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腓力辞之一:驳马克·安东尼

众位元老院议员,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对当前政局中的一些情况做出评论。但在此之前,我要简单地解释一下我离开以及再次返回罗马的原因。

只要国家仍有望回到你们的掌控和权威之下,作为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我决心坚守自己的岗位。因此,自从我们被召集到忒路斯神庙集会的那天起,我便从未离开,也从未将视线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在神庙中,我尽自己所能去为和平做准备。对于雅典人所创古老先例的成员们,我在演说中运用了当年希腊用来平息内乱的言辞提醒他们,并建议大家永远忘记所有的内部纷争。

马克·安东尼那天的演讲精彩绝伦,他的本意也是善良的。事实上,正是他和他的孩子们让我们伟大的同胞有了实现和平的可能。接下来的事情与开端的方向一致。他邀请政治首脑到自己的家中商讨国事,并向元老院提出优秀的建议。那个时候,除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以外,并没有从盖厄斯·恺撒的记事本中发现其他事情。安东尼非常坦率地回答了所有问题。有流放者被召回吗?他说,有一个被召回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人。有没有豁免税务?他回答,没有。他甚至希望我们接受杰出的赛维厄斯·苏佩修斯的提议:从三月中旬起,不再实施恺撒的任何法令或其施加的任何恩惠。不过,我想说说马克·安东尼那项特别的法令,其他众多优秀的法令就先略过。毫无疑问,在他的管理之下,篡夺君权的独裁政权被彻底废除了。他希望元老院能够通过自己提出的法令草案。在草案被选读之后,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他的提议,并投票对他表示高度的赞扬。我们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因为我们不仅摆脱了曾经奴役我们的暴政,也从对暴政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虽然过去常有受法律认可的独裁者,但近来的独裁专政给人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然而马克·安东尼废除了整个独裁政府,向全国人民有力地证明了他希望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此外,几天后,在盗用马里厄斯这个名字逃亡的奴隶被处死并拖走后,元老院也从杀戮的危险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安东尼和他的同僚一起完成的,后来的一些事则是多拉贝拉独自实施的,但我确信,要不是他的同僚不在,这些事也会由两个人共同完成。那时,一个最危险的问题正潜入这座城市并逐渐扩散。那些曾为恺撒组织和举办葬礼的人正在广场上为其建造墓碑。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无赖和像他们一样的奴隶聚集在一起,威胁和破坏着城里的住宅和神庙。但是当多拉贝拉摧毁那可憎的石碑后,这些放肆无礼的戴罪奴隶以及与他们为伍的那些可恶的、臭名昭著的自由民便步入了穷途末路。他的行动如此坚决果断,我对这一行动和后续行动之间的差别感到震惊。

6月1日是我们集会的固定日期,你们在这里就能发现所有的事情是如何改变的。任何事都不再通过元老院就直接实施,许多重要措施直接由人民议会通过,而其他措施居然不咨询议会的意见甚至违背其意愿。当选的执政官称他们根本不敢踏入元老院半步。同样地,尽管执政官在公共集会以及私下交谈中对那些解放者们赞赏有加,但解放者们却恰恰被那些他们曾经解放的城市所驱逐。除此之外,退役军人们要求拥有老兵的权利。元老院对此非常担心,因为那些人不仅想要保留已有的利益,并且在受到怂恿之后又觊觎新的权益。

我发现,听说这些事情的发生远比亲眼目睹其发生要让我好过一些。再者,我被赋予特殊使命而出游。正是这样,我离开了罗马并且打算在接下来的1月1日返回,因为这似乎是元老院有可能举行集会的最早日子。

元老院的议员们,这些就是我离开的原因。现在我要简单说明一下我回来的理由,我的返回无疑更加使人意外。我避开了布林迪西和去往希腊的一般路线——这是唯一的明智之法,并在6月1日抵达了锡拉库扎,因为我听说从那里进入希腊的通道畅通无阻。虽然我与这座城市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但是我却不愿意在那里多耽搁一晚,尽管它也希望我留下来。因为我担心如果我多逗留的话,我对那里朋友的突然造访会引起某些怀疑。因此,我继续前行到达利吉姆的一个海角地区留科佩拉,在那里乘船前往希腊。

但是没走多远一阵南风就把我的船吹回登船之处。那时候已是深更半夜,我待在朋友的家里,与帕布利厄斯·华勒流斯在一起。第二天,正当我在那里等待,希望会有利于出行的海风时,一些利吉姆人来探望我,他们中有些人刚刚从罗马回来。我从他们那里第一次得知了马克·安东尼的演说。读完这篇演说之后我非常高兴,第一次开始考虑要返回罗马。不久之后就传来了布鲁特斯和卡修斯的宣言,在我看来这是公平的典范,或许因为我尊重他们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是国家领导而不仅仅是我的朋友。但是,传达好消息的信使们往往喜欢添油加醋,以便使他们的好消息更受欢迎。因此,那些人还告诉我有一项协议即将缔结;8月1日将会召开元老院全体会议;安东尼会撤销他那些邪恶的顾问,并辞去他在高卢行省的职务,重新效忠于元老院。

听到这些消息,我是那么地渴望回国,任何船桨和大风都无法满足我急切的心情,并不是我觉得自己无法及时到达,而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向元老院表示祝贺。在尽快赶到韦利亚之后,我见到了布鲁特斯,但这次见面让我感到悲伤。因为对我来说,在布鲁特斯离开这个城市之际我却想要回去,我可以在那里安稳地生活而他却不能,这样的事实让我感到羞愧不已。然而,我发觉他并没有像我一样沮丧,因为他为自己崇高而伟大的行为感到骄傲,他也不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抱怨,更多地是为你们的命运感到担忧。

正是在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卢修斯·皮索8月1日在元老院的演讲。布鲁特斯说那些本该支持皮索的人大都没有支持他,不过他认为皮索所做的努力无疑是非常崇高的。这是最权威的观点,也是我根据后来与我交谈过的人所做的正面评价得出的结论。因此,我急忙赶回去对他施以援手。但我并不是要去成就些什么,因为我从没有这样的期望,事实上也没有做成过什么。但如今,很多违背自然规律和命运常理的事情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为了以防那注定的厄运降临在我身上,我现在就表达出自己对祖国的感情,并以此为证表明我将永远致力于为国家谋取福利。

好了,众位议员,这些就是我离开又回到罗马的原因,相信我的解释能让你们满意。不过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在谈论政事之前就安东尼昨天对我的不公平待遇表示抗议。我是他的朋友,而且由于他曾经帮助过我,我一直在维护我们的友谊。但我不明白他强拉硬拽着让我参加昨天的元老院会议时,为什么表现得那么不满。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缺席吗?还是出席人数比以往都少?又或者是会上讨论的事情已经严重到有必要像过去那样连病人也要抬去参加商议?难道说汉尼拔已经兵临城下了?还是说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与皮拉斯的和平问题?而根据历史记载,在这种情况之下,年迈失明的阿皮乌斯是自己去元老院参加会议的。但是,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公开谢恩仪式的相关事宜,这样的事情从来都不缺乏参会议员,也无需安保措施来确保议员们的出席,因为他们热切地想要对接受这份荣誉的人表达自己的善意。同样地,当胜利成为讨论的话题时,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下,执政官对议员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参加会议漠不关心。

我知道这种惯例,况且当时我旅行疲惫,身体欠佳。因此,出于友谊,我差人通知了安东尼。结果正如你们所听到的那样,他竟然说要带人来把我的房子拆掉。他这样显然是脾气恶劣、口无遮拦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过错竟需如此苛刻的惩罚?他竟然在议员们面前说要动用政府的力量去拆掉一栋房子,并且这个房子是在元老院的支持下利用公款建造的。从未有人对一名元老院的议员实施如此严厉的处罚。事实上,曾有过的惩罚也只有没收财产或罚款而已。此外,如果他知道我在会议上将要发表的意见,相信他绝不会坚持如此强硬的态度。

众位议员,你们可能没有料到我会支持你们昨天极不情愿通过的那项法令,因为它将谢恩仪式和祭奠死者的祭祀混淆在一起,在国家的宗教仪式中掺杂了亵渎神明的程序,因此变成了为纪念死者而颁布的谢恩法令。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就算是仅凭一己之力将国家从专制统治中拯救出来的著名之士——布鲁特斯本人,并且即使他的后代在近五百年里也传承了这一崇高的英雄主义,也没什么能使我将任何已故之人和不朽的神明相提并论,并为其举行公开的谢恩仪式,因为本应通过祭祀就可让其获得相应的荣耀。但是,如果这个国家发生了重大灾难,譬如战争、瘟疫或饥荒,那么罗马人民就会认为我的投票是正当的,因为虽然有些灾难已经发生了,而另一些也有可能即将降临。然而事实上,关于昨天的法令,我能做的也只有请求神明宽恕那些无论如何都不同意这一举措的罗马人民,同时也宽恕极不情愿通过这项法令的元老院。

接下来,我可以对我们国家政治上一些其他的弊端发表看法吗?我认为我有自由(并且始终应该有自由)捍卫我的观点,视死如归,永不改变。只要我能来到这个地方,就会不顾一切危险,畅所欲言。

元老院的议员们,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参加8月1日的元老院会议啊!并不是说我参加这个会议有多大的用处,但至少也不会像当时那样——只有一个执政官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国效力。最得罗马民心的执政官们竟然不支持卢修斯·皮索那着实优秀的提案,多么悲哀啊!难道罗马人民推选我们成为执政官就是为了这种悲哀的结果吗?难道我们享受着国家给予的高官厚禄却可以完全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吗?没有任何一位前任执政官在言辞、甚至是神情上对卢修斯·皮索予以支持。

该死!你们一定要自愿为奴吗?我承认一定程度的奴性向来是无法避免的。我也承认,我的批判没必要不加区别地针对每一位执政官,因为我能分得清哪些人保持沉默可以被原谅,而哪些人有义务开口讲话。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后者已经遭到了罗马人民的怀疑,而这更多不是因为他们的恐惧——虽然恐惧本身是可耻的,而是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当然是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在其位却不谋其政。

因此,我首先要向皮索表达我最深的谢意。他没有因为为国家谋福利受到阻碍而气馁,而是想着自己有责任为国家做些什么。元老院的议员们,接下来我再谈谈我的另外一个观点。我觉得你们可能不太敢对我即将向你们提出的观点和做法予以支持,但我请你们继续仁慈地听下去,就像到现在为止你们一直在听的那样。

首先,我认为我们应当保留恺撒的法令。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赞成这些法令。有谁会赞成呢?当然没有!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和平安定非常重要。我希望马克·安东尼今天能够在场,但是他的顾问团最好别来!不过我想他有权身体不适,虽然他昨天不允许我身体不适。如果安东尼在这里,他会跟我说,确切地说,他会对你们这些元老院的议员说他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捍卫恺撒的法令。而我想说的是:安东尼依仗自己的权威提出的那些恺撒草草记录在他杂乱的备忘录、随笔和记事本上的法令,甚至有些都不是恺撒本人撰写而是引用的法令我们就要通过,而那些恺撒刻在铜器上用以维护国家议会的法令和明确的法律却要完全被无视吗?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恺撒法令中不可更改的成分,就像恺撒提案中被采纳成为法律的那些一样。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他曾对某人做出承诺,但自己却没有能力兑现,那么这也得视为不可改变的事情吗?事实上,恺撒一生中做出的很多承诺都没有履行。人们在他死后发现,恺撒众多没有实现的诺言甚至超过了他有生之年所做的所有贡献。

但是,我绝不打算改变,甚至是触及这些承诺。相反地,我极力捍卫他那些优秀的法令。例如,我衷心希望那些在奥普斯神庙所筹集的钱还在那里。虽然这些钱沾满了鲜血,不过因为现在已经不能物归原主了,所以我们还可以好好利用这些钱。但是如果恺撒的法令对这些钱财做出相关规定,那只好忍受其被浪费掉。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来说,他所倡导的法令就会成为最重要的法律。比如,一提及盖厄斯·格拉古的法令,人们就会想起塞姆普罗尼阿斯法,一说起苏拉法令,人们就会想到高奈留法。或者想一下庞培第三次担任执政官——那时通过了什么法令?当然是庞培自己的法律了。如果让恺撒来谈谈他在罗马公民生活中的法令,他会回答说自己引进了许多一流的法律。但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那些笔记要么当作是临时的、需要修改的,要么就根本不整理出来,就算是整理出来也不会将其当作自己的法令。不过,这一点正是我在某些情况下所认可和默认的。但是只要恺撒的那些法律涉及最重要的问题,我绝不容忍将其废除。

就拿这条法律来说,它规定前执法官在其执政行省出任总督的任期不得超过一年,而前任执政官任期则不超过两年。这条法律非常有用,意义重大,也正是罗马在其鼎盛之时所需要的东西。如果这项法律都被废除了,还何谈恺撒法令的保留?再者,那条有关第三种陪审员的法案否定了恺撒所有有关陪审员的司法法令。你既说要捍卫恺撒的法令,又为何要将他的法律废除?那些恺撒匆匆写在笔记本上帮助自己记忆的东西——不管它们多么不公平、无用——都必须被视为法令,而那些在百人会议上通过投票的提案却不包含在法令之中,这究竟是什么逻辑?

新的第三种审判员究竟是什么?“它是由百人队队长组成的”,安东尼说。朱利叶斯法案以及之前的庞培法案、奥勒留法案已经授予了他们担任陪审员的权利,难道不是吗?的确如此,但这不仅仅是针对百夫长,也包括骑士。所以,昔日那些极其勇敢并且威望极高的军队指挥官们,他们至今一直都可以担任陪审员一职。“但是,这些人都不是我所说的。”他接着说道,“我想让每一位曾经担任过百人指挥官的人都能成为一名陪审员。”不过,就算是将这个原则应用于每一位骑士——毕竟骑士相比百夫长更为尊贵一些——也毫无说服力。因为当你任命一个陪审员的时候,最好的依据就是他的财产和地位。“但是,我对这些限制一点兴趣都没有。事实上,我希望能从另一些人中任命陪审员,比如‘云雀军团’中的士兵。否则的话,那些拥护我们的人会觉得我们在欺骗他们。”安东尼说。但是对于你想纳入审判席的那些对象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侮辱啊(虽然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点)!因为这条法律意味着第三种陪审员中有人不敢做出公正判决。哦,天哪!制定这条法律的人犯下了多么严重的一个错误啊!事实上,那些出身平凡的陪审员会努力使自己摆脱低微的地位,他们认为只有做出最严格的审判才能使自己从原本普通的陪审员晋升为更高一级的陪审员。

另外一条已经公布的法律规定:那些实施暴力或犯下叛国罪的人有权向议会申请上诉。我想问你,这究竟是一条法律,还是对其他法律的废除?不过,不管怎么样,当下还有谁在意这条法律的保留与否呢?事实上,现在根本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触犯那些法律(暴乱罪或叛国罪)而受到审判。并且,我认为将来也不会有,因为很显然那些手持武器的罪犯根本不会被带上法庭。

但是,据我们所知,这项法案很受欢迎。如果你的想法真的很受欢迎,这的确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就我们的现状而言,罗马公民一致认为国家政治上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你对提出一项本质上不受大家欢迎,并且必定会败坏你声誉的法案如此热情。一个人因为对罗马人民犯下了暴乱罪和叛国罪被定罪后,随后却又让他可以再次犯下同样的罪行,还有比这样的法案更可耻的吗?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项法案上继续浪费口舌,因为很明显,它真正所担心的根本就不是能否上诉;它的目标,也就是你推出这项法案的目标是防止任何人受到法律的制裁。有谁见过一个原告会傻到将自己置身于被告花钱雇来为自己辩护的众敌之中,或者有谁见过一个法官会冒着被别人收买的一伙恶棍伤害的危险而判处一个人有罪。

不,这项法案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赋予人们上诉的权利。相反地,这是对两个非常有益的法律和法庭的废除。换句话说,它能直接诱导年轻人发动暴乱、扰乱治安、危害社会。当审判暴乱罪和叛国罪的这两个法庭被废除后,我们根本不敢想象这会让那些激烈的护民官做出什么样的毁灭性举动。此外,这项法案也是对恺撒法律的废除,后者规定:禁止犯下了这两种罪行的罪犯在审讯期间进食。毫无疑问,如果这些罪犯可以申请上诉,那不就等于直接宣布废除恺撒的这些法令了吗?众位议员们,就我个人而言,我绝对不会支持恺撒的法令,但是为了国家的团结,我们应该好好地维持这些法令。因此,我不主张在这个时候废除恺撒的法律,这不仅包括他生前所提出的,也包括你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些在他死后公布的。

诚然,是一位死者召回了那些流亡犯;也是一位死者授予了人民公民权,这不仅仅是针对个人,也面向整个民族和行省;同样地,也是一位死者通过无数的赦免取消了众多税收。虽然这些法案都是在恺撒一人的权威(无可否认,这权威举足轻重)之下保证实施并且出自他本人之手,可是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来捍卫这些法案。恺撒曾亲自当着我们的面宣读、公布并提出这些议案。他极力倡导这些有关行省和法庭的法律,因为他认为这与我们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如果我们都同意这一点,那又怎么能同时要求废除这些法律呢?当法律被公布的时候(就像恺撒的那些一样),如果我们愿意,至少还有机会来抱怨一下。但是,对于那些只能根据传闻才知道已经被通过的法律,我们连抱怨的机会都没有。安东尼提出的那些法律没有任何事先的公示就得以通过,我们甚至连草案初稿都没见过。

的确,元老院的议员们,如果我们有好的保民官,那么我或者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根本没必要担心一些不好的法律会被采纳。事实上,我们的确拥有这样的保民官,他们随时准备否决那些不好的提议,履行他们的神圣职责来保卫国家。所以,我们也应该无所畏惧。安东尼问:“这个否决指什么?你们所说的神圣职责又是什么?”自然是否决权和那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职责。安东尼说:“我们觉得那些一点都不重要,那都是过时的、愚蠢的。我们应该在广场的讲坛设禁,封闭它的所有入口,并派军队在多处驻守。”

我猜想,以这种方式确定的结果将会成为法律。然后,你会命人在铜碑上刻上这些法律条文“根据法律,执政官有权向人民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这和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提出问题的权利一样吗?后面继续刻着“并且人民有权通过提案”。什么样的人民?那些被隔离在外的人民吗?凭借什么样的权利?是那些被武装暴力废除的权利吗?

这些评论都可以当成以后的指导,因为作为一个朋友就应该对那些可以避免的不幸事先提出警告。如果这些不幸一直没有发生,那么我的评论自会受到驳斥。但是,现在我所谈论是不久将正式公布的议案。你可以提出任何提案,没有人能够阻止你。但就我而言,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那些可能存在的缺点,并要求你来废除它,也就是说,我会批判武装暴力并要求你来消灭它。

多拉贝拉,我提出这些建议完全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希望你们执政官不要对此感到生气。不过,我不认为你会生气,因为我知道你的脾气很好。但是,据说你的同僚——马克·安东尼生气了。因为他沉溺于当前的情境之中,认为自己很幸运(说的委婉一点吧!我觉得如果他能像他的祖父和舅舅那样担任执政官,那么他会更幸运)。我明白,当一个手持武器之人对你发起进攻,特别是他的武器可以使自己免于受罚之时,这确实让人感到很不快。但是,我要提出一个约定,虽然它看起来对我很公平,不过我相信安东尼不会反对。约定的内容是:如果我对他的私生活或道德品行做出了任何侮辱性的评论,我对他将我视为死敌没有任何异议。另一方面,如果我只是遵循自己处理政务之时的习惯,坦白地说出自己对一些国家事务的看法时,首先,我希望他不要因此迁怒于我;其次,如果他非要迁怒于我,我希望这种不满仅限于两个公民之间。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如果有必要他一定会雇佣武装警卫来保护自己,但是千万不要让他们伤害那些正在对国家事务发表观点的人。还有比这更好的建议吗?不过,就像他的一些朋友对我所说的那样,任何违背了他意愿的言辞都会让他感到不快,即使对他没有任何侮辱。那么,我们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忍受我们朋友这样的性情了。但是,安东尼的这些亲信还告诉我:“作为恺撒的反对者,你不会得到像他的岳父庇索那么多的宽容。”同时他们也警告我,这个警告我永远不会忘记:“用生病作为缺席元老院会议的理由对我来说根本没用,除非是死亡这个更好的借口。”

多拉贝拉,我亲密的朋友。天知道,当我看到你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根本无法对你们俩所犯的错误保持沉默。你们每个人都是心怀崇高理想的尊贵之士。我不会和那些极易受骗的人一样认为你所追求的是钱财,因为那向来都是拥有极高地位和声誉之人所藐视的东西。我更不相信你所追求的是通过暴力获得财富或者是不为罗马人民所容忍的权力。相反地,我深信你们所追求的是同胞的热爱和良好的声誉。这样的声誉是通过高尚的行为和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所赢得的,是被国家领导和普通民众所认可的。多拉贝拉,我想更加深入地讨论崇高行为回报这一主题,因为我看到近年来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与别人相比,并不是很深刻。

你还能想起此生中比那天更愉快的日子吗?在回家之前,你清理了广场的讲坛,驱散了那群亵渎神明的恶棍,惩罚了那些罪魁祸首,拯救这座城市于焚毁和屠杀的危难之中。所有人,不管他们是什么等级、什么家族都向你表示赞扬和祝贺。事实上,更有一些忠诚的公民以你的名义向我表示感谢和祝贺,因为他们相信你的行为受到了我的影响。多拉贝拉,请你回头想想!剧院里所有观众抛开以往对你的敌意,全都为你喝彩的时候,这是不是说明你那时的行为已经化解了他们以前对你的种种怨恨呢?

但是,在赢得如此美誉之后,你竟然冷漠地将其放置一边。多拉贝拉,这着实让我感到十分的悲痛!

至于你——马克·安东尼,虽然你现在不在这里,但我还是对你有一个请求。元老院在忒路斯神庙开会的那天应该是你最愉快的日子吧!虽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有很多人都(当然,这些人和我不同)认为你很愉快,不过再也没有什么比那天更能让你幸福吧!那天你发表的有关国家团结的演讲是多么精彩绝伦啊!当你抛开对另一位执政官的敌意,忘却你作为罗马的占卜官时所宣布的不利于他选举的征兆,也就是当你第一次接受他作为你的同僚时,你将自己襁褓中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到卡皮托利山,是你,让众多退伍军人不再为自己的处境担心。事实上,也是你,让整个国家从焦虑中解放出来。不管是元老院,还是罗马人民有谁不觉得那是最愉快的一天呢?那天所聚集的罗马人民比以往任何公共集会都要多。在那个时刻,我们似乎终于可以肯定那些最英勇的公民为我们带来了自由,他们的目标似乎也已实现,自由终会为大家带来和平。

在接下来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以及随后的每一天,你一直在为国家做新的贡献,而其中最伟大的一项就是你对独裁者头衔的废除。你让恺撒这个名字成为恶贯满盈的代名词。在过去,根据曼利厄斯家族的规定,鉴于马库斯·曼利厄斯所犯的罪行,禁止任何曼利厄斯家族的人取名为马库斯。同样的道理,出于大家对这位独裁者的厌恶,你废除了独裁者这一头衔。

但是,在你为国家做出了这些杰出的贡献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你是不是对自己获得的这些好运、荣誉和声望感到后悔?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快?我绝不相信金钱就是你堕落的缘由。别人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吧,我们可以选择不相信他们。况且,我从来没有发现你的品格有什么卑劣之处。的确,有时候一个人堕落是受到了周围人的影响,但我很清楚你意志坚强,不会受其影响。我只是遗憾,虽然你是无罪之身,但还是不免遭人怀疑。

但是比起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我更担心你可能会无视通往光荣的正确之路。你真的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权力高于其他任何人,别人都畏惧你而不是敬爱你,这就是荣誉吗?如果这是你的真实想法,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真正的荣誉是别人对你爱国之情的赞赏,是别人对你的尊敬和热爱;相反地,让别人感到害怕和讨厌恰好是虚弱和危险的表现。这在那部戏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戏中有人说“倘若他们害怕,那让他们憎恨也无妨”。正是这一想法使他走向了毁灭。马克·安东尼,如果你能时刻以你的祖父为榜样,结果将会大有不同。你曾多次听我详细地讲述他的事迹,你觉得他会通过武装力量来震慑人民从而使自己永垂不朽吗?当然不会!对他而言,自己的生命以及事业的飞黄腾达与其他人的自由同样重要,并且他让人更为敬重的一点是将别人的自由看得更为重要一些。现在我不想再谈论他那些辉煌的成就,我想说的是,虽然他的生命最终以悲剧收尾,被卢修斯·秦纳残忍地杀害,但是相比于残暴的秦纳,他的结局要更好一些。

不过,我觉得自己所说的话对你没有任何作用。如果连盖厄斯·恺撒的结局都不能对你有所启示,不能让你期待人民的热爱而不是恐惧,那么任何人的话都对你没有影响。那些羡慕恺撒的人都受到了极大的误导。因为,当一个人被残暴地杀害而凶手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获得了至高的荣誉时,那么任何人也就没有幸福可言了。所以我恳求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想想你的祖辈们,好好来治理我们的国家吧!让我们的同胞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愉快,因为没有人民的爱戴,幸福、声望和安全根本无从谈起。

罗马同胞已经对你们提出了很多警告,但我仍担心这不会引起你们足够的重视。想想无数市民们在观看角斗表演时的呐喊,想想那些广为流传的口号,想想庞培雕像前那些无尽的欢呼,想想反对你们的那两名保民官吧!这些都充分表明了罗马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还有,想想那些阿波罗赛会上的掌声,或者我应该称之为全体罗马人民的证词和审判,这些难道都不能引起你的重视吗?虽然有的人因为武装暴力的阻止不能到场,但事实上他们到了,因为他们活在罗马人民的心中,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啊!不过,你真的以为那些掌声是献给戏剧家阿基厄斯的吗?是他那部悲剧在第一次表演后迟来了六十年的奖励吗?当然不是!人们的掌声和鼓励都是献给布鲁特斯的。虽然他不能出席这个展示着他名字的赛会,但是见证了那场华丽表演的罗马人民仍然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表达了对他深深的感谢,并且以热烈的掌声和不断欢呼来纪念这位不能与他们同在的解放者。

我自己一直都鄙视为那些沽名钓誉之人所响起的掌声。同样地,即使这些掌声来自全体人民,同时来自最高阶层、中间阶层和最低阶层;当那些过去常常随波逐流的政客忽然做出一反常态的事情之时,这时的掌声在我看来根本不是赞赏,而是一种裁定。

如果你觉得这无关紧要——虽然事实上很重要,那么你是不是也认为罗马人民迫切渴望奥鲁斯·希尔提厄斯恢复健康也是微不足道的?罗马人民如此敬爱他,他的朋友如此关心他,他的家人如此珍爱他,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现今在他生病之际,历史上还有谁能像他一样让所有人为其担心,为之牵挂?从来没有人享受过这种待遇。难道你从没想过,那些深切地关心着自己心中执政官生命健康的人也会想到你吗?

元老院的议员们,我已经得到了我返回罗马想要的奖赏,因为我今天向你们所表达的观点保证了今后无论发生了什么,大家都会了解我的决心。并且,谢谢大家仔细、和善的聆听。在对我和你们都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如果我还可以进一步发表自己的看法,那么我将竭尽全力来利用这些机会。如果没有机会,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为国家服务。此外,我认为我已经活得很久了,不管是从时间的流逝还是名誉的获得来说。如果我还可以活得更久一些,那么像之前一样,我不会为自己,相反地,会为了你们,为了罗马而活。

驳自由之敌(反腓力辞之二:驳马克·安东尼)

众位元老院议员,为什么我的命运会是这样?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每一个国家的敌人同时也都视我为敌。不用我说出他们的名字,你们都知道我说的是谁,不过他们所受到的惩罚比我所希望的还要严厉。

安东尼,你正在步那些人的后尘。但让我吃惊的是那些人的遭遇竟然没有使你心生怯意。当那些人将我和罗马同时视为敌人的时候,我并没有太过惊讶,因为他们没有将我单独列出作为他们的敌人。或者说,出于爱国的原因,我主动将他们每一个人视为敌人。但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即使是在言语上也没有。然而,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你却狠狠地羞辱了我。就算是喀提林本人也没有这么可恶,即使是帕布利厄斯·克劳狄厄斯也没有这么疯狂。很显然,你觉得只有与我断绝关系才可以结交那些声名狼藉的家伙。

你在采取这一行动时是不是非常蔑视我?然而就我现在的生活、名声和品格而言,我不认为其中有什么能被你所诟病。当然,安东尼也不相信自己能在元老院里成功地将我贬低,这是因为虽然元老院经常会赞扬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但事实上元老院真正赞美过的人只有一个。那人使元老院绝境逢生,而我恰好就是此人。也许,安东尼是想在演讲方面与我一争高低?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多么的慷慨啊!因为他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主题——既能为自己辩护,又可以将他批判,难道还能有比这更丰富、更具有吸引力的主题吗?当然不是!很明显事实是这样:只有与我为敌,他才有机会向那些和他一样的人证明自己是罗马的敌人。

在对安东尼的其他指控做出回应之前,我想在“是我破坏我们之间友谊”这个问题上谈谈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认为这是最严重的指责。他对我曾在诉讼中发表对他不利的讲话表示不满。但是,我当然得支持我熟悉的朋友,反驳那些和我没有关系的人。况且,我朋友诉讼对手的支持者只是贪图他的美色,并不是看重他的品行。由于那位支持者通过一些不齿的行为来操控投票,导致我的朋友没有得到公正的结果,所以我才不得不参与这场诉讼。但是,我知道你提起这件事的原因。你想提醒所有人你是前奴隶——昆塔斯·法迪厄斯的女婿,你的孩子是一个前奴隶的外孙,从而使你在底层社会左右逢源。

此外,你声称为了得到我的教诲常来我家拜访。如果你真的那么做了,你的名声和道德会比现在高很多,但是你没有。即使你自己想这么做,盖厄斯·斯克里波尼厄斯·库里奥也决不允许你这样做。接着,你又说为我着想,放弃担任占卜官候选人。这纯属胡扯八道,简直太厚颜无耻了。那时候,整个占卜团都希望我能担任占卜官一职,并且庞培和昆塔斯·霍腾西厄斯将我提名为候选人(只允许两个人来提名)。除非你发动革命,否则你根本不可能成为候选人。况且那个时候库里奥也不在意大利,你根本无法成为一名占卜官。就算你后来参加竞选,如果没有库里奥的帮助你连一个部落的选票都没有。事实上,他那些朋友还是疯狂地为你拉选票,最后竟因实施暴力而在法庭上被判罪。

虽然你不承认,但你确实帮了我。当然,我一直都承认你所说的那些事实。不过对我来说,承认自己蒙受你的恩情要比让那些不知原委的人把我当作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要好得多。然而,你对我的帮助就是——你没有在布隆迪西杀我——不是吗?不过,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敢杀我,因为我已经奉命要返回意大利。下达这道命令的正是那位征服者,而你恰好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了他的众匪之首,你敢违背他的命令吗?

不过,就算假设你可以杀我。众位元老院议员们,这就是那些帮匪之徒所谓的帮助。他们无权处决某人,因此便吹嘘放过他一马。如果这是一种真正的恩惠,那么那些在得到恺撒饶命之后却反过来将其杀掉的人就不该被视为伟大之人,但是你自己为什么要将他们视为崇高之士呢?事实上,虽然这种行为与恐怖犯罪仅一步之遥,但绝不能被当作是一种恩惠。当你对我施以此种“恩惠”的时候,我不会因为你没有杀我而感到喜悦,反而对你可以这样做却又能免于惩罚而感到悲伤。

不过,就让我们把这当成一种恩惠吧,就算是一个匪徒所能给予的最大恩惠。但是,你为什么将我称作忘恩负义之人?难道我对我们国家的衰落表示不满是错的吗?你把这当作忘恩负义的一种表现。我承认,我的抱怨里充满了悲伤与不幸。但是如果一个人和我一样位居于此,担任着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所授予的职位,都会有这样的反应。况且,我的言语向来都是有所节制、非常友好,决不会侮辱别人的。当然,我在对安东尼抱怨的时候也是有所节制,没有半点侮辱的意思。

安东尼,罗马现在剩下的这些东西最终都会因为你而消失,因为所有事情在你的家里都会标上价码,多么肮脏的一系列交易啊!你自己也承认那些出于你自己的利益而通过的法律甚至都没有正式提出过。作为一名占卜官,你却从没有占卜过;作为一名执政官,你却废除了其他官员的否决权。你竟然用武装护卫队来保卫自己。你嗜酒如命,好色成性,没有一天不是在这种最放荡的生活中度过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克制自己,只对我们国家的事务进行谨慎的抱怨,从没有谈论过你的私事。一直以来,我都把我们之间的冲突当成我和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之间的冲突一样(常常是事关国家大事的冲突),而不是与一名穷凶极恶的角斗士两人之间的战斗。

因此,今天我要让他理解在那种情况下我给予了他多大的一个恩惠。这个家伙公开宣读了一封信,并且说是我寄给他的。很显然,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为人处世,不了解别人怎么接人待物。即使是那些对绅士行为一无所知的人,有谁会因为跟自己朋友意见不合,就利用朋友曾寄给他的信并且公开宣读这些信件呢?这种行为会对人际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它意味着将那位不在场的朋友逐出交际圈。因为那些信里会有一些轻率、无礼的言辞,而这些如果公之于众就会显得没有品位,并且信中所提到的一些重要问题根本不适合广泛流传。安东尼的这种行为证明了他是一个野蛮无礼之人。

不过,我们来看看,他是多么愚不可及啊!请回答我下面的问题吧,伟大的辩手!(至少在西厄斯·穆斯特拉和纳米修斯·提罗看来,他是一名伟大的辩手。他们俩现在正手持长剑出现在元老院里。如果你能告诉我在他们俩被指控犯下了杀人罪后你是怎么使他们无罪释放的,我也会承认你是一名伟大的辩手。)不过,如果我否认自己曾寄过那封信给你,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是我寄给你的?难道用笔迹吗?的确,你对笔迹的了解十分有用。然而,你所做的一切都将是枉然,因为这封信是由一个秘书代写的。你的辩论老师是多么幸运的一个人啊!你交给了他一大笔学费(我稍后会提醒你),但是在他离开以后,你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因为不会有任何演说者,事实上,根本不会有任何人用那些毫无根据的理由来指控对手,并且不能对其做出更进一步的辩解。但是,我并不否认那封信里面的内容正是我的原意。不过我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我也确信你不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而是一个十足的疯子。因为我的信里充满了谦卑与和善,甚至可以被当作行为举止的楷模,而你对其内容的指责竟是:我没有说你的坏话;我把你当作一位罗马公民、一位正派人士,而不是一个恶棍和罪犯来与你交流。

虽然在这种挑衅之下我也有权念出你的信,但我不想这么做。在那封信里你请求我准予你召回某些流放者,并且保证没有我的允许你绝不会让他们回来。我的确同意了你的请求,因为我根本不能阻止你那狂妄无礼的行为。事实上,即使是元老院的命令、全体人民的意见和所有法律对你来说都没有约束力。但是,恺撒实际上已经通过了一条法律,允许你信中所提到的人重返祖国,你为什么还要征求我的同意?毫无疑问,虽然这个问题已经通过立法解决了,但安东尼认为我应该以我的名誉对此作保,毕竟他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

众位元老院议员们:我有很多事例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并且谴责安东尼。但关于前者,我希望在我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你们能够宽容一点。第二个问题是对我自己提出的,我保证在驳斥安东尼的时候,自己所讲的事情会让你们印象深刻。同时,我也请求你们注意这一点:我的职业。事实上我一生都是一个演说者,我相信这已经向你们证明了我是一个有节制之人,并非一个极端主义者。所以,当我回答他对我的谴责的时候,请不要相信我会忘了自己是谁。我不会把他当作一名执政官,因为他并没有把我当作一名执政官,一名执政官级别的人。此外,不管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工作方法还是选举方式来说,他根本就不是一名真正的执政官。相反地,毫无疑问我曾是一名执政官。

你们可以从他对我担任执政官时的批判看出他想成为什么样的执政官。但是众位议员们,我的执政官职位表面上是我自己的,事实上它是你们的。因为,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实行的每一项政策,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根据元老院的商议、权威和法则来实施的。安东尼,当你在这些人面前诋毁我的行为的时候,你所展示的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智慧啊!——很显然与你的辩论才能一样奇怪。难道你不知道我的那些行为是经过这些人共同的判定才得以实施的吗?除了你和帕布利厄斯·克劳狄斯厄斯外,没有人污蔑过我的执政。并且克劳狄厄斯的命运——那同样降落在库里奥身上的命运,也将会降落在你的头上,因为让他们死去的原因现在正在你的家里。 (1)

虽然安东尼对我的执政表示不满。但是,首先就拿最近刚过世的帕布利厄斯·赛维留斯·瓦提·伊索里库斯来说,他是那个时期的执政官,并且很欣赏我的执政。除此之外,永远在人民心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昆塔斯·卢泰修斯·卡图鲁斯也对我表示赞许。不仅如此,卢修斯·李锡尼·卢库勒斯和他的兄弟马库斯、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昆塔斯·霍腾西厄斯、老盖厄斯·斯克里伯尼厄斯·库里奥、盖厄斯·卡尔普米厄斯·庇索、曼尼厄斯·阿奇利厄斯·格拉布里奥、曼尼厄斯·阿米里厄斯·雷必达、卢修斯·沃尔卡奇厄斯·图路斯、盖厄斯·马西厄斯·菲古卢斯,以及那时的两位执政官德修斯·朱尼厄斯·西拉努斯、卢修斯·李锡尼·穆瑞纳也对此持肯定态度。马库斯·波西厄斯·加图也和这些执政官的观点一样,对我赞赏有加。然而,他在临死之前所担心的众多事情中,尤其不看好你担任执政官。我的另外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就是庞培。他从叙利亚回来后,第一次和我见面便与我相拥并对我表示祝贺,他说正是由于我担任执政官才能让他再次看到罗马这个国家。但是,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些人呢?整个元老院都曾以热烈的掌声来庆祝我担任执政官,没有一个人不感谢我,就像我是他们的再生父母一样。他们都认为是我拯救了他们的财产和生命、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国家。

然而,由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伟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还是谈谈依然健在的那个时期的两位执政官。其中一位是卓越的政治家卢修斯·奥里利厄斯·科塔,他对你所批判的那些行为大加赞扬,并提议大家应该对我致以最深的感谢。这项提议也得到了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执政官们的认可,事实上得到了整个元老院的认可。自这个城市建立以来,除了我以外还没有其他人获得这样的荣誉。第二位就是你的舅舅卢修斯·朱利叶斯·恺撒。那时,他批判自己姐姐的丈夫也就是你的继父,他的演说是那么的有力、庄严和坚定!你应该把他当作导师和顾问,你一生中做的所有决定都应该向他请教。但是,你没选他,却事事以你的继父为榜样。虽然我和卢修斯·恺撒没有亲戚关系,但在我担任执政官的时候我还是会向他请教政务。你虽是他姐姐的儿子,可你什么时候向他请教过政事呢?

到底谁才是安东尼的顾问呢?很显然,是那些我们不知道他们生日的人。安东尼没有出席今天的元老院会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自己家里举行生日晚会,为谁而设的呢?不用我说出名字,肯定不是某个福米奥,就是哪个格纳所或者是巴里奥 (2) 。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厌恶的好色之徒啊!一个多么令人讨厌的骗子啊!安东尼,你从不向你的那位近亲、那位让人尊敬的元老院议员卢修斯·恺撒请教政务,反而听取那些穷困潦倒的寄生虫们的意见,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明白了,你担任执政官便对大家有益,而我担任则有害。如果你敢在神庙做出这样的论断,那简直就是无耻下流到了极点。作为执政官,我曾经在这里与元老院议员共商国是。在元老院最荣耀的时候,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现在,这座神庙里到处都是你派来的那些手持武器的恶棍、流氓。而你竟然如此的厚颜无耻(事实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干不出来的)地说在我担任执政官的时候,通往卡皮托利圣山的路上到处都是武装的奴隶!你是不是想说,我以武力来威胁元老院通过我那些不正当的法令?多么愚蠢的家伙啊!如果你知道真相,那你怎么还敢在这样的会议上说出如此鲁莽的话来?又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你心里就从来没有好事。

当元老院在神庙举行会议的时候,每一个罗马骑士,每一个出身高贵的青年(除了你外),每一个清楚自己罗马公民身份的人(不管是哪个等级的)都聚集在通往神庙的路上。他们每一位都报上自己的名字,但是由于人数太多,没有足够的记录人员或签名簿来登记所有人的名字。

那个时候,由于同谋的揭露和那些被当作证词公之于众的亲笔信,那些邪恶的叛国者不得不承认他们曾企图摧毁这个国家。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们打算残害罗马人民、掠夺意大利、发动反动革命战争。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所有人都会响应号召保卫祖国,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拥有这样一位领袖。如果现在也有一位像那样的领袖,那些反动者的下场也将是你的下场。

安东尼对我拒绝交出他继父的尸体来下葬表示极大的不满,但是即使是帕布利厄斯·克劳狄厄斯也没有因此指责我。毫无疑问,我是克劳狄厄斯的敌人。但我觉得很遗憾,你竟然比他错得更加离谱。你为什么要提醒我们你曾在继父家里成长?难道你担心我们会怀疑你本性难移?还是想以此为证说明你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可恶?

事实上,你的演讲简直毫无逻辑可言,你所说的从头到尾不仅没有联系而且自相矛盾,你对自己的反驳比对我的还要多。你承认你的继父参与了那滔天大罪,但你又抱怨他因此受到惩罚。不过,这场辩论的结果就是对我予以表扬,而对整个元老院加以斥责。因为虽然是我逮捕了罪犯,但是惩罚他们的却是元老院。所以,我们这位“雄辩者”根本就不知道他正在表扬自己想要批判的对手,侮辱了在座的听众。

我不会把这称之为放肆无礼,那一直是他引以为豪的一种品质。不过安东尼并不想成为一个愚蠢之人,但是当武装人员将我们团团包围,并且手握长剑驻守在协和神庙的时候,他却谈起了卡皮托利山,真是愚不可及啊!苍天在上!就是在我担任执政官的时候,在这座协和神庙里做出了那些拯救我们国家、让我们能安全至今的决策。

接着,他又批判元老院,批判当时与元老院结盟的骑士阶层。当他的以提利亚士兵将正在开会的我们包围时,他谴责每一个阶层、每一位公民。你并不是因为肆无忌惮才说出了这些不知羞耻的论断,而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是自相矛盾的。说实话,你简直愚蠢到不能再愚蠢了,因为一个神志正常的人怎么会先手执武器摧毁自己的国家,而后又指责别人拿起武器来拯救国家呢?

曾经有一度你想让自己变得机智风趣,但是天知道,这根本与你不相适宜。你在这方面的失败尤其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你本可以从那位专业的女戏子也就是你的妻子身上学到一些。你曾因我说过“让武器向托加袍投降” (3) 而嘲笑我。但是,那个时候情况的确如此,难道不是吗?不过,因为你的武器取得了胜利,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到底哪个更好:是捍卫罗马自由之人战胜了那些匪盗之徒的武器更好,还是现在你用武器将自由摧毁更好?我的诗就是我的答案。不过我想说你既不懂我的诗,也不懂其他文学作品。相反地,我不但谨记着我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也利用闲暇时间来进行各种文学创作。但是,我的作品都是为了让年轻人从中获益、为国家辉煌的前途所着想。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些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吧!

你说,因为我的提议帕布利厄斯·克劳狄厄斯被泰特斯·安尼厄斯·米洛处死了。但是,如果当你手持长剑在万众瞩目之下将他追赶到广场上,他才被杀死,人们会怎么想?如果他没有藏在书店的楼梯底下反抗你,你或许已经将他杀死了。就算你没有告诉大家是我煽动你这么做的,我也会承认我支持你当时的做法。但是至于米洛,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对他的行动予以支持,因为他在任何人猜到他要做什么之前就已经付诸实践了。你说是我煽动他的,那也就是说要是没有一个敦促者他就不能实施一项爱国行动。你说当这一行动完成之时,我为此庆祝。但是在全国都为此感到高兴的时候,为什么我要成为这唯一的哀悼者。当然,对克劳狄厄斯之死的调查并不是一个非常明智而谨慎的计划。因为,如果之前有关谋杀所设立的司法程序是有效的,那么设立新的法律来处理这个案件就没有任何意义。无论如何,谋杀已经发生了,也对其进行了调查。不过,即使是在这件事情备受大家关注的时候也没有人因此指控我,你竟然在事隔多年之后以此来指责我。

接着,你又对我做出轻率而又冗长的指控。你说是我让恺撒疏远庞培,因此导致了内战。你所犯的错误不仅是对事实的扭曲,更重要的是连时间都搞错了。的确,在杰出的马库斯·卡尔普米厄斯·彼布卢斯担任执政官期间,我曾不遗余力地想让庞培离开恺撒。但是恺撒更为成功一些,因为他让庞培和我疏远起来。当庞培全心全意加入恺撒阵营的时候,我又怎么能使他们分开呢?如果这时我还对此抱有希望,那就愚蠢至极了;如果我还试图说服庞培,那就太不合时宜了。不过,我的确曾两次劝导庞培来反对恺撒。如果你一定要指责我,这倒可以成为你的理由。第一,我建议他不要让恺撒在高卢续任五年;第二,我建议他不要承认在自己缺席时恺撒所获得的执政官候选人资格。如果这两次中有一次成功,那我们也就不必承受现在的苦难了。

但是相反地,庞培带着自己和罗马的所有军队投奔了恺撒。只是在这发生以后,他才开始理解我在很久之前所做的预言,但是为时已晚。同样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国家马上就要遭受一场浩劫。这也就是为什么从那时起我一直呼吁和平、和谐与和解。很多人都知道我说过:“庞培,要是你没有与恺撒结盟,或者,要是你没有与恺撒闹翻,那该多好啊!但是你坚定的个性决定了前者,你的英明决定了后者。”安东尼,这是我一直给庞培和我们国家提出的建议,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了,那么我们的国家现在依然会繁荣昌盛。但是你却不会,因为你会被你无耻、肮脏的行为所毁灭。

不过,这些都已经是陈年往事了。现在,你又指控恺撒之死是我造成的。众位元老院议员们:我担心此时看上去似乎我犯下一桩可叹的过错:即在一项针对我的事件中,导致一位虚假的控诉人的诞生——无论我是否当得起,他都对我充满赞扬。有谁听过我也是这项光荣行动的参与者呢?再说,有哪位参与者隐瞒了自己的名字呢?如果真是我所说的隐瞒,那为什么大家会立即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呢?相信我,就算有些人没有参与这件事也会吹嘘自己参与过,而不是说,有人参与了却想要掩盖这个事实。参与这件事的人很多,有的人默默无闻,有的人很年轻,他们都不是那种能保守别人身份秘密之人。所以,如果我真的参与了,但是却没有人知道我参与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此外,就算我们认为这个行动的发起者需要别人的激励才能解放自己的祖国,难道是我鼓励那两位布鲁特斯的吗?他们两个人每天都会在自己家里看到卢修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的雕像,而另外一个还能看到盖恩斯·瑟维菲厄斯·阿哈拉的塑像。有这样的祖先,这些活着的布鲁特斯家族人根本不需要外人的建议,因为他们自己家里一直都有为他们提供意见之人。同样,盖厄斯·卡修斯·郎吉努斯也属于这样的家族,他不能容忍一个贵族甚至任何人拥有过高的权力。很显然,他的确需要我这样的顾问!但是,在他还没有现在这些杰出的顾问之前,卡修斯就认为如果恺撒将船泊在河岸的这一边而非另一边,他便打算在居努斯河口西里西亚执行这个任务。同样地,当恢复自由这一任务受到威胁之时,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难道需要我来鼓励他吗?他尊贵的父亲之死、他母舅之死以及他自己怎么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这些痛苦的记忆难道不足以激励着他来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吗?至于盖厄斯·却波尼乌斯,难道也是我说服他的吗?他与恺撒那么亲近,我甚至根本不敢冒险去建议他。不过正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使我们国家和人民更加感激他。因为对他来讲,罗马人民的自由比他个人的友谊更重要。他本可以和恺撒一起实行独裁统治,而他却选择推翻独裁统治。又或者,是我建议卢修斯·提留斯·基伯尔这么做的?当然不是,在他完成了这一任务之后,我对他肃然起敬,因为在这之前我没有信心认为他会参与这一行动。我之所以敬仰他更多的是因为他不顾自身的利益,全心全意只为罗马着想。然后是两位赛维留斯,我不知道该叫他们卡斯卡 (4) 还是阿哈拉?你认为他们需要我的建议吗?难道他们不是因为热爱自己的祖国吗?列举出剩下的所有人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因为人数众多。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誉,也是整个罗马的荣誉。

但是,请看看,这个狡猾的人是怎么证明我是他们的同谋的。他说:“在恺撒被杀之后,布鲁特斯立即挥舞着他那沾满鲜血的匕首,并喊着西塞罗的名字向他祝贺国家恢复了自由。”但是,就凭他选择喊我的名字而不是其他人名字这一点就能断定我是同谋吗?这根本不是他喊我名字的原因,他所做的事情和我所做的事情非常相似,所以他喊我的名字以表明他以我为榜样。

安东尼,你多么愚蠢啊!你难道不理解这一点吗?如果想要杀掉恺撒(就如你所指责的那样)就是犯罪,那么如果因为他的死而感到高兴便也是犯罪了,因为一种行为的倡导者和在这件事被实施后对其表示赞同之人没有任何差别。不管是我希望完成这件事还是在它实施后表现出很愉快都是一样的。但是,除了那些拥护他为独裁统治者的人,所有人都希望他被杀死,所有人也都会因他被杀死而感到高兴,所以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在恺撒被杀这件事上有一定的作用,虽然有些人计划不周、勇气不足、缺少机会,但是每个人都想要杀掉恺撒。

就让我们听一下他,更确切地说,听一下这个胆小鬼的胡言乱语吧!他说:“每当我提到布鲁特斯的名字时,心中都充满了对他的尊敬之情。在布鲁特斯手持沾满鲜血的匕首时,他大喊西塞罗的名字,由此可知西塞罗是他的同谋。”所以,就因为你怀疑我可能做了某些事就认定我是一个罪犯,况且那个手持血淋淋匕首的人是你提到的自己“非常尊敬”之人。你说的这些话已经够愚蠢了,但是你的行为和想法更加愚蠢。执政官啊!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因为你必须对布鲁特斯家族之人,对盖厄斯·卡修斯、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盖厄斯·却波尼乌斯以及其他剩下之人的行为做出最终的评判。好好休息吧!别再醉话连篇了。或许,必须得用一个火炬才能让你从昏睡中清醒。难道你真的不清楚参与这件事的那些人究竟是谋杀犯,还是让恢复国家自由的解放者吗?

请集中精力,哪怕只有一小会儿!让你的头脑好好运转一下,就像你清醒着一样。我承认我是他们的朋友,但你更愿意将我称为他们的同谋。但是,我还是不想看到任何折中的解决方法。如果这些人没有解放罗马人民、拯救国家,那么,我会认为他们比刺客、比杀人犯还要可恶。如果我们认为弑杀国父要比弑杀自己的父亲更加穷凶极恶,那他们连弑父者都不如。

所以,聪明而又周到的人啊!如果他们是弑父者,你为什么在元老院会议和罗马人民的集会上对他们尊敬有加?为什么在马库斯·布鲁特斯离开城市十多天后,提议让他得到豁免 (5) ?为什么在阿波罗赛会上人们会对他赞不绝口?为什么这么多行省赋予布鲁特斯和盖厄斯荣耀,要为他们指派额外的财务官和使者?这些事情都是你做的,很显然你并没有将他们当作杀人犯。鉴于没有其他折中的可能,所以你无疑是将他们当作解放者来看待的。因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让你难堪,不是吗?我觉得你很擅长处理这种情况带给你的困境。不过,我最后的结论是:你并没有将布鲁特斯和其他相关人等当作罪犯,这也就是你在无意识地宣告他们应该得到最丰厚的奖赏。

因此,我必须重新组织我的演讲。我应该写信给这些人,告诉他们如果有任何人向他们问起你对我的指控是否属实,请他们不要否认这一点。因为如果我是他们的共谋,而他们又隐藏了这个事实,这恐怕会有损他们的声誉;但是,如果是他们想要邀请我,却遭到我的拒绝,这样也会使我的声誉大为受损。上天为证!除了罗马,世上还有哪个国家的人有过这样的壮举?再也没有比这更加光荣、更加伟大的行为了,他们会流芳百世!所以,如果你认为我是特洛伊木马,与这件事的主谋一起合谋,我没有任何异议。相反,不管你出于什么动机,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事关这一伟大的行动,我认为你要强加给我的污点不是别的正是一种荣耀。

你吹嘘说你将这些人赶走并驱逐出去。但是,他们福泽无边。世上没有那么荒凉和野蛮的地方,人们定会欢迎他们的到来并为此感到愉快。世界上的人,不管他们的文明程度多低,都懂得这些人能够为他们带来幸福。他们的光荣事迹将被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永远传颂。

我祈求你,把我也列入这些英雄的行列吧!但是,我担心有一件事你不会赞同。如果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不仅让我们的国家摆脱了这一个独裁者,也摆脱了独裁统治。如果正如你所断定的那样,我是这部作品的作者,那么相信我,我绝不会满足于仅完成了这一项任务,我会完成整个剧本 (6)

如果想让恺撒死是一种罪,那么想想你自己的处境吧,安东尼!众所周知,你和盖厄斯·却波尼乌斯在那波制定了一个类似的计划,正是由于这个计划,却波尼乌斯才在恺撒被杀的时候让你置身事外。如此看来,我对你是友好的。我赞美你曾有过的善意,我感谢你没有将计划外泄,我原谅你没有参与实施。这项任务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完成。

但是,如果有人用法官卢修斯·卡修斯·朗吉努斯的名言“那么谁会受益呢”来控告你,你就要小心一点,因为你可能会受到牵连。的确如此,之前你便注意到这会使那些不愿意成为奴隶的人受益。然而,这一行动对谁最有益呢?是你自己。你不仅摆脱了奴隶这一身份,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一个独裁统治者。你利用奥普斯神庙里的钱财还清了你的巨额债务;你篡改这些账本浪费了无数的钱财;你将恺撒家里无数的财产转移给自己。那些在你家里伪造的虚假票据和你所模仿的笔迹为你提供了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啊!你的家简直就是一个专门伪造文件的作坊,一个黑市,在那里进行与土地和城市有关的可耻交易,免除了大量的税务。

唯有恺撒之死才能将你从你债务人的毁灭之中解救出来。你看起来很紧张,是不是在暗自担心会受到牵连?不会的,我向你保证:你不必担心,没有人会相信你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国家有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的伟大之人。我并没有说你参与其中,只是说你对此感到高兴而已。

现在,我对你最严重的指控已经做出回答。接下来,我必须对其他指控也做出回应。你指责我曾出现在庞培的军营,指责我在那段时间的所做作为。的确,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如果那个时候大家接受了我的建议,现在的你就会是一个可怜之人,而我们大家都可以享受自由,我们国家也不会损失那么多的军队和指挥官。当我预见现在所要发生的事情之时,我和其他忠诚的公民一样感到十分悲伤,如果他们也有我那样的预见的话。众位元老院议员,我很悲伤,我为我们的共和国即将灭亡而感到悲伤,那可是你们众位议员以及我的顾问们曾竭力保护的共和国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还不至于因为无知而担心自己是否能继续存活下去。虽然我现在还活着,但是我的生活却充满了痛苦,失去生命对我来说也就意味着结束所有的麻烦。不过,我希望那些杰出之士能够继续活下去,他们是罗马的荣耀,是我们的执政官、执法官、优秀的元老院议员,是我们高贵之士的希望,是忠诚的罗马人民所组成的军队。对我来说,任何能够使我们人民团结的和平都比那些让他们自相残杀的战争要好得多。事实上,不管实现和平的环境有多么恶劣,如果这些人现在还活着,至少我们会觉得共和国仍与我们同在。

如果我的这一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可,如果我想要保住他们生命的那些人并没有在对他们的武装力量过分乐观的情况下与我为敌,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元老院不能容你,甚至整个罗马也不能容你。

你驳斥我,认为是我的演讲使庞培疏远了我,这简直太荒谬了!他对我的关心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庞培和我之间的交流,以及他对我的请教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要频繁。对于两个在政务上观点如此不同的人来说,能成为这么亲密的朋友实非易事。我们两人都熟知彼此的想法和观点。我最关心的就是让我们的罗马同胞们活下去,只有这样我们随后才有机会来考虑他们的公民权利。相反地,庞培所关注的是他们当下的权利。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并且,因为我们双方都专注于自己的具体目标,所以分歧更是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

那些和庞培一起从法塞利亚撤退到帕福斯的人很了解这位杰出的人物对我的看法。当他提到我的名字时都是赞美的话语,并为我们没有在一起而感到十分遗憾。他自己也承认,他对未来抱有很高的希望,而我对未来拥有更准的预测。但是,你在承认我是庞培朋友的同时,又怎么能无耻地以他的名义指控我?别忘了,你甚至买下了他那些被充公的财物。

不过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不要再讨论这场你在其中极为幸运的战争了。并且,我也不会回复你对我在军营时所讲的那些笑话的指控。那里生活的确不易,但是无论环境有多恶劣,人们——只要他们还是人——便会偶尔放松一下。安东尼不但批判我的悲伤,就连我讲的笑话也要批判!不过这也恰好证明了我在这两方面都很有节制。

你说没有人给我留下任何遗产 (7) 。我多么希望你的这个指控是对的啊!因为这意味着我的很多朋友和亲戚现在都还健在。但是,我想知道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事实上别人留给我的遗产加起来已经超过了两千万赛斯特斯 (8) 。我承认在这方面你一直都比我幸运,因为我所继承的东西都来自于我的朋友,他们认为留给我的这些财产可以抚慰我的悲伤,如果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话。但是,你竟然是卢修斯·鲁伯里厄斯·卡西纳斯的财产继承人,你跟他素未谋面,连他究竟是黑是白都不知道啊!他一定是非常喜欢你才会将你立为继承人吧。他甚至越过他朋友昆塔斯·富菲乌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骑士)的儿子,直接将你立为他的财产继承人。鲁伯里厄斯一直对外宣称富菲乌斯的儿子将会是他的财产继承人,而他竟然没有出现在其遗嘱之中。相反地,你却成为他的财产继承人,可是他之前从来也没见过你,甚至没跟你说过一句话啊!如果方便的话,请你告诉我,你的另一位恩主卢修斯·忒赛留斯长什么样子,身高是多少,来自哪里,哪个部族?你会回答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除了他所拥有的那些财产”。难道这一回答就足以让他剥夺自己兄弟的财产继承权而改立你为继承人吗?此外,还有很多人,他们几乎和安东尼没有任何关系,而安东尼却将他们真正的继承人加以驱逐,从他们手里攫取了大量的钱财,就像自己是他们的继承人一样。

让我觉得惊讶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连自己父亲的继承人都不是,就敢厚颜无耻地提到遗产继承这个问题。

愚蠢的家伙啊!难道这些就是你在另外一个人的别墅里一天又一天地练习辩论所找到的论证吗?不过,正如你最亲密的朋友所说的那样,你练习辩论只是为了清除宿醉而不是使你的思维更加机智。在那些酒徒朋友的支持下,你就像开玩笑一样为自己找了一位演说老师,并允许他以任何方式来反驳你。而他肯定也是一个十分搞笑的家伙,但是由于你和你的朋友是他反驳的对象,他也不能抱怨缺乏反驳你们的实例。

请看一下你和你祖父之间的区别吧!他在深思熟虑之后会提出与自己情况相关的论证,而你呢,只会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语。就这样,你的辩论老师竟然还从你那里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众位元老院议员们,请听听他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吧!他给了这位辩论老师——赛克斯都·克劳狄厄斯1250英亩的土地,并且免除了税务。安东尼,你让罗马人民为你支付了这笔巨额学费,但是最后除了把自己学成一个傻瓜外,你还学到其他东西了吗?你这个毫无原则的家伙!难道这也是你在恺撒的记事本中找到的指令吗?不过关于列奥蒂尼这片土地和坎帕尼亚的那些土地,我稍后会提到。这些全是安东尼从罗马人民手中掠夺的,他将这些土地赠给那些品行低下之人,任由他们玷污。

对于他的指控我已经做出了充分的回答。现在,我必须来说一下我们这位道德家和改革家本人了。不过,我并不打算一次把所有故事都讲完。这样的话,如果我又回到某个争论之中就不必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了。由于他的罪行和错误简直罄竹难书,所以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困难。

安东尼,你想让我们从你童年时期的行为开始说起吗?我想是的,就让我们从头开始吧。你还记得你少年时期的破产吗?你肯定会说那是你父亲的错误。这的确是作为子女的自我辩护!你自年少时便鲁莽无知。当时洛斯基乌斯法案为破产者指定了特殊座位,不论其破产是因为运气不佳还是行为不端,但是你去剧院后却坐在了为骑士们预留的第十四排座位之中。接着,你穿上了成年男子的托袈,或者就你的所作所为而言,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女人的托袈。起初,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妓,靠这个收取固定的费用,并且价格奇高。但是,没有多久库里奥出现了,他将你从这个行当中赎回。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让你拥有了妻子般的地位,使你俨然成为了一个拥有持久稳定婚姻的妇女。从来没有一个男子像你那样完全是因为主人库里奥的淫欲才被买来的。多少次,他的父亲将你扔出家门,甚至派人驻守在门外防止你进入。但是,在黑夜的帮助之下,淫欲的促使之下,钱财的驱使之下,你甚至会爬上房顶进去。

那个家庭根本不能容忍这样不耻的勾当。你知道吗?我对我现在所说的事情一清二楚。那个时候库里奥的父亲躺在床上老泪纵横,而他的儿子也泪眼婆娑地跪在我脚下,祈求我帮助你,并让我为他辩护,否则他就得给他父亲六百万赛斯特斯保证金。那个年轻人深爱着你,他发誓要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他不能忍受与你分离。那时,我为那个显赫的家庭解决了无数的问题或者说为所有问题画上了句号。我说服这位父亲来偿还儿子的债务,并用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来让这个年轻人重获社会地位,因为他的头脑和性格都是极好的。但是,我也劝导他行使自己作为父亲的合法权威来阻止库里奥与你亲近,甚至阻止他与你见面。当你回想起我所做的这些事之后,只有一样东西能给你挑战和侮辱我的勇气,那就是你所拥有的强有力的武器,就是我们今天在元老院看到的那些。

不过关于安东尼那堕落、淫逸的生活我就说到这里,因为有的事情我觉得说出来真是有失体面。就演说的自由而言,安东尼比我更有优势,因为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对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来说是不屑于提起的。所以,我现在简单地谈一下他在这之后的生活。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他在国家遭受内战之苦时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现在的行为举止。众位议员们,你们和我一样都知道这些事情,甚至比我了解得更清楚。不过,我还是恳请你们继续仔细地听下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了解这些事情是不够的,它们必须被重新提起,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其有深切的感受。

但是由于时间有限,我就长话短说。安东尼现在向我示好,然而在帕布利厄斯·克劳狄厄斯担任保民官的时候,他与克劳狄厄斯是亲密的朋友,是克劳狄厄斯所有阴谋的煽动者。事实上,安东尼的一个阴谋就是在克劳狄厄斯家中计划的,他很清楚我说的是哪一个。接着,他不顾元老院的权威、不顾国家的利益、不顾上天的旨意去了亚历山大里亚。不过在伽比纽斯的领导之下,他的行为似乎没有任何不当之处。接下来,我们来想想安东尼返回的本质和情景吧。在他回家之前,他从埃及到了最远的高卢。回家?我说的是回家吗?那时,其他人还有家;但是你——安东尼——根本就没有家。家?除了塞米努,这世上根本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不过那个地方也是你和同伙所共有的,就像西萨波矿一样。

离开高卢后,你参加了财务官的竞选。我敢断定在那种情况下你在见我之前先去见拜见了你的父亲。因为在这之前我就已经收到恺撒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让我接受你所陈述的理由,所以我甚至不允许你对我表以谢意。在那之后,你对我尊敬有加,我也帮助你获得了财务官候选人的资格。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罗马人民的赞成之下你想要杀掉帕布利厄斯·克劳狄厄斯。这完全是你自己的想法,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认为只有杀掉他才能补偿我因你而遭受的苦难。不过,现在你为什么又说米洛是在我的怂恿之下杀死了克劳狄厄斯?即使是在你自告奋勇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并没有给你任何鼓励。我认为,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件事,也不过是因为自己想要获得荣誉而已,并不是受我的影响。

就这样,你成为了财务官。但是在没有元老院法令的允许下,在没有抽签也没有任何法律认可的情况下,你立即投向了恺撒的怀抱。那里是身陷绝境之人唯一的避难所,你觉得只有那个地方才能使你摆脱贫穷和债务,才能免于因罪受罚。恺撒慷慨的赏赐和你的掠夺让你补偿了自己的损失——如果你所贪污的那些公款被你立即挥霍后也能称为一种补偿的话。接着,你又百般祈求想要成为保民官。也许,你想成为保民官的目的只是为了模仿你的情人吧!

元老院的议员们,请你们了解这一点。我想说的并不是安东尼那些令人作呕的不当行为给他自己造成的各种丑闻,而是他以邪恶和无礼的手段对我们所有人、我们的财富以及我们整个国家所造成的伤害。我们所有灾难的根源都与他的罪行相关。当卢修斯·科尼利厄斯·伦图卢斯和盖厄斯·克劳狄厄斯·马凯鲁斯在1月1日担任执政官后,罗马共和政府就岌岌可危。众位元老院议员都想要保住这个国家,如果恺撒头脑正常的话,你们甚至愿意满足他的愿望。但是,安东尼却在这时将自己的保民官职位卖给别人并臣服于另外一人。此外,他利用职务之便处处对你们进行阻挠。也就是说,安东尼已经放肆到将自己的脖子置于刀斧之下,而这刀斧已经处置过众多比他所犯之罪还要轻的人。那时,元老院还可以自行做主,现在那些受人尊敬但已经去世的议员们还是其中的一员。元老院为了惩罚你,根据古老的传统颁布了这项法令,这是针对那些罗马公敌所设立的。你竟然如此鲁莽,在众位元老院议员面前批判我。要知道元老院曾宣布,我是国家的拯救者,而你是国家的敌人。

虽然我现在并没有提起你在那时所犯的罪行,但这并不表示它们被忘记了。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人在,只要罗马这个名字还在(它会永存于世,除非被你摧毁),那么你那致命的否决 (9) 就会永远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在元老院的会议记录中,没有一点儿偏见和夸张。你一个年轻人投了否决票,使得整个元老院不能通过一项关乎国家安全的法令。并且,这样的事情你做了不止一次,做过很多次。此外,你拒绝与元老院进行任何谈判。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你的这一举动并不亚于你想让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和废墟之中。不管是国家首领的请求、长者的警告还是整个元老院都不能阻止你提出这项法令,因为你早已被别人贿赂和收买。

所以,在多次劝导无果后,大家别无他法,只能对你进行严厉的打击。只有极少数人受到过这种打击,并且无一生还。于是,元老院命令执政官以及其他权力机构拿起武器来反抗你,而你只能躲在恺撒背后。

恺撒企图发动革命。但是,是你——安东尼——让恺撒有了向自己祖国开战的借口。恺撒在做出他那疯狂的决定和行为时唯一的借口就是:元老院无视保民官的否决权,这是对保民官应有权利的否定,安东尼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虽然任何一个拿起武器反抗自己国家的人都没有正当的理由,事实上我也并不是想说这些理由非常虚伪、无足轻重。因为我想说的并不是恺撒,而是你——安东尼。是你为这个最可怕的战争提供了理由,这一点不容否认。

如果你已经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那么你就明白你的命运将非常悲哀;如果你不知道,那就更加悲哀了。现有的书面记录证明了这些事情的发生,而且这些事情会永远留在我们子孙后代的记忆之中。那里面记录着执政官们被驱逐出意大利;同他们一起被驱逐的还有庞培,而他一人的荣光就足以照亮我们整个国家;只要身体还能忍受,所有的前执政官都纷纷撤退,所有的执法官、前执法官、保民官,大部分元老院议员、大批年轻人,总而言之,所有的罗马人都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

正如种子是大树和植物的根源一样,你就是那场最可怕战争的种子。元老院的议员们,你们正在为在战争中惨遭覆灭的三个部队而悲伤,是安东尼杀了他们啊!你们正在为罗马的那些伟人感到哀痛,是安东尼夺走了他们的生命啊!元老院权威被摧毁,是安东尼毁了它啊!从那时开始,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不幸(还有什么是我们没见过的呢?)都是他造成的,再无其他任何可能。就如同特洛伊人眼中的海伦一样,他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战争、伤害和毁灭。

他在保民官剩下的任期中的表现和刚开始没什么区别。当罗马共和国还存在的时候,在元老院认为那些不可能犯下的罪行中,他一样都没有落下。并且,请注意他所犯下的罪中之罪,虽然他让许多不幸的人恢复了荣誉,却唯独将他的叔叔排除在外。如果他是一个严厉之人,为什么不对每一个人都严厉?如果他是一个仁慈之人,为什么对自己的亲人不仁慈?

在他恢复公民权利的那些人中,我只想说一下他那位被判定犯有赌博罪的同伴利慈尼乌斯·丹提库卢。我只能这样想:安东尼认为虽然他的同伴聚在赌桌旁,但肯定没有犯罪。不过,他真正的目的是免除自己的赌债,赦免丹提库卢罪行的这一法令只是托词而已。安东尼,现在你能向罗马人民说出你恢复他公民权利的正当理由吗?一般人可能会这样反驳:丹提库卢是在没有出庭的情况下被起诉定罪的;这个案件根本没有论据来证实;法律没有就掷骰子做出司法审判的规定;或者说这是屈打成招的结果;又或者,就像你叔叔案例中最后的反驳一样,法庭做出这样的判决是因为收受贿赂。但是,根本不是这样,这些都不是你的理由。你声称丹提库卢是一个好人,对国家有用。虽然这与案情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如果你说的这一点是事实,我也不会反对你,毕竟赌博并不是多么严重的罪行。但是,你所说的话没有一个字是真的。丹提库卢被定罪不仅仅是因为赌博,他竟敢在讲坛上肆意赌博,简直是罪大恶极。如果一个人为这样的恶棍恢复权利,那这也证明了他自己的品格大有问题。

接着,我们看一下安东尼在担任保民官期间的其他行为。恺撒去西班牙后,将意大利托付给安东尼,安东尼对其任意践踏。他的那些旅程和他所到达的那些城镇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不过,我意识到我现在所讲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并且经常议论。我也知道我对自己现在所说的和将要说的事情的了解甚至没有当时任何一个在意大利的人清楚,因为我那时候并不在意大利。虽然我要说的肯定没有你们所知道的多,但是请允许我讲一些特定的细节。

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做出这样卑鄙无耻的事情?身为人民的保民官,他竟然坐着一辆女式马车出行。在他前面,侍从们头戴月桂花环一路前行。队伍中,有一个坐着露天式轿子的女戏子。城中那些高贵之士被迫前来迎接他,并向女戏子问好。他们并没有用她那闻名遐迩的戏名来称呼她,而是称其为伏鲁尼娅。在这之后是一辆四轮马车,车上全是那些拉皮条的,是安东尼那些令人讨厌的朋友。接下来是被他忽略的母亲,她和她那堕落儿子的情人待在一起,就像婆婆一样。可恶的女人,她的生育给大家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啊!就这样,安东尼在很多城镇,事实上是在整个意大利都留下了他那无耻的印记。

众位元老院议员们,对他的其他行为进行谴责确实是一件困难而艰巨的事情。他参加过战争,身上沾满了敌人的鲜血,不过那些敌人是与他势不两立的罗马人。如果犯罪也能交上好运的话,他就是那个幸运的人。但是,我并不想冒犯那些老兵——因为这些士兵的情况和安东尼完全不一样(他们只是追随自己的领导,而你却是主动追随别人),所以对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我不会说什么,不会让你有任何机会来煽动他们反抗我。

作为一个征服者,你带着你的军团从帖撒利回到布隆迪西。但是,你竟然在布隆迪西没有杀掉我,多么仁慈啊!我承认,你本可以杀了我的。不过,那时你身边的人全都认为必须宽恕我。甚至你自己的军团也对我尊敬有加,因为他们记得是我拯救了他们的国家。爱国之情是多么伟大啊!不过,就让我们假设:如果你没从我这里掠夺的东西就可以当作你给我的礼物;那么你没有剥夺我的生命其实也是对我的一种恩惠了。但是,在听了你对我的所有侮辱之后,我几乎忘记了你对我的恩惠,但是我并没有忘记。此外,你知道我会以什么方式来还击你,所以你才会肆无忌惮地侮辱我。

到达布隆迪西对你而言就意味着你可以与你的女戏子尽情地拥抱、热吻。什么?这是谎话吗?不能否认,那些有损自己名誉的事情的确很痛苦,难道不是吗?不过,如果在那些城镇居民面前你没有感到羞耻,难道在自己的老兵面前你也不觉得羞耻吗?哪一个在布隆迪西的士兵没有见过她?哪一个士兵不知道她远道而来向你祝贺?哪一个士兵不为太晚发现自己追随的领导是一个卑劣之人而感到悲伤?

此外,这个女戏子又陪着你去了意大利。你派重兵把守你所经过的那些镇子,到处都是残忍、不幸的景象。在罗马,你自己也从那个可悲之人沦落成黄金、白银还有美酒的掠夺者。最重要的是,恺撒的朋友对你青睐有加,在恺撒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当时在亚历山大里亚)便任命你为骑兵统领。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有权和西庇亚住在一起,并且把那些用于国家比赛的赛马交给了另外一个戏子瑟古厄斯。安东尼那时并没有选择住在他现在费尽周折才得到的房子里,而是住在马库斯·庇索的房子里。我对他的那些法令,那些掠夺物,那些因继承或霸占而得的遗产都不予置评,是需求迫使他这么做的。除此之外,他毫无选择。因为他还没有从卢修斯·鲁伯里厄斯和卢修斯·忒塞留斯那里得到丰厚的遗产,也没有成为庞培和其他人的财产继承人。他不得不过着强盗般的生活,因为他一无所有,除非他抢到东西。

不过,他的这一类恶行就先说到这里。我们还是来看看他那些更加卑鄙无耻的丑行吧。在西庇亚的婚礼上,安东尼——你用尽你角斗士般的力气胡吃海喝,结果因为喝了太多的酒,第二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呕吐不止。那场景简直太恶心了,即使是听到也会让人觉得恶心。如果在一个私人宴会上你还像在那场婚礼上一样,到处都是你那硕大的酒杯,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十分可耻的。但是,在罗马人民的集会上,一个担任公职之人,一个骑兵统领却吐得到处都是,可本来对他而言就算是打嗝也是不得体的。他也承认这是他非常失礼的一个行为。现在我们来看看他那些比这更加可恶的罪行吧!

恺撒从亚历山大里亚返回,他认为自己是个幸运之人,但我认为一个给自己国家带来不幸的人根本不能被称作是一个幸运之人。他在朱庇特神庙前竖起了长矛,而庞培的财产——一想到这里我就悲痛不已,即使是眼泪流尽了,悲伤还是深深地印在心底——哎!庞培的财产被那些拍卖者无情地拍卖了。

整个共和国都为此忧伤。虽然奴隶制已被忘却,但是恐惧让人们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奴隶,即使是这样,罗马人民还是深深地为此哀悼。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会不会有一些疯狂的无耻之徒胆敢悖逆上天和人类的意愿来参加这个罪恶的拍卖。虽然也有一些人聚在长矛周围,但也仅此而已。只有安东尼一个人胆敢参加拍卖,只有他!只有他一个无耻到犯下这样的罪行,而其他人不管有多无耻也都因为心有所怯而没有参加拍卖。不过,安东尼你是不是太愚蠢了,或者说疯狂更合适一些,你竟然没有意识到购买这些被没收的财物,并且是购买庞培的财物会使你不仅现在而且永远成为罗马人民咒骂的对象,成为诸神和所有人憎恨的对象。这个房子的主人曾凭借他的勇猛让其他国家对罗马更加敬畏,凭借他的公正让其他国家对罗马更加热爱,而你这个贪婪的人竟然无耻地立即占有了他的房子。

安东尼在突然得到这个伟大之人的财物后便沉溺于快乐之中,就像戏剧中那些一夜暴富的穷人一样。但是,正如一些诗人写的那样“不义之财,来去匆匆”。不过让人难以相信的是:他不是在几个月内而是几天之内就挥霍掉了庞培的大笔财产,这简直是一个“奇迹”。那栋房子里有大量的美酒,众多精美无比的银器,价值不菲的长袍,大气而又优雅的家具——庞培虽然生活并不奢侈,却正当地拥有不少财产。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在几天之内便一件都不剩了。就算卡里狄斯她真的存在,也只是一个动物而已。我敢发誓,即使是大海也很难将这些分散在各处的大量财物以那样的速度吞没。

所有东西都没有上锁、没有封印也没有登记。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被当作礼物送给那些无赖之徒。那些男戏子和女戏子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房子里到处都是赌徒和醉汉。一连好几天,房子里很多地方一直在肆无忌惮地喝酒狂欢。安东尼的好运也只是暂时的,输的钱渐渐多了起来。而那些曾经属于庞培的精美床单,现在竟然在奴隶们的阁楼里,在他们的床上!

希望你们不会对这一大笔财产以这样的速度被花掉而感到惊讶。像安东尼这样肆意挥霍,不只是一个人的遗产——即使是像庞培那样充裕的遗产,就算是整个城市和整个国家的遗产也能很快被花光。不仅如此,他还占有了房子和花园!安东尼,你简直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你怎么敢踏进那个房子,跨过那道最为神圣的门槛?你怎么敢让住在那里的门神看到你那张无耻的嘴脸?长久以来,人们都会在看到或经过这栋房子时流下悲伤的眼泪。你竟然敢住在这里,难道不觉得羞耻吗?

虽然你十分愚蠢,但我敢肯定,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你带来快乐。当你在走廊里看到这些船只 (10) 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把这栋房子当成自己的。这点毫无疑问!虽然你麻木不仁,但你还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的朋友和财产,所以,我相信不管你是醒着还是睡了都不会感到安心。虽然你会因为喝酒而神志不清,但是当他在你梦里出现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惊醒;同样地,当你清醒的时候,他那反复出现的身影定会让你思绪更加混乱。

我为那座房子的墙壁和屋顶感到悲哀,因为在这之前,它们所见证的都是严格的礼节——美好、高尚的传统与美德。众位议员,正如你们所了解的那样,庞培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事务的处理上都是值得称颂的,不管是在私人生活还是公共事务方面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如今他家里的每个餐厅都变了酒馆,每个卧室都成了妓院。不过,安东尼现在可能会对这些都予以否认。他现在已经变聪明了,这点不需要证明,因为他已经变得节俭了。按照十二铜牌法令,他让他的女戏子收拾好她的东西,并且让她归还了自己的钥匙,然后把她赶了出去。多好的一个公民啊!多么值得人尊敬啊!他和女戏子分手了,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光荣的一件事。

他经常使用“我,执政官安东尼”这个短语。其实这就相当于在说“我,纵欲的执政官”或者“我,罪恶的执政官”,因为这就是“安东尼”的意义。如果这个名字还有一点尊严,我想是因为你的祖父也许有时会称自己“执政官,安东尼”。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你的叔叔也是如此,他是我的同僚。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叫安东尼吗?

不过,我想略过这些过错,因为它们与你在摧毁我们国家时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还是来谈谈后者——内战吧!内战的起因、发生和后果都是你造成的。但是你在战争中却无足轻重,因为你胆小如鼠,或者更恰当点说你只专注于自己的淫欲。但是,你也曾品尝甚至痛饮罗马人民的鲜血。你曾在法塞利亚的前线杀死了尊贵的卢修斯·多米提乌和众多从战场中逃亡的人。即使是恺撒也很有可能会饶恕他们,因为他的确曾经饶恕过其他一些人。但是,你却将他们赶尽杀绝。

然而,在取得了这些重要和辉煌的成就后,战争还在持续。为什么你不追随恺撒到阿非利加继续征战?我们来看看恺撒从阿非利加回来后赐给你的职位和头衔吧!当他是统帅的时候,你是他的财务官;他是独裁者的时候,你是他的骑兵统领。事实上,这场战争是你发起的,恺撒的每一个暴行都是你怂恿的,在一场场连续的抢劫中,你也一直都是他的同伙。你自己认为恺撒在遗嘱中会将你当作养子 (11) ,而他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呢?他在采取措施对付你,你在拍卖中因为买房子、花园以及其他财物所欠的钱,恺撒都要求你如数返还。

你的回答在刚开始异常可恶,不过,我承认有些地方是公平合理的,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对你有偏见。“恺撒要钱是因为我吗?难道我不是因为他才要钱的?或者说没有我的帮助他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吗?当然不是,没有我他不可能赢。是我!为他发动内战提供借口;是我!提出了那些邪恶的法令;是我!不但竭力反对罗马人民的执政官和将军,而且反对整个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反对天上的诸神、祭坛和我们祖先的家园——实际上是反抗整个罗马。恺撒不是独自一人完成征服的,为什么共苦的人不能同甘呢?”的确很合理,但这个理由不能击中要害,因为恺撒是比较强的那一个。所以,为了平息你的不满,他派了士兵去见你和你的保证人。

接着,突然就出现了你那份惊人的财产清单。所有人都在嘲笑那份清单的长度,嘲笑那些各种不同的财物,因为那里面没有一个(除了密塞努的土地)可以称得上是他自己的。不过,这场拍卖本身的场景就十分惨淡。那里有庞培的一些长袍,有的上面甚至还有污点,一些磨损变形的银质杯盘,几个衣衫褴褛的奴隶。剩下的东西也寥寥无几。不过,如果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来,我们的悲伤可能会少一些。

但是,卢修斯·鲁伯里厄斯·卡西纳斯的继承人以恺撒的一道法令来反对这场拍卖。安东尼这个挥霍者陷入了尴尬之中,无处可躲。就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有消息传出:在恺撒家中逮捕了安东尼派去的一名手持匕首的杀手。恺撒以此为由在元老院公开指责你。但是因为你实在太穷了,他宽限你在几天之内还债,接着便去了西班牙。即使这样,你也没有和他一起出行。一个如此优秀的角斗士竟然这么早就退休了?一个人如果在支持自己这一方时(同样也意味着支持自己)都表现得如此恐惧,那么别人肯定不会对他有所畏惧了。

最终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安东尼的确去了西班牙。但正如他所想的那样,他没能安全抵达。那么,多拉贝拉是怎么到达那里的?安东尼,你要么就别使用这个借口,要是使用开了,就应该坚持到底。恺撒曾三次与自己的同胞为敌,分别是在帖撒利、阿非利加和西班牙。多拉贝拉参加了这些所有的战斗,并且在西班牙负伤。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看法,我希望他没有参加这些战斗。虽然他最初的决定应该受到谴责,不过他至少应该因为自己的坚持而受到表扬。但是,你呢?那个时候,庞培的儿子们正在杀出一条回家之路,这无疑让所有效忠于恺撒的人都焦虑不堪。换句话说,庞培的儿子们正在竭力恢复他们家神的神龛,他们神圣的炉灶、家园以及他们家族的守护神,这些都是被你夺走的东西。当他们不得不使用武力来夺回属于自己的合法财产时谁最应该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呢?(虽然在这种不当的行为中根本没有公正可言)这个人就是——你!他们财产的占有者。所以这是你与他们之间的战争,难道不是吗?但是多拉贝拉却不得不因此在西班牙作战,而你却在那波,在主人的餐桌前呕吐。

接着你从那波返回。事实上,你是想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中断旅行返回罗马。对此我已经向元老院做出解释。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新年到来之前就为国效力。你问我是怎么回来的。首先,我是在白天到达的,而不是黑夜。其次,我是穿着我自己的靴子和托迦袍回来的,而不是穿着高卢便鞋和斗篷。不过,我看到你似乎对我怒目相视。但是如果你知道我为你的无耻而感到羞愧——相反地,你自己却没有——你就应该对我友好一点。在我的所见所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所犯的所有罪行比这更加无耻。你——曾经的骑兵统领,而今为了竞选下一届执政官竟然穿着高卢便鞋和斗篷访遍了高卢的所有城镇,这简直和乞丐没什么两样。当我们是执政官候选人的时候,也会在这些城镇拉选票,不过那时候要得到任命靠的是选票而不是个人的施舍。

看看这个人有多轻浮!那天在三点钟的时候,他到达罗马,来到了达萨科萨卢拉。然后便躲在一个破旧的小酒馆里喝酒,一直喝到晚上。接着一辆双轮马车快速将他带到市里,他蒙着脸到了自己的家里。守门人问他:“你是谁?”他答道:“我是安东尼的信使。”随即被带到一个女人面前,并且交给她一封信。这个女人便是他回来的原因。看了信后,她哭了起来,因为这是一封情书,主要内容是他不再跟那个女戏子有瓜葛,只爱她一个人。当她哭得越来越厉害的时候,这个软心肠的家伙再也忍不住了。他揭开自己的头巾,双手抱住了她的脖子。多么无耻的家伙啊!就算是再无耻的词也不足以形容他。仅仅为了让自己突然出现在这女人面前,他便让整个城市在晚上陷入恐惧之中,让意大利陷入长久的烦恼之中。在她看到一个男妓这样的行为后,定会觉得惊喜万分。

在家里你可以声称是为了爱情,但是在其他地方你却有一些更加邪恶的意图:为了阻止鲁西乌斯·普兰库斯出售你的抵押品。一位保民官曾在一个公共集会上买下了你,但是你却回答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我的私人财产。”所有的人都把这当作一个天大的笑话。 (12)

不过,这些小事就说到这里,我们还是回到那些更重要的问题上吧!当恺撒从西班牙回来后,你不远千里去见他,并且速去速回,因为这样会让恺撒觉得虽然你不勇敢但至少精力充沛。不知怎么地,你再次和他重归于好。不过,恺撒就是那样的人,对于那些因为濒临破产而陷于绝望之中的无耻之徒,他都愿意与其成为亲密的朋友。你在这些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他任命你为执政官,作为他的同僚。人们只能向多拉贝拉表示同情,恺撒一直鼓励多拉贝拉参加竞选,但是最后却欺骗了他。大家都知道你和恺撒在这个问题上背叛了多拉贝拉。恺撒让他成为执政官的候选人,并允诺让他赢得选举,却背弃之前的承诺将职位收为己有,而你也在其中推波助澜。

1月1日,我们大家被迫来到元老院。多拉贝拉对安东尼进行了批判,比我现在的更加全面和强烈。天啊!安东尼在愤怒之中都说了什么啊!恺撒在他东去之前便表明要任命多拉贝拉为执政官。不过,他们竟然否认言行一向如此的人是一个独裁者。但是,在恺撒这样说过之后,这位杰出的占卜官安东尼宣布,他作为一名祭司可以利用占卜征兆阻止或废除选举。并且,他宣称自己将会这么做。大家看看,他真是蠢得让人难以置信啊!安东尼,占卜官的职位让你有权实施这些行为。但是就算不是占卜官,仅仅作为执政官,你也有权那么做。事实上,执政官的权力难道不是更大吗?我们占卜官只被授予报告预兆的权利,而执政官和其他行政官员也有观察天象的权利。

很好,就算是因为你缺乏经验而搞砸了这件事吧。我们不能期待从一个永远糊里糊涂的人那里得到正确的判断。不过,请大家看看他有多无知。几个月之前,他曾在元老院宣布他要么利用占卜征兆阻止议会选举多拉贝拉,要么换种方式这么做。现在,除了那个已经正式开始观察天象的人,还有谁能够预言占卜中的不足?不过在选举中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如果有任何人事先观察了天象,那么他必须在选举开始之前进行报告而不是之后。安东尼既无知又无耻,他的行为所展现的无知已经达到了极点,就像他对一个占卜官职责的无知一样。所以,让我们回忆一下从他担任执政官的那天起,一直到3月15日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仆人能够如此谦虚,如此卑微。他自己什么事情都不会做,每件事都得求别人。你可以看到他将头缩回自己的轿子后面请求同僚 (13) 的帮助。

多拉贝拉选举的日子到了,最先投票的权利是由抽签决定的,安东尼对此没有任何异议。抽签结果出来后,安东尼保持沉默。于是,第一等级的人投票,公布投票结果;然后,第二等级的人投票——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比我讲这个故事还要快。当前面这些程序结束后,再接着,就是我们这位杰出的占卜官——你们可能会认为他是盖厄斯·莱留斯本人——宣布:“会议推迟到另外一天。”多么荒谬啊!多么鲁莽啊!你没有看到,也没有领悟到,更没有听到任何预兆。你没有说你之前一直在观察天象,今天也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这是你在很久之前也就是1月1日时所预言过的。换句话说,你肯定是在报告假的预兆。你利用宗教来约束罗马人民。作为占卜官你向占卜官报告假的预兆,作为执政官你向执政官报告假的预兆。希望那些可怕的恶果不要降临在罗马人民身上,只降临在你的身上。

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事情,否则再说下去就有可能看起来在否定多拉贝拉的行为,不过占卜团肯定在某个时间会得知此事。大家看看这个人有多么蛮横无理!只要你安东尼自己乐意,多拉贝拉的执政官选举就是不合法的。接着,你又改了主意,认为占卜征兆的程序在这次选举上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所说的占卜官报告没有意义,那也就相当于承认,你在说延期的时候不是清醒的。但若这些话有某种意义,那么作为我的占卜官同僚,我想请问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绝对不会在这次演说中故意略去安东尼众多功绩中那极为优秀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来谈一下牧神节吧!众位元老院议员,大家请看。他无法隐藏内心的焦虑,你们看到他看起来有多烦恼了吗?他脸色惨白,汗流不止。不过没关系,只要他没有生病,他就会像在木诺西乌柱廊那里一样。他是怎么在牧神节为自己那可耻的行为辩护的?我很希望能听到这个辩护,顺便了解一下他在给自己辩论老师缴纳了那一大笔学费和列奥蒂尼的土地后,有什么样的成果。

你的同僚正身穿紫袍,头戴花环就坐于讲坛的金色椅子之上。你爬上讲坛,走向恺撒的椅子——虽然你就像卢佩库斯牧神一样,不过你也应该记得你是一名执政官——然后拿出一顶王冠。整个讲坛此时都发出一阵叹息。这个王冠是从哪里得来的?肯定不是你在地上捡到的吧!当然不是,这是你从自己家里带来的。这是一项有预谋的犯罪。然后,你将王冠戴在他的头上,人们为之悲叹。然而,他又将王冠拿下,人们为之鼓掌。

所以,罪人,你独自一人已经准备好在集会上倡导在罗马建立独裁统治,希望你的同僚能成为你的君主,并且要将罗马人民置于独裁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你甚至像一个乞丐一样趴在他的脚下试图让他对你有所怜悯。你在祈求什么呢?成为他的奴隶吗?不过就你自己而言,这个祈求倒是很合适,因为从童年开始你便屈服于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对你一个人来说,要转变为奴隶制很简单,不过,我们自己、全体罗马人民都没有授予你这样的权利。

你赤身裸体时所发表的那个演讲是多么雄辩机智啊!不过,还有什么行为能比这更加可耻,更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你是一个在恐惧中等待主人鞭打的奴隶吗?如果你还有一点感觉,那你现在肯定能感到鞭打,因为我对这些事情的解释定会让你血流不止。虽然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我这样解释也许会贬低那些伟大的解放者。不过,你的恶行着实让人心痛,我必须说出我的观点。当看到那个拒绝王冠的人被杀,并且是在众人的一致希望下被杀后,让人惊讶的是那个献给他王冠的人却还存活于世。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竟然让人在牧神节的公共记录中写下:“在人民的命令之下,执政官安东尼授予永久的独裁者——恺撒王权。恺撒予以拒绝。”

因此,在你仇恨罗马,仇恨光明,整日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喝酒之时,我并没有对你破坏国家和平感到意外。因为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你能在那些拥有法律和法庭的的地方找到容身之处吗?不能,因为这些正是你竭尽全力想要通过暴政废除和替代的东西。这难道不是塔奎纽斯被驱逐,斯普利乌·卡修斯、斯普利乌·买利厄斯、马库斯·曼利厄斯被处死的原因吗?然而在几百年过去后,安东尼却犯下了在罗马拥立国王这一邪恶的罪行。

还是让我们回到占卜这个话题吧!恺撒打算在3月15日的元老院会议上处理这个问题。安东尼,我必须问你在当时想要说什么。我听说你那天去元老院主要是为了反驳我,因为我曾断言你的占卜预兆报告是虚假的——占卜预兆除非被宣布无效,否则就必须严格遵守。不过上天保佑才使得那天本来要进行的事情没有发生,而恺撒之死也打消了你关于预兆的念头。

但是,在我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谈一下其他事情。在那个光荣的日子里,你惊慌逃窜,偷偷躲在家里,因为良心的不安让你感到死亡在向你靠近。那些关心你生命安全的人照看着你,因为他们希望你行为理智。我对未来的预言一向准确无误,但却总被大家忽略。在卡皮托利山上,当我们那些尊贵的解放者希望我去劝说你为共和政府效力时,我便告诉他们,在你害怕的时候,你会允诺所有事情,但是当你不再害怕的时候,你就会恢复本性。因此,当其他一些前任执政官频繁出入于你的家里时,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那天以及之后的第二天我都没有见你。因为我相信忠诚的罗马公民不会和一个没有原则的敌人达成任何协议,也不会和他结成同盟。

两天后,我十分不情愿地来到忒路斯神庙,因为士兵们封锁了所有的通道。这天对你来说多么重要啊!虽然你突然间与我为敌,不过我还是为你感到遗憾,因为你随后的行为有愧于你良好的声誉。天知道,只要你能坚持你那天所表现出的态度,你也会成为一个英雄。并且,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那位出身高贵的人质——马库斯·班巴里奥的孙子——得到所期盼的和平。

在恐惧的指导下,你行为举止良好,俨然是一位好公民。但是,恐惧缺乏持久性。相反地,一直伴随你的是狂妄嚣张,用不了多久你便会再一次走向罪恶,因为只有在你害怕的时候它才会消失。事实上,那时人们(除我以外)都对你赞扬有加,而你却无耻地主持了那位暴君的葬礼——如果那个仪式可以被称作葬礼的话。你在葬礼上宣读了庄重的悼辞,做出了悲怆的道德呼吁。你点燃火把,火化了恺撒的尸体,同样也是这把火烧毁了卢修斯·贝利努斯的房子。安东尼,你发动那些大多是奴隶的流氓破坏我们的家园,使得我们不得不亲自来对抗这些暴行。

不过,似乎是你清理了火葬堆的那些烟灰。随后,你在卡皮托利山上、在元老院面前提出了优秀的决议。我指的是那些宣布从3月15日起,不再张贴免税或者其他类似特权的公告。至于那些赦免,以及那些流放的人,你知道你自己说了什么。不过,在这之中最值得称赞的就是你为这个国家永远地废除了独裁者这个头衔。因为你感觉到人们近来对独裁者的恐惧,以及对其无比的仇视,所以决定将其永远废除。

至此,对于其他人来说,国家似乎稳稳地建立了起来,不过我并不这样想,因为我认为由你掌舵的船一定会出事故。难道我错了吗?一个人能长时间伪装自己吗?元老院的议员们,你们都亲自看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卡皮托利山上到处都张贴着公告,出售免税权,不仅仅面向个人,而且面向整个国家;公民权不再授予个人而是授予整个行省。如果这些决议长期有效,我们的国家势必走向衰败。众位议员,你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行省,并且他在自己开设的市场内大幅度削减税收。他是在削弱整个罗马帝国啊!

奥浦斯神庙账本中所记载的那七亿塞特拉斯现在在哪里?虽然这笔钱财是不义之财,但是如果这些钱不能归还给它的主人,至少它还可以使我们免除财产税。不过,安东尼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在3月15日的时候,你负债400万塞特拉斯,而在4月1日的时候便还清了所有债务?

此外,你很清楚自己的众多法令都是通过钱财收买别人才得到支持的。不过,那些张贴在卡皮托利山上的法令中的确有一条十分优秀。这与罗马人民的好朋友——戴奥塔鲁斯国王相关。尽管所有人都处于悲伤之中,但是在看到这条法令时都忍不住大笑。因为没有人像恺撒恨戴奥塔鲁斯那样恨过别人。他对戴奥塔鲁斯的恨就像他对元老院、罗马骑士、马西利亚人以及每一个他认为热爱罗马和罗马人民的人的恨一样。在恺撒的一生中,不管是当着戴奥塔鲁斯的面还是在他缺席的时候,他从没有公平、友好地对待戴奥塔鲁斯。但是,你却想让我们相信在恺撒死了之后,戴奥塔鲁斯得到了他的青睐。戴奥塔鲁斯作为主人招待恺撒,与他待在一起。但是恺撒召见他,让他上缴金钱,并安排一名希腊人在他的执政区任职。除此之外,恺撒还剥夺了元老院附赠给戴奥塔鲁斯的管辖之地——亚美尼亚。但是,你现在却想让我们相信恺撒活着时占有的东西在他死后却归还了出来。

请大家注意一下他是怎么表述的。很明显,他有时将这次归还描述成“公正”的,有时候是“并非不公正”。多么特殊的阐释啊!虽然我没有和戴奥塔鲁斯在一起,但我永远为他辩护。不过,我们为戴奥塔鲁斯做出的任何辩护在恺撒看来似乎都是不公正的。

安东尼那个女人的房间里曾进行过很多交易,现在也仍在继续。也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戴奥塔鲁斯派遣他的使者在谈判后签署了一千万赛斯特斯的付款保证书。这些使者都很善良,但是有点胆小、缺乏经验,也没有询问我和国王其他一些朋友的意见。关于这个付款保证书,我建议你仔细考虑一下该怎么处理。因为,当戴奥塔鲁斯听闻恺撒的死讯后,便主动出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根本没有考虑恺撒有可能留下来的任何备忘录。戴奥塔鲁斯是明智的,因为他知道这样做永远是合法的,即:当偷取他人财产的暴君被杀死后,那些受害者有权拿回自己被侵占的财产。所以,没有一个律师,就算是现在代表你的专属律师也不会说你是戴奥塔鲁斯的债权人,因为在这份合约执行前他已经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并没有从你的手里买到那些东西,因为在你能把他自己的那些财产卖给他之前,他已经拿回了那些东西。他确实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不过另一方面,我们的确有点可鄙,因为我们对自己憎恨之人的一些行为予以支持。

对于那些无数的备忘录以及众多所谓的恺撒亲笔签名,我不发表任何看法。不过,我们可以看看制造这些东西的伪造犯,他们公开出售这些备忘录、签名,就像这些东西是角斗士表演简介一样。因此,安东尼现在居住的地方堆积了大量的金钱,这些钱只能用秤来称,因为根本数不过来。但是,贪婪也让他犯下了很多无知的过错。例如,他最近张贴了一个免除克里特最富有群体的税务的告示。这个告示宣布:“当马库斯·布鲁特斯执政期结束的时候”,克里特将不再是一个行省。不过,安东尼你的理智呢?难道就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你吗?恺撒怎么可能会颁布一条这样的法令——“在布鲁特斯任期结束的时候”豁免克里特的税务?因为在恺撒活着的时候,布鲁特斯和克里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关系。不过,众位元老院议员,不要认为因为这个原因这条法令就不会被出售,事实上,它已经让你们失去了克里特行省。只要一件东西有人买,安东尼随时都准备将其出售。

安东尼,至于你提出那条召回流亡犯的法律,是不是也是恺撒颁布的呢?我并不是想迫害任何身处困境之人,只是有以下几点抱怨。首先,这批新召回的流亡犯对于那些被恺撒单独列出、认为他们应该被召回的人来说是一种侮辱。其次,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能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因为剩下的人最多三四个而已。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没有给予身处同样困境的人以同样的怜悯,为什么不能对你的叔叔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视同仁?当你为别人制定法律的时候,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叔叔排除在外。而另一方面,你却敦促他去竞选监察官之位!事实上,正是这一点激起了人们的嘲讽和抗议。不过,你既然这么支持他,为什么不亲自主持那场竞选呢?难道是因为有位保民官在那之前宣布将会有不祥之兆?当占卜涉及你自身利益的时候,征兆便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当涉及到朋友的利益的时候,你就变得小心翼翼了。接着,当你的叔叔在竞选“七人委员会”候选人的时候,你再一次背离了他。不要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你受到一些可怕敌人的威胁,你不敢违背他们的意愿,担心自己会有生命危险。如果你还忠于自己的家族,你就应该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但是,你却多次对他进行侮辱。

更无耻的是,在你找到新欢之后,你便将他的女儿,也就是你的堂妹安东尼娅赶出家门。在此之前你曾四处张望,但做出了另一种安排。对此你还不满意,甚至控告她犯下通奸之罪,然而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清白了。你简直已经丧心病狂到了极点,就算是这样你还不满意。在1月1日元老院全体会议上,当然你的叔叔也出席了那次会议,你竟然厚颜无耻地宣布就是因为多拉贝拉与你的堂妹,也就是你的妻子通奸,所以你才将他视为敌人。要说出你的哪一个行为是最可恶的确实很难。是你厚颜无耻地在元老院里做出这样指控?是你不择手段地反对多拉贝拉?还是你无礼地在她父亲面前说出这些话语?又或者是你残忍地用这些肮脏的言语来污蔑这位不幸的女人?

但是,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些被当成是恺撒亲笔签署的法令上吧。安东尼,你怎么证明这些是恺撒的法令?元老院为了和平已经批准了恺撒的一些法令,当然是那些真的,而不是你所声称的那些。不过,这些法令是从哪里来的?又是依仗谁的权威提出来的?如果它们是伪造的,为什么会被批准?如果是真的,为什么要花钱来通过这些法令?元老院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自6月1日起,元老院议员将会在一个顾问委员会的帮助之下对恺撒的法令进行调查。什么委员会?你曾经召集过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吗?你所等待的那个6月1日,无疑是你从退伍士兵殖民城邦返回的日子,因为你会带着军队再次返回。

在你4、5月的那次旅途中,你甚至想要在加普亚建立一个殖民城邦,多么辉煌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你是怎么离开那里的,或者说你差点不能离开,不过,你还是口口声声地威胁加普亚。我希望你能把你所说的那些话付于实践,这样“差点”这个词就可以删掉了。你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过我不想谈论你那些丰盛的晚宴和疯狂的酗酒,这不仅仅是你的损失,也是我们的损失。即使是之前为了将土地分发给士兵,免除坎帕尼亚的税务,我们也认为这对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事实上你却将那里的土地分给了和你一起吃喝玩乐、一起赌博的朋友。元老院的议员们啊!他甚至将那些男男女女的戏子们都安置在加普亚。让人同样厌恶的是他对列奥蒂尼土地的处理。那里曾经土壤肥沃,作物收成良好,就像坎帕尼亚一样,为罗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罗马必不可少的一个地方。但是,你竟然将1875英亩的土地送给了你的医生。有些人可能会问道:如果他真的将你的脑子医治好了,你会给他多大一块土地啊?此外,你又将1250英亩的土地送给了你的辩论老师。如果他真的让你成为一个演说家,那你究竟会给他多少土地啊?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你的旅行,以及它对意大利所造成的影响这个话题上吧!你在恺撒曾经建立了殖民城邦的地方——卡西努姆,重新建立了一个由退伍士兵组成的殖民城邦。你写信给我,询问我对在加普亚建立殖民城邦的意见,不过我给你的答复和有关卡西努姆问题的答复一样。你问我在一个已经建立了殖民城邦的地方再建一个殖民城邦是不是合法,我回复说,在遵循占卜预兆、已经正式建立了一个殖民城邦的地方再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城邦是不合法的,不过我也指出可以让新的殖民者居住在旧殖民城邦。尽管如此,你对占卜的所有规定置若罔闻,就算几年之前刚刚在卡西努姆建立了一个殖民城邦,你还是在这里重新建立了一个。你甚至提高了你的标准,用犁头划出了界线。但是你的犁头几乎划过加普亚的城门,严重地侵犯了那个最繁荣的殖民城邦的领地。

刚违反了宗教规定,你便又迫不及待地违反其他规定,因为你又觊觎马库斯·特伦替厄斯·瓦罗在卡西努姆的财产。不过,马库斯·瓦罗是一个非常虔诚、十分高尚之人,你这样做究竟是出于法律还是道德的制裁?你的回答肯定和你当初掠夺卢修斯·鲁伯里厄斯的继承人、卢修斯·忒塞留斯的继承人,以及其他众多继承人财产的理由一样。那么,既然现在你是在拍卖上得到这些财产的,我们承认拍卖有这样的权利,不过我们认为书面说明也有一定的权利。比如,这些证据能够证明财产是恺撒的,而不是你的;又如,它们能够证明你是一个债务人,而不是免除你的债务。

至于瓦罗在卡西努姆的农场,谁说它已经被卖了?有人看见拍卖时的长矛、还是听到了拍卖者的叫喊?你说你派了一个人去亚历山大里亚从恺撒那里购买这片土地。你迫不及待,根本无法等到恺撒归来。不过,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瓦罗有任何财产被充公,也没有任何人的福利能比瓦罗的更引起大家的关注。如果事实是恺撒写信命你将这些土地还回去,那么我们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你这些暴行。只要你把我们能看见的那些士兵都调走一会儿,只要你那样做了,你很快就会明白无论恺撒拍卖的理由是什么,你自己的无耻之举完全在另外一个水平上。因为只要这些士兵一撤走,你就将发现自己会被扔到瓦罗家门外。不仅房子的主人会驱逐你,他的每一个朋友、邻居、访客和仆人也肯定会驱赶你。

你日复一日地在瓦罗的别墅里放纵自己。从早上7点开始,就一直饮酒、赌博、呕吐。这个房子如此不幸,拥有这样一个“邪恶的主人”。

但是,安东尼怎么能被称作是它的主人呢?我们还是叫他占有者吧。就这样,这个房子有了一个邪恶的占有者,马库斯·瓦罗选择这个地方不是为了放纵而是为了退隐、学习。这些墙壁曾经见证了那些机智的讨论、高贵的思想、杰出的著作,罗马人民的法律、我们祖先的历史、智慧的真理以及所有的知识。但是,当你成为这里的房客后——我不会把你称作房主,房子里充满了酒徒的喧嚣,小路上洒满了酒,就连墙壁上也有酒滴下来。在那里总能看见出身自由的青年与男妓厮混不止,家庭妇女与妓女纠缠不休。

人们从卡西努姆、阿奎努姆、英特拉纳前来向他致敬,但是他不允许任何人进门拜访。不过这样做也十分合适,因为像他这么堕落的人根本配不上这一职位的徽章。当他经过阿奎努姆前往罗马的时候,因为这里人口众多,所以有很多人前来欢迎他。但是,他坐在一个封闭的轿子里穿过街道,就像那里面抬着死人一样。毫无疑问,阿奎努姆这些人的行为确实很愚蠢,但是他们就住在安东尼经过的路边。而阿纳尼亚的那些人呢?相反地,他们住的离他经过的地方很远,但他们以为安东尼是执政官因此前来欢迎他。不过,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对这些问候没有任何回应。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是我可以保证所有的人当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身边有两个阿纳尼亚人——穆斯特拉和拉珂。前者照看他的剑,后者管理他的酒杯。

根本不用我来提醒,你们都知道他曾经威胁和侮辱昔狄西尼人和普特利人,而这都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卡修斯家族和布鲁特斯家族来做自己的保护人。不过,他们的选择完全是出于积极的肯定、正确的判断、友好的感觉以及自己的情感,而不是因为武力和暴力的威胁。而你和米纽修斯·巴西鲁斯,以及其他像你们这样的人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强迫别人选你们,否则没人会自愿选择你们来做他的保护人,即使是依附者,你们也不在选择之内。

与此同时,当你不在的时候,你的同僚 (14) 推翻了讲坛上那座让你一直尊敬有加的墓碑,这一天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当你得知这件事后,竟然晕厥过去。当时和你在一起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我并不清楚随后发生的事情,但我认为是恐惧和武装暴力让你晕厥的。因为,你让你的同僚从天堂坠落,使他不像原来的自己,不过要是说你让他成为第二个你却言之过甚。

你重返罗马使整个城市陷入骚动之中。因为我们都记得卢修斯·科尼厄斯·秦纳的大权在握、苏拉的高压统治,而之后恺撒的独裁统治也仍然记忆犹新。那时候,也可能有刀剑,但是它们仍在剑鞘之中,并且数量也不多。然而你的队伍却是十分野蛮的,你的追随者都处于战争的命令之下,手握出鞘刀剑,肩扛轻便盾牌。不过,众位熟悉这些场景的元老院议员也都对此习以为常。

尽管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参加原定在6月1日的元老院会议,却因突然受到威胁,不得不缺席会议。不过,安东尼对此欣喜若狂,因为他认为元老院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不希望我们任何人出席会议,随即便开始实施那些滔天罪行。他曾因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为恺撒的法令辩护,也曾为了颠覆这个国家的体制而废除恺撒的法律,尽管那些法律是好的。例如,他延长了行省官员的任期。虽然他应该保护恺撒的法令,但是事实上却将那些有关国家事务和私人事务的法律通通予以废除。现今,在国家事务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在私人事务中最为有效的则是遗嘱。然而,他却将两者都废除了。他在有或者没有通告的情况之下便将法律废除;而他所废除的遗嘱就算是最低等的公民也应该遵守。他从庞培的花园和西皮奥的别墅里将恺撒留给继承人——罗马人民——的那些雕像、绘画通通都搬走了。

不过,安东尼你如此怀念恺撒,你热爱这个已经死去的人,对吗?然而,他所获得的最大荣耀也就是神榻、塑像、山形墙和他的祭司而已。正是因为这些荣耀,就像朱庇特、玛尔斯、奎利努斯有自己的祭司一样,安东尼就是朱利叶斯的祭司。不过,安东尼你并没有就职,没有承担起一个祭司的责任,这是为什么呢?你尽可以选择一个时间,选一个人来安排你就职。我们是你的同僚,没人会拒绝你。不过,无论是恺撒这个独裁者的祭司,还是一个死者的祭司都同样令人厌恶。

现在,我得问你一个问题: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你难道不知道昨天是罗马广场赛会的第四天吗?你亲自向人民集会提议:为了表示对恺撒的尊敬,应该将赛会延长一天。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身着节日盛装?为什么要忽略你的法律授予恺撒的荣耀?很显然,你也打算做出让步,你认为这个神圣的日子应该被额外的感恩节日所玷污,而不是被神榻玷污。不过,你要么完全废除宗教仪式,要么就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

你问我是不是喜欢这些神榻、山形墙和神圣的祭司,我一个都不喜欢。但是作为恺撒法令的维护者,你却没有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你只维持了其中的一些而忽略了另一些,除非你打算承认你这样做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非恺撒的荣耀。请你回答这些问题,我很期待你的雄辩。我知道你的祖父是一个出色的雄辩家,不过,你肯定在演讲时拥有比他更多的自由,因为他从来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完全赤裸裸地表达出来!但是,你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竟然让我们都对你的想法一清二楚!对此你能让我作答吗?你敢开口吗?事实上,我怀疑在我这么长的演讲中,你是否有勇气来回答其中的任何一个指责。

不过,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来谈谈此时此刻我正在说话时你的那些行为吧!为自己辩护吧,如果你可以的话。请解释一下为什么元老院被这些士兵包围?为什么我的听众中有你那帮手握刀剑的匪徒?为什么要关上协和神庙的大门?为什么要让世上最野蛮的以提利亚人手持弓箭来到讲坛?安东尼说:“我这么做都是自我防卫。”不过,一千人的死亡难道要比一个人死亡更好吗?况且,那一个人要是没有武装护卫就不能在自己的团体中存活下去。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武装护卫并不是真正的保护。你所需要的保护不是来自武器,而是出自同胞们对你的关爱和友善。因为罗马人民将会夺取你的武器并在你面前将其毁掉。我希望在那发生之前,我们仍然健在。不过,不管你怎么对我们,相信我,这些办法都不是长久之计。你的妻子并非吝啬之人,当然这句话并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不过她对罗马人民的第三次分期付款 (15) 已经拖了很久。

我们国家并不缺少管理政务之人。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都是保卫国家的中流砥柱,是我们罗马的中流砥柱。罗马虽然为自己复了仇,但是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过,那些尊贵的青年们随时都准备好保卫我们的祖国。他们也许想要退隐一些时日,但是罗马最终会将他们召回。

和平之名美丽动人,和平本身幸福美好。但是和平与奴役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和平是人们安享自由;而奴役是万恶之首,应当被废除,如果有必要,即使是以战争,甚至是以死亡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虽然我们的解放者们已经退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他们英勇的行为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功绩前所未有。卢修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发动了反对塔奎因国王的战争,而那个时候王权在罗马是合法的;斯普利乌·卡修斯·维塞林厄斯、斯普利乌·买利厄斯、马库斯·曼利厄斯·卡庇托林努斯因为被怀疑谋夺王权而被处死。但是,这是人们第一次举起刀剑杀掉那个不仅仅觊觎王权,并且就像国王一样实行统治的人。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极其高贵,并且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很显然,即使是广阔无垠的天堂也无法容纳他们所取得的荣耀。况且,承认这是一次高贵的胜利本身就是非常丰厚的奖赏,但是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他们已经赢得了更大的荣耀——永垂不朽!

安东尼,你应该记得你永远废除独裁的那一天!你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是多么喜悦啊!可是将这与你和你的朋友们现在忙于的交易相比,你就会意识到收获和荣誉的不同。正如有些疾病或味觉上的迟钝会让人们无法品尝食物一样,同样的道理,荣耀对于放荡之人、守财奴和罪犯都没有吸引力。

不过,如果荣耀都不能激励你表现得体一点,那么恐惧是不是同样也不能让你停止那些令人讨厌的行为?我知道你不惧怕法庭。如果这是因为无辜,那么你应该被赞扬;但如果是因为你依靠武力,那你就会害怕另外一些人。难道你不知道因为武力而无视法律的人必定会畏惧另外一类人吗?如果你是因为自己有随从保护而不害怕罗马的勇士和忠诚的公民,那么相信我,你的拥护者不会长久地支持你。日夜担心自己的追随者会对自己不利,这还能被称为一种生活吗?并且就恩惠而言,恺撒曾经赐给那些杀死自己的人的恩惠比你赐给别人的更多。

不过,你和恺撒没有任何可比性。恺撒集天赋、手段、博闻强记、修养、执着、智慧和勤勉于一身。虽然他发动战争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灾难,但他在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伟大的。多年来他旨在谋取王位和王权,付出了无尽的努力、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才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利用娱乐演出、公共建设、分发食物和宴会来笼络那些无知的大众,他用丰厚的奖赏来保持朋友对自己的忠心,而对于自己的敌人,他会施以怜悯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他恩威并施,让一个自由的国度变成了奴役之国。

安东尼,只有你的统治之欲可以和恺撒相比,在其他每个方面,你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虽然恺撒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伤害,但是至少也有一定好处。比如,罗马人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应该相信谁,应该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谁,而又该警惕谁。你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吗?那些勇士已经明白杀死一个暴君是一个极为高尚的行为,将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和无限的荣誉。你难道不懂这件事的重要性吗?在人们不能容忍恺撒的时候,他们还会容忍你吗?相信我吧,这次他们会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来做这件事。缺乏耐心的他们甚至不会等到时机成熟便来实施这一行动。

最后,安东尼,请你想想自己的国家吧!想想生你养你的人,而不是现在和你一伙的那些人。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但我请求你不要再与国家为敌,不过,决定权都在你手里。至于我,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年轻的时候在捍卫我们的国家,现在就算我老了,也不会抛弃她。我既然藐视喀提林的武士,自然也不会害怕你的。相反,如果我的死亡能换回我们国家的自由,能让长期遭受苦难的罗马人民得到最终的解脱,我很乐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大概在二十年之前,如果我在这座神庙里说过死亡不能提前降临到一个执政官头上,那么在我年老的时候再说这话便包含更多的道理。各位元老院议员们,在我获得了众多荣誉之后,在我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我甚至有点向往死亡。现在我只有两个愿望:第一,如果我的死亡能够让罗马人民获得自由,那将是不朽的诸神对我最大的恩赐;第二,所有人的命运都应该与他对国家的贡献相一致。

————————————————————

(1)  富尔维亚(Fulvia),曾先后是帕布利厄斯·克劳狄厄斯、库里奥和安东尼的妻子。

(2)  福米奥和格纳所分别是特伦斯(前195—前159)所著的两部喜剧《福米奥》( Phorrnio )和《阉人》( Eunuch )中的食客。巴里奥是普劳图斯(前254—前184)所著的《撒谎者》( The Cheat )中的皮条客。

(3)  出自西塞罗备受争议之诗《在他执政之期》(On his Consulate),后面一句是“让荣誉归属于诚实之士”(let laurel yield to honest worth)。

(4)  帕布利厄斯·卡斯卡是第一个举起反抗恺撒大旗之人,他的弟弟是盖厄斯。

(5)  作为保民官不允许离开罗马十天以上。

(6)  即杀掉安东尼。

(7)  如果一个朋友的遗嘱里没有提到某人,这被视为对其的一种轻蔑。那些不能收取费用的律师特别希望能得到这种回报。

(8)  古罗马时候的货币。——译者注

(9)  公元前49年,1月2日,安东尼和另外一个保民官否决了元老院的一个提议,该提议认为除非恺撒在一个指定的时间之前交出他的军队领导权,否则将宣布他是一个公敌。八天后,恺撒越过卢比孔河。

(10)  公元前67年,庞培在与海盗作战时捕获的。

(11)  当安东尼知道在恺撒的公开遗嘱中将继承权留给屋大维,只任命安东尼为第二继承人后,很受打击。

(12)  这个笑话就是大家都知道安东尼一贫如洗,这在罗马人看来是一种耻辱。

(13)  恺撒。

(14)  多拉贝拉,现任执政官。

(15)  她的三次分期付款分别是她的三个丈夫 (参见此处)

The First Philippic against Mark Antony

Senators, before I offer the views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hich the circumstances seem to me to demand, I will briefly indicate to you the reasons, first why I left Rome, and then why I turned back again.

As long as it still seemed possible to hope that you had resumed your control and authority over the government, I felt determined, as consul and Senator, to remain at my post. And so, from the day when we were summoned to meet in the Temple of Tellus, I made no journeys and never lifted my eyes from public affairs. In that temple I did all that was within my power to lay the foundations of peace. I reminded members of the ancient precedent created by the Athenians – making use in my oration of the Greek term which that state then employed to calm down civil strife – and I moved that every memory of our internal discords should be effaced in everlasting oblivion.

Mark Antony made a fine speech on that day, and his intentions were excellent. It was, indeed, he and his children who made it possible for peace to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greatest of our fellow-citizens. What followed was in harmony with these beginnings. He held consultations on the national situation at his home, and invited the political leaders to attend. He offered admirabl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Senate. At that stage nothing was disinterred from Gaius Caesar's notebooks except matters that were generally known already. In his reply to every question Antony was completely direct. Were any exiles recalled? One, he said, and nobody else. Were any tax-exemptions granted? None, he replied. He even wanted us to accept the proposal of the illustrious Servius Sulpicius that no announcement should be posted of any decree or favour attributed to Caesar which had originated subsequently to the Ides of March. Of the many other excellent measures of Mark Antony I will say nothing, because I want to pass immediately to one particular admirable step that he took. The dictatorship, which had come to usurp virtually monarchical powers, was completely eliminated from the Roman constitution by his agency; we did not even debate the question. He brought us a draft of the decree he wanted the Senate to adopt, and when this was read out we accepted his proposal with the utmost enthusiasm, and passed a highly complimentary vote of thanks in his honour. The prospect ahead of us now seemed brilliant. For we had won liberation from the tyranny under which we had been labouring and, what is more, from all fears of similar tyranny in the future. Although there had often been legitimate dictators in the past, men could not forget the perpetual dictatorship of recent times, and by abolishing the entire office Mark Antony gave the state a mighty proof that he wanted our country to be free.

And then again, only a few days later, the Senate was delivered from the peril of a massacre when the runaway slave who had appropriated the name of Marius was executed and dragged away on a hook. All these deeds were performed jointly with his colleague; other things, later, were done by Dolabella alone, but I am sure that if his colleague had not been away these also would have been matters for collaboration. For during this period a most pernicious trouble was insinuating itself into the city and gaining strength day by day. The same men who had organized that travesty of a burial were now building a funeral monument in the Forum. Every da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ruffians, together with their equally degraded slaves, menaced the dwellings and temples of the city with destruction. But these impudent criminal slaves, and their loathsome and infamous counterparts who were free, met their deserts from Dolabella when he pulled that accursed column down. So determined was his action that I am amazed by the contrast between that day and all the others which have followed.

For by the first of June, the date fixed for our meeting, you can see how everything had been transformed. Nothing was any longer done through the Senate, many significant measures were passed through the Assembly of the people – and others, what is more, without even consulting the Assembly, and against its wishes. The consuls elect declared they did not dare come into the Senate at all. The liberators of our country, too, were excluded from the very city which they had rescued from servitude – though the consuls simultaneously kept on praising them at public meetings and in private talk. Moreover, ex-soldiers claiming veteran rights, on whose behalf this Senate had shown great solicitude, were being egged on to cherish hopes of new plunder in addition to what they already possessed.

I came to the conclusion it was less disagreeable to hear of these things than to see them for myself; and, besides, I was entitled to go travelling on a special mission. This being so, I left Rome with the intention of being back by the first of the following January – which seemed the earliest likely date for a meeting of this body.

And so those, Senators, were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prompted my departure. I will now indicate briefly the motives behind my return – which no doubt gives greater cause for surprise. After avoiding Brundisium and the usual route to Greece – as it was only sensible to do – I arrived on the first of August at Syracuse, since the crossing from there to Greece was well spoken of. But although I was associated with that city by the closest ties, I could not allow it to detain me for more than a single night, despite its desire to do so, because I was afraid that my sudden arrival among my friends there might arouse suspicion if I lingered. And so I proceeded with a fair wind to Leucopetra, which is a promontory in the district of Rhegium, and there I embarked to cross over to Greece.

But I had not gone very far when a southerly gale blew me back to my embarkation point. It was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I stopped at the house of my friend and associate Publius Valerius. On the next day, while I was waiting there in the hope of a favourable wind, a number of citizens of Rhegium came to see me, including newcomers from Rome. They supplied my first news of Mark Antony's speech, which pleased me so much that after reading it I first began to consider the idea of returning to Rome. A little later the manifesto of Brutus and Cassius arrived, and it seemed to me – perhaps because I esteem them as national figures even more highly than as personal friends – a model of fair-mindedness. But bearers of good news have the habit of inventing additional points to give their message an even better welcome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receive, and so my informants added that an agreement was about to be reached, that there would be a well-attended meeting of the Senate on the first of August, and that Antony was going to drop his bad advisers, renounce his governorship of the Gallic provinces, and resume his allegiance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Senate.

On hearing this I felt so enthusiastic to come back that no oars and no winds were speedy enough to satisfy my impatience – not that I imagined I would fail to return in time, but I was eager not to waste a moment in offering the government my congratulations. I made a quick passage to Velia, where I saw Brutus; though I found this a sorrowful meeting. I for my part was overcome by shame at the idea of returning to the city which Brutus had just left, and consenting to live there in security when he could not do the same. However, I did not find him as upset as I was myself. For he was exalt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his superb and magnificent deed. And he had no complaints to make about his own fate – but many about yours.

It was he who gave me my first information about Lucius Piso's speech in the Senate on August the first. Piso had received little support, Brutus said, from the people who ought to have backed him. And yet in Brutus’ opinion – which i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view you could have – and according also to the complimentary comments of everyone I have spoken to since then, his effort was evidently a noble one. And so I hastened back to lend him my aid. My purpose was not so much to accomplish anything concrete, for such a thing I neither expected nor, in fact, achieved. But this is a time when many things contrary to the order of nature and even against the ordinary course of fate seem likely to happen at any moment, and, in case the doom that is common to all of us should come my way, I wanted to bequeath our country the sentiments I am now expressing, as a testimonial of my eternal devotion to its welfare.

Well, those, Senators, were the motives for my two successive courses of action, and I trust I have explained them to your satisfaction. And now, before I begin to speak about the political question, I feel obliged to enter a brief protest about the injustice Antony did me yesterday. I am his friend, and, because of a service he rendered me, I have always insisted on maintaining that this is so. Then why, I should like to know, did he show such unpleasantness in endeavouring to drag me to yesterday's Senate meeting? Was I the only absentee? Were the numbers of those present lower than on many previous occasions? Did the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attain the degree of gravity which has some-times in the past meant that even sick men had to be carried to meetings?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Hannibal himself was at the gates? Or perhaps we were considering the question of peace with Pyrrhus – since that, tradition records, was the debate for which the great Appius, blind and old, had himself carried into the Senate. But no: the motion was about public thanks-givings, and that is a subject for which Senators are not usually in short supply. Securities need not be called for to guarantee their attendance, since this is ensured by their eagerness to show goodwill to the proposed recipients of the honour; and the same applies when a Triumph is being discussed. On such occasions the consuls can afford to be so indifferent that a Senator is virtually free to attend or not as he pleases.

I knew that this was the practice; and I was tired after my journey, and not very well. So for friendship's sake I sent a message to inform Antony. Whereupon he declared, in your hearing, that he would come to my house with a demolition squad. This was a remarkably ill-tempered and immoderate way to talk. Whatever sort of an offence did he suppose he was penalizing by this harsh declar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enators, of his intention to use state employees to demolish a residence that had been erected at state expense in accordance with a decision of the Senate? Never has compulsion been applied to a Senator by any sanction as severe as that. Indeed, the only known penalties are a security or a fine. Besides, had he known the opinion I should have expressed if I had in fact attended, I am sure he would have wanted to relax the rigour of his coercive attitude quite a bit!

For you cannot imagine, gentlemen, that the decree you yesterday passed so unwillingly would have had my support. For that decree involved the confusion of a thanksgiving with a sacrifice in honour of the dead, and the insertion of sacrilegious procedures into the state religion – for such was the effect of proclaiming a thanksgiving in honour of a man who was no longer alive. The question of his identity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Even if he were that famous Brutus himself, the man who by his own hand liberated the country from the tyranny of royal rule, whose descendants have maintained the same tradition of active heroism for very nearly five hundred years, still nothing would induce me to equate a dead human being with the immortal gods by awarding him a public thanksgiving when he should instead have had honours rendered to him in his grave. No, the vote I should have cast would have been one capable of justification to the Roman people in case some outstanding catastrophe such as a war or a plague or a famine overtook the country. For some of these disasters have already actually come about; while the rest, I fear, are impending. But as it is, all I can do about yesterday's decree is entreat the gods to pardon the people of Rome, who in any case do not like the measure – and to pardon the Senate that only passed it with reluctance.

Well, as regards our other political ills, am I permitted to offer my observations? For I regard myself at liberty (and always shall) to fight in defence of my own position, and to think nothing of death; and that will always be my attitude. Only give me free access to this place, and I am prepared to express my thoughts whatever the risk.

Well, gentlemen, I wish after all it had been possible for me to attend on August the first! Not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any use, but then at least there would not have been, as there was, only one isolated consul whose behaviour lived up to his own high rank and his country's needs. How sad that the men who had received Rome's greatest favours failed to support Lucius Piso in his truly admirable motion! Was it for this meagre result that the people of Rome made us consuls? Were we supposed to enjoy the highest position that the state is able to confer, and yet remain entirely oblivious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s? For not one single former consul supported Lucius Piso either by word of mouth or even by the expression on his face!

Curse it, do you have to be voluntary slaves? I grant you that a measure of servility may formerly have been unavoidable. And I am also prepared to concede that my criticism need not apply to every consular speaker indiscriminately. For I distinguish between certain people whose silence I excuse and others who I feel ar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speak out. The latter category, I regret to say, has incurred suspicion in the eyes of the Roman people. This is not so much because they are frightened, though such a thing would certainly be shameful, but because for whatever reasons – and these are various – they have fallen short of what their eminent status demands.

First of all, therefore, I want to express the warm gratitude I feel towards Piso, who was undeterred by the practical limitations of what he could achieve for his country, and thought only of what his duty demanded that he should attempt. And then, as to my next point, Senators, I realize you may not feel sufficiently intrepid to support the point of view and course of action which I am now going to urge upon you. Nevertheless, I ask you to continue to listen with the same goodwill that you have shown me up to this point.

To begin with, then, I hold that the acts of Caesar ought to be retained. I say this not because I approve of them: for who could do that? No, I say it because I attach supreme importance to peace and tranquillity. I wish Mark Antony were here today (though I should prefer his advisers to remain elsewhere!). But I suppose he has the right to be unwell – even if yesterday he did not allow it to myself. If he were here, he would tell me, or rather he would tell you, Senators, what line he adopts as regards the justification of Caesar's acts. The point is this: are the acts we are being asked to ratify the ones that are jotted down in scrappy memoranda and handwritten scrawls and notebooks produced on the sole authority of Antony – or rather not even produced but merely quoted – whereas the acts that Caesar himself engraved on brass tablets, with the intention of preserving the national Assembly's directions and definitive laws, are to be totally disregarded? My own view is that nothing forms such an indissoluble part of Caesar's acts as the laws which were adopted on Caesar's proposal. But if, on the other hand, he once made some promise or other to some-body, does that also really have to be regarded as irrevocable, even though he was never able to give effect to it himself? It is true that in his lifetime he offered many promises which he did not, in fact, fulfil. But these promises of his which have been dug up after his death are so immensely numerous that they exceed the entire total of the favours he actually dispensed for services rendered, or as free gifts, during all the years of his life.

All the same, it is not by any means my intention to tamper with any of those items; I do not even propose to touch them. On the contrary, I am an enthusiastic defender of his excellent acts. For example, I sincerely wish that the funds he collected in the Temple of Ops were still there this day. Blood-stained that money certainly was, but since it cannot be restored to its owners we could make good use of it today. However, let us put up with its dissipation – if it is a fact that this is what his acts laid down.

But surely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acts of a civil officer of state, conducting th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powers vested in his person, are the laws which were passed on his initiative. Look for the acts of Gaius Gracchus; you will find the Sempronian laws. Consider the acts of Sulla; the Cornelian laws are what you see. Or think of the third consulship of Pompeius – what acts did that produce? Surely his legislation again. If you asked Caesar himself to describe his acts at Rome and in civil life, he would answer that he had sponsored many first-rate laws. But his handwritten notes, on the other hand, he would either regard as provisional and liable to emendation, or he would omit to produce them at all, or even if he produced them he would not wish for their inclusion among his acts. However, that is a point on which I am prepared, in certain instances, to give way and turn a blind ey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matter relates to his laws, and in so far as they are concerned I am by no means ready to tolerate the annulment of Caesar's acts.

Take, for example, that exceptionally salutary and valuable law, frequently longed for in the happy days of the Republic, which provides that former praetors should not govern provinces for longer than a year, and former consuls for not more than two. Suppress this law, and how can you still speak of preserving Caesar's acts? And then again this bill that has been published about a third panel of judges – surely it rescinds Caesar's entire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those panels. If you are going to abolish Caesar's laws how on earth can you say you defend his acts? For it is totally illogical to suggest that everything he jotted down in a notebook to help his memory, however unjust and useless, must be regarded as part of his acts, whereas what he actually had passed by the people, voting in its Assembly of Centuries, is not going to be included among them at all.

But let us see what this new third panel is. It consists of centurions, Antony says. Well, they were authorized to serve as judges, were they not, by a Julian law, and before that by Pompeian and Aurelian laws. So they did serve: and not only in cases concerning a centurion but a Roman knight as well – and so it has come about that gentlemen of great valour and repute, former commanders of troops, have served as judges in the past and still do so to this day. ‘But those are not the men I am concerned with,’ he continues. ‘I want everyone who has ever commanded a unit of a hundred men to be a judge.’ Even if you applied this principle to everyone who had served as a knight, which is after all a more distinguished rank, the argument would still be totally unconvincing. For when you appoint a judge it is perfectly proper to be guided by considerations of property and rank. ‘But such qualifications do not interest me,’ answers Antony. ‘Indeed, I am proposing that judges should be taken from another category also: from private soldiers of the Legion of the Lark. For without such a measure our supporters are sure they will suffer victimization.’ But what an insult to these people whom (though nothing was further from their thoughts) you are proposing to mobilize as judges! For what your law implies is that the third panel is going to consist of members who will not dare to produce impartial verdicts. But, heavens, what a miscalcul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who thought up the law! For what in fact will happen is that people of no standing who are now to be included among the judges will try to force themselves up out of their obscurity by producing the strictest possible decisions – calculating that these can get them promoted to grander panels instead of the undistinguished one to which, quite rightly, they had been allotted.

Another bill that has now been published rules that men convicted of violence and treason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appeal to the Assembly. But, I ask you, is this a law at all – is it not rather a law to end all laws? And anyway, who cares nowadays whether this bill is persevered with or not? For there is not, in fact, one single person today awaiting trial under the laws concerned with those offences. And I do not suppose that there will be anyone in the future either – since acts perpetrated by people under arms will clearly never be brought into court!

But the measure, we are told, is a popular one. What a good thing it would be if you really had something popular in mind! For in our present circumstances, Roman citizens are unanimous in their estimate of the country's political needs. So I cannot understand your enthusiasm to propose a law which, far from being a source of popularity, is bound to earn you discredit. For it is in the highest degree discreditable that a man who has committed violence and treason against the Roman people, and suffered condemnation for those offences, should forthwith be allowed to relapse into precisely the same violent behaviour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his conviction. However, it is a waste of time to go on arguing about the proposed law. For obviously its real concern is not with the question of appeal at all. Its object, and your object in bringing it forward, is to prevent any and every prosecution under the laws in question. For how could one ever find a prosecutor idiotic enough to secure a conviction and thus expose himself to hostile crowds on someone else's payroll, or a judge rash enough to pronounce a sentence which will get him dragged before a gang of bribed toughs?

No, the bill is not really designed to give a right of appeal. What it does instead is to hand over two particularly useful laws and courts to suppression. In other words it offers young men a clear invitation to become riotous, seditious, pernicious citizens. One hesitates to think of the ruinous excesses to which rabid tribunes will be encouraged to go when these two courts for violence and treason are no more. Besides, the measure will also have the effect of superseding the laws of Caesar which rule that men convicted of the two offences in question become outlaws banned from water and fire. Because, surely, to allow people condemned for these crimes to appeal is tantamount to declaring that these acts of Caesar are abolished. Although I personally was never in favour of his acts, gentlemen, I nevertheless maintained that for unity's sake they ought to be kept intact. That is why I maintain that nothing should be done at this juncture to annul the laws he sponsored in his lifetime – or even, for that matter, the ones you now see published and posted after his death.

It is true that exiles are recalled from banishment – by a man who is dead. A dead man, again, has conferred citizenship, not merely on individuals but on entire nations and provinces. A dead man has wiped out national revenues, by unlimited grants of ex-emption. And yet, even so, I assert my willingness to defend these measures, even when they are only guaranteed by a single individual's authority (a substantial authority, admittedly) and produced from his own house. But, if this is accepted, how on earth can we simultaneously urge the suppression of laws which Caesar himself read out in our presence and published and proposed, laws about provinces and about courts which he was well content to sponsor and considered indispensable to our national interests? When laws are publicly announced, as those were, at least we are afforded a chance to complain if we want to. But when we merely have to rely on hearsay to discover that a law has been passed at all, no such opportunity exists. And the laws produced by Antony were passed with-out any prior advertisement whatever: we were not even shown a preliminary draft.

There is no reason, it is true, Senators, why I myself, or any of you, need have the slightest fear of bad laws being adopted so long as good tribunes are available. And we do possess such tribunes, men ready to apply their veto, ready to use their sacred office in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 Obviously we ought, then, to lack the slightest grounds for apprehension. ‘But what is this veto,’ asks Antony, ‘what sacred offic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 answer is that the right of veto, and the office to which I refer, are institutions fundamental to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That does not impress us at all,’ Antony comments. ‘We regard it as old-fashioned and stupid. What we shall do is to barricade the Forum and close all its entrances; detachments of armed men will be posted at numerous points.’

And then, I suppose, what is transacted in that fashion will be law. And you will give orders to have bronze tablets engraved with the legal formula ‘the consuls by right of law put the question to the people’. But how can you call this the same right of putting the question which our forefathers handed down to us? The formula continues, ‘and the people by right of law passed the measure’. Which people? The ones who were shut out? And what right of law? The law which armed violence has obliterated out of existence?

These observations are intended as guidance for the future – since it is the duty of a friend to offer advance warning against things that can still be avoided. If these unfortunate occurrences never materialize, then my comments will automatically be refuted. The bills I am talking about are ones which are going to be published in due form, and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you from proposing whatever you like. But as for myself, I consider it my duty to forecast possible flaws and ask you for their removal – to denounce, in other words, armed violence, and to demand its elimination!

When patriotic motives impel me, Dolabella, to offer such suggestions, I am justified in hoping that you consuls will not take it amiss. I do not imagine that you yourself will be angry, since I know what a good-tempered man you are. But people are commenting that your colleague Mark Antony, as he luxuriates in his present position which he regards as so fine (though I would hold him more fortunate, to put it mildly, if he modelled his consulship on those of his grandfathers and his maternal uncle), has taken offence. Now it is far from agreeable, I can see, when a man who has something against you holds a weapon in his hand – especially now that swords can be used with such impunity. But I will propose a pact: it seems to me a fair arrangement and I do not believe Antony will turn it down. That is to say, if I utter one single insulting remark about his private life or his morals I shall not object to him treating me as a bitter enemy. But if, on the other hand, I merely adhere to the custom of my entire political career and pronounce my frank opinion about national issues, first of all I beg him not to be indignant with me, and next, if that plea fails, I at least urge that his indignation should only be that of one fellow-citizen against another. Let him by all means employ an armed guard if this is needed, as he claims, for self-defence; but do not let their weapons be used on people who are expressing their views on public affairs. Now, what could be a fairer request than that? However, if any and every speech which goes against his wishes causes him to take umbrage even though it may contain not a trace of an insult – and some of his friends have told me that this is what happens – then we shall just have to put up with our friend's disposition and leave it at that. But these same henchmen of Antony also advise me, ‘You as an opponent of Caesar will not be allowed the same indulgence as Piso, who was the father of his wif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give me a word of warning which I do not propose to neglect, and it is this: being ill has not served me as an excuse for absence from the Senate – but I shall have a better excuse if I am dead!

You are my intimate friend, Dolabella; and, when I see you sitting there, heaven knows I find it impossible to keep silent about the mistake that you are both making. Each of you is a nobleman with lofty aims, and I must part company with those who maintain, in their excessive credulity, that it is money you are after; for that is something which men of true greatness and renown have always despised. I refuse to believe that what you want is wealth acquired by violent means, or the sort of power that Romans would find intolerable. Yours, I am convinced, is the very different ambition of gaining the love of your fellow-citizens and winning a splendid reputation. Such a reputation means praise won by noble actions and by great services to one's country, and endorsed by the testimony of national leaders and the whole population. And I would be prepared to enlarge further, Dolabella, on this subject of the rewards won by splendid deeds, did I not see that in these recent times you yourself have shown that you appreciate this very matter even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For you can surely remember no happier occasion in all your life than the day on which, before returning home, you cleaned up the Forum, dispersed that concourse of blasphemous scoundrels, punished the ringleaders for their loathsome designs, and rescued the city from incendiarism and the menace of massacre. All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atever their rank or class or station, pressed forward to compliment and congratulate you. Indeed, loyal citizens were even thanking and congratulating me as your proxy; because they believed your deed had been instigated by myself. Cast your mind back, I urge you, Dolabella, to that unanimous demonstration in the theatre when the entire crowd of spectators, dismissing from their minds what they had held against you previously, revealed that your recent action on their behalf had made them put aside all recollection of their earlier grudges.

And so it distresses me deeply, Dolabella, that after winning such great respect you should now be prepared to cast this all aside with complete equanimity.

And as for you, Mark Antony, you are not with us now, but I have an appeal to address to you all the same. That one day, on which the Senate met in the temple of Tellus, must surely have happier memories for you than all the subsequent months in which so many people (greatly differing from me) have accounted you fortunate. For what a splendid speech you made about national unity! When you renounced your hostility towards your fellow-consul and forgot the unfavourable auspices which you yourself as an augur of Rome had declared to be an impediment to his election: when you accepted him for the first time as your colleague, and sent your infant son to the Capitol as a hostage, your words freed the ex-soldiers from all apprehensions about their position, and indeed delivered our entire nation from its anxieties. Never has there been more rejoicing than there was on that day, both in the Senate and among the whole people of Rome – which was gathered together in numbers such as had never been seen at any public meeting before. At that juncture it finally and definitely seemed true that the action of those most valiant citizens had brought us our liberty, because their wish had come true, and the outcome of liberation was peace.

And then again on the next day and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and those that followed, you daily continued to confer some fresh gift upon your country; and the greatest of all these benefits was your abolition of the title of dictator. For that was the time when you (of all people) branded the dead Caesar's memory with ineradicable infamy. In a bygone age the crime of a single Marcus Manlius caused the Manlian family to decree that no patrician Manlius should ever again bear the first name of Marcus. And now, by the same token, the detestation felt for a single dictator caused you to suppress the name of dictator altogether.

But then, after these outstanding services that you had contributed to the nation, whatever can have happened? Did you regret the good fortune and illustriousness and glory and renown you had won? I wonder how that sudden transformation came about. I cannot bring myself to suspect you were corrupted by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Let people say what they like, one is not forced to believe them: and I have never found anything squalid or mean in your character. It is true that the people in a man's home some-times deprave him – but I know very well that you are a strong-minded person. I am only sorry that your freedom from guilt is not equalled by your freedom from suspicion.

But what frightens me more than such imputations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you yourself may disregard the true path of glory, and instead consider it glorious to possess more power than all your fellow-citizens combined – preferring that they should fear you rather than like you. If that is what you think, your idea of where the road of glory lies is mistaken. For glory consists of being regarded with affection by one's country, winning praise and respect and love; whereas to be feared and disliked, on the other hand, is unpleasant and hateful and debilitating and precarious. This is clear enough from the play in which the man said, ‘Let them hate provided that they fear’. He found to his cost that such a policy was his ruin. It would have been so much better, Mark Antony, if you had kept the record of your grandfather before your eyes. You have heard me speak of him at length and on numerous occasions. Do you think he would have regarded his claim to immortality as being best served by terrorizing people with armed gangs? No, what life and good fortune meant to him was to be the equal of everybody else in freedom, but their superior in his honourable way of life. About his glorious successes I shall say nothing now; but I want to record my conviction that the last tragic day of his life was preferable to the tyranny of Lucius Cinna who brutally slew him.

However, I see no hope of influencing you by what I say. For if the end that befell Gaius Caesar does not persuade you that it is better to inspire affection than terror, no words that anyone could utter will have the slightest effect or success. People who say Caesar was enviable are profoundly misguided. For no one can be said to have a happy life when its violent termination brings his slayers not merely impunity but the height of glory. So change your ways, I entreat you. Remember your ancestors – and govern our country in such a way that your fellow-citizens will rejoice that you were born. For without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happiness, or renown, or security.

Your fellow-Romans have furnished you both with ample warnings, and it worries me that they fail to impress you sufficiently. Think of the clamour raised by countless citizens at gladiatorial shows, think of all the versified popular slogans, think of those endless acclamations in front of the statue of Pompeius, think of the two tribunes who are against you! Surely these are sufficient indications that every Roman speaks with a single voice! And then again did you attach no importance to the applause at Apollo's Games? – or rather I should call it the testimony and judgement of the entire Roman people. What an honour for the men who were prevented by armed violence from being present in person – though they were present in the hearts and emotions of the people of Rome! Or did you really suppose that all that approval was meant for the playwright Accius – that his tragedy was winning a belated prize sixty years after its first performance? No, Brutus was the man for whom the cheering and the prize were intended. He could not himself attend the games that were displayed in his name, but the Romans who witnessed that sumptuous show paid their tribute to him in his absence, and sought to comfort the sadness which they felt because their liberator was not with them by incessant cheers and shouts of sympathy.

Personally I have always despised applause of this kind – when its recipients are the sort of men who will do anything to win popularity. All the same, when the cheering comes unanimously from the highest and middle and lowest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alike, and when the politicians who used to bow to the popular will are suddenly found go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at seems to me to constitute not merely applause but a verdict!

Or if you regard that as a trivial matter – although it is actually most significant – do you also attach no importance to the proof you have seen of Rome's loving solicitude for the health of Aulus Hirtius? It was already a very notable fact that Roman people esteem him as they do, that unique affection is lavished on him by his friends, that his family hold him so exceptionally dear. But now, in his illness, is there anyone in the memory of mankind who has been the object of such profound anxiety among all good citizens, and of such universal alarm? Nobody has ever been favoured with such demonstrations before. And so does it not occur to you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so deeply concerned for the lives of those they hope will serve the state may start having thoughts about your own lives as well?

Senators, the rewards I hoped to gain from my return are now mine. For the views I have expressed to you today are a guarantee that, whatever may happen in the future, my determination shall be on record: Moreover, you have given me an attentive and sympathetic hearing. If, without peril to myself and you, I am allowed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speak, I shall use them as often as I can. If not, I shall work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for the welfare not of my own self but of our country. Meanwhile, I can say that my life has now lasted long enough, by the measure of years and fame alike. If an additional span is now to be vouchsafed to me, I shall again not devote it to my own interests, but it will be placed, as before, at the disposal of yourselves and R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