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第一部分】



这些序言性的自白,或者说对作者青年时代探险经历的一个导言性的叙述,为作者在日后如何形成吸食鸦片的习惯做了铺垫性的解释。这样的预述是十分恰当和必要的,原因如下:

1.为了预先阻止人们提出那个大家都十分好奇的问题(否则这个问题就会在作者自白的叙述过程中不时地、令人不快地闯入视线)——“为什么一个有理智的人会让自己屈身于痛苦的枷锁之下,而因此蒙受卑躬屈膝的奴役耻辱,并且明知故犯地束身于七重锁链之苦呢?”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在某个地方给出合理的解释,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对作者的同情程度,因为人们通常会对如此荒唐放纵的行为予以愤怒的谴责。而公众的同情理解无论如何都是作者所期盼的东西。

2.为后来为什么一些绝妙的场景会出现在瘾君子的梦境里提前提供一个答案。

3.除了自白本身,为自白这个话题引入某种个人的兴趣元素在里面,这样也无疑会使自白本身更具趣味性。比如,一个三句话不离“牛”的人成了瘾君子,那么(如果他不至于笨到连梦都不会做的话),他就一定会梦到牛。同理,读者会发现,他们面前的这个瘾君子,自夸是个哲学家,因此,在他的梦境中(醒着或者睡着,白日梦或者夜梦),千变万化的幻境里,出现的就应该是一个哲学家所应该梦到的东西:



他认为凡世间没有什么能够难倒他。



在他看来,在成就一个哲学家所必不可少的素质当中,不仅仅需要具备分析能力的超高智力,还需要内心具备道德意识(就这样的能力而言,英国人几代也出不了几个。至少,除了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以及最近在一个较小的思想学科领域崭露头角的大卫·里卡多之外 [1] ,他还没有发现一个可以被冠以哲学家称号的敏感的思考者)。道德意识会让一个人带着更锐利的目光和更强烈的直觉去感知人性的幻象与神秘。简而言之,这种道德意识(可以说,在这个星球上,世世代代的人从生下来,道德意识就被植入到思想意识中了),我们英国诗人具备的程度最高,而苏格兰的教授 [2] 具备的程度则最低。

经常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规律的鸦片吸食者的。很多熟识我的人也误以为我只是为了人为制造出令人愉快的兴奋才长时间沉溺于此的,并因此不得不承受所有这些苦楚。其实这是对事实的歪曲。在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的确是为了鸦片带给我的那种异常快乐的感觉偶尔吸食。但每当我怀着这样的想法吸食鸦片时,为了重新获得那种肉体的愉快感,总是会间隔很长时间才吸一次,这反而能更有效地抵御肉体上的痛楚。我第一次把鸦片当成我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时,并不是为了制造愉悦感,而是为了减轻身体上的极度痛苦。在我二十八岁那年,我感到胃部非常疼痛,难以忍受,实际上在之前十年我刚得上胃病的时候就领教过胃疼有多厉害了。我之所以得上这种顽疾,是学生时代长期忍受饥饿所致,在其后充满希望和幸福的年月里(也就是十八岁到二十四岁之间),胃疼暂时潜伏起来了。再往后的三年,胃疼又开始间歇发作。而现在,在某种不利的情况下,比如精神压抑时,胃疼就会保持猛烈的攻势,除了服用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缓解。青年时代的苦难经历,导致我的胃功能紊乱。这本身讲起来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而在这里,我要简单地讲一讲那些伴随这些经历的往事。

我父亲在我七岁左右时去世了,把我委托给四个监护人照顾。我曾经被送到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学校,我的古典素养很早就受人瞩目,尤其是我的希腊文知识。十三岁时,我就可以很轻松地书写希腊文。到了十五岁,我的希腊文水平就已经非常出色,我不仅可以用它写出抒情格律诗,还可以流利地用希腊文与人交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年代,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学者能达到如此水平。我之所以掌握了这样的技能,是因为我每天看报纸的时候都要求自己把报纸上的文字即席地用希腊文读出来,这就必须全力搜索我的记忆并且编造词汇,找到各种各样迂回曲折的措词。现代词汇中的概念、意象、事物之间的联系给了我一个措词的指南针,而这样的措词是不可能通过乏味地翻译现代文章而得出的。“那个男孩子,”我的一个老师对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说道,“那个男孩子能够对着一群雅典人慷慨陈词,滔滔不绝,比你我对着一个英国人说的还流畅自如。”这个不吝金玉而对我赞不绝口的人,是一位学者,“一位成熟而优秀的学者”。在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当中,他是让我爱戴和尊重的其中之一。但不幸的是(后来我才得知,让这位杰出的学者义愤填膺的是),我先是被分给一个傻瓜导师,他总是担心我会随时揭穿他的无知,后来又被分给一位可敬的学者导师,他在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里担任校长,这个职位是由牛津大学的某某学院委任的。他倒的确是一位可靠的、修养很好的学者,但是(像这所学院里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人一样)偏于粗俗、笨拙而有失优雅。在我看来,和我最喜欢的那位具有伊顿学者式才华的老师比起来,他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而且,他在理解能力上的低下和匮乏,时时刻刻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对一个男孩子来说,无论在知识方面还是思维能力上,自己的水平都远远超出老师,而且自己清楚这个事实,真是件很糟糕的事情。而我的导师就是这样的。至少在知识方面,不单我,一年级和我同窗的另外两个男孩子,希腊语的水平都要比这位校长好,虽然他们并不是什么优雅的学者,也更不会学着顾及什么体面。记得刚入校的时候,我们在读《索福克勒斯》,我们这一年级的“三头同盟”看着这位“尊贵的长者”(意思是“校长”,他喜欢被这样称呼)在课前认真地准备着课文以应对我们的提问,并且设计了一系列很难的词汇和语法练习题,以应付我们一齐向他发难。而我们不到上课是不会把书翻开的,大家都在忙着以他的假发或者诸如此类的“重要事情”为题目写讽刺诗呢。我的两位同学家境比较贫寒,他们是否有机会上大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校长的推荐,而我拥有一份世袭的财产,真希望能即刻被送到大学去。关于这个问题,我认真地向我的监护人表述了我的想法,但是他们都没有给我回应。只有一位监护人算是比较通情达理、谙熟世故的,但是离我太远了,另外两位都表示把自己的监护发言权委托给第四位监护人。于是我就给第四位监护人写了信。他为人可敬,但是性情傲慢、固执、不能接受一切与他相左的想法。在写了几次信并进行了几次单独会面之后,我发现我对这位监护人无法再期冀什么,甚至连妥协的余地都没有。他对我的要求就是:无条件服从。于是我决定寻找其他途径获得帮助。夏天正迈着匆匆的脚步走来,我的十七岁生日很快就到了,我曾对自己发誓,过了十七岁生日就再也不能停留在中学了。钱是我现在最急需的东西,于是我给一位地位显赫的夫人写了一封信。她本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认识我了,而且最近对我一直格外关照。信中我向她借了五基尼的金币。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她没有回信,我因此感到有些沮丧。正在这时,一个仆人模样的人把一封折起来的信交到我手上,信封的封签上还有一个王冠印章。信里的文字友善亲切:写信人当时在海边度假,所以致使信件回复延误。她给我的钱双倍于我的请求,而且还善良地暗示:即便我不归还她这笔钱,她也不会因此破产。那么现在,我已经为我的计划准备就绪了。十个基尼,还有平时攒下的零花钱——两个基尼,似乎足够我用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在那样幸福的时光里,如果没有什么去限制一个人的能力的话,他那充满希望和快乐的情绪真是可以让他的能力无限发挥。

约翰逊博士说的对(这句话很富有感情,当然并非他所有的话都如此)当一个人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做某件事(通常是指一个人长期习惯做的事情)的时候,会感到无比难过。当我要离开某某地方——一个我不喜欢也没有让我感到快乐的地方——时,我才深深地感受到这句话的真实性。就在我永远离开那里的前一天傍晚,当那个古老而高大的教室里回荡着我能听到的最后一次晚祷的声音时,当花名册的名字被顺次读出,而我的名字第一个被叫到时,我向前走去,经过站在一旁的校长身边,我向他鞠了一躬,认认真真地看了他的脸,然后对自己说:“这个又老又虚弱的家伙,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也不会再见到了。他得意地看着我,和蔼地微笑着,向我还礼(或者说是向我告别),然后我们就永远(但是他当时没想到)分别了。在知识和学识上,我并不那么敬重他,但他对我却始终和蔼宽容,并在很多事情上放纵我,所以我一想到自己曾经给他造成的侮辱,内心就十分煎熬愧疚。

这一天早上终于到了,我就要踏进社会的大门,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之后的生活会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被添上各种色彩。我当时就住在那位校长的房子里,而且从我一住进去,就被允许拥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就是这个房间,我把它既当卧室又当书房。那天早上,我三点半就起床了,带着深厚的感情凝视着周围的古塔,它们在这个七月的清晨,“披着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并在随后灿烂的阳光照射下,愈发变成了深红色。我的目标坚定而不可动摇,但是心里也充满着对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危险和麻烦的担心。如果我当时就能够预见到后来给我带来深重苦难和身心折磨的那场飓风和剧烈的雹暴,我可能真的就会非常焦虑。与这种焦虑不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晨一片深沉的宁静,这种宁静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我疗伤的一剂良药,它让我不再那样焦虑。清晨的宁静要比深夜的宁静更加深邃,而对我来说,夏日清晨的宁静要比所有其他情形下的宁静都要感人,因为夏日清晨的阳光明亮、强烈,就如其他季节中午的太阳一样,却又与中午的太阳不同,因为那时人还没有出门活动。所以只要人类以及他们焦躁不安的灵魂不出现,不来打扰这一片圣洁,大自然的宁静以及上帝创造的那些无辜的生命的安静状态就不会被破坏。我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和手套,在房间里逗留了一会儿。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个房间一直是我“沉思冥想的私人城堡”。在这里,我曾经彻夜读书学习,虽然后来,在我和我的监护人发生争吵和激烈冲突的那段时间里,的确失去了快乐和幸福感——因为我这个人天生需要关爱和温情。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一个如此痴迷于读书和求知并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上面的男孩子,我又不得不承认,在心情沮丧的那些时日里,我还是在这里享受了许多快乐的读书时光。环视这个房间,椅子、壁炉、写字台以及所有那些熟悉的物件,我哽咽了,流泪了。我很清楚,自己以后再也不会看见它们了。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时隔十八年,但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就在这一刻,那天临别时我依依不舍地注视的那些物件的线条和轮廓都还历历在目,那幅某某某的可爱的肖像画,悬挂在壁炉架上。她的眼睛和嘴唇都是那样的美丽,面庞散发出和蔼亲切、让人感到神圣的宁静。我曾经无数次地放下手中的笔或者书本,试图从这幅肖像画中得到慰藉,就仿佛一个虔诚的信徒向自己的守护神祈求福佑一般。正当我凝神注视着画像的时候,某某地方的大钟沉沉地敲响,提醒我已经四点钟了。我站起来,走向那张画像,亲吻了它一下,然后,走出了房间,永远地关上了那扇门。

我这一生可谓尝尽五味,充满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和经历。有件临行时发生的事情,至今回忆起来,我还忍不住会笑出来。这件事情的发生差一点断送了我上大学的计划。我有一个非常沉重的行李箱,里面除了我的衣物,还装着我所有的书籍。怎么把它运到运输公司,是个让我头疼的问题。首先,我的房间在这所房子的最高层;其次,(更糟糕的是)我进出房间所用的楼梯间,一定要经过校长房间所在的那个走廊才行。好在我在仆人们中间的人缘很好,知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愿意掩护我,尽力为我做事。于是,我把这件令人为难的事情跟校长的一个男仆讲了,这位男仆表示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后来,时间一到,他就上楼把我的箱子往下搬。我担心这个箱子的重量没有谁能够拿得动,但是这位仆人却:



有着顶天巨人阿特拉斯的肩膀,

简直扛得动几个最强大的王国。



他还有着索尔斯伯里平原一样宽大的脊背,所以坚持要一个人把箱子拿下来。我呢,就站在最后一段楼梯下面等着他,心里仍然为此担心焦虑。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他迈着又慢又稳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往下走。但不幸的是,在他差几步就到走廊里那个最危险的地方时,可能出于恐惧,他脚下一滑,肩膀上的箱子一下子掉到地上。箱子摔到每一级台阶上都带着重重的冲力,后来干脆是翻滚着或者说是跳跃着落到地面,犹如二十个魔鬼一起发出的巨大噪声,最后径直砸向了我们这位“尊贵的长者”的卧室门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计划全泡汤了。能让我逃离的唯一办法就是:丢下我的行李不要了。但是,我想了一下,决定观察观察再说。这位仆人也是惊恐万分,为他自己,也为我。但是尽管事情搞成这样,这种滑稽可笑的感觉还是不可阻挡地战胜了其他想法。终于他发出一阵长长的、响亮的、音调优美的笑声,仿佛能把“七睡人”都吵醒。就在这位权威人士的耳朵边上,发出如此洪亮快乐的笑声,让我也不禁加入,一起大笑起来。我倒不是在笑因为这个箱子而不幸发生的事件,而是在笑这件事让这位仆人作出的滑稽反应。我们两个都理所当然地猜想,这位某某博士会突然冲出房间,因为平常,即便是一只老鼠在外面走动,他都会像一只獒犬从自己的狗窝里跳出来一样大发脾气。但这一次很奇怪,吵闹的笑声停下来以后,他的卧室里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声音。某某博士患有一种病痛,有时让他无法入睡,但有的时候也会让他睡得格外昏沉。仆人看没有声响,就鼓起勇气,又把箱子重新扛起来,没有声响和疏漏地走完剩下的楼梯台阶。我就等在那里,直到看见箱子已经放在手推车上面,准备送往运输公司,我这才“以上帝作向导”踏上征程——把我的几件衣物夹在腋下,一个口袋里装着我最喜欢的诗人的诗集,而另外一个口袋里装着一本十二开的欧里庇得斯的九部戏剧。

我本来打算要去威斯特摩兰县的,既因为我对那里的喜爱,也出于其他个人原因。但出现了意外事件,让我不得不改变漂泊的方向,朝着北威尔士进发了。

在登比郡、梅里奥尼斯、卡那封郡漂泊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在B城一个整洁的小房子里落脚了。在这里,我本可以过上几周舒坦的日子,那里的物资很便宜,因为没有其他市场可以消化附近这个广袤的农业区里产出的过剩农产品。然而,又是一次意外事件(当然这里可能不存在人为原因),迫使我又开始向异地漂泊。我不知道我的读者朋友是否注意到,但我本人时常发现,在英国,最自负高傲的一个阶层(或者说高傲姿态最显而易见的阶层)就是那些主教的家族。这里让我们先说说贵族及其子女吧。他们随身携带的头衔封号本身就在充分标榜着他们的身份地位。不仅如此,就连他们的名字本身(这其中也包括那些没有封号的家族),让英国人听起来,也足够说明他们出身高贵了。萨克威尔、曼纳斯、菲茨罗伊、波利特、卡文迪什和其他不下几十种姓氏,本身就在宣扬着他们家族的高贵血统和悠长历史。因此,这些人无论到了哪里,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拥有根深蒂固的声望,只有那些因为自己地位卑微而对世事孤陋寡闻的人除外。那些人会说:“我不认识他们,所以也没有人认识我。”他们的举止通常具有一种和身份相配的姿态和色彩。一旦觉得有必要让别人感受到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就会不失时机地选择用一种礼貌、屈尊的行为来弱化自己固有的那种姿态。而主教家族的那些人就完全不是这样了。要想让他们看清自己的自负高傲,简直比登天还难。在任何时候,由贵族来担当上院主教的情况都不多。而这些高贵职位的传递继承又通常很迅速,以至于公众还没有来得及熟悉这个名字,就又换成下一个名字了,除非某些人享有文学上的声誉。因此,这些主教的子女们通常带有一副严峻冷漠的外表,这或许也说明了他们的声望还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一种noli me tangere(“请别靠近我”)的姿态。害怕与他人有近距离的接触,就如同痛风病人会敏感地躲开οι пολλοι(“人群”)一样。毋庸置疑的是,强大的理解能力和不寻常的善良本性可以使人摆脱这样的弱点,但总的来说,我在这里讲的话会得到大众的认同:骄傲自负,即便还没有在这样的家庭根深蒂固的话,至少也很大程度地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了。这种行为举止的姿态,也就自然而然会传染给他们的仆人和其他侍从。我当时的房东曾经在某某主教家中给一位小姐做过佣人或者说是奶妈,她是最近才刚刚嫁人,在这里最后“定居”(他们这些人都习惯于用这个字眼)下来的。在B城这样的小镇里,哪怕仅仅是曾经在主教家里住过也是一件无上荣幸的事情,而我的这位房东女士心里那份自豪感还远远不限于此。她经常会提起“我的老爷”说了什么什么,“我的老爷”做了什么什么,他在议会中的角色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他在牛津是如何地不可或缺……这些就是她每天都要对我讲的话。而我,完全能够忍受她的措词和谈话内容。因为本性太过善良,我从不会当面取笑别人,我还是能够体谅和包容一位老仆人的喋喋不休的。但不可避免的是,我肯定多多少少流露出了什么,让她觉得我没有充分地对这位主教的重要性给予肯定。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也可能是出于偶然,有一天,她向我重复了一段对话,这段对话里我是一个间接被谈及的人物。有一天,她去主教家里做礼节性的拜访,晚饭结束后,她被传唤到餐厅里,在说到她目前的家庭经济情况时,她偶然提起把房子里的一些房间出租的事情。随即,这位(看似)善良的主教便借此机会提醒她要注意挑选房客。“因为,”他说,“贝蒂,你一定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正好是通往海角的必经之路,那些为了躲债想逃往英格兰的爱尔兰骗子,还有那些企图躲债而逃往曼岛的英格兰骗子,在逃跑的路上都会取道于此。”他的建议当然不无道理,但是作为贝蒂,她应该把它放在心里,自己私下忖度就是了,而不是说给我听。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糟糕了。“哦,我的老爷,”我的房东回答道(这是她自己对当时对话的还原),“我觉得我这里这位年轻的绅士不是骗子,因为……”“你觉得我不是骗子?”我打断了她的话,心里充满难以抑制的愤怒,“我想我以后还是不要让您费脑筋来想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一刻也没耽误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位好心的女士其实还是想和我做一些缓和的妥协的,但严苛加轻蔑的表情写在我这张博学而自重的人脸上,同样让她心生愤怒,于是我们之间的和解成为了不可能。不管主教先生提出的怀疑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即便他说得多么的间接,涉及的其实是一个他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人,对此,我实在感到非常生气。我于是企图让他见识一下我对希腊文的运用能力。一方面,他可以就此推论出我不是一个骗子,同时又能迫使主教先生用希腊文和我对话。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会证明:虽然没有主教那样富有,但起码我是一个比他优秀几倍的希腊学家。但是,最后我还是打消了这个略带孩子气的主意。毕竟,作为一位主教,他完全有权力向他的佣人提供他认为必要的建议。而且,贝蒂夫人把这番建议重述给我本身就反映出她思维的简单,而这种思维方式很有可能让她把对话的还原做得更符合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而歪曲了这位可敬的主教原本的措词和用意。

我即刻离开了房东的住所,而这一离开却着实让我陷入了很麻烦的境地。从那一刻起,我就住进了旅店,于是很快花光了积蓄。两周以后,我不得不节衣缩食,也就是说,我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因为活动量很大,我的食欲始终旺盛,加上山上清新的空气作用于我这个年轻人的胃口,我很快就无法忍受这样微薄的供给了。每天这顿冒着透支风险的饭食,也就是一份咖啡或者茶水。但就是这样省吃俭用,最后还是身无分文了。从那以后,我留在威尔士的每一天,或者靠黑莓、蔷薇果、山楂果,或者靠自己有机会向他人提供一些零散、短期的服务来维持生计。有时候,我为那些恰好在利物浦或者伦敦有亲戚的村民们写一些往来的信函。更多的时候,我会为住在什鲁斯伯里或者英格兰边境的其他小镇上当佣人的那些年轻少妇写写情书,寄给她们的心上人。每次做这些事情,我都会令我那些地位卑微的朋友们感到十分满意,而因此被他们热情十足地招待一番。特别是有一次,在兰伊斯汀德(或者是一个类似的名字)村庄附近,梅里奥尼斯郡一个幽静的地方,我被一个家庭的几个年轻人款待了三天都不止。他们手足般的友善和热情在我的心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到现在也丝毫没有淡化。那时候,他家里有四个姐妹和三个兄弟,都已长大成人,举止优雅。美丽的外表、良好的教养、文雅的气质,除了在韦斯特莫兰和德文郡见到过一两次以外,之前和之后我都不记得还在哪个村庄里见过。他们个个都能说英文,在成员众多的家庭中,这种能力并不多见,尤其是在远离公路的偏远村庄里,就显得更难得了。我首先作了自我介绍,接着就为其中一个男孩子写了一封关于申请奖金的信函,因为他曾经作为英国士兵在海军服役,然后又为两个女孩子写了两封情书,她们两个长得都很好看,其中一个还格外可爱。她们向我口授信件的措词和需要注意润色的地方时,我看见她们困惑、害羞的神情,于是毫不费力地猜到她们希望我做的事情是:信中的文字要写得尽可能的亲密,但也要符合少女的矜持和自重。我设法把我的文字修饰得温和得体,以便于同时满足她们的两个要求。结果,她们一方面表示对我所用的表达她们感情和思想的文字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又对我一下子就看出她们的意思来感到惊讶(这是因为她们太单纯了)。通常来说,女主人对待客人的态度就决定了一个人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而我在他们中间,已经成了一个可以被信赖的秘书。我让他们一家人都感到满意,而且他们还可能很喜欢与我在一起交谈。于是他们邀请我一定留下来,热情真挚的态度让我无法拒绝。我留了下来,和三个兄弟睡在一起,因为唯一的一张空床在那些女孩子的房间里。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对我都表现得非常敬重,这种尊敬通常是不会给我这样无权无势的人的。这就仿佛我的学识就可以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出身高贵一样。就这样,我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整整三天,再加上第四天的大半天。从他们对我丝毫未减的热情和友善来看,我觉得要不是他们有些力不从心的话,我可以和他们一直同住到现在。最后一天的早上,当他们坐下来吃早餐时,我注意到他们的表情,感觉到可能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要发生。果然,一会儿,一个男孩子对我解释说,我到他们家的前一天,他们的父母刚出门,去参加在卡那封郡召开的卫理公派的一次年会,现在他们就要回来了。“如果他们举止不符身份,有些失礼冒犯的话,”他代表他们几个年轻人向我请求,千万不要生气。他们的父母果然回来了,粗鲁无礼、满脸不快,对我说的所有的话,都用一句“蒂姆,撒森纳可”(他们不会说英语)来回答。我看到境况如此,就跟我的几位美丽而友善的年轻主人深情地告别,之后我就上路了。尽管他们为了我能留下来跟他们的父母说了很多好话,也不停地请求我原谅这些上了岁数的人,说“他们就是这样的风格”,我还是婉言谢绝了。我很清楚,我写情书的才能,如同我对希腊沙弗诗体以及阿尔凯奥斯诗体的文字编纂能力一样,根本不能赢得这两位严肃的六十多岁的威尔士卫理公派信徒的欢心。这样一来,原来我的年轻主人们给我的热情款待,一旦和这两位老人的苛刻态度扯上关系时,就会变成怜悯和施舍。的确,雪莱先生关于老年的一些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除非用各种各样的力量来抵消它的作用力,否则年老会是腐蚀和破坏人内心中的亲切和慈善的杀手。

不久以后,我辗转来到伦敦,至于过程如何,受篇幅所限,这里就不详述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我后来人生中一段异常痛苦的岁月。一点也不夸张地说,那段日子简直陷我于极度的苦难之中。在长达十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忍受着饥饿给我带来的不同程度和强度的痛苦,那种强度是任何一个有类似经历但最后存活下来的人都可能感受过的。但这里我觉得没必要用语言细节性地描述我所承受过的痛苦来侵扰读者的情感。这样极端的困境,哪怕不是亲眼所见,只是文字描述,也一定会引来人的善良本性给予它的悲伤的同情。就算这些都是因为其本人严重的行为不当或者罪行招致的,人们都还是会施以同情。比如,有一段时间,我时不时地从一个人(这个人认为我生了病,其实他不知道我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的早点餐桌上拾起面包的碎屑作为我全部的供给来填补饥饿,光这一件事写出来就足矣。在这段痛苦岁月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在威尔士的那段时间,还有在伦敦的前两个月),我没有住所,大部分时间只能露宿街头。我想正是因为我经常暴露在露天野地的恶劣环境下,才让我在苦难的境况下依然保持生命力。后来,随着愈发寒冷严酷的天气渐渐逼近,也由于长期饱受饥饿的折磨,我的身体开始慢慢地衰退。很幸运的是,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早餐桌上的面包屑被我吃掉的那个人,让我住进了他的大空房子,他是这所房子的住客。我之所以叫它空房子,是因为里面既没有家眷也没有任何家具或其他陈设,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但是当我住进我的房间时,我才发现原来这个房子里已经有一位同住者了。她是一个可怜的没有伙伴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大概有十岁。她似乎经常饱受饥饿,而经历苦难的孩子通常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一些。从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嘴里,我得知在我来之前,她已经一个人住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当她意识到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成为她的同伴,陪她一起度过漆黑的长夜时,她不禁表现得非常高兴。这个房子果然很大,因为没有什么家具陈设,耗子的动静在宽敞的楼梯间和大厅里形成了很响的回音。夹杂在寒冷、饥饿的苦难中,我想,这个被遗弃的小女孩儿一定在闲下来的时候,更多地遭受着自己臆想出来的鬼魂带来的恐惧。我答应小女孩儿,不管是遇到鬼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都会保护她不受伤害。可是,唉,除此之外,我没有能力向她提供其他任何帮助了。我们就那样躺在地板上,把一捆该死的法律文件放在头下当枕头,除了一张很大的马夫用的斗篷以外,我们没有其他可以盖在身上的东西了。然而,后来,我们在阁楼里发现了一个破旧的沙发套,一小块毯子和其他几片零零碎碎的东西。我们将它们盖在身上,感觉稍微暖和了一些。可怜的小女孩儿因为寒冷,也因为害怕她臆想出的那些鬼魂敌人,经常爬到我身旁来取暖。在我病得不像平常那样厉害的时候,我就把她搂在怀里,这样,她就会觉得暖和许多,可以忍受了,就渐渐睡去,而我却无法入睡。因为在遭受痛苦的过去两个月里,我白天睡得很多,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一阵一阵地打盹。睡着比醒着更让我感到痛苦和烦恼,我的梦里时常是混乱骚动的场面(这样的状况只是比我后来描述的吸过鸦片以后做的梦稍好一些)。不仅如此,我的睡眠顶多就是人们常说的“打盹”,我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呻吟,而且好像经常会被自己发出的声音忽然唤醒。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一睡着,就会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向我袭来。这种感觉在我生命的不同阶段曾多次向我发动进攻,那是一种痉挛抽搐引起的疼痛(我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但我明确地感觉到是在胃部周围)。剧烈疼痛会让我不由得伸出脚去使劲地连踢带蹬,企图减轻痛苦。我每每要入睡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发作,而想要减缓疼痛的努力时常又把我唤醒,于是我只能是在困极了的时候才能睡上一会儿(就像我从前说过的那样)。我就这样频繁地睡去又频繁地醒来,而这个房子的主人会突然闯进来看看我们,有时候很早,有时候要到十点才来,有时候根本就不来。他当时在修改克伦威尔计划,十分害怕法院执行官的出现,每天晚上住在伦敦的不同区域。而且我注意到,每次有人敲门的时候,他都要从私人窗户向外窥探,先确定是什么人在敲门,然后再决定开不开。他通常是一个人吃早餐,不过他的餐具似乎也不允许他再邀请第二个人了,而且所有能食用的东西加在一起也不容许第二个人来分享。他吃的东西往往就是他从住的地方回来路上买的一个面包卷,或者几块饼干而已。就算他曾经请过客人吃饭的话,如同我跟他半开玩笑似的聊起过的那样,那么这些客人就必须排好队等候(而不是坐在一起)。即像形而上学家说的那样,他们不能在同一个地点同时存在,而是必须在不同时间存在。在他吃早餐的时候,我经常会设法走近他,尽可能地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然后找机会把他餐桌上剩下的食物捡起来吃掉,但有的时候的确什么都没有剩下。我这样做表面上看跟抢劫扯不上关系,但对他而言简直就是抢劫,为此他有时不得已(我是这样猜想)要派我到中午再买上一块饼干填补。至于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她是从来都不许走进那间书房(如果我可以把他存放羊皮纸文件和法学著作等东西的房间叫作书房的话)的。那个房间对她而言,就是这个房子里面的“蓝胡子”房间。这间房间通常在他六点钟左右离开这里去吃晚餐之前就会被锁上,而他这一离开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回来吃早餐。至于这个女孩子到底是某某先生的私生女,还是仅仅是一个仆人,我还没有搞清楚。她自己也不清楚,但很显然,她是被当作一个卑贱的家奴来使唤的。只要某某先生一出现,她就要跑到地下室去,给他擦皮鞋、掸衣服,除非是主人传唤她去办什么事情,否则她绝不许离开那地狱般阴郁的厨房到上面来。而且要等到晚上我回来敲门,她才可以踮着颤抖的双脚走到前门来。至于她白天都做些什么,我基本上不知道,只是从她晚上给我讲述的东西里略知一二。我看出来,只要工作时间一开始,我还是不在这所房子里更为合适,于是我通常会离开,到公园里坐坐,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直到晚上才回来。

但是,这位房主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读者们,让我告诉你们:他是那些异类的底层律师当中的一员。他——我怎么说才好呢——或者是出于审慎的态度,或者是出于必要的原因,和所有的律师一样,克制自己纵情于过于脆弱的良心(这个说法过于拐弯抹角,文字本可以大幅删减,但我还是想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含义):在各行各业中,良心是比妻子和马车更加昂贵的累赘品。就像人们说“放弃”他们的马车一样,我推想,我的朋友,某某先生也早已经“放弃”了他的良心。当然,当他再一次觉得负担得起的时候,他还是会把它拾回来。如果我愿意考虑牺牲他来娱乐我的读者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样一个人日常生活的“内在经济状况”,是很奇怪的。虽然我观察到他本人的机会相对有限,但是我见过在伦敦上演的那些阴谋诡计,复杂的尔虞我诈,简直可以说是“套套相连,环环相扣”。有些事情我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想笑一笑,虽然当时我自身落魄,也不免报之一笑。然而,当时的处境致使我的经历有限,无法摸透这位某某先生的性格和人品,只能感受到他让人尊敬的地方。至于他那些奇怪的品行,除了他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对我施舍恩惠,为人慷慨以外,其他事情我应该全部忘记掉。

房主的能力的确有限,不过,和那些老鼠一样,我也不交房租。正像约翰逊博士曾记录下来的,他一生只有一次饱饱地吃了一顿墙栽水果。所以,我还是应该懂得感恩,在那段时间里,我可以在伦敦一座相当不错的宅第里任意选择自己想住的房间。除了被那个可怜的孩子认为鬼魂萦绕的“蓝胡子”房间以外,从顶层的阁楼到地下室,所有的房间我们都可以自由使用,可以说“整个世界都展现在我们面前”。到了晚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一个地方支起帐篷。我前面说过,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房子,坐落在伦敦知名地区的一个很显眼的位置。我相信,很多读者在读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在几小时以后,跑去看一看这座大宅子。而我自己也是同样,每次有事情到伦敦来,都要去那里再看一看。1821年8月15日——我的生日——晚上十点左右,在散步过后,我改变了方向,沿着牛津大街向前走,故意要来看看这座宅第。现在这座宅第里住着一户可敬的人家。从前面客厅里发出的光线看进去,他们一家人正在聚会,坐在一起,好像是在喝茶,看得出来,他们个个轻松愉快。这和十八年前同一所房子在我眼里的那份黑暗、寒冷、寂静、破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时候这所房子的住客只有两个人——一个饥肠辘辘的学者和一个被人遗弃的孩子。顺便说一句,我在后来曾努力寻找过那个孩子的踪迹,但却始终没有结果。除了处境特殊以外,她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能引起关注的人。她既不漂亮,也不聪慧,更谈不上举止宜人。感谢上帝,即使在那些年里,我也不需要什么新奇的装饰品来慰藉自己的情感。把自己包裹在简陋朴素的衣服里,保存最朴素的人性,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我很喜爱这个孩子,因为她在我凄惨不幸的岁月中成为我的同伴。如果她现在还活着的话,她可能已经是一个母亲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就像我先前说过的那样,我再也没有找到过她。

这让我感到很遗憾,但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也曾经更加全力以赴地寻找过她的踪迹,然而最终失败的结局让我更加感到悲伤难过。那是一个年轻的妇人,是当时那些靠卖身来维持生计的不幸阶层中的一员。我并不为她感到羞耻,也没有理由为她感到羞耻。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和这些处于不幸的妇人之间保持着很熟识和友好的关系。读者朋友们,你们不必对此轻蔑一笑或者蹙眉窘迫,我不必向我这些熟悉古典文学的读者提示那句拉丁语里的俗语“Sine Cerere”(“食不裹腹,何谈淫欲”)什么的。从我当时钱袋里的状况就可以猜出,我和这些妇人之间根本不可能有下流的关系。事实上,我的一生中,从没有让自己因为接触到什么人而受到玷污。正相反,从很早的青年时代开始,我就十分乐意更多地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和各种各样的人亲切交谈,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这样做让我得以更好地了解人性,保有美好的情感,保持被认为是作为哲学家所应具有的谈吐和坦率的性情。一个哲学家,不能像凡夫俗子一样用带有局限性的眼光来看待人和事物,不能用狭隘、自负的眼光,带着偏见评价别人的出身和受教育的状况。他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天主教徒,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无论他们出身高贵还是下贱,受过良好教育还是没受过教育,有罪还是无罪。由于我当时不得不到处漂泊,或者说不得不在大街上流浪,也就很自然地和这些在专门术语里被称作是“街头拉客妓女”的妇人们慢慢熟识起来了。倘若我坐在某些房子前面的台阶上,看门人走过来,试图把我赶走,这些妇人会为我挺身而出,和看门人理论一番。但她们当中有一位,前面开始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介绍过她的——噢,不,还没有提过。我不能把你归到这群妇人中去,我高尚圣洁的安。如果可能的话,让我找一些温和的字眼来说说她当时的状况吧。她有着慷慨大方和同情怜悯之心,在全世界都将我遗弃的时候提供给我她能给我的一切。要是没有她在我身边,我绝对活不到现在。那时,有很多个星期,我都在夜晚和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在牛津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或者在台阶上,或者在某个门廊下面,和她一起休息。她不可能有我这么大的年龄,据她自己告诉我,她还没到十六岁。我出于关心经常问她些类似问题,渐渐地我也就勾勒出她简单的出身背景了。她的情况属于很普通的一种(我认为我有理由这样想),如果伦敦的慈善机构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安排,来面对和应付这样的问题的话,法律的力量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干预进来,保护无辜者,惩罚侵害人。伦敦慈善事业的基金流,虽然流得深邃、有力,但却始终悄无声息、不为人知,那些可怜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是连边儿都靠不上的。不可否认,伦敦社会的大气候和城市的体制构架是严酷、残忍、冷漠的。但不管怎样,她受到的部分伤害可以很容易得到补偿,我经常认真地催促她去找法官告状。她虽然没有朋友,我还是向她保证,如果她去告状,一定会立刻引起关注,而英国一视同仁的司法体系也一定会迅速而充分地为她报仇,那个掠夺了她仅有的一点儿财产的野蛮恶棍也终将得到惩罚。她经常向我保证说会去告状的,但还是一直拖延着,没有走那条我时不时给她指出来的路。她胆小、沮丧,看得出来悲哀已经深深地占据了她年轻的心。也许她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即使是最正派的法官,最公正的法庭,也无法修复她曾遭受的不公正。然而,有些事情还是可以做的,我们最终达成约定,一两天以后,我们一起去见法官,然后我会代表她发言。这对我来说只是提供一个很小的帮助,但不幸的是约定达成的这一天正好是我倒数第二次与她相见的时候,所以这就注定了我连这个忙也没帮上。而她施与我的,让我永远也报答不完的是——我来讲讲这段故事吧。有一段时间,我始终感觉病得比以往更严重,身体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虚弱。到了晚上,我们先是沿着牛津大街缓缓踱步,然后我请求她改道索霍广场,于是我们去了。我们在一所房子前的台阶上坐下来。这个地方,直到今天,我每每经过的时候,都克制不住地产生一阵阵的悲伤和痛心,想起她在那里曾经实施的高尚行为,内心里对这个不幸女孩子的敬意也不禁油然而生。我们坐下后,我突然感到身体愈加不适,我本来是把头倚在她胸前的,突然一下子我从她的手臂上滑了下来,向后仰在了台阶上。从当时身体的感觉来判断,我心里最强烈的直觉告诉我,如果没有一种强效的、能起死回生的药,我可能会当场死在那里:或者至少会晕厥过去,而从晕厥的状态再恢复到从前,在当时无依无靠的境况下,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我生命的危急时刻,我这个身为孤儿的同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伤痛没得到任何东西的可怜的同伴,伸出了援助之手。她因为吓坏了先是叫了一声,接着一刻也没有耽搁地跑回牛津大街,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跑回到我身边,拿给我一杯加了香料的波尔图葡萄酒。这杯酒下肚,立刻作用于我空空如也的胃部(我当时已经吃不了固体食物了),让我奇迹般地迅速恢复了体力。这个慷慨的女孩子几乎把自己寒酸的钱包里的钱都用尽了,却没有一句埋怨。让我永远记住她吧!当时她的钱可是连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很勉强,而且她也不可能期待我有朝一日会偿还她这笔钱。啊,我年轻的女施主!在后来的若干年里,我有多少次站在孤寂无人的地方,带着一颗悲痛忧伤的心和纯洁无瑕的爱思念着你。就像古时候一个父亲的诅咒被认为是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带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追寻自己的目标那样,我的内心因为感激背负着沉重的折磨,也满载着一个愿望,希望它也能享有魔力,去追逐你的身影,陪伴在你身边,带你到伦敦一所暗无天日的妓院,或者到黑暗的坟墓里(如果可能的话)。在那里,我要用踏踏实实的平静、宽恕和最终的调解来唤醒你。

我不是经常流泪的人。其一,因为我每天,不,是每时每刻,做的与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相关的思考,让我经常沉浸在千寻之下的深度,无泪可流;其二,我在思考上一贯的严肃性,与催人流泪的情感总是相悖,流泪对我来说是不必要的。而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的轻浮一方面使他们不容易陷于沉沉的哀伤中,另一方面,当这种情感偶尔袭来时,他们又因为轻浮禁不住陷入哀伤;其三,所有对这个问题做过和我一样深度思考的人们,为了使自己免于陷入彻底的绝望,一定早产生和抱有了某种让自己镇静下来的信仰——坚信人类的苦难也许含有某种晦涩未解的意义,这种苦难会在未来得到某种补偿。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到今天还是一个乐观派,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我不经常流泪。但是我的人生中也有某些情感,虽然没有那么深刻,也并不那么强烈,却是最让我感到敏感脆弱的。每每在这个时候,我走在牛津大街上,经过光线朦胧柔和的一盏盏路灯,听见多年前曾经慰藉过我和我亲爱的伴侣(我会永远这样称呼她)的手摇风琴弹奏出的曲调时,我都会潸然泪下,默默地回忆起突然而紧急地将我们永久分开的那件往事,那仿佛是天意,上帝神秘的安排吧。那么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读者们,你们把我这段序言剩下的部分读完自然就明白了。

我刚刚讲过的那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我就在阿尔伯马尔大街上遇到了已故国王家室中的一位绅士,这位绅士从前受到过我们家人的几次热情款待。虽然我长相与家人相似,但他还是盘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没有掩饰自己的身份,坦率地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在他以自己的名誉起誓,不把我的下落出卖给我的监护人之后,我把我律师朋友的地址给了他。第二天,我就从他那里收到了一张面值十英镑的钞票。装英镑的这个信封,是和其他商务信件一起发给那位律师的。虽然他的表情和举止都在向我表示他对信件内容的怀疑,但是,他还是把它体面而不加迟疑地给了我。

由于这份特别的帮助,我不得不要说一说吸引我辗转前往伦敦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我从第一天到伦敦直至离开伦敦所一直祈求得到(这里用一个法庭术语)的。

在伦敦这个偌大的城市里,如果我说我找不到生计来逃脱最极度的贫穷状态的话,我的读者们一定会感到很吃惊。读者们一定会说起码有两种途径可以保证我的生计啊——或者从我们家的朋友那里得到资助,或者可以把我年轻的才华和学业上的成就转化成一种工资报酬。关于第一种途径,可以这样说,我十分担心我的监护人会发现我的行踪而重新收服我,这种恐惧胜过一切妖魔鬼怪。如果是那样,毫无疑问,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会让他们对我产生最大的不利,也就是说,他们会最大限度地强制我返回出走不归的学校,而这种回归即使是在我自愿的情况下,在我看来仍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何况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对我本人公开的愿望表示一种蔑视和挑衅。由此而带给我的屈辱比死亡的威胁更加糟糕,而这样的剧情也必然会以我的死亡为结局。因此,我有足够多的顾虑不去向家人和朋友求助,因为这样做要冒着监护人可能会因此找到我的行踪的风险。虽然我确信在他们那里我一定会得到我需要的援助。尤其在伦敦这个地方,我父亲生前肯定结交过很多朋友,但是(他去世已经十年了),他们的名字我能记住的也不是很多了。我以前从没来过伦敦,只是有一次在这里停留了几个小时,所以唯一能记住名字的那几个人住在什么地方,我就更不知道了。于是,部分原因是很难找到他们,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前面说到的内心极度的恐惧,这两个原因使我不愿意诉诸于第一种途径。而说到另外一种途径,我现在倒是愿意请读者们和我一起想一想为什么会忽略它。作为希腊文的校稿编辑(就算我只会做这个),想要满足自己本来就不多的生活需求,还是绰绰有余的。我可以找一家这样的办公处所,用我准确、及时的校对工作赢得他们的信任。但是别忘了,即便是这样的工作,我也要首先被引荐给某个可敬的出版商才行,但我没有获得引荐的途径。说实话,我也从没有产生过用文学上的劳动作为自己获取利润的想法。所以我能想出来的就是:我只能依靠自己未来的权利主张和继承遗产的期望来迅速获得钱财帮助,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我绞尽脑汁地实现这一途径,最后我向一个叫D什么的犹太人 [3] 提出了资助申请。

我向这个犹太人和其他几个打广告的高利贷商人(我觉得其中几个也是犹太人)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明了我的贷款预期额,他们之前已经在律师公会那里查到我父亲的遗嘱,并确定了遗嘱的真实性。遗嘱当中被称为某某的那个次子的情况,与我所声称的内容完全符合(或者说包含了我所声称的内容),但从那些犹太人的脸上能够很明显地看出,他们还是有一个疑问——我是那个次子吗?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成为问题的问题。每当我的这些犹太朋友用犀利的目光审视我时,我都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得太多,担心他们心里正在酝酿着如何引诱我进入陷阱然后把我卖给我的那些监护人。我发现自己——物质意义上的自我(我之所以这样措词,是因为我喜欢在逻辑上精确地区分它们)在掩盖一个真正的自我——形态上的自我,并因此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或者至少是受到了质疑。然而,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我想到了一个我能想出的唯一办法。我在威尔士的时候,收到过一些年轻朋友写给我的信件,我把它们都拿了出来,其实我一直都把它们带在身上。而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它们是我身上剩下来的仅有的一点儿家当了(除了我穿的衣服以外),之前我还没来得及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它们处理掉。这些信件大部分来自伊顿的某某伯爵,他是我那个时候最要好的(或者说唯一的)朋友。还有一些信件是来自某某侯爵,他是那位伯爵的父亲。这位伯爵虽然现在只是潜心务农,但他本人当年也是伊顿公学的毕业生,可以说有着学者的内涵和贵族的风范,对古典文学和青年学者仍然保留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从我十五岁那年,他就一直与我保持信件往来。他会在信中告诉我他最近一段时间取得的或者正在考虑取得的重大进步。信件都是寄往M和S1两个城市的,因为我曾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在信中他有时会谈论某一个拉丁诗人的文字优点;有时还会给我出一些题目,希望我就此写作诗歌。

读过这些信件之后,其中一个犹太朋友同意,以我个人名义担保,提供给我两三百镑的借款,但前提是我要说服那位年轻的伯爵——顺便说一句,他并不比我年长——能够保证在将来把这笔钱还清。现在想想,这个犹太人这样要求我的最终目的,大概并不是他可能从中获得对他而言微不足道的利润,而是想通过我与我的这位贵族朋友建立起一种关系,他知道我的这位贵族朋友显然前途远大。为了使犹太人的建议得以实施,我在收到十英镑八九天之后,就准备起身前往伊顿了。我把这十英镑中的三英镑给了我的这位债主朋友,因为据他讲,我离开伦敦期间,他需要为相关的商务公函购买印花,我心里觉得他在撒谎,但是我不想让他为拖延我的事情找到任何借口;还有一小笔钱,我给了我的律师朋友(这位律师一直与我的债主们保持联系,为他们工作),因为他的处所还需要添置些家具;另外我又花了十五先令,用来置办自己的着装(虽然很寒酸);而余下的钱的四分之一,我给了安,并且打算在我回来以后,把我剩下的无论多少钱都和她平分。把这些都安排好之后,在那个黑暗的冬日傍晚,六点钟刚过一点儿,我就在安的陪伴下,朝着皮卡迪利大街出发了,因为我想搭乘开往巴斯或者布里斯托尔的邮政运输车到盐山去。沿途经过城镇的一个地方,我记得当时被人们叫作燕子街,如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再也找不到它旧时的地理界限了。时间还算充裕,于是我们左转来到黄金广场,坐了下来,因为我们不想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喧嚣骚动与灯火辉煌中告别彼此。我以前就跟她提起过我的计划,现在只是再次向她保证如果将来交到好运,我一定会与她一起分享。

等到一旦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她,我绝不会抛弃她。这是我十分想做的事情,不论出于我的个人意愿,还是一种责任感。且把感激之情放在一边不说——这份情谊我一辈子也还不起她,就说我对她自然而然的那份亲情也相当深厚,我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看待。而此刻,我看到她极度沮丧,心中又不免生出无限的款款柔情。我其实才最应该感到难过,因为我即将和我的救命恩人分别,但想想身体前一段时间曾遭受过那样的打击都坚持过来了,我还是很乐观,心中充满了希望。而她却正好与我相反,知道即将和我这样一个除了能给她些友好的善意和兄弟般的情感以外对她毫无用处的人分别,内心充满了伤感,以至于在最后我和她吻别的那一刻,她竟然抱住了我的脖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哀伤地啜泣着。我希望最慢能在一周之内返回。我和她约定从我离开的第五天晚上开始,以后每天晚上六点钟左右,她都要到蒂奇菲尔德大街的尽头等我,可以说,那里是我们经常约会见面的避风港,这样我们就不会在牛津大街的汪洋大海中彼此失散了。这个和类似的其他预防失散的措施我都已经提前想好了,只有一件事我忘记了(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重要的),她从没有告诉过我她的姓氏。实际上,在当时,有着像她那样不幸身世的女孩子通常是不会(像举止做作的上层社会那些手中不离小说的妇人那样)称呼自己为道格拉斯小姐、蒙塔古小姐等的。她们一般只会使用教名称呼自己,比如:玛丽、简、弗朗西斯等。她的姓氏,作为我能再找到她的最可靠的信息,我当时的确应该问清楚。但事实却是我觉得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再次会面,会因为短暂的分离,比从前的几周更加艰难和不确定,所以我几乎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有多大,也没有把它放在临别与她见面时要做的事项中。剩下的时间,我都用来安慰她,给她希望,敦促她去买些药,她咳得很严重,嗓音也很嘶哑,她的身体已经开始不太好了。所以我完全没想起来要问她的姓氏,直到后来追悔莫及。

走到格洛斯特的咖啡厅门前,已经过了八点钟,开往布里斯托尔的邮政车 [4] 已经待发。我爬到车顶部,车身优雅而流畅的运动让我很快就睡着了。值得一提的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睡的提神的好觉,竟然是在一辆邮政车的车顶!这张床,如今再睡起来会觉得那样不舒适。说到这次睡眠,还要插进一个小小的事件。这件事,像当时发生的很多其他事情一样,让我意识到,一个从没有经历过苦难和不幸的人,即使走完一生,也不会理解人性中可能包含的善良,也不会理解——我不得已要叹口气了——其中可能包含的邪恶,起码在他自己身上是这样。一层礼貌的帷帐遮掩了人的天性,其真正的容貌和表情都不能为人所见。对于普通的观察者来说,两个极端,以及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各种各样的人性表现,都是混淆不清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因为调和在一起,之间的区分就像音阶音域和字母集合那样模糊不清。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在离开伦敦四五英里的时候,我的身体偶尔会撞到我旁边的同路人,因为车子不时地向他那边倾斜,这让他觉得很恼火。的确,如果路况比当时还要糟糕,更加不平坦的话,我可能都会因为身体羸弱而滚下车去。他开始因为我的侵扰而满口的抱怨,就像其他人在相似的情况下也会做出的那样。但是他的抱怨似乎有些过了火,他变得异常烦躁和闷闷不乐。如果就在那一刻和他分别的话,我可能会认为他(如果我觉得值得对他做一番评价的话)是一个无礼甚至野蛮的家伙。然而,我觉得他的抱怨也不无道理,因此我向他道了歉,而且向他保证,我会尽最大努力在剩下的路途上保持清醒;同时,我也尽可能言简意赅地向他做了解释,告诉他我患有疾病,而且因为长期的苦难折磨身体十分虚弱,又因为当时没有支付能力,所以买不起车内的坐票。这一席话过后,这个人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等我在豪恩斯洛城的喧嚣和强光中再次醒来的时候(尽管我努力不让自己睡着,但我还是在对他说完那番话之后不到两分钟就又一次睡着了),我发现,他正在用手臂围住我的身体,以防我滚下车去。在剩下的路程里,他简直是在用一个女人的温柔来对待我,以至于最终,可以说我几乎是躺在他怀抱里的。在他并不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是巴斯或者布里斯托尔的情况下,他给我的关怀就更加感人了。但不幸的是,我坐过了站,到了比我的目的地更远的地方。那是舒舒服服的一大觉,我的精力和体力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离开豪恩斯洛之后,我再醒来是因为邮政车的突然刹车(可能是停在了某个邮局前面)。我一问才知道,我们已经到达了梅登海德,过了盐山大概六七公里了。就在这里,我下了车。在邮政车停留的半分钟里,我那位友善的同伴(在皮卡迪利,从我当时对他的一瞥判断,他很有可能是某个绅士的男管家或者具有类似的身世背景)一再恳求我一定马上找个地方睡一觉。我答应他,虽然我并没有真的打算这样做。实际上,我一刻不停地就步行启程前进,或者不如说是倒退,向着相反方向出发了。当时可能已经接近午夜,但我的行进如此缓慢,还没有从斯劳那条路转向伊顿的时候,就听见附近村舍里的钟声已经敲响了四点。新鲜的空气和充足的睡眠都有助于我恢复精神,但是我依旧感到疲乏。这时我想起来一件事情(一个罗马诗人巧妙地讲述过,表达也足够清楚),这件事情让当时处于贫困中的我得到了些许安慰。从前,在霍恩斯洛的荒原或者附近地区,发生过一起凶杀案。被害人的名字,我想我应该记得很清楚,他叫斯蒂尔,是附近一个薰衣草种植园主。我每走一步,就会越接近那片荒原区。这很自然地让我想到,我和那个被控告的谋杀者——假如他当时正巧也在外面,在黑暗中,可能每一刻都在不知不觉中靠近彼此。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我不是(实际上就是)和流浪汉状况相差无几的话——



我只是自己学识的主人,而没有一寸土地,



而是像我的某某勋爵朋友,众所周知的每年有七万英镑收入的继承人的话,此时此刻我该是多么担心我的小命啊!话又说回来,某某勋爵也绝不可能置身于我现在的处境。不过那句话暗含的道理是对的——巨大的权力和财富会使一个人可耻地害怕死亡。而且我相信,那些最为勇敢的冒险者,能充分地享受本性赋予他们的勇气,也不过是因为他们很幸运地都是穷光蛋。假如就在他们要采取英勇行动的那一刻,被告知自己将要在英格兰继承价值五万英镑的不动产,他们对枪林弹雨、打打杀杀的生活的厌恶感会突然变得非常强烈,同时他们试图保持镇定平静和泰然自若的努力也会随之变得异常艰难 [5] 。曾有一位通过自己的经历熟悉这两种财富的智者,说过一段话,他的话千真万确。他说财富更会——



使美德准绳变得松弛,使其锋芒不再锐利,

而不是引导她做值得称赞的事情。



(引自《复乐园》)



我在这里漫不经心地谈及这些,因为回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我的读者没有理由再因此抱怨了,因为我马上就会给它画上一个句号。在斯劳和伊顿之间的路上,我睡着了。就在黎明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来的时候,我被一个人的声音叫醒了,他正站在我身边,俯身审视我。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长相有几分邪恶,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心怀鬼胎的人。即使他果然居心叵测,我想他也会判断出:像我这样一个在大冬天睡在户外的人,是不值得一抢的。关于这个从我身上得出的结论,我其实现在想对他说,如果他也恰巧是我的一位读者的话,他当时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个人只嘟囔了一句,就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也并没有因为他的打扰而感到愠怒,要不是他把我弄醒了,我还不能在大部分人都醒来之前穿过伊顿呢。前一天晚上天色本来就阴沉昏暗,快到清晨的时候,下了一层薄薄的霜,地面和树木上都呈现出一片雾凇景象。我悄悄溜过伊顿,没有人注意到我。然后我在温莎的一家小客栈稍作停留,洗漱一番,又尽可能地整理了一下衣着。大约八点钟,我就朝着波特出发了。在路上,我遇到了几个低年级的学生,我询问了他们。伊顿人总是那么温文尔雅,虽然衣衫破旧,他们还是很有礼貌地回答了我。我的朋友,某某勋爵,去了某某大学。“Ibi omnis effuses labor!”(“这样所有的奔波和辛苦就都成了徒劳!”)还好,我在伊顿还有其他一些朋友。但是一个深陷困境的人,并不愿意去拜访所有他认识的有钱人。我在心里回想了一下我认识的人,最后决定向D伯爵寻求帮助。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羞于和这个人(虽然我跟他的私交不像与有些人那样亲密)见面。他人还在伊顿,虽然我知道他已经要动身前往剑桥了。我去拜访了他,受到了亲切的款待,还被邀请共进早餐。

在这里我要稍微打断一下,以防读者对我产生一些误解。因为我在前文曾偶尔顺带地提过一些我的所谓贵族朋友,这里一定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要以此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身世显赫或者血统高贵的人。感谢上帝,我也并不属于这类人群。我是一个普通英国商人的儿子,他的一生因为人正直而受到尊重,而且喜好文学并有所追求(的确,他本人就是一位匿名作者)。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非常有钱,但却英年早逝,仅留下大概三万英镑的遗产,还要被分作七份继承。至于我的母亲,我应该带着荣幸和尊敬提及几句,她的天分其实更高。虽然我谦逊地不想给她“文学女性”这个荣誉称号,但至少可以把她定义为“知识女性”。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她的书信能被收集起来得以出版的话,读者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些文字展现出的坚实的力度和男子汉的气魄。这些书信行文通篇使用的都是纯正的“英语母语”,生动、鲜活又不失传统和优雅,几乎可以与任何用母语写文章的文人媲美,甚至不逊于W. M. 蒙塔古女士。这些就是我的出身和血统能给我的全部荣耀,再无其他。我真诚地感谢上帝,我再没有其他荣耀了,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的地位太过明显地高于他的同族,并不利于他形成良好的道德品性,也不利于他运用自己的知识才能。

这位D老爷,在我面前摆出一桌非常丰盛的早餐,真的是非常丰盛。这是我几个月来坐下吃的第一顿正餐,也是几个月来第一次坐在“有教养的人的餐桌上”,所以在我眼里,这顿早餐比实际上还要丰盛三倍。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几乎吃不下什么东西。记得之前那天,当我刚刚收到十英镑的钞票时,就马上去了一家面包店,买了几个面包卷。就在那两个月或六周以前,我曾经带着渴望的眼神窥探过这家面包店,那种强烈渴望的眼神我自己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是一种耻辱。拿到面包以后,我想起了奥特维的故事,担心如果吃得太快会招致危险。但很快我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我的食欲相当不好,买来的东西还没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感到恶心。这种反应也适用于其他时间的进食。一连几周的时间,我看见食物就有这样的反应。或者,即便我没有感到恶心,吃下去一部分东西之后,也会吐出来,吐的时候还会带出酸水;或者刚吃的东西马上就吐出来了,不带酸水。再回到刚才的叙述,在D老爷的餐桌上,我发现自己的胃口并不比平时好多少,看着这些奢侈昂贵的食物,我并没有什么食欲。然而,可恶的是,我总是在类似的场合下极度渴望能有一杯酒喝。因此我向D老爷解释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简要地告诉了他我最近一段时间所遭受的苦难。他对此深表同情,然后为我要了一杯酒。这杯酒瞬间给了我安慰和满足。我这个人不分场合,只要逮住机会,都要喝一点儿酒。我当时对酒是一种崇拜的态度,就像我后来崇拜鸦片一样。但是,我心里仍然清楚,对酒精的纵情只会使我的病情愈加严重,胃部的反馈已经在提示:我的食欲很差。但是在一种更好的物质的帮助下,它又可能很快而且很有效地得以恢复。我希望自己不是因为贪恋酒精才逗留在伊顿,赖在我的朋友这儿不走的。我试图说服自己,我之所以逗留在这里,是因为我不好意思张口向这位D老爷提出我的要求,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实在没有足够的权利来请求他向我提供我所需要的帮助,而这正是我来伊顿的主要目的。但我当然也不想白白跑这么远的路,于是我最后还是开口了。这位D老爷善良的心胸可谓宽广博大,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他并没有对我是否具有直接提出要求的权利和资质进行严格的审查,而是对我的处境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他也知道我与他的一些亲戚熟识。即便这样,他还是在我提出要求后,迟疑了。他对我坦言,他不喜欢与高利贷商人有任何交易来往,担心这样的交易会传到与他有关联的人的耳朵里。另外,他也担心,他的签名所能预期支付的款额——这个数额要比某某的低得多,是否可能惠及我的一些非基督教朋友们。但是,他还是不想彻底拒绝我而使我蒙受羞辱,所以在考虑了一会儿之后,他答应我,如果能满足他的一些条件,我可以拿到他的保证金。D老爷,当时应该不超过十八岁,在那种场合下,他显现出的明智的判断力和小心谨慎的态度,与他温文尔雅的姿态(他的温文尔雅更多地缘自年轻人的真诚)融合在一起,让我如今每每回忆起来,都在想:即便是最老道的、外交上取得最高成就的政治家,在类似场合下,也未必能表现得比他更为出色。的确如此,大多数人面临这样的问题时,都难免会像撒拉森人一样用严苛、充满恶意的表情来审视你。

得到他的许诺,我心里感到一些宽慰,虽然这并不是最好的结果,但总比我能想象出的最差的结果要好一些。于是我乘坐前往温莎的车子在三天后返回了伦敦。现在我要给这段故事画一个句号了:那些犹太人不同意D老爷的条件,到底是他们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同意接受那些条件,还是他们在寻找合适的时机来做适当的询问,就不得而知了。这件事情耽搁了很久,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仅有的钞票也零零散散地快用尽了。在找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又不得不再次沦落到先前的悲惨境地。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几乎是很意外地,出现了一个与我的朋友和解的机会。我于是匆匆离开了伦敦,来到英格兰一个偏远的地方。一段时间以后,我进入了大学。过了许多个月之后,我才重新有能力旧地重游,回到了让我青年时代受苦受难的主要地点,我当时觉得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直到今天也仍然是这样。

那么,可怜的安怎样了呢?我这一部分的结束语将全部用来写她。根据我们当时的约定,只要我身在伦敦,每天晚上都会到提挈菲尔德大街的拐角处等她、找她。我向每一个可能知道她下落的人打听她的消息,在我停留在伦敦的最后时日里,我用尽自己对伦敦所了解的全部信息,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我有限的能力,通过各种途径追踪她的下落。她曾住过的街道的名字我知道,但是具体是哪所房子,我就不知道了。我最后想起她曾经向我提起过她的房东一度对她实施虐待,这样,她也有可能在我们分别之前就从那个房子搬走了。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大部分人认为,我打听她下落的态度是如此诚挚,动机无非是想用这样的行动来打动他们女儿的心,或者索取他们些微的注意。还有些人认为我是在追踪一个抢过我一些不值钱的东西的女孩子,也就自然情有可原地不愿透漏给我任何线索——即使他们知道的话。最后,我实在没有其他选择了,在我离开伦敦的那一天,我把某某郡某某地方的地址——当时是我家人所在的地址,交到了一个我确信见了安一定会认出她的人手上。这个人以前曾有一两次和我们在一起过。但到今天为止,我还是没有得到安的一丝音讯。这件事,就像大部分人一生中遇到的类似烦恼一样,一直是让我最受折磨的。如果她还活着,毫无疑问我们肯定有的时候是在伦敦这个偌大的迷宫里互相寻找着,可能就在同一时刻。甚至在伦敦街道上,被一个不宽的障碍物相隔,只有几英尺的距离,却终于永远分离,不得相见。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希望她还活在世上。可以说,那时候每次去伦敦,我都要浏览无数女人的脸,看能不能再遇见她。我想,我在这里用“无数”这个词,是真实的、不带修辞的用法,不含夸张。如果我看见她,就一定能够在第一时间一下认出她来。她长得虽然不漂亮,但脸上总是有一种甜美的表情,头部也总是保持着一种特别而优雅的姿势。

那些年,我一直在找寻她——就像我说过的——带着希望。但是现在,我却害怕见到她。她的咳嗽,在我与她分别的时候,是那样地让我难过,现在却成了我的慰藉。现在的我再也不想见到她,我更愿意认为她已经在坟墓里,我希望她躺在抹大拉的一个坟墓里。我希望,在她被残忍和伤害毁灭之前,在她单纯率真的本性被扭曲之前,在那些流氓恶棍的粗暴野蛮彻底毁掉她之前,她就被带走了。

【第二部分】

所以说,当时的牛津大街,简直就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继母!听着孤儿的叹息,饮着孩子的眼泪,却无动于衷。我最后终于离开了你!现在我再也不用在痛苦中沿着没有尽头的街道踱步,也不会在睡梦中被饥肠辘辘唤醒,忍受胃部的剧痛了。在我和安之后,肯定有很多的后来人,从那时起踏着我们曾经的足迹,继续过着我们曾经遭受的苦难生活。除了安以外,其他的孤儿也发出叹息。其他的孩子也流泪了,而你,伦敦大街,毫无疑问,从那以后,都在重复回荡着无数心灵的呻吟。对于我来说,在我经受过并最终熬过来的暴风雨之后,是一段很长时间的好天气,这大概是对我所受苦难的补偿吧。我早年间付出的苦难,成为保证我后来岁月安稳的赎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再也没有遭遇悲伤。如果我再次走在伦敦大街上,孤独着,沉思着(就像平时那样),大部分时间里,内心却是从容平静的。我在伦敦所受的灾难与不幸已经深深地植入到我的肉体里,以至于它们在我后来的岁月里总会在心里突然生长出来,再一次枝繁叶茂,形成一个讨厌的树荫,这个树荫使我后来的人生因此而昏暗失色。但是这种苦难的第二次袭击,遭遇到的是更加坚毅的不屈不挠,是一个更成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谋略,而我向别人施与同情而得到的慰藉,却变得那样深厚和温柔。

不过,无论有什么样的慰藉,过去那些碎片一样散落的年月,总是会被从同一根源生出的苦难——这个隐晦的锁链——给绑在一起。在这里,我注意到人类欲望缺乏远见的一个实例。记得我当初凄惨地委身于伦敦大街的那段时间,时常在有月光的夜晚,沿着牛津大街向每一条延伸出去、连绵不断的林荫道凝视着,这些林荫道穿过马里博恩的心脏地带,直接进入了田间和树林里。这样的凝视能给我很大的心理慰藉。我的眼睛随着这些狭长的街景游走,看见它们部分在灯光下部分在阴影里,我说道“这就是通往北方的那条路,也就是通往某某地方的那条路。如果我有鸽子一般的羽翼,我就会朝那里飞去,寻找慰藉。”我就这样说着,也盲目地希望着。然而,我苦难岁月的第二次来临,就是在我所期冀的那个北方地区,就在那个山谷,甚至就在我错误的愿望所期冀的那所房子里。苦难再一次发出威胁,蓄意包围我生命和希望的城堡。很多年,我都被如同萦绕在俄瑞斯忒斯卧榻的那些幽灵一般丑陋而恐怖的幻象困扰着,只是我比他更不幸。睡眠对于所有人,应该是一个休息、恢复体力的过程,尤其对于他,睡眠就像是佑福 [6] 他受伤的心灵和被鬼魂萦绕的大脑的一剂香膏。而对我来说,睡眠无异于最撕心裂肺的蹂躏。所以说我的心愿是盲目的。如果有一层面纱隔在模糊不清的预见和将要发生的灾难之间,那么这同一块面纱也会把灾难的慰藉物遮挡起来。人们从来没有预料到的悲痛也会和从来没有期冀过的安慰汇聚在一起。因此,可以说,我分担着俄瑞斯忒斯的那些烦恼忧愁(除了他在良心上所受的折磨以外),也同时分享着他曾受到过的精神支撑。我的欧墨尼德斯,和他当时一样,也潜伏在我的床尾,透过窗帘盯着我看。但还有一个人,坐在我的枕边,为了陪伴我度过沉重的夜晚而被剥夺了睡眠,她是我的厄勒克特拉。你,我亲爱的M. ,我晚年岁月亲爱的伴侣,你就是我的厄勒克特拉。你高贵的思想和长期受苦的情感,使得即便是一个希腊女子也无论如何无法赶超一个英国妻子。你经常会不加犹豫地俯下身来谦卑地服侍我,用你最温柔体贴的情感来照顾我 [7] ——在那些年里,为我擦去病中额头上的汗珠,湿润我因为高烧而烤干的双唇;我的睡梦中依然是与幽灵鬼魂、还有一些似真似幻的敌人搏斗的场面,这经常使我“一夜无眠”,而你因为心疼我,甘愿自己原本安静的睡眠也受到侵扰。就是这样,你也一句抱怨都没有,也没有因此而掩去你天使般的笑容,更没有嫌弃我而置我于不顾。你做的甚至比厄勒克特拉还要好。厄勒克特拉虽然是一个希腊女子,但她是人间帝国之王 [8] 的女儿,她有的时候也难免会啜泣,掩面于衣袍 [9] 之中。

但这些烦恼都已成为过去了,你在读到这段让我们都感到忧伤的回忆时,它们已如同那些可怕的噩梦里上演的传奇故事一样,一去不复返。期间,我又回到了伦敦,我又一次在牛津大街的夜晚里踱步。时常,我内心被焦虑所占据,需要动用我所有的人生思想和你的陪伴与支持来获得安慰,但想到我和你相隔三百英里,而且还要等上沉闷单调的三个月才能见面,我就会朝着从牛津大街向北延伸的那些林荫道看去。月夜里,我想起你一个人坐在那个山谷里,现在你已经是十九年前我曾经盲目地心驰神往的那个房子的女主人了。我想,我内心的激动虽然的确很盲目,而且它最近也已经随风飘散了,但这份激动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而且如果用另一番意义来体会它,就更容易理解了。如果我能再允许自己怀揣童年幼稚的愿望,我还是会凝视着北方,对我自己说:“哦,如果我能长出一对鸽子般的羽翼”,因为我是那样确信你的本性是善良而亲切的,我就一定要加上我早年那句心愿的后半句话,“我会飞向那里,去寻找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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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可以再增加一个例外,我在正文没有把他加进去,主要是因为这个作家只在青年时代专注于探讨哲学话题,他成年以后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文艺批评和美术领域了(当然这完全可以被理解和原谅,因为这正是英国思想界的流行趋势)。然而,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我还觉得与其说他是一个敏锐的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个敏感的思考者。另外,真正把握哲学问题,还需要接受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而这位作家恰恰在这一点上有所欠缺。他在青年时代没有读过柏拉图(这很可能是他遭遇的不幸使他错失良机),而成年以后又没有读过康德(这就无疑是他本人的主观过错了)。

[2]  我在这里说的不是当今的教授,而且实际上当今的苏格兰教授,我也只认识一个而已。

[3]  顺便提一下,就在十八个月之后,我向同一个犹太人再次申请资助,申请当时是从一所很好的大学发出来的。很幸运,他认真地关注了我的请求。我的需要并不来自对于奢华生活的追求,也不源自年轻人的轻浮浪荡(我的生活习惯和消遣娱乐方式决定了我对奢华和轻浮都很不屑),而是因为我的监护人报复性的不道德行为。当这个人发现他无法阻止我上大学的想法以后,只寄给我上学所必需的津贴额度,即每年一百英镑,除此以外连一个先令都不多给我,这足以说明人类善良的本性已经离他而去。这一点钱,在当时,是不可能维持一个人在大学的花销的。而对于一个佯装不在意金钱,也没有什么奢侈消费,却过分依赖佣人来生活,也并不喜欢在无足轻重的经济事务上斤斤计较的人来说,这些钱也是不够的。因此,不久以后,我就觉得处境很尴尬,经过一番长篇大论的谈判协商(其中有些谈判的细节,如果我有时间再来回顾讲述的话,一定会让读者们觉得很有意思),在“正规”合同条款约定的前提下,按照每年所供给总贷款额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付利息给他,这个犹太人才最后答应借给我所请求的金额。而这个犹太人呢,他随后又根据一份律师开出的账单(这份账单到底提供了什么服务,给谁提供了服务,又在什么时间提供的服务,是在围困耶路撒冷——建第二座寺庙的时候呢,还是在更早的我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就不得而知了),表示优惠和象征性地只收我应付金额中的九十基尼。这个账单有多长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至今仍把它保留在一个珍藏自然珍品的柜子里,总有一天,我要把它呈递给大英博物馆收藏。

[4]  布里斯托尔邮政车是英国装备最好的邮政车,主要因为它具备两个优势:它走的路线非常好;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们向其提供一笔额外的费用支持。

[5]  这种说法可能船致驳斥,因为历数当今也好,纵观历史也好,很多身世显赫、拥有财富的人,都是在战斗中主动请缨的英雄豪杰。这是事实,但这并非我们这里所讲的情况。因为被其长期占有和熟识,权力对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了。

[6]  φιλον υпνου θελγητρον, εпιχουρον νοσου.【哦,甜美诱人的睡眠,人在病中最好的帮手】

[7]  ησυ σουλευμα.【甜蜜的照料】

[8]  αναξ ανσρων' Αγαμεμνων.【阿伽门农,人类之王】

[9]  ομμα θειο εισω пεпλων.【用衣袍掩面】学者都会清楚我这一段话描述的是俄瑞斯忒斯一剧的开篇一场。这一场景把亲情展示得如此美丽,堪与欧里庇德斯的戏剧相媲美。而对英国的读者,就有必要解释一下,这部剧一开场的场面是,哥哥被恶魔缠身,良心深受折磨(在神话故事中,他被复仇女神三姐妹所困扰),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敌人的威胁,他的那些名义上的朋友也开始冷淡、疏远他,这时,只有他的妹妹—个人陪伴着他。

鸦片之乐

从我第一次吸食鸦片到现在,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如果那是一件对我一生来说十分微不足道的事情的话,我可能早就忘记那究竟是在哪一天了。但重要的事情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从对与它相关联的一些场景的回忆中,我想起,那是在1804年的秋天。我当时身在伦敦,是我上大学以后第一次来到伦敦,我是这样第一次接触到鸦片的:我在早年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至少用冷水冲一次头。有一次,我突然感到一阵牙痛,我想这大概是冷水洗头的习惯偶然中断所引起的,于是我就立刻从床上跳起来,一头扎进一盆冷水里,然后头发也没有擦,湿湿的就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不用说,我醒来的时候,脑袋和脸上都有那种类似风湿引起的剧痛。接连大概有二十天,这种痛苦都没有缓解。据推算,应该大概是第二十一天早上,一个星期日,我出门来到大街上,与其说是带着什么清楚的目的,不如说是为了逃避疼痛给我的折磨,如果可能的话。偶然间,我遇到了一个大学里的朋友,他向我推荐了鸦片。鸦片!这个给我带来无法想象的快乐和痛苦的药剂。我当时只是以为它和我所知道的甘露或者什么神赐的食物是差不多的东西,再深就不知道了。当时那个单词单纯的发音是多么的没有意义。现在我再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发音是那样严肃地敲击在我的心灵上!过去那些悲伤和快乐的记忆啊,曾带给我那样惊心动魄的震撼。重新提起这些时,只这几句话,就让我觉得那些和把我第一次带进鸦片这片天堂相关联的,哪怕是看似极其微不足道的场景、地点、时间和人,都值得一提,似乎这具有一种神秘的重要性。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天气潮湿阴郁,在这个地球上,没有比伦敦周日的阴雨更糟糕的天气了。我朝家走着,路上经过牛津大街,在“庄严的万神殿”(华兹华斯先生是这样叫它的)附近,我看见了一家药店。这位药店老板——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简直是把神仙般的快乐带给人们的使者,也在感叹天气的糟糕,一脸的麻木、迟钝,好像所有人间的药剂师都只能用这种眼神来期待周日的天气了。当我向他要了些鸦片酊剂时,他像任何其他药剂师一样,把它给了我,然后,从我给他的一先令里,又找回我半个便士的硬铜板。我摸到它是很真实的硬硬的感觉,这个铜板也是从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木质抽屉中取出来的。虽然这一切都似乎确实发生在真实的人间,这位药剂师却从此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天使般的幻象,仿佛他是被上帝派到人间,带着特殊使命来到我身边的。当我再次来到伦敦的时候,我又在庄严的万神殿附近寻找他,却没有找到,这让我更加肯定了自己对他身份的判断。因此,对于我来说,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似乎更像是从牛津大街上消失了,而不是以肉体迁移的形式搬走了。读者们可能还是会认为他很可能只是尘世间的一个药剂师,事实也可能就是这样的。而我心中的信念更为美好。我认为他是逐渐消逝 [1] 于这个世界的,或者说就像蒸发了一样。第一次让我结识鸦片的那个时刻,那个地点,和那个上帝造的人,所有这些,我都是那么地不愿意把它们和一切凡间的回忆扯上什么干系。

回到我住的地方后,可以猜得出来,我一刻没有耽误地服下了处方规定的剂量。我对服用鸦片的奥妙和秘密几乎一无所知,而服下去的时候,身体状况还很糟糕。但我还是服下去了。一个小时以后——哦!天哪!那是怎样的巨变啊!内心的灵魂简直从最底层提升到了最高层。我的内心世界又是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啊!我的疼痛早已消失,但那已经不再是我关注的重点了。疼痛的消极反应被在我眼前逐渐展开的无限积极的身体感受所吞噬——那种感受就像是突然展现在我面前的神圣享受,我陷于深渊,不能自拔。这其实是一种万能药——一种可以缓解所有人世间悲伤的药(φαρμαиоυυηпευθεζ)。它蕴含着快乐的秘诀,这是哲学家们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却突然被发现在鸦片里。只要花上一个便士,你就立刻可以买到快乐。你可以把这份快乐放在马甲口袋里,也可以把这个让你狂喜的东西随身装在一品脱的小啤酒瓶里,也可以把这个让你心思宁静的东西用邮政车成加仑地运过来。但如果我这样谈论它的话,读者可能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我可以肯定地对你们说:没有一个经常和鸦片打交道的人会用一副不严肃的态度谈论它。对这些人而言,鸦片的快乐里面甚至包含着严肃和庄重的复杂成分。他们在最快乐的时刻,也不会表现出“我很快乐”的样子。即使很快乐,说话和思考的时候,仍然会表现出“我在沉思”的状态。但我有一种即便处在悲惨境地也会开玩笑的令人生气的说话方式,除非出现另外一种更强大的感情力量把我抑制住,否则即使是在记录这些苦难或乐事时,我也禁不住会表现出这样不当的言语方式,对此我恐怕得先向读者们致歉了。读者们,你们一定要允许和原谅我在这方面表现的我本性中的不坚定。尽管我可能偶尔纵容自己这一方式,但我还是会尽力表现得严肃——如果不是令人昏昏欲睡的话,这样才适合谈论和鸦片有关的话题。但鸦片却就是那么地不活跃,像人们误传的那样令人昏昏欲睡。

让我先谈一谈鸦片给人的身体带来的影响。迄今为止,关于鸦片的所有书面文字,不论是出于土耳其的旅行者(他们会把撒谎当成是远古权力赋予他们的特权),还是医药学教授——坐在椅子上写东西的人,我只有一个词要大声讲出来批评他们撒谎!撒谎!撒谎!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路过一个书摊时瞥到了一个讽刺作家写的书上有一句话“现在,我终于相信,伦敦报纸至少每周会有两次说实话,星期二和星期六,我们基本可以相信这一点,因为上面记录着——破产者的名单。”同样,我也无论如何不会否认,关于鸦片,还是有一些真实的信息传播给世人的。第一,那些有学问的人反复地证实说,鸦片的颜色是暗褐色,这一点,请注意,我认为是对的。第二,他们说鸦片是很昂贵的,这一点我也承认。在我年轻的时候,东印度的鸦片一磅就卖到三基尼,而土耳其的则要八基尼。第三,如果一个人大量服用鸦片的话,他很可能会死亡 [2] ,而这是正常人最接受不了的事情。这些重要的论点完全正确,我无法反驳,真理在过去是,未来也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在这三点命题中,我相信,我们已经穷尽了人类在鸦片这个问题上所能获得的所有知识。因此,尊敬的医生们,既然还有余地发现更多的真理,那么请站在一边,允许我自告奋勇,继续谈一谈这个问题。

首先,并不是所有正式或者偶尔提到鸦片的人都曾亲身体验过,大部分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鸦片能够醉人。读者们,请相信我(我甘愿冒此风险),鸦片本身从不曾,也绝不会醉人。至于鸦片的酊剂(一般叫做“鸦片酊”),它有可能醉人,如果你能够承受足够剂量的话。这是因为鸦片酊里面含有标准烈度的酒,而不是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鸦片。但是粗鸦片,我可以完全肯定地告诉你,绝对不会使人产生像酒精作用于身体上的那种类似感觉,不但在程度上不可能,在性质上也是不可能的。它所产生的效果,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酒给人的愉悦感是上升的,到达一个转折点之后,它便会逐渐下降;而鸦片给人带来的愉悦感一旦产生,会持续八到十小时。前者,借用一个医学术语来说,是一种“急性”快乐;而后者,则是一种“慢性”快乐。前者是火焰,后者则是平稳的火光。但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酒精干扰人的智力;而鸦片却恰恰相反(如果服用得当的话),会给人带来最精致的秩序与和谐。酒会掠夺人的镇静;而鸦片却能大大地强化它。酒会扰乱、蒙蔽人的判断力,给人以异常的智慧,并且使人的爱与憎、蔑视与钦佩的情感都变得更为激烈:而鸦片,却相反,通过积极或消极的方式,给人所有的感官以宁静和平衡感。至于说到性情和通常讲的道德感,它能赋予人一种有活力的热情,这种热情具有判断力,并且常常带给人一种原始和上古时代的人所具有的自然、单纯的健康状态。因此,鸦片,像酒一样,可以让爱心和仁慈的情感都得到扩张。但是它和酒有显著区别,这就是酒醉所导致的同情心的突然膨胀中,总带有一种让旁观者感到鄙视的伤感成分。人们会深情握手、发誓一生为友、潸然泪下,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很显然,肉体的人已经是最高级的生物了。而鸦片所带来的良性感觉的扩张不是上面描述的发烧式的体验,而是身体在去除了疼痛所招致的内心深度愤怒之后,重新恢复到心智的自然状态。疼痛曾经打扰了原本正义、友善的心灵,和它产生激烈的碰撞。当然了,甚至是酒,喝到一定量,对于某些人而言,也能提升和稳固人的智力。我本人,虽然酒量不是很大,也曾经感受到,喝下几杯酒,能给感官带来些有益的影响,使我的意识更加敏锐、活跃,我的理智也感到自身的重量得到了平衡。人们常喜欢说,人喝酒时会借机“装疯卖傻”,这个说法当然很荒谬,因为正相反,人通常都是在清醒的时候才伪装自己,而恰恰是在喝酒的时候(就像一些老绅士用希腊文讲的那样),才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εαντουξ εμφανιζουιν οιτινεξ ειοιν)——展示他们性格的真实面貌。显然,他们在醉酒状态下是无法伪装自己的。但是,酒仍然时常会把一个人推向荒谬和言行放肆的边缘,在超过一个点之后,人的智力能量就会被分散而挥发掉;而鸦片似乎总是能使骚动的情绪趋于镇定,使分散的注意力再度集中。总之,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醉酒的人,或者说一个快醉酒的人,会处于,或者他感觉自己处于,一种特别的状态,这种状态把人的本性,通常是人性中野蛮的一面展现到极致。但是瘾君子(我这里说的是那些不受任何疾病困扰,也没有受到鸦片的远期影响的人)觉得人性中更神圣的一面才是至高无上的。要在平静的状态下道德情感才能得以释怀,雄伟的智力所发出的光芒才能温暖万物。

这是关于鸦片的正教派的学说。而我也承认,我是这一教派的唯一成员——既是创始人,也是最后一人。但是回忆起来,我毕竟是在用我自己长期、深刻的亲身经历来讲述这些的。而那些谈论鸦片却并不谙科学的作者 [3] ,甚至是那些专门写药物学的人,从他们所表达的对鸦片的恐惧感,就能清楚地看出,他们对鸦片效用的经验和知识基本为零。然而,坦白地说,我承认,我碰见过一个人,他见证了鸦片的醉人效应,这让我都不得不信,因为他是一名外科医生,本人就大量地吸食鸦片。我不经意间跟他提起过他的敌人(我是这样听说的)指控他乱谈政治,而他的朋友则为此替他致歉,并表示他经常处于被鸦片麻醉的状态。我说,这项指控乍看起来不见得一定是无稽之谈,但这位朋友的辩护可就一定是荒诞可笑的了。但让我吃惊的是,他坚持说他的敌人和朋友两个人的话说得都对。“我承认,”他说,“有时候我就是会胡说八道。但接下来我还要澄清,在涉及原则和利益的问题上,我从不会胡说八道。我胡说,仅仅,仅仅(说了三遍不止),是因为我服用鸦片醉了而已。而这种状态,我每天都会有。”我反驳他说,关于他的敌人提出的指控,似乎是建立在相当数量的证据上的,而且所涉三方均无异议,我也就没有理由再质疑什么。但关于他朋友的那番辩护,我不得不提出异议。于是他继续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摆出他的道理。对我来说,假定一个人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存在错误观念,而我偏偏就此与他辩论,似乎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再步步紧逼,虽然他的辩论过程随处可见漏洞,就更别提一个胡话连篇的人,即使辩论。“不涉及利益”,这样的人在争论中也绝不是一个让你感到愉快的对象,无论是作为对手,还是队友。然而,我承认,一个外科医生的权威,尤其是一个享有行业内良好声誉的外科医生,确实对我所产生的成见构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我还是一定要为我的亲身经历辩护,这比他每天服用7000滴这一情况更重要。虽然说一个外科医生对酒精麻醉的临床症状不熟悉听起来很难以置信,但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也有可能是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把“麻醉”这个词放在一个过于宽泛的范围内加以使用了,也就是说他把一般性的所有神经兴奋状态都定义为“麻醉”,而不是把它限定于对具有特定诊断特征的某种特殊兴奋状态的表达。我听说过,有些人会说,他们因为绿茶喝多了而醉。一个就读于伦敦的医学院的学生,他在本专业方面的知识足以让我对他产生敬意,他也曾对我说,有一天,一个病人在病情恢复过后,说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牛排而醉了。

说了这么多关于鸦片的第一种也是最主要的一个错误概念之后,我接下来要简要地说说第二个和第三个错误。这两个错误观点认为:在鸦片所导致的精神状态的提升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相应程度的抑郁;鸦片产生的必然而且几乎是即刻的效应就是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懒散和呆滞。这两个错误观点中的第一个,我会通过直接的否认而得到满足感。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我的读者,在我间歇服用鸦片的十年之间,每每我允许自己享用这种奢侈品之后的一整天,我的精神总是能保持异常的愉悦。

至于说到人们认为的吸食过鸦片之后随之而来的或者说吸食过程中伴随产生的懒散状态(如果我们相信很多相片里土耳其瘾君子的样子的话),我也明确予以否认。当然,鸦片是被分类在麻醉剂这一名头之下的,它最终也有可能引起某种类似效果。但是吸食鸦片产生的最主要的效果是在最大程度上刺激机体,使其兴奋。在我刚刚开始吸食的时候,它在我身体上发生作用的第一阶段总是会持续八小时以上。所以,如果鸦片吸食者不是把鸦片发挥作用的时间有意放在一个时间段,而让它的作用降临在睡眠时段的话,那就一定是他本人的错误。土耳其的瘾君子,看起来像那些骑马人的塑像一样,坐在和他们一样呆笨的原木上,真是荒诞可笑之极。但是为了让读者们能够了解到鸦片会在何种程度上麻痹一个英国人的感官,我要(对这个问题会以说明性的方式而不是争论性的方式进行)在这里向你们描述一下我在1804—1812年之间在伦敦度过的那些独自一人吸食鸦片的夜晚。你们会明白,至少鸦片没有使我寻求孤独,更没有让我无所事事,或者陷入土耳其人那种自我颓废的呆滞状态。我说这些话是要冒着被看成是一个狂热分子或者幻想家的风险的,但我并不在意。我必须让我的读者们记住:我是一个勤奋的学生,而且我剩下的生命也会致力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当然,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有要偶尔休息放松一下的权利。然而,我也只是偶尔允许自己放纵。

已故某某公爵,过去常常会说:“下个星期五,上帝赐福,我打算醉上一回。”而我那个时候也会用类似的方式来提前计划在一段时间内,多长时间以及什么时候可以让自己放纵沉溺于鸦片的享乐之中,一般来说也就三周一次。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敢每天都喝“一杯加了鸦片酊、温热、无糖的尼格斯酒”。不,我还不敢,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我也就三周才喝一次,一般来说是在周二或者周六的晚上,原因我会慢慢讲来。那时候,格拉斯尼在剧院里歌唱,她的嗓音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声音。我不知道现在歌剧院里是什么状况,因为我已经有七八年没去过了。但那个时候,那是伦敦老百姓晚上消磨时光最喜爱的去处。五先令就可以买到顶层楼座,那里比剧院正厅中心部位要安静得多,管弦乐队甜美、悦耳却不失庄严,比英国所有其他管弦乐队都要出众。我得承认,那些英国管弦乐队的作品铿锵响亮的节奏,小提琴所发出的绝对专制的音调,让我的耳朵无法接受。这个歌剧院里的合唱听起来美妙神圣。当格拉斯尼像往常一样,扮演着安德洛玛刻,在幕间插曲中展开歌喉,用她那充满激情的灵魂在赫克托耳的坟墓前倾诉衷肠时,我就会想,那些曾经享受过鸦片那天堂般快乐的土耳其瘾君子,他们当中是否能有一个经历过我当时所享受到的美妙的一半。但是,我的确高估了那些野蛮人,以为他们也能够同样理解和欣赏英国人所青睐的知性娱乐。因为音乐可以成为一种知性的快乐,也可以成为一种感官的快乐,这完全取决于听者本人的性情。顺便说一句,除了在《第十二夜》里有关于音乐主题的一些狂文之外,在全部谈及音乐的文学作品中,我就只记得一段话,在这个主题上表达得如此充分到位,它在T. 布朗的《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 [4] 中。这段话以高尚而著称,也不乏哲学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为评价音乐效果的真正理论。大多数人错误地认为,他们是用耳朵来与音乐进行交流的,因此他们也往往是在被动地接受音乐。但事实不是这样。音乐之所以能够构建愉悦感,完全是因为耳朵接收到信号后引起了思维的感应(即通过感官传递,通过思维形成)。这也是很多人虽然听力一样,获得的享乐感却千差万别的原因。现在我们来说鸦片。鸦片普遍提升人的思维活动,也一定会提升某一种特定的思维活动,而这种活动恰恰能够从器官发声的原材料中构建出一份颇为精致的知性快乐。但是,我的一位朋友说,音乐音符连续在一起,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堆阿拉伯文字,他无法赋予它们任何意义。意义!我亲爱的先生!你根本就不需要赋予它们什么意义。所有在这类场合能够称得上意义的东西,都是通过能够代表感情的语言来表达的。但这是和我当前目的无关的一个话题。一段精致和谐的合唱,就像一块挂毯一样,在我面前展示出我自己所有的过去,但不是通过回忆,而是在音乐中化身出现的。在音乐中,你不需要再沉浸在悲伤中,那些过去的细节都消失于或者说混杂在朦胧而令你出神的音乐中了。过去生活中的大喜大悲在其中都得到了提升、净化和升华。所有这些享受,我只需花上五先令就能得到。除了舞台上和管弦乐队的音乐之外,在表演的间歇时段,意大利女人们用意大利语说话的声音就像是音乐一般,总是萦绕在我的耳边。顶层的楼座里总是挤满了意大利人,而我就像旅行者维尔德当年在加拿大,躺在那儿聆听印度女人甜美的笑声一样,我也带着愉快的心情在听这些意大利女人的谈话。通常来说,你对一种语言懂得越少,你对这种语言的悦耳和刺耳的音质就体会得越敏锐。所以就这一观点来说,这些反而成为了一种优势。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对意大利语知之甚少的学者,我阅读过一些意大利语,但是很少,我从来也不说意大利语,而对于听到的意大利语,我连十分之一都听不明白。

这些就是我从歌剧院得到的快乐,而另外一种只能在某些星期六的晚上才能得到的享乐,偶尔会与我对歌剧院的爱好发生冲突。因为那时候,星期二和星期六通常都是歌剧院的演出日。在这个话题上,恐怕我会写得相当含糊晦涩,但我可以向我的读者们保证,无论如何也没有马里努斯在普罗克洛斯传记作品中的文字那样含糊其辞,也没有其他享有盛誉的传记作者或者自传作者的文字那么晦涩。这种享乐,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只有在某些星期六才能得到。那么为什么星期六的晚上对我的意义要比其他日子的夜晚更大呢?因为在周六晚上,我不需要像其他人一样停下手头工作,也没有工资可领,那还有什么比去歌剧听格拉斯尼的演唱对我更有吸引力呢?是的,运用逻辑思维的读者朋友们,你们说的对,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实际上,过去是,现在也是这样,不同的人会找来不同的渠道投入情感,但大部分人还是倾向于把兴趣放在关注穷人上,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他们的痛苦和悲伤表示同情。而当时,我主要想关注他们的快乐。穷人们的痛苦我最近见得实在是太多了,多得我想忘记都忘不掉,而穷人们的快乐,他们精神上得到的安慰,身体劳累之后的休息,想起来总不会令人难过。对于穷人来说,星期六晚上就是他们主要的、规律的和定期的休息时间。在这一点上,互相敌视的宗派也会联合起来达成一致,认为它是联络兄弟友谊的一个不错的时机。基督教徒在这一天都会放下工作,它是另一个休息日的前奏。这一个白天两个晚上把人们从劳作中暂时解脱出来。因此,在星期六晚上,我总是感觉自己从某种劳作的枷锁中被释放出来了,有工资可以领了,可以舒舒服服地休息享受一下了。所以,为了尽可能多地见证那些让我充满同情心的景象,我经常不计较方向和路程远近,在星期六晚上吸食完鸦片后四处游荡,走遍所有的市场和伦敦其他穷人们会把挣来的工资花掉的地方。很多家庭聚在一起,男人、男人的妻子和他们的一两个孩子,他们站在那里谈论着生计、财源和家里那些物件的价钱。渐渐地,我开始了解他们的愿望、困难和想法,有时候也会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不满的抱怨,但写在他们脸上或者从他们口中听到的更多的是耐心、期望和平静。必须承认,总的来说,至少在这一点上,穷人比富人豁达得多。面对自己认为的无可补救的厄运和无法挽回的损失,他们更容易接受事实,更乐观地屈服于命运。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场合,或者在不打扰他们的情况下加入谈话时,我总是会和他们聊上几句,谈谈我对事情的看法。如果说我的那些意见不总是明智的话,起码也总是会受到他们宽容的欢迎。如果工资涨了,或者有预期会涨,如果面包降价了,或者听说洋葱和黄油会降价,我都会感到高兴;反之,我就会吸鸦片来慰藉自己。因为鸦片(就像不加分别地从玫瑰花和烟囱的煤烟灰里提取酿蜜原料的蜜蜂一样)能够用一把万能钥匙收服人所有的感觉。这样的漫步有时会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因为瘾君子常常会快乐到忘记时间的脚步。有时,我企图往家的方向返回时,会按照航海原则,先把视线定位在北极星上,接下来,我不会像出海航行时那样绕过所有的海角或者海岬,故意使航程加倍,而是充满信心地去寻找一条西北方向的快捷通道。但我经常会遇到错综复杂的小巷、神秘莫测的入口、迷宫一般的街道,不能通到大路上去。我猜想,这些东西会让那些有经验的脚夫和马车夫也感到疑惑不已、望而却步。甚至,我有时会非常确定自己是这些无名道路的第一个发现者,同时我也怀疑,它们是否在伦敦的现代地图里留下过标记。我的梦中会不断地出现这些人的面孔,他们让我在那久远的岁月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在伦敦街道上留下的那些让我困惑的脚步也会悄然重现,侵扰我的睡眠。我在道德上和智力上因此备感困惑,我的理智因此陷入了混乱,我的良心也随即陷入了痛苦和懊悔。

到这里,我已经说明白了,鸦片不一定会让人懒散迟缓,而正相反,鸦片带我走进了市场和剧院这样热闹的地方。但是坦白地说,当瘾君子享受在鸦片带给他们的最神圣的境界时,市场和剧院其实并不是适合他们出没的地方。在那种状态下,人群聚集的地方会对他们形成压力,甚至音乐都会显得世俗和粗劣。这个时候的瘾君子会自然而然地寻求安静和独处,因为安静和独处是让人陷入神情恍惚乃至最深邃的幻想状态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而神情恍惚和深邃幻想正是鸦片能把人带入的至善至极的境界。我这个人的毛病是冥想的太多,而观察的太少。从一进大学校门起,因为时常回忆起在伦敦亲眼目睹的那些苦难人生,我几乎一下子就陷入了深深的忧郁和哀伤,我也足够清醒地意识到我实际上很希望尽自己所能来与这种情绪抗衡。的确,就像久远的神话故事里讲的,我是进入到了脱劳夫尼厄斯洞穴里的一个人。我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就是强迫自己走进社会、走进人群,让自己的脑袋始终不停地思考一些科学问题。要不是因为找到了这样的解决办法,我可能早就像息了抑郁症一样忧愁、沮丧了。在之后的几年,当轻松快乐的心情有所恢复时,我就又重新回到我本性所喜爱的独处生活。那时,我经常会在吸鸦片时陷入这样的幻想状态。曾经不止一次,在夏日的夜晚,我坐在一扇开着的窗子旁边,从房间我能够俯视到一英里以外的大海,也能看到大概同样距离之外伟大的L城。我就坐在那里,从日落坐到日出,一动不动,也不想动。

我可能会被指责具有神秘主义、伯麦主义以及寂静主义的倾向,但指责不会让我感到慌乱。年轻的H. 维恩爵士是我们当中最博学的人之一,让我的读者们来看看他的哲学著作是不是有我一半的清楚明了。我时常会突然意识到,这个景象本身就是幻想状态中呈现出的典型映像。L城代表着地球,它的悲伤和坟墓渐渐远去,还没有完全消失,也没有被人们彻底地忘却。永无休止地荡漾着的大海,被笼罩在和平鸽一般的宁静中,似乎可以恰当地代表当时正在摇摆的精神和情绪。在我看来,那时,我似乎第一次从生活中跳了出来,得以从远处审视一切。我远离了生活中的纷纷扰扰,仿佛那些喧嚣、狂热、争斗都暂停下来。这是自己从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负担中解脱出来的一种舒缓,一种安息日才可以得到的休息,停止劳作后的安歇。其中既有生活道路上鲜花盛开时绽放出的希望,也有死亡带来的平静和安宁。思维的运动就像宇宙的一样不知疲惫,并对所有的不安和焦虑都报以安宁和镇静,但这样的宁静并不是因为迟钝和惰性,而是两种同样强大的力量对抗的结果:无限的运动和无限的安宁。

噢!公正、微妙、强大的鸦片!它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能为他们身上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意志也无法抵御的疼痛“带来止痛的香脂。雄辩的鸦片!你用有力的言辞让愤怒失去攻击目标,使心中有罪的人在一夜之间重新燃起年轻时的希望,悬崖勒马,金盆洗手,使骄傲的人暂时撇下那些



没有平反的冤情和没有雪耻的侮辱。



为了使受难的无辜者重获清白,为了把作假证的证人传唤到梦境中的法庭,为了驳倒那些谎言伪证,把不正直的法官做出的判决纠正过来,你在黑暗的怀抱中,通过大脑美妙的臆想,构建了城市和神殿,其工艺远远超过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的作品,超过巴比伦和希卡托比罗斯。那些被埋葬多年的美人和亡故多年的被佑福的家人的面孔,“洗刷掉坟墓的耻辱”之后,都得以“从混乱无序的睡梦中”被召回到青天白日之下。你把这样的礼物送给人类,你掌握着伊甸园的钥匙。噢!公正、微妙、强大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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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逐渐消逝——在17世纪,这种走下人生舞台的方式是为人们所知的,但在那个年代,这是出身高贵的人才能享受到的一份特殊待遇,一个药剂师是绝没有资格享用的。在大概1686年,有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听起来有点不吉利(顺便说一句,他为人也确如其名),他叫弗拉特曼。在谈及查尔斯二世的去世时,他对此表示很惊讶,因为像王子这样的人怎么会做出死亡这样荒谬的事情,因为他说——

国王应该不屑于死去,而是选择慢慢的“消逝”。

他们应该“潜身”,就是说,到另一个世界去。

[2]  但是,关于这一点,最近我发现有学问的人似乎发出过质疑:我曾经在一个当时正为自己身体健康而阅读的农夫妻子手中看到过一本盗版的巴肯写的《家庭医药》。书中医生“特别提示:一次服用鸦片酊的剂量绝不可以超过25盎司”。但正版书中写到的剂量似乎应该是25滴,也就是大概一格令粗鸦片。

[3]  在大批的旅行者中间,有一些人的愚蠢足够清楚地表明,他们根本就没有接触过鸦片。我必须提醒读者们特别注意《安娜斯塔斯雅思》这位聪明的作者。这位绅士试图用自己的智慧引导读者推测他是一个瘾君子。但他在第一卷第215—217页对鸦片产生效应的严重歪曲已经让人不可能相信他曾吸食过鸦片——连作者本人也会这样认为的。除了我一直坚持的那些他所犯的极端严重的错误以外,他自己都会承认,—个“花白胡子”的老绅士吃过“足够量的鸦片”之后,还能给出吸食鸦片会带来恶果这样在人们看来非常重要的建议,说鸦片或者会让人死于非命,或者会最终他们送进精神病院,这看来也只不过是一条无关紧要的证据。但在我看来,我是这样理解这位老绅士和他的动机的。他非常迷恋安娜斯塔斯雅思随身携带的“装着致命药物的那个金质小容器”。想要得到它,似乎没有别的方法比用自己的智慧(顺便说一下,他的智慧也并不出众)来吓唬这个容器的主人更安全、更可行的了。这番评论给情节带来了更丰富的阐释,使它的故事性更强。因为如果把这位老者的话作为配药学的一份报告,那就太显荒谬了;但如果把它看成是对安娜斯塔斯雅思的哄骗,就不失为情节中的一个亮点。

[4]  我现在手头没有这本书可以查阅,但我记得这段话应该是这样开头的——“甚至是小酒馆里那种可以让一个人快乐,让另一个人疯狂的音乐,也可以激起我内心一阵深深的挚爱。”

鸦片之苦——序言

彬彬有礼的,并且,我希望也是,迁就宽容的读者(因为我所有的读者一定都是迁就宽容的,否则我担心他们会惊骇得无法保持谦谦君子之风度),你们已经陪我走了这么远了。现在我请求你们继续向前走,大概八年的时间,就是说从1804年到1812年。我的学术生涯现在已经结束,一去不复返了——几乎都忘却了。学生帽子已不再压在我的头上。如果说我的帽子还在的话,它一定是戴在某个年轻的学者的头上,他也一定和我当年一样,感到快乐,对知识强烈地热爱着。而我的学生服,这个时候,我敢说,也一定和成千上万存放在博德利图书馆 [1] 里那些极好的书籍一样,被那些专心致志的蚊子和蛾子勤勉地浏览着。或者我的学生服也可能去某个地方的大仓库了(这是我对它的归宿可能知道的全部),那里存放着所有的茶杯、茶叶罐、斟茶壶、烧茶壶(更别说那些玻璃杯、玻璃瓶等更易碎的容器了)。这些东西和现代用的茶杯什么的偶尔会有些相似,这种相似会让我回忆起曾经拥有过的那些物件,而这些物件的离去和它们最终的命运,我,和大多数大学里的教授一样,恐怕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不准确的描述。礼拜堂里的大钟在早上六点总是发出那不受欢迎的召唤,曾经让我备受折磨,如今再也不会打断我的睡眠了。那个打钟的人,也已经不在世了,不会再打扰到任何人。记得那时,我为了报复他,常在穿衣服的时候,用希腊语作一些讽刺短诗,拿他的鼻子做文章。还有很多饱受他的钟声之苦的人,也都决定不再计较他曾经犯下的错误,原谅了他。甚至,我现在开始怜悯这个大钟了。我猜想,它依然像以往一样,每天敲响三次,而且我毫不怀疑,它一定会打扰到很多可敬的绅士,扰乱他们平静的思绪。但对我而言,就在这个1812年,我不再注意这个奸诈的声音了(我之所以说它奸诈,是因为它把自己邪恶的初衷美化了一番,声音甜美清脆得让人听起来像是在邀请人去参加一个聚会)。它的音调再也无法传到我的耳朵里,让风尽情吹吧,正如它的邪恶初衷所期望的那样,但我还是听不到,因为我远在250英里以外,隐居在深深的大山里呢。我在大山里面做什么呢?吸食鸦片。是的。那么还做什么别的事情吗?啊,我的读者,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1812年,就像在前些年里一样,我主要是在研究德国的形而上学,读了康德、费希特、谢林等等这些人写的东西。那么我现在是以怎样的方式生活着呢?或者简言之,我属于哪个阶层的人呢?在这个时期,也就是在1812年,我住在一个小村舍里,我的住所只有一个女佣人(honi soit qui maly pense )【谁要是想到邪恶的东西就是在使自己蒙羞】。这个佣人,被我的邻居们称作是我的“管家”。作为一个有知识、受过教育的学者和一个男人,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绅士。我想我可以把自己看成是这个被称为“绅士”的含糊群体中不值一提的一名成员。部分是因为我上面提到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我没有从事某种可见的职业和工作,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在依靠我的私有财产生活。我被邻居们这样看待,同时也是出于现代英国人的礼节,在信件里,我通常被叫做“先生”。虽然,按照旧时掌礼官的严格解释,我恐怕只是具有这个称呼的些微资格而已。多数人出于尊重,称呼我某某某先生,但我并不是“治安官”,也不是郡法院的“首席法官”。我结婚了没有?还没有。我还在吸鸦片吗?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是不是自从1804年那个“下雨的星期日”,“庄严的万神殿”和“天使般的药店老板”出现之后,我就开始不知羞耻地吸了呢?是这样吧。那么自从我吸了鸦片,我的健康状况如何呢?或者简单地说,我现在怎么样呢?啊,我真的是感觉好极了。谢谢你的关心,我的读者。用那些分娩的女人的话说,“正如预期的那样好”。虽然按照医务人员的理论来说,我应该是病了,但如果我敢把这个真实而简单的实情讲出来的话,应该说,我的身体从来没有像1812年的春天这样感觉如此之好。我由衷地希望,善良的读者,您在人生中每八年间,已经喝过的,或者打算要喝的,红葡萄酒、波尔图甜葡萄酒或者是“特别的马德拉白葡萄酒”的量,对您的身体健康几乎没有造成不良影响,这正如我在1804—1812年这八年期间服用的鸦片的剂量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健康一样。这就再一次说明了听取安纳斯塔西斯所谓的医学建议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据我所知,在神学或者法学方面,他的确是一位可靠的顾问,但在医药方面,就谈不上了,而且绝对不是。巴肯才是一个好得多的咨询对象。我牢牢地记住这位可敬的人很好的建议,并且做到:“特别注意一次服用鸦片酊的剂量绝不可以超过25盎司”。我想,正是因为我对它使用的节制和适度,才使我,至少是到那时(也就是1812年),还不清楚也没有想到过鸦片为那些滥用它的宽容的人所准备的报复性的恐怖惩罚是什么样子。与此同时,也不能忘记,我在瘾君子中间只能算是个半吊子,在这八年期间,我牢记着那个警示,在每次吸食一次之后,往往要间隔足够长的时间才进行下一次,这样就使鸦片不至于成为我每天饮食中的必需品。但现在我们又要开启一个新时期的记录了。读者们,如果你愿意的话,请跟随我进入1813年。在我们刚刚度过的那个夏天,我因为一件让人难过的事情而心情忧郁,由此产生了身体上的不适。这件事情,除了给我带来了现在身体上的疾病以外,和我当前要讲的东西无关,因此我也就不需要特别提及了。1812年的这场疾病到底和1813年的疾病有没有关系,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的确深切地感受到,在1813年,我被胃部发出的非常可怕的疼痛侵袭着,从各个方面说,这种疼痛都和我年轻时遭受的疼痛一样,同时所有的那些旧梦也都随之复活了。关于我的自我辩白,可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从这里开始发生了转向。现在我发现自己感到十分困惑,几乎进退两难:一方面,如果为了用足够的事实证明,我已经没有能力再与疼痛和持续的疾苦角逐下去,就详尽地描述我的疾病,以及我如何与它展开斗争的,很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再也没有耐性读下去了。但另一方面,如果我轻描淡写地略去这一段很重要的说明,我就不得不放弃一个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而使自己受到误解,人们可能会以为我和那些自我放纵的人一样,从吸食鸦片的第一阶段轻松、逐步地过渡到最后一个阶段(这种误解,从我前面的自白部分开始,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心里都有认可它的倾向)。这就是矛盾所在。前一种情况足以使大部分读者都烦躁不安,甚至望而生畏,虽然这些读者已经被情节吸引至此很难自拔,而且还不断地有新的读者让他们感到慰藉。所以这条路是万万不能走的。那么剩下的,就是我应该从我的目的出发考虑怎样来做。亲爱的读者,就如我前面的文字所做到的那样,我这一次仍然尽力平衡了你的耐性和我的耐性所能承受的限度,所以请充分给我信任吧。我会克制自己,充分考虑到你的舒适自在,请你千万不要吝啬,让我苦于得不到你的好建议。不,请相信所有我要求你做的事情吧,我再也无法抗拒了。请你充分相信吧,或者权当是对我的恩典,或者哪怕是出于谨慎起见,请相信我的话吧。如果你不相信,那么在我这本书修订版问世或者扩大发行的时候,我也会让你相信甚至为之震动。到时候,我就是伸个懒腰打个哈欠,都会把读者吓得再也不敢质疑我怎么做才合适的问题了。

那么这里,请允许我重复一下我的假定:从我开始每天服用鸦片开始,我就没有其他出路可寻了。至于后来,甚至是当所有的努力都变得徒劳时,是否我确实成功地戒除过这一嗜好,我做过的数不尽的努力是否可以再继续坚持一步,我对失掉的战场企图再次征服时是否可以保持更加积极的姿态,这些问题,在这里恕不作答。也许我可以在这里做一番辩解,但我是不是应该坦率地说话呢?我承认,我身上有一个困扰我的弱点,我是一个过分的享乐主义者,我渴望为自己和别人追求一种幸福感。我无法用十分坚定的目光直面痛苦,不管是我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也无法在恢复好转的期待中对抗当前的痛苦。说到其他一些事情,在斯多葛哲学方面,我赞同曼彻斯特棉花业 [2] 那些绅士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则不赞同。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冒昧地允许自己不拘一格地走一回折中主义路线了。我也在留意找到这样一个礼貌谦恭、体贴宽容的教派,他会俯就、恩赐地迁就瘾君子虚弱的身体状况。他们是“和蔼可亲的人”,就像乔叟说的那样,因为他们能做到“准予赦罪”。他们在强迫我这样的可怜罪人忏悔和禁欲时良心会有些许不安。我绝不能容忍一个没有人性的道德家,正如我不能容忍没有煮过的鸦片一样。不管怎么说,这位召唤我在道德改良征程上付出巨大自我牺牲和努力自我禁欲的先生,必须让我清楚这种关切是一种怀着希望的关切。而在我当时的年龄(三十六岁),我根本不可能有太多的精力可以用了。甚至事实上,我发现我的精力用来做手头上现有的那些脑力工作都已经几乎不够了。因此,谁也别想用几句尖刻的语言就把我吓得踏上道德修养的道路上来,对我来说,那是一条令人绝望的冒险之旅。

不管是不是令人绝望的,1813年的斗争就是如此。从那一刻起,读者们就可以把我看成是有规律的、习惯性的痛君子了。如果有人问我某一天是否吸过鸦片,就无异于问我的肺是否还在呼吸,心脏是否还发挥它的功能。你现在搞清楚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可以意识到,没有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的年长绅士,可以有任何机会说服我放弃那个“装着致命药物的金质容器”。我可以向所有人宣布,不管他是道德家还是外科医生,不管在他从事的行业里自命不凡也好,真有技能也好,如果他们用“大斋节”或者伊斯兰教徒的“斋月”这样野蛮的建议来企图戒除我的鸦片瘾的话,是绝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支持和赞同的。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达成了共识,我就可以扬帆起航了。那么,读者们,我们前面所有的时间,都坐在那里或者是逗留于此,现在,如果你们愿意,请跟随我站起来,继续再向前走三年。拉开幕布,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

如果有一个人,穷人也好,富人也罢,说他要告诉我们他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一天,以及其中的原因,我想,我们可能都会大声喊出来:听他说!听他说!说到最幸福的一天,就算是智者也很难定义出来,因为任何事件,如果说能在人回顾一生时占据如此特别的地位,使得某一天充满幸福,它必定具有一种持久甚至永恒的意义。那么它就应该把同一种幸福或者至少不逊色于此的幸福照射很多年。比如最幸福的五年,或者最幸福的一年,任何人这样说,都不会引起智者的反对。我的这样一年,读者们,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一年,虽然我承认,之前和之后的岁月都堪称令人沮丧,这一年却简直是灿烂如水(借用珠宝商的用词),隔绝于鸦片的阴郁忧愁和乌云笼罩。说起来可能很令人疑惑,在那段时间之前,我突然之间,没费多大努力,就把鸦片的食量从每天320格令(相当于8000 [3] 滴鸦片酊)骤减到40格令,也就是从前量的八分之一。瞬时间,就如同施了魔法一般,我亲眼看到,萦绕在我头脑中的最深刻的阴郁忧愁像黑色的雾气一般,从山脉的巅峰翻滚而下,在一天一夜之后全部撤退,和它阴沉的旗帜一起逐渐消失,就像被搁浅的船只一样漂浮在大潮中——



如果动,就会整个全都动。



于是,我又开始感到幸福了。我现在每天只服用1000滴鸦片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结束了青年时代后,我的后半生的春天已经到来,我的头脑又像从前那样健康地发挥作用了。我又开始阅读康德,而且又开始能够读得懂,或者说是幻想自己读懂了。快乐的感觉重新把我包围起来。如果我知道有人从牛津或者剑桥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要来光顾我的寒舍,我一定会尽一个穷人之所能,来热情款待他。一个智者的幸福还缺少什么东西呢?——我一定会送给他所需要的足够的鸦片酊,而且要盛在一个圣餐杯中。既然说到了奉送鸦片,我就顺便提及一件发生在那时的小事。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读者却很快就会在我的梦中再次遇到它,其影响力之可怕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有一天,一个马来人来敲我的门。一个马来人来英国的深山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我猜不出来,但也许他是正在赶往四十英里之外的港口吧。

给他开门的佣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在山里出生、长大,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亚洲风格的着装。所以,他的包头巾让她很是吃了一惊。后来又发现,他的英语能力就如她的马来语能力一样,两个人即便是有一些话要和对方说,在所有意思的表达上都面临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种窘境下,这个女孩子想起她的主人有着出名的学问(并且,她也毫不怀疑地认为我懂得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而且,也许还有可能懂得几种月球上的语言),于是来告诉我,下面有一个魔鬼。她清晰地想象着我会施展魔法把他从房子中驱逐出去。我没有马上下去,但当我下去的时候,聚集在那里的人群,虽非精心设计,可能只是出于偶然的排列,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歌剧院里芭蕾舞演员高挑优美的舞蹈姿势,虽然更加复杂、夸张,惹人注目,却也没有这里的人群更吸引我的眼球。这是一个村舍的厨房,围墙上装饰的是因为年久和刮擦而变黑的木板,看起来像是橡木。与其说它是个厨房,还不如说它是个粗糙的乡下房舍的门厅。就在这儿站着那个马来人,他的包头巾和一条宽松、肮脏的白色裤子在黑色木板的映衬下更显眼。他把自己尽量靠近那个女孩子,而那个女孩子并不喜欢这样。虽然看起来,她骨子里所具有的山里人的勇敢无畏正在和看见眼前这个豹猫时心里产生的单纯的恐惧感做着激烈的斗争。这个女孩子有着美丽的英国人的面庞,精致、白皙的皮肤,挺拔、有主见的姿态,和那个马来人土黄色、病态的,就像是被海上的空气涂上或者镶嵌了红褐色的皮肤,凶狠的、不停地转动的小眼睛,薄薄的嘴唇,卑躬屈膝的姿态以及心中的爱慕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使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了。被这个长相凶恶的马来人半遮半掩的是一个邻居家的小孩,这个小孩是跟在马来人后面溜进来的。他现在正转过头,把目光移向包头巾下面那双炽热的眼睛,同时,用一只手抓住年轻女人的裙子以寻求保护。我的东方语言知识不是特别广泛,实际上我只会两个词——阿拉伯语的大麦以及土耳其语中的鸦片,都是从《安纳斯塔西斯》里学到的。而且,我既没有马来语的字典,也没有阿德龙的《密斯里戴茨》可以参考着查到一两个词。我引用《伊利亚特》里的一些诗句对他说了几句话,因为考虑到在我掌握的语言中,希腊语,从经度上看算是离亚洲国家最近的一种语言。他以非常虔诚的方式对我表示崇拜,然后我猜想他是用马来语回应了我。我用这种方式保存了我在邻居中间的威信和声望,而实际上那个马来人也没有办法泄露这个秘密。他躺在地板上,大概逗留了一个小时,就又继续赶路了。在他要启程离开时,我给了他一块鸦片。对一个东方人来说,我相信他一定对鸦片很熟悉,而他的表情确认了我的猜测是正确的。然而,当我看到他把那块鸦片分成了三块,随后突然把手放到嘴边,一口就吞(用学校里男学生的话说)下去的时候,我还是不免有些惊慌失措。这么多量的鸦片,足可以毒死三个骑兵加上他们的马匹,所以我为这个可怜的家伙感到忧虑和惊恐。但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想到他如果是从伦敦步行来到这里的,那么他一定有将近三周的时间没有和任何人类发生过交流了,因此出于对他生活孤独寂寞的同情才给了他鸦片。我无法违背热情待客之道,把他抓住,灌下催吐剂,这样会让他感到恐慌,以为是要把他当做祭品供奉给什么英国的神像。不,不能这样做,很显然我帮不了他什么忙。于是,他走了,之后很多天,我都会感到有些焦虑。但因为一直没听说有马来人被发现死亡的消息,我也就认定他肯定是习惯于 [4] 这样服用鸦片了。我想我一定为他实现了我本意希望帮助他做到的事情——让他从流浪的辛劳中暂时得以喘息。

我花了一点时间来讲述这件事是因为,这个马来人(部分是因为在他的帮助下形成的动人场面,部分是因为他的样子给我带来的多日焦虑)后来阴魂不散地侵袭我的梦境,而且梦中他把比他自己更加糟糕的人也带了进来,对我“胡作非为” [5] ,把我引入了一个麻烦缠身的世界。现在不说这段插曲了,我们转回到这夹在中间的幸福的一年。我刚才已经说过,在幸福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如此重要的话题上,不管是谁,即使他只是一个种田的孩子,无法在这片涉及人类幸福与痛苦的难治理的土壤上犁得很深,也不会对那些启迪人心的原理做什么研究,我们都应该很乐意倾听他对自己的幸福经历和体验进行述说。而我,作为一个已经品尝过幸福的人——我吃过固体的也吃过液体的,既有煮过的也有未煮过的,既有来自东印度的也有来自土耳其的,在这个有趣的问题上,我曾用干电池的原理做过试验。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拿自己做了试验,为自己接种了疫苗——每天服用8000滴的鸦片酊毒药(如同不久前一位法国医生给自己接种癌症病毒一样,或者说就像二十年前一个英国医生给自己注射瘟疫病毒,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给自己注射狂犬病毒一样)。我非常确定地知道什么是幸福(将来会得到公认),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知道的话。因此,我会在这里对幸福做一个分析。而我讲解这一点最有趣的表达方式,不是通过说教,而是把它置于对插在中间的这幸福一年的某个傍晚的描绘中。在这一年当中,我虽然每天晚上都要服用鸦片酊,但鸦片酊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能够给我带来快乐的酊剂。做完这件事,我就会彻底放下这个话题,而转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鸦片之苦。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图片中有一个小屋,伫立在山谷中间,距离城市大概十八英里远。这个山谷不是非常广阔,大概两英里长,四分之三英里宽,这样大小面积的好处就是,所有的家庭能够居住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更大的大家庭的半径区域内,邻里之间都觉得彼此熟悉,或者至少让你觉得有兴趣关注。接下来让我们在这幅画上想象出真实的山脉,它们的高度在3000—4000英尺之间,还有一个真实的小屋,而不是(像一个风趣的作者写的那样)“一个有着两个马车房的小屋”。那就让它是一个白色的小屋吧(这里我必须尊重事实场景),它被遮掩在开满鲜花的灌木丛中。这个小屋的周边环境非常好,不论春天、夏天还是秋天,墙上都有延绵不断的鲜花,簇拥在窗子周围。实际上每年都是以五月的玫瑰开始,最终以茉莉结束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不要画春天、夏天或者秋天吧。我们来画冬天,而且是最严酷的冬天。这在研究幸福这门学问上很重要,人们对这一点的忽略着实让我很吃惊,他们甚至认为冬天即将离去或者到来的时候并不猛烈才是值得庆祝的。而我,正相反,每年都要祈求天气能够尽可能多地提供给我们大雪、冰雹、霜冻或者风暴。当然每一个人都知晓坐在炉边取暖的那种神圣的快乐感:下午四点钟的蜡烛、温暖的壁炉地毯、热茶、漂亮的沏茶匙、关闭的百叶窗垂落到地板上、有宽松褶皱的窗帘,这些和室外的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形成了幸福的鲜明对照。



如同天地要融合会战,

用力叩打所有的门窗,

却发现并无缝隙可钻,

我们躲在坚实的屋舍,

休憩只变得愈加甜蜜。

          (引自《懒惰城堡》)



所有的这些描述冬日傍晚所需要的物件,相信每一个生在高纬度地区的人都会很熟悉。而且很显然,精美食物中的大部分,比如说冰激凌,都需要非常低的温度才能制作出来,它们就像是不经历暴雪和严寒便不会成熟的水果。我并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很挑剔”,不一定非要是雪、霜或者强风才可以,(像某某先生说的那样)“你可以把它当柱子一样依靠在上面”。即使只是雨我也可以接受,只要是倾盆大雨。如果这些都没有,我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我为什么要为过冬花费那么多钱,买煤、蜡烛和那些连绅士都觉得有可能出现匮乏的物品呢?不,看在我花那么多钱的份上,也一定要给我一个加拿大的冬天,或者是俄罗斯的冬天:每个人的耳朵简直不是自己的,只能任北风随意处置。的确,我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当讲究的。如果圣托马斯节 [6] 过了一段时间,冬天已经出现了向令人厌恶的暖春退变的迹象,我就不能完全地享受冬天了。不,冬天必须被一堵厚厚的黑夜之墙与日照和光明分隔开来才行。因此,从十月份的后两个星期到平安夜这段时间,才是幸福最当令的时期。在我看来,幸福是在茶碟的伴随下走进我的房间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茶永远都是知识分子最好的饮品。尽管有人会对这一点冷嘲热讽,他们通常是些天生神经愚钝的人,或者是因为饮酒过度而对荼这样精致的兴奋剂变得不敏感了。对我来说,我会义无反顾地用“打歼灭战”的决心来与约翰森医生并肩战斗,反对乔纳斯·汉威或者其他对茶表示蔑视的亵渎者。但在这里,为了给我自己省去过多的文字表述的麻烦,我将会请来一位画家,指导他把这张画剩下的部分画好。画家一般不喜欢白色的小屋,除非这个小屋的白色因为饱经风霜而被自然着了色。但是正如读者所理解的,现在我们说的是一个冬天的夜晚,除了房子里面的东西以外,这位画家不需要考虑颜色的问题。

那么,请给我画一个十七英尺长十二英尺宽,不高于七英尺半的房间吧,这就是我家里被过高地定义为客厅的地方。但是因为起初这个地方是被设计为“虽一当二”的房间,它也被称作是,或者说更为合适地被称作是“书房”。在这里,我比邻居们的房间多出来的唯一财产就是书,大概有五千册。这些书,都是我从十八岁起慢慢积攒起来的。所以,画家,请你尽可能地在这里多画一些书吧,让这个房间里住满书籍。另外,还要给我画一个漂亮的壁炉。至于家具,只要画些简单、朴素的就可以,这样就可以和一个学者住的简陋小屋相匹配了。在壁炉旁边,请给我画上一张茶几(很显然这样风雨大作的夜晚是不会有客人来拜访的),茶盘上只画两个茶杯和茶碟。如果你知道怎样用象征手法或者别的方法来画这样一个东西的话,就请给我画一个永存的茶杯——一个“无始无终地”放在那里的茶杯,因为我在晚上八点和凌晨四点之间都会喝茶。还有就是,自己来煮茶或者斟茶是一件很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所以请为我画上一位可爱的女士,坐在茶几旁边吧。把她的胳膊画得像奥罗拉一样,让她的笑容像赫柏。不,亲爱的M先生,请别给我机会,即使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认为你让我的小屋增辉的办法只有用美貌这样昙花一现的东西,或者让我相信那天使般的微笑是凡世间的画笔所能赋予的。所以,我的好画家,我们来画一个凡世间的画笔能够画出的东西吧,那么这下一个要画的自然就是我本人了——一个瘾君子的画像,和他的“装着致命药物的金质容器”,就在茶几上,在他的身旁。说到鸦片,我不反对在画面里看到它,尽管我更愿意看到真实的鸦片。如果你愿意,那就把它画上吧。但我必须向你说清楚,甚至是在1816年,那个“小“金瓶子已经无法满足我的需求了。我当时已经远离了“庄严的万神殿”和所有的药剂师(不管他们是凡人也好天使也罢)。不,你可以画一个真正的我使用的容器,不是金质的,而是玻璃的,应该尽量地像一个细颈酒瓶。你可以往这个瓶子里倒入一夸脱的红宝石颜色的鸦片酊。接下来,在这个容器旁边摆上一本德国形而上学的书,这样就足以说明这是我待的地方了。而至于我本人的位置,我有些犹疑不决。我承认,我本应该占据画面里最显著的位置,但作为这幅作品的主人公,或者说(如果你愿意这样叫)是被告席上的罪犯,使得我应该被带到这幅画面里来。这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我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向一名画家忏悔呢?或者干脆说我为什么要忏悔呢?如果公众(我一直是在耳语般秘密地把我的忏悔说给我的大众听,并没有说给什么画家)有可能愿意给一个瘾君子的外表勾勒出一个和蔼可亲的形象,把他理想化为一个优雅或英俊的绅士,我为什么要野蛮地将他们心中如此令人愉快的幻想撕掉呢?不,如果想要画,就按照你的想象力去画吧。画家的想象力通常来说都会是美好的创造,这样我也就一定会从中得到好处了。好了,读者们,现在,我已经把1816年到1817年我的所有境况都讲完了。到1817年的年中,我认为我始终是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人,这些幸福的各个方面,我已经在对一个学者书房内部的勾勒中,在对大山中一个小屋的描绘中,以及对那个暴风雪的冬日夜晚的描述中,竭力地展现给你了。

现在,该是说再见的时候了——一个对幸福的长久告别——再见,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再见,微笑和大笑!再见,宁静的心绪!再见,我的希望和平静的梦境!再见,那曾经给我安慰的睡眠!接下来三年半多的时间里,我永远远离了这些。现在,我该写一写伊利亚特的不幸和悲哀了。现在,我就要开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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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牛津大学图书馆。——译者注

[2]  那是一间宽敞的报刊阅览室,我印象中叫做“雅典画廊”(斯多葛学派创始人、希腊哲学家芝诺在雅典的讲学处——译者注)。在我经过曼彻斯特时,当地的几位绅士慷慨地让我使用这里的资源,而当时我只是个外乡人,还以为来此订阅报纸的人都是芝诺的追随者,后来才得知并非如此。

[3]  这里我把25滴鸦片酊折合成1格令鸦片,这应该是公认的估算方法。但由于两者都存在变量(粗鸦片在效力上差别很大,而酊剂的差别就更大了),我觉得这种计算很难达到毫厘不差的精确度。荼匙的大小和鸦片的效力都有可能造成较大差异。小一点儿的茶匙大概能盛100滴,所以8000滴就是大概80茶匙的量。那么读者就知道我是如何使用巴肯规定的服用的最大限量的了。

[4]  这并不是—个必然结论:鸦片对不同机体产生的效应差异可谓数不胜数。一个伦敦法官(参见哈利奥特《一生的斗争》第三版,第三卷,391页)曾经记录,他第一次因为痛风,疼痛难忍而尝试鸦片酊时,他服用了40滴,第二天晚上服了60滴,第五天晚上服了80滴,但并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后果,而且当时他年事已高。另外,我听说过一位乡下医生的轶事,这件事让哈利奥特的情况显得不值一提。只要医学院愿意为我对他们的愚昧理解所给予的启示,付给我酬劳的话,我倒是愿意在计划写作并出版的关于鸦片的医学专著中,来讲谜这件事。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好了,免费讲出来显得太可惜。

[5]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对于东方旅行者或者航海者的一些常见描述,其中会写到吃了鸦片或者因为赌博输钱而陷入绝望的马来人所做出的疯狂行为。

[6]  指每年的12月21日,为纪念最后一位亲眼目睹耶稣复活的使徒——圣托马斯而设立的节日。——译者注

鸦片之苦

正如伟大的画家笔尖下

绘出的地震和日蚀的昏暗一般。

(引自雪莱的《伊斯兰的起义》)



读者们,你们已经陪伴我走了这么远,这里我不得不要求你们先注意阅读我下面三点解释性的说明:

第一,出于几个原因,我已经无法做到把这部分故事内容纳入一个成体系的、相互联系的篇章了。我在这里展现给读者的笔记都是没有条理、支离破碎的,就像我当初发现它们时,或者从脑海里回忆起它们时的样子。这里,有一些笔记上面有记录日期,有一些,我可以回忆起来,还有一些是没有标注日期的。但凡能够把它们按照自然的时间顺序组织起来,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有的时候,我会用现在时态来写,有的时候会用过去时态,也许,这其中有很多都不是在确切的相关日期写下的,但这不会影响到其内容的精确性。这些东西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们从记忆中淡忘掉。很多东西在这里被省却了。除非刻意努力,否则我很难让自己不回忆起那些对我的思想已构成负担的恐惧感,也很难把它们编写成一个有条理的故事。对于这种感觉,我一方面要请求谅解,一方面要说明因为我现在身在伦敦,无依无靠,若无人协助则连文字整理工作都很难进行,而过去经常为我做文书笔录的人又和我分开了。

第二,你可能会觉得,我这个人太容易信任别人,太喜欢跟别人讲自己的私人经历。也许是这样。但我的写作风格很大程度上是自言自语、随想随说的,通常是随着自己的性子,而不考虑我的听众是谁。如果我停下来去想,我说给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话是否合适,就会很快觉得写的这些东西统统不合适了。事实上,我把自己放到十五或二十年之后,设想自己正在写给那些在我死后会对我感兴趣的人,希望我能为一段光阴做一份记录,这段光阴的全部历史除了我以外别人无从知晓。而现在,我就在尽我所能、付出所有努力、最大程度地做好这件事,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再找到时间来做这件事。

第三,你可能经常会问,为什么我不戒掉或者起码减少鸦片的食量来把自己从鸦片的噩梦中解救出来呢?对这个问题我必须做出一个简要的回答。你可以认为我太容易被鸦片令人神魂颠倒的力量所俘虏了,但不会有人因为其恐怖的力量而对其着迷。因此,读者们应该可以确定的是,我曾经无数次尝试过减少用量。另外,我想补充说明的一点是,那些亲眼见证了这种尝试所遭致的剧烈痛苦的人,而不是我本人,会首先劝阻我不要再尝试了。但是难道我就不能一天减少一滴或者用水稀释,进而把这一滴稀释为两份甚至是三份吗?可如果这样的话,一千滴若要被稀释为两份,就要花掉将近六年的时间。因此,这种办法也是行不通的。但实际上这是没有亲身体验过鸦片的人所犯的一个共同错误。我想问这些人,是否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到达某一个点之前,人可以很容易甚至是带着愉悦减少鸦片服用的剂量,但是过了这个点之后,再减量就会给身体带来强烈的痛苦与折磨。是的,那些不动脑子、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会说:你只是会有几天感到有一点儿精神不振、萎靡低落而已。让我来告诉你,不是这样的,根本就不会有精神不振的问题。相反,那种单纯的动物似的精神反而更加亢奋,脉搏加速,健康得到了改善。但这并不是苦痛所在。这种苦痛和戒酒所遭致的折磨完全没有相似点。那是一种胃部发出的难以形容的疼痛(显然跟沮丧有很大不同),伴随着严重的流汗。那种感觉,我不想再描述下去了,因为眼下没有那么多篇幅允许我这样做。

我现在不会“直入正题”,而是想从鸦片给我带来的痛苦达到“顶点”的那段经历中,说一说那样的痛苦如何给我的智力造成瘫痪性的影响。



我的研究已经被长久地中断了,我无法带着愉快的心情来阅读什么书籍,几乎一会儿也读不了。但我有的时候也为了让别人享受而大声朗诵些什么。朗诵是我的成就之一。在俚语的使用中,“成就”这个词就是指一种表面的、装饰性的才能,它也几乎是我拥有的唯一一种成就。在过去,如果说我还算有一种和我的天赋以及成就相关联的虚荣的话,那就是朗诵这种才能了,因为我发现这种成就竟是如此地稀有。演员可以说是最糟糕的朗诵者,比如某某某就读得很拙劣,而某某夫人,虽然很出名,但除了剧本以外什么也读不好。她读弥尔顿的时候,我简直无法忍受。大多数人朗诵诗行的时候不是根本没有投入感情,就是太过做作,完全有失学者的风度。近来,如果说我还对什么书感兴趣的话,那就是我自己大声朗诵的《力士参孙》这部伟大的哀诗了,以及《失乐园》中撒旦演说的和谐韵律。一位年轻的女士有时候也会来和我们一起喝茶,在她和M的恳请下,我会时不时地朗诵W的诗歌给他们听。顺便说一句,W是我见到过的唯一一个可以朗诵自己诗作的人,他的朗诵时常是令人赞美的。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认为我只读过一本书,这要感谢这位作者,为了表达我这份厚重的感激之情,我一定要提一下这本书才行。更加令人崇敬和激情洋溢的书,我也还在断断续续地读,就像我先前说过的那样。我十分清楚,更适合我做的事情,是运用我的分析解读能力。但是一般来说,分析性的研究是需要连续性的,而不能间歇进行,或者试图用零碎的精力和努力来做。对于研究像数学、哲学等这些东西,我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我一碰到它们就会因为一种婴儿般的无力和虚弱而退缩回来。而一想起过去曾经时刻带着愉悦心情与它们扭打,尝试战败它们的时光一去不复返,我就会觉得更加痛苦,因为我曾经把我生命的全部精力、智力,从开花到结果,都奉献给了著述一部作品这样漫长而复杂的辛勤劳作。我那时想擅自做主,把斯宾诺莎那部没有完成的著作的题目拿来做我的书名,也就是《人类智力的改进》。这本书现在已经束之高阁了,像西班牙的桥梁和渡槽一样,被冰霜冻结。它们起初的设计规模远远超出建筑师们的财力和能力。它不会成为我的志向,不会是我希望铸成的纪念碑,也不为纪念我那致力于人性提升而写作这部上帝相信我定能胜任的作品的一生,而是更可能成为我留给孩子的一份纪念物。它记录了那些被挫败了的希望、受到阻碍的努力、白白积累起来的素材、一个永远无法支撑起上部建筑的地基,以及这位建筑师的悲伤和毁灭。就这样,在愚钝的状态下,为了消遣,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我的理解力,在过去,像一匹土狼一样活跃和灵敏,所以我猜想正因为如此,它很难(只要我还活着)陷入彻底的萎靡和倦怠。而政治经济学提供给这种状态下的人一个有利条件。虽然政治经济学很明显地是一种有机科学(就是说,每一部分都会作用于整体,正如整体也会反作用于每一个局部),但几个部分可以彼此分开,单独进行思考。这段时间,我的思考能力已经几近衰竭,但是学过的知识我还是没有忘掉。很多年来,我对几位思想家、逻辑推理以及一些学识渊博的学者都谙熟在心,当然也很清楚那群现代大经济学家们虚弱的地方。早在1811年,我就接触过经济学很多分支学科的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而且在我的要求下,M有时还给我读一些当时新近出版的书籍中的某些章节,以及国会辩论的部分内容。我认为这些都是人类智慧的渣滓和糟粕。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可以用学者的熟练和机智来运用逻辑的人,都可以把这一群现代经济学家抓起来,用大拇指和另外任意一个指头把他们掐死,让他们消失于天地之间,或者用一把女士的扇子把他们发霉的头敲得粉碎。终于,在1819年,一个爱丁堡的朋友送给我一本李嘉图先生的书,我边读边反反复复地想起自己从前的预言——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立法者就要出现了。于是,在我还没读完第一章的时候,我就说:“你就是那个人!”惊讶和好奇在我身上本来是早已死去的两种情感,然而这会儿,我开始惊讶了。我对我自己感到惊讶,我竟然能再一次被刺激到,又开始试图努力读书了,而我更加惊叹于这本书。这本见解深刻的著作真的是在19世纪的英国写成的吗?这可能吗?我以为思考 [1] 已经在英格兰被灭绝了呢。难道竟真的是一个英国人,非但不是出身于学院的闺房内,还因身处商界和参议院,被双重关注所压抑,成就了欧洲所有大学和一个世纪的思想家们都无法前进哪怕一小步的事情?所有其他作者都被大量的事实和文献击碎或压垮了。而李嘉图却从理解本身出发,演绎出(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得出)某些规则,这些规则给那些难以把握、看似混乱无序的素材带来了第一缕光。他把许多试探性的讨论建构成一个有规律有秩序的科学,使得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建立在一个永恒的基础上。

就这样,一本见解深刻的著作给我带来了快乐,也让我重新开始做好多年都不曾做的事情。它甚至激起我写作的欲望,或者至少是口授,让M帮我写下来。我似乎发现,有一些事实逃过了李嘉图先生那双几乎是“明察秋毫”的眼睛。这些事实中大部分内容的性质使得我可以用代数符号来进行简单而优雅的表达和阐释,而不用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笨拙而含义模糊的词汇。这样一来,我把它们都写出来也不会写满一个袖珍笔记本。因为行文简洁,又有M给我当文书和助手,虽然我当时几乎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我还是起草了《各种未来政治经济学体系之绪言》。我希望没有人从它身上嗅到鸦片的气息,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个题目本身就充满了鸦片的味道。

然而,这一努力的最终结果告诉我,一切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因为我当时本来是打算要出版这本著作的,打印工作被安排在一个偏僻的印刷厂,大概十八英里外的地方。而且还因为这个原因,额外雇用了一个排字工人,留在那里好几天。这本著作被加倍做了宣传,我在一定程度上承诺要实现自己的这一目标。我有一个前言要写,还想为李嘉图先生写一份漂亮的献词。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完成所有这些工作,于是前面的安排被取消了,排字工人被解雇了,我的“前言”就此安歇在比它更年长、更高贵的兄弟身边了。

我已经描写和阐述了我智力上的麻痹状态,这种麻痹状态,多多少少地适用于这四年当中的每一个阶段。在这四年当中,鸦片就像女巫喀耳刻似的咒语一样控制着我着魔的身体。但说到痛苦和折磨,我可能确实处于一种休眠状态。我连写一封信都懒得动。收到的来信,要在桌子上放上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最后也就是简单地回几句,这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了。要是没有M的帮助,那些付过账和没有付过账的单据根本保存不下来。先不说政治经济学怎么样,就是我自己家的经济也一定早就陷入一片混乱了。我以后不会再提到这一段内容了。因为身体上的无能和虚弱,因为对每天正常工作的玩忽和拖拉而产生的局促不安,也因为这种懊悔和自责使一个深思着的、有良知的人对自己的罪恶感到深恶痛绝,瘾君子最后会发现自己像其他任何经历过类似情况的人一样,也会感到心灵压抑,备受折磨。瘾君子并没有丧失道德感,也没有丧失内心的理想和抱负。他像以往一样,依然迫切地渴望实现他自己认为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也能感受到责任感在严格地要求自己。但是他内心对自己到底能做成什么事情的忧虑远远超出了他所具备的能力,这里说的能力不仅是指他对事情的执行能力,甚至包括企图去尝试的能力。他始终生活在噩梦和梦魇的重压之下。他躺在那里,能看见所有他乐意去做的事情。像一个因为得了不能自由活动的疾病而倦怠地被迫躺在病床上的人一样,看见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受到了伤害或者践踏,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他咒骂把他绑在那儿无法动弹的咒语,如果能够站起来,能够走动,即便要让他拿生命去换他都愿意。但是他就躺在那里,像一个小婴儿,要站起来,想都别想。

现在,我要开始讲这后一部分自白中的主要内容了,讲一讲过去甚至可以说是每一天在我的梦境里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些就是造成我内心最强烈的痛苦的直接原因。

我第一次注意到身体发生的重要变化就是,童年时经常出现的视觉幻象被重新唤醒了,敏感易怒的状态也被激发起来。我不知道我的读者是否注意到,许多孩子,或许是大部分孩子,都有一种在黑暗的背景上描绘出各种各样的幽灵鬼怪的能力。对有些孩子而言,这些幽灵鬼怪仅是一种视觉现象,另一些孩子则有一种自觉或者半自觉地传唤和解散它们的能力。当我就这个问题向一个孩子提问时,他回答我说:“我让他们走开,他们走开了;但是有的时候,我没让他们来,他们也会来。”于是,我告诉他,他对幽灵幻象的控制能力就如同古罗马的百夫长对他的士兵的指挥能力一样。在1817年年中,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一年,这种感官能力开始令我十分苦恼。当我躺在床上没睡着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人形成送葬的队伍从我身边走过;还能听到那些永无完结的故事,它们听起来是那么地悲伤、沉重,好像这些故事都来自俄狄浦斯、普利安之前的时代,来自提尔和孟菲斯以前的时代。同时,在我的梦境中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一座剧院好像在突然之间就在我的脑海中敞开了大门,并且灯也突然亮起来,展现在我眼前的夜晚景象壮观异常,非凡间的光辉所能比拟。接下来,我想说说下面四个事实,它们在这个阶段都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随着眼睛的创造力在加强,大脑在清醒和睡梦状态之间出现了一个交感点,这让我在黑暗中情不自禁地想起什么或者有意识地去勾勒出某些画面,但这些东西随即就会进入我的梦境中,所以我现在很害怕运用眼睛的这种能力。就像弥达斯 [2] 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金子,但金子却仍然挫败他的希望,欺骗他的欲望一样。凡是能够通过视觉呈现出来的东西,我在黑暗中只要一想起,就会立刻在我眼前幻化成妖魔鬼怪。这几乎成了一个无法避免的过程。一旦被勾勒出来,即使是用模糊和虚幻的色彩,就像是隐显墨水写出来的东西一样,它们就会在梦境那激烈的化学反应中,幻化成令我无法忍受的宏大场面,使我的内心苦恼不安。

第二,这一变化和我梦境中出现的所有其他变化,都伴随着深切的焦虑和令人沮丧的忧郁,这一切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每天晚上,我好像都在向下坠落,不是在作比喻,而是真的在坠落。身体掉进了地面的裂缝里、无光的深渊里,掉啊掉啊,一直往深不见底的地方坠落,仿佛我再也没有办法从底下升上来了。直到我醒来,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已经重新升上来。关于这些,我不想再继续讲下去了,因为伴随这些宏大场面的幽暗状态,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它至少相当于自杀企图下消沉的意志所能感受到的彻底的黑暗。

第三,空间感,以及最后连带时间感,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建筑、风景等等,都以巨大的比例被呈现出来,大到人眼无法接纳的程度。空间膨胀了,扩大到难以形容的无限度状态。然而,这也并没有时间的膨胀那么烦扰我。有时候,我觉得一夜之间,我就过了七十年甚至一百年;不止如此,有时候甚至觉得是过了一千年,或者觉得经历了比任何人类所能经历的生命期限还要长的时间。

第四,童年时代最无足轻重的事情,或者之后岁月里已被遗忘的事情,都会在睡梦中复活。实际上,不能说是我在回忆它们,因为倘若我是在醒着的时候听别人给我讲述这些事情,我可能不会把它们看成是我自己的经历。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我眼前,在直觉一样的梦境里,配以瞬息即逝的情境和伴随而来的情感,我一下子就能识别出来。我的一个近亲曾经告诉我,她小时候有一次掉进河里,要不是得到及时援救,她可能早就淹死了。但就在死神和她擦肩的瞬间,她看到她的整个一生都突然展现在她面前,其中包含了最微不足道的事件。这些事情都在同一时间像镜子映射出来的影像一样在她面前展开。于是她忽然之间产生了一种理解整体和局部的能力。关于这一点,从我本人吸食鸦片的经历来看,我是相信的。我也的确有两次在现代出版的书籍里读到过类似的描述,其中的一句评论我也相信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圣经》中说到的那本可怕的书里描述的,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的心灵本身。至少在这一点上,我确信,心灵是谈不上会“忘记”什么的。成千上万的事件会在我们当下的意识和心里私密的记忆之间隔上一帘轻纱,同类事件再度发生时便会把这层轻纱撕掉。但是,不管是否撕掉,那段记忆会永远铭刻在心灵上。这就如同,星星在大白天的时候,会隐退起来,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它们只是被光像轻纱一样给遮挡住了,它们在等待着白天最后一缕光线撤下去,才再次显现出来。

上面我已经说明了区别我的梦和健康人的梦的四个重要事实,现在我要引用一个例子来阐述刚才的第一个事实,然后我会引用其他我还记得的例子,按照它们的时间顺序或者其他可以产生更好效果的顺序,让它们以画面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甚至从那时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我偶尔为了放松一下,会读一读李维的作品。我承认,不管在风格上还是内容上,我都非常喜欢李维写的东西,胜过其他罗马历史学家。在李维的书中,经常出现的让我感到最为严肃、令人敬畏的,最能代表罗马人民的雄伟、庄严的字眼就是“罗马执政官”,尤其是执政官披挂着军事色彩出现的时候。我是想说,像国王、苏丹、摄政者等字眼,或者其他具体体现一个伟大民族的雄伟、庄严的任何称谓,都没有罗马执政官这个词那么地让我感到肃然起敬。虽然我不是一个酷爱历史的读者,但英国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国会战争时期,我是非常详尽、具体地了解和熟悉的,并为其中代表着正义和伟大的人物,以及那些经历了特殊年代并留存下来的传记故事所深深吸引。我对这两种内容所做的轻松阅读,经常会让我在头脑中反复回忆和映现那些东西。我经常在醒着的时候,在空洞的黑暗中回想出那些画面之后,看见一群贵妇人聚集在一起,可能是在什么节日的酒会上,她们跳着舞。接着我就听见有人说,或者是我自己在说也不一定:“这些妇人生活在查理一世的不幸年代,她们是那些在和平中结识、曾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进餐、通过婚姻或血缘关系结盟在一起的人的妻子和女儿。但是在1642年8月的一天之后,她们就再也没有对彼此微笑过,除了在战场上再没碰过面。在马斯顿荒原战役中,在纽伯里战役中,在内兹比战役中,他们用残酷的军刀斩断了所有爱的情缘,用鲜血冲刷掉了记忆中那古老的友谊。”这些贵妇人跳着舞,就像乔治四世宫廷里的那些贵妇人一样可爱。但我知道,即使是在梦里,我也清楚,她们已经在坟墓里度过将近两个世纪了。这场盛会突然散去,一阵掌声之后就能听见罗马执政官那令人惊心动魄的声音。这时,保鲁斯或者是马吕斯身着华丽的罗马战袍威风凛凛地走过来,一队百夫长簇拥在旁,一件深红色的战袍高高地挂在一杆长矛上,接下来听见的就是罗马军团响亮的口号声。

很多年前,我正在看皮诺内斯的《罗马古迹》的时候,站在一旁的柯勒律治先生给我描述了这位艺术家画的一套插画,被他本人称作是他的“梦”的插画。这些画面记录了他在高烧导致神志昏乱的状态下亲眼看到的场景。其中一些(我只是凭着对柯勒律治所讲事物的记忆来描述)描绘了巨大的哥特式建筑的门庭,地板上放着各式各样的发动机和机械装置,轮子、电缆、滑轮、杠杆、弹射器等。这些东西可以让人感受到它们曾经爆发出的力量,以及曾与之抗衡的东西是如何被最终征服的。沿着墙边,你会看到一段楼梯,而在楼梯上摸索前行的人正是皮诺内斯本人。如果沿着楼梯再往前看一点,你会发现这段楼梯突然就没有了,也没有扶手,他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能再继续向前走了,否则只会落入楼梯下面的深处。不管可怜的皮诺内斯最后会面临怎样的结局,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向上继续爬楼梯的劳作可以就此停下来了。但是,请抬起你的眼睛,你会看到高处还有第二段楼梯,而皮诺内斯又出现在那里了,但这一次他就站在深远处的最边缘。然后你再抬起眼睛,会看到更高处还有一段楼梯,可怜的皮诺内斯还在踌躇满志地忙着继续攀爬。一段一段的楼梯就这样继续着,直到一段没有完结的楼梯和皮诺内斯都消失在大厅上方的昏暗当中。而我梦中所看到的建筑也有着同样无限伸展并且自我再生的力量。在我生病的开始阶段,我梦境中的壮观景象也的确是以建筑为主的。我在梦中看到的城市和宫殿显得如此壮丽秀美,是我醒着的时候从没有见到过的,除非是在云彩里面。下面我要引用一位伟大的现代诗人的一段篇章,这一段描述的是在云彩里看到的真实景象,也是我经常在梦里看到的:



城市的帷幕瞬间被拉开,

一个强大的城市展现出来。

楼群建筑真可谓茫茫一片,

深深陷入并隐退进奇妙的深渊,

更是幻化成壮丽辉煌,无尽无边!

它似钻石黄金所造,

雪花石膏的圆顶,银色的塔尖,

一层一层耀眼的平台,耸入云端。

这边,安静的亭阁分布在街上,色彩光鲜,

那边,塔台被城垛包围,不安的城垛正面,

满是星星,放出宝石荟萃的光彩!

尘世间的自然施法于暴风雨的黑暗,

使其平息安静。

小海湾上的雾气已退,

萦绕着山岳的峭壁和巅峰。

它们于是在蓝天下,

找到了自己的驿站。



“不安的城垛正面,满是星星”这个壮观的场景大概是从我的有建筑的梦境中复制过去的,因为它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听说过关于德莱顿和当代的弗塞利的一些报道,他们认为如果想要在梦中看见辉煌的场景,就一定要吃生肉。其实,要想实现这个目的,吃鸦片不是更好吗?但是迄今为止,我还不知道除了戏剧家沙德威尔以外,还有什么诗人做过这样的尝试。我想,荷马,确实是知道鸦片的这个好处的。

继有建筑的梦境之后就是有湖泊出现的梦,那是一片银色的浩瀚水域。这些东西是如此地困扰我,我甚至担心大脑的水肿现象或迹象会成为客观事实(这里用一个形而上学的词汇)。有两个月的时间,我的头让我饱受折磨。作为我身体结构的一部分,我的头到目前为止,都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虚弱状况的侵袭(我是指身体健康方面)。我过去曾说过,就如同奥福德男爵说他自己的胃一样,我头脑的寿命要长于我身体的其他所有部位。直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头疼过,即使是最轻微的疼痛都没有过。我只是有一些风湿痛,这都怪我自己愚蠢。然而,这种疼痛我已经克服掉了,虽然它一度曾经到达最危险的边缘。

现在,上面说到的水又改变了它们的特征,从过去的像镜子一样能反光的半透明的湖水,变成了现在的汪洋大海。这是一场巨大的变化,就像一幅画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慢慢地展开自己,似乎预示着一场旷日持久的苦难折磨。事实上,在我的疾病痊愈以前,它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在那以前,我的梦里也会有人的面孔出现,但他们并不凶恶也没有任何向我施与折磨的特殊力量。而现在,被我称作“暴虐”的面孔开始显露出来了,这可能和我在伦敦的那段生活经历有关系,就算是这样吧。这些人的面孔开始出现在泛起波澜的水面上。海面上简直可以说铺满了无数的面孔,他们的脸都朝向天空。有哀求的面孔、愤怒的面孔、绝望的面孔,他们随着浪涌向上翻腾,成千上万,甚至可谓无数,一代接着一代、一世纪接着一世纪……我内心的激动、焦虑无边无际,我的心绪摇摆颠簸,随着海水汹涌翻腾。

1818年5月

那个马来人成了我的一个可怕的敌人,已经有数月之久。每天晚上,我都因为他的缘故,被流放到有亚洲情景的梦境中去。我不知道别人在这一点上是否有和我一样的感受,但是我经常想,如果我被迫离开英格兰,转而居住在中国,把自己夹在中国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中间的话,我一定会疯。让我产生这种恐惧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其中一些一定是和其他人相同的。总的来说,南亚是一个让人产生可怕幻象和联想的地方。作为人类的摇篮,它本身就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感觉。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没有人能够假装非洲或者其他未开化部落的原始、野蛮、变幻莫测的异教和迷信给他带来的影响能够与印度斯坦古老、极端、残忍、复杂的宗教给他带来的影响相提并论。单是亚洲的习俗体制、文化历史、信仰模式的古老悠久就如此地迷人。对我来说,这个种族及其名字的高龄就能压倒一个青年人自觉年轻的感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大洪水以前的人复活了。即便是一个不是在这种习俗体制下长大的英国人,对于经历无数年代的分化和拒绝混合而形成的庄严而神秘的种姓制度,也会不寒而栗。同样,也没有人听到恒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名字而不为之产生敬畏的。南亚,几千年来,始终是地球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这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们对它产生这种情感的原因。可以说那里是就是“民族制造厂”。在那一地区的人就如同杂草一般。那些巨大的亚洲帝国,个个人口众多,这也让所有与东方相关联的名字和形象都更使人产生崇敬和敬畏感。在中国,除了它与南亚其他地区相似的地方以外,我总是对那里的生活方式、礼仪习俗感到恐惧不安,彻底的憎恶和同情心的缺乏已成为我们之间的一道障碍。这种感觉深刻到我无法做出分析和解释。我甚至宁愿和疯子或者野兽住在一起,也不愿到那些地方去。所有我上面说的,还有我没能说出来或者是没有时间说的东西,读者一定要了解。只有了解了这些,你才能明白我的梦境中那些和东方相关联的形象和令人感到神秘的痛楚给我带来的无法想象的恐慌,是如何印记在我的头脑中的。热带的高温和直射的阳光给我的连带感觉让我在梦里看见了各种各样的生物:所有能在中国或印度斯坦看到的鸟类、野兽、爬行动物,各种各样的树木、植物,各种各样的习俗、场面,都聚集在我的梦境中。同样,我也在梦境中把埃及和她所有的神明都一并召唤来了。我被猴子、长尾鹦鹉和凤头鹦鹉怒目而视、嬉笑嘲讽、品头论足,于是我跑进了一个塔庙,却最终被封在塔顶或者一个密室里面,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我成了偶像,成了牧师,我被崇拜,我被献祭。我穿越亚洲所有的森林,逃离布拉马神的愤怒。毗湿奴神憎恨我,希瓦神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我,我突然遇到伊希斯神和奥西里斯神。他们说,我做了一件就连朱鹭和鳄鱼也会感到不寒而栗的事情。我和木乃伊以及狮身人面像一起被埋进了石棺里,长达数千年。这些石棺就在不朽的金字塔狭窄的房间里。我被鳄鱼亲吻,那吻里带着癌症病毒,我躺在芦苇和尼罗河的泥沙中间,那些无法形容的肮脏的东西让我惊慌失措。

在这里我要把自己与东方文化有关系的梦境给读者稍微做个摘要。梦境中出现的恐怖场景总让我感到非常吃惊,以至于内心的恐惧会瞬间被吞没,只剩下全然的惊骇。但缓过一阵子,那份吃惊又会被一股回流的情感所吞噬。这时,我看到的东西,与其说让我吃惊,不如说是让我陷于憎恨和厌恶的情感之中。梦中见到的每一种轮廓、威胁、惩罚、昏暗无形的禁闭都滋生出永恒无限期的威胁,这让我感到备受压抑甚至失去理智,除了一两次例外。只有在这样的梦境里我才会时常看到让我在肉体上感到恐惧的场景,在这之前都只是道德和精神上的恐怖而已。但现在,出现在我梦境里的通常是一些丑陋的鸟或者蛇或者鳄鱼,尤其是鳄鱼会经常出现。该死的鳄鱼比别的任何东西都让我感到恐怖。我被迫和它生活在一起,而且长达几个世纪(我的梦里几乎总是这样的)。有时,我逃掉了,然后发现自己走进了中国人的房子,里面有藤条编的桌子和其他东西。这些桌子、沙发等东西的腿瞬间活了起来。鳄鱼那可恶的头和它邪恶的眼睛警觉地,成千上万次地盯着我看。我站在那里,一阵恶心,却无法动弹。这个令人厌恶的爬行动物经常侵扰我的梦境,很多次,这同一个梦都以相同的方式被打断。我听到一阵轻柔的声音(我睡觉的时候依然什么都可以听到)对我说话。于是我立刻就醒了,发现已经是正午时分。我的孩子们站在那里,手拉着手,站在我床边。他们是来给我看他们五颜六色的漂亮鞋子,或者新外衣,或者出门前的穿戴的。可以明确地说,从梦境中看到该死的鳄鱼和其他难以形容的怪物直到梦境的终止,一下子过渡到眼前看到年幼的孩子和人性的天真无邪,这种感觉真的是糟糕极了。在心灵毫无准备地经历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之后,我哭了,同时情不自禁地亲吻着孩子们的脸庞。

1819年6月

我认为有理由说,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我们深爱的人的离去,以及对死亡的沉思,“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在夏天要比在其他季节更令人动情。理由有三个:第一,夏天可见的天空看起来要更高、更远、更广阔无垠(如果这样的语法错误可以被原谅的话)。云彩——我们的眼睛主要依靠它们来判断延伸在我们头顶的那片蓝天有多大,在夏天也更多、更密,堆积在一起显得更加高大宏伟。第二,下落的太阳发出的光线和显现出的样子也更加适合这一广阔无垠的特征。第三(这也是最主要的理由),生命的朝气蓬勃和喧闹多彩四处弥漫,这自然会更有力地迫使心灵想起与它格格不入的死亡以及坟墓的冰冷与荒芜。你也许会注意到,一般来说,任何两个通过对抗法则而相互关联,或者说,因为互相排斥而存在的事物,一个的存在总是会唤起对另一个的关注。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发现当自己在夏天无尽的白日下独自行走时,总是会不自觉地想到死亡。某一个具体的死亡,如果说不是更加让我动情的话,也会在这个季节里更加顽固地在我的梦中纠缠个没完。也许是这个原因,以及另一件我没有讲的小事,直接引发了如下梦境。但做这个梦的诱因一定早就存在于我心中了。这个诱因从被激发那天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这个梦分裂成上千个荒诞奇异的变种,而这些变种又经常重新组合回去,被编织成原来的那个梦境。

我记得那是五月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那天是复活节,天才蒙蒙亮。我似乎是刚站在我自己的小屋门口,一幅场景就在我面前展开,这一场景是我平时真正站在那儿时就能看得到,但和往常一样,因为梦的力量得到了升华,而变得更加庄严了。山还是那些山,山脚下还是那些可爱的山谷,但不同的是,这些山被提高到了阿尔卑斯山的高度,而它们之间的草场、森林和草地的面积也变得更大了,树篱中间长满了白色的玫瑰花。这里看不到活的东西,除了在绿色的教堂墓地上,几头牛正在长满杂草的坟墓旁安静地休息,而且正好是在我曾经亲切怜爱的孩子的坟墓周围。孩子死去那年也是夏天,我在日出以前也同样看到了这幅场景。我看着这般熟悉的场景,突然大声地对自己说(就像我想的那样):“太阳还远没有升起呢,今天是复活节,是人们庆祝获得复活节第一批果实的日子。我要走出门去,今天要忘记往日的悲痛,因为空气凉爽、宁静,小山也高高耸入云端,林中空地如教堂墓地一般安静,还有那露水,可以洗去我额头上的温度,然后我就再也不会不快乐了。”之后我转身,好像是要去打开花园的门,我立刻在左边看见了大不一样的场景,但是梦境的力量还是把它处理得和周围事物看起来比较协调一致了。画面里是一番东方的场景,也是在复活节的一大早。在非常远的地方可以看见一个大城市的圆屋顶和穹顶,就像是地平线上的一个斑点。这个意象,或者说是一个模糊的抽象,可能是从我童年时候看过的某张耶路撒冷的图片中捕获的。离我不到一箭之远的地方,在一棵犹太棕榈树下,一个女人坐在一块石头上面。我仔细一看,那不是安嘛!她的眼睛正认真地注视着我。我最终开口对她说:“我到底还是找到你了。”我等着她开口,可是她一个字也没有和我说。她的脸庞还是我最后一次看见的那个样子。然而,也有多么大的变化啊!十七年前,路灯照在她脸上,我最后一次亲吻她的嘴唇(安,你的嘴唇对我来说是纯洁的),她泪眼婆娑。现在她脸上的眼泪已经擦掉了,她看起来比那个时候更漂亮,其他方面还是原来那样,并没有变老。她的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但是隐含着一种独特的庄严。我现在是带着一份敬畏注视着她。忽然之间,她的面容开始变得模糊,她起身转向高山,我看见一团雾气在我们之间翻滚而来。就在瞬间,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紧随其后的是沉闷厚重的一片漆黑。一眨眼的工夫,我已经远离了那些高山,又和安在牛津大街的路灯下一起散步了,就像十七年前我们还是没长大的孩子时那样。

下面,我要给你们讲最后一个梦境了,让我来说说1820年那个完全异质的梦吧。

这个梦是由一段音乐开始的,这段音乐我常在梦里听到,它是一段能够引起悬念的前奏音乐,就像是加冕仪式所奏圣歌的开篇。这样的音乐就像是一篇气势恢宏的进行曲,你能看见大队人马排成纵队整齐行进,能听到大部队数也数不清的脚步声。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天,充满危机,也充满了对人性的最后期冀。后来忽然出现了神秘的日食,一切陷入一片昏暗,在可怕的绝境中继续劳作。某个地方——但我不知道是在哪里,以某种方式——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方式,某些人——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进行着一场战斗、拼杀、挣扎,像一场壮观的舞台剧或者一部音乐作品在逐渐演绎、展开情节。可是我连原因、地点、来龙去脉和可能的结果都搞不清楚,无法对此产生共鸣。我像往常在梦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使自己成为梦里每一个情节进展的中心)一样,有力量,也没有力量,对此做出什么裁决。我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意志,是说在我能够把自己扶起来的情况下。我没有能力,是因为有二十个大西洋压在我身上使我动弹不得,或者说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罪恶感让我感到备受压制。“铅锤响起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声音都要深沉”,我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就像合唱一样,激情随之加深。某种更大的利益也面临危险,这是一项更伟大的事业。刀剑已经请命,号角已经吹响,这时忽然传来一阵警报。不计其数的逃亡者惊恐万分,慌乱中四处奔走。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什么原因。黑暗和光亮交织在一起,暴风雨和人的面孔互相切换。最终,我感觉到似乎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这时,我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形和容貌,她对我来说意味着我的全部世界。这个画面持续了一会儿,我握紧了双手,但一切还是结束了。接下来的是那令人心碎的分离,然后即是永久的告别。伴随着一声叹息——就像那位乱伦的母亲说出死亡这个令人憎恶的名字时,地狱的洞穴里发出的叹息一样,那个声音回荡在空气中。永久的告别!一次又一次地在耳边回荡——永久的告别!

我挣扎着醒来,大声喊道——“我再也不睡觉了!”

但是,现在,我不得不结束这个故事了,因为它的长度延伸得有些不尽合理了。如果再给我宽限些空间,我用过的素材还可能得到更好的呈现,而我没有用的素材也可以被有效地增添进去。但是,我想大概我讲得已经足够多了。剩下的事情就是要说一说恐惧感引起的冲突和斗争最后是如何出现转机的。读者们已经知道(从序言开端部分的第一段直到第一部分),这位瘾君子,用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办法,“在解开那条捆绑着他的该死的锁链,几乎都解到最后几个锁扣了”。那他是怎么解的呢?要是按照原来的打算来叙述这一部分的话,文字就会远远超过允许的长度限制。好在我有一个可以把这一部分加以略写的令人信服的理由。以一种更为成熟的观点来看,应该说我极其不愿意,用这些平实的细节,破坏人们对历史本身的印象,甚至(虽然这只是作为其次来考虑)破坏这些细节构成的故事所产生的效果,来博得这位未被确认的瘾君子的谨慎和良知。明智的读者应该把兴趣主要放在故事迷人的力量上,而不是故事中享受阵阵快感的主体。就像这个故事,其主人公应该是鸦片,而不是那位瘾君子,鸦片才应该是兴趣围绕展开的合情合理的中心。而讲述这个故事的初衷也在于展示鸦片的神奇效用,不管是为了获得欢愉还是去除病痛。如果这个初衷得以实现,这个故事也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有些人,一意孤行地坚持要问问这位瘾君子后来到底如何了,以及他现在的状况怎样,那么我就要做以回答。读者们知道,鸦片已经很久不能在阵阵快感上建立它的伟大帝国了,而唯有通过瘾君子试图戒断的尝试所带来的身心折磨来勉强保卫自己的领地。然而,不远离这个暴君,就会有别样的折磨伴随而至,也并不轻松,不戒掉鸦片就只能与罪恶相伴。所以,我还是应该选择戒除这条道路,因为不管这样做本身有多可怕,它总会给人以希望,期冀最后能够恢复到从前的幸福状态。一切看起来都是真实的,但这个良好的逻辑并没给作者足够的力量去付诸实践。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是危及作者生命的紧要关头了,也是危及比作者的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的紧要关头,尽管看起来作者的生活呈现出另外一种幸福。我预见到,如果我继续吸鸦片,我就一定会丢掉性命,因此我决定,如果戒除也同样痛苦,即使要死,也要死在对它的拼命摆脱中。那段时间我到底吸食了多少鸦片,我已经说不清楚了。因为我用的鸦片都是我的一个朋友为我买来的,后来,他干脆拒绝我付给他钱。所以我也根本弄不清楚那一年里自己到底吸了多少鸦片。但是,我知道,当时的用量非常不规律,每天的用量从五六十格令到一百五十格令不等。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吸食量尽快地降到四十、三十,直至十二格令。

我胜利了,但是,读者们,请不要以为我的苦难就此结束了,也不要想象我坐在那里垂头丧气、懒散怠惰的样子。实际上,四个月过去之后,我仍然焦虑紧张、苦恼不安、心悸心痛、精疲力竭。我曾搜集过一个(詹姆士一世时期)很无辜的受害者 [3] 对自己被绑缚刑架所遭酷刑的动人描述,我觉得自己现在就如他一样,备受折磨。与此同时,几乎任何药物对我都不起作用,除了一位著名的爱丁堡医生给我开的一种含氨酊剂的药以外。药物在我戒除鸦片的过程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我没有太多要讲的,即便讲出的那么一点点东西,也可能因为我本人对医药的无知,而导致对大众的误导。无论如何,这方面的东西不适合在这里讲。这个故事所包含的寓意和教训是要写给瘾君子们的,因此它的用途也必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如果瘾君子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会不由得害怕和发抖,那么这个故事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但是瘾君子们也有可能说,我的案例至少说明了,鸦片,即便在服用十七年,并且滥用八年之后,仍然可以被戒除掉。他可以在摆脱鸦片的过程中付出更大的努力,或者因为身体比我强壮,他也可以用较少的付出来获得同样的结果。事情可能会是这样,我不会想当然地拿自己的努力来衡量别人需要的付出。我衷心地希望他有更强的精力,希望他取得同样的胜利。但是,我在戒除的过程中有种外部动机,可能是别人所缺乏的。这个动机是个人力量所不能提供给一个被鸦片耗竭而虚弱无力的人的心灵的,它能够给我一种良知上的抚慰。

杰里米·泰勒猜测说,人的出生和死亡大概会招致同种程度的痛苦。我想有可能确实如此。在我减量服用鸦片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一种存在形式到另一种存在形式的转变。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死亡,而是一种身体的重生。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从那以后,我会不时地感到一种朝气蓬勃的恢复状态,虽然是在艰难的压力之下。这种压力,要不是我当时精神上的幸福感在支撑,可能会被我叫做灾难。

我从前的身体状况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些纪念。我的梦境并不是完全平静安宁的,时常还会有恐惧感涌现出来,暴风雨给我带来的焦虑不安也没有完全平息下去。在梦里安营扎寨的罗马军团正在撤退,但是没有完全消失不见。我的梦境依然喧闹嘈杂,就像我们的祖先从远处回望伊甸园的大门时看到的景象。那里依然(引用弥尔顿的绝妙诗行)——



挤满了可怕的面孔和杀气腾腾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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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读者们一定要记住我这里的“思考”作何解释,因为如果你不明白,它就成了—个非常自以为是的词了。近年来,在创造性和结合性的思考方面,英国出现了非常多的思想家,但分析性的、有胆识的思想家竟然少得可怜。一位知名的苏格兰人最近跟我们说,因为缺乏勇气,他不得不连数学都放弃了。

[2]  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国王,传说狄俄尼索斯曾赋予他点石成金的法力。——译者注

[3]  威廉姆斯·李斯阁:他的书(关于旅行等内容)写得不好,风格迂腐卖弄,但他对自己在马拉加的刑讯架上所遭受的折磨描述得却十分触动人心。

 

Thomas De Quincey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PENGUIN BOOKS GREAT IDEAS



TO THE READER. - I here present you, courteous reader, with the record of a remarkable period in my life: according to my application of it, I trust that it will prove, not merely an interesting record, but, in a considerable degree, useful and instructive. In that hope it is, that I have drawn it up: and that must be my apology for breaking through that delicate and honourable reserve, which, for the most part, restrains us from the public exposure of our own errors and infirmities. Nothing, indeed, is more revolting to English feelings, than the spectacle of a human being obtruding on our notice his moral ulcers or scars, and tearing away that 'decent drapery,' which time, or indulgence to human frailty, may have drawn over them: accordingly, the greater part of our confessions (that is, spontaneous and extra-judicial confessions) proceed from demireps, adventurers, or swindlers: and for any such acts of gratuitous self-humiliation from those who can be supposed in sympathy with the decent and self-respecting part of society, we must look to French literature, or to that part of the German, which is tainted with the spurious and defective sensibility of the French. All this I feel so forcibly, and so nervously am I alive to reproach of this tendency, that I have for many months hesitated about the propriety of allowing this, or any part of my narrative, to come before the public eye, until after my death (when, for many reasons, the whole will be published): and it is not without an anxious review of the reasons, for and against this step, that I have, at last, concluded on taking it.

Guilt and misery shrink, by a natural instinct, from public notice: they court privacy and solitude: and, even in their choice of a grave, will sometimes sequester themselves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f the churchyard, as if declining to claim fellowship with the great family of man, and wishing (in the affecting language of Mr Wordsworth)



-Humbly to express
A penitential loneliness.


It is well, upon the whole, and for the interest of us all, that it should be so: nor would I willingly, in my own person, manifest a disregard of such salutary feelings; nor in act or word do anything to weaken them. But, on the one hand, as my self-accusation does not amount to a confession of guilt, so, on the other, it is possible that, if it did , the benefit resulting to others, from the record of an experience purchased at so heavy a price, might compensate, by a vast overbalance, for any violence done to the feelings I have noticed, and justify a breach of the general rule. Infirmity and misery do not, of necessity, imply guilt. They approach, or recede from, the shades of that dark alliance, in proportion to the probable motives and prospects of the offender, and the palliations, known or secret, of the offence: in proportion as the temptations to it were potent from the first, and the resistance to it, in act or in effort, was earnest to the last. For my own part, without breach of truth or modesty, I may affirm, that my life has been, on the whole, the life of a philosopher: from my birth I was made an intellectual creature: and intellectual in the highest sense my pursuits and pleasures have been, even from my school-boy days. If opium-eating be a sensual pleasure, and if I am bound to confess that I have indulged in it to an excess, not yet recorded * of any other man, it is no less true, that I have struggled against this fascinating enthralment with a religious zeal, and have, at length, accomplished what I never yet heard attributed to any other man - have untwisted, almost to its final links, the accursed chain which fettered me. Such a self-conquest may reasonably be set off in counterbalance to any kind of degree of self-indulgence. Not to insist, that in my case, the self-conquest was unquestionable, the self-indulgence open to doubts of casuistry, according as that name shall be extended to acts aiming at the bare relief of pain, or shall be restricted to such as aim at the excitement of positive pleasure.

Guilt, therefore, I do not acknowledge: and, if I did, it is possible that I might still resolve on the present act of confession,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service which I may thereby render to the Whole class of opium-eaters. But who are they? Reader, I am sorry to say, a very numerous class indeed. Of this I became convinced some years ago, by computing, at that time, the number of those in one small class of English society (the class of men distinguished for talents, or of eminent station), who were known to m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s opium-eaters; such for instance, as the eloquent and benevolent ——,the late dean of ——; Lord——; Mr——, the philosopher; a lat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who described to me the sensation which first drove him to the use of opium, in the very same words as the dean of——, viz. 'that he felt as though rats were gnawing and abrading the coats of his stomach') ; Mr——; and many others, hardly less known, whom it would be tedious to mention. Now, if one class, comparatively so limited, could furnish so many scores of cases (and that within the knowledge of one single inquirer), it was a natural inference, that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England would furnish a proportionable number. The soundness of this inference, however, I doubted, until some facts became known to me, which satisfied me, that it was not incorrect. I will mention two: 1. Three respectable London druggists, in widely remote quarters of London, from whom I happened lately to be purchasing small quantities of opium, assured me, that the number of amateur opium-eaters (as I may term them) was, at this time, immense; and that the difficulty of distinguishing these persons, to whom habit had rendered opium necessary, from such as were purchasing it with a view to suicide, occasioned them daily trouble and disputes. This evidence respected London only. But, 2. (which will possibly surprise the reader more,) some years ago, on passing through Manchester, I was informed by several cotton-manufacturers, that their work-people were rapidly getting into the practice of opium-eating; so much so, that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the counters of the druggists were strewed with pills of one, two, or three grain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known demand of the evening. The immediate occasion of this practice was the lowness of wages, which, at that time, would not allow them to indulge in ale or spirits: and, wages rising, it may be thought that this practice would cease: but, as I do not readily believe that any man, having once tasted the divine luxuries of opium, will afterwards descend to the gross and mortal enjoyments of alcohol, I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ose eat now, who never ate before;
And those who always ate, now eat the more.


Indeed the fascinating powers of opium are admitted, even by medical writers, who are its greatest enemies: thus, for instance, Awsiter, apothecary to Greenwich-hospital, in his 'Essay on the Effects of Opium' (published in the year 1763), when attempting to explain, why Mead had not been sufficiently explicit on the properties, counteragents, &c. of this drug, expresses himself in the following mysterious terms(φων ντα συνετο σι) ; [sayings 'that speak to the wise'] 'perhaps he thought the subject of too delicate a nature to be made common; and as many people might then indiscriminately use it, it would take from that necessary fear and caution, which should prevent their experiencing the extensive power of this drug: for there are many properties in it, if universally known, that would habituate the use, and make it more in request with us than the Turks themselves : the result of which knowledge,' he adds, 'must prove a general misfortune.' In the necessity of this conclusion I do not altogether concur: but upon that point I shall have occasion to speak at the close of my confessions, where I shall present the reader with the moral of my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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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yet recorded ,' I say: for there is one celebrated man of the present day, who, if all be true which is reported of him, has greatly exceeded me in qua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