗·安尼斯的人,在马萨尼埃洛做了一段时间的渔夫。时间虽短,却成就辉煌,这让他成为公众眼中的首领人物。吉斯公爵对他的这副模样十分地深恶痛绝,因此,前者的跟随者决定将后者谋杀。公爵本人以十分冷静的态度告诉我们,护卫队队长被安排来承担这项任务。有人给他提建议说匕首是最有效的工具,但是,这个人翻了翻眼睛,对这个提议表示出极其虔诚的畏惧。他准备毒死吉纳罗·安尼斯,只要一声令下,他绝对毫不犹豫;但是,他说用匕首刺死他实在和护卫队官员的身份不符!最后,人们达成一致意见:同意投毒。一个深受公爵信任的律师奥古斯提诺·莫拉把装有液体的瓶子带到了他的主人面前。下面是公爵自己的描述:



夜晚,奥古斯提诺来到我这里,告诉我:“我给你带来了一个东西,他将使你摆脱吉纳罗给你带来的烦恼和不快。他死有余辜,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将他正法并不重要。看看这个盛满了清澈的、美丽的液体的小药瓶。四天后,它就会惩罚他所有的罪过。护卫队长负责把这个药瓶给他;因为药瓶液体没有味道,吉纳罗不会怀疑什么。”



后来,公爵告诉我们说调配药量十分合适。但是,吉纳罗的幸运之处在于他那天的晚餐只吃了卷心菜抹植物油,而这些正好可以作为解毒药。他吃下之后便开始剧烈呕吐,就这样,这些东西救了他的命。他重病五天,但是从来没有怀疑有人给他投毒这件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兜售毒药成了十分赚钱的生意。此后十一年间,投毒行为在罗马十分猖狂,最后,一向懒怠的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贝克曼在他的《发明史》,勒布瑞特在他的《国家教堂物质史杂志》中对此事都有详细的阐释:1659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得知,到忏悔室中忏悔的很多年轻妇女都说她们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她们的丈夫。天主教神职人员普遍认为忏悔秘密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他们为这个罪行的盛行之极感到震惊和恐惧。虽然,他们不愿意透露忏悔者的姓名,但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向教堂首领报告这些人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在罗马,十分流行的一个聊天话题就是年轻的寡妇多得有点不正常。同时,人们的议论内容还包括如下内容:如果一对夫妇生活不幸福,那么,不久后,丈夫就会生病,然后死去。罗马教皇权威开始调查,迅即获悉有个年轻夫人协会,协会夜间在一个叫作希罗尼玛·斯芭拉的女人家里聚会,聚会目的十分神秘。这个老太婆是个著名的巫婆和占卜者,担任这群悍妇的首领。后来证实,这群悍妇中有几个出身上层罗马家庭。

为了获取这个妇女秘密团体实际活动的直接证据,政府雇佣了一位女士以寻求和她们直接接触的机会。这位女士把自己打扮得华丽无比,而且,政府给予她极其丰富的钱财。当她说明自己的目的后,她发现成为斯芭拉的信徒并加入她的团体一点都不难。她装作因为丈夫的不忠和虐待而极其痛苦的模样,并恳求斯芭拉给她几滴受到全罗马女性追捧的,可以让她残酷的丈夫长眠的那种神药。斯芭拉中了圈套,她卖给了她几滴,其价钱和购买者的财富相匹配。

经过化验分析,这些液体就是人们所怀疑的慢性毒药——清澈、无味、透明,和吉斯公爵的描述别无二致。获得这个证据后,警察包围了巫婆的房子,斯芭拉和她的同伴们被拘留。根据人们的描述,斯芭拉是位身材矮小、面目丑陋的老女人。在经受严刑拷打之后,她仍旧顽固地拒绝认罪。另一个叫作格拉提奥萨的女人没有那么坚定的意志,坦白交代了这个罪恶的妇女团体的所有秘密。虽然,她的坦白是经严刑逼供获得的,但是,仍有足够的证据向后世证明她们的罪过。这些人被认定有罪,并且根据她们罪行的不同程度,被判处不同的惩罚。斯芭拉、格拉提奥萨和其他三个毒死她们丈夫的年轻女人在罗马被集体绞死。三十多位妇女在众目睽睽中,被鞭笞着穿过所有街道;几个女人的高位让她们免于羞辱的惩罚,但是被驱逐出国,并被罚以重金;几个月之后,又有九位女人因投毒被绞死;而另一群年轻貌美的女孩,半裸着身子在罗马的街道上被鞭笞。

这种严厉的惩罚并没有制止投毒行为。迫不及待地要继承父亲、叔父,或者兄弟财产的妒妇贪夫选择了投毒。因为毒药无色无味,所以投毒时不容易引起怀疑。技艺高超的兜售者将毒药制成强度不同的等级,投毒者只须说明他们想让服毒者在多长时间内死去:一周、一月,或是半年;然后,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剂量。兜售者主要是女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叫作托菲尼雅的女巫,她以这种方式成为杀害六百多人的帮凶。这个女人似乎从少女时代就开始经营毒药,她刚开始住在巴勒莫,后来搬到了那不勒斯。娱乐旅行家,勒巴老爹在他的《来自意大利的书信》中,对这个人做了很多奇怪的描写。1719年,当他在契维塔韦基亚的时候,那不勒斯的总督发现大量的毒药买卖在那不勒斯市进行,毒药被冠以“水”或“小水”的称号。通过进一步的调查,他断定托菲尼雅把写有“巴里圣人尼古拉斯甘露”的小瓶大量地发往意大利各地。(当时,这位女人已经有七十岁高龄,并且她是在处死斯芭拉之后,马上就开始这个罪恶交易的。)

巴里圣人尼古拉斯的墓闻名整个意大利。据说,从墓中,有一股神奇的油流出,只要服用者有足够的信念,这个油可以包治百病。托菲尼雅巧妙地利用这个名字命名她的毒药,目的是逃避海关官员的警觉,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对巴里圣人尼古拉斯和他的神油虔诚而恭敬。

这个毒药和斯芭拉所制作的毒药十分类似。顺势疗法创始人哈奈曼医生,在写到这个物质的时候说,毒药的成分为含砷的中性盐,它让受害者失去食欲、身体衰弱、胃部疼痛、力气消失、肺部衰竭。神父加利亚尔迪说,投毒的做法通常是将它放入茶、巧克力或汤里,它起作用的过程十分缓慢,几乎不会被察觉。奥地利国王的医生加雷利在给霍夫曼的信中说,毒药就是用煎煮的形式融化到大量的水里的晶状砷,然后再加上芯巴草(原因不明)。那不勒斯人称它为托夫妮娜水,很快,这种毒药就以托夫妮娜水之名,在整个欧洲臭名远扬。

虽然,这个女人从事罪恶贸易的范围十分广泛,但是,却很难遇到她。她一直生活在惧怕被发现的恐惧里。她不断地更换名字和居住地;有时候,她会假扮成极其虔诚的信徒,在修道院连续待上几个月。每当她担心被发现的时候,她就会到教会里去寻求庇护。她很快得到了那不勒斯总督搜捕她的消息,然后,根据她的经验,躲到了修道院里。或者是因为搜寻不够严密,或者是因为她的隐藏手段十分高超;总之,持续好几年,她都设法逃过了官方的警觉。更加离奇的是,根据她的体系分支所显示,她的贸易范围和以前一样大。勒巴告诉我们说,她十分同情那些憎恨她们的丈夫、想把她们的丈夫除掉但又没钱买这个神“水”的女人们。对于这些人,她把这些毒水作为礼物送给了她们。

然而,上天是不会允许她一直玩下去的。最后,总督在一个女修道院里发现了她,并且切断了她的退路。总督几次三番抗议,要求修道院院长将其交出。但是,有主教教区大主教支持的修道院院长一再拒绝。因为他们之间的屡次交涉,这个罪犯似乎显得格外重要。公众好奇心大发,成千上万的人到这个修道院里去,只为能看上她一眼。

反反复复的推延终于耗尽了总督的耐心。总督是理智之人,而且并非狂热的天主教徒,所以,他坚决认为即便是教堂也不能庇护罪恶如此深重的罪犯。他选择了无视修道院的权威,派了一个部队,推倒墙壁,用武力将她带走。大主教、红衣主教皮尼亚泰利十分生气。他威胁说要把整个城市逐出教会,并且要封锁整个城市。受团队精神激发的所有下级神职人员都参与到这个争端中,并且对那些容易轻信和盲从的人施加影响。结果,这些人磨刀霍霍地要攻击总督官府,解救囚犯。

形势十分严峻,但是,总督并不是可以被吓倒的人。实际上,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他都表现出了少有的机智、冷静和活力。为了避免逐出教会的威胁所带来的恶劣后果,他派兵包围了大主教的住所。他断定,主教绝对不会把整个城市逐出教会,饿死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市市民。这样的傻事,他是绝对不会做的。只要城市处于封锁之中,那些商人是绝对不敢为这个城市供应食品的。这个措施势必会给他以及他的神职兄弟们带来诸多不便。正如总督所料,这位心地善良的大主教把他的雷霆之怒留给了其他的事件。

民众的情绪也尚待安抚。为了避免怒气冲天的喧闹和迫在眉睫的暴乱,政府的代表巧妙地混到民众中,并且到处散布消息说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井水和泉水都被托菲尼雅施了毒。就此,大功告成。公众的愤怒情绪立即转向了她。那些前一秒还把她看成圣人的人,此刻已把她作为恶魔来诅咒,他们要马上惩罚她的急切心情丝毫不亚于当时希望她逃脱的愿望。随后,托菲尼雅被严刑拷问。她一一承认了她罄竹难书的罪行,并一一列出她的主顾名单。不久,她就被绞死。她的尸体被隔墙扔到她曾住过的修道院的花园里。这个行为似乎是为了安抚那些神职人员。毕竟,这是允许他们去埋葬曾在他们的地盘上避过难的人。

在她死后,投毒的狂热似乎降低了。但是,我们在下面要看一下这股狂热是如何在更早的时期控制法国人的。1670年到1680年间,投毒活动在法国根深蒂固,以至于塞维涅夫人在她的一封信中说她十分害怕法国人和投毒者这两个表达方式会成为近义词。

正如在意大利,政府也是从一个牧师那里第一次获悉这个罪行之盛。社会地位从高到低的女性都曾在她们的忏悔中承认她们毒死了她们的丈夫。真相大白后,名为奥克西利和格拉泽的两个意大利人被捕,并被囚禁在巴士底狱,原因是,有人控告他们配制并兜售用于谋杀的毒药。格拉泽死于狱中,但是,奥克西利一连几个月待在狱中,并未受到审判。到监狱后不久,他就认识了一位名叫克鲁瓦圣人的狱友。当时,这位克鲁瓦圣人所创造的投毒模式仍旧在法国人中流传。

在所有从此人处学得投毒知识的人中,最有名的当属布兰维利耶夫人。这个人有着极其高贵的出身背景和婚姻背景。她在早年时期似乎就没心没肺、道德败坏。如果我们相信她自己的忏悔的话,那就是,在她十几岁之前,她的心中就装满了邪恶。但是,她不但美丽,且外在修养十足;在世人的眼里,她温柔可爱,堪作典范。盖奥特·德·皮塔瓦尔在他的《著名的事业》中,以及赛维纳夫人在她的《书信》中,对她的描述都是举止文雅、得体。从对外貌的描述上,丝毫看不出其内在灵魂的邪恶。她于1651年嫁给了布兰维利耶侯爵,婚后几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放荡不羁,沉迷酒色。就是他本人将克鲁瓦圣人介绍给了他的夫人。这个人给她的生活蒙上了毁灭的阴影,他拉着她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直到她的罪过大到让她无法承受,想起便让她浑身发抖的地步。对这个人,她心中充满激情,为了满足这罪恶的激情,她一头扎进了罪恶的深渊。她被拉到了罪孽的最深处,直到惩罚降临。

到那时为止,她始终以美好的形象示人;然而,她的丈夫却没有有意掩盖自己的恶行;所以,在寻求和她的丈夫合法分居的过程中,她几乎没有遇到阻力。这件事大大地冒犯了她的家人。自此之后,她完全扔掉了她的面具,开始和她的情人克鲁瓦圣人堂而皇之地进行她的阴谋。她的父亲为她的行为感到可耻,他获得了逮捕密令,将克鲁瓦圣人在巴士底狱囚禁了十二个月。

克鲁瓦圣人曾生活在意大利,在毒药方面,仅仅是业余水平。他知道罪大恶极的斯芭拉的一些秘密配方。入狱后,他迅速地和奥克西利建立起所谓的友谊,后来,在奥克西利的指导下,迅速提升了他对这些秘方的运用能力。奥克西利不仅向他展示了如何准备液体毒药的技巧,并且教他学会了如何使用其粉末状替代品。后来,这个粉末状的替代品在法国广为人知。像他的情妇一样,他外表谦和、诙谐、智慧;在他的身上,人们绝对看不到他的内心有两种罪恶的激情在熊熊燃烧:复仇和贪婪;这两个激情在折磨着他的心。他的这两个激情要在不幸的德奥布雷家族身上得到满足:满足复仇,是因为他们囚禁了他;满足贪婪,是因为他们很富有。由于他的粗心大意和挥金如土,他总是处于缺钱状态,只有布兰维利耶夫人供给他的开销,但是她所拥有的财产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一想到他和那些财富之间的障碍,他就十分沮丧;为此,他萌生了可怕的罪恶念头:毒死她的父亲德奥布雷先生和她的两个哥哥,让她继承财产。谋杀三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恶棍来说不足挂齿。他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布兰维利耶夫人,后者毫不犹豫地同意和他协作:他负责配制,她负责投放。她着手工作的激情和敏捷令人难以置信。克鲁瓦圣人发现她很擅长学习。很快,她配制毒药的技巧和他一样具有了专业水准。为了试验第一批剂量的强度,她把这些毒药用在狗、兔子和鸽子身上。随后,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些毒药的功效,她走到医院里,以慈善的形式,把毒药放到她送给那些穷病人的汤里。所有这些毒药的剂量都不会一次致死,这就使得她在每个人身上尝试一次的方式不会引起谋杀的嫌疑。她通过在鸽肉馅饼中投毒的方式,在她父亲邀请的客人身上做这个罪恶的实验。为了进一步确认,她甚至接着给自己投毒!当用这种孤注一掷的方式确认了剂量的功效之后,她服下了从克鲁瓦圣人那里得来的解药。所有的疑虑都被解除之后,她开始给她头发灰白的父亲投毒。她亲自将第一剂放到了她父亲的巧克力里,毒药作用发挥良好。这位老人病倒了,他看起来焦急而体贴的女儿守护在他的床前。第二天,她给她父亲端来她认为很有营养的肉汤,汤内也已投毒。她就以这种方式耗尽了他的体质,不到十天,他就成了一具尸体。他的死看起来确实是疾病带来的后果,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当俩兄弟悲哀地从外省赶来为他们的父亲尽他们最后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妹妹悲哀至极。最起码,从表面看来,最孝顺的感情也莫过于此了。但是,这两位年轻人的到来只不过是送死而已。他们站在了克鲁瓦圣人和他已经半抓着的金子之间,他们必须命丧黄泉。一个叫肖斯的人被克鲁瓦圣人雇来投放毒药,不到六周的时间,俩兄弟双双进了坟墓。

此时,人们开始怀疑;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找不到任何和此事有牵连的人。这位女侯爵有个妹妹,由于亲人的亡故,她有权获得一半的财产。然而,只有全部的财产才能满足克鲁瓦圣人的贪欲。所以,他决定:她必须死去,就像她的父兄一样。然而,她的过分的多疑让她离开了巴黎,也因此躲过了暗暗向她袭来的毁灭。

女侯爵所进行的上述谋杀是为了取悦她的情人,现在,她急切地想再次染指,这次,是为她自己。她渴望嫁给克鲁瓦圣人,但是,虽然她和丈夫分居,却并未离婚。她认为毒死他比向法院起诉离婚更加简单。因为,在法院,她极有可能被拒绝。但是,克鲁瓦圣人不再爱他这个罪恶的工具。恶棍往往并不钟情同类。虽然克鲁瓦圣人自己罪孽深重,却并没有再娶一个恶婆的愿望,所以,他一点也不急于让侯爵死去。然而,他看起来还是参与到了这个阴谋中,并为她提供了毒死她丈夫的毒药;但是,他很小心地一并提供了解药。布兰维利耶夫人第一天给她丈夫投毒,克鲁瓦圣人第二天就给他解药。他就以这种方式被他们二人反反复复折磨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幸免于难,但是,体质被损,伤心欲绝。

但是,报应之日已近在眼前。一个可怕的灾难让谋杀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克鲁瓦圣人所配制的毒药毒性极大,所以,当他在实验室工作的时候,他必须带上面罩以防窒息而死。一天,面罩不幸滑落,这个卑鄙小人就倒在了他的滔天罪行之中。第二天,人们在他装备了实验室的昏暗住处发现了他的尸体。因为他无亲无友,警察就接管了他的财产。在所有的东西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小盒子,盒子中附有下面这个奇怪的文件:



我恳求,无论此盒落入何人之手,请务必帮我把它转给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夫人住在纽芬兰·圣·保罗大街。盒中之物和她有关,仅属她所有,且仅能为她所用。如若她先我而逝,望将此盒连同内部所有一起焚毁,切勿打开或做任何更改。为避免有人以不知情为由将其打开,我以我所尊敬的上帝和所有圣人之名发誓,我要保证我如下所言事实的应验:如果我合理且正义的意图被违背,我将让他们的良心在今生来世里都不得安宁,并以此换取我内心之平静。这就是我的临终遗嘱。1672年5月写于巴黎。

克鲁瓦圣人

这份急切的恳求并没有带来主人所期望的尊重,反而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盒子被打开了,人们发现里面装有文件、几个小药瓶和一些粉末。小药瓶和粉末交给药剂师分析成分,那些文件被警察留下并打开查阅。在这些文件中,有一个布兰维利耶夫人付给克鲁瓦圣人的,价值三万法郎的期票。其他的文件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包含了她和她的仆人肖斯最近的谋杀事件。她一得知克鲁瓦圣人的死讯,就企图马上得到他的文件和盒子;但是,她的要求被拒绝了。她感觉没有了犹豫的时间,立即逃跑。第二天清晨,警察奋力追踪,但是,她成功地逃到了英国。而肖斯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对那个将他的罪行大白于天下的致命事件一无所知,他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有危险。法院逮捕并审讯了他:在严刑拷问下,他承认他曾给德奥布雷父子投毒,为此,他从克鲁瓦圣人和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那里得到一百个金币,以及养老金的承诺。对他的最终判决是活活摔死在车轮上;在侯爵夫人缺席的情况下,对她的宣判是斩首。1673年,在巴黎的格雷夫的广场上,按照宣判,肖斯被处死。

布兰维利耶夫人大概在英国住了三年。1676年初,她觉得严格的追查应该已经结束,她应该可以冒险回到欧洲大陆,随后,她秘密到了列日。尽管她小心翼翼,她返回的消息还是迅速被报告给了法国政府,后者马上和那个城市的政府做出安排,以便法国的警察可以在他们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其逮捕。毛利肖斯的警官德格雷按照安排,离开巴黎去往目的地。他一到列日就发现她已经藏在了一个修道院内。在这里,法律是鞭长莫及;但是,德格雷绝非知难而退之人。他巧用智谋完成了法律无法完成的使命。他把自己装扮成教父,获得了进入修道院的许可,然后,寻机和布兰维利耶夫人见面。他说,作为路过列日的法国人,他一定要见一位女士,因为她的美貌和不幸尽人皆知。这些恭维之词满足了她的虚荣心。用稍显粗鲁却十分到位的表述,那就是,德格雷已经完全掌控了她,而她却对德格雷无从知晓。他继续巧妙地向她倾吐爱慕之词,直到这位已经被骗上当的侯爵夫人完全失去警觉。无需太多恳求,她就同意在修道院墙外和他幽会,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激情私通比在里边要方便得多。按照她和她所谓的新情人的约定,她出现在了那里;结果发现等待她的不是勇士的拥抱,而是警察的拘捕。

对她的审判很快就开始进行。罪证充分!肖斯的临终遗言就足以证明她的罪行;除此之外,还有克鲁瓦圣人盒子里那些神秘的文件;她逃离法国的行为;以及比其他任何证据都更有说服力,更能将她置于死地的证据:在克鲁瓦圣人的财产中发现的,由她亲自签署的文件,在这个文件里,她向他详述了她一生所犯下的罪行,而这些罪行就包括她对父兄的谋杀。所有这一切都确凿地证明了她的罪恶。在审判期间,整个巴黎都处于骚乱不安的状态,人们讨论的唯一话题就是布兰维利耶。她犯罪的所有细节都被公之于众,被公众如饥似渴地详细研读。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秘密投毒的想法,而这些人在后来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

1676年7月16日,巴黎最高刑事法庭对她谋杀父兄以及企图谋杀妹妹的犯罪事实进行宣判,判处死刑。死刑执行前,她被放在一个架子上,光着脚,脖子上套着绳子,手里拿着燃烧的火炬,被一路拉到巴黎圣母院的门口。在这里,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谢罪;然后,从那里,她被带到格雷夫广场斩首。死后,她的尸体被烧掉,连灰烬都化为乌有。

在对她进行判决之后,她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看起来似乎对死亡无所畏惧,但,实际上,她的精神支柱是不顾后果的鲁莽而非勇气。塞维涅夫人说,她恳求忏悔牧师利用他对死刑执行者的影响,让他站在她身边,使他的身体挡住她的视线,以免她会看到“那个设圈套抓她的流氓德格雷”。她还问爬到窗口看游行队伍的女士们,她们在看什么,并且补充道:“你们所看到的景象确实十分美妙!”被放到绞刑台上的时候,她放声大笑;和活着的时候一样,临死,她仍旧不知悔改,没心没肺。第二天,人们成群结队地去搜集她的骨灰,并将它作为纪念物保存下来。人们把她看作是被害的圣人,认为她的骨灰被神赋予了包治百病的力量。大众的愚蠢总是让他们莫名其妙地去神化某些人,而这些人的所谓神圣之名实在是有待考究;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这些乌合之众的愚蠢实在是令人作呕、无与伦比。

在她死之前,控告身兼朗格多克省 〔2〕 财长及牧师总收款人佩诺捷先生的诉讼程序启动。控告者是一位叫作圣·劳伦的女士。她控告佩诺捷为了获得她丈夫,即前任牧师总收款人的职位,将他毒死。这个案件的详情从未外泄,有人不遗余力地阻止针对此案的审讯。据悉,被告和克鲁瓦圣人及布兰维利耶夫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人们认为他的毒药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但是,布兰维利耶拒绝提供任何有可能牵连到他的细节。佩诺捷在巴士底狱被囚禁几个月之后,审讯最后无果而终。

根据当时的流言所传,红衣主教邦齐被指为佩诺捷的帮凶。红衣主教的财产每年必须为几个人支付几笔数额不菲的年金;而到投毒盛行之时,所有领取年金的人一一死亡。后来提到这些领取年金者时,红衣主教说:“多亏了我的福星,我活得比他们都长!”一个头脑机智的人看到他和佩诺捷同乘一辆马车,他大声喊道:“那就是红衣主教邦齐和他的福星!”这声呼喊无疑和主教所言遥相呼应。

就在当时,投毒的狂热开始控制普通民众的头脑。自此直到1682年,法国的监狱里挤满了被控告犯有此罪的犯人;同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其他罪行成比例减少。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在意大利的疯狂程度,如果这个程度尚未登峰造极,仍旧可以被超越的话,法国绝对远远超越了意大利。这些毫无气味的毒药给谋杀活动带来的轻松如魔鬼般引诱着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嫉妒、复仇、贪婪,甚至仅仅是小小的怨恨都可能让人选择投毒。有些人因害怕被发现而拒绝使用手枪、匕首,以及大剂量毒药等可以立刻致死的手段,这些人肆无忌惮地选择了慢性毒药。虽然,当时的政府腐败到可以对一个像佩诺捷一样富有而又有影响力的朝臣的暴行视而不见,然而,对这个罪行在民众中的盛行也感到震惊不已。在欧洲人的眼里,耻辱就是法国人的代名词。为了制止这个恶行,路易十六设立了火焰法庭,或者叫燃烧室,在这里,法官拥有审讯和惩罚罪犯的无上权力。

在当时,有两位女人尤其臭名昭著,她们是杀害成千上万个人的帮凶。这两个人名叫拉瓦辛和拉韦高胡,都住在巴黎。她们模仿斯芭拉和托菲尼雅,像她们俩人一样,她们也是主要把毒药卖给那些想除掉丈夫的女人;偶尔,也会卖给想除掉妻子的丈夫。她们假扮的职业是助产士,同时,她们还假装成算命者,被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拜访。穷人和富人蜂拥到她们的住处,去寻求未来的秘密。她们的预言主要和死亡有关。她们给女人们预告向她们的丈夫走来的死亡;她们给心情急迫的继承人计算他们富有的亲人的死期,因为正如拜伦所述,这些亲人让他们等得太久了。她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去帮助她们所预言之事的应验,做法通常是告诉那些倍受困扰的主人说,预示死亡的迹象将会在屋子里发生,比如摔碎一个瓷器或玻璃器皿;然后,她们就会重金贿赂仆人们,让他们在约定的时间,貌似偶然地摔碎一样东西。助产士的身份让她们了解到许多家庭的秘密,她们随后就把这些秘密变成了可怕的故事。

在被发现之前,她们从事这个罪恶的交易已有多久,人们不得而知。她们最终在1679年底被察觉。经过审判并证实罪行后,两人的手被炽热的烙铁烫穿,用刀砍下。1680年2月22日,两人被活活烧死在格雷夫广场。她们在巴黎和外省的无数同谋也被发现,并经受了审判。一些作者记录为三十人,另一些记录为五十人,在主要城市被绞死。这些人中大部分为女人。

拉瓦辛留有一份所有到她住处买毒药的顾客的名单。在她被捕后,警察获得了这份名单,并带到法院进行审查。名单包括卢森堡的元帅、苏瓦松伯爵夫人和布永公爵夫人。元帅的罪行似乎只是在于他拜访了这样一位女人,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不体面的蠢事;但是,当时民众的呼声给他的定性绝非蠢事那么简单。《乌得勒支和平后的欧洲事务回忆录》的作者说:“那个经营毒药和预言未来的犯罪团伙声称他已经投奔了魔鬼。一个叫作杜邦的女孩曾经被他毒死。在其他故事中,她们说,为了让他的儿子和鲁瓦侯爵的女儿成婚,他和魔鬼签订了合同。面对这个恶毒而荒谬的控告,元帅高傲而无辜地说:‘当我的祖先马提厄·德·蒙特默伦西和路易斯·勒·格罗斯的寡妻结婚的时候,他求助的是议会而不是魔鬼,其目的是获得蒙特默伦西家族对未成年国王的支持。’这个时候,这位元帅已经因为第一次的控告而被囚于巴士底狱了。这位勇士被囚禁在长仅六英尺半的牢房里。他的审讯停滞了几周后,又继续进行了十四个月。最终,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判决。”

苏瓦松伯爵夫人没有冒被审判的危险,直接逃到了布鲁塞尔。她因为企图用粉末状毒药分步毒死西班牙女王的罪行,而将自己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布永公爵夫人被捕后被火焰法庭审判。但是,她似乎和慢性投毒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想探究她们可以预知未来的秘密,看一眼魔鬼以满足她的好奇心。火焰法庭的庭长之一雷尼是个面貌丑陋、身材矮小的小男人。他问她是否真的见到了魔鬼。面对这个问题,这位女士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脸答道:“噢,是的!我现在看到他了。他是一位身材矮小、面貌丑陋的老男人,脾气坏极了,而且还穿着国家级法律顾问的长袍。”面对这样一位头脑机敏、言语犀利的女士,雷尼小心翼翼地停止了对她的审问。公爵夫人在巴士底狱被囚禁了几个月,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她有罪的罪证。最后,在她有权势的朋友的干涉下,她被释放了。对于这些有名望的罪犯的惩罚本应降低平民效仿的热度;相反,一些名人免受惩罚的现实对事态的发展起了反作用。佩诺捷和他的雇主红衣主教邦齐的逃跑对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后来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这个罪行继续肆虐,直到火刑的火柱熊熊燃烧,绞刑的绳索高高悬挂,一百多个人被处死后,罪行才最后被完全镇压。 〔3〕

注 释

〔1〕 对于违抗法庭命令的罪犯的惩罚可以用三个短语来表示:压死、冻死和饿死。压死指的是,罪犯应该躺在地上;然后,在他的身上压重物,重量慢慢增加,直到他咽气为止。有时候,惩罚并不会达到这个程度,而是允许罪犯恢复,但是要经历第二个部分,即冻死。在第二部分,罪犯要赤身裸体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户外的某个地方。第三种方式,饿死,更加可怕。法令规定:“在行刑之前,让罪犯以最粗糙的面包和遇到的下一个阴沟或泥坑里的水为食;一天中,饮水和吃面包他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在这种折磨中,让天意来决定他在世上弥留的时间。

〔2〕 古时法国南部一省份。——译者注

〔3〕 慢性投毒这个罪行最近几年在英国重演悲剧,犯罪范围之广足以让整个民族蒙羞。投毒者主要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女人,而她们的牺牲品是她们的丈夫和孩子。绝大部分的犯罪目的之卑劣让人难以想象:仅为获得他们所属的埋葬社团支付的保险金或埋葬费。人们渴望,如果新颁布的法令无法彻底消灭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话,至少可以减少悲剧的发生。(1851)

Charles Mackay

Some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PENGUIN BOOKS — GREAT IDEAS

I

Popular Follies of Great Cities

La faridondaine — la faridondon,

Vive la faridondaine!

Béranger

The popular humours of a great city are a never-failing source of amusement to the man whose sympathies are hospitable enough to embrace all his kind, and who, refined though he may be himself, will not sneer at the humble wit or grotesque peculiarities of the boozing mechanic, the squalid beggar, the vicious urchin, and all the motley group of the idle, the reckless, and the imitative that swarm in the alleys and broadways of a metropolis. He who walks through a great city to find subjects for weeping, may, God knows, find plenty at every corner to wring his heart; but let such a man walk on his course, and enjoy his grief alone — we are not of those who would accompany him. The miseries of us poor earthdwellers gain no alleviation from the sympathy of those who merely hunt them out to be pathetic over them. The weeping philosopher too often impairs his eyesight by his woe, and becomes unable from his tears to see the remedies for the evils which he deplores. Thus it will often be found that the man of no tears is the truest philanthropist, as he is the best physician who wears a cheerful face, even in the worst of cases.

So many pens have been employed to point out the miseries, and so many to condemn the crimes and vices, and more serious follies of the multitude, that our's shall not increase the number, at least in this chapter. Our present task shall be less ungracious, and wandering through the busy haunts of great cities, we shall seek only for amusement, and note as we pass a few of the harmless follies and whimsies of the poor.

And, first of all, walk where we will, we cannot help hearing from every side a phrase repeated with delight, and received with laughter, by men with hard hands and dirty faces — by saucy butcher lads and errand-boys — by loose women — by hackney coachmen, cabriolet drivers, and idle fellows who loiter at the corners of streets. Not one utters this phrase without producing a laugh from all within hearing. It seems applicable to every circumstance, and is the universal answer to every question; in short, it is the favourite slang phrase of the day, a phrase that, while its brief season of popularity lasts, throws a dash of fun and frolicsomeness over the existence of squalid poverty and ill-requited labour, and gives them reason to laugh as well as their more fortunate fellows in a higher stage of society.

London is peculiarly fertile in this sort of phrases, which spring up suddenly, no one knows exactly in what spot, and pervade the whole population in a few hours, no one knows how. Many years ago the favourite phrase (for, though but a monosyllable, it was a phrase in itself) was 'Quoz'. This odd word took the fancy of the multitude in an extraordinary degree, and very soon acquired an almost boundless meaning. When vulgar wit wished to mark its incredulity and raise a laugh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no resource so sure as this popular piece of slang. When a man was asked a favour which he did not choose to grant, he marked his sense of the suitor's unparalleled presumption by exclaiming 'Quoz!' When a mischievous urchin wished to annoy a passenger, and create mirth for his chums, he looked him in the face, and cried out 'Quoz!' and the exclamation never failed in its object. When a disputant was desirous of throwing a doubt upon the veracity of his opponent, and getting summarily rid of an argument which he could not overturn, he uttered the word 'Quoz', with a contemptuous curl of his lip and an impatient shrug of his shoulders. The universal monosyllable conveyed all his meaning, and not only told his opponent that he lied, but that he erred egregiously if he thought that anyone was such a nincompoop as to believe him. Every alehouse resounded with 'Quoz'; every street corner was noisy with it, and every wall for miles around was chalked with it.

But, like all other earthly things, 'Quoz' had its season, and passed away as suddenly as it arose, never again to be the pet and the idol of the populace. A new claimant drove it from its place, and held undisputed sway till, in its turn, it was hurled from its pre-eminence, and a successor appointed in its stead.

'What a shocking bad hat!' was the phrase that was next in vogue. No sooner had it become universal, than thousands of idle but sharp eyes were on the watch for the passenger whose hat showed any signs, however slight, of ancient service. Immediately the cry arose, and, like the what-whoop of the Indians, was repeated by a hundred discordant throats. He was a wise man who, finding himself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observed of all observers', bore his honours meekly. He who showed symptoms of ill-feeling at the imputations cast upon his hat, only brought upon himself redoubled notice. The mob soon perceive whether a man is irritable, and, if of their own class, they love to make sport of him. When such a man, and with such a hat, passed in those days through a crowded neighbourhood, he might think himself fortunate if his annoyances were confined to the shouts and cries of the populace. The obnoxious hat was often snatched from his head, and thrown into the gutter by some practical joker, and then raised, covered with mud, upon the end of a stick, for the admiration of the spectators, who held their sides with laughter, and exclaimed in the pauses of their mirth, 'Oh! what a shocking bad hat!' 'What a shocking bad hat!' Many a nervous, poor man, whose purse could but ill spare the outlay, doubtless purchased a new hat before the time, in order to avoid exposure in this manner.

The origin of this singular saying, which made fun for the metropolis for months, is not involved in the same obscurity as that which shrouds the origin of Quoz and some others. There had been a hotly contested election for the borough of Southwark, and one of the candidates was an eminent hatter. This gentleman, in canvassing the electors, adopted a somewhat professional mode of conciliating their goodwill, and of bribing them without letting them perceive that they were bribed. Whenever he called upon or met a voter whose hat was not of the best material, or, being so, had seen its best days, he invariably said, 'What a shocking bad hat you have got; call at my warehouse, and you shall have a new one!' Upon the day of election this circumstance was remembered, and his opponents made the most of it, by inciting the crowd to keep up an incessant cry of 'What a shocking bad hat!' all the time the honourable candidate was addressing them. From Southwark the phrase spread over all London, and reigned, for a time, the supreme slang of the season.

Hookey Walker, derived from the chorus of a popular ballad, was also high in favour at one time, and served, like its predecessor, Quoz, to answer all questions. In the course of time the latter word alone became the favourite, and was uttered with a peculiar drawl upon the first syllable, and a sharp turn upon the last. If a lively servant girl was importuned for a kiss by a fellow she did not care about, she cocked her little nose, and cried 'Walker!' If a dustman asked his friend for the loan of a shilling, and his friend was either unable or unwilling to accommodate him, the probable answer he would receive was 'Walker!' If a drunken man was reeling along the streets, and a boy pulled his coat-tails, or a man knocked his hat over his eyes to make fun of him, the joke was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e same exclamation. This lasted for two or three months, and 'Walker!' walked off the stage, never more to be revived for the entertainment of that or any future generation.

The next phrase was a most preposterous one. Who invented it, how it arose, or where it was first heard, are alike unknown. Nothing about it is certain, but that for months it was the slang par excellence of the Londoners, and afforded them a vast gratification. 'There he goes with his eye out!' or 'There she goes with her eye out!' as the sex of the party alluded to might be, was in the mouth of everybody who knew the town. The sober part of the community were as much puzzled by this unaccountable saying as the vulgar were delighted with it. The wise thought it very foolish, but the many thought it very funny, and the idle amused themselves by chalking it upon walls, or scribbling it upon monuments. But, 'all that's bright must fade', even in slang. The people grew tired of their hobby, and 'There he goes with his eye out!' was heard no more in its accustomed haunts.

Another very odd phrase came into repute in a brief space afterwards, in the form of the impertinent and not universally apposite query, 'Has your mother sold her mangle?' But its popularity was not of that boisterous and cordial kind which ensures a long continuance of favour. What tended to impede its progress was, that it could not be well applied to the older portions of society. It consequently ran but a brief career, and then sank into oblivion. Its successor enjoyed a more extended fame, and laid its foundations so deep, that years and changing fashions have not sufficed to eradicate it. This phrase was 'Flare up!' and it is, even now, a colloquialism in common use. It took its rise in the time of the Reform riots, when Bristol was nearly half burned by the infuriated populace. The flames were said to have flared up in the devoted city. Whether there was anything peculiarly captivating in the sound, or in the idea of these words, is hard to say; but whatever was the reason, it tickled the mob-fancy mightily, and drove all other slang out of the field before it. Nothing was to be heard all over London but 'flare up!' It answered all questions, settled all disputes, was applied to all persons, all things, and all circumstances, and became suddenly the most comprehensive phras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man who had overstepped the bounds of decorum in his speech was said to have flared up; he who had paid visits too repeated to the gin-shop, and got damaged in consequence, had flared up. To put oneself into a passion; to stroll out on a nocturnal frolic, and alarm a neighbourhood, or to create a disturbance in any shape, was to flare up. A lovers' quarrel was a flare up; so was a boxing-match between two blackguards in the streets, and the preachers of sedition and revolution recommended the English nation to flare up, like the French. So great a favourite was the word, that people loved to repeat it for its very sound. They delighted apparently in hearing their own organs articulate it; and labouring men, when none who could respond to the call were within hearing, would often startle the aristocratic echoes of the West by the well-known slang phrase of the East. Even in the dead hours of the night, the ears of those who watched late, or who could not sleep, were saluted with the same sound. The drunkard reeling home showed that he was still a man and a citizen, by calling 'flare up' in the pauses of his hiccough. Drink had deprived him of the power of arranging all other ideas; his intellect was sunk to the level of the brute's; but he clung to humanity by the one last link of the popular cry. While he could vociferate that sound, he had rights as an Englishman, and would not sleep in a gutter, like a dog! Onwards he went, disturbing quiet streets and comfortable people by his whoop, till exhausted nature could support him no more, and he rolled powerless into the road. When, in due time afterwards, the policeman stumbled upon him as he lay, that guardian of the peace turned the full light of his lantern on his face, and exclaimed, 'Here's a poor devil who's been flaring up!' Then came the stretcher, on which the victim of deep potations was carried to the watchhouse, and pitched into a dirty cell, among a score of wretches about as far gone as himself, who saluted their new comrade by a loud, long shout of 'flare up!'

So universal was this phrase, and so enduring seemed its popularity, that a speculator, who knew not the evanescence of slang, established a weekly newspaper under its name. But he was like the man who built his house upon the sand; his foundation gave way under him, and the phrase and the newspaper were washed into the mighty sea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The people grew at last weary of the monotony, and 'flare up' became vulgar even among them. Gradually it was left to little boys who did not know the world, and in process of time sank altogether into neglect. It is now heard no more as a piece of popular slang; but the words are still used to signify any sudden outburst either of fire, disturbance, or illnature.

The next phrase that enjoyed the favour of the million was less concise, and seems to have been originally aimed against precocious youths who gave themselves the airs of manhood before their time. 'Does your mother know you're out?' was the provoking query addressed to young men of more than reasonable swagger, who smoked cigars in the streets, and wore false whiskers to look irresistible. We have seen many a conceited fellow who could not suffer a woman to pass him without staring her out of countenance, reduced at once into his natural insignificance by the mere utterance of this phrase. Apprentice lads and shopmen in their Sunday clothes held the words in abhorrence, and looked fierce when they were applied to them. Altogether the phrase had a very salutary effect, and in a thousand instances showed young Vanity, that it was not half so pretty and engaging as it thought itself. What rendered it so provoking was the doubt it implied as to the capability of self-guidance possessed by the individual to whom it was addressed. 'Does your mother know you're out?' was a query of mock concern and solicitude, implying regret and concern that one so young and inexperienced in the ways of a great city should be allowed to wander abroad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a parent. Hence the great wrath of those who verged on manhood, but had not reached it, whenever they were made the subject of it. Even older heads did not like it; and the heir of a ducal house, and inheritor of a warrior's name, to whom they were applied by a cabriolet driver, who was ignorant of his rank, was so indignant at the affront, that he summoned the offender before the magisterial bench. The fellow had wished to impose upon his Lordship by asking double the fare he was entitled to, and when his Lordship resisted the demand, he was insultingly asked 'if his mother knew he was out?' All the drivers on the stand joined in the query, and his Lordship was fain to escape their laughter by walking away with as much haste as his dignity would allow. The man pleaded ignorance that his customer was a Lord, but offended justice fined him for his mistake.

When this phrase had numbered its appointed days, it died away, like its predecessors, and 'Who are you?' reigned in its stead. This new favourite, like a mushroom, seems to have sprung up in a night, or, like a frog in Cheapside, to have come down in a sudden shower. One day it was unheard, unknown, uninvented; the next it pervaded London; every alley resounded with it; every highway was musical with it,



And street to street, and lane to lane flung back

The one unvarying cry.



The phrase was uttered quickly, and with a sharp sound upon the first and last words, leaving the middle one little more than an aspiration. Like all its compeers which had been extensively popular, it was applicable to almost every variety of circumstance. The lovers of a plain answer to a plain question did not like it at all. Insolence made use of it to give offence; ignorance, to avoid exposing itself; and waggery, to create laughter. Every new comer into an alehouse tap-room was asked unceremoniously, 'Who are you?' and if he looked foolish, scratched his head, and did not know what to reply, shouts of boisterous merriment resounded on every side. An authoritative disputant was not infrequently put down, and presumption of every kind checked by the same query. When its popularity was at its height, a gentleman, feeling the hand of a thief in his pocket, turned suddenly round, and caught him in the act, exclaiming, 'Who are you?' The mob which gathered round applauded to the very echo, and thought it the most capital joke they had ever heard — the very acme of wit — the very essence of humour. Another circumstance, of a similar kind, gave an additional fillip to the phrase, and infused new life and vigour into it, just as it was dying away. The scene occurred in the chief criminal court of the kingdom. A prisoner stood at the bar; the offence with which he had been charged was clearly proved against him; his counsel had been heard, not in his defence, but in extenuation, insisting upon his previous good life and character, as reasons for the lenity of the court. 'And where are your witnesses?' enquired the learned judge who presided. 'Please you, my Lord, I knows the prisoner at the bar, and a more honester feller never breathed,' said a rough voice in the gallery. The officers of the court looked aghast, and the strangers tittered with ill-suppressed laughter. 'Who are you?' said the Judge, looking suddenly up, but with imperturbable gravity. The court was convulsed; the titter broke out into a laugh, and it was several minutes before silence and decorum could be restored. When the Ushers recovered their self-possession, they made diligent search for the profane transgressor; but he was not to be found. Nobody knew him; nobody had seen him. After a while the business of the court again proceeded. The next prisoner brought up for trial augured favourably of his prospects when he learned that the solemn lips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justice had uttered the popular phrase as if he felt and appreciated it. There was no fear that such a judge would use undue severity; his heart was with the people; he understood their language and their manners, and would make allowances for the temptations which drove them into crime. So thought many of the prisoners, if we may infer i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learned judge suddenly acquired an immense increase of popularity. The praise of his wit was in every mouth, and 'Who are you?' renewed its lease, and remained in possession of public favour for another term in consequence.

But it must not be supposed that there were no interregna between the dominion of one slang phrase and another. They did not arise in one long line of unbroken succession, but shared with song the possession of popular favour. Thus, when the people were in the mood for music, slang advanced its claims to no purpose, and, when they were inclined for slang, the sweet voice of music wooed them in vain. About twenty years ago London resounded with one chorus, with the love of which everybody seemed to be smitten. Girls and boys, young men and old, maidens and wives, and widows, were all alike musical. There was an absolute mania for singing, and the worst of it was, that, like good Father Philip, in the romance of The Monastery, they seemed utterly unable to change their tune. 'Cherry ripe!' 'Cherry ripe!' was the universal cry of all the idle in the town. Every unmelodious voice gave utterance to it; every crazy fiddle, every cracked flute, every wheezy pipe, every street organ was heard in the same strain, until studious and quiet men stopped their ears in desperation, or fled miles away into the fields or woodlands, to be at peace. This plague lasted for a twelvemonth, until the very name of cherries became an abomination in the land. At last the excitement wore itself away, and the tide of favour set in a new direction. Whether it was another song or a slang phrase,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at this distance of time; but certain it is, that very shortly afterwards, people went mad upon a dramatic subject, and nothing was to be heard of but 'Tom and Jerry'. Verbal wit had amused the multitude long enough, and they became more practical in their recreation. Every youth on the town was seized with the fierce desire of distinguishing himself, by knocking down the 'charlies', being locked up all night in a watchhouse, or kicking up a row among loose women and blackguard men in the low dens of St Giles's. Imitative boys vied with their elders in similar exploits, until this unworthy passion, for such it was, had lasted, like other follies, its appointed time, and the town became merry after another fashion. It was next thought the height of vulgar wit to answer all questions by placing the point of the thumb upon the tip of the nose, and twirling the fingers in the air. If one man wished to insult or annoy another, he had only to make use of this cabalistic sign in his face, and his object was accomplished. At every street corner where a group was assembled, the spectator who was curious enough to observe their movements, would be sure to see the fingers of some of them at their noses, either as a mark of incredulity, surprise, refusal, or mockery, before he had watched two minutes. There is some remnant of this absurd custom to be seen to this day; but it is thought low, even among the vulgar.

About sixteen years ago, London became again most preposterously musical. The vox populi wore itself hoarse by singing the praises of 'The Sea, the Sea!' If a stranger (and a philosopher) had walked through London, and listened to the universal chorus, he might have constructed a very pretty theory upon the love of the English for the sea-service, and our acknowledged superiority over all other nations upon that element. 'No wonder,' he might have said, 'that this people is invincible upon the ocean. The love of it mixes with their daily thoughts: they celebrate it even in the market-place: their street-minstrels excite charity by it; and high and low, young and old, male and female, chant 'Io poeans' in its praise. Love is not honoured in the national songs of this warlike race — Bacchus is no god to them; they are men of sterner mould, and think only of "the Sea, the Sea!" and the means of conquering upon it.'

Such would, doubtless, have been his impression if he had taken the evidence only of his ears. Alas! in those days for the refined ears that were musical! great was their torture when discord, with its thousand diversities of tone, struck up this appalling anthem — there was no escape from it. The migratory minstrels of Savoy caught the strain, and pealed it down the long vistas of quiet streets, till their innermost and snuggest apartments reechoed with the sound. Men were obliged to endure this crying evil for full six months, wearied to desperation, and made seasick on the dry land.

Several other songs sprang up in due succession afterwards, but none of them, with the exception of one, entitled 'All round my Hat', enjoyed any extraordinary share of favour, until an American actor introduced a vile song called 'Jim Crow'. The singer sang his verses in appropriate costume, with grotesque gesticulations, and a sudden whirl of his body at the close of each verse. It took the taste of the town immediately, and for months the ears of orderly people were stunned by the senseless chorus:



Turn about and wheel about,

And do just so —

Turn about and wheel about,

And jump, Jim Crow!



Street-minstrels blackened their faces in order to give proper effect to the verses; and fatherless urchins, who had to choose between thieving and singing for their livelihood, took the latter course, as likely to be the more profitable, as long as the public taste remained in that direction. The uncouth dance, its accompaniment, might be seen in its full perfection on market nights in any great thoroughfare; and the words of the song might be heard, piercing above all the din and buzz of the ever-moving multitude. He, the calm observer, who, during the heyday popularity of this doggerel,



Sat beside the public way,

Thick strewn with summer dust, and saw the stream

Of people there was hurrying to and fro,

Numerous as gnats upon the evening gleam,



might have exclaimed with Shelley, whose fine lines we quote, that



The million, with fierce song and maniac dance,

Did rage around.



The philosophic theorist we have already supposed soliloquising upon the English character, and forming his opinion of it from their exceeding love for a sea-song, might, if he had again dropped suddenly into London, have formed another very plausible theory to account for our unremitting efforts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Benevolent people!' he might have said, 'how unbounded are your sympathies! Your unhappy brethren of Africa, differing from you only in the colour of their skins, are so dear to you, and you begrudge so little the twenty millions you have paid on their behalf, that you love to have a memento of them continually in your sight. Jim Crow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at injured race, and as such is the idol of your populace! See how they all sing his praises! — how they imitate his peculiarities! — how they repeat his name in their moments of leisure and relaxation! They even carve images of him to adorn their hearths, that his cause and his sufferings may never be forgotten! Oh, philanthropic England! — oh, vanguard of civilisation!'

Such are a few of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London multitude, when no riot, no execution, no murder, no balloon, disturbs the even current of their thoughts. These are the whimseys of the mass — the harmless follies by which they unconsciously endeavour to lighten the load of care which presses upon their existence. The wise man, even though he smile at them, will not altogether withhold his sympathy, and will say, 'Let them enjoy their slang phrases and their choruses if they will; and if they cannot be happy, at least let them be merry.' To the Englishman, as well as to the Frenchman of whom Beranger sings, there may be some comfort in so small a thing as a song, and we may, own with him that



Au peuple attriste

Ce qui rendra la gaîté,



C'est la GAUDRIOLE!

       O gué!

C'est la GAUDRI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