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小专制国家

关于十五世纪的暴君专制,一般可以说,最大的罪恶常常发生在最小的国家。在这些家族人口众多、并且所有成员都希望以适合他们身份的方式生活的小国家里,有关继承权的争端不可避免。加米里诺的伯尔那多·瓦拉诺处死了他的两个弟兄(1434年),想要把他们的财产分给他自己的儿子们。如果某一个城镇的统治者以英明、温和和仁慈的政治以及对知识文化的热情而著称,一般情况下,他要么是某个大家族的一员,要么在政治上依靠那个大家族。例如,阿利桑德罗·斯福查(死于1473年)就是这样的情况。他是佩扎罗的君主,伟大的弗兰切斯科的兄弟,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的继父。由于管理上谨慎、治理措施公正仁慈,所以经过数年战乱以后,他享有安定的统治,建立了宏伟的图书馆,并在知识或宗教问题的交谈中消磨闲暇时光。属于同样情况的另一个人是乔万尼二世,波洛尼亚的本蒂伏利奥(1462—1506年),他的政策取决于伊斯特和斯福查两个家族的政策。另一方面,在加米里诺的瓦拉诺家族、里米尼的马拉泰斯达家族、法恩扎的曼弗雷家族中间,尤其是在佩鲁贾的巴利奥家族中间,却让人看到了多么残忍和血腥的暴行。我们在格拉齐亚诺和马达拉佐令人赞美的历史记载中,看到上述最后一个家族在十五世纪末所做事件的惊人写照。

巴利奥家族是那些从未采取公开宣称的暴君专制形式的家族之一。它倒是通过其巨大财富和对挑选官员的实际影响来行使领导权。在家族内部,有一个人被承认为首领,但在不同族系的成员中间却深藏着嫉妒。在巴利奥家族的对立面,是由奥地家族领导的另一个贵族党派。1487年,佩鲁贾城变成了军营,豪门望族的家里挤满了亡命之徒,暴乱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在一个死于暗杀的德意志学生的葬礼上,两所大学的学生拿起武器兵戎相见;有时住在不同家里的亡命之徒甚至在广场上打起来。商人和工人抱怨也没用;罗马教皇派来的治理者和“亲族”或保持缄默,或一遇到机会就离去。最终奥地家族被迫放弃了佩鲁贾,而这个城市在巴利奥家族——他们甚至把大教堂当兵营——的绝对专制统治下变成了一个被围困的要塞。密谋和偷袭遭到灭绝人性的报复;1491年,在处死了一百三十名冲入城内的叛乱者并陈尸于市政厅前之后,他们在广场上建起了三十五个祭坛,一连三天举行弥撒和宗教游行,以消除施于此地的魔咒。教皇英诺森八世的一个侄子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被刺杀;被派来此地平息事端的亚历山大六世的一个侄子,由于民众的公然蔑视而被斥退。在这一时期,这个统治家族的两个首领,圭多和利都弗,正在和一个拥有圣徒之名和超自然能力的多密尼克会修女里埃蒂的科伦芭频繁会晤。她命令他们和解,否则会遭到大灾祸的惩罚——这自然是徒劳的。尽管如此,在编年史中却也给在这个恐怖的统治时期佩鲁贾城中一些较好人士的奉献精神和虔诚行为留下一席之地。当1494年查理八世兵临城下时,佩鲁贾的巴利奥家族和在阿西西城内及其附近宿营的流亡者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战争,以致山谷中的的每一间房子都被夷为平地。田地无人耕种,农民变成杀人越货的野人,新长起来的灌木丛中都是牡鹿和狼群,这些野兽靠吃死去的战士尸体——所谓“基督徒肉”而膘肥体壮。当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查理八世面前撤退(1495年)到翁布里亚的时候,后者当时刚从那不勒斯归来,在佩鲁贾,他发现现在他可以一劳永逸地把巴利奥家族除掉。他向圭多提议举行一个庆典或一个比赛,或者其他类似的集会,这样可以把整个家族聚在一起。然而,圭多却持有这一观点,即“最感人的壮观场面将是看到集合到一起的佩鲁贾的全部武装力量”,因此教皇放弃了他的计划。不久,流亡者们进行了第二次袭击,并且只靠巴利奥家族的个人英勇行为就打败了他们,取得了胜利。就在当时,西蒙那多·巴利奥,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小伙子,带着几个部下在广场上和数百敌人作战:最后他身上带着二十多处伤倒下了;但当阿斯多利·巴利奥来增援时,他再次站起,身穿镀金盔甲,头戴饰有猎鹰的头盔,跨上战马,“忍耐力和行为俨如战神,投身于战斗中”。

此时,拉斐尔,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正在彼埃特罗·佩路基诺门下求学。这些日子的印象也许通过他早期的圣米凯尔和圣乔治这些小画而永留人世:可能是这些印象中的某些东西永远留存在他的圣米凯尔的大型画幅中:如果说阿斯多利·巴利奥在某处被尊封为神的形象,那就是在拉斐尔的壁画——赫利奥多路斯——里边的天廷骑马勇士的形象。

巴利奥家族的敌对者在恐怖时期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逃散,因此没有能力再进行这种冒险行为。过了一段时间,达成了部分和解,一些流亡者被准许回来。但佩鲁贾并未变得更安全或更稳定:统治家族的内部倾轧以可怕的暴行而爆发。两个圭多和利都弗的侄孙,格里丰和卡洛·巴奇格利亚——后者是加米里诺君主瓦拉诺的侄子并且也是以前的一个流亡者耶罗尼莫·德拉·潘那的姐夫——组成反对派,对抗圭多和利都弗以及他们的儿子们吉安保罗、西蒙那多、阿斯多利、吉斯蒙多、贞提尔、马堪托尼奥,等等。西蒙那多为预感到一种不祥,跪请他的叔父准许他把潘那杀死,但他此举徒劳:圭多拒绝了。阴谋突然在1500年仲夏,趁阿斯多利和拉维尼亚·柯伦纳结婚这个时机得逞了。结婚庆典开始并且在阴郁的预示中持续了几天,马达拉佐极好地描写了这些预示的越来越深的影响。瓦拉诺用可诅咒的机智酝酿并促进了阴谋的形成:他以独掌大权的前景和捏造格里丰的妻子珍诺比娅与吉安保罗私通的故事来做格里丰的工作。最后,两个叛乱者每人都选定了自己的袭击目标。(巴利奥家族所有人都各自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大部分都在现在的城堡旧址上。)他俩每人带领十五名刺客;其余的人则被派去放哨。在7月15日夜间,他们破门而入,谋杀了圭多、阿斯多利、西蒙那多和吉斯蒙多;其余的人逃掉了。

当阿斯多利的尸体在街市上被陈列在西蒙那多的尸体旁边时,围观者们,“尤其是外国学生”,把他比作古代的罗马人——他看起来是如此高大、仪表堂堂。在西蒙那多的面容上仍能看出就是死神也不能驯服的冒险和挑战的精神。胜利者们到处去走访这个家族的朋友们,并竭尽全力把自己推荐给他们;但他们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流泪并且准备搬往乡间去。同时,逃跑的巴利奥家族聚集起失去城市的兵力,第二天由吉安保罗率领攻入城内,并迅速在巴奇格利亚以死相威胁的人中找到了追随者。当格里丰在圣艾科罗诺教堂附近落入他们手中的时候,吉安保罗把他交给了他的部下去处死。巴奇格利亚和潘那逃去投奔在加米里诺的瓦拉诺,他是这场悲剧的主要作者;顷刻之间,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吉安保罗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

阿塔兰达,格里丰的依然年轻貌美的母亲,前一天刚刚和格里丰的妻子珍诺比娅还有吉安保罗的两个孩子撤退到乡下的住宅,她曾不止一次以母亲的咒骂斥责儿子,现在她和儿媳回到城里来找寻那奄奄一息的人。当这两个女人走近的时候,所有的人躲在一边,每个人都不敢向前,害怕被认出是杀害格里丰的凶手,受到这位母亲的诅咒。但是他们想错了:她自己恳求儿子宽恕那个致他于死地的人,然后儿子带着母亲的祝福死去。人们恭敬地目送这两个穿着有血污的衣裙的女人走过广场。拉斐尔后来画的闻名世界的《耶稣圣尸降架》就是为阿塔兰达所作的,画中她把自己母亲的悲痛敬献在一个更崇高、更神圣的苦难的脚下。

与悲剧发生地相毗邻的大教堂,被酒冲洗过,重新变成圣地。为婚礼而建的凯旋门依然矗立着,上面绘有阿斯多利的事迹和诗人马达拉佐对其颂扬的诗句。

讲述这些暴行的一种传说从巴利奥家族的早期就开始出现。据说,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从一开始就不祥地死去——一次就死了二十七人;有人说他们的房子从前曾被夷为平地,并且佩鲁贾的街道就是用这些砖铺筑的——还有更多这一类的说法。在教皇保罗三世统治下,他们的宫殿真的毁灭了。

曾有一个时期,他们似乎已形成好的决议,似乎已整顿好自己的党派,并已经保护官吏们不受贵族阶层的专横行为的欺压。但过去的诅咒像郁积的怒火一样再次显示了威力。1520年,吉安保罗被诱惑去了教皇列奥十世统治下的罗马,在那里被砍头。他的一个儿子,欧拉齐奥,只在佩鲁贾统治了很短一个时期,并且作为乌尔比诺大公(大公本人也受到了教皇的威胁)的死党,又一次在自己的家族中用最暴力的手段重复了过去的恐怖。他谋杀了他的叔父和三个堂兄弟,以致大公派人告诉他做得过火了。他的兄弟,马拉泰斯达·巴利奥,佛罗伦萨的将军,因1530年的投敌叛国事件而名载史册。马拉泰斯达的儿子利都弗,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代,通过1534年谋杀教皇使节和官吏而获得了短暂但血腥的统治时期。

我们到处都会遇到里米尼的统治者们的名字。像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死于1467年)一样,一个既肆无忌惮、不敬神灵,又具有军事才能和高度文化的人,是很少见的。但这样一个家族积聚的罪恶最后必将超过才能,不管有多大的才能,都会被这个暴君拖入无底深渊。上面所提到过的西吉斯蒙多的侄子潘多福,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原因只有一个,即不管雇佣兵队长被控犯有什么样的罪行,威尼斯人拒绝放弃他;当他的臣民被深深激怒后炮轰他在里米尼的城堡(1497年),后又让他逃掉的时候,尽管他因杀害弟兄和其他暴行而罪行累累,一个威尼斯的长官还是把他带了回来。三十年后,马拉泰斯达家族成了不名一文的流亡者。1527年,像在凯撒·波几亚的时代那样,一种瘟疫降临到这些小暴君身上;他们没有几个人活下来,而且没人有好下场。在皮科家族弱小的君主统治下的米朗多拉,1533年,有一个穷学者利略·格雷戈里·吉拉尔第从罗马逃难到了著名的乔万尼的侄子,年迈好客的乔万尼·弗兰切斯科·皮科家里;在关于这个君主正在为自己建立的墓碑的讨论结束后,他写了一篇碑文,这篇碑文题献的日期是这一年的四月。碑文的后记语气沉痛——“今年十月,不幸的君主在夜间遭到侄儿的袭击,并被夺取了生命和王位;而我侥幸脱险,此刻正处在痛苦的深渊中。”

像潘多福·佩特路奇从1490年起在锡耶纳所实行,后来由于派系斗争而分裂的那种没有典型特征的伪暴君专制几乎不值得密切关注。他弱小而恶毒,在一个法学教授和占星术家的帮助下进行统治,不时进行谋杀以恐吓臣民。他夏日的消遣是从阿绵达的山顶向下滚大石块,从不在乎砸到什么东西或什么人。他虽然成功逃脱了凯撒波几亚所设的陷阱;但在死时,仍旧被人唾弃鄙视。他的儿子们在此后许多年内维持着一个合格胜任的统治权。

第四章 大王朝

论及意大利的主要王朝,因阿拉戈纳王朝本身的特点,把它与其他王朝分开讨论较为方便。始于诺曼人时期、以贵族为地方最高权力的形式而延续下来的封建制度,给那不勒斯的政治制度以一种鲜明的色彩;而意大利的其他地方,除了只是教皇领地的南部地区和少数其他地区外,都实行土地的直接使用权,并且法律明令禁止继承权。从1435年以来在那不勒斯统治的大阿尔方索(死于1458年),与他真正或假称的后人不同。他一生辉煌,不怕和人民密切来往,与人交往时态度高贵和蔼,即使在年老时与露克瑞佳·德·阿莱尼亚的恋爱,也是让人称羡而非受人谴责;但是,他奢靡浪费的坏品质,自然会给他带来恶果。肆无忌惮的财政官们在宫中长期握有无限权力,直到破产的国王掠夺了他们的赃款;鼓吹进行宗教改革运动借以向教士们征税;当阿布鲁齐发生大地震时,幸存者被迫赔付死者的税款。通过这些手段,阿尔方索能够以无与伦比的豪华排场来款待显贵的客人;他在无休止的花费中得到快乐,即使让他的敌人受益,并且在文学作品的奖励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分寸。波吉奥为翻译色诺芬的《希腊远征波斯记》而得到了五百枚金币。

继承他王位的费兰特,是他和一个西班牙女人所生的私生子,但也很可能是瓦伦西亚混血的摩尔人的儿子。不管是他的血统,还是贵族们所设计的谋害他的阴谋使他的性格变得恶毒阴险,他的残酷暴行在同时代的君主中无人能敌。他积极活跃、不知疲倦,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没有荒淫挥霍的恶癖,他集中全部力量——其中包括深藏不露和一种势不两立的复仇精神——消灭他的反对者。他受到了全面攻击,因为那些贵族首领们虽然和他有姻亲关系,但也是他的外国敌人的同盟者。采取极端措施成了他日常政策的一部分。他与贵族进行斗争以及聚敛对外战争所需财力的方式,与弗雷德里克二世所引入的伊斯兰教国的方式相同:政府专营油和谷类粮食;国家的整个商业由费兰特交由富商弗兰切斯科·科伯拉掌管;科伯拉控制全部海岸的停泊税,并和国王分享利润。财政亏空由强制的贷款、处死刑后没收的财产、公开买卖圣职和向教会团体征收的捐献来弥补。除了不顾所有财产权而进行的狩猎以外,费兰特还有两种乐趣:他喜欢让反对者在他近旁,活着时被关在警卫森严的监狱里;死后尸体涂上香膏防腐,并身穿死者生前所穿的服装。和朋友们谈到这些俘虏时,他常常开心地笑,并且对于他的木乃伊博物馆的任何事毫不隐瞒。他的受害者大多是由于他的背信弃义而落入虎口的人,有些甚至是在御宴上做客时被拘捕的。他对待首相——安多尼洛·佩特路奇——简直是魔鬼的行为。佩特路奇在任时已变得衰老多病,因为日益惧怕死亡而被他不断地勒索“礼物”。最后,因怀疑他参与贵族们最近一次的阴谋,使他找到了逮捕佩特路奇并处以死刑的借口;和他一起死去的有科伯拉。加拉奇奥罗和波吉奥关于所有这一切的叙述方式使人毛骨悚然。

国王的长子,卡拉布里亚大公阿尔方索,在父亲晚年时和他共同执政。他是一个野蛮残暴的浪子,只在坦率这一点上胜过费兰特,他公开宣称对宗教及其习俗的蔑视。意大利专制政权较好和较高贵的特征在这一世系的君主中不会被发现;他们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艺术和文化所拥有的一切只是为了奢侈和炫耀。即使真正的西班牙人也几乎总是在意大利堕落;但是这个杂种王室(1494年和1503年)的终结清楚证明它缺乏纯正的血统。费兰特死于精神疾患;阿尔方索以叛国罪指控他的兄弟菲德利哥——这个家族中唯一诚实的人——并以最卑劣的方式侮辱他。尽管阿尔方索到此为止被认为是意大利最有才干的将军之一,但最终他逃到西西里并丢了脑袋;他留下的儿子小费兰特成了法国人和国内叛国者的猎物。像这样的王朝,如果它的子孙想要恢复大业,至少必须和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不过,如科米斯在这件事上所说的——这说法虽然片面但大体正确,“残暴的人从来不会是勇敢的”:没有更残忍的人了。

米兰大公们的专制政治——其统治从吉安加利佐时代以来就是一种最彻底的君主专制制度——显示出15世纪真正的意大利特征。维斯康提家族的最后一个统治者菲利波·马利亚(1412—1447)是一个有着奇特兴趣的人物,幸而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他这种兴趣的描述。一个具有非凡才能和崇高地位的人能因极度恐惧变成什么样子,在这里用可称作数学上的完整性显现出来。国家的全部资源只为一个目的,即确保他的个人安全;而幸运的是,他冷酷的利己主义没有使他堕落到无目的地嗜血杀人的地步。他住在米兰的城堡内,周围环绕着壮丽的花园、凉亭和草坪。数年以来,他从没去过城内,只在乡间短途旅行,那里有他几座富丽堂皇的城堡;由最快的骏马牵引着的舰队可以沿着专门开凿的河道将他带到各城堡中,整个行程安排得极为严格。不管谁进入城堡都会受到无数眼睛的监视;甚至站在窗前也被禁止,以免向城堡外的人发送信号。所有被允许做君王私人侍从的人都受到一系列最严格的检查;随后,一经录用,就被委以最高的外交事务和最谦卑的贴身差役——这两者在宫中都很光荣。这个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战争,习惯处理头等重要的政治事务,每天都派全权大臣到意大利各地去。他的安全在于,他的臣下不相信其他任何人,他的雇佣兵队长被间谍监视和欺骗,他的大使和高级官员由于人为培养起来的妒忌,特别是由于把诚实之人和恶棍安排在一起的做法而心有隔阂、不团结。他内心的信念也是建立在对立和矛盾的体系上;他相信盲目的必然性,相信星宿的影响,并且同时向各种各样的救星祈祷;他喜欢研读古代作家的作品和法国骑士小说。但也是这同一个人,他不准当他面提及死亡,让人将垂死的宠臣送出城堡,免得死亡的阴影落到他幸福的居所,他以故意掩盖其伤口,拒绝放血,来加速自己的死亡,最终带着尊严,优雅死去。

他的女婿兼继承者,幸运的雇佣兵队长弗兰切斯科·斯福查(1450—1466),也许是十五世纪所有意大利人中最合他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意了。天才和个人力量的胜利,从没人能像他那样在自己身上表现得如此闪亮耀眼;那些不愿承认他优点的人至少也不得不为他这个幸运的宠儿而感到惊异。米兰人公开宣称由如此卓越的君主治理是一种光荣;当他进入城内的时候,蜂拥的群众把骑在马上的他推挤到了大教堂里,而没有给他下马的机会。让我们听一听教皇庇护二世——一个在这类事情上的裁判者——对他生平的评价:



1459年,当这位大公来参加在曼图亚举行的代表大会时,已经六十岁了(实际是五十八岁),但骑在马上的他看起来像一个年轻人;他身材伟岸,仪表堂堂,神色凝重,谈话安详亲切,举止俨然王侯,身心秉赋当世无人能敌,战场上无往不胜——这就是那个使自己从卑微的地位升到控制整个帝国的人。他的妻子美丽贤良,子女犹如天使;他很少生病并且几乎他所有的愿望均已实现。但他也并非没有不幸。他妻子出于忌妒杀死了他的情妇;他的老伙伴和老朋友,特劳伊洛和布鲁诺罗,背弃他而投靠阿尔方索国王;另一个旧友奇阿波伦内因为叛国罪被他处以绞刑;他不得不遭受他的兄弟阿利桑德罗引法国人来攻打他的痛苦;他的一个儿子策划阴谋陷害他而被关进监狱;他作战赢得的安科纳玛驰地区,又以同样的方式失去了。没人享有如此圆满的幸运,以致无需在逆境中拼搏。几乎无忧患之人即幸福之人。



给了幸福的消极定义后,这位知识渊博的教皇离开了读者。要是他能看到未来,或者愿意停下来讨论一个没有任何束缚的暴君专制的后果的话,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一定不会逃过他的注意——即对于未来的所有保障的缺失。那些子女们尽管美若天使,接受了精致完整的教育,但长大后都堕落成了无可救药的利己主义的牺牲品。只讲究外表的加利佐·马利亚(1466—1476),以自己漂亮的双手,所付出的高薪,享有的财政信用,贮存的二百万金锭,环绕在他身边的卓越人士和所豢养的军队与猎鹰而骄傲。他喜爱自己的声音,当他有机会侮辱一个威尼斯大使时,他会说得很流利。他常常反复无常,曾让人在一夜之间把一个房间绘满了各种图案;尤其恶劣的是,他常常发疯虐待最亲近的朋友。对于一小撮狂热分子来说,他这个暴君太坏,不该再活下去;他们谋杀了他,然后把国家交由他的兄弟们统治,其中一个兄弟,洛德维科·伊·摩洛,把侄子监禁起来,自己掌握了政权。紧随此次篡位而来的是法国的干涉和降落在整个意大利的灾难。

洛德维科·斯福查被称作“伊·摩洛”,摩尔人,是当时暴君的最完美典型;并且作为自然的产物,几乎消除了我们的道德判断。尽管他采用的手段极端不道德,但他却十分巧妙地使用它们;当了解到一个人不仅在选择的目的上,而且在选择的手段上也要在道德上负责时,也许没有人比他更感到震惊的了;他宁愿认为他尽可能避免过于自由地使用死刑作为惩罚是一种非凡的德行。他认为由于他的政治天赋,意大利人对他的无比尊敬只不过是他应得的。1496年,他吹嘘亚力山大教皇是他的宫廷牧师,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是他的雇佣兵队长,威尼斯是他的宫廷管家,法兰西国王是他的信使,这些人必须听从他的吩咐往来。他有着不可思议的理智,甚至在他面临绝境时(1499年),他也权衡了所有可能的逃跑方式,最后为了荣誉,他决定一切听凭人性的善良;他以从前的一次争吵为借口,驳回了他的弟弟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想要继续留在米兰城堡的提议:“主教阁下,不要不高兴,但是我不信任你,尽管你是我弟弟”;他委任一个他一直施予恩惠的人来守卫城堡,作为“他回来的保证”,但是那个人还是背叛了他。在国内,这个摩尔人是一个优秀而有用的统治者,并且直到最后,他还依赖他在米兰和科莫的名望。在后来的岁月中(1496年以后),他过度耗费国家的资源,并且在克雷莫纳,完全出于权宜之计,他命令把一个曾讲话反对新税的可敬公民悄悄闷死。从那时起,他把来访者由一个护栏和他本人隔开,以约束听众,因此那些人和他交谈时,不得不以最高嗓门讲话。在他的自勃艮第王朝灭亡以来欧洲最辉煌的宫廷里,极端不道德的事情到处存在;女儿被父亲所卖,妻子被丈夫所卖,姊妹被兄弟所卖。君主本人积极活跃,永不停歇,并且作为一个独创事业的人,他声称和所有像他自己一样靠个人才能而立身的人——学者、诗人、画家和音乐家——有联系。他创立的学院,与其说是为了学者们教学,倒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对于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卓越人士,他所看重的不是他们的名望,而是他们的交往作伴和效劳。确定无疑的是,起初布拉曼特薪资微薄;而列奥那多直到1496年才得到适当的报酬——并且,如果不是他自愿,有什么能够使他留在宫中呢?也许那个时代没有人能像列奥那多一样,世界对他是开放的;如果关于洛德维科·伊·摩洛的天性中有比较高尚的成分缺乏证据,它可以在这位谜一般的大师在他的宫中长期逗留这件事上被发现。列奥那多后来为凯撒·波几亚和弗朗西斯一世效劳,很可能是由于他对这两人非凡和惊人的性格感兴趣。

这个摩尔人倒台后,他的儿子们在陌生的环境中被不正确地抚养长大。他的长子马西米利亚诺没有像他的地方;他的次子弗兰切斯科还尚有一些他的精神。米兰在那些年代里常常更换统治者,并且在更迭的过程中遭受难以述说的痛苦,尽力确保自己不会再次更换。1512年,在马西米利亚诺和西班牙人的武装力量面前撤退的法国人,被劝诱发表了一项声明,称米兰人不曾参与他们的驱逐,并且,由于没犯叛乱罪,他们可以向一个新征服者投降。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实是:在这种过渡时刻,这个不幸的城市像阿拉戈纳家族逃走时的那不勒斯一样,很容易成为一群恶棍(常常是高层的贵族)的猎物。

曼图亚的贡查加家族和乌尔比诺的蒙特费尔特罗家族在十五世纪后半期是秩序最好、人才最多的家族之一。贡查加家族是一个还算和谐的家庭,长期以来没有听说他们家出现过谋杀事件,他们家的死者能无所畏惧地展示给世人。弗兰切斯科·贡查加侯爵和他的妻子,伊斯特家的伊莎贝拉,虽有少许不正当行为,却是一对和谐体面的夫妻,并且在他们小而重要的国家不断遭受的危机的时候,他们把儿子们抚养成为成功而卓越的人物。弗兰切斯科,不论是作为政治家或是作为军人,竟会采取一种格外诚实的政策,这是威尼斯皇帝或法兰西国王不可能预料或想要的;但是,自塔罗之战(1495年)以来,就军事上的荣誉而言,他的感觉和表现是一个意大利爱国者,并且把同样的精神传递给了他妻子。每一个忠诚英勇的行为,诸如以保卫法恩扎来抵抗凯撒·波几亚,她都认为是在维护意大利的荣誉。我们对她的评价不需要依靠画家和作家们对她的颂扬,这些人把这位美丽的侯爵夫人描述成她对他们所提供的保护的丰厚回报。她自己的书信向我们显示了她是一个毫不动摇、坚定不移的女士,充满了仁爱幽默的见解。本波、邦德罗、阿里奥斯托和伯尔那多·塔索都把他们的作品送往这个宫廷,即使它弱小且国库空虚。自从过去的乌尔比诺宫廷消亡(1508年)以来,在意大利看不到比贡查加家族的曼图亚宫廷更光耀更有魅力的圈子;并且在某一方面,在活动的自由上,费拉拉宫廷的社交聚会不如曼图亚宫廷。在美术方面,伊莎贝拉有着精准的知识,她的画作少而精,令爱好美术的人看了无不为之动容。

在大菲德利哥(1444—1482年)时代,不管他是不是真正的蒙特费尔特罗家族后裔,乌尔比诺所拥有的是一位君主统治的辉煌代表。作为一个雇佣兵队长,他拥有命运无常的军人们的政治品德,一种不独他们所具有的缺点的品德;作为他的狭小领地的统治者,他采取把国外赚的钱花在国内的计划,并尽可能少地向人民征税。关于他和他的两个继承者圭多巴尔多和弗兰切斯科·马利亚,我们读到如下内容:“他们建造房屋,开垦耕地,在国内居住,并且给许多人提供工作:他们的臣民爱戴他们。”但是不仅仅这个国家,就连这个宫廷也是一件讲究艺术和结构作品。菲德利哥有五百个仆从;宫廷的布置像最伟大的君主国的都城一样齐全,但什么都不浪费;一切都有它的目的,一切都得到细心地关注和控制。在宫廷里没有不道德和浪费的恶习:它的作用是一个为其他大家族的子弟们提供军事教育的学校,这些人文化与教育的完善被大公认为是种荣誉。他所建造的宫殿,即使不属于最宏伟的,也是构思设计完美,具有古典风格的。那里存放着他最伟大的珍宝和著名的藏书。在他的统治下人人有工作有钱赚,没有乞丐;治安非常好,因此他常常出去不带武器,并且几乎不带随从。在他那个时代的君主中,唯有他敢在外面公园里散步,或是一边在无人警戒的房间里简单用餐,一边让人为他朗读李维的著作,或者,在斋戒期间朗读一些祈祷方面的著作。同一天下午,他常常听一个关于某个古典主题的讲座,然后去克拉利兹女修道院,隔着格栅和女修道院院长讨论宗教上的事情。晚上他经常在以壮美景色著称的圣弗兰切斯科教堂的草地上督察宫中青年的军事操练,并且确保所有武艺都在以最完美的方式进行训练。在访问作坊里为他干活的工匠时,在和来访的常客交谈时,他都尽最大努力做到温和亲切,平易近人,并尽可能满足每个人当天所提出的请求。难怪他走在街上时,人们跪倒高呼:“殿下啊,上帝保佑您!”他被思想界的人称为“意大利之光”。他才华横溢的儿子圭多巴尔多体弱多病,遭到各种不幸,但最终(1508年)能把国家交到可靠的侄子弗兰切斯科·马利亚(也是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侄子)手中;弗兰切斯科·马利亚至少保全了领土免遭外国人的永久占领。令人惊异的是,圭多巴尔多在凯撒·波几亚面前,弗兰切斯科在教皇列奥十世的大军面前,具有何等的信心才能屈服和逃走。每一个人都知道国家从无用的抵抗中受创越少,恢复就越容易,就越受群众欢迎。当洛德维科在米兰做同样的打算时,他忘记了有许多反对他的怨恨因素。圭多巴尔多的宫廷被巴达萨尔·卡斯蒂利昂描述为优雅举止的最高学府而流芳后世,他曾为了对这个宫廷社会表示敬意而当场朗诵他的牧歌《泰西斯》(1506年),后来(1518年)把他的《廷臣论》中对话的场景安排在多才多艺的伊丽莎·贝塔·贡查加女公爵的社交圈。

伊斯特家族在费拉拉、德纳和勒佐的统治展现出暴行和受人爱戴这种令人好奇的对照。宫中可怕的事情接二连三;一个王后因为被人指称和继子通奸而被砍头(1425年);婚生子和私生子逃出宫廷,甚至在国外,他们的生命也受到被派去追杀他们的刺客的威胁(1471年)。来自宫廷外部的阴谋持续不断;一个私生子的私生子企图从合法继承者赫克里一世手中抢夺王冠。据说,后者后来(1493年)发现他妻子受她兄弟那不勒斯的费兰特的教唆要毒死他,所以就把她毒死了。这一系列悲剧的终止是由于两个私生子密谋反对他们的兄弟,掌权的阿尔方索大公一世和枢机主教伊波利托(1506年),这个阴谋被及时发现并判处他们终身监禁。这个国家的财政体系是最完善的一种,而这是必然的,因为意大利的大国和中等国家中没有面临如此的危险并不断需要武装力量和防御工事。统治者们希望人民富裕程度能够跟得上捐税的不断增加;尼科洛侯爵(死于1441年)过去常常表达他的这一愿望,即他的臣民也许能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富有。如果人口的快速增长是衡量实际已达到的繁荣的一个尺度,那么一个重要的事实是,1497年,尽管首都有了显著扩大,但仍然没有房子出租。费拉拉是欧洲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城市;根据统治者的命令,新建了许多大型的、建设优良的城区,由于集中了许多官员阶层,并且积极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这里首次形成了真正的首府;来自意大利各地富有的逃亡者,尤其是佛罗伦萨人,在费拉拉定居下来,建起了自己的豪华住宅。间接的征税让人勉强能够负担。政府确实采取了其他的意大利暴君,如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也用过的减轻民众疾苦的措施:荒年从远处运来谷物,好像是无偿分给了民众;但平常的时候,却用垄断补偿损失,如果不是对谷物的垄断,也是对许多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垄断——如鱼、盐、肉、水果和蔬菜等,蔬菜是在城墙上和附近精心种植的。然而,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每年对官位的出售——一种整个意大利都很普遍的风气,而在费拉拉的实行情况,我们有更准确的资料。比如1502年新年,大多数官员以“高价”买到了自己的位置;最多类别的公务员、关税官、法警、公证人、市镇长官、法官,甚至战略家,即省城的副职官员都名列其中。作为高价买官位、“比魔鬼更可恨的”、“榨干人民血汗的人”之—蒂托·斯特罗齐——让我们希望他不是那著名的拉丁诗人——被提及。大约每年的同一个时间,公爵们习惯在费拉拉进行巡回的访问,即所谓的“不时的巡视”,在访问期间他们从更富有的公民那里收取礼物。然而,这些礼物不包括现金,而只是天然的产品。

令费拉拉公爵感到自豪的是,全意大利都知道以下事实:在费拉拉,士兵的薪饷和大学教授的薪资都能一天不差地准时领到;士兵们从不敢随意欺压任何一个市民或农民;这个城市不怕任何攻击,坚不可摧;并且城堡中储藏着数量巨大的金币。似乎没有必要设立两套帐目:财政大臣同时也是公爵家务的管理者。由博尔索(1430—1471年)、赫克里斯一世(至1505年)和阿尔方索一世(至1534年)建造的建筑物非常多,但规模小;这些建筑具有君主家族的特征:尽管喜爱豪华——博尔索每次露面都身穿刺绣衣着,满身珠光宝气——但并没有沉迷于任意的挥霍。阿尔方索也许已预见到他那迷人的小别墅的命运——有着绿荫花园的贝尔维德尔别墅和有着喷泉和漂亮壁画的蒙达那别墅。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君主们不断遭遇到的危险培养了他们身上各种惊人的能力。在这样一个讲究虚饰的世界里,只有具有尽善尽美谈吐的人才能希望获得成功;每一个想要卓尔不群的人都不能不以自己的个人价值来证实他所声称的事情,并显示他自己值得拥有他所寻求的王冠。他们的性格并不是没有阴暗面;但是在他们所有人身上都有当时意大利作为理想所追求的某些品质。当时欧洲哪个君主为了自己的文化,能像阿尔方索一世这样努力呢?他为了学习到法兰西、英格兰和荷兰旅行;通过这种旅行,他获得了这些国家工商业方面精确的知识。责备他闲暇时干镟工工作——尽管这和他铸炮的技术有关,责备他无任何偏见地让身边围绕擅长每种技艺的人是荒唐可笑的。意大利的君主们不像同时代的北欧君主那样,认为只有自己这个阶级值得重视,并把这同样的自高自大传染给君主的贵族社会。在意大利,君主被许可并且被迫结识和任用社会中每个阶层的人物;贵族,虽然在出身上是一个特权阶级,但在社会交往中却不得不靠个人的才能。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更充分的讨论。

费拉拉人对于统治家族的感情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既有沉默的恐惧,又有真正意大利人精于算计利益得失的意识,还有现代臣民的忠诚,即个人的钦敬变成一种新的担负责任的思想感情。费拉拉城于1451年建了一座骑马的铜像以纪念他们十年前去世的君主尼科洛;博尔索(1454年)毫不迟疑地把自己也是铜制,不过是坐姿的雕像,建在市场的近旁;除此以外,这个城市在他初登王位时已发布命令为他建“大理石凯旋柱”。某个公民在国外威尼斯时曾当众说过博尔索的坏话,一回国就被告发并被判以流放和没收财产的处罚。一个忠诚的市民努力控制住自己没有在法庭上用刀砍他,这个冒犯者脖子上绕着绳子,走到公爵面前请求彻底饶恕。政府精心配备了间谍,并且公爵亲自严格审查得到命令的旅店老板所呈报的日常的旅客名单。在渴望让每个著名客人都感受到礼遇的博尔索统治时期,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殷勤好客;赫克里一世却只是把它用作一种预防措施。在波洛尼亚,在乔万尼二世本蒂伏利奥统治时,规定每一个从一个城门进来的旅客必须领取一张票,才能从另外一个城门出去。一项总是受人欢迎的措施就是突然开除欺压人民的官员。当博尔索亲自逮捕他的首席枢密顾问官时,当赫克里一世开除并贬黜一个多年来一直吸吮人民血汗的收税官时,人们燃起篝火,敲响钟,向他们表示敬意。不过,赫克里一世对他一个部下的态度却让事情走得太远。一个警察局的管理者,或者我们随意把他叫作什么(法庭长),是卢卡的格里高利奥·扎邦特——一个不适合这种职务的本地人。即使是公爵的儿子和弟兄们在此人面前也会发抖;他所开出的的罚金高达成百上千金币,甚至案件还未审理就施以酷刑;他从有钱的罪犯那里接受贿赂,并假传公爵的命令来赦免罪犯。人民会很高兴地拿出无论多少钱给统治者,以赶走这个“上帝和人类的敌人”。但是赫克里一世却授他以骑士爵位,并让他做自己孩子们的教父;而年复一年扎邦特都能攒下两千金币。他只敢吃自己家里养的鸽子,并且如果没有一队弓箭手和勇士们保护,他不可能走过街道。到除掉他的时候了。1496年,两个学生和一个他致命迫害过的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乘他在家午睡时杀死了他,然后骑着事前准备好的马驰过城内,高喊着:“出来吧!出来吧!我们已经杀死扎邦特了!”追捕者来得太迟,发现他们已经安全越过了边境。这件事产生了很多讽刺作品——其中有一些是以十四行诗的形式,另外一些是以颂歌的形式。

正是完全以这种制度的精神,君主向为朝廷尽忠和为人民造福的下属表达尊敬。当1469年博尔索的私人顾问洛德维科·卡塞拉去世的时候,没有一个法庭或者城内的商业场所或者大学讲堂被允许开放:所有人都不得不送殡到圣多密尼克教堂,因为公爵想要亲自到场。事实上,“参加臣民葬礼的伊斯特家族的第一个人”身穿黑色衣服,走在棺材后边,哭泣着,而后面跟着卡塞拉的亲属,每人由一个廷臣引导:这个普通公民的遗体由贵族们从教堂抬往修道院,在那里被安葬。这种以君主的感情所表示的官方同情首次出现在意大利国家。这种做法的根源也许是一种美好仁慈的感情;其感情的流露,尤其是在诗人中,真挚性常常令人怀疑。阿里奥斯托青年时期的一首诗,哀悼赫克里一世的妻子阿拉贡的莉奥诺拉,除了散见于所有时代的挽歌里的不可避免的墓地花朵以外,还含有某些完全现代的特点:



这一死亡给了费拉拉多年也难以恢复的一击:它的女施主现在是它天堂中的拥护者,因为地上不值得她居住;死亡天使真的没有拿着血污的镰刀像来到我们普通人这里那样来到她那里,而是优雅地带着减轻任何恐惧的和善面容来到她那里。



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种不同类型的同情。完全依靠自己的保护人之宠爱的小说家们,甚至在君主还没去世就以一种后人看来极不慎重,当时却被认为只是一种无害的赞颂方式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抒情诗人甚至走得更远,歌颂他们已合法结婚的君主的非法爱情,例如,安吉洛·波利齐亚诺歌颂“庄严者”洛伦佐的情人们,乔维诺·庞达诺用一种非凡的热情歌颂卡拉布里亚的阿尔方索的情人们。被谈论的这首诗无意中暴露了这个阿拉戈纳统治者的可憎性情;在这些事情方面,他也必须是最幸运的人,否则苦难就降临在那些更成功的人身上吧!这样,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例如列奥那多·达·芬奇,竟然画他们保护人的情妇们,也不过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伊斯特家族并不满足于别人的赞美;它还要自己为自己庆祝。在斯基法诺亚王宫,博尔索让人把自己画在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中,赫克里(始于1472年)通过比得上耶稣圣体节的游行来庆祝他的即位周年纪念,商店像礼拜天一样关门,在队伍的中间走着身穿刺绣长袍的君主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私生子)。王冠是荣誉和权威的源泉,个人的显达只能来源于此,这在这个宫廷中长久以来由金马刺勋章被表达出来——一个和中世纪骑士气概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勋章。赫克里一世在马刺外又加上一把剑、一件金边斗篷和一笔赏金,作为对这些的回报,无疑要求提供经常的服务。

这个宫廷享誉世界的对艺术和文学的保护是通过一所意大利最完善的大学,并以给予为君主个人或宫廷服务的官位来实行的;因此这种保护不需要额外的花费。博亚尔多,作为富裕的乡绅和高官,属于这一类。当阿里奥斯托初露头角的时候,在米兰或佛罗伦萨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宫廷了,很快在乌尔比诺或那不勒斯也没有了。他不得不满足于在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的音乐家和魔术师中占有一席之地,直到阿尔方索招他为自己服务。再后来,托尔夸托·塔索就不一样了,人们嫉妒地寻求让他来宫廷里的机会。

第五章 暴君的反对者

面对这种中央集权,所有发生在国境内的合法反抗都是徒劳的。为了共和国的恢复所需要的环境要素已经被永远摧毁,而这个场地在为暴力和暴君专制做准备。即使拥有封建产业,毫无政治权力的贵族们可以随意地把自己称作圭尔夫派或吉伯林派,可以用加了衬的紧身裤、用有羽毛的帽子,或者用他们喜欢的其他方式来装扮他们的勇士;像马基雅维利这样有思想的人却非常清楚,米兰和那不勒斯已经太“腐败”,不可能建立共和国。有些奇怪的评价落到了这两个现在只是用来给个人争端和家庭争端以官方制裁的所谓政党的身上。有个意大利的君主——内提斯海姆的阿格利巴劝其取缔这两个政党——回答说,他们的不和一年使他收获一万二千多金币的罚款。1500年,在洛德维科·伊·摩洛短暂回国期间,托尔托纳城的圭尔夫党人为了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的反对者,把一部分邻近的法国军队召引到城内来,当然法国人以掠夺和摧毁吉伯林党人开始,但以对圭尔夫党人采取同样的手段,直到托尔托纳城完全被损毁而结束。在像温床一样催生每一种强烈激情的的罗马涅,这两个政党的名字长久以来已经丧失了一切政治意义。人民有一种政治上的错觉,他们常常相信圭尔夫派自然是法国人的同盟,而吉伯林派是西班牙人的同盟。很难看到那些试图通过这种错误取利的人们这样做获得了多大的好处。法兰西,在所有干涉后,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个半岛,而西班牙,在摧毁意大利后是什么情况,每一个读者已很了解。

但现在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我们可能认为,一个头脑单纯的人可能会辩解说,既然全部权力来自上帝,这些君主们,如果得到全体臣民忠诚可靠的支持,他们自己迟早一定会得到改善并去掉其暴力起因的所有痕迹。但是由激情和野心所激发的性格和想象,不可能期待有这种理智的想法。他们像庸医一样,认为通过消除症状就治愈了疾病,并且幻想着如果杀死暴君,自由自然而然就会到来。或者,甚至连这也没想到,他们只是试图为大家的仇恨提供一个发泄的出口或者为家庭的不幸或为个人的受辱报仇。因为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不受所有法律的限制,所以反对者以同样的自由选择了自己的武器。薄伽丘公开声明:



要我称呼那个暴君为国王或者君主,并且像对待我的主人一样来忠诚地服从他吗?不,因为他是国家的敌人。我可以使用武器、阴谋、密探、伏击和欺诈来对付他;这样做是一件神圣而必要的事情。没有什么比暴君之血更可接受的献祭了。



我们没有必要讨论个人的事例;马基雅维利,在其《史论集》中著名的一章里,探讨了从希腊暴君时代以来的古今阴谋,并按照其各种各样的计划和结局以冷漠的中立态度进行了分类。我们从中只需注意两种情况:首先是在教堂里实施的谋杀,其次是古代习惯做法的影响。暴君得到如此严密的保卫,以致除了在庄严的宗教礼拜式上,在别处几乎不可能对其下手;而且在别的任何场合都不可能看到整个家族聚在一起。就为此,法布利亚诺人在大弥撒(1435年)当中,当唱到被作为暗号的《使徒信经》中“圣神降孕”时,谋杀了他们的统治家族——贾维斯特利的全家。在米兰,乔万尼·马利亚·维斯康提公爵(1412年)在圣格达多的教堂入口处被暗杀;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1476年)在圣斯蒂芬的教堂被暗杀;洛德维科·伊·摩洛(1484年)因从另一个门而不是预料的那个门进入圣安布洛吉奥教堂,而侥幸逃脱了被遗孀波娜女公爵追随者的短剑刺死的命运。暗杀者们在这种行动中没有想要不敬神明;暗杀加利佐的凶手们在谋杀前依旧向教堂的守护圣徒祈祷,并虔诚聆听了第一场弥撒。然而,帕齐家族谋杀洛伦佐·美第奇和朱利亚诺·美第奇(1478年)的阴谋部分地失败了,原因之一是曾说好在一个宴会上实施谋杀的凶手蒙特西科拒绝在佛罗伦萨的大教堂动手。“熟悉那个神圣的地方因此绝无任何恐惧”的教士们中有一个被劝诱着代替他干了此事。

关于对古代习惯做法的效仿,这些古代习惯做法对道德,尤其是我们会经常提到的政治问题的影响,统治者们自己做了榜样,无论在他们的国家观念上还是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上,他们都公开宣称以古代的罗马帝国为楷模。同样,他们的反对者在用一种审慎的理论开始采取行动时,就用古代的诛戮暴君者作为模式。也许很难证明,在主要问题上——在下这个决心本身方面——他们是有意识地按照古代的先例来做的;但求助于古代的做法却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关于加利佐·斯福查的谋杀者——兰普尼亚诺、奥尔加提和维斯康提的事例给我们以最惊人的揭露。尽管这三人有个人目的,但他们的冒险行为可以部分地归之于一个更普遍的理由。大约在这个时候,柯拉·德·蒙泰尼,一个人文主义者并且是修辞学教授,已经在米兰的许多青年贵族中间唤起了对于荣耀和爱国事业的一种模糊的热情,而且曾向兰普尼亚诺和奥尔加提提到了他解救米兰的希望。这很快就引起了对他的怀疑:他被从城中驱逐出去,他的学生们放纵于由他所激发起来的狂热中。大约在事发前十天,他们在圣安布洛吉奥的修道院里集会并庄严宣誓。“那时,”奥尔加提说,“在一个远处的角落,在守护圣徒的画像前,我抬眼望着他,为我们自己和他的全体人民恳求他的帮助。”这个城市的天堂中的保护神被祈求保佑这件事,然后他们又向实施谋杀事件的教堂的圣徒圣斯蒂芬祈福。这时,许多同谋者都被告知了这个秘密计划,每夜的集会在兰普尼亚诺的家里举行,暗杀者们用他们的剑鞘为谋杀进行练习。事情成功了,兰普尼亚诺被公爵的一些随从当场杀死;其他人被俘。维斯康提后悔了,但奥尔加提经历了所有酷刑依然坚持这是献给上帝的可以接受的行为,并且当刽子手打断他的肋骨时,他大声说:“勇敢,吉罗拉谟!你会永远被铭记;死亡痛苦,但光荣永存。”

但是无论这种阴谋的目的和意图貌似多么理想,实施阴谋的方式却暴露了所有阴谋者中最坏的那个——卡提利那,一个思想中毫无自由可言的人的影响。锡耶纳的编年史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阴谋者的所作所为是从撒路斯特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由奥尔加提的自白间接地进一步得到证实。我们在别处也见到了卡提利那这个名字,除了他所遵循的目的外,几乎不可能发现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阴谋者的模式了。

在佛罗伦萨人中,无论何时当他们除掉或者试图除掉美第奇家族时,诛戮暴君是一种他们普遍接受和同意的做法。在1494年美第奇家族逃亡后,多那太洛的青铜群像——朱迪思和死去的的霍洛芬斯的铜像——从他们的收藏品中被取出,并被放在总督府前,即现在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所在的地方;上面刻着“挽救国家的榜样,全体公民建于1495年”。没有比小布鲁图斯更受欢迎的例子了,由于他叛变了罗马帝国,在但丁的《神曲》中他和卡西乌斯以及犹大同处地狱的最底层。密谋反对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乔万尼和朱利奥而失败(1513年)的彼埃特罗·保罗·巴斯卡利是布鲁图斯的狂热崇拜者,为了紧随他的步伐,等待找到一个卡西乌斯,他遇到了阿古斯丁诺·卡伯尼,在其身上发现他是这样一个同伙。他在狱中最后所说的话——当时的宗教感情的一个惊人证据——表明他为了要像基督徒那样死去而费了多大的努力从脑中排除那些古代的想象。他的朋友和忏悔神父两人不得不向他保证,圣·托马斯·阿奎那绝对会给那些阴谋者定罪;但后来这个忏悔神父向那个朋友承认,圣·托马斯是有区别的,他允许那些反对违背人民意志强行欺压人民的暴君的阴谋。

在洛伦奇诺·美第奇谋杀了阿利桑德罗公爵(1537年)然后逃走之后,对此事的道歉很有可能是他自己所作,当然是为了他的利益而作,在其中他称赞诛戮暴君是一种最高尚的行为;假设阿利桑德罗是一个合法婚生的美第奇,和他有亲属关系,即使仅仅是远亲,他勇敢地把自己和为国家而杀害自己弟兄的提摩利昂相比。其他人,在同样的情形下,常常和布鲁图斯相比;从米开朗琪罗在巴尔杰洛博物馆里雕塑的布鲁图斯半身像上可以推断,甚至在晚年,米开朗琪罗对于这种想法也并不反对。像几乎他的所有作品一样,这尊雕像他也没有完成,但如同雕像下的声明所写,这当然不是因为谋杀凯撒事件与他的感情有矛盾。

以反对后来时代的君主制形式出现的大众的激进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专制国家里是不可能找到的。每一个个人心里抗议暴君专制,但都更愿意和它达成可忍受的或有利的协议,而不愿和别人联合起来消灭它。情况一定像民众联合起来消灭或者驱逐统治家族之前的加米里诺、法布利亚诺和里米尼一样坏。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太清楚了,这只是意味着更换主人而已。当然,共和国之星在陨落。

第六章 共和国:威尼斯和佛罗伦萨

意大利的自治城市早期已有些信号证明有把城市转变成国家的力量。剩下的只是这些城市应该联合成一个大联邦;而且这种想法不断被意大利政治家们提起,不管它不时地所呈现出来的形式有多么不同。实际上,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斗争中,强大的联盟其实已由这些城市组成;西斯蒙第持有这种意见:在伦巴第联盟反对巴巴若萨(自1168年始)的最终武装力量形成之时即整个意大利联盟变为可能之时。但是那些更加强大的国家已经发展到具有了一些使任何这样的计划行不通的特点。在商业交易中,他们采取非常极端的方法来减少参与,这会损害竞争者;他们使较弱的邻邦处于一种无助的从属地位——总之,每个国家都想着能够不靠其他国家帮助自己发展下去,这样就为未来侵占其他国家铺平了道路。这位侵占者随着以下情况的发生即将出现:当贵族和人民之间以及贵族各派别之间的长期冲突唤起了人们对一个强有力政府的渴望时,以及当那些准备并且愿意把自己的帮助出卖给最高投标人的雇佣兵队伍已经取代了从市民中征募的军队时,这些军队被党派领袖们认为已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暴君们破坏了大多数城市的自由;他们到处受到驱逐,但并不彻底,或者仅仅是短时期的;他们总是被恢复王位,因为国内状况对他们有利,并且反对势力已筋疲力尽。

在那些仍然保持独立的城市中间,有两个对于人类历史具有深刻意义的城市:佛罗伦萨,这个不断发生运动的城市,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三个世纪以来所有参与这种运动的每个人的思想和抱负的记载;威尼斯,这个貌似停滞和处于政治秘密状态的城市。所能想象到的对比没有一个比这两个城市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强烈,这两个城市哪个也不能和迄今为止世上已产生的任何东西作比较。

威尼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奇怪而神秘的创造物——一个高于人类灵智的力量的产物。这个城市的庄严奠基是一个传奇故事的主题。413年3月25日中午,来自帕多瓦的移民在利亚尔图放下了第一块石头,以便他们可以在野蛮人的蹂躏下有一个神圣不被侵犯的避难所。后世的作家们把对于这个城市未来的崇高伟大有所预感这件事归之于它的建立者们。安托尼奥·萨伯利科在他六音步诗篇的尊贵叙述中歌颂了这件大事,他让做完献祭仪式的牧师向天高喊:“当从此以后我们尝试伟大事业的时候,愿上帝赐予我们繁荣富足!现在我们跪在粗劣的祭坛前;但如果我们的发誓并非徒劳,上帝啊,成百座用黄金和大理石所建的神殿将为你而立。”这个岛城在十五世纪末是世界的珍宝盒。萨伯利科曾描写到,这里有古代的圆屋顶、斜塔,镶嵌大理石的建筑物正面,最富丽的装饰也没有阻碍对每个角落的实际利用时所浓缩的壮观。他带我们到利亚尔图的圣吉亚科米多教堂前拥挤的市场中,全世界的商业正在那里进行交易,不是在喊叫和混乱中,而是在压低声音的嗡嗡声中进行的;广场周围和邻近街道的门廊里坐着成百上千的货币兑换商和金匠,他们头上是一排排没有尽头的商铺和货栈。他描写了桥那边德国人的大商业区,那里有他们的货物和住所,大商业区前,他们的船并排停泊在运河里;再往上是装满了酒和油的整个船队,和它并排,在蜂拥着搬运工的岸上,是商人们住房的圆顶;然后从利亚尔图到圣马可广场一路上是客栈和香料店。所以他带领读者从一个市区到另一个市区,直至最后来到了两所属于公共福利机构——数量多到无处可比——的医院。不光是在战争战时期,就算是在和平时期,对人民的关怀也是这个政府的特点,它对伤员,甚至是敌人的伤员的照顾,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敬佩。

每一种公共机构都能在威尼斯找到他们的模式;有序执行退休工作人员的退休金制度,包括给孤儿寡母的抚恤金。富裕、政治安定和对其他国家的了解,使它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成熟。这些迈着轻轻而小心的步伐、说着经过深思的话语、身材纤细的金发男人,只是在服装和举止上彼此有些细微的差别。装饰品,尤其是珍珠,专供妇人和女孩子们佩戴。那时,尽管在土耳其人那里遭受了一些损失,普遍的繁荣富足仍然令人眼花缭乱;这个城市所积蓄的力量以及整个欧洲对它的偏爱,使它在很久以后能够从通往印度的海路的发现、埃及马穆卢克人的灭亡和坎姆布雷同盟的战争所给予它的沉重打击中生存下来。

出生在蒂沃利附近、有着他那个时代学者们讲话坦率而滔滔不绝习惯的萨伯利科,在别的地方有些惊讶地评论说,早晨来听他讲演的青年贵族们并不能被说服进行政治问题的讨论。“当我问他们,人们对于意大利的某个运动的想法、言论和期待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回答,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还有,虽然这个国家有严格的强制要求,但许多情况仍然会被那些愿意出高价的人从贵族中比较腐化的人那儿了解到。在十五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在最高级的官员中间出现了叛国者;教皇们、意大利的君主们,甚至在政府服役的处于社会二等阶层的雇佣兵队长们,都有他们的御用情报员,有时还给这些情报员固定的薪金;事情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十人议会发现要非常小心地封锁重要的政治消息,不让大议会知道,甚至认为洛德维科·伊·摩洛在大议会里控制了一定数量的选票。个别犯罪者的绞刑和高额赏金——像给告发犯罪者的人以六十金币的终身年金——是否有很大作用,很难判断;引起弊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贵族中许多人的贫穷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被消除。1492年,处于贵族中贫穷阶层的两个人强烈提议,国家应该每年救济不担任公职的贫穷贵族七万金币;这个提议几乎要被提到大议会上,在那里也许有多数人支持,这时十人议会及时干涉,并把这两个提议者终身流放到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去。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个姓索伦佐的人因盗窃圣物罪被绞死——尽管不是在威尼斯本城,一个姓康达利尼的人因夜晚入室盗窃罪而被囚禁;康达利尼家族中的另一个人,在1499年,来到总督署里抱怨说他多年没有任职,他每年只有十六金币的收入但有九个孩子,他的债务已高达六十金币,他不会谋生之道,最近已流落街头。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比较富有的贵族建造房屋,有时是整排整排的房屋,给他们贫苦的同胞提供免费的住处。这种建造房屋的工程在作为慈善行为的遗嘱中被列出来。

但是,如果威尼斯的敌人把希望认真地建立在这类弊端上,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大家也许认为,让最卑微的人也能通过劳动获得丰厚报酬的城市商业活动以及地中海东海岸的殖民地,将使社会中的危险因素远离政治问题;但是热那亚,虽有类似的有利条件,它的政治历史难道不是最动荡的吗?威尼斯社会稳定的根源更多在于,只有在国家团结和谐的环境中才能发现的各种情况的结合。由于无懈可击的位置,它从一开始就能够最充分冷静地思考处理外交事务,而几乎完全忽略瓜分意大利其余各地的党派,避免卷入永久同盟的纠缠,并为那些它认为适合缔结的同盟付出最高的代价。因此,威尼斯性格的基调是一种自豪和傲然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加上可感觉到的意大利其他地区对这个城市的仇恨,就产生了内部团结一致的强烈意识。同时,居民们在与殖民地交易和与大陆领地交易时,被最有力的利益这条纽带联系在一起,迫使大陆领地的人们,也就是一直到贝尔加莫的各城镇的居民只能在威尼斯进行买卖。一个依靠如此人为手段的政权只能通过内部的和谐与团结来维持;这种信念非常广泛地散布在市民中间,以至于阴谋者几乎找不到可以举事的因素。即使有心怀不满的人,也因贵族和自由民之间巨大的区别,而导致彼此之间不容易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在贵族阶层内部,旅行、商业经营还有和土耳其人的不断战争,使他们中的富人和危险分子远离了进行阴谋活动的有效根源——无所事事。在这些战争中,他们被掌权的将领所饶恕,经常到了一种犯罪的程度,如果贵族们这种“彼此给予痛苦”的顾虑不惜以损害正义为代价继续下去的话,威尼斯人加图预言了这个城市的灭亡。即使如此,这种公开的自由活动仍然使威尼斯的贵族们整体来看具有一种健康的倾向。

当嫉妒和野心需要满足时,一个官方牺牲者唾手可得,合法的手段和当局已准备好。所有威尼斯人有目共睹的弗兰切斯科·福斯卡里总督(死于1457年)多年来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折磨,是一个只有在贵族统治的国家才可能出现的可怕的报复例子。十人议会插手所有事务,无需上诉就可以处理生死、财务和军事任命的事务,审问官就是其成员,并且十人议会推翻了福斯卡里,像它以前推翻许多有权势的人一样——这个议会每年从整个统治机构大议会中重新选举成员组成,因此十人议会最直接代表着大议会的意志。因为任期短而责任大使其成为乏人问津的一个目标,所以选举中不大可能发生重大的阴谋事件。尽管这个议会和其他权力机关的行径既暴力又难以理解,但真正的威尼斯人却宁可接受也不逃避他们的判决,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共和国法网恢恢,并且若抓不到本人,就可能采取惩罚他的家人的做法;也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形下,它是出于理性动机而不是嗜血的欲望来行事。确实,没有一个国家曾像它一样,对自己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臣民有更强大的道义上的影响。如果元老院中发现叛徒,那么每一个国外的威尼斯人都是自己国家的天生密探这一事实也足以弥补了。在罗马的威尼斯枢机主教把罗马教皇主持、各地枢机主教参加的教议会上院的秘密会议的相关消息发送到国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枢机主教多密尼克·格里马尼在罗马附近(1500年)让人截取了阿斯卡尼奥·斯福查正送给他弟弟洛德维科·伊·摩洛的文件,并把文件送往威尼斯;他当时正受到严重起诉的父亲在大议会上,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要求公众看在他儿子的这一做法上而受到宽大处理。

我们已经提到过威尼斯政府给它的雇佣兵队长薪俸这种行为。唯一能够从雇佣兵队长身上获得他们忠诚的进一步保障在于他们人数众多;由于人数众多,叛变难以实施就像叛变容易被发现一样。看一看威尼斯的军籍表,人们只是惊讶于如此各色人等所组成的军队怎么可能采取任何共同行动。在1495年战役的编制表中,我们看到有一万五千五百二十六名骑兵,他们被分成许多小分队。曼图亚的贡查加一人就有一千二百名,乔佛里多·波几亚有七百四十名;然后是六个小分队队长,各有六百名到七百名,十个小分队队长,各有四百名,十二个小分队队长,各有四百名到二百名,十四个左右的小分队队长,各有二百名到一百名,九个小分队队长,各有八十名,六个小分队队长,各有五十名到六十名等等。这些军队一部分由原有的威尼斯部队组成,一部分由威尼斯城或者乡村贵族所领导的老兵组成;不过,大多数将领是各城市的君主和统治者或者他们的亲属。除这些军队外,还必须加上两万四千名步兵——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被招募和指挥的——还有另外三千三百名的军队,他们大概属于特殊的职责范围。和平时期,大陆上的城市全部不设防或者由不重要的军队驻守。威尼斯所依靠的,即使不能准确地说是它的臣民的忠诚,也至少是他们的正确意识;在坎姆布雷同盟战争(1509年)中,众所周知,它免去了他们忠诚于政府的发誓,让他们把被外国占领的舒适和他们所习惯的温和的政治作比较。因为他们放弃圣马可并不算作叛国,所以他们不会害怕受到惩罚,并且他们怀着最热切的心情回到了旧主人身边。我们可以附带说一句,这次战争是一个世纪以来反对威尼斯扩张野心的呼吁的结果。事实上,威尼斯人也没有免除那些相信他们的敌人不会采取无理性、轻率行为的聪明过度的人们的错误。受这种乐观主义、也许是贵族统治所具有的奇怪弱点的误导,他们不仅完全忽视了穆罕默德二世为夺取君士坦丁堡所做的准备,而且甚至忽视了查理八世的武装备战,直至意外的打击最终降临。坎姆布雷同盟,在它显然违背两个主要成员——路易七世和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利益方面,是属于同一性质的事件。全意大利反对这个胜利城市的仇恨似乎都汇聚在这个教皇的头脑中,使他看不到外国干涉的恶行;至于阿姆布阿斯枢机主教和他的国王的政策,威尼斯本应该很早就认识到它是怀有恶意的愚笨行为而彻底加以警惕。这个同盟的其他成员由于妒忌参加进来,这种妒忌对于特别富强的国家也许能起到一种有益的矫正作用,但它本身却是一种乞丐般的情绪。威尼斯光荣地经受了这一场斗争,但依然遭受到永久性的伤害。

一个政权基础如此复杂,活动和利益的舞台如此宽广,如果没有系统的全盘监督,没有对于方法和负担、利润和损失的定期估算,是不可想象的。威尼斯可以证实它所声称的,它是,也许和佛罗伦萨一起,是统计科学的诞生地,并被其他较开明的暴君国家所效仿。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除了对于领主的权利和财产这些目录外,对于其他一无所知;它把总产量看作是固定的数量,只有仅涉及地产时,它大体上才是如此。另一方面,整个西方城镇从很早就意识到依靠工商业的总产量变化很大;然而,即使在汉萨同盟的最繁荣时代,它们所得到的也不过是一张简单的商业资产负债表。舰队、军队、政治的权力和影响都落在商人总账的借方和贷方之下。在意大利的各城市国家里,一种清醒的政治意识、穆罕默德式的行政管理模式和长期积极的工商业活动结合起来,首次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统计科学。在南意大利,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君主专制国家被组建起来,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他所从事的生死斗争确保一个集中的权力。相反在威尼斯,最高的目标则是对于生活和权力的享受、所继承利益的增加、最赚钱的工业形式的创立以及新商业渠道的开辟。

当时的作家以最大的自由来谈论这些事情。我们知道,1422年该城人口达到十九万;意大利人可能是第一个没有按照家庭、或者拿得动武器的人、或者有能力行走的人等等来计算人口,而是按照“生命”来计算的人,所以能够为进一步的计算取得最中立的根据。大约在这一时期,当佛罗伦萨人希望和威尼斯结成同盟反对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时,当时就被拒绝了,威尼斯依据准确的商业利润相信:一场威尼斯和米兰,也就是卖方和买方之间的战争,是愚蠢的。即使米兰公爵只是扩充军队,米兰人由于必须缴纳较重的赋税,也会变成较差的主顾。“最好让佛罗伦萨人被打败,然后,尽管他们习惯于城邦的生活,但他们也会像卢卡人在困境中所做的那样,到我们这儿定居并带来他们的丝织品和毛织品。”奄奄一息的莫森尼哥总督(1423年)对他派人召集到床前的几个元老的讲话仍然非同寻常。它包含威尼斯全部资源统计账目的主要项目。我说不出是否有或者哪里有对于这份错综复杂的文件的一个详细阐释;作为举例说明,可以引用下列事实。在偿还了四百万金币的战争贷款后,国家公债(总额)仍然达到六百万金币;往来贸易(似乎是这样)达到一千万金币,文献告诉我们,这可以产出四百万金币的利润。三千只“小船”,三百只“大船”,和四十五艘军舰分别配备一万七千、八千和一万一千名海员(每艘军舰二百多人)。此外,还必须加上一万六千名造船木工。威尼斯的房屋价值七百万,房租收入五十万。有一千名贵族收入范围从七十到四千金币不等。在另一段里记载着同一年这个国家的一般收入为一百一十万金币;由于战争造成的对于贸易的干扰,这个世纪中期国家收入降到八十万金币。

如果威尼斯以这种计算的精神和她所给予它的实际应用,是第一个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国家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当时最看重的文化方面,她并没有站在前列。总的来说,对于文学的推动,尤其是在其他各地所盛行的对于古典文化的热情,在这里是缺乏的。萨伯利科说,威尼斯人哲学和雄辩方面的卓越才能本身并不亚于他们商业和政治上的才能;于1459年把柏拉图《法学》的拉丁文译本献给威尼斯总督特列比松的乔治,被任命为哲学教授,年薪一百五十金币,最后把他的《修辞学》献给了元老院。然而,如果我们查看弗兰切斯科·桑索维诺附录在他著名的著作后边的威尼斯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在十四世纪除了历史和神学、法学与医药专著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作品;在十五世纪,直到我们看到伊尔莫劳·巴巴罗和阿尔多·曼纽奇,人文主义的文化对于一个如此重要的城市体现得非常贫乏。贝萨利昂枢机主教遗赠给国家的藏书(1468年)侥幸逃过散失和破坏的命运。帕多瓦大学当然培养对于知识的学习;可是,在那里医学专家和司法专家——后者是写作法律意见的人——收入最高。在意大利的诗歌创作方面,威尼斯所占的比例长久以来就无足轻重,直到十六世纪初,她在这方面的不足才有所弥补。就连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也是从外部传入这个城市的,就在十五世纪末,她才以独立的自由和力量学习进入这一领域。但是我们看到能够说明其知识依然落后的更显著的事例。这个政府,虽然把教士如此完全地置于自己的掌控中,把所有重要教职的任命权都保留在自己手中,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敢于蔑视罗马教廷,却展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官方的虔诚。土耳其征服希腊后,从希腊运入的圣徒遗体和其他遗物被以最大的代价购买,并由总督以庄严的仪式列队恭迎。为了一件无缝的僧袍,决定(1455年)出价一万金币,但最终没有得到。这些做法并不是大家头脑一热的结果,而是政府首脑们冷静决策的结果,并且就是不这样做也不会引起任何评论,在佛罗伦萨,同样情形下,当然就不会这样做了。我们不谈群众的虔诚和他们对于一张亚力山大六世的赦罪券的坚定信仰。但这个国家本身,在它同化教会到一个在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程度以后,它的结构中确实有着某种宗教成分;并且这个国家的象征,总督本人,出现在十二次盛大的有着半宗教性质的游行队伍中。它们几乎全部是为了纪念政治事件的庆典,并且其壮观程度可以和教会的盛大节日相媲美;其中最辉煌的一次,即最著名的“与海结婚”是在基督升天节举行的。

我们发现最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最多样化的人类发展的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在这里,全体人民忙于在暴君专制的城邦里属于单个家庭的事情。那种奇特的佛罗伦萨精神——既有尖锐的批判同时又有艺术的创造——不断地改变着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并不断地描述和评价这种变化。因此佛罗伦萨成了政治学说和理论、实验和突然变革的家园,但也像威尼斯一样,成了统计科学的家园,而且超越其他国家,独自成了在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体现的家园。古罗马的辉煌和对于它的最主要作家的熟悉并非没有影响。乔万尼·维兰尼承认在1300年的罗马纪念节庆典上,他第一次产生了写作他那部伟大作品的念头,一回到家就马上开始写起来。然而那一年的二十万朝圣者中间有多少人在天赋和文学旨趣上也许像他一样,但还是没有写出他们自己城邦的历史!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用这种想法鼓励自己:“罗马在陨落;我的城市在兴起,已准备好完成伟大的事业,因此我想要叙述它过去的历史,并希望把故事一直写到现代,只要我一息尚存。”佛罗伦萨通过其历史学者们获得了比历史见证更进一步的东西——盛名,超越了意大利任何其他城市。

我们现在的任务并不是要写这座卓越城市国家的历史,而只是要说明佛罗伦萨人因之感谢这一历史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和独立。

意大利其他任何一个城市的政党斗争都没有这样激烈,开始得那么早,持续得那么长久。关于这些斗争的描述确实开始于较晚的时期,但这些描述清楚地证明了佛罗伦萨批判主义精神的优越性。

这些斗争危机的牺牲者之一,是在家乡和流放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但丁·阿利基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政治家啊!他在强硬的诗行中,表达了对于故乡城市宪法不断修改和实验的轻蔑,只要同样的政治事件再次发生,这些诗行就会一直流传下去。他用既蔑视又向往、足以拨动同胞心弦的话语向家乡人发表讲话。但是他的思想遍布意大利和整个世界;如果他对于帝国的热情像他所构想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那也必须承认,对于一种新生的政治事业的青春梦想就他而言,具有诗歌的崇高壮丽。他很自豪是第一个走上这条路的人,当然是沿着亚里士多德的足迹,却又是独立地以他自己的方式行走的人。他理想的皇帝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法官,他只依靠上帝,是得到大自然、正义和上帝意志所认可的罗马帝国之世界统治的继承人。根据这一观点,征服世界是正义的行为,是建立在罗马帝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神授裁决上,并且上帝许可这个帝国这样做,因为在其荣光下,他成为人,出生时上报给奥古斯都皇帝的人口普查,死去时呈送给庞提乌斯·彼拉多的审判。也许我们发现很难欣赏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辩解;但是但丁的热情总会使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在他的信件中,他作为最早的时事评论员之一出现,并且也许是第一个以这种形式出版政治小册子的俗人。他开始得很早,在比阿特丽斯死后不久,他就写了一本关于佛罗伦萨这个国家的小册子——《给世界上的伟大人物》;而从他被放逐时起,在后来的岁月里所发表的公开言论全都针对皇帝、君主和枢机主教。在这些信件和他的著作《俗语论》中,反复萦绕着一种用极端痛苦的辛劳所换来的感觉,即这个被放逐者也许只可以在别处,而不是在他的家乡找到一个语言和文化的知识分子的家园,这个家园不可能从他身边带走。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要详述。

相较于维兰尼两兄弟——乔万尼和马提奥——的深刻的政治思索,我们更感激其新颖而实际的观察、佛罗伦萨统计的要素和对其他国家的重要短评。在这里贸易和商业也曾推动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关于财政事务有这样准确的资料。阿维尼翁的教廷的财产,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去世时达到二千五百万金弗罗林,如果不是根据可靠的权威记载,会令人难以置信。只有在佛罗伦萨这里,我们才能见到像英格兰国王从佛罗伦萨的巴尔第和佩鲁齐家族那里所签订的巨额贷款,他们在国王陛下身上损失了一百三十六万五千金弗罗林(1338年)——这是他们自己及其合伙人的钱——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从这次打击中恢复了过来。这里记载着有关佛罗伦萨这个时期现状的更重要的事实:国家收入(超过三十万金弗罗林)和花销;这个城市的人口数——这是按照面包的消耗量,比如每人的口粮,只是大约估计——定为九万人,还有整个领土上的人口数;在每年受洗的五千八百到六千个婴儿中间,男婴比女婴多出三百到五百人;在小学生中,有八千到一万人学习阅读,六所学校里的一千到一千二百人学习算术;除此之外,还有六百个学生在四所学校里学习拉丁文法和逻辑。接着记载着以下各项的统计:教会和修道院、医院——有一千多个床位、羊毛贸易——附有最宝贵的详细资料、造币厂、城市的粮食供应、公职人员等等。我们在翻阅中也偶然了解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实:例如在1353年,当首次确定发行公债时,方济各会修道士怎样在布道坛上赞成这项措施,而多米尼克会修道士和奥古斯丁会修道士怎样反对它。有关黑死病的经济上的后果,整个欧洲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像这个城市一样做过或者能够做出观察和描述。只有一个佛罗伦萨人才可能把下面这种情况记录下来:人们是怎样期待着减少的人口会使各种物品价格便宜,相反,劳务和商品的价格,在这种期待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又是如何涨了一倍;普通人是怎样最初根本不愿意工作而只沉湎于享乐;在这个城市是怎样必须付给极高的薪资才能找到男女仆人;农民是怎样只耕作最好的土地而任由其余土地荒芜;庞大的遗产是怎样在瘟疫中遗赠给穷人而后来似乎毫无用处,因为穷人或者已经死去或者已不再贫穷。最后,利用一个无子女的慈善家给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乞丐六个“达那利”银币的大额遗赠的机会,文献试图对佛罗伦萨的乞丐情况做一个全面的统计。

这种对于事物的统计观点后来在佛罗伦萨得以更高度的发展,与此有关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一般说来,我们能够看到它与历史的更高方面、与艺术以及通常所说的文化的联系。在同一文献中,1422年的一份财产报表提到了“新市场”周围的七十二个交换所;流通中的硬币的数量(二百万金弗罗林);然后是当时新兴的金织工业;丝制品;菲利波·布鲁内莱斯科——当时正忙于从坟墓中挖掘古代建筑;共和国大臣列奥那多·阿雷提诺正努力复兴古代文学和修辞学;最后,它谈到了这个城市当时不受政治斗争影响的普遍繁荣和意大利摆脱了外国雇佣兵的幸运。上面所引述的大约从同一年开始的威尼斯统计,当然证明了威尼斯所拥有的更大财富和利润,以及更广阔的商业范围;在佛罗伦萨派出首批军舰(1422年)到亚力山大港之前,威尼斯长久以来就已是海上霸主。但是每一个读者都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佛罗伦萨文献更高的精神气魄。这些以及各种类似的一览表每隔十年再次出现,系统地加以安排和列表显示,而在其他地方我们最多发现一些偶然的简单介绍。我们能够对名列第一位的美第奇家族的财产和产业形成一个约略的估计;他们从1434年到1471年用于慈善、公共建筑和各种税的付出不少于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五金弗罗林,其中四十多万是柯西莫一个人承担的,而洛伦佐·麦格尼菲柯很高兴这笔钱花得如此恰当。在1478年,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商业和贸易再次有了非常重要、在此方面算是完整的发现,其中一些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被看作属于精致的艺术品——比如那些必须与锦缎、金银刺绣、木雕镶嵌、在大理石和沙石上的阿拉伯式雕花、蜡像、珠宝以及金制品等等打交道的商业和贸易。佛罗伦萨人对于外部生活系统化的与生俱来的才能在他们关于农业、商业和家庭经济方面的著作中得到表现,他们这些书籍明显优于十五世纪其他欧洲人的著作。出版这些著作的选集是正确的决定,尽管需要做大量的研究以便从中提炼出清楚而明确的结论。不论怎样,我们认识这个城市毫不费力,在这里,弥留之际的父母在他们的遗嘱中请求政府,如果他们的儿子拒绝从事一份常规的工作就罚他们一千弗罗林。

十六世纪的前半期,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像瓦尔奇对于佛罗伦萨的辉煌描写那样的文献资料。它在这个城市的自由和伟大沉入坟墓之前,在叙述性的统计上,像很多其他事情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范例。

可是,这种对于外部生活的统计上的估计始终如一地伴随着对于我们已提到过的政治事件的叙述。

佛罗伦萨不仅存在于比意大利和整个欧洲的自由国家更变化多端的政治形式下,而且它在这些政治形式上的反映更深刻。它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反映了个人以及阶级和反复无常的整体的关系。如弗鲁瓦沙尔所描绘的那样,反映法兰西和法兰德斯伟大的市民民主的图画,以及十四世纪德意志编年史作者的叙述,确实非常重要;但在思想的全面和故事的合乎情理的发展上,没有一部作品能和佛罗伦萨人的相比拟。贵族的统治、暴君、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有限制的和没有限制的民主、伪民主、一家一户的秘密、萨沃那罗拉的神权政治,以及为美第奇的暴君专制铺平道路的混合政治形式——全被非常详尽地描述出来,以至于演员最隐秘的动机都暴露在灯光之下。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佛罗伦萨历史(到1492年止)中把故乡城市描述为一个活着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述为一个自然而单独的过程;他是现代人中第一个将此上升到这样一种观念的人。我们的研究范围不包括判断马基雅维利是否并在哪些点上歪曲了历史,像他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内传这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关于那位典型暴君的一幅空想出来的图画。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一些反驳他所著《佛罗伦萨史》的每一行的材料,但整部著作伟大而独特的价值不会受到影响。他的同时代的人和后继者们,亚科波·彼蒂、圭奇阿尔狄尼、塞尼、瓦尔奇、维托利,这是一组多么卓越优秀的名字啊!这些大师们向我们讲述的是多么精彩的故事啊!这里展现着佛罗伦萨共和国最后几十年里所发生的伟大而值得纪念的戏剧性事件。这本记载了当时世界所能呈现的最高最独特生活的衰落的多卷本著作,在一个人看来,也许不过像是一部奇闻异事集,在另一个人心里也许会唤起他看到如此高贵而富丽堂皇的生活像船只失事般毁灭所产生的魔鬼般的喜悦,对于第三个人来说,也许看起来像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审判;对于所有人它将永远是一个思索和研究的对象。永远扰乱这个城市和平的恶行,就是它对于像比萨这样曾经强大而现在被征服的对手的统治——一种其后果必然是长期暴力状态的统治。唯一的补救措施——当然是一个极端的办法,而且除了萨沃那罗拉没人能说服佛罗伦萨接受——就是选择恰当时机消灭托斯卡纳,使它变成一个自由城市的联邦国家。后来,这个不过是一个过去时代的梦想的计划把卢卡的一个爱国公民送上了绞刑架(1548年)。由于这一恶行,并由于佛罗伦萨的注定要倒霉的圭尔夫派对一个外国君主抱有同情,佛罗伦萨不断遭到外国的干涉,带来了随后的所有灾难。但是谁不敬佩这个民族呢?这个民族由可敬的传教士培养起一种持久不变的高尚心境,以至于首次在意大利树立了不杀降敌的榜样,虽然它过去的整个历史所教导的无非是复仇与消灭。那种把爱国主义融入具有道德新生的人身上的光辉,当从远处看时,也许好像很快就消逝了;但它最好的结果却在值得纪念的1529至1530年之围中重新闪耀。他们是“傻瓜”,像圭奇阿尔狄尼当时所写的,给佛罗伦萨带来了这一风暴,但他自己也承认他们做成了好像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当他宣称明智的人民会逃脱这一危险时,他的意思不过是说佛罗伦萨本应该默默地、不光彩地投降,落入敌手。毫无疑问这会保存它壮丽的城郊和花园,还有无数市民的生命和富足的生活,但是相较于它最伟大最崇高的一次记忆来,这就很不体面。

在许多主要优点方面,佛罗伦萨人是意大利人,一般来说也是现代欧洲人的模式和最早的类型;同样,在许多缺点方面他们也是如此。当但丁把这个总是在修改其政体的城市和一个不断变换姿势以摆脱痛苦的病人相比较时,他用比较的方式触及了佛罗伦萨政治生活的永恒特征。那些认为通过把现存势力和各种趋势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一种政体的重大现代谬论,不断地在动乱的时候出现;就连马基雅维利也没有完全免于此。从不缺乏这样的政治艺术家,他们通过对政治权力的一种巧妙分配和划分,通过最复杂的间接选举,通过设立名义上的职务的方法,寻求建立事情的一种永久秩序,并且寻求满足或者欺骗富人,同样还有穷人。他们天真地效法古代的做法,借用政党名称“清流党”、“贵族党”,是一件自然的事。从那时起人们就习惯了这些名称并赋予它们一种传统的欧洲意义,而所有先前的党派名称则纯粹具有民族性,这些名字或者代表不和的原因,或者是由于事件偶然得名。但是,一个名字对于一个政治事业色彩的渲染或褪去,其作用是多么大啊!

在所有那些认为有可能建设一个国家的人们当中,最无与伦比、最伟大的是马基雅维利。他把存在的各种力量看作是有生命和主动的,对于可能的选择,有一个大的而准确的看法,试图既不误导自己也不误导别人。没人比他更能不受虚荣和浮夸的影响,确实,他写作不是为民众,而是为君主和管理者,或是为个人的朋友。对于他的危险并不在于天才的装模作样或对于思想观点顺序安排的错误,而是在于他显然难以控制的强大的想象力。他的政治评价的客观性,在真实性方面有时令人震惊;但它是生死危亡之际而非平常之需的标志,那时,很难相信正义,或者信任别人有公正的行为。我们抛弃了对于他的道德上的声讨,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从什么意义上理解政治道德的。不管怎么说,马基雅维利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中忘记自己。事实上,尽管他的作品(除了个别词句)完全没有热情,并且最后佛罗伦萨人自己把他看作是一个罪人,但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爱国者。尽管他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在言语和道德方面很自由,但他始终思考的是国家的福利。

他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新政治制度的最完整的方案是在他纪念教皇列奥十世的文章中提出来的,此文作于小洛伦佐·美第奇——乌尔比诺公爵(死于1519年)——死后,他曾把他的著作《君主论》献给这位公爵。国家那时正处于穷途末路、腐败不堪的状态,所提出的补救措施在道德上并不总是正当的;但非常有趣的是看到他如何希望建立具有温和民主形式的共和国,它好像是美第奇家族的女继承人。我们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巧妙的对教皇、对教皇的各种信徒,以及对佛罗伦萨的不同利益做出让步的计划;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在观察一个钟表的装置。原则、观察报告、比较、政治预测诸如此类,大量出现在其著作《史论集》中,其中闪耀着远见卓识的光辉。例如,他清楚地认识到共和制度及其组织机构的尽管不是一以贯之却是持续不断的发展规律,并要求宪法要灵活、能变化,作为避免杀戮和放逐的唯一手段。同样的原因,为了防范私人的暴力和外国的干涉——“所有自由的死亡杀手”——他希望看到引进一种司法程序(“起诉”)来处置被憎恨的市民,而在此之前佛罗伦萨只有审理丑闻案件的法庭。他以大师的手笔使不情愿判决和非自愿判决各具特点,这两种判决在共和国家的紧要关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次,他被他的想象力和各种事件的压力所误导,做出了与他能力不相符的事——称赞了人民,他说人民比任何君主能更好地选出他们自己的官员,并且能够用“善意的劝告”来使他们改正错误。关于托斯卡纳政府,他毫不怀疑它属于他的故乡城市,在一篇特别的“论文”中,他强调重新征服比萨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痛惜阿雷佐在1502年的叛乱之后没有被夷为平地;他整体上承认,必须允许意大利的共和国自由扩张,增加领土,以便在国内享有和平,并且不会受到外来的攻击;但他宣称,佛罗伦萨总是从错误的一端开始,从一开始就树立了比萨、卢卡和锡耶纳这些死敌,而“被待如兄弟”的皮斯托亚自愿地服从它。

把十五世纪仍然存在的其他几个共和国和这个独特的城市——这个意大利的,确实也是现代欧洲精神的最重要的创造工厂——作比较是不合乎情理的。锡耶纳苦于其最严重的组织弊病,就此来说,它艺术上和工业上的相对繁荣一定不会误导我们。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从他的家乡心怀向往,远望“快乐的”德意志帝国城市,那里没有土地和货物的没收充公,没有恣意妄为的官吏,没有政治党派所有这些使生活更加痛苦的因素。热那亚几乎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因为在安德烈·多利亚的时代之前,它几乎没有参与文艺复兴。确实,里维埃拉的居民在意大利人中间以蔑视所有更高的文化而臭名昭著。党派之争在这里表现出非常激烈的特性,并且极为严重地扰乱了整个生活进程,以至于我们很难理解,热那亚人在经过这么多革命和侵略之后,怎么设法恢复到一个能持久的状况。也许是由于这一事实:几乎所有参加公共事务的人同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积极经商的人。热那亚的例子以惊人的方式表明拥有远方的殖民地与什么样的不安全财富和庞大的商业,什么样的内部骚乱,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卢卡在十五世纪并不重要。

第七章 外交政策

意大利的大多数城市国家,就像在其内部政体结构上是艺术品,即深思熟虑和精心改造适应的结果一样,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和外国的关系也是一种艺术品。这些国家几乎全都是新近篡权的产物,这一事实对于他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一样有着致命的影响。它们没有一个无保留地承认另一个国家;对于建立和巩固一个朝代起过作用的同样的机会也可以颠覆另一个朝代。是否能保持安定和平,并不是一件总是由暴君来做选择的事。所有非法政权无一例外必然进行运动和扩张。所以意大利就变成了一个“外交政策”的舞台,这种政策,也像在其他国家一样,逐渐地获得了一个公认的国际法律体系的地位。这种对于国际事务既无偏见也无道德顾虑的纯客观处理,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有时其本身并非没有某种美好和伟大之处,但整体来说,它却给我们以无底深渊的印象。

阴谋、军队、同盟、腐化和谋反构成了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外部历史。尤其是威尼斯很久以来都受到各方谴责,指责它试图征服整个半岛,或者逐渐削弱半岛的力量,以致最终一个个国家必定会落入她手中。但根据深入观察,这种怨言很明显并非来自人民,而是来自被人民所憎恶的宫廷和官员阶层,而威尼斯的温和政府已经为自己获得普遍的信任作了保证。就连有着难以控制的从属城市的佛罗伦萨,除了对威尼斯商业上的妒忌和威尼斯在罗马涅的发展,也发现自己相对于威尼斯处在一种虚假的地位。最后,坎姆布雷同盟确实给了这个全意大利本应该以联合的力量给予支持的国家以沉重一击。

其他国家也被同样不友好的感情所驱使,时刻准备使用其邪恶本性所想到的斗争手段来互相攻击。洛德维科·伊·摩洛,那不勒斯的阿拉戈纳国王们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不必说那些较小的政权——使意大利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危险动荡之中。要是这种残暴的角逐仅限于意大利就好了;但这种角逐具有这一性质,即最终会向外国——尤其是法兰西人和土耳其人——寻求干涉和帮助。

人民大众的同情完全在法兰西一边。佛罗伦萨从未停止过以令人震惊天真地承认其对于法兰西人的老圭尔夫派的偏爱。当查理八世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南部地区时,全意大利以一种他本人及其追随者似乎都不能解释的热情迎接他。在意大利人的想象中,以萨沃那罗拉为例,一个明智、公正和强有力的救世主和统治者的理想形象仍然活着,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再是但丁所祈求的皇帝,而是法兰西的卡贝族国王。这种幻想随着他的离去破灭了;但很久以后,所有人才明白查理八世、路易十二世和弗朗索瓦一世是怎样完全误解了他们和意大利的真正关系,以及受到多么低劣动机的引导。就君主们来说,他们试图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法兰西。当法英战争结束时,当路易十一世四面八方到处布置他外交的罗网时,当勃艮第的查理开始他愚蠢的冒险行动时,意大利各内阁政府准备在各个方面应付他们。很明显,即使法兰西从没要求过那不勒斯和米兰的领土,它的干涉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并且它过去对热那亚和皮埃蒙特的干涉仅仅是一个要仿效的先例。其实,威尼斯人早在1462年就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了。米兰的加利佐·马利亚公爵在勃艮第战争中显然既是路易的同盟又是查理的同盟,因此他有理由害怕来自双方的攻击,他这种战争期间的道义上的恐惧在他的书信里明显地表现出来。就像“豪华者”洛伦佐所理解的使四个主要的意大利政权保持均势的计划,只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假设,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比一个试验政策的轻率和佛罗伦萨的圭尔夫主义的迷信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一直坚持往最好处着想。当“豪华者”洛伦佐对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作战,路易十一世向他提供援助时,他回答说:“我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全意大利的安全之上,但愿在这个国家尝试他们力量的想法从未进入过法兰西国王们的头脑中!要是他们这样做,意大利就完了。”对于其他君主,法兰西国王是轮流吓唬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敌人的鬼怪,每当他们看到再也没有可行的办法来走出困境时,他们就威胁着要把他召来。在教皇们这方面,则幻想他们可以利用法兰西而对自己没有任何危险,甚至英诺森八世也想象他可以撤退到北方生气,然后从那里率领一支法兰西军队作为征服者返回意大利。

的确,有思想的人在查理八世远征之前很久就预见了外国的征服。当查理再次回到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时,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一个干涉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时不幸一个个纷至沓来;法兰西和西班牙这两个主要侵略者,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大政权,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口头上的效忠,而是拼死争夺在意大利的势力和领土,人们对此明白得太晚了。他们已经开始变得和意大利的中央集权国家相似,实际上是开始模仿它们,只不过是放大比例地模仿。吞并领土或交换领土的计划一时间无限增多。其结果,如大家所熟知,是西班牙的完全胜利,它就像反宗教改革的剑和盾一样,长期使教廷位列它的其他附属国之中。哲学家们的悲叹只能向他们表明,那些引狼入室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在同一时期,和土耳其人结成的联盟也毫无顾忌或掩饰;这一做法被认为不比任何其他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更糟糕。西方基督教界团结的信仰在十字军东征过程的不同时期被严重动摇过,弗雷德里克二世也许已经摆脱了这种信仰。但是,东方各民族新近的发展和希腊帝国的危急与灭亡在整个西欧又重燃旧日的感情,虽然它不如以前强烈。然而,意大利对此却是个惊人的例外。尽管对土耳其人和来自他们的实际危险怀有极大的恐惧,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府不和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继承者们共同密谋反对意大利其他国家的。即使他们没有这样做,人们仍然相信它们这样做了;这种恶行也敌不过派间谍在威尼斯的贮水池里下毒,这是对那不勒斯国王阿尔方索的继承者们的指控。对于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那样的恶棍,人们不能期待他会做出比竟然召土耳其人进入意大利更好的事情来。但是我们读到,穆罕默德在其他意大利政府,尤其是威尼斯的怂恿下,曾经从其手中强夺了奥特朗托(1480年)的那不勒斯的阿拉戈纳君主们,后来也煽动苏丹巴雅泽特二世反对威尼斯人。对于洛德维科·伊·摩洛也有同样的指控。“在土耳其人手中被害者的鲜血和囚犯们的凄惨境遇,都在呼吁上帝报复他。”国史编撰者说。在政府能够得知一切消息的威尼斯,大家都知道,佩札罗的统治者,摩尔的表兄弟乔万尼·斯福查曾经招待去米兰途中的土耳其大使们。十五世纪的教皇们中间最受人尊敬的两位,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因土耳其人的势力发展感到深深的悲痛而死去,的确,后者是在希望亲自率领十字军东征的准备中死去的;他们的继承者们贪污了基督教界为此目的而捐献的财物,并把作为回报而颁发的赎罪券降为私人的商业投机买卖。英诺森八世为了获得逃亡者迪姆王子的兄弟巴雅泽特二世所付的报酬,同意把迪姆王子关进监狱做其看守;而亚历山大六世支持在君士坦丁堡的洛德维科·伊·摩洛所采取的推进土耳其对威尼斯攻击的措施(1498年),因此威尼斯用召开宗教会议来威胁他。很明显,弗朗西斯一世和苏里曼二世之间臭名昭著的联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或者前所未闻的事。

确实,我们发现这样的例子:在全体居民看来,整体归顺土耳其人似乎并不是特别的罪恶。即使它只是作为对于压迫人民的政府的一种威胁而被提出,那也至少证明这种想法已被大家所熟知。早在1480年,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就使我们清楚地明白亚德里亚海岸的大部分居民预见到这种事情,尤其安科那渴望发生这种事。当罗马涅遭受列奥十世的压迫统治时,拉文纳的一个代表公开对罗马教皇的使者,枢机主教朱利奥·美第奇说:“主教大人,尊敬的威尼斯共和国因怕和教皇的争端不会接受我们;但是,如果土耳其人来到腊古扎,我们将把自己置于他们掌控下。”

对于当时西班牙人开始的对于意大利的奴役来说,这是一种可怜却并非毫无根据的安慰,至少这个国家免去了等待其在土耳其统治下要堕入的原始野蛮状态。尽管它已四分五裂,但靠它自身的力量几乎不可能逃脱这一命运。

有着所有这些弊端,如果说这一时期意大利政治家的才能还有值得我们称赞之处,那只是由于它对那些不受恐惧、激情或恶意影响的问题的切合实际而无成见的处理。这里没有效仿北方风气对各种权利进行人为规划的封建制度;有的只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像在理论上一样在实践中所持有的权力。这里没有侍从贵族在君主头脑中培养中世纪的会产生各种奇怪后果的荣誉感;而是君主们和顾问官员们根据特殊事件的紧急状态和他们心中的目的采取一致的行动。对于那些不管来自何处的效劳同盟者的人,不会对有可能疏远支持者的特权阶级有自豪感;出身无足轻重的雇佣兵队长这一阶层的存在,足以清楚表明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哪种人手中;最后,开明的暴君手中的政府,有着同时代北方诸国无可比拟的对本国和邻邦的准确了解,并且能够最精确地估计友邦和敌国经济上和道义上的能力。那些统治者,虽有严重错误,但都是统计科学与生俱来的大师。与这样的一些人一起,谈判是可能的;可以设想,当把实际的理由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是会被说服的,并且他们的观点也会被修改。当那不勒斯伟大的阿尔方索成为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的阶下囚时(1434年),他能够使监禁他的人相信:安茹家族在那不勒斯的统治而不是他自己的统治将使法兰西人成为意大利的主人;菲利波·马利亚没要赎金就释放了他,并和他结成联盟。一个北方的君主几乎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道德观念在其他方面像维斯康提的君主当然也不会。对于注重自身利益的巨大信心表现在“豪华者”洛伦佐对背信弃义的那不勒斯的费兰特访问中——费兰特当然想要囚禁他,并且这样做绝不是过于审慎——,这次访问令佛罗伦萨人普遍感到震惊。因为拘捕一个强大的君主,勒令他签字要不然就侮辱他,然后再释放,就像“大胆者”查理在佩龙纳对路易十一所为(1468年),对于意大利人来说,似乎是一种疯狂的举动;因此人们预计洛伦佐载誉归来,要不然就是一去不返。政治说服的艺术,在此时,被提到一定的高度——尤其是被威尼斯的大使们——北方各民族首次从意大利人那里获得一种概念,并且正式的演说提供了一个极不完全的观点。这些演说只不过是人文主义者的辞令。外交中虽另有客气的礼节,但在必要时,也不乏粗暴而率直的讲话。像马基雅维利那样的一个人在他的《使节》中是以一种悲哀的色彩出现的。尽管得到有限的指示,装备又很寒酸,并且被看作是一个地位卑下的代表,但他绝没有失去他自由而广泛的观察力或是喜爱生动逼真的描写的才能。

这本书将专门有一部分讨论对于作为个人和作为民族的人的研究,这一研究在意大利人中间是和对于人类生活的外部状况的研究相互联系的。

第八章 战争艺术

这里必须简要地说明,战争艺术是采取什么步骤而表现出一种深思熟虑的产物的特点。所有的西方国家,中世纪时对个别兵士的训练在当时普遍的攻守体系的范围内是很完备的。在围攻和筑城设防的艺术方面,也并不缺乏机智灵巧的发明家。但是,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的发展却受到了军队中服役的性质和期限以及贵族们的野心的阻碍,这些贵族们大敌当前却争论地位的优先问题,并且只是缺少纪律而招致了像克雷西和莫佩提乌斯那样伟大战役的失败。相反,意大利是第一个采取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组织的雇佣兵制度的国家;并且较早引进火器促使战争成为平民的事务,这不仅是因为最坚固的城堡也抵挡不住炮轰,而且也是因为工程师、枪炮铸造师和炮手们——这些属于贵族以外的另一个阶层的人们——的技术当时在战役中最重要。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过去曾经是这个小而组织良好的雇佣兵队伍灵魂的个人价值,将会遭到这些在远处发挥作用的新手段的破坏;有些雇佣兵队长至少是极端反对对最近在德意志发明的步枪的引进的。我们读到保罗·维特利,当他认得大炮并自己使用时,他挖掉了敌军战俘“火枪手”的眼睛,砍掉了他们的手,因为他认为,一个勇敢的、也许是高贵的骑士,被一个平凡卑贱的步卒所杀伤是可耻的。然而总的来说,这些新发现直到意大利人在建筑防御工事和攻打它们的方法两方面成为全欧洲的导师时才被接受和采用。像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和费拉拉的阿尔方索那样的君主都精通这一科目,与此相比,就连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知识也显得很肤浅。在意大利,早于其他地方,有一种全面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在这里,第一次,只有很强的指挥才能本身才受到大家无偏见的喜爱,确实,这一指挥才能也许是由于党派的频繁更换和雇佣兵队长完全感情用事的情绪所产生的。在1451年和1452年发生在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和亚科波·皮奇尼诺之间的米兰与威尼斯战争期间,学者吉安·安托尼奥·波尔切洛·德·潘多尼参加了后者的指挥总部,他受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的委派,撰写这一战役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用虽不是最纯粹却很流畅的拉丁文写的,有点过于追求当时人文主义的夸张风格,它模仿凯撒的《高卢战记》,一些演讲词、奇闻怪事之类散布其间。在此之前的一百年以来,人们一直认真地争论西庇阿·阿非利加奴斯和汉尼拔谁更伟大,皮奇尼诺在全书中偏偏被称为西庇阿,而斯福查偏被称为汉尼拔。但是关于米兰的军队也得写一些正面的事情;这位博学者参见了斯福查,由他陪同检视了军队,高度称赞他所看到的一切,并答应把它写下来传诸后代。除了他,当时意大利的作品对于战争和战略手段的描述也很丰富,这些作品不仅供专业人士而且也为受一般教育的人士阅读使用。而同时代北方人的记叙,如迪博尔德·席林所著《勃艮第战争》则仍然保留纯编年史的平铺直叙、就事论事、枯燥乏味的特点。最伟大的军事艺术爱好者马基雅维利当时正忙于创作他的《战争艺术》,他曾以军事爱好者的身份进行创作。但是,士兵个人的发展在一对或者多对决斗者的公开而严肃的决斗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种决斗早在著名的“巴尔莱达挑战”(1503年)之前很久就有了。胜利者得到保证会获得诗人和学者的赞扬,而北方的战士则得不到。这些决斗的结果不再被看作是上帝的判决,而被看作是个人才能的胜利,并且在旁观者的心中,它似乎既是一场激烈竞争的裁决,也是一种军队或国家荣誉的满足感。

很显然,这种对于战争事务的纯粹理性的处理方式,即使没有强烈的政治仇恨,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已答应部队可以劫掠城市时,就会产生最残暴的恶行。斯福查曾被迫准许他的士兵抢劫皮亚琴察(1447年),这个市镇经过四十天的蹂躏后,长期无人居住,最后不得不用武力强迫人们迁来居住。然而像这样的暴行比之后来由外国军队,特别是西班牙军队所带给意大利的悲惨命运算不了什么。在这些西班牙人身上,或许是些许的东方人的血液,或者是对异端裁判所场面的熟悉,竟释放出人类天性中魔鬼的一面。在看到他们在普拉托、罗马和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之后,很难对“天主教徒”斐迪南和查理五世产生任何更大的兴趣,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游牧人群,然而却不加约束。从这些统治者的密室里逐渐曝光的大批文献材料,将永远是历史资料的重要来源;但从这样的人身上不可能期盼会产生任何政治概念的硕果。

第九章 罗马教皇政府

罗马教会的教皇政府和领地是这样奇怪的产物,以至于我们到目前为止,在确定意大利城市国家的一般特点时,只是偶尔提到过它们。其他国家极感兴趣的对于政治计谋的审慎选择和改变适应,我们在罗马却很少看到;因为在这里,宗教权力经常能够掩盖或弥补世俗权力的缺陷。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初,当教皇被带到阿维尼翁监禁起来时,这个国家经历了像火炙烤般的多么严峻的考验啊!起初,一切都陷于混乱之中,但教皇有金钱、军队和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兼将军——西班牙人阿尔沃诺斯,他重新使这个教会国家完全顺服。在教会分立时,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终解体的危险更大,那时罗马教皇和法国教皇双方都没有充足的财力重新征服新近丢失的国家;但这在罗马教会恢复统一之后,在马丁五世时做到了,而在又一次面临同样的危险时,又在尤金尼斯四世时做到了。但是这个教会国家在意大利的各个政权当中一直是个完全异常的国家;在罗马本城及其附近,教皇正遭到科伦纳、奥尔西尼、萨维利和安吉拉拉等大家族的公然反抗;在翁布里亚、边境地区、罗马涅和那些市民共和国——教皇政府对于它们的忠诚一直以来没有什么感激——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它们已经被一群大大小小的君主王朝所取代,这些王朝的忠诚和服从并不重要。作为靠自身的能力而自我独立的政权,它们只关注自己;从这一点来看,它们之中最重要的王朝我们已讨论过。

尽管如此,也几乎不能省却对教皇政府作几句一般的评述。在十五世纪的过程中,新的奇怪的危险和考验降临到这个国家,因为这个民族的政治精神开始在各方面控制它,并且把它拉进自己的活动范围内。这些危险中最次要的来自人民或来自外国;最严重的根植于教皇们自身的性格。

此刻,让我们先撇开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国家不论。当教皇政府在意大利面临致命危险时,它没有也不可能从当时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兰西,或者从被玫瑰战争牵涉很大精力的英格兰,或者从当时秩序混乱的西班牙王国,或者从新近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被出卖的德意志获得最小的帮助。在意大利本国,有一些受过教育,甚至没受过教育的人们,他们的民族虚荣心因教皇政府的意大利性质而感到荣幸;许多人的个人利益取决于教皇政府具有和保持这种性质;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信仰教皇赐福和授任圣职的功德;其中像维特洛佐·维特利那样臭名昭著的罪人,在教皇的儿子令人把他绞死的时候,还在祈求亚历山大六世赦免他的罪恶。但是,就是把所有这些同情的理由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从敌人手中拯救教皇政府,要是后者真正认真起来,并且知道怎样利用人们对这个制度的妒忌和仇恨的话。

就在指望外援如此渺茫的时候,在教皇政府内部出现了最危险的症状,像它此时这样,以世俗的意大利君主政府的精神生活做事,它就不能不像它们那样遭受同样阴暗的经历;但是,它自身特殊的本性给予这些阴影一抹特有的色彩。

就罗马这个城市本身而论,它内部的煽动力量微乎其微,如此众多的是被人民的骚动驱逐之后又回来的教皇,并且教廷驻在罗马对于罗马人的利益,意义如此重大。但是,罗马不仅有时候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反教皇的急进主义,而且在当时所策划的最严重的阴谋中,表明有来自外部的无形操纵。斯蒂法诺·波尔卡罗反对尼古拉五世(1453年)——那位对这个城市的繁荣付出最多的教皇——的阴谋就是如此。波尔卡罗的目的是彻底推翻教皇的统治,他有杰出的同谋者,尽管他们的名字没有留传下来,但肯定能在当时意大利的国家政府里找到。就在这位教皇的任期内,洛伦佐·瓦拉以希望罗马教会国家快速世俗化,作为他那著名的反对君士坦丁礼物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的结论。

教皇庇护二世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卡提里那集团(1460年),同样坦率地公开宣称,他们决心推翻教士的政府,这个集团的领袖提伯吉奥把责任推在确定他那一年能实现愿望的占卜者身上。罗马的几个主要人物塔伦特君主、亚科波·皮奇尼诺雇佣兵队长都是提伯吉奥的同谋和支持者。确实,当我们想一想富有的高级教士的邸宅中所积聚的赃物——阴谋者尤其关注阿奎莱雅枢机主教——我们很惊讶,在一个几乎不设防的城市,这样的企图竟然没有更频繁、更成功。教皇庇护二世宁愿住在任何地方也不愿住在罗马,保罗二世则被置于极大的不安之中,因为一些被撤职的人在普拉提那的指挥下将梵蒂冈围困了二十天。要是教皇政权不根除那些贵族集团——这些抢劫帮派正是在其保护下才出头肇事的——它早晚一定会是这些阴谋活动的牺牲品。

这一任务由可怕的教皇西克塔斯四世承担起来。他是第一个把罗马和邻近地区完全置于他控制之下的教皇,特别是在击败了科伦纳家族以后,无论是在他的意大利政策上还是在教会的内部事务上,他都敢于以挑战的蛮横无理的态度行事,并蔑视来自欧洲各地的怨言和召集宗教裁判会议的威胁。他用买卖圣职的办法来获得他自己必需的钱款,这种买卖的范围之广一下子增加到闻所未闻的程度,从枢机主教的任命到最小恩惠的赐予无不如此。西克塔斯自己若不求助这种手段就不会得到教皇的高位。

如此普遍的腐败也许早晚会给罗马教廷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这还是不可知的未来之事。裙带关系就不是如此了,它一度产生了导致教皇政权彻底毁灭这样的威胁。在所有的“族亲”中,枢机主教彼埃得罗·利阿里奥起初享有西克塔斯主要,几乎是全部的宠爱。很快他就吸引了全意大利的目光,部分是由于他那极度奢华的生活,部分是由于有关他反对宗教和他政治计划的传言。他和米兰的加利佐·马利亚公爵商定(1473年),后者成为伦巴第国王,然后后者供以金钱和军队帮助他回到罗马,登上教皇的宝座;好像西克塔斯会自愿地向他屈服。这个计划,通过使教皇职位世袭制,最终会使这个教皇国家世俗化,但因彼埃得罗的突然去世而失败。第二个“族亲”吉罗拉谟·利阿里奥,一直是个俗世的人,没有寻求过教皇职位。从这个时候起,这些“族亲”因为要为自己建立世俗的君主国,变成了意大利混乱的新根源。教皇们甚至试图实现他们对那不勒斯所提出的封建权益的要求,以讨他们的欢心。但是,自从卡利克塔斯三世失败后,这样的计划不再可行了,吉罗拉谟·利阿里奥在征服佛罗伦萨(谁知道还有多少其他地方)的企图失败后,也不得不满足于在教皇领土范围内建立国家。罗马涅的君主们和城市暴君们威胁着要彻底摆脱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面临着很快变成斯福查或威尼斯人的猎物的危险,这时罗马出面阻止它,这样做被认为是正当的。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和状况下,谁能保证已变成君主的“族亲”及其后人对于他们已不再在乎的教皇会继续服从呢?即使在教皇的一生中,他对于自己的儿子或侄子也并不总是有把握,因此驱逐前任教皇的“族亲”而代之以自己“族亲”的诱惑非常强烈。整个制度对于教皇政权本身的反作用具有最严重的性质;所有无论世俗的或者宗教的强制手段,为了道德上最不可靠的目的而被毫无顾忌地使用,教皇的所有其他目标相对于这些目的都被变成从属的了。当这些目的以革命和放逐无论什么样的代价达到的时候,一个只对毁灭教皇政权最感兴趣的王朝就建立了起来。

在西克塔斯去世的时候,吉罗拉谟只能靠他自己的最大努力和他妻子的娘家斯福查家族的帮助,来维持他篡夺的弗尔利和伊摩拉的世俗的君主政权。在西克塔斯去世之后的选举教皇会议上(1484年)——英诺森八世在此会议上当选——发生了一件似乎给教皇政权提供一个新的外部保障的事件。两个枢机主教,同时是统治家族的君主——费兰特国王的儿子阿拉戈纳的乔万尼和摩尔的兄弟阿斯卡尼奥·斯福查,最厚颜无耻地卖掉了他们的选票;因此,那不勒斯和米兰的统治家族,由于能够获得赃物,不管怎么说,对教皇制度的继续存在变得有兴趣。在下届选举教皇会议上,除五人外,当所有的枢机主教都出卖自己时,阿斯卡尼奥又一次获得巨额贿赂,但并未抱有在下一次选举中自己会成为被支持的候选人的希望。

至于“豪华者”洛伦佐,极力希望美第奇家族不要两手空空被发配远方。他把自己的女儿玛达丽娜嫁给新教皇——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有孩子的教皇——的儿子弗兰切斯克托·奇博,他不仅期望他自己的儿子枢机主教乔万尼,即后来的列奥十世能得到种种恩惠,而且也期望他的女婿能快速升迁。但关于后者,他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事。在英诺森八世统治下,国家曾由其建立起来的蛮横鲁莽的裙带关系失去了任何机会,因为弗兰切斯克托自己是个卑劣的家伙,像他的父亲教皇一样,他寻求权力只是为了最卑下的目的聚敛钱财。然而,父亲和儿子施政的这种方式早晚一定会导致最后的大灾祸——国家的解体。要是西克塔斯是通过出售宗教的高位和恩典的办法来充实他的国库的话,那么至于英诺森和他的儿子,则是设立了一个出售世俗恩典的部门,这里高价出售对谋杀罪和屠杀罪的赦免。每一笔罚款中有一百五十金币付给教皇的国库,多出来的钱归给弗兰切斯克托。罗马,在这个教皇任期的后期,蜂拥着有执照的和没执照的暗杀者;西克塔斯曾开始压制的宗派集团又和以前一样活跃起来;在梵蒂冈受到很好保卫的教皇,对于时不时地设置一个陷阱,偶尔能捕获一个富有的犯罪者感到满意。对于弗兰切斯克托,主要问题是知道在教皇去世时能够用什么办法带着装得满满的宝箱逃跑。他最终在听到他父亲死亡的一个假报告时(1490年)暴露了自己,他企图带走教皇国库中所有的钱,当这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时,他坚持无论如何土耳其的王子迪姆必须和他一起走,作为一个活资本,以备卖个好价钱,也许卖给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很难估计遥远时期的政治可能性,但我们禁不住要问自己这个问题,罗马是否在这样的两三任教皇之后还能幸存下来。甚至对于欧洲信仰宗教的国家,让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不仅旅行者和朝圣者,而且罗马人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的整个使团人员,都在罗马的邻近地区被剥得只剩衬衫,并且使节们经常还没踏足城内就不得不转回来——也是非常鲁莽的。

这样的状况与激励着才华横溢的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的权力的概念和权力的乐趣是不相容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公共秩序——至少是暂时恢复——和按时支付一切薪金。

严格地说,像我们现在正在讨论意大利文明的空话一样,既然波几亚家族和那不勒斯的家族同样都不是意大利人,这个教皇可以忽略不谈。亚历山大在公众场合和凯撒说西班牙语;露克瑞佳一进入费拉拉,就在那儿穿着西班牙服装,受到西班牙滑稽戏演员的歌唱欢迎;他们的心腹侍从,也像在1500年战争中凯撒最声名狼藉的军队一样,由西班牙人组成;甚至他的绞刑刽子手唐·米切莱托和他的下毒杀手塞瓦斯蒂安·平松·克里蒙尼斯似乎同样是西班牙籍。除其他成就外,凯撒以真正的西班牙方式在围起来的场地中按照斗牛术的规则杀死了六条野公牛。但是,在这个家族里似乎已达顶点的罗马的腐败,在他们来到这个城市时已经得到高度发展。

他们的为人以及所做的事情一直被经常而充分地描述着。他们的直接目的——实际上他们达到了——是彻底征服这个教皇国家。所有那些小暴君——其中大部分是教廷多少有点难以驾驭的封臣——都被驱逐或消灭了,就是在罗马城内,所谓的圭尔夫派的奥尔西尼以及所谓的吉伯林派的科伦纳这两个大宗派集团也被消灭了。但是,所采用的手段具有极为恐怖的性质,要不是父亲和儿子同时被毒死这件事的突然介入而改变了整个局势的面貌的话,这些手段当然会最终导致教皇政权的毁灭。基督教界道德上的愤慨对于亚历山大来说,当然不是招致危险的什么大不了的根源;在国内,他的力量足够强大,可以迫使人们恐惧和服从;外国统治者被争取到他那一边,路易十二甚至尽全力帮助他。整个欧洲的人民大众几乎想不出在中部意大利正在发生什么事。唯一真正充满危险的时刻——当查理八世在意大利的时候——意外幸运地过去了,就是在那时,也不是教皇政权处于如此的危险中,而是亚历山大有被一个更可尊敬的教皇所取代的危险。教皇政权巨大、永久和日益增长的危险存在于亚历山大本人,尤其是在他儿子凯撒·波几亚的身上。

在父亲的天性中,野心、贪婪、肉欲与坚强和才华横溢的品质结合在一起。所有来自权力和奢侈的享乐,从他教皇任期的第一天起,就最大部分地授予了自己。为达此目的,在手段的选择上,他毫无顾忌;人们马上知道了他会为他选举时所受的损失赔偿自己更多的钱财,并且卖者的买卖圣职罪将会远远超过买者的买卖圣职罪。必须记住,亚历山大先前所担任过的副财政大臣和其他职务已经教会他比教廷的任何其他成员对于各种收入来源都更熟悉,更能实际利用。早在1494年,一个白袍僧,热那亚的亚当——他曾经在罗马讲道攻击过买卖圣职一事——被发现被人谋杀在床上,身上有二十处伤。如果不付出巨额的金钱,几乎没有一个枢机主教能得到任命。

但是,当教皇逐渐受到儿子凯撒·波几亚影响的时候,他的暴力措施就呈现出那种必然对所追求目的起作用的凶暴残忍的性质。在和罗马的贵族以及罗马涅的暴君斗争中的所作所为,在背信弃义和野蛮程度方面甚至超过了世人所熟悉的那不勒斯的阿拉戈纳统治者们的措施;而那种欺诈天赋也更高一筹。凯撒孤立父亲,谋杀弟兄、姻弟兄和其他亲属或廷臣——或者是这些人得到教皇恩宠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在任何其他方面的地位于他不利的时候——所采用的方式,实在是骇人听闻。亚历山大被迫默许谋杀他最爱的儿子,甘底亚公爵,因为他自己每时每刻也都生活在对凯撒的恐惧中。

凯撒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连在他暴政的最后几个月,当他已经在西尼加利亚谋杀了雇佣兵队长,并且实质上已是这个教皇国家的主人时(1503年),那些站在他左右的人们所给予的谦虚回答是,公爵只是希望镇压宗派集团和暴君们,所有这一切都只为了教廷的利益;至于公爵自己,除罗马涅的君主身份外,他别无所求,而且由于他为所有后来的教皇们除去了奥尔西尼和科伦纳两大家族,他已赢得了教皇们的感激。但是没人愿意承认这是他的最终目的。亚历山大教皇本人,当把他的儿子托付威尼斯保护时,在和威尼斯大使的讨论中,说得比这更透彻。“我要确保,”他说,“将来有一天教皇政府或者属于他,或者属于你们。”凯撒当然也加上一句,没有威尼斯的同意,没人能够成为教皇,为此目的,威尼斯的枢机主教们只好团结在一起。他指的是不是他自己,我们不能说;不管怎么样,他父亲的声明足以证明他的目的在于教皇的宝座。我们进一步从露克瑞佳·波几亚那里得到了一定数量的间接的证据,这是就埃科尔·斯特罗齐的诗中某些段落很可能反映了她作为费拉拉的女大公允许自己使用的表达而言。在这里,也主要谈到了凯撒对于教皇政权的希望;但是时不时地也暗示了他对全意大利最高统治权的期望;最后使我们了解到的是,作为世俗的统治者,凯撒的这些计划是最伟大的,为了这些计划,他先前放弃了他的枢机主教的职位。事实上,凯撒,在亚历山大死后是否被选为教皇,都打算不惜任何代价保有这个教皇国家;但是在他犯了所有这些重大罪行后,就是作为教皇他也不可能永久地保有这个国家,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疑问。如果有人,那也是他能够使教廷的国家世俗化,为了保住这些国家,他将不得不这样做。除非我们受到很大的欺骗,否则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对这个重大罪犯心怀隐秘同情的真正原因;只能希望凯撒,别无他人,“将从伤口中拔出剑来”,换句话说,就是消灭这个教皇政权——所有外国干涉和所有分裂意大利的根源。那些认为能揣测凯撒目的的阴谋者,当向凯撒提出托斯卡纳王国的希望时,好像是被轻蔑地打发走了。

但是,从他的这些前提中得出的所有符合逻辑的结论都是无效的,这不是因为他的不可理解的天才——事实上他具有的天才的特点和弗里德兰大公一样少;而是因为他采用的手段与任何大而始终如一的行动方针不一致。确实,如果没有终止他统治的意外事件的发生,也许在他的穷凶极恶中存在着拯救教皇政权的前景。

即使我们假定他在这个教皇国家中消灭那些小暴君,除收获同情外别无所得,即使我们把那支由意大利的最优秀的官兵所组成、由列奥那多·达·芬奇作总工程师、在1502年继承财富的军队作为他伟大计划的证明,其他事实仍具有如此一种无理性的特点,以至于我们的判断,像当时的观察家们的判断一样,完全不知道如何解释它们。这类事实之一就是凯撒对于新征服国家的蹂躏和虐待,而他仍想保有和统治它。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教皇任期最后几十年的罗马和教廷的状况。无论是父子曾起草一份公布处死人员的正式名单,还是那些谋杀是一个一个被决定的,两种情况无论哪种,这对波几亚父子一心要秘密消灭所有那些挡道的或者觊觎其遗产的人。在这些遗产中,现金和动产构成最小的一部分,教皇更庞大的收益来源是:那些教会高级僧侣由于被杀死而停发的薪俸,在这些职位空缺期间的该项薪俸,还有这些被害者的继任者所填补的空缺职位的价钱。威尼斯大使保罗·卡佩洛在1500年宣称:“每夜都发现四五个被谋杀的人,这些人中有主教、高级教士和其他人,因此整个罗马都在颤抖,害怕被公爵(凯撒)消灭。”他自己常常带着卫士们夜间在罗马城内漫步,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像提贝留一样害怕在白天会暴露他此时令人厌恶的相貌;而且也是因为要满足他杀人嗜血的疯狂欲望,也许甚至是对那些他不认识的人下手。

早在1499年,绝望的情绪如此巨大、如此普遍,以至于许多教皇卫士们都遭伏击被杀死。而这对波几亚父子不能用公开的暴力来袭击的那些人,就成了他们毒药的牺牲品。对于有些需要慎重的情况,他们使用一种味道可口的白色粉末,这种粉末并不当场而是慢慢地、逐渐地起作用,并且能够放在任何菜肴或酒里而不被发现。迪姆王子在被亚历山大交付给查理八世(1495年)之前已经在一杯甜酒里喝下去一些。在这对波几亚父子事业的最后,他们由于偶然品尝了本来为一个富有的枢机主教准备的蜜饯而以这种粉末毒死了自己。教皇史的摘录史官乌诺弗利奥·潘维尼奥提到了三个奉亚历山大之命被毒死的枢机主教奥尔西尼、费雷里奥和米奇尔,并暗示还有第四个,即乔万尼·波几亚;而凯撒把他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尽管也许富有的高级教士在当时很少有死在罗马而不引起这种怀疑的。就连那些已经离开罗马城退居到某个地方市镇潜心书斋的学者也逃不脱这种无情的毒杀。一种隐秘的恐怖似乎笼罩着教皇;穿透墙壁和卧室的风暴雷电,在早些时候经常光顾惊吓他;在1500年,当这些现象再次发生的时候,它们被认为是“魔鬼的故事”。关于这些事件的故事,最后好像是通过有众多人参加的1500年的大赦年纪念盛典,被广泛地远播到欧洲的所有国家;不需别的,只是那声名狼藉的赦罪券交易就足以让人把所有目光投向罗马。除了回国的朝圣者们,奇怪的白袍忏悔者也从意大利来到了北方,其中有来自这个教皇国家的伪装的逃亡者,他们不可能保持沉默。然而没人能估算出在这种流言蜚语和基督教界的愤慨变成亚历山大的紧急危险的根源之前,它们可能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潘维尼奥在别处说:“要不是他为儿子进行的伟大计划由于去世而终止,为了得到所有其他富有的枢机主教和高级教士的财产,他将会除掉这些人。”如果凯撒在他父亲去世时,自己没有卧病在床,他有什么不可能得到啊!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教皇秘密选举啊——他此时,全副武装,可以勒令由于他考虑周到地毒杀而人数减少的教皇选举团选举他——并且当时并没有法国军队在近旁!在做这样一种假设时,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假设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庇护三世当选的那次教皇秘密选举会议,并且,在他很快去世后,是优里乌斯二世当选的会议——这两次选举都是全体反应的结果。

不管优里乌斯二世的私人道德可能是什么样,从根本上说他是教皇政权的救世主。他对于自他叔父西克塔斯任教皇以来的各种事件的熟悉,使他对于教皇权威的根据和条件有着深刻的认识。基于这些根据和条件,他制定了自己的政策,并在这一政策上倾注他坚定意志的全部力量和热情。他不是通过买卖圣职的方法而是在全体赞成中登上教皇宝座的台阶,而且不管怎样,随后他停止了教廷最高职位的不加掩饰的买卖。优里乌斯有亲信,其中有一些是卑劣的,但是一种特殊的运气使他凌驾于“族亲”的诱惑之上。他的弟弟乔万尼·德拉·罗维里是乌尔比诺的女继承人——蒙特费尔特罗家族最后一代,圭多巴尔多的妹妹——的丈夫,他们结婚后在1491年生下一个儿子弗兰切斯科·马利亚·罗维里,他既是教皇的侄子同时又是乌尔比诺公爵爵位的继承人。优里乌斯在别处——或者是在战场上或者是以外交方式——得到的东西,他都自豪地赠给了教会而不是他的家族;他把他发现处于解体状态的教会领土遗赠给完全屈服于他的继承者,因而增加了新领土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费拉拉没有被划入教廷版图并不是他的错。在圣安吉洛城堡中储存的七十万金币将会由地方长官只移交给未来的教皇。他使他自己成为枢机主教,事实上是所有在罗马去世的教士的财产继承人,并且这是通过最专制的手段做到的;但他没有谋杀或者毒死他们任何一个人。他在一个人在意大利被迫或者做锤子或者做铁砧的时代,在个性比最无可争议的权力更有力量的时代,亲自率领军队打仗,这对他来说是无可避免的需要,也为他带来诸多好处。如果说尽管他大声疾呼“把野蛮人赶出去!”,然而他又比任何人都对西班牙人在意大利扎下稳固的根基贡献更大,他可能认为这是一件对于教皇政权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或者甚至,像当时的情况,是比较有利的事情。在意大利的君主们只热爱反对教廷渎圣计划的时代里,教廷对谁能够比对西班牙更快地寻求真诚而持久的尊敬呢?但尽管这样,他那种既不吞咽愤怒也不隐藏真正好意的强有力的独特本性,整体给人一种对于他的处境非常有利的印象——“好厉害的教皇”。他甚至能够比较敢于问心无愧地召集一个针对罗马的宗教会议,以公然蔑视全欧洲的反对派所提出的召开宗教会议的叫嚷。一个这种类型的统治者需要某个体现他的概念的伟大外部象征;优里乌斯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中找到了它。大教堂重建的计划,正像布拉曼特希望表现的,也许是能够想象的统一权力的最壮观表达。除建筑外,在其他艺术中,这个教皇的面貌和记忆也以其最理想的形式流传下来。并非毫无意义的是:就连当时的拉丁文诗篇也对优里乌斯表现出一种与对其前任们迥然不同的热情。在枢机主教阿德里安·达·科尔内多所作的《优里乌斯二世的旅程》一诗结尾,进入波洛尼亚城独具一种辉煌壮丽之感,乔万尼·安多尼奥·弗拉密尼奥在一篇最美好的挽歌里,呼吁这位教皇的爱国精神给意大利以保护。

在他的拉特兰宗教会议的章程中,优里乌斯庄严地痛斥教皇选举中的买卖圣职一事。在他1513年去世后,爱财的枢机主教们试图通过以下提议逃避这个禁令:当选的候选人目前为止所拥有的用于捐赠的资金和担任的职位应该在枢机主教们中间平分,这样,他们就会选举那位资产最多的枢机主教无能的拉斐尔·利阿里奥。但是,出现了一个主要来自神圣教皇选举团的较年轻成员们的反对力量,他们渴望一位自由开明的教皇,从而使这个可耻的计划没有成功。乔万尼·美第奇当选,即著名的列奥十世。

我们在讨论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的时候将经常谈到他;在这里我们仅仅希望指出在他的统治下,教皇政权再一次遭受重大的国内外的危险。这些危险当中,我们不算佩特路奇、德·绍利斯、利阿里奥和科尔内多(1517年)这些枢机主教们的阴谋,这些阴谋最多偶尔带来人员的变化,并且对此列奥找到了真正的解药——创造性地任命了前所未闻的三十一个新枢机主教,这是一个带有附加优点的措施,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奖赏了真正的功绩。

但是,列奥在任职期间的前两年所允许自己踩踏的某些小径,危险到了极点。他认真地尽力通过谈判确保他的兄弟朱利亚诺得到那不勒斯王国,并确保他的侄子洛伦佐得到一个强大的北部意大利国家,由米兰、托斯卡纳、乌尔比诺和费拉拉组成。很显然,这个教皇国家,这样四面八方被围在里面,将会成为美第奇家族的一个附属国,并且事实上也没有进一步使其世俗化的必要。

这个计划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朱利亚诺很早去世了。为了给洛伦佐做准备,列奥着手从乌尔比诺驱逐弗兰切斯科·马利亚·德拉·罗维里公爵,但是从这个战争中除了仇恨和贫困,别无所得;并且,当1519年洛伦佐追随他的叔父进入坟墓时,列奥被迫把艰难赢得的占领地交给了教廷。他是被强制这样做的,因此并无荣誉,要是他自愿这样做,那将会是他不朽的光荣。他企图攻击费拉拉的阿尔方索,但实际上只攻击了少数小暴君和雇佣兵队长们,这件事肯定不能提高他的名声。并且这发生在一个西方君主越来越习惯于以意大利的这个省或那个省作赌注进行大规模政治赌博的时候。既然在最后几十年里他们在国内权力的增长如此巨大,谁能保证他们的野心不扩展到教廷属邦就会停止呢?列奥亲眼目睹了在1527年所实现的事情的序幕;在1520年底,几个西班牙的步兵队伍出现在教皇领土的边界——好像是他们做主——目的是强迫教皇付给占领军特别税,但是被教皇的军队赶回去了。公众反对僧侣统治腐败的情绪也在后来几年快速地达到顶点,像小皮科·德拉·米朗多拉那些放眼未来的人们迫切要求改革。与此同时,路德也已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在阿德里安六世(1522—1523年)的统治下,为伟大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所实行的少数几个怯懦的改进来得太迟了。他对目前为止事态的发展,如买卖圣职、裙带关系、挥霍无度、抢劫掠夺和荒淫放荡,除声明表示极端厌恶外,几乎无所作为。从路德教徒那方面来的危险绝不是最大的;一个来自威尼斯的敏锐的观察家吉罗拉谟·尼格罗说出了他的恐惧——一个迅速而可怕的灾难就要降临罗马这个城市。

在克莱门七世的统治下,罗马的整个地平线上雾气氤氲,好像非洲风暴笼罩在坎帕尼亚地区的浅灰色沉重面纱,以致最后几个夏季几欲令人窒息而死。教皇在国内外均遭人痛恨。有识之士满心忧虑,隐士现身在罗马的街头和广场,预言意大利和世界的命运,并把教皇叫作“反基督者”;科伦纳宗派集团公然抬头;那个仅仅其存在对于教皇政权就是一个永久威胁的坚贞不屈的枢机主教蓬佩奥·科伦纳,在1526年冒险突然袭击了这个城市,希望克莱门被杀或被俘后,在查理五世的帮助下,立刻就能成为教皇。后者设法逃到了圣安吉洛城堡,这对罗马来说并非什么福气,并且他自己逃过这一劫的命运倒不如说比死亡更差。

由于一系列的只有强者敢于一试、却给弱者招致毁灭的谎话欺骗,克莱门招来了波旁和弗隆兹堡统帅下的德意志与西班牙军队的进犯(1527年)。可以肯定地说,查理五世内阁是打算给予他严重惩罚的,并且事前不能估算出没有薪饷、出身游牧部落的抢劫者的狂热会把他们带到多远。要不是众所周知罗马是这次远征的目标,想不给任何饷金在德意志征兵,就会是白费力气。给波旁的书面命令有一天可能被发现,这些书面命令还有可能被证明是措词温和的。但是,历史的批判不会允许自己被领入歧途。这个天主教国王和皇帝多亏他的运气,教皇和枢机主教们没有被他的军队杀害。要是此事发生的话,世界上任何诡辩都不能为他在这次犯罪中的责任开脱。对无数无足轻重的人们的大屠杀,对其余人们的劫掠,以及所有严刑拷打和买卖人口的恐怖,足以清楚表明在“罗马的劫掠”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查理似乎本来希望从这个第二次逃到圣安吉洛城堡的教皇处勒索一大笔钱,然后把他带到那不勒斯的。克莱门逃到奥尔维多肯定没有得到西班牙方面的默许,这个皇帝是否曾认真考虑过人人都已为此做好准备的把教廷属邦世俗化,他是否真的是被英格兰的亨利八世的抗议所劝阻而没有这样做,也许绝不会弄明白了。

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计划,它们也不可能持续太久:从这个被蹂躏的城市中兴起了一种既改革教廷又改革这个国家的新精神。这种新精神马上被人感觉到了。枢机主教萨多莱托是许多见证人中的一个,他这样写道:



如果通过我们受苦能够偿还上帝的愤怒和正义,如果这些可怕的惩罚重新为更好的法律和道德开辟道路,那么我们的不幸也许不是最大的……属于上帝的,他将给予照顾;在我们面前是一种改革的生活,任何暴力都不能从我们手中夺走。让我们管控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吧,以便只有在上帝那里寻求教会全体教士的真正荣光和我们自己真正的伟大和力量。



事实上,1527年这个生死存亡的一年,目前来说有个成果:持重的人们能够重新使他们的声音得以倾听。罗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深重,甚至在保罗三世的统治下,也不能回归到列奥十世的那种放荡腐败的状况。

教皇政府在它的苦难如此深重的时候开始激发出一种半宗教半政治的同情。国王们不能容忍他们中有人僭取教皇监禁犯人的权利,因而订立了《亚眠条约》(1527年8月18日),目的之一就是释放克莱门。因此,无论如何,他们要利用帝国军队的行为所引起的公众的反感。同时,皇帝甚至在西班牙也遇到大麻烦,在那里高级教士和贵族们一见他就提出最迫切的劝谏。当计划着由僧侣和世俗人组成、全体穿丧服的总代表团时,查理害怕像几年前镇压的暴动一样会引起乱子,就禁止了这一计划。他不仅不敢延长对教皇的虐待,而且,甚至除了对国外政治的所有考虑,他绝对是被迫与他曾如此严重伤害过的教皇政府和解。因为肯定与他背道而驰的德意志人的性格,在他看来像一般德意志的事情一样,不能作为制订一项政策的基础。也有可能,像一个威尼斯人所坚持的,罗马劫掠这个负担的记忆沉重地压在他的良心上,他倾向于快速抵罪,这种想法掩藏在佛罗伦萨人永久臣服于美第奇家族这件事中。教皇的“族亲”,新位的公爵阿利桑德罗·美第奇娶了皇帝的私生女。

在随后的岁月中,一次宗教会议的方案使查理能够在所有基本问题上把教皇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同时既保护它又压迫它。所有危险中最大的危险——世俗化——这一来自教皇政府内部,来自教皇们自己本身和他们的“族亲”的危险,由于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而中止了数个世纪。正像这个危险本身曾使反对罗马(1527年)的远征成为可能并获得成功一样,这一危险也迫使教皇政权重新变成全世界宗教力量的表现,把它自己从所处的卑鄙的堕落状态中提升到处于这一改革运动的所有反动势力的领导者的地位。克莱门七世任期中的后来数年,以及在保罗三世、保罗四世及其继任者们的统治时期,面临半个欧洲的背叛而有所发展的教会是一个新的、得到提高的僧侣统治,它避免了先前时代所有重大而危险的丑行,尤其是企图扩张领土以及与天主教君主们结盟的“裙带关系”,现在它被一种新生的宗教力量所推动,把主要工作放在恢复已失去的事情上。它当时只是在反对宗教分离者中才存在下来,也才为现在的人们所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完全正确地说,教皇政权的精神拯救应归功于它的俗世的敌人。这时它的政治地位,尽管肯定是在西班牙的永久监护之下,也变得十分稳固;几乎没费力气,在它的附庸国灭亡时,它就继承了伊斯特和德拉·罗维里家族,即费拉拉和乌尔比诺的公国的合法世系。但是,没有这一宗教改革运动,整个教皇国家早就会传到世俗手中。

第十章 爱国主义精神

总之,让我们简要考虑一下这些政治状况对于这个民族精神上一般的影响。

显然,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期间意大利所存在的一般政治上的不稳定,是一种能够激发当时比较优秀的人物心中出于爱国心的厌恶和反对情绪。但丁和皮特拉克在他们的时代大声宣告一个共同的意大利——她所有儿女们最崇高的奋斗目标。也许有人反对说,这只是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的热情,人民群众与此无缘;但是甚至在德意志也是如此,虽然至少在名义上那个国家是统一的,并承认皇帝是一个最高元首。德国文学作品中爱国主义感情的最初表达,如果我们排除“行吟诗人”的某些诗歌,属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及其以后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们,这些作品读起来像意大利慷慨激昂雄辩的回响。然而,事实上自罗马时代起,德意志很久以前就比意大利更是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国家。法兰西的国家统一的意识主要归功于和英吉利人的冲突,而西班牙从未永久成功地吞并过葡萄牙,尽管两国关系密切。对于意大利,这个教皇国家的存在及其所赖以继续下去的条件,是意大利国家统一的永久的障碍,一个似乎无望消除的障碍。因此,当十五世纪的政治交往中,共同的祖国这个名字有时被着重提到时,它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会引起其他意大利国家的不快。直到后来才又听到对于民族感情的极其严肃而又怀着深深悲哀的呼吁,那时统一的时机已成为过去,当时这个国家到处是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地方爱国主义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已经取代了这种感情,尽管前者只是这种感情的一种可怜的等价物。



Jacob Burckhardt

The State as a Work of Art











PENGUIN BOOKS — GREAT IDEAS

Introduction

This work bears the title of an essay in the strictest sense of the word. No one is more conscious than the writer with what limited means and strength he has addressed himself to a task so arduous. And even if he could look with greater confidence upon his own researches, he would hardly thereby feel more assured of the approval of competent judges. To each eye, perhaps, the outlines of a given civilization present a different picture; and in treating of a civilization which is the mother of our own, and whose influence is still at work among us, it is unavoidable that individual judgement and feeling should tell every moment both on the writer and on the reader. In the wide ocean upon which we venture, the possible ways and directions are many; and the same studies which have served for this work might easily, in other hands, not only receive a wholly different treatment and application, but lead also to essentially different conclusions. Such indeed i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ubject, that it still calls for fresh investigation, and may be studied with advantage from the most varied points of view. Meanwhile we are content if a patient hearing is granted us, and if this book be taken and judged as a whole. It is the most serious difficulty of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that a great intellectual process must be broken up into single, and often into what seem arbitrary categories, in order to be in any way intelligible. It was formerly our intention to fill up the gaps in this book by a special work o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 an intention, however, which we have been able to fulfil only in part.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popes and the Hohenstaufen left Italy in a political condition which differed essentially from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est. While in France, Spain and England the feudal system was so organized that, at the close of its existence, it was naturally transformed into a unified monarchy, and while in Germany it helped to maintain, at least outwardly, the unity of the empire, Italy had shaken it off almost entirely. The emperor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ven in the most favourable case, were no longer received and respected as feudal lords, but as possible leaders and supporters of powers already in existence; while the papacy, with its creatures and allies, was strong enough to hinder national unity in the future, not strong enough itself to bring about that unity. Between the two lay a multitude of political units — republics and despots — in part of long standing, in part of recent origin, whose existence was founded simply on their power to maintain it. In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we detect the modern political spirit of Europe, surrendered freely to its own instincts, often displaying the worst features of an unbridled egotism, outraging every right, and killing every germ of a healthier culture. But, wherever this vicious tendency is overcome or in any way compensated, a new fact appears in history — the state as the outcome of reflection and calculation, the state as a work of art. This new life displays itself in a hundred forms, both in the republican and in the despotic states, and determines their inward constitution, no less than their foreign policy. We shall limit ourselves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pleter and more clearly defined type, which is offered by the despotic states.

The internal condition of the despotically governed states had a memorable counterpart in the Norman empire of Lower Italy and Sicily, after its transformation by the emperor Frederick II. Bred amid treason and peril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Saracens, Frederick, the first ruler of the modern type who sat upon a throne, had early accustomed himself to a thoroughly objective treatment of affairs.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internal condi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racenic states was close and intimate; and the mortal struggle in which he was engaged with the papacy compelled him, no less than his adversaries, to bring into the field all the resources at his command. Frederick's measures (especially after the year 1231) are aimed at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the feudal state, 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ople into a multitude destitute of will and of the means of resistance, but profitable in the utmost degree to the exchequer. He centralized, in a manner hitherto unknown in the West, the whole judicial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No office was henceforth to be filled by popular election, under penalty of the devastation of the offending district and of the enslavement of its inhabitants. The taxe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nd distributed in accordance with Muhammadan usages, were collected by those cruel and vexatious methods without which, it is true, it is impossible to obtain any money from Orientals. Here, in short, we find, not a people, but simply a disciplined multitude of subjects, who were forbidden, for example, to marry out of the country without special permission, and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ere allowed to study abroad. The university of Naples was the first we know of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study, while the East, in these respects at all events, left its youth unfettered. It was after the example of Muhammadan rules that Frederick traded on his own account in all parts of the Mediterranean, reserving to himself the monopoly of many commodities, and restricting in various ways the commerce of his subjects. The Fatimite Caliphs, with all their esoteric unbelief, were, at least in their earlier history, tolerant of all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ligious faith of their people; Frederick, on the other hand, crowned his system of government by a religious inquisition, which will seem the more reprehensible when we remember that in the persons of the heretics he was persecuti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 free municipal life. Lastly, the internal police, and the kernel of the army for foreign service, was composed of Saracens who had been brought over from Sicily to Nocera and Lucera — men who were deaf to the cry of misery and careless of the ban of the Church. At a later period the subjects, by whom the use of weapons had long been forgotten, were passive witnesses of the fall of Manfred and of the seizure of the government by Charles of Anjou; the latter continued to use the system which he found already at work.

At the side of the centralizing emperor appeared a usurper of the most peculiar kind: his vicar and son-in-law, Ezzelino da Romano. He stand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no system of government or administration, for all his activity was wasted in struggles for supremacy in the eastern part of Upper Italy; but as a political type he was a figure of no less importance for the future than his imperial protector Frederick. The conquests and usurpations which had hitherto taken place in the Middle Ages rested on real or pretended inheritance and other such claims, or else were effected against unbelievers and excommunicated persons.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ttempt was openly made to found a throne by wholesale murder and endless barbarities, by the adoption, in short, of any means with a view to nothing but the end pursued. None of his successors, not even Cesare Borgia, rivalled the colossal guilt of Ezzelino; but the example once set was not forgotten, and his fall led to no return of justice among the nations, and served as no warning to future transgressors.

It was in vain at such a time that St Thomas Aquinas, a born subject of Frederick, set up the theory of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which the prince was to be supported by an upper house named by himself, and a representative body elected by the people. Such theories found no echo outside the lecture-room, and Frederick and Ezzelino were and remain for Italy the great political phenomena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ir personality, already half legendary, forms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 of The Hundred Old Tales, whose original composition falls certainly within this century. In them Ezzelino is spoken of with the awe which all mighty impressions leave behind them. His person became the centre of a whole literature from the chronicle of eye-witnesses to the half-mystical tragedy of later poets.

Despot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tyrannies, great and small,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fford constant proof that examples such as these were not thrown away. Their misdeeds cried forth loudly and have been circumstantially told by historians. As states depending for existence on themselves alone, and scientifically organized with a view to this object, they present to us a higher interest than that of mere narrative.

The deliberate adaptation of means to ends, of which no prince out of Italy had at that time a conception, joined to almost absolute power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state, produced among the despots both men and modes of life of a peculiar character. The chief secret of government in the hands of the prudent ruler lay in leaving the incidence of taxation so far as possible where he found it, or as he had first arranged it. The chief sources of income were: a land tax, based on a valuation; definite taxes on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and duties on exported and imported goods; together with the private fortune of the ruling house. The only possible increase was derived from the growth of business and of general prosperity. Loans, such as we find in the free cities, were here unknown; a well-planned confiscation was held a preferable means of raising money, provided only that it left public credit unshaken — an end attained, for example, by the truly oriental practice of deposing and plundering the director of the finances.

Out of this income the expenses of the little court, of the bodyguard, of the mercenary troops, and of the public buildings were met, as well as of the buffoons and men of talent who belonged to the personal attendants of the prince. The illegitimacy of his rule isolated the tyrant and surrounded him with constant danger; the most honourable alliance which he could form was with intellectual merit, without regard to its origin. The liberality of the northern princ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was confined to the knights, to the nobility which served and sang. It was otherwise with the Italian despot. With his thirst for fame and his passion for monumental works, it was talent, not birth, which he needed. In the company of the poet and the scholar he felt himself in a new position, almost, indeed in possession of a new legitimacy.

No prince was more famous in this respect than the ruler of Verona, Can Grande della Scala, who numbered among the illustrious exiles whom he entertained at his cour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hole of Italy. The men of letters were not ungrateful. Petrarch, whose visits at the courts of such men have been so severely censured, sketched an ideal picture of a princ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He demands great things from his patron, the lord of Padua, but in a manner which shows that he holds him capable of them.



Thou must not be the master but the father of thy subjects, and must love them as thy children; yea, as members of thy body. Weapons, guards and soldiers thou mayest employ against the enemy — with thy subjects goodwill is sufficient. By citizens, of course, I mean those who love the existing order; for those who daily desire change are rebels and traitors, and against such a stern justice may take its course.



Here follows, worked out in detail, the purely modern fiction of the omnipotence of the state. The prince is to take everything into his charge, to maintain and restore churches and public buildings, to keep up the municipal police, to drain the marshes, to look after the supply of wine and corn; so to distribute the taxes that the people can recognize their necessity; he is to support the sick and the helpless, and to give his protection and society to distinguished scholars, on whom his fame in after ages will depend.

But whatever might be the brighter sides of the system, and the merits of individual rulers, yet the men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ere not without a more or less distinct consciousness of the brief and uncertain tenure of most of these despotisms. Inasmuch a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like these are naturally secure in proportion to the size of the territory in which they exist, the larger principalities were constantly tempted to swallow up the smaller. Whole hecatombs of petty rulers were sacrificed at this time to the Visconti alone. As a result of this outward danger an inward ferment was in ceaseless activity; and the effect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ruler was generally of the most sinister kind. Absolute power, with its temptations to luxury and unbridled selfishness, and the perils to which he was exposed from enemies and conspirators, turned him almost inevitably into a tyrant in the worst sense of the word. Well for him if he could trust his nearest relations! But where all was illegitimate, there could be no regular law of inheritance, either with regard to the succession or to the division of the ruler's property; and consequently the heir, if incompetent or a minor, was liable in the interest of the family itself to be supplanted by an uncle or cousin of more resolute character. The acknowledgement or exclusion of the bastards was a fruitful source of contest; and most of these families in consequence were plagued with a crowd of discontented and vindictive kinsmen. This circumstance gave rise to continual outbreaks of treason and to frightful scenes of domestic bloodshed. Sometimes the pretenders lived abroad in exile, and like the Visconti, who practised the fisherman's craft on the Lake of Garda, viewed the situation with patient indifference. When asked by a messenger of his rival when and how he thought of returning to Milan, one gave the reply, 'By the same means as those by which I was expelled, but not till his crimes have outweighed my own.' Sometimes, too, the despot was sacrificed by his relations, with the view of saving the family, to the public conscience which he had too grossly outraged. In a few cases the government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whole family, or at least the ruler was bound to take their advice; and here, too, the distribution of property and influence often led to bitter disputes.

The whole of this system excited the deep and persistent hatred of the Florentine writers of that epoch. Even the pomp and display, with which the despot was perhaps less anxious to gratify his own vanity than to impress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awakened their keenest sarcasm. Woe to an adventurer if he fell into their hands, like the upstart Doge Agnello of Pisa (1364), who used to ride out with a golden sceptre, and show himself at the window of his house, 'as relics are shown', reclining on embroidered drapery and cushions, served like a pope or emperor, by kneeling attendants. More often, however, the old Florentines speak on this subject in a tone of lofty seriousness. Dante saw and characterized well the vulgarity and commonplace which marked the ambition of the new princes. 'What mean their trumpets and their bells, their horns and their flutes; but come, hangman — come, vultures?' The castle of the tyrant, as pictured by the popular mind, is a lofty and solitary building, full of dungeons and listening-tubes, the home of cruelty and misery. Misfortune is foretold to all who enter the service of the despot, who even becomes at last himself an object of pity: he must needs be the enemy of all good and honest men; he can trust no one, and can read in the faces of his subjects the expectation of his fall. 'As despotisms rise, grow, and are consolidated, so grows in their midst the hidden element which must produce their dissolution and ruin.' But the deepest ground of dislike has not been stated; Florence was then the scene of the richest development of human individuality, while for the despots no other individuality could be suffered to live and thrive but their own and that of their nearest dependants. The control of the individual was rigorously carried out, even dow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of passports.

The astrological superstitions and the religious unbelief of many of the tyrants gave, in the minds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a peculiar colour to this awful and Godforsaken existence. When the last Carrara could no longer defend the walls and gates of the plague-stricken Padua, hemmed in on all sides by the Venetians (1405), the soldiers of the guard heard him cry to the devil 'to come and kill me'.



The most complete and instructive type of the tyranny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s to be found unquestionably among the Visconti of Milan, from the death of the Archbishop Giovanni onwards (1354). The family likeness which shows itself between Bernabò and the worst of the Roman emperors is unmistakable;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object was the prince's boar-hunting; whoever interfered with it was put to death with torture; the terrified people were forced to maintain 5,000 boar-hounds, with strict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health and safety. The taxes were extorted by every conceivable sort of compulsion; seven daughters of the prince received a dowry of 100,000 gold florins apiece; and an enormous treasure was collected. On the death of his wife (1384) an order was issued 'to the subjects' to share his grief, as once they had shared his joy, and to wear mourning for a year. The coup de main (1385) by which his nephew Giangaleazzo got him into his power — one of those brilliant plots which make the heart of even late historians beat more quickly — was strikingly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n.

In Giangaleazzo that passion for the colossal which was common to most of the despots shows itself on the largest scale. He undertook, at the cost of 300,000 golden florins, the construction of gigantic dykes, to divert in case of need the Mincio from Mantua and the Brenta from Padua, and thus to render these cities defenceless. It is not impossible, indeed, that he thought of draining away the lagoons of Venice. He founded that most wonderful of all convents, the Certosa of Pavia, and the cathedral of Milan, 'which exceeds in size and splendour all the churches of Christendom'. The Palace in Pavia, which his father Galeazzo began and which he himself finished, was probably by far the most magnificent of the princely dwellings of Europe. There he transferred his famous library, and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relics of the saints, in which he placed a peculiar faith. It would have been strange indeed if a prince of this character had not also cherished the highest ambitions in political matters. King Wenceslaus made him Duke (1395); he was hoping for nothing less than the kingdom of Italy or the imperial crown, when (1402) he fell ill and died. His whole territories are said to have paid him in a single year, besides the regular contribution of 1,200,000 gold florins, no less than 800,000 more in extraordinary subsidies. After his death the dominions which he had brought together by every sort of violence fell to pieces; and for a time even the original nucleus could with difficulty be maintained by his successors. What might have become of his sons Giovanni Maria (died 1412) and Filippo Maria (died 1417), had they lived in a different country and among other traditions, cannot be said. But, as heirs of their house, they inherited that monstrous capital of cruelty and cowardice which had been accumula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Giovanni Maria, too, is famed for his dogs, which were no longer, however, used for hunting but for tearing human bodies. Tradition has preserved their names, like those of the bears of the Emperor Valentinian I. In May 1409, when war was going on, and the starving populace cried to him in the streets, Pace! Pace!, he let loose his mercenaries upon them, and 200 lives were sacrificed; under penalty of the gallows it was forbidden to utter the words pace and guerra, and the priests were ordered, instead of dona nobis pacem, to say tranquillitatem. At last a band of conspirators took advantage of the moment when Facino Cane, the chief condottiere of the insane ruler, lay ill at Pavia, and cut down Giovanni Maria in the church of San Gottardo at Milan; the dying Facino on the same day made his officers swear to stand by the heir Filippo Maria, whom he himself urged his wife to take for a second husband. His wife, Beatrice di Tenda, followed his advice. We shall have occasion to speak of Filippo Maria later on.

And in times like these Cola di Rienzi was dreaming of founding on the rickety enthusiasm of the corrupt population of Rome a new state which was to comprise all Italy. By the side of rulers such as those whom we have described, he seems no better than a poor deluded fool.

Despot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despotism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show an altered character. Many of the less important tyrants, and some of the greater, like the Scala and the Carrara, had disappeared, while the more powerful ones, aggrandized by conquest, had given to their systems each its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Naples, for example, received a fresh and stronger impulse from the new Aragonese dynasty. A striking feature of this epoch is the attempt of the condottieri to found independent dynasties of their own. Facts and the actual relations of things, apart from traditional estimates, are alone regarded; talent and audacity win the great prizes. The petty despots, to secure a trustworthy support, begin to enter the service of the larger states, and become themselves condottieri, receiving in return for their services money and impunity for their misdeeds, if not an increase of territory. All, whether small or great, must exert themselves more, must act with greater caution and calculation, and must learn to refrain from too wholesale barbarities; only so much wrong is permitted by public opinion as is necessary for the end in view, and this the impartial bystander certainly finds no fault with. No trace is here visible of that half-religious loyalty by which the legitimate princes of the West were supported; personal popularity is the nearest approach we can find to it. Talent and calculation are the only means of advancement. A character like that of Charles the Bold, which wore itself out in the passionate pursuit of impracticable ends, was a riddle to the Italians. 'The Swiss were only peasants, and if they were all killed, that would be no satisfaction for the Burgundian nobles who might fall in the war. If the duke got possession of all Switzerland without a struggle, his income would not be 5,000 ducats the greater.' The medieval features in the character of Charles, his chivalrous aspirations and ideals, had long become unintelligible to the Italians. The diplomatists of the South, when they saw him strike his officers and yet keep them in his service, when he maltreated his troops to punish them for a defeat, and then threw the blame on his counsellor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ame troops, gave him up for lost. Louis XI, on the other hand, whose policy surpasses that of the Italian princes in their own style, and who was an avowed admirer of Francesco Sforza, must be placed in all that regards culture and refinement far below these rulers.

Good and evil lie strangely mixed together in the Italian stat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personality of the ruler is so highly developed, often of such deep significance, and so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nditions and needs of the time, that to form an adequate moral judgement on it is no easy task.

The foundation of the system was and remained illegitimate, and nothing could remove the curse which rested upon it. The imperial approval or investiture made no change in the matter, since the people attached little weight to the fact that the despot had bought a piece of parchment somewhere in foreign countries, or from some stranger passing through his territory. If the emperor had been good for anything — so ran the logic of uncritical common sense — he would never have let the tyrant rise at all. Since the Roman expedition of Charles IV, the emperors had done nothing more in Italy than sanction a tyranny which had arisen without their help; they could give it no other practical authority than what might flow from an imperial charter. The whole conduct of Charles in Italy was a scandalous political comedy. Matteo Villani relates how the Visconti escorted him round their territory, and at last out of it; how he went about like a hawker selling his wares (privileges, etc.) for money; what a mean appearance he made in Rome, and how at the end, without even drawing the sword, he returned with replenished coffers across the Alps. Sigismund came, on the first occasion at least (1414), with the good intention of persuading John XXIII to take part in his council; it was on that journey, when pope and emperor were gazing from the lofty tower of Cremona on the panorama of Lombardy, that their host, the tyrant Gabrino Fondolo, was seized with the desire to throw them both over. On his second visit Sigismund came as a mere adventurer; for more than half a year he remained shut up in Siena, like a debtor in gaol, and only with difficulty, and at a later period, succeeded in being crowned in Rome. And what can be thought of Frederick III? His journeys to Italy have the air of holidaytrips or pleasure-tours made at the expense of those who wanted him to confirm their prerogatives, or whose vanity it flattered to entertain an emperor. The latter was the case with Alfonso of Naples, who paid 150,000 florins for the honour of an imperial visit. At Ferrara, on his second return from Rome (1469), Frederick spent a whole day without leaving his chamber, distributing no less than eighty titles; he created knights, counts, doctors, notaries — counts, indeed, of different degrees, as, for instance, counts palatine, counts with the right to create doctors up to the number of five, counts with the right to legitimatize bastards, to appoint notaries, and so forth. The chancellor, however, expected in return for the patents in question a gratuity which was thought excessive at Ferrara. The opinion of Borso, himself created Duke of Modena and Reggio in return for an annual payment of 4,000 gold florins, when his imperial patron was distributing titles and diplomas to all the little court, is not mentioned. The humanists, then the chief spokesmen of the age, were divided in opinion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while the emperor was greeted by some of them with the conventional acclamations of the poets of imperial Rome. Poggio confessed that he no longer knew what the coronation meant; in the old times only the victorious Imperator was crowned; and then he was crowned with laurel.

With Maximilian I begins not only the general intervention of foreign nations, but a new imperial policy with regard to Italy. The first step — the investiture of Lodovico il Moro with the duchy of Milan and the exclusion of his unhappy nephew — was not of a kind to bear good fruits.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vention, when two parties are tearing a country to pieces, a third may step in and take its share, and on this principle the empire acted. But right and justice were appealed to no longer. When Louis XII was expected in Genoa (1502), and the imperial eagle was removed from the hall of the ducal palace and replaced by painted lilies, the historian Senarega asked what, after all, was the meaning of the eagle which so many revolutions had spared, and what claims the empire had upon Genoa. No one knew more about the matter than the old phrase that Genoa was a camera imperii. In fact, nobody in Italy could give a clear answer to any such questions. At length, when Charles V held Spain and the empire together, he was able by means of Spanish forces to make good imperial claims; but it is notorious that what he thereby gained turned to the profit, not of the empire, but of the Spanish monarchy.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olitical illegitimacy of the dynasti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 the public indifference to legitimate birth, which to foreigners — for example, to Comines — appeared so remarkable. The two things went naturally together. In northern countries, as in Burgundy, the illegitimate offspring were provided for by a distinct class of appanages, such as bishoprics and the like; in Portugal an illegitimate line maintained itself on the throne only by constant effort; in Italy, on the contrary, there no longer existed a princely house where, even in the direct line of descent, bastards were not patiently tolerated. The Aragonese monarchs of Naples belonged to the illegitimate line, Aragon itself falling to the lot of the brother of Alfonso I. The great Frederick of Urbino was, perhaps, no Montefeltro at all. When Pius II was on his way to the Congress of Mantua (1459), eight bastards of the house of Este rode to meet him at Ferrara, among them the reigning duke Borso himself and two illegitimate sons of his illegitimate brother and predecessor Lionello. The latter had also had a lawful wife, herself an illegitimate daughter of Alfonso I of Naples by an African woman. The bastards were often admitted to the succession where the lawful children were minors and the dangers of the situation were pressing; and a rule of seniority became recognized, which took no account of pure of impure birth. The fitness of the individual, his worth and capacity, were of more weight than all the laws and usages which prevailed elsewhere in the West. It was the age, indeed, in which the sons of the popes were founding dynastie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ideas and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which then began, the whole question was judged more strictly: Varchi discovers that the succession of the legitimate children 'is ordered by reason, and is the will of heaven from eternity'. Cardinal Ippolito de' Medici founded his claim to the lordship of Florence on the fact that he was perhaps the fruit of a lawful marriage, and at all events son of a gentlewoman, and not, like Duke Alessandro, of a servant girl. At this time began those morganatic marriages of affection which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on grounds either of policy or morality, would have had no meaning at all.

But the highest and the most admired form of illegitimac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 presented by the condottiere, who, whatever may have been his origin, raised himself to the position of an independent ruler. At bottom, the occupation of Lower Italy by the Normans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was of this character. Such attempts now began to keep the peninsula in a constant ferment.

It was possible for a condottiere to obtain the lordship of a district even without usurpation, in the case when his employer, through want of money or troops, provided for him in this way;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e condottiere, even when he dismissed for the time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forces, needed a safe place where he could establish his winter quarters, and lay up his stores and provisions. The first example of a captain thus portioned is John Hawkwood, who was invested by Gregory XI with the lordship of Bagnacavallo and Cotignola. When with Alberigo de Barbiano Italian armies and leaders appeared upon the scene, the chances of founding a principality, or of increasing one already acquired, became more frequent. The first great bacchanalian outbreak of military ambition took place in the duchy of Milan after the death of Giangaleazzo (1402). The policy of his two sons was chiefly aimed a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new despotisms founded by the condottieri; and from the greatest of them, Facino Cane, the house of Visconti inherited, together with his widow, a long list of cities, and 400,000 golden florins, not to speak of the soldiers of her first husband whom Beatrice di Tenda brought with her. From henceforth that thoroughly immoral rel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and their condottieri,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mon. An old story — one of those which are true and not true, everywhere and nowhere — describes it as follows: The citizens of a certain town (Siena seems to be meant) had once an officer in their service who had freed them from foreign aggression; daily they took counsel how to recompense him, and concluded that no reward in their power was great enough, not even if they made him lord of the city. At last one of them rose and said, 'Let us kill him and then worship him as our patron saint.' And so they did, following the example set by the Roman senate with Romulus. In fact, the condottieri had reason to fear none so much as their employers; if they were successful, they became dangerous, and were put out of the way like Roberto Malatesta just after the victory he had won for Sixtus IV (1482); if they failed, the vengeance of the Venetians on Carmagnola showed to what risks they were exposed (1432).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moral aspect of the situation that the condottieri had often to give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as hostages, and notwithstanding this, neither felt nor inspired confidence. They must have been heroes of abnegation, natures like Belisarius himself, not to be cankered by hatred and bitterness; only the most perfect goodness could save them from the most monstrous iniquity. No wonder then if we find them full of contempt for all sacred things, cruel and treacherous to their fellows — men who cared nothing whether or no they died under the ban of the Church. At the same time, and through the force of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genius and capacity of many among them attained the highest conceivable development, and won for them the admiring devotion of their followers; their armies are the first in modern history in which the personal credit of the leader is the one moving power. A brilliant example is shown in the life of Francesco Sforza; no prejudice of birth could prevent him from winning and turning to account when he needed it a boundless devotion from each individual with whom he had to deal; it happened more than once that his enemies laid down their arms at the sight of him, greeting him reverently with uncovered heads, each honouring in him 'the common father of the men-at-arms'. The race of the Sforza has this special interest, tha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its history we seem able to trace its endeavours after the crown. The foundation of its fortune lay in the remarkable fruitfulness of the family; Francesco's father, Jacopo, himself a celebrated man, had twenty brothers and sisters, all brought up roughly at Cotignola, near Faenza, amid the perils of one of the endless Romagnole vendettas between their own house and that of the Pasolini. The family dwelling was a mere arsenal and fortress; the mother and daughters were as warlike as their kinsmen. In his thirteenth year Jacopo ran away and fled to Panicale to the papal condottiere Boldrino — the man who even in death continued to lead his troops, the word of order being given from the bannered tent in which the embalmed body lay, till at last a fit leader was found to succeed him. Jacopo, when he had at length made himself a name in the service of different condottieri, sent for his relations, and obtained through them the same advantages that a prince derives from a numerous dynasty. It was these relations who kept the army together when he lay a captive in the Castel dell'Uovo at Naples; his sister took the royal envoys prisoner with her own hands, and saved him by this reprisal from death. It was an indication of the breadth and the range of his plans that in monetary affairs Jacopo was thoroughly trustworthy; even in his defeats he consequently found credit with the bankers. He habitually protected the peasants against the licence of his troops, and reluctantly destroyed or injured a conquered city. He gave his well-known mistress, Lucia, the mother of Francesco, in marriage to another, in order to be free for a princely alliance. Even the marriages of his relations were arranged on a definite plan. He kept clear of the impious and profligate life of his contemporaries, and brought up his son Francesco to the three rules: 'Let other men's wives alone; strike none of your followers, or, if you do, send the injured man far away; don't ride a hard-mouthed horse, or one that drops his shoe.' But his chief source of influence lay in the qualities, if not of a great general, at least of a great soldier. His frame was powerful, and developed by every kind of exercise; his peasant's face and frank manners won general popularity; his memory was marvellous, and after the lapse of years could recall the names of his followers, the number of their horses, and the amount of their pay. His education was purely Italian: he devoted his leisure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had Greek and Latin authors translated for his use. Francesco, his still more famous son, set his mind from the first on founding a powerful state, and through brilliant generalship and a faithlessness which hesitated at nothing, got possession of the great city of Milan (1447—50).

His example was contagious. Aeneas Sylvius wrote about this time: 'In our change-loving Italy, where nothing stands firm, and where no ancient dynasty exists, a servant can easily become a king.' One man in particular, who styles himself 'the man of fortune', fille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Giacomo Piccinino, the son of Niccolò. It was a burning question of the day if he, too, would succeed in founding a princely house. The greater states had an obvious interest in hindering it, and even Francesco Sforza thought it would be all the better if the list of self-made sovereigns were not enlarged. But the troops and captains sent against him, at the time, for instance, when he was aiming at the lordship of Siena, recognized their interest in supporting him: 'If it were all over with him, we should have to go back and plough our fields.' Even while besieging him at Orbetello, they supplied him with provisions; and he got out of his straits with honour. But at last fate overtook him. All Italy was betting on the result, when (1465), after a visit to Sforza at Milan, he went to King Ferrante at Naples. In spite of the pledges given, and of his high connections, he was murdered in the Castel Nuovo. Even the condottieri, who had obtained their dominions by inheritance, never felt themselves safe. When Roberto Malatesta and Frederick of Urbino died on the same day (1482), the one at Rome, the other at Bologna, it was found that each had recommended his state to the care of the other. Against a class of men who themselves stuck at nothing, everything was held to be permissible. Francesco Sforza, when quite young, had married a rich Calabrian heiress, Polissena Russa, Countess of Montalto, who bore him a daughter; an aunt poisoned both mother and child, and seized the inheritance.

From the death of Piccinino onwards, the foundations of new states by the condottieri became a scandal not to be tolerated. The four great powers, Naples, Milan, the papacy and Venice, formed among themselves a political equilibrium which refused to allow of any disturbance. In the States of the Church, which swarmed with petty tyrants, who in part were, or had been, condottieri, the nephews of the popes, since the time of Sixtus IV, monopolized the right to all such undertakings. But at the first sign of a political crisis, the soldiers of fortune appeared again upon the scene. Under the wretched administration of Innocent VIII it was near happening that a certain Boccalino, who had formerly served in the Burgundian army, gave himself and the town of Osimo, of which he was master, up to the Turkish forces; fortunately,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he proved willing to be paid off, and took himself away. In the year 1495, when the wars of Charles VIII had turned Italy upside down, the condottiere Vidovero, of Brescia, made trial of his strength: he had already seized the town of Cesena and murdered many of the nobles and the burghers; but the citadel held out, and he was forced to withdraw. He then, at the head of a band lent him by another scoundrel, Pandolfo Malatesta of Rimini, son of the Roberto already spoken of, and Venetian condottiere, wrested the town of Castelnuovo from the Archbishop of Ravenna. The Venetians, fearing that worse would follow, and urged also by the pope, ordered Pandolfo, 'with the kindest intentions', to take an opportunity of arresting his good friend: the arrest was made, though 'with great regret', whereupon the order came to bring the prisoner to the gallows. Pandolfo was considerate enough to strangle him in prison, and then show his corpse to the people. The last notable example of such usurpers is the famous castellan of Musso, who, during the confusion in the Milanese territory which followed the battle of Pavia (1525), improvised a sovereignty on the Lake of Como.

The Smaller Despotisms

It may be said in general of the despotism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at the greatest crimes are most frequent in the smallest states. In these, where the family was numerous and all the members wished to live in a manner befitting their rank, disputes respecting the inheritance were unavoidable. Bernardo Varano of Camerino put two of his brothers to death (1434), wishing to divide their property among his sons. Where the ruler of a single town was distinguished by a wise, moderate and humane government, and by zeal for intellectual culture, he was generally a member of some great family, or politically dependent on it. This was the case, for example, with Alessandro Sforza, Prince of Pesaro (d. 1473), brother of the great Francesco, and step-father of Frederick of Urbino. Prudent in administration, just and affable in his rule, he enjoyed, after years of warfare, a tranquil reign, collected a noble library, and passed his leisure in learned or religious conversation. A man of the same class was Giovanni II Bentivoglio of Bologna (1462—1506), whose policy was determined by that of the Este and the Sforza. What ferocity and bloodthirstiness is found, on the other hand, among the Varani of Camerino, the Malatesta of Rimini, the Manfreddi of Faenza, and above all among the Baglioni of Perugia. We find a striking picture of the events in the last-named family,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the admirabl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Graziani and Matarazzo.

The Baglioni were one of those families whose rule never took the shape of an avowed despotism. It was rather a leadership exercised by means of their vast wealth and of their practical influence in the choice of public officers. Within the family one man was recognized as head; but deep and secret jealousy prevailed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pposed to the Baglioni stood another aristocratic party, led by the family of the Oddi. In 1487 the city was turned into a camp, and the houses of the leading citizens swarmed with bravos; scenes of violence were of daily occurrence. At the burial of a German student, who had been assassinated, two colleges took arms against one another; sometimes the bravos of the different houses even joined battle in the public square. The complaints of the merchants and artisans were vain; the papal governors and nipoti held their tongues, or took themselves off on the first opportunity. At last the Oddi were forced to abandon Perugia, and the city became a beleaguered fortress under the absolute despotism of the Baglioni, who used even the cathedral as barracks. Plots and surprises were met with cruel vengeance; in the year 1491, after 130 conspirators who had forced their way into the city were killed and hung up at the Palazzo Comunale, thirty-five altars were erected in the square, and for three days mass was performed and processions held, to take away the curse which rested on the spot. A nephew of Innocent VIII was in open day run through in the street. A nephew of Alexander VI, who was sent to smooth matters over, was dismissed with public contempt. All the while the two leaders of the ruling house, Guido and Ridolfo, were holding frequent interviews with Suor Colomba of Rieti, a Dominican nun of saintly reputation and miraculous powers, who under penalty of some great disaster ordered them to make peace — naturally in vain. Nevertheless the chronicle takes the opportunity to point out the devotion and piety of the better men in Perugia during this reign of terror. When in 1494 Charles VIII approached, the Baglioni from Perugia and the exiles encamped in and near Assisi conducted the war with such ferocity that every house in the valley was levelled to the ground. The fields lay untilled, the peasants were turned into plundering and murdering savages, the fresh-grown bushes were filled with stags and wolves, and the beasts grew fat on the bodies of the slain, on so-called 'Christian flesh'. When Alexander VI withdrew (1495) into Umbria before Charles VIII, then returning from Naples, it occurred to him, when at Perugia, that he might now rid himself of the Baglioni once for all; he proposed to Guido a festival or tournament, or something else of the same kind, which would bring the whole family together. Guido, however,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most impressive spectacle of all would be to see the whole military force of Perugia collected in a body', whereupon the pope abandoned his project. Soon after, the exiles made another attack in which nothing but the personal heroism of the Baglioni won them the victory. It was then that Simonetto Baglione, a lad of scarcely eighteen, fought in the square with a handful of followers against hundreds of the enemy: he fell at last with more than twenty wounds, but recovered himself when Astorre Baglione came to his help, and mounting on horseback in gilded armour with a falcon on his helmet, 'like Mars in bearing and in deeds, plunged into the struggle'.

At that time Raphael, a boy of twelve years of age, was at school under Pietro Perugino. The impressions of these days are perhaps immortalized in the small, early pictures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 something of them, it may be, lives eternally in the great painting of St Michael: and if Astorre Baglione has anywhere found his apotheosis, it is in the figure of the heavenly horseman in the Heliodorus.

The opponents of the Baglioni were partly destroyed, partly scattered in terror, and were henceforth incapable of another enterprise of the kind. After a time a partial reconciliation took place, and some of the exiles were allowed to return. But Perugia became none the safer or more tranquil: the inward discord of the ruling family broke out in frightful excesses. An opposition was formed against Guido and Ridolfo and their sons Gianpaolo, Simonetto, Astorre, Gismondo, Gentile, Marcantinio and others, by two great-nephews, Grifone and Carlo Barciglia; the latter of the two was also nephew of Varano, Prince of Camerino, and brother-in-law of one of the former exiles, Ieronimo della Penna. In vain did Simonetto, warned by sinister presentiment, entreat his uncle on his knees to allow him to put Penna to death: Guido refused. The plot ripened suddenl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marriage of Astorre with Lavinia Colonna, at midsummer 1500. The festival began and lasted several days amid gloomy forebodings, whose deepening effect is admirably described by Matarazzo. Varano fed and encouraged them with devilish ingenuity: he worked upon Grifone by the prospect of undivided authority, and by stories of an imaginary intrigue of his wife Zenobia with Gianpaolo. Finally each conspirator was provided with a victim. (The Baglioni lived all of them in separate houses, mostly on the site of the present castle.) Each received fifteen of the bravos at hand; the remainder were set on the watch. In the night of 15 July the doors were forced, and Guido, Astorre, Simonetto and Gismondo were murdered; the others succeeded in escaping.

As the corpse of Astorre lay by that of Simonetto in the street, the spectators, 'and especially the foreign students', compared him to an ancient Roman, so great and imposing did he seem. In the features of Simonetto could still be traced the audacity and defiance which death itself had not tamed. The victors went round among the friends of the family, and did their best to recommend themselves; they found all in tears and preparing to leave for the country. Meantime the escaped Baglioni collected forces without the city, and on the following day forced their way in, Gianpaolo at their head, and speedily found adherents among others whom Barciglia had been threatening with death. When Grifone fell into their hands near Sant' Ercolano, Gianpaolo handed him over for execution to his followers. Barciglia and Penna fled to Varano, the chief author of the tragedy, at Camerino; and in a moment, almost without loss, Gianpaolo became master of the city.

Atalanta, the still young and beautiful mother of Grifone, who the day before had withdrawn to a country house with the latter's wife Zenobia and two children of Gianpaolo, and more than once had repulsed her son with a mother's curse, now returned with her daughter-in-law in search of the dying man. All stood aside as the two women approached, each man shrinking from being recognized as the slayer of Grifone, and dreading the malediction of the mother. But they were deceived: she herself besought her son to pardon him who had dealt the fatal blow, and he died with her blessing. The eyes of the crowd followed the two women reverently as they crossed the square with blood-stained garments. It was Atalanta for whom Raphael afterwards painted the world-famed Deposition, with which she laid her own maternal sorrows at the feet of a yet higher and holier suffering.

The cathedral, in the immediate neighbourhood of which the greater part of this tragedy had been enacted, was washed with wine and consecrated afresh. The triumphal arch, erected for the wedding, still remained standing, painted with the deeds of Astorre and with the laudatory verses of the narrator of these events, the worthy Matarazzo.

A legendary history, which is simply the reflection of these atrocities, arose out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Baglioni. All the members of this family from the beginning were reported to have died an evil death — twenty-seven on one occasion together; their houses were said to have been once before levelled to the ground, and the streets of Perugia paved with the bricks — and more of the same kind. Under Paul III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palaces really took place.

For a time they seemed to have formed good resolutions, to have brought their own party into order, and to have protected the public officials against the arbitrary acts of the nobility. But the old curse broke out again like a smouldering fire. In 1520 Gianpaolo was enticed to Rome under Leo X, and there beheaded; one of his sons, Orazio, who ruled in Perugia for a short time only, and by the most violent means, as the partisan of the Duke of Urbino (himself threatened by the pope), once more repeated in his own family the horrors of the past. His uncle and three cousins were murdered, whereupon the duke sent him word that enough had been done. His brother, Malatesta Baglione, the Florentine general, has made himself immortal by the treason of 1530; and Malatesta's son Ridolfo, the last of the house, attained, by the murder of the legate and the public officers in the year 1534, a brief but sanguinary authority.

Here and there we meet with the names of the rulers of Rimini. Unscrupulousness, impiety, military skill and high culture have been seldom combined in one individual as in Sigismondo Malatesta (d. 1467). But the accumulated crimes of such a family must at last outweigh all talent, however great, and drag the tyrant into the abyss. Pandolfo, Sigismondo's nephew, who has been mentioned already, succeeded in holding his ground, for the sole reason that the Venetians refused to abandon their condottiere, whatever guilt he might be chargeable with; when his subjects, after ample provocation, bombarded him in his castle at Rimini (1497), and afterwards allowed him to escape, a Venetian commissioner brought him back, stained as he was with fratricide and every other abomination. Thirty years later the Malatesta were penniless exiles. In the year 1527, as in the time of Cesare Borgia, a sort of epidemic fell on the petty tyrants; few of them outlived this date, and none to their own good. At Mirandola, which was governed by insignificant princes of the house of Pico, lived in the year 1533 a poor scholar, Lilio Gregorio Giraldi, who had fled from the sack of Rome to the hospitable hearth of the aged Giovanni Francesco Pico, nephew of the famous Giovanni; the discussions as to the sepulchral monument which the prince was constructing for himself gave rise to a treatise, the dedication of which bears the date of April in this year. The postscript is a sad one — 'In October of the same year the unhappy prince was attacked in the night and robbed of life and throne by his brother's son; and I myself escaped narrowly, and am now in the deepest misery.'

A pseudo-despotism withou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such as Pandolfo Petrucci exercised from the year 1490 in Siena, then torn by faction, is hardly worth a closer consideration. Insignificant and malicious, he governed with the help of a professor of jurisprudence and of an astrologer, and frightened his people by an occasional murder. His pastime in the summer months was to roll blocks of stone from the top of Monte Amiata, without caring what or whom they hit. After succeeding, where the most prudent failed, in escaping from the devices of Cesare Borgia, he died at last forsaken and despised. His sons maintained a qualified supremacy for many years afterw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