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写的蠢故事 [1]
女作家写的蠢故事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按照愚蠢的不同特质,它包含了浅薄空洞型、单调涣散型、一片虔诚型、迂腐卖弄型等多种文风。然而,所有这些展示女性愚昧的作品中,有一个分支流派数量最为庞大,我们暂且管它叫女帽类小说 [2] 。此类蠢故事往往是这样开始的,女主角是一位继承人或者颇有家产的贵族夫人,书中前半部分都在详细描述她的几位情人:一位桀骜不驯的准男爵,一位和善亲切的公爵,以及一位魅力四射的年轻侯爵;中途一定还会有个牧师或诗人追求她;当然,她身后还跟着一群各式各样的追求者,书里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通常来说,这位女主角的眼睛闪耀着美丽的光泽,头脑机智非凡;她的鼻子挺拔,就像她的品性那样端庄;她的声音甜美,思维敏捷;她穿戴讲究,笃信宗教。跳舞时,她宛如曼妙的西尔芙精灵;读起书来更是了不得,能读懂原版 [3] 的《圣经》。另外一种女主角拥有所有这些美好品质,只不过她不是继承人,也没有万贯家财,然而她总是有跻身上流社会的机缘,为了觅得如意郎君而拒绝很多绅士的追求,最终成为了大家眼中正直不阿、极具传统家庭观念的贤良淑女。男人面对她机智的言语常常无力还击,只好保持沉默;或者,在某些适当的场合,她原本表示责难的话,在男士听来也意味深长,反而因此被打动;诚然,这些女主角都有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潜质,甚至连她自己一个人就寝时也能高谈阔论一番。人们能从她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出她的伶牙俐齿,而从她的谈吐感受到她的诙谐和巧思。她懂得如何通过学习粗浅的哲学道理增加自己的见解和洞察力,她敏锐的直觉就像精确的钟表一样,男人只需跟随她的节奏,一切都能进展顺利。事实上,男人在她身边只是扮演了跑龙套的角色。然而时不时的,你又能从书中某些暗示里感受到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暧昧关系,让你又开始坚信男女之间亘古不变的自然爱情法则,心里有了些许欣慰。但显然,在该女主角领衔主演的这部漫长人生影片中,男人存在的最终目的也只不过是扮演了女主角的护送者而已。他们的相遇总是很俗套:男人们在一次舞会上对她一见钟情,在某次花展上被她迷住,在短途旅行中被她精湛的骑术所征服,或是在教堂瞥见了她庄重又甜美的姿态。总之,她在感觉、精神甚至穿着上全方位地符合了男性心中理想的女神形象。尽管如此,女主角有时也会嫁给一个桀骜不驯的准男爵,让她饱受情感折磨。但是这个男爵为了她而浪子回头,渐渐完全钟情于咱们的女主角,并愿意为她献出生命。邪恶的男爵最终一定会在决斗中丧生,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他请求妻子一定要再嫁给她最爱的人,并且已经自作主张给她的情人派送了信件,就当作是对将死的自己的一种恩赐。当情节发展到此,我们也跟随高贵、可爱、有才的女主角一起体验了她之前诸多的倒霉遭遇,但是无论她经历了多少变迁和苦难,就算曾经哭湿了刺绣镶边的精致手绢,晕倒在价值连城的高档坐垫上,她依旧能在走出马车的那一瞬间保持容光焕发的面貌,或是在心血来潮剪了个短发之后愈发显得明艳动人。这些,都无不让各位读者内心宽慰。
我们可能会这样评价,正是因为淑女小说家写出了这些愚蠢的小说,把我们引入了一个高贵时尚又充满爱的世界,才让我们释怀。我们会因此推断,那些穷困潦倒的女人之所以选择当小说家或是家庭教师,是因为她们实在找不到别的“女性化”生存之道了。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即使发现小说中有语病、有错误,也会像看到盲人卖针垫和睡帽那样,虽然觉得他卖的东西毫无用处且样式丑陋,却会因为心中的同情而原谅这些瑕疵。我们会告诉自己,这些物品虽然有缺陷,但是我们所付的钱却能解救那些穷苦女性。我们的脑海里播放着这样的画面:那些寂寞的单身女性为了生存而苦苦写作,妻子们为了偿还丈夫的债务、女儿们为了给生病的父亲买件礼物而孜孜不倦地辛勤“炮制”着所谓的纯粹英雄主义的小说。在这样的印象下,我们对于淑女小说的评价就比较含蓄了:她的小说有语病,但她的写作动机却无可指责;她的想象力毫无创意,但她坚持不懈的精神令人感动。似乎,我们因作者的困境而原谅了她们写的白痴故事,因为眼泪而相信了那些废话。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这种想法以及类似的冠冕堂皇的观点都可以丢弃了!女作家的这些小说是在完全不同于我们想象的状态下写出来的。这些女作家们出行都坐马车,只透过车窗和卖东西的小贩交谈;她们除了和自己的仆人打交道以外和工人阶级毫无交集;她们觉得五百英镑的年薪简直少得可怜;贝尔格莱维亚区 [4] 和“豪华大别墅”才是她们的最终目标;而男性若不是一位有身份地位的政治家,或者至少是个富有的资本家,那她们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一眼。很显然,她们是坐在优雅的闺房里,用紫罗兰颜色的墨水和红宝石笔尖的钢笔写作的人群;她们对出版商的出价完全不在乎,她们一点都不穷困潦倒,拮据的是她们的脑容量。她们所描绘的上流社会的确惟妙惟肖,令人羡慕;但同时,她们的文字却流露出对其他阶层的陌生。这足以证明,她们生活圈子里的同胞都很富有,否则她们所描写的文人雅士、车马商人就不会如此栩栩如生;以她们的智商,在对自己的所见所闻进行再创作时能保持还原现实的态度,但是对那些没有见过也闻所未闻的事物就只好虚构与想象了。
我们认为,有些女士根本就没有见过五岁以下的孩子,但是最近一部自称“源自真人真事”的女帽类小说《补偿》(Compensation )中,却有一个才四岁的小女孩在以奥西恩式 [5] 的口吻说话:
“我太开心了,亲爱的外婆!我遇到了一个如此令人心旷神怡的人:他就像所有美好的事物——像芬芳的花朵,像从本洛蒙德山上看到的景致那般——噢!不!比那还要美——当我一想到他、见到他时就非常非常幸福;他唱歌时就像妈妈那样温柔,他的前额如同远方的大海一般,”小女孩手指向蔚蓝色的地中海继续说道,“没有边际;又像温暖的夏夜里,我抬头仰望天空时最爱的那一群星星……不要这样看着我啊,你现在的额头就像是被阳光照射、被风吹皱了的罗蒙湖面,我最喜欢平静湖面上的阳光了……就像现在,天上飘着些深色云朵,当太阳冲破云层,阳光瞬间就给旁边的丛林和紫色的岩石镀上了金色,倒映在湖面上,显得那么美丽。”
文中的神童小女孩完全展现了一个成人在醉酒后才有的滔滔不绝,这并不奇怪,我们就当是她再现了她母亲的特质,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嘛。于是,我们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文中的小女孩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的创造力有“自觉意识”的神童,而且她足够幸运,遇上了一个同样“最具独创性”的令她倾心的天才爱人。
按照书中所写,这位神童的爱人虽然与她“在家境和能力”上都惊人地相似,但“在宗教信仰和未来发展上”却更胜一筹。她把他当作自己的“‘挚爱’(Agape)——这个词多么少见——她在读希腊文的圣经新约时学到这个词并且一直憧憬,这完全得益于她平常习得语言的超常能力以及阅读原版经文的习惯”。当然,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对于女主角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要她讲梵语更是易如反掌;事实上,除了英语之外,她还能准确无误地用其他任何语言交流。她不仅会跳波尔卡舞,还通晓数国语言,她简直就是一位穿着裙子的外交家。可怜的男人们!你们有几个看得懂希伯来语,你们唯一可以夸耀的恐怕只是知道博林布鲁克 [6] 怎么拼写吧;你们可能正在迷恋那些偶尔挂念你们的女人,自己讲的闪族语却还磕磕巴巴呢。然而,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女主角常常有一颗“爱美之心”,她的聪明才智因为对服饰搭配和行为举止的关注而过早地被激发出来,因此,对她们而言,选择说东方语言而不讲自己的母语就像是蝴蝶采蜜的本能那样简单。另外,读者根本不用费心去研究女主角的学识到底有多深,因为作者已经写得很明白了。
在另外一本女帽类小说《劳拉·盖伊》(Laura Gay )中,女主角并不精通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但她对拉丁古典文学的熟稔弥补了这一缺点——她熟读“亲爱的老维吉尔 [7] ”、“优雅的贺拉斯 [8] ”、仁慈的西塞罗 [9] ,以及“令人愉悦的李维 [10] ”,各种经典烂熟于心。正如《劳拉·盖伊》中写的那样,当和一群贵妇人以及绅士外出聚会野餐时,女主角能旁征博引拉丁名著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那些所谓的高人一等的男性根本不会对这些话题产生嫉妒,是的,一定不会。”书中继续写道,“若在场的多数人是理智且高贵的绅士,他们必定不会对女士的卖弄产生嫉妒感;但在场的若都是温德姆小姐和雷德福先生这种普通之流,那么就必须得作出牺牲证明一下自己了”。我们认为,他们这种引经据典的自我牺牲并不是出于对拉丁经典的狂热兴趣,对于理智且高贵的少数男性来说,他们更愿意主动避免和愚蠢且无知的大多数人产生正面冲突。在男女混合的聚会场所,有教养的男性和女性都很少谈论拉丁名著,他们即使熟读“仁慈的西塞罗”,即便是“令人愉悦的李维”几欲脱口而出,也能在平常的谈话交流中不卖弄自己的学识。然而,对于书中的盖伊小姐来说,拉丁经典西塞罗之类只是她最基础的谈资。一次在帕拉丁山上,她对一众观光客作出了如下脉络清晰、内容全面而丰富的评论:
“真理是完全客观的,甚至那些被分门别类的主观性教义,每一种都多多少少沾染了些许迷信的色彩;例如罗马天主教中的无知、爱好、古老的偶像崇拜、宗教权威等,都在纯正的真理基础之上逐渐积淀,并最终转化成有众多跟随者的大型宗教,这样的转变是多么难得啊!要探索这种积淀就像是发掘出这堆垃圾下价值连城的珍珠一样,需要热忱、勇气与智慧。”
如果仔细想想,我们或许见过很多比劳拉·盖伊更加清新脱俗、思想深刻的女性,但是肯定没遇见过如此啰唆的。有一位刚刚爱上盖伊小姐的贵族牧师正是因为听了以上那一段深沉的评论,于是开始有些怀疑她是个独立思考的女性,担心不好把控。但是他想错了!当他有一次深陷痛苦,想请求“唤起她的回忆,唤醒那种我们很容易忘却、只有在经历过生活的磨难之后才明白的力量和安慰”之时,她却对这种文绉绉的话完全听不懂。所以,虽然《劳拉·盖伊》中所描写的各种奢华财富和高雅生活都散发着正统气息,然而只要我们用“理智的头脑来分析”,或者亲自研读过“仁慈的西塞罗”,就会发现这种正统也不过虚有其表罢了。
相比之下,《补偿》一书更具教条主义风格,但是其中堆砌了更多势利世俗以及荒诞的插曲,夹杂着虔诚与轻浮的矛盾感。书中的女主角琳达比劳拉·盖伊更精明、更聪敏,她的呈现很全面,她的爱人更多;书中还介绍了各种邪恶但令人着迷的女人——甚至包括一个法国悍妇;此书不遗余力地讲述了你对恶俗小说所能想象到的各种令人兴奋的故事。事实上,这本书就是一个大杂烩:有苏格兰人的预言、罗杰斯先生的早餐、意大利强盗、临终剧情大反转、优越感十足的女作家、意大利女教师、毒杀老妇人、有关信仰与宗教的探讨,以及“最具原创性的思想”。书中的女作家苏珊·巴顿小姐是个天才,她提起笔“写小说时一挥而就”,但她拒绝了一桩好婚姻(她拒绝了琳达父亲的求婚);虽然她的年纪大到已经足够当琳达的母亲,但她最终选择了一位年轻的伯爵,情定这位曾被女主角拒绝过的情人。当然,天赋和道德若不是有合适的支持者,就会显得乏味;同样,虔诚也必须融入到“社会”最好的圈子里才能合乎礼仪。
《阶级与美女》(Rank and Beauty )是一本更加浅薄、宗教色彩相对较弱的女帽类小说。书中是这样写我们的女主角的:“即使她出身卑微,但如果她继承了父亲的风骨、母亲的美貌,加上具有符合她年龄的奔放与热情,这些特质将最终升华成敢爱敢恨的勇气,她的后代会觉得这些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财富。”这位青春热血的年轻女士在读父亲的报纸时爱上了首相先生。这个住在乡下的灰姑娘温德姆小姐,通过阅读头条新闻以及国会辩论中的个人简介,觉得首相先生就是她在这世间独一无二的真爱,像一颗闪亮的星星照耀着自己。但是她很快就选择做了乌姆弗拉维尔男爵的夫人,当她搬进春日公园的豪宅时,她的美貌和成就惊艳了周围的人,正如你所想的,她不久就将会碰到那位素未谋面的首相先生了。可能“首相”一词总让你想起满脸皱纹、一身赘肉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但是现在赶紧把这些印象都抹干净吧,鲁伯特·康威首相“被称为是这个宇宙中青春永驻的男性”,头条新闻和国会辩论的个人简介对他的描述没有丝毫是胡乱编造的,全都符合事实。
“门又打开了,鲁伯特·康威走了进来。伊夫琳 [11] 小姐抬头看了一眼,这一眼就足够了!他完全没让她失望。这一眼似乎就像是她之前一直盯着一幅画看,而现在画中人竟然走了出来的感觉。他的个头、他非凡的气质,就像是范戴克——他的一位骑士祖先再世。她幻想着他的这位骑士祖先曾经率领乌姆弗拉维尔征战异教徒,将他们赶到了海的另一边。这些都是真实的吗?”
当然不是。
故事的进展很明确,渐渐地,首相先生对她动心了,这发生在乌姆弗拉维尔夫人在温莎堡觐见女王的时候——
这是她(温德姆小姐)在王宫的最后一晚了,骑马回来后,温德姆先生带着她和一群伙伴到围墙顶上看风景。她倚在城墙边,站在最高处俯瞰脚下的城池,不禁感叹:“这风景真是无与伦比的美丽啊!”而这时,鲁伯特正在她身边。
“是很美!但是也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看得到如此美景啊!这次旅行觉得高兴吗?”
“简直令人陶醉!为女王而生,为女王而死,为女王尽忠!”
“哈!”他叫出声来,脸上露出找到知音般的欣喜。
这种“找到知音般的表情”为第三卷中他们最终结婚埋下了伏笔,但是在那美满的结局之前,女主角和一位名叫勒特雷尔·威彻利的先生经历了一段充满误解的复杂感情。这位威彻利先生是一位天才诗人,在各方面都是个非凡的角色。他不仅是浪漫的诗人,潇洒的浪子,还是个愤世嫉俗的才子。他对乌姆弗拉维尔女士的极端爱慕简直穷尽了自己的才华。她拒绝他时,这位先生竟然冲进灌木林在泥里打滚,并且开始了最为邪恶和煞费苦心的报复历程。他伪装成一位从事全科诊疗的江湖医生,并且假装预言伊夫琳生了重病必须由他来医治。最终,他的计划泡汤,他写了一封长信跟她道别,信中洋溢着他的满腹才华:
“噢,亲爱的小姐,当你沉浸在美好和喜悦中时,你能否想起,给你写信的我,这痛苦的灵魂?当你的镀金豪华轮船驶入平静的大海,当你的心境被令人陶醉的乐声抚平时,你能否听到来自远方的,我的叹息?”
总之,虽然故事浅薄空洞,但是和其他两部小说比较起来,大家还是更喜欢这本《阶级与美女》。书中当然也有令人觉得愚蠢无语的时候,但是作者写的对话贴近生活且生机勃勃,没有丁点矫揉造作和卖弄学问的痕迹。读者不需要去研究作者所写的怀疑论者与哲学家的驳斥,也不用分析和探寻宇宙的奥秘问题,就能自然地相信女主角依旧是个智慧十足的女孩儿。
女帽类小说的作者们在写作措辞上都十分雷同。在她们的小说中,总有一位女士或者绅士像见血封喉树一般阴险毒辣,扮演着大反派:他男子气概十足,精神世界丰富多彩,内心却空虚寂寞;他算计朋友,做任何事都追求利益;他性格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幼年时期;他的住房简陋,天晴时太阳照耀着他的沙发,下雨时雨滴则掉在他身上,生活对于他来说充满忧伤;阿尔比恩和斯科舍仅仅是他对话中使用的绰号和诨名。这些人物的道德评价也惊人地相似,例如“所有人,无论贫富,都会被不好的榜样所影响,这是个令人忧伤的事实”;“读者在任何一本不起眼的书中都能获取有用的信息”;“邪恶总是能打着美德的幌子横行”;“小说写得再喧嚣浮夸,也没那么容易欺骗熟读何为人性的读者,所以美德和高尚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以及“我们只有被伤害过,才能学会原谅”等等。毫无疑问,这些评论对有一部分读者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辛辣刺激。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读者手握铅笔一遍又一遍地在书上作标注,因为他们的生活与书中描写相差甚远,所以被这些新奇却生硬的创作所打动,那些充满赞叹的标注就是证据。这些小说的语言特点在于使用很多具有独创性的倒装句,并且刻意避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用语。愤怒的年轻人这样惊呼“就是这样,我认为”;再听听晚餐前半小时,一位年轻女士和她的邻居谈论她第一次读莎士比亚的经历:“我偷偷溜进公园里,坐在绿色的树冠下,兴高采烈地阅读着这位如同魔术大师般的人所写的带给人无限惊喜的书页。”但是此类女帽类小说家最显著的贡献在于她们的哲学思考。例如《劳拉·盖伊》的女作家让女主角和男主角最终结婚,证明了“如果那些怀疑论者的眼睛只是长期盯着物质看,那么他们就看不到这个人身上别的特点了;当他们的目光移开物质,全心全意投入到精神的福祉当中,就会发现一个人的灵魂和肉体有着不同的起源,其本质也是不一样的。”淑女小说家似乎能看到除却物质层面的其他内容,她们不局限于观察到现象,而是能透过现象洞察更深;自然,她们就比其他任何人更能抗衡那些虽负盛名,但是我们并不熟知的怀疑主义者,并说服他们:一个人的灵魂和肉体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在淑女作家所写的愚蠢小说中,还有一种“神谕体”(oracular species)最令人惋惜叹气,这类小说致力于阐释作者自己的宗教哲学和道德观。在女性中似乎广泛存在着这样一个概念,她们相信只有通过最简单的言论和行为,才能增长人类的知识,才是启发人类智慧最合适的方式。通过她们的写作来判断,总有那么一些女作家认为,对科学和生活的完全无知,是对复杂的道德及推理问题形成自身观点的最好途径。显然,她们解决类似难题的秘诀都像这样:用一颗女性特有的头脑,加上对哲学和文学零零碎碎的一知半解,对社会固执己见的错误认识,用自己有限的英语水平,每天现学现卖地在书桌前写上好几个小时。你很少能碰见一个“神谕体”的淑女小说家会质疑她自己对神学问题的判断能力,她从不怀疑自己,自认为在任何宗教聚会中都能精确地区分出善与恶;她们能准确地发现男人们迄今为止出了哪些毛病,并且对没有机会向她请教的哲学家们表示遗憾。然而,真正伟大的作家总是谦逊地将自己的经历写进小说,用以展示人和物最本真的样子;与此不同,神谕体女作家认为这种写作能力实在是不敢恭维:“他们并没有解决什么重大问题啊”——于是乎她时刻准备着,通过讲述一个爱情故事来弥补所谓的伟大作家们的缺陷,给读者补习人生道理,普及神学指南;这样的爱情故事中,来自富裕家庭的女士和先生们总是会经历上层社会特有的种种磨难。另外,她还会讲解自然神论者、皮由兹 [12] 以及极端新教徒(ultra-Protestants)理论,虽然她自己都搞不太清楚;接着,她时而采用浓缩的语句总结,时而通过三百三十多页的长篇大论阐释有关基督教的特殊观点。你会觉得,无论这些先生和女士们在小说中遭遇好运或是不幸,都与你曾经碰到过的人完全不一样。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女作家描写她同胞真实生活的能力,与她谈论上帝的能力成反比;而她想要凭借自己的经验来描写从未见过的事物是完全行不通的。
《一个谜团:来自乌尔克里庄园档案中的一页》(The Enigma:A Leaf from the Chronicles of Wolchorley House ,后简称《谜团》)是我们能见到的最典型的“神谕体”小说。书中,破解该“谜团”所需要的能力不会超过一个女作家的能力,不多不少,刚刚符合了作者的智力水平。作者已经在小说的第一页提出了难题,答案也欲隐欲现。留着乌黑头发、生机勃勃的年轻女士说,“一切生命都是难以解开的谜团”;而顶着褐色头发的另一位温柔女士,对着自己临摹的圣母像说,“曾几何时,有解开这些谜团的方法”。这种小说的风格同它的目的一样崇高,即使书中有斜体字和小写字母的详细注释,但有些段落我们可能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却仍然不懂;或许,我们必须等到智力进一步开发才能理解书中的内容。那就让我们来开开眼吧。书中写了一位年轻的模范牧师欧内斯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把每个人校正到最佳状态,他认为“婚姻是不可交易的,那是对神灵的亵渎”。在某个晚上,“他辗转难眠,悲痛与欢快的情感充斥着他挣扎的内心”,“他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买卖婚姻,即使这种行为自有其价值,不管是出于尊敬抑或是阶级需要,他正直的灵魂都对之深恶痛绝,自欺欺人者的最后结论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神圣的谎言,因为他们‘生活在一出虚无的演出中,欺骗别人并且被人欺骗’,而他觉得自己的护经匣以及衣服夸张的下摆并不只是一种社交摆设”。(我们多么希望原文中的斜体字和小写字母有助于读者理解文意啊。)文中另一位莱昂内尔先生是个模范老绅士,“除了不散漫不颓废,人们对中世纪人物的典型印象似乎在他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正是一种英雄主义纽带。原始信仰和真理的色彩镌刻在普通人的内心,随着法律准则的出现和积累,融入到更加广泛的兄弟情谊中,并且互相依赖,越来越臻于完美”。是的,看了这句话,你是否能明白这些色彩是如何铭刻在心中,又是怎样融合成一道情谊之桥——显然这是一条彩虹——准则的出现和积累又是如何使得这座情谊之桥越来越完美?看到这里,你肯定还需要更多的提示才知道莱昂内尔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接着来告诉你,他的灵魂深处,“相比较于原始脉搏周围晃动的空气,他的逻辑思想更能够显示出善与真的最佳和谐状态!”当他在封信时,“瞧!这位好人胸膛中跳动着一颗充满真与善的心,如同他装满爱意的双眼,充盈着对祖先的崇敬和自豪,似乎在凝视着家族那清晰的箴言——忠诚”。(是不是依旧不知所云?)
小说的作者总是想寻找到高尚的方式来代替庸俗。普通人可能会说休息室的桌上摆着一本莎士比亚手抄本,可是《谜团》的女作家决心迂回地表现自己的文采,会这样描述桌上的书:“《莎士比亚》,那是人类思想和感情的结晶,时刻教化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又比如,一位夜巡人看到某间窗户里的灯比平常亮得久了一些,他就会感慨这些熬夜的人为何傻到有机会早睡却不珍惜;但是,作者唯恐这些事实对于我们来说太过平淡无奇,于是采用了如下这种引人注目且形而上学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他惊叹——因为人们通常会以一种完全独立的人格考虑其他人,于是容易处在错误的精神前提下思考问题(尽管有人不接受这种观点)——自己要如何拥有独树一帜的表现,要如何夸奖一部分人才能让屋内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呢。”一位叫詹姆斯的普通侍从,他小腿粗壮,发元音总带着气音,现在正开门去迎客,作者立即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开始描写:他是“众多养尊处优的奴仆中的一员,就像是中了该隐 [13] 一样的诅咒——成为世间的‘流浪者’,通过客人的财富和出价来给他们分级别……噢!英格兰!所有的这些都是你病态子民的浮光而已!”是的,我们曾经听过很多人讲“浮光”,从卡明博士到罗伯特·欧文 [14] ,从皮由兹到灵魂导师,但是之前我们还从未听过来自一介女流所谈论的“浮光”。
同样,在《谜团》的作者看来,人们十分普通的生活情节都可能隐藏着最为糟糕的危机;例如那些身着宽下摆长裙和中国水袖的女士,看似贤淑,她们的一言一行却像残暴音乐剧中的女主角。《谜团》中的珀西太太是一位肤浅且虚荣的妇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贺勒斯能娶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褐色头发的格蕾斯;而贺勒斯却有自己的主张,他爱的是女继承人的表妹:黑头发的凯特,即便凯特没有任何财产;此外,格蕾斯对贺勒斯本来也没有任何好感。在这种情景设定下,儿子一般要么阴沉忧郁,要么脾气暴躁,母亲则强势主动且尖刻易怒,而那位没有财产的灰姑娘只得在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默默哭泣。我们已经很熟悉这些套路了,就像我们已经了解了天狗吃月的道理,再也犯不着在看到月食的时候敲锣打鼓地把天狗吓跑了。然而,书中的珀西太太在这种状况下的表现真是太出其不意了,读者倒是真没见过。有一天,珀西太太碰巧看到自己的儿子贺勒斯和格蕾斯在窗前谈话,距离远到根本听不见他们在谈什么,而且众所周知,高贵的庄园继承人格蕾斯小姐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会接受贺勒斯,但是珀西太太就直冲冲地奔了过去,紧紧抱住他们俩,她的脸色因为激动和兴奋而泛红,说道:“幸福的一幕终于上演了啊!那我现在是不是不能叫你格蕾斯了?我的格蕾斯,贺勒斯的格蕾斯!我亲爱的孩子们!”贺勒斯连忙解释,指出这只是一个误会,自己已经和凯特订了婚,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以下场景和画面。
她(珀西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后,眼睛充满怒火,声音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她用嘶哑和愤怒的语气吼道:“你这个不孝子!”她双拳紧握继续说:“你不知道这个糟糕的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你简直丢了我们全家的脸!”
“不要诅咒他了!”此刻,从珀西太太身后传来一句低低的反驳声。这一声就像是上天派来的天使,打断了珀西太太恶毒的语言;反正她是被吓住了,停止了讲话。
而与此同时,贺勒斯正双手捂脸,悲伤地跪在母亲的脚下。
母亲的那些可怕语言很过分,已深深刺伤了他,就像是挥之不去的魔咒,将一直留存在他的心间。那一声反驳是谁说的?是他真正的守护神发话了!
站在珀西太太身后的人正是凯特,她脸色苍白,站得笔直,全身笼罩着死寂一般的镇定——她是当下唯一一个冷静的人了,她抑扬顿挫地缓慢地讲着,语气中充满悲愤和哀伤,一字一句都像是敲在人心上。
“他是作了他的决定,但是我并没有接受!所以,你不能,也没有权力诅咒他!我现在,”此时,凯特又大又黑的双眼闪烁着庄严和痛苦的光泽,她伸出一只手向天起誓,“在这里对天发誓,无论福祸甘苦,如果没有贺勒斯母亲的同意和祝福,我绝不答应贺勒斯·乌尔克里先生的求婚!”
看到了吧,女作家所写的蠢故事就是这样的出乎意料,让我们继续来见识一下。《谜团》本来是一个描写现代社会的故事——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跳波尔卡,谈论皮由兹主义,而作者写的人物和事件仅仅是捡了这些丰富多彩故事的零头碎末。书中写了一个爱尔兰竖琴家,他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位特立独行的吟游诗人的后裔”,他来到这个普通的英国小村庄,在教堂主日学校举办的茶点庆祝会上惊艳出场。另外,有一个疯狂的吉普赛人,她披着鲜红的斗篷,爱唱浪漫的歌曲,在她临终的时候还揭露了一个秘密:年轻的模范牧师欧内斯特是凯特的哥哥。这一秘密是有证人的,是一个矮小、吝啬的商人,他爱诅咒陌生人并且对着他们发出邪恶的笑声。作者还写了一位极其正直的爱尔兰人巴尼,他通过比对一份文件的落款日期和签名日期证实了它是一份假文件,虽然这份文件已经通过了法庭的审核并且已经生效。谈到莱昂内尔先生的住所,那是他古老家族留下来的珍贵房产,而女作家的想象力就此开始跳跃到城堡和城墙,“听啊,守卫吹响了号角”,据普利斯曼·X回忆,居民夜里都住在内屋卧室;一开始,外面的风很微弱,接着渐渐变大,把香柏的枝杈吹到了草地上,于是女作家开始了中世纪式的描述(黑体是我们加的):“守夜人挥舞着旗帜,旗面随着声音而展开 ,猫头鹰受到惊吓后突地窜进 了常春藤丛;而苍天正透过它的‘天眼’俯瞰着这个世界——天眼是百眼巨人,掌管无声旋律的神。噢,听吧!守卫塔的钟敲了两声,楼下回荡着报时人‘凌晨两点’的回音。”
《谜团》中的故事就是如此混搭,就像我们在观赏一幅完全源自小朋友想象力的画:右边画着一处时髦的别墅,中间却是两个穿着盔甲的骑士在搏斗,而左边竟然画着一只咧着嘴的老虎在丛林中趴着,这些没有联系的事物被混在了一起,仅仅是因为作者觉得它们各自很有特色,或者真正的原因是她在其他的画中见过这些场景,所以全部拿来为己所用。
然而,比起女作家写“神谕体”小说谈论“本我”、“主观”、“客观”,并且将基督教真理划分得一清二楚,一旦人们偏离了这条分界线就得接受她恩赐般的教诲,我们更喜欢她的中世纪写作风格。书中一位名叫茵西奎林的小姐通过醒目的黑体字告诉我们:“作为内心不可或缺的对外表达方式,在这样一个唱诗的年纪, 宗教渐渐地吸引了她,这是一种功能 ,而不是形式 。”另一位福音派的美嘉女士,她十分擅长探访病危的女人并且谈论她们的心理状态;她告诉我们,那位模范牧师“并不反对人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主观上 想着善良,而客观上 却追求真实的利益”。当她说到句中的黑体字时,我们可以想象着她加重了音调,并且略微点了点下巴。我们在这里就不引用她别的神学教条式段落,因为相对于我们的语言来说,她所讲述的内容实在是太严肃了。
对于《谜团》这本受众很广并且饱含作者心血的小说,我们说它“愚蠢”似乎不太合适。不过,“愚蠢”这个评论的确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才给出的。如果大家很早之前就公认,大量词语的堆积并不能成就一个智慧的男人,那么以此类推,一半数量的词语堆积也不能成就一个智慧的女人。女性最顽皮的愚蠢形式表现在文学作品上,因为人们往往对妇女的教育背景存有偏见。当男人看到淑女们耗费光阴谈论礼帽和舞会礼服时,看到姑娘们为了爱情时而傻笑时而神伤时,或是看到中年妇女热衷于说长道短而管不好自家孩子时,他们禁不住感叹:“上帝啊!让女孩们多读些书吧!让她们的头脑里多些有价值的东西好吗?”但是,当他们与一位神谕体女作家谈论几个小时,或者读了她的书之后,男人们又会这样说:“算了吧,当女人有了学识,看看她们是怎么利用这些学识的!她的知识仅仅停留在习得时候的样子,并没有融入到文化中去;她并没有结合谦逊和朴素、通过思考或者学以致用的方式将知识吸收,而是急于表现自己的造诣;她脑袋里装了一面精神镜子,并且时不时地沉浸在自己的‘才华’里;她会用形而上学式的问题去嘲讽别人做的小松饼;她会在晚餐桌上利用自己通过旁门左道得来的知识‘战胜’男人;或者是在晚宴上抓住机会与我们讨论终极哲学问题: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然后,再看看她写的东西!她错把模糊当作深邃,将夸张的言辞看作文采,把矫揉造作等同于创造力;她在自己作品的第一页还在炫耀自己的学识,眼睛却瞟向下一页,对着第三页做鬼脸,却又在第四页里歇斯底里。她肯定是读过很多伟大的男性作家的作品,以及少许伟大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但是她根本就不能分辨他们的风格和自己的风格,就像一个约克郡人分不清自己的口音和伦敦音的区别,大言不惭正是她天生的风格。天呐!所以,一般来说,女人的资质还是像贫瘠且脆弱的土壤,经受不起重量级的耕种,只适合最轻的农作物罢了。”
诚然,男人们仅根据表面观察和片面推断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明智;但我们在此不是要反驳他们的观点——而只是指出,有很大一部分自认为很有才华的女作家恰恰印证了他们的观点。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位真正有修养的女人交谈过,真正有修养是指那种真正吸收了学识、而不是被学识所淹没的女人,那么他就不会得出以上观点了。一个真正有修养的女人,正如一个真正有修养的男人,她能公正地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观点,她越有知识只会越加朴素,越不事张扬。她不会拿知识当垫脚的高台,洋洋自得地以为站在这里便可以对底下所有的人和事一览无余;而会把知识当作一个观察点,由此可对自己形成正确的评价。她不会动不动就口喷诗句或引证西塞罗,这种沉默并不意味着她输给了男人,反而,她觉得脸红脖子粗地和别人比拼记忆力和争论拉丁名著简直是有损自己的优雅气质。她写书不是为了让哲学家困惑,或许正因为她能写出让哲学家感到愉悦的书,在谈话中,她是最不难缠的对象,因为她了解你,而又不想让你知道其实你根本不了解她。她不是在教化你,而是在给你赞同——这才是有教养的最高境界。
比起小众的神谕体小说(被少数高教会派 [15] 和超验基督徒推崇),数量相对比较庞大的愚蠢小说我们叫作“白色圣领体” [16]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牧师脖子上佩戴的白色硬领能展示出福音派 [17] 的思想氛围和虔诚基调。这类小说描绘的大多是上流社会的有教养人士,可谓是低教会派 [18] 年轻女士的最爱;人们热衷于寻求新鲜感,于是用福音派小说替代流行小说,把参加五月集会当成是看话剧;就连贵格会 [19] 的小朋友玩的洋娃娃也与众不同,它不能身着俗气的亮片薄纱裙,必须身穿单色礼服,头戴黑色软帽。而且,这类小说中的年轻女士都有着一段爱情故事,这很正常,她们又不是联合兄弟会教堂的,那里的人们都过着没有任何性生活的婚姻。因此,福音派的年轻女士们拥有福音派爱情故事,这样的爱情经过各种磨难之后,因为重生和赎罪而变得神圣起来。这种小说不同于神谕体小说,就像低教会派女教徒不同于高教会派女教徒一样:她们不那么傲慢,却更加无知,她们的句法使用水平提高了一点,却更加粗俗。
福音派文学的主角一般都是年轻的牧师,从中产阶级的观点来看,牧师衣服上的亚麻带对年轻女士的吸引力就如同军服肩章对非福音派女士的吸引力。这类福音派小说的男主角无一例外都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年轻牧师,市井的老妇们对他可能不屑一顾,但是她们年轻的女儿们“却再也不能忘怀他的布道”,轻易就被他获取芳心;人们只能在讲道坛的阶梯上看到他温柔的一瞥,而不是在话剧包厢里;他的言谈时常引用圣经,而不是文学类诗集;他对女主角感情状态的关心还会深入到对她灵魂的担心。这位牧师的背景总是很好,要么出生在上流社会,要么家庭富裕、衣着得体——其实,福音派小说也具备其他类别小说的愚蠢之处,作者在前一页还在跟你讲赎罪,下一页又开始描写贵族的礼仪和他们的高谈阔论。作者所描绘的上流社会只不过是她的福音派想象力的奇怪彰显罢了;但是在众多白色圣领体小说类别中有一点是异常真实的——万年不变的男主角:传福音的年轻牧师,通常这也是最无聊的一点。
最近刚巧有一本这种类型的小说面世:《古老的灰教堂》(Old Grey Church )。这本书完全平淡无味,本书的作者对小说的受众没有明确定位。我们完全不知所措,揣测她把自己生命经验中的哪个阶段写进了小说,但能确定的是,她粗鲁低俗的用语风格已足以让人明白,虽然她有这种优势,但她并没有发挥好,将那些男男女女的习惯和特征混为一谈,当然这些男女并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被已经完善过的传统主义所蹂躏。她无端地在权威阶层和劳动阶层间做文章,这在福音派小说家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可是真正的福音派故事就应当存在于中低产阶级,这个阶层中存在着很多优质的素材,前提是你得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并且能用文字重现这些剧情。难道我们的福音派观点就只能被有权势的人所理解,而不能被弱势群体所接受吗?为什么我们的福音派女作家就不能向大多数普通人展现她们的宗教观点呢?这些“大多数”普通人没钱买马车,“更别说是镶黄铜的轻便型双轮马车了”,甚至在家吃饭的时候连银制的刀叉都用不起,而且女作家们蹩脚的英语在他们看来却是极其通顺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描绘一下英国工人阶层的宗教生活,就像斯托夫人 [20] 描绘黑人宗教生活那样,一定也会很有意思。然而事实上,这些虔敬的女作家却写些令人恶心的老段子,譬如一个世俗的妇女如何被感化而信教:虽然她还是那么喜欢晚宴,但是她不再宴请花花公子而是邀请牧师;她虽仍旧沉迷于服饰,但她挑选颜色和图案的品味却变得严肃和清醒;她的言语依旧琐碎,但琐碎的言论中却充斥着福音而不是小道传闻。在《古老的灰教堂》一书中,我们同样能看到与流行小说一致的滑稽片段,而且总会有各种品行不端却魅力无边的准男爵。有必要引用小说中的一段话来证明,这种出身高贵的人与斯桂尔斯小姐是相配的。这类谈话中充斥着大量的黑体字和显而易见的暗讽。在一个夜晚,年轻的尤斯塔斯牧师为了和勒欣顿小姐能单独谈话,在聚会时带着她去参观罗马斗兽场遗址。准男爵对此很嫉妒,于是就有了以下这段对勒欣顿的气话:
“毫无疑问,勒欣顿和他在一起是十分安全的,因为他有尤斯塔斯教皇一世般的神圣指引。他会给勒欣顿小姐说教,告诉她很多年前,就在这里,在罗马斗兽场,邪恶的异教徒放出凶猛的野兽 袭击我们的门徒保罗——噢,不!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我错了,那并不是门徒保罗,也并不是在罗马斗兽场。但是内容的真假没关系,他依旧可以布道,从这些离谱的故事讲到那些堕落的异教徒 ,描述他们不恰当的行为,并且以这样的训词结尾:‘醒来吧!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而且我确定,勒欣顿小姐,你十分虔诚地遵守了当晚的禁令,因为我们自从到达聚会就没有看见你。可是,大家都公认今晚是个快乐且迷人的聚会 ,而且我们都十分感激 格雷先生提议 举办这个聚会,他是如此慷慨的一位向导,我希望他也能觉得愉快。”
这种口水话以及口水叙述就像一幅糟糕的画,什么都没表达出来,或者仅勉强表现了全书有意想要表现的一部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和蔼可亲的女作家认为这是一本极具教育意义的小说,虔诚的基督徒妈妈肯定会把这本书塞到她们女儿的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美国素食者,他们平常只吃干粮,当没有胃口时,会吃些流食改善一下。所以,我们可以把《古老的灰教堂》看作是福音派小说圈子里口味独特的一味菜品,或许有的人读起来还是会觉得很给力很有趣呢。
然而,可能最不具有可读性的蠢故事要数“现代仿古类” [21] 小说了。这类小说给读者讲述雅尼和佯庇 [22] 的家庭生活、亚述王西拿基立 [23] 的个人感情经历、或是银匠迪米特里厄斯的内心挣扎和最终皈依。其实别的大多数蠢故事至少能够博得读者一笑,而现代仿古类简直就是给人完全呆板和沉重的感觉,其愚昧程度让人禁不住想要咆哮。比起文学女性时常假定某个任务只能由她们和凤毛麟角的天才合作才能完成,还有什么比这类小说更能证明她们根本就没有正确衡量自己的能力呢?重现过去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模仿——她们通常会在古老的故事脚本中多多少少注入些时代的精神——
“时代精神是什么?
那就是做自我精神的主宰,
由此映射出的时代精神。” [24]
我们承认有些天才对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了如指掌,他们可以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修复“人类历史之声”里缺失的音符,并且将这些碎片重构成一个整体,从而把久远的过去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天才的想象力十分稀有,因为它不仅要求有准确和详细的知识,而且需要极其鲜活的创造力。然而,现代仿古类女性作家总用一些适得其反的写作技巧来暴露她们平庸的资质:她们借用古人的名字,把多愁善感用在罗马修女和埃及公主身上,并且引用大量犹太主教和希腊哲学家的修辞论证。这种极度愚昧的小说最近有《亚多尼雅:犹太人驱逐史》(Adonijah,a Tale of the Jewish Dispersion ,后简称《亚多尼雅》),这一系列的故事“结合了品味、幽默和合理的原则”。我们能在《亚多尼雅》一书中读到合理的原则,而在其他几本中读到品味和幽默。小说的封面上说,“此书将带你体会与众不同的阅读乐趣”,而且前言这样写道:“如果你对被驱逐的以色列人和朱迪亚人感兴趣,本书会向你提供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的信息并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因为书中所谓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未详细说明,所以有很多深奥的意义我们根本读不懂;然而要说被驱逐的以色列人和朱迪亚人这段历史,任何一个爱读书的女学生知道的都比这本小说中提供的信息要多。至于《亚多尼雅》中的爱情故事可以算是最低能的了,而我们假定它尚且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一是因为小说的男主角是个犹太俘虏,女主角是个罗马修女,他俩以及他们的朋友在经过“促进犹太人改变信仰协会”最简单、最快速的感化之后都皈依了基督教;二是因为作者为了让小说看起来比较复古,并不用普通语来写,而是采用了夸张的书面语言,例如“尼禄大帝毋庸置疑拥有天下最杰出的头脑”、“这一贵族气数将尽”、“他忠贞不渝的床笫伴侣”、“啊!对维斯塔灶神起誓!”“罗马人,尔等听着!”等等。本册书的封面上有众多名人推荐和介绍,有一句来自辛克莱小姐:“理性、智慧、虔诚的人都会坦坦荡荡地 选择读这本充满想象力的小说”,据此读者可以愉快地推理,无论是多贝尼医生、米勒先生还是莫里斯先生,都是公开地阅读《亚多尼雅》,而不是将其偷偷藏在沙发垫子底下或者在桌子下断断续续地阅读。
俗语说:“若是黄油做的脑袋,就别去当面包师。”变通一下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准备好接受后果,女士们就不要投身于写作事业。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评论与别的评论者的语气完全不同。评论者的情感常年循环,完全相似,就像护士对待产妇的重复性工作那样,向每一位女性作家的作品“欣然致敬”。我们同样也意识到,我们所批评的那些女作家已经习惯了别人对她们的夸奖:小说的措辞十分考究,描写的生活十分生动,人物性格刻画突出,风格令人着迷,而且人物的精神高尚等等。但是如果她们怨恨我们正直的言论,我们则建议这些女作家应该好好审视一下那些虚有其表的赞词和无关痛痒的批评,给出这些赞词的评论家认为她们的作品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经典。一位女性一旦展现出她的天赋或是影响力,那么她就应当接受适度的赞扬和严厉的批评。若是用一支温度计来度量女性的才华,那么,如果这位女作家的才华本身为零,媒体夸奖她作品的热度则可能达到沸点;若是她的才华算得上平庸,外界的称赞则能达到酷暑的温度;倘若她才华横溢,外界的评论热情却会降到冰点。哈丽雅特·马蒂诺、柯勒·贝尔以及加斯克尔夫人若是男人,那么她们定会得到骑士般的待遇。如果哪个评论家对女作家的评论很高,那么从原则上来说,他一定得是个中立者,并且不对文学女性的作品有特殊偏好。因为评论女性文学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评论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往往忽略了书中所缺乏的智力因素,例如看到女作家的耐心勤奋和对作品的责任心,并且欣赏作者的写作技艺时,就会因主观原因提升了对作品的评价。在女性大部分的著作中,由于缺乏高标准的约束而存在着大量愚昧的拼接或是拙劣的模仿,其实一丁点的自我批评就能使其原形毕露;但是,就好像听歌的人若不能正确给出评价,唱歌的人就会跑调一样;倘若听歌的人有那么一些音乐细胞,就会让唱歌的人闭上嘴。单纯地想让文字变成出版物的虚荣心似乎鼓舞了很多女性,她们错误地认为只要会写作 就好像高人一等了,可是写出来的作品却充满智力和道德的退化,毫无用处,她们就是没有这一点自知之明。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认为女性的平均智力被大部分女性文学作品所代表了,而且这种代表有失公平;极少数写作水平很高的女作家则远远超出普通水平,当然,还有多数女作家的写作能力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因此,严厉的书评肩负着一项十分具有骑士精神的任务,即剥夺女性作者的虚假威望,制止她们具有迷惑性的吸引力,并且劝阻那些资质平庸的女性就不要写小说了——这是她们作为女性对文坛能做的唯一贡献。
女性不经任何特殊资格证明就成为作家,其根源在于社会上的其他职业长期将女性拒之门外。看来,社会真是个十恶不赦的存在,小到有毒的咸菜,大到糟糕的文学,社会都应当对这些有害身体的物品负责。然而,社会,就像“物质”、女王陛下的政府或者其他崇高的抽象概念一样褒贬参半。如果有一个女性是为了生计而写作,那么必定有三个女性是为了名利而写作;是否为生计工作这一事实很好辨认,然而那些最没用、最雷人的女性文学明显不是迫于生计而产生的。虽然俗语说“一切劳动必有收益”,但是我们认为女性作家的这些蠢故事只能算作是瞎忙活。
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去论证、去证明在小说这个领域,女性就不如男性。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女性小说家名字,无论是已故的还是健在的,她们的小说不仅仅写得还行,有的还写得非常好,比起男性小说的阳刚之气,这些女性小说有着宝贵的特性。即使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女性仍然不会被挡在写小说的门外,而其他艺术形式则没有如此简单的入门原则。就好像水晶石可以在任何形态下呈现美丽,而我们只需要在写小说时加入诚恳的观察、幽默以及热情,就能成就好小说。可是,正是因为写小说的门槛太低,才使得很多能力不够的女性也加入了写作的队伍。正如女性的琴技很难骗人,在弹琴的技巧上,只要战胜几处实际的难点,弹奏中的缺点是必然可以克服的。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一种讲求绝对技巧的艺术,都会自动抵制能力不足引发的愚蠢行为。然而,在小说写作中,即使你能力不够,也没有什么外在的条件来约束你,也不会阻碍你把愚昧的能力当作写作天赋。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拉封丹的故事:他将鼻孔对准长笛,发现竟然奏出了声音,于是他激动地大叫:“我!我能吹笛子了!”最后,我们把这个寓言故事谨献给那些想加入“写蠢故事的女作家”行列的女性读者,还是好自为之吧。
————————————————————
[1] 《女作家写的蠢故事》是艾略特1856年写给《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一篇论文。——译者注
[2] 女帽类小说(mind-and-millinery species),作者借由英国女士们都十分喜爱的帽子来暗讽女作家的作品虽然样式纷繁、精巧别致,但基本上都虚有其表,华而不实。——译者注
[3] 用希伯来语和希腊文写的《圣经》。——译者注
[4] 贝尔格莱维亚区(Belgravia),伦敦的上流住宅区。——译者注
[5] 奥西恩风格(Ossianic fashion)是指十分夸张的口吻,类似现在的琼瑶体。——译者注
[6] 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的姓。——译者注
[7] 维吉尔(Virgil,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译者注
[8] 贺拉斯(Horace,前85—前8),古罗马诗人,批评家。
[9] 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古罗马哲学家。——译者注
[10] 李维(Livy,前59—17),古罗马历史学家。——译者注
[11] 伊夫琳·温德姆(Evelyn Wyndham),文中的乌姆弗拉维尔夫人、伊夫琳都是温德姆小姐。——译者注
[12] 皮由兹运动(Puseyism),又称牛津运动,或书册派运动,19世纪中期由英国牛津大学部分教授发动的宗教复兴运动。该运动主张恢复教会昔日的权威和早期的传统,保留罗马天主教的礼仪。运动领导者纽曼、凯布勒、皮由兹等人发表了一系列书册或论文,为这些主张作了理论说明或论证。——译者注
[13] 该隐(Cain),亚当与妻子夏娃所生的两个儿子之一,后来因为嫉妒弟弟亚伯,而将其杀害,受到上帝惩罚。根据《圣经·创世记》4:1-12,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的声音通过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译者注
[14]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企业家、慈善家。代表作品有《新社会观》和《新道德世界书》。——译者注
[15] 高教会派(High Churchmen),基督教新教圣公会派别之一。专指英格兰教会和英国国教会中的信徒,追随皮由兹运动。与“低教会派”对立。——译者注
[16] 白色圣领体(white neck-cloth)源自牧师的穿着,牧师一般穿黑色长袍,脖子上戴着白色硬领,习惯上被称作罗马领,牧师在不穿长衫的时候也会把罗马领戴在普通的衬衫上,白色的罗马领成了他们身份的标签。——译者注
[17] 福音派(Evangelical):这个词始于16世纪,当时的宗教改教者以此称呼表明反对罗马天主教的立场。凡接受基督教新教信仰的人都被称为福音派,福音派重视圣经权威和学术研究,因其较罗马天主教更注重直接与上帝建立信约而不通过耶稣以外的任何人作中保,更加恪守传统教义。——译者注
[18] 低教会派(Low Church)观点较倾向于清教徒而反对倾向于天主教,不赞成高教会派恢复旧制的倡导,认为主教制度、神职圣品与圣事礼仪相对而言并不重要,强调福音派及新教的做法。——译者注
[19] 贵格会(Quaker)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又称教友派或者公谊会。该派成立于17世纪,创始人为乔治·福克斯,因一名早期领袖的号诫“听到上帝的话而发抖”而得名Quaker,音译贵格会。该派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不尊敬任何人也不要求别人尊敬自己,不起誓,主张任何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译者注
[20] 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是《汤姆叔叔的小屋》。——译者注
[21] 现代仿古类(Modern-antique)小说的作者一般是胡乱设定某个历史场景作为故事背景,然后完全不考据,便将自己想写的东西套进该时代。——译者注
[22] 雅尼和佯庇(Jannes and Jambres),埃及法老所御用的与摩西斗法的术士。——译者注
[23] 西拿基立(Sennacherib),古亚述国的国王,公元前704至前681在位。——译者注
[24] 出自歌德的《浮士德》。——译者注
法国女作家:萨布莱夫人 [1]
1847年,一位名叫康特·利奥波德·菲力的人在帕多瓦 [2] 去世,留下了一间私人图书馆,其藏书涵盖了世界各国女性作家的作品,多达三万二千多册。我们并不需要像《唐·吉诃德》(Don Quixote )中的牧师那样,在判断这些书籍孰轻孰重时将它们扔到火中检验,我们很清晰地认为,最需要解救和关注的应当数法国女作家的作品。女性文学中品质上乘的小说可谓凤毛麟角,而品质一般的作品如果由男性作者来写则会更优秀;当模仿还不太拙劣时,她们只不过是夸大了男性写作风格,像一个身着男性服装的差劲女演员,大摇大摆地踱着步。女作家的这些作品勉强还算得上是文学,就好像获奖诗作也算作诗一样。很少有英语类女性作家能像理查德森·C.女士那样写作。科学没有性别之分:不论男女,只要他们有认知和推理能力,并且进行正确的探索,那么最终都会经历相同的过程,达到相同的结果。而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说文学作品没有性别之分是极大的错误。艺术和文学蕴含着整个生命活动,关系着自然界中的每个细节,任何个体进行的独特修正都会对其产生影响,而女性对于文学与艺术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对于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社会场景,女性必然会有其自身的感受和情绪——这种母性的情感,男性是无从得知的;另外,女性相对来说体力较弱,这一事实很难被改变,女性的这种独特体质必然会产生不同于男性的奇妙感情和情愫,继而引发与众不同的想法与灵感。男女之间的心理差异源自不同的性别,这种差异并不会随着女性智力和道德本性的完全发展而消失。事实上,不论是晨曦的微光还是露水的清香,不管是正午阳光的强度还是亮度,只要它们带给男女不同的感受,那么这种差异就是产生多样性和美好作品的永恒源泉。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那些令人身心愉悦的法国女人为法国的政治和文学史书写了最精彩的几笔,这些女性角色往往富有开拓精神,丝毫不畏惧犯错和付出。她们并没有想过为自己创造一番事业,也根本没想过要成为公众人物;她们只不过是给情人、朋友写信,写日记记录自己每天的生活,描写自己认识的人的爱情故事,描述发生在自己眼前的各种悲喜剧。她们精致有涵养,优雅且诙谐,她们审慎明智,兢兢业业地记录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她们写作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女性和男性一样能够写作,她们也并不想去影响男性的观点或者说解放女性。有人说,至少对于17世纪的女性来说,写作就是她们在记录多彩生活过程中的美丽意外,就像玫瑰花的花瓣随风摇摆,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了淡淡的芬芳。所以,也只有在法国,女性对文学进步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法国,女性的思想和语言如同电流般清晰确切,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沉重且模糊不清;只有在法国,如果没有了女性的文学作品,那么法国的历史将出现断层。
爱国主义者可能又要开始叫嚣了,他们认为英国女作家如果愿意,也能把小说写得像法国女性那样好。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留给文学评论者去评说吧。毋庸置疑的是,在女性文学作品的各种类别中,法国女性取得的成就是最高的。我们承认,意大利的女性作家大多被冠以教授权威,她们熟识民法和教会法,但她们的作品令人望而生畏,我们并不熟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地下女性文学根本没有纳入探讨范围,可是我们确信它们根本不能和市面上的作品匹敌,因此,我们认为有关女性文学之间的较量只存在于英国和法国之间。直到今天,塞维涅夫人依旧是在充满男性成功典范的文学世界中至高无上的女性代表;达钦夫人(Madame Dacier) [3] 仍旧是学者界的女王,虽然她不听劝告地学了那么多希腊语;当我们要列举出一位机智非凡的女性时,斯塔尔夫人必定是最先被想到的一位;罗兰夫人深受爱戴,她那充满智慧和严肃的史诗也无人能敌;乔治·桑更是一位无可媲美的女作家,就像让·雅克的评语那样,她对外界的感知十分深刻,能够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悲剧式的浓烈激情融合得恰到好处;这些伟大的名字是法国各个时代的里程碑,她们像高高的松树一样耸立在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却依旧风采不减的女性作家之林中。另外,在这片树林里,还分布着大量的山楂树、野蔷薇和忍冬,这些女性为人所知的缘由并非她们自己创作的作品,而是她们激发男性创作出的作品。她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个人魅力开辟了文化沙龙这一全新形式;在那里,文学、哲学还有科学得以从陈旧迂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更加明媚通透的发展阶段。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法国文学的早期发展以及女性才华的充分展现呢?最基本的原因可能要追溯到法国种族的生理特征上——他们脑子小,秉性活泼、有生气,这就让本性脆弱的女性具备了创造性才思的最高级原料;而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大脑相对较大,性格较慢,女性常常爱空想并且态度消极。后者的情感可能更广泛复杂,所以需要更多的条件才能产生出一个完美的标准。纵观动物世界,机能越高的群体,越容易背离标准;我们不常看到进化并不完美的昆虫,但很少看到完美匀称的人类。因此,如果一个女性具有一颗优秀的法国头脑,那么她就不会同时达到日耳曼人的标准。我的这一理论可以由我们自己国家的女性来证实,英国的文学女性通常热情奔放但不复杂,倾向于法国人的特征,而不是日耳曼人类型。另外,那些脑容量大的女性会不停地吸收更多的知识,她的自身条件已经决定了她缺乏对突发情况的应对能力;就好像压力不够集中就不能形成钻石一样,她的脑海中虽然漂浮着各种伟大的思想和念头,却不善于将这些思想固化,即捕捉到这些想法并用语言表述出来。我们认为,比起外部环境等种种因素,这才是造成女性很少在艺术领域开拓创新、在科学领域有所发现、在哲学领域作出深度探索的原因。她们不具备哲学思考所必需的自身条件。然而在充满光明的未来,我们相信这些条条框框将会随着妇女机能的完善得以打破,上述原因也将被推翻。但是就目前来看,我们的这一理论的确为法国女性智力较高提供了生理学基础。
第二个原因则是人们在观念上和实践上对婚姻的散漫态度。但愿我们不要去为法国人的道德观辩论,这一辩论大部分都会是关于婚姻的!但是不可否认,婚姻是随着双方思想和情感的成熟而产生,最后因内心的契合和相互吸引而定下来的,这种联合使得女性给男性带来了更多智力上的支持,并且增加了女性在政治事件中的参与度。对于文化程度高的人来说,他们毫无疑问偏爱稳定且安全的婚姻关系,因为这是他们生活最高品质的表现,但他们缺乏激情。激情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能唤醒人内心的动力——将懒惰转化为行动,将漠不关心转变成热血沸腾,将模棱两可变得清晰简单,并帮助人们得到最心爱的东西。殷勤和私情虽然本身可鄙,但是相对于刺绣和家务事,却足以激起女性还在沉睡的才华,尤其是在17世纪法国的上流社会,女性受到西班牙骑士精神的熏陶,同时又受到意大利刻薄习俗的约束,这些爱异想天开的少女们在为人妻为人母之后被现实惊醒,她们抛弃了自己幻想出来的幻象,学会爱那个在政治舞台的仇恨和竞争中挣扎着的真真切切的男人;她要拥护他的言论,将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都化作他野心的垫脚石;她曾经认定自己就是一支“即将凋谢的玫瑰”,而此刻她决定要改变,这一次,她想成为女主角。女性对于婚姻的鲜明兴趣必定会明显提高她们的智力水平,并督促她们付诸实践;但是与爱情相伴的产物——心痛和悔恨——也同样加深和丰富了她们的本性,她们鼓励自己要克服这些困难,并且继续活下去。我们可以想象,没有哪个明智的人想要回到17世纪的法国社会,除非他认为女性的理想人生应该是十五岁结婚,从二十岁到三十八岁接受男性的殷勤,然后在忏悔和虔诚中度过余生。话虽如此,但这种曾经存在过的社会状态也有其好的结果,就像十字军东征也有积极的影响一样。
当然,法国女性文学发展最无可争议的来源应当是沙龙的影响。全世界都知道,沙龙是一个允许女性与男性智力激荡的地方。在那里,人们谈论的话题从社会现象到笛卡尔的哲学,可谓包罗万象。黎塞留 [4] 在沙龙里树立了一种将文学品味与社会的文雅习惯和对野心的追求融为一体的风尚。在17世纪前期,巴黎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旅馆,这些旅馆分散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或与法院毗邻,或紧挨着贵族和资产阶级矛盾频发的地点;在当时,这种旅馆是各行各业的人交流思想、展示才华的固定场所。在众多旅馆中,洪布耶府邸是最出名的一间,它在1630年达到鼎盛,直到1648年法国兴起投石党运动 [5] 才逐渐没落,因为出入洪布耶府邸的常客被怀疑有政治目的而遭到迫害。这间沙龙的首席领袖是洪布耶侯爵夫人 [6] ,她是一个能把各种不协调元素融合在一起的典范;她美貌,却不卖弄风骚;她才华横溢,极其崇尚有才华的人,自己却从不炫耀学问;她谈吐举止精致优雅,而且待人温和,慷慨大方;她不会拿自己的作品愉悦客人,也不会拿自己的广博知识让客人叹服。她曾打算学习拉丁语,后来因为一场大病停止了。在一个缺少本国文学经典的时代,或许只读意大利和西班牙作品更好,因为这些作品是不懂拉丁语的文化人最好的精神食粮。洪布耶夫人温和可人的性格正是融合了西班牙高尚的骑士精神和意大利尖刻的智慧以及精妙的讽刺,并且由此诞生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极端热烈的感情和极其简练的语言。女性十分适合这种风格,原因如下:首先,她们时常把爱情、感情、想象力混合在一起,并且细化成情绪;其次,她们担心简单困苦或者单调的生活会使得智力负荷过重,于是对轻松空灵的表达产生本能的偏爱,这让她们抛弃冗长啰唆的叙事方式,并且抵制各种长篇大论。在谈话交流中,独具女子气概的特征和装点着黎塞留、高乃依、康德、巴尔扎克和鲍修埃的观点相碰撞时,所产生的结果毋庸置疑是辛辣活泼并且令人着迷的。然而,来光顾洪布耶府邸的著名人士,他们的第一要务并不是和女士们闲聊调情,继而转战酒店角落里讨论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他们更愿意在聪明伶俐有修养的女士面前侃侃而谈,展现自己成熟的观点。当然,他们的谈话不仅限于文学,还包括散发着文雅和睿智的所有话题——战争、政治、宗教,以及日常生活的点滴。另外,洪布耶夫人的府邸并不光是文学者的聚集地,除了作家,还有企业家和军人。在这样一个圈子里,女性自然不会沦为卖弄学问的学者或是不切实际的说教者,她们对世界和人性并不无知,对人对事有着独特的洞察力和深刻的见解。如此,也并不难理解这样一种现象:在巴黎以及其他省份,出现了大批模仿沙龙聚会却并不成功的人,他们将简洁扭曲成矫揉造作,把高贵的情感夸张地理解成超越自然,因此这种高雅派(Précieux)遭到了大量批评和嘲讽,尤其是《可笑的女才子》(Précieuses ridicules )和《女学究》(Les Femmes savantes ) [7] 这两本书的出版,把该讽刺风潮推到了顶点。这两本书分别出版于1660年和1673年,书中的马德隆和卡多丝作为斯卡莉小姐的直系后裔,就像洪布耶府邸的女主人一样举办沙龙。每周六,聚集在她们沙龙上的团体都是精通文学的学者,偶尔会有几个贵族来拜访,他们满口资产阶级的典雅,醉心于各种情歌、十四行诗,咬文嚼字、玩弄尾韵;他们把装腔作势渗透进优雅的谈吐中,而这种矫揉造作是违背高雅派 的初衷的。其实,看到比自己高的阶级但又不甘心屈居其下时才会产生这种可笑的东施效颦。
另外一处影响较大的女性文学出现在卢森堡宫,多奥里昂小姐因为参与了投石党活动而在宫廷里不受待见,于是她自己举办聚会,让自己沉浸在生机勃勃的精神和文学世界中。在一个明媚的早晨,这位公主又邀请来了她聚会的常客,包括塞维涅夫人、拉斐特夫人以及拉罗什福科 [8] ,她提议让这些朋友们来个自我描述,带头要求大家能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多亏了公主的这个点子,让平常没有机会或者是不够勇敢为自己写点儿什么的作家找到了契机。
“这就是多奥里昂小姐和她的朋友们在1657年和1658年的娱乐消遣方式,”库辛先生说,“这种消遣却渐渐演变成了一种文学形式。1659年,赛格雷改进了这种自述,增加了大篇幅的散文体甚至是诗歌体描述,并集结成册,取名叫《名人群像》(Divers Portraits ),并且以漂亮的四开本出版,印刷极其精美,流传至今的已经十分稀有。多奥里昂小姐当时只印刷了三十本,并不用于出售,而只是当作礼物送给她们。这一作品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并且满足了斯卡莉小姐窥探别人生活的私欲——她不仅很高兴看到自己的自传被写得如此完美,也满足了对别人传记的好奇。中产阶级总是十分关注并且想要了解贵族圈子都发生了些什么(在那个年代,了解他人生活的途径是很有限的),而那些平常如雷贯耳的名人们也第一次如此详尽地被描述并且全方位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些贵妇人转瞬变成了作家,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不需要其他任何书籍的说教,而是对贵族生活最自然的讲述。这种无法给出名字的写作方式融合了自然、朴素、宜人和卓越等特色,一经面世就吸引了整个宫廷和整座小城的眼球;早在1659年,就有书商请求多奥里昂小姐出版这本书的大众版。”
这种人物描写的风潮席卷了整个法国,直到1688年拉布吕耶尔的《品格论》(Characters )出版,他在人物描写中加入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使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看来,拉布吕耶尔的作品固然伟大,但仍旧是受到一个女人的启发(多奥里昂小姐的《名人群像》)才写出来的;可见,多奥里昂小姐的沙龙虽然比不上洪布耶夫人的府邸,其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随着一个国家的文学日渐丰富、文化逐渐分散,相应的,个人力量在创造新的文学形式以及在社会进步中的影响就会变小。不再是圈内人影响文学的发展趋势,而变成文学来影响圈内人;代表“大众”的圈子在前所未有地扩大,取得更大成就的野心在膨胀,沙龙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曾经长篇大论的谈话都变成写作素材或“文章”,目的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保持原创性。随着老式的公路被铁路所代替,新闻界开始将传播的方式从对话转变为报刊,就算读者的范围会因此受到限制,也比“大众”这种根本不明确的抽象概念好。人们开始通过写作来表述自己的观点,而不只是靠谈话。我们(女性)开始在茶几上偷偷翻看《阿西娜神庙》(Athenaeum ),在社交晚会上看《哲学日报》(Philosophical Journal )并且做笔记,我们邀请朋友,赠送给他们书籍;我们十分期盼看到“女士”表达她们自己观点的独家报道,相信有一天轻轻松松就能“挺进”《泰晤士报》(Times )。实际上,现在人们的交流方式越来越有限,这一趋势让人们开始担忧面对面的对话将越来越少,唯恐电报的进一步发展会让我们陷入一个无声的世界,或者担心会在昆虫的启示下,开始使用自己发明出来的天线进行沟通。在上个世纪,科技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即便文学和社会已经超出了旧圈子的发展,即便那时有很多模仿洪布耶夫人府邸的沙龙,它们也仅仅局限于娱乐消遣,并不构成一种影响力。但毫无疑问的是,那时候的夜晚美好得令人嫉妒,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到那个时代,我们会很难抉择,到底是和达兰贝尔、德斯皮纳斯小姐、格林姆一起奔赴乔佛弘夫人的晚宴,还是去三十年后的严肃社团与孔多赛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相见。沙龙 仍然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它的鼎盛时期已经一去不返:历史的河流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不是这条小溪所能撼动的。
17世纪和18世纪的法国女人各有千秋,不分伯仲,不过在这一问题上很容易出现不同的派别。前者大多对自己高尚的情操自视甚高,却对自己的才情少有自知之明,甚至比卢梭的噩梦——作家德毕内夫人还不自知。18世纪法国女人的观点更加丰富多彩——并非因为她们有多少独创性,而是指她们比17世纪的女性多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素材用来学习和加工。17世纪的女性,当她们的爱情逝去,她们只是温和地默默奉献,而英国女性则拿起笔杆开始写作,绝不妥协;18世纪的女性,当鲍修埃 [9] 和马西隆让位于伏尔泰和卢梭时,当她们的年轻和美貌都逐渐消逝时,只好将筹码放在自己的道德力量上。
库辛尤其迷恋17世纪的法国女作家。他甚至挤出自己研究哲学的宝贵时间来研读描写她们生活的原始文献。去年,库辛用一卷书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他对德·隆格维尔公爵夫人 [10] 青年时期的研究成果,接下来,他将继续用一卷的篇幅,通过描写公爵夫人与其好朋友萨布莱夫人的关系,来详述公爵夫人的职业生涯。他将要用到的手稿和文献主要来自两位名人:一位是来自法兰西学院的第一秘书康尔特,他是被同辈人视为奇葩却被后辈奉为珍宝的人;另外的手稿则来自瓦兰特,他曾经是一名内科医生,也是萨布莱夫人的秘书兼管家,他在萨布莱夫人晚年时,经允许私藏了大量别人写给萨布莱夫人的信件,以及萨布莱夫人回复给他们的谈论个人或者文学的信件。从这些手稿中,库辛挑选了许多之前并未经过编辑的文件。虽然他的作品经常给读者留下欲言又止、留有悬念的感觉,但是这次他写的介绍萨布莱夫人的新书却很吸引我们,即便书中的故事相当分散,而且包含很多以小号字体标注的解释附录;不过萨布莱夫人的事迹足以让我们连续看完三百多页还保持兴趣。库辛恰如其分地这样描述萨布莱夫人的性格,“(她是)一个充满幸福的混合体,理智、机敏、愉悦且善良”,而且,很少有女性像她那样对所有事物都怀有同情心;她是以整个人格而不是某一特殊品质在影响着我们;她的人格并不耀眼夺目,却像是多种颜色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令人赏心悦目,即便是每天都能看见,也不觉得疲累,就像让眼睛得到了休息。萨布莱夫人是对法国文学有着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之一,因此,她本来就值得被研究。如果读者跟我们想法相同,那么库辛可能会像我们一样,倾向于继续研究萨布莱夫人的生活和性格。
玛德琳·德·苏威尔的父亲古登瓦侯爵是著名的贵族,被路易十三选中为官员。玛德琳生于1599年,在17世纪中期算是一位杰出的天才。她的才华不仅体现在她的头脑,也体现在她的人生经历上。1635年,苏威尔的一位更加出名的朋友波旁小姐,即隆格维尔公爵夫人,第一次出现在洪布耶夫人的府邸,而那时的萨布莱夫人已经经历了女人年轻貌美的时期而进入熟女阶段。萨布莱夫人于1614年嫁给了博伊斯-杜芬的庄园主,萨布莱侯爵菲利普·伊曼纽尔·德·拉瓦尔-蒙莫朗西,除了他在1640年去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给她留下了四个孩子,同时留下的财富根本不够家用。我们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萨布莱夫人不仅有聪明的头脑,还有美丽的外貌和极高的地位,因此我们有十足的理由相信她年轻时期是非常风光的。关于她的美貌,向来严肃冷静的莫特维尔夫人都不惜言辞这样描述她:“光彩照人且真实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并且在以下段落中活灵活现地展现了萨布莱夫人的性格特征:
萨布莱侯爵夫人的美貌甚至可以媲美英国的女王。但是如果她和蔼可亲,那就更好了;这位年轻女士的自恋使得她对男士的眼光十分敏感。那时在法国还保留着凯瑟琳·德·梅第奇从意大利引进的礼节,从马德里引进的新式戏剧、散文和诗歌,所有这些无一不精致且高雅,她(萨布莱夫人)对西班牙人从摩尔人处学到的殷勤十分赞赏。
别人告诉她,男人对女人展现柔情的时候从来不会犯错——为了取悦女性,男性一般都会表现出最好的一面——例如唤醒自己的才华,激发出文采,展现各种美德;但是,另一方面,女性作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装饰品,生来就是被服侍和宠爱的,她们其实只是在乎男性对她们的尊重和关心。我们这位女士以她的智慧和美貌证明了这一点,她在她的时代塑造了权威,而关注她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延续到现在,西班牙人管这叫“微妙之处”(finezas)。
这就是最初版本的高雅派淑女 的基础元素,莫特维尔夫人曾详细描绘了萨布莱夫人的一位狂热爱慕者——极其有学问的蒙莫朗西公爵。一开始,萨布莱夫人对他的殷勤也有所回应,但是当她发现(具体时间不详)蒙莫朗西公爵对女王暗送秋波之后,她就立刻和公爵分手了。莫特维尔夫人说:“我听她说,她对蒙莫朗西公爵十分高傲,自从蒙莫朗西公爵第一次表现出对她的变心之后,她就决定再也不和他见面,因为她不能忍受和最伟大的公主殿下分享他的爱慕。”塔利门特·德卢克斯的证言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可信,但仍旧能证明萨布莱夫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风流韵事,当然这一假设也有可能被轻易打破,因为萨布莱夫人有那么多特殊的友谊。和萨布莱夫人关系最好的是她早年间的朋友多娜·德阿蒂琪,然后是摩尔女伯爵,这些友谊陪伴着她度过了无忧无虑的青年时期和充满浪漫爱情的中年时期,直到她1663年离开人世。她友谊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颇具特色,有个小插曲使得她所有感情都带有超验色彩,这一点值得用大量篇幅详细阐述。一次,德阿蒂琪小姐不满黎塞留对待她亲友的态度,于是怀着悲痛和忧伤离开了巴黎,准备去投奔她的好友萨布莱,而就在此时她偶然发现萨布莱夫人在给洪布耶夫人的信中说自己最大的幸福就是和洪布耶一起相处,其次是和蒙托西耶。她这才意识到,原来她在萨布莱夫人心中并不是最好的朋友,这对于德阿蒂琪来说简直就是塞纳河友谊 (lèse-amitié)之罪,再多的解释都不能安抚她。萨布莱的那些文字对她来说是一种冒犯,她不能接受,甚至不能自欺欺人说这种沙龙式语言只不过是萨布莱一时的“胡言乱语”而已。德阿蒂琪放弃了这次行程,并且给萨布莱写了封信。当萨布莱夫人决定销毁自己年轻时期的文献时,唯一选择保留了德阿蒂琪的这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虽然你说那封信都是胡言乱语,但我还是看了信的内容,而且并不觉得你在胡言乱语。相反,你的表达再清晰不过了,你想对洪布耶夫人说的话一清二楚,你说,‘如果我自己想要一段完美且幸福的生活,那么我只想和你洪布耶在一起’。你知道,我是最能信服她才华的人,但是这次,我不得不说你为了讨好她深深地伤害了我们俩之间的友谊。姑且相信你只是为了给她一个令人愉快的赞美,所以才那样写;我不敢相信你的殷勤会背叛你真实的内心,尤其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想你更应该掩藏你对洪布耶夫人的这些感情,因为我对你的感情众所周知,尤其是洪布耶。所以我怀疑你如此给她写信,她看到的可能并不是你有多么迷恋她,而是你如何地伤害了我。你的那封信阴差阳错地被我看见,真是应了贝尔托的这句话:
‘无知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而更加不幸的则是无知还被人知道。’
因为那封信,我对自己的生活支柱丧失了信任,我根本不用再考虑去投奔你。我觉得自己在这样的季节颠簸六十多英里来找你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因为我是那么地不配你,这么多年来我的真情没有得到你应有的回应,你此生最大的快乐竟然是不要和我在一起。所以我独自一人离开了,我要好好反省,并且消化那些给我带来如此多不愉快的缺点,如若我还没有改正好这些缺点,我见到你只会更困惑,而不会高兴。”
能和如此多愁善感的德阿蒂琪小姐成为朋友,足以证明萨布莱夫人的魅力所在。不过,萨布莱夫人还有很多热情的朋友,例如隆格维尔夫人等等。当然,她有时也会怀疑别人对她的情感,所以只会被动地等待感情的积累,而不会去积极经营。我们能从隆格维尔夫人的言论中找到很多蛛丝马迹,萨布莱夫人一会儿和朋友们隔离,一会儿又在纠结自己的信写得是否完美。下面引用一段能够反映出萨布莱夫人矛盾特质的文字,爱人或朋友都能从中获取些实用经验:
“如果我关心你、在乎你,那么我非常害怕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你之后,将很长时间不再有那种相见时的快乐,那种快乐是你我做什么都买不到的,因为我发现,每次我们的友谊出现问题,在你没有彻底恢复之时,我的解释 只会徒增烦恼,所以我害怕解释。就算解释本身是好的,是出于给人们带来安慰,是为了缓和气氛,但遗憾的是,不得不承认,解释的起因都是不好的,而且若是解释得不合时宜,有时会让两人更加生气 ,让双方的交流更加不畅。我是从你的举止行为了解这些道理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写信问你,今天是否想跟我和好。”
圣佩韦 [11] 曾描述内克尔夫人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太完美了,显然,萨布莱夫人远远没有这一缺陷,我们能够看到她外表及内心的优美之处恰好是她的不完美,她有对缺点的感知力。隆格维尔夫人在信中谈到这一点,让我们见识了萨布莱在四十不惑的年龄时魅力依旧,她这样写道:“我确信,你是我在这世界上最想要见到的人,我们之间的沟通那样真实可靠,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岁月变迁,时光流逝,我对你的喜欢依旧没变;我要感谢上帝赐予我的欢乐,虽然他让我很多的朋友都流失了,但我还是会全心全意地感谢上帝让你一直在我身边。”
既然我们谈到了萨布莱夫人的缺点,那就不得不听听她的朋友们对她的评价——她极端关注自己的健康,特别害怕传染病,甚至怕那种并不会传染的病。或许她的这种忧虑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美学上的;她对疾病深恶痛绝,不愿让自己的身心受到折磨。她觉得若是感染风寒抑或是肠胃绞痛,那么必定会影响她谈论文艺,势必会影响到她成为“世间的装饰品”,并且不再“受人爱戴”。即便是坚固的友谊也没能让她克服对传染病的恐惧。当波旁小姐成为隆格维尔公爵夫人后染上了天花,洪布耶夫人常常去照看她,萨布莱夫人不仅不敢去探望病人,而且连洪布耶也不敢见了。洪布耶知道这件事后给她写了封信,那个年代的才女们对于处理类似的情况十分熟练,信中都是饱含技术含量的揶揄调侃,我们在此略引用一段:
洪布耶小姐致萨布莱侯爵夫人
要是让沙莱小姐(萨布莱夫人的女性伴侣)来朗读这封信,她一定感同身受。
夫人:
我认为最近来见你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我听说你在见我之前和之后,要花很长的时间斟酌,还要咨询很多医生,需要克服极大的心理恐惧,这些时间足够我出去散散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离开康德旅馆(隆格维尔公爵夫人生病下榻的地方)三天之后再来拜访你,而且会选择寒冷的一天,我保证会与你隔一个座位坐,并且保持至少四步的距离。你可以在你的卧室里生火取暖,在房间四角燃放杜松,在你身边摆放芸香和苦艾,并且用皇室的熏醋消毒,只要你不要让我剪掉我的头发。如果上述这些条件让你觉得有安全感,我发誓我会立即去执行;如果你对这些条件还有所顾虑,那么我告诉你吧,肖德伯尼先生在探访过德·波旁夫人之后,女王还同意接见他呢;德艾吉永夫人在传染病这些问题上也很讲究,但是她并没有因为我而对此心怀顾虑,她甚至放话,如果我不去见她,她就会主动来找我。
萨布莱夫人面对这样的揶揄显然有些退缩,这在她的回复中有所体现;基于隆格维尔夫人已经康复的事实,她起草了一份十分严肃但礼貌的回复,并且激起了她克服恐惧心理去拜访隆格维尔的勇气。洪布耶夫人后来通过她俩的共同朋友伏尔蒂得知,她的讽刺力度过猛以致于自找麻烦,还得绞尽脑汁给萨布莱一个极具安抚性却又彰显自己尊严的道歉。萨布莱夫人害怕疾病的这种怪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强烈,因此在十五年之后,我们看到德奥里昂夫人在她的《帕夫拉戈尼亚公主》(Princesse de Paphlagonia )中描绘了如下有趣的场面——该书描写了发生在宫殿中的喧嚣的爱情故事——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出讽刺剧,讽刺了萨布莱夫人严重的恐病症以及同样具有这个怪癖的她的朋友摩尔伯爵夫人(也就是影射德阿蒂琪小姐)。在这本书中,萨布莱和德阿蒂琪分别化身帕尔泰尼公主和蕾娜·德·米奥尼,出现在读者面前。
“一天中的每时每刻她俩都在一起讨论如何避免死亡、如何长生不老这件事。她们谈话的地点不同于常人,她们总是担心所呼吸的空气太冷或者太热,担心风太干燥或是太湿润——总之,她们总是夸大天气的因素,认为那不利于自己保持健康,于是便待在各自房间里飞信传书。如果这些手稿有幸能被找到,那么都足够出版成一本文集了。我得知她们会为如何养生制定规则,并且适时地服用些预防药剂,但是,这些药剂是用希波克拉底 [12] 和伽林都没听过的医术炼制而成的。这本文集若要问世,定会惠及大众,给巴黎和蒙彼利埃的相关医疗机构带来暴利;若这些信件曝光,将会因此产生很多优势,因为即便是公主殿下也知道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她们知道自己终有一死。读她们的书信,我们能感受到严谨文雅的风格,以及谈论各种话题时显露出来的优雅气质。她们用各种技巧从自己的伙伴那里了解世界各国发生的事情,几乎无所不知;她们在谈论勇气或者其他事情时,总能给出重要的意见;她们有时还帮忙调停争执和纠纷,有时给朋友们带来惊喜,她们的朋友们总能因她们而获益——总之,她们是那种知道世界上所有秘密的人。帕尔泰尼公主(也就是萨布莱夫人的化身)的味觉如同她的思想般敏锐,她的手艺很少有人能够匹敌,她的每道菜都精致美味;另外,她的洁癖也达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在她们那个年代,人们才开始写作,在那之前,除了结婚契约是手写的外,书信这种东西连听也没听说过;所以我们真应该感谢她们推动了人类书信交流的进程。”
之后,在1669年,最顽固的波尔罗亚尔信徒 [13] 开始低调地向萨布莱夫人征税,原因是萨布莱夫人没有在香榭丽舍的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加入他们。我们看到萨布莱夫人给德·赛维尼先生这样写道:“除了放手离开,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没有可以为我治疗的医生和医疗技术,这让我非常害怕。”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萨布莱夫人还十分热爱美食,这也是朋友们对她众多缺点中诟病最多的一个,尤其是当她结束了自己的宗教事业之后。她做甜点十分有一套,知道如何将甜品做得既精致又美味。她神经质的特征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她经常给朋友送可口的食物 ,并且和他们谈论餐桌文化,交流自己的心得和品味。隆格维尔夫人完全没有像萨布莱夫人那样的奢华味觉,她这样写道:“连上帝都知道,你做出来的东西完全没有什么滋味,更谈不上丰盛了。上帝呀,难道就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了吗,你知道的,这些都不合我胃口,这让我真的很不安。”但其他朋友则很感激萨布莱的好意。伏尔蒂感谢她送的甜瓜,并且赞扬它们比自己以前吃过的都好;乔伊喜夫人则希望约翰逊主义 [14] 的思想不要成为萨布莱继续给自己送沙拉的阻碍;拉·罗什富科写信给她:“如果你能给送信人尝尝你的橘子酱和美味的蜜饯那就太好了,我真心乞求你能给他这个机会。如果我能尝到你的两道新菜,我的一生都将感激涕零。”对于我们来说,那些崇尚精神生活的人喜欢将一种缺点转变成一种原则,并且对自己迟钝的味觉引以为荣,我们尽可能要和他们保持亲善,并且不把萨布莱夫人的甜点看作是一种缺点。库辛曾经这样说以表达歉意:
“人们对美味佳肴的过度迷恋以及对故作高雅的些许崇拜还比较容易理解。萨布莱夫人不可能像常人一样吃饭,因为对于高雅的淑女来说那是多么独树一帜的事。我们从莫特维尔夫人那里节选了一段有关萨布莱夫人年轻时在洪布耶夫人府邸的文字,她那时还是主张女性生来就是世界的装饰品,理应得到男性的爱慕和敬仰的。而值得爱慕的那些女性常常不在意物质追求,甚至在最质朴和原始的生活方式中依然坚持着卓越和纯粹的精神世界。民以食为天,但总是被忽略。萨布莱夫人依旧在饮食上坚持着她的洁癖。据她说,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在吃饭时泰然自若地面对自己的爱侣,仅仅是吃东西时的面部表情,就足以毁掉所有浪漫的气氛。大鱼大肉这种饭菜还是留给资本家去享受吧,讲究的女人们只用吃一点营养品维持体力就行,她们甚至还很享受吃少许点心、饮料里加冰块的饮食方式。财富并不能满足她们的生活,她们需要的是独特的才智和习惯。萨布莱夫人正是深谙这门艺术的女能人,她成功地将贵族气质、尊贵高雅、文学修养和美味都融入了自己的烹饪技术中。她的晚餐虽不奢华,却被众人追捧并且模仿。”
据此,我们认为萨布莱夫人十分享受味觉的满足,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她在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时候,已经年迈到丧失了敏锐味觉的程度,于是她写信给梅尔·艾格尼丝寻求安慰。艾格尼丝在早年就丧失了味觉,她用一种十分神圣和坚定的口吻回复了萨布莱:“我亲爱的姐妹,你已经尝遍美食,如果你把这种损失当作是向上帝的赎罪,那么损失也未尝不是一种收获。”斯卡龙 [15] 这样描述她:
“与木头或海豚不同,
女士们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很多。”
这些语句似乎在说,萨布莱做的珍馐美味不仅源自她的个人习惯,还源自她的情感和智慧。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萨布莱夫人的生活都相当平静,直到1640年她的丈夫过世,留给她一笔财产需要打理。后来,她在勒内-德隆格伊找到了一位朋友,即麦松庄园主热内·德·隆盖帮助自己管理财务。而这位朋友却偷偷地出售她家的房地产,这导致后来1649年巴黎大封锁时,萨布莱不得不住到麦松家。其实,她对麦松的行为早就不满,在和他对簿公堂时,她凭借自己的信誉最终赢得了皇室的审判。除去这些金钱的纷争,最令萨布莱夫人痛心的是她失去了自己最疼爱的儿子——勇敢并且英俊的盖·德拉瓦尔。德拉瓦尔在孔代的竞选时表现突出,但在1646年的敦刻尔克围剿中被杀害,年仅二十四岁。他的人格魅力让他在军中赢得了很多赞誉,尤其是孔代亲王十分重用他,并且给他介绍了瑟桂尔大臣的女儿认识,为他开启了美好的未来。德拉瓦尔的离世可以算是萨布莱夫人生命当中最痛心疾首的事件。接踵而至的则是法国投石党暴乱,导致社会动乱,众叛亲离。一直倚仗古维尔权威的勒内特说,萨布莱夫人因为接受了两千克朗 [16] 的抚恤金,因此对皇室仍肩负着极大的义务;无论如何,她都始终坚持忠于女王和马萨林,尽可能和其他激烈的党派保持距离;她同时听从两方的部署和裁决,并且维系着两个阵营的朋友,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德摩尔伯爵虽然是最为顽固的投石党 派,但德摩尔伯爵夫人和萨布莱却是一生相惜的朋友;另外,萨布莱夫人与投石党派中可爱且勇敢的女英雄隆格维尔夫人也保持着长久的书信联络。她通过让蒙特鸠家族和投石党的贾布列家族联姻而消减双方的仇恨,她极力撮合孔代亲王以及他的兄弟和马萨林的侄女联姻,并且让马萨林的三个侄女和投石党三位杰出贵族领袖联姻。虽然她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但是她的中间人地位却让她保全了自己的友谊。当这场政治风暴完结之后,萨布莱夫人还是能在她的府邸、在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像以前一样集结自己的朋友圈。虽然这时的萨布莱已经步入六十岁,但是她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却让她的追随者数量丝毫不逊色于年轻女性,正如她当时所宣扬的宗教理念那样,社会上对“拯救”的关注度变得紧迫起来,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她虽然退休不研习宗教了,这意味着她的年龄见长、薪水变少,但是她的个人生活依旧很舒适,并没有影响到她继续接待文人墨客。约翰逊主义开始在当时的天主教中流行,就像皮由兹运动在当今的英格兰本土宗教中流行一样——那是一种极其讲究形式和内容的信仰模式,普通老百姓不信那个,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必定受到附庸风雅的高雅派的追捧。萨布莱夫人退休后去了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并不是因为她已经相信约翰逊主义,而是想要去了解;她想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交谈,她享受这种乐趣,于是她为自己在修道院旁边盖了一套公寓。这里的一切都令人舒心,公寓里住着她的管家兼秘书瓦兰特医生、她之前的女性伴侣以及现在的好友沙莱小姐、一位出色的厨师、几位随从,大部分时间里还有一辆四轮马车和一位车夫。正如库辛所写,萨布莱夫人平常和几位好友不用离家太远,就能远离尘世喧嚣,一方面保鲜着自己的友谊,一方面享受眼前的美好风景——“自由自在地忙于她的永福和健康”。
至此,我们只是单一地了解了萨布莱夫人在文学方面的特征和影响。但她远远不止我们了解的这样:她是贵族女性和杰出男性们值得信赖的珍贵朋友,她是法国社会中令人鼓舞的精神领袖,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因她而产生;她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胸怀宽广,连帕斯卡 [17] 也愿意取悦她,阿尔诺在《论逻辑》(Logic )的前言中感谢她的意见,而对拉罗什福科说:“您知道我认为您对一些章节是不确信的,尤其是这些内心深处的。”瓦兰特秘书所收藏的那些手稿则说明了萨布莱夫人和大量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都保持着书信联络,萨布莱为了和他们联系一直笔耕不辍。男人把她当作寄托思想的港湾,女人则把她看作倾诉痛苦的知音;一旦她销声匿迹几天,她的朋友们一定会抓狂,就像是在追求心上人时那样心急如焚。隆格维尔夫人在她的耳边诉说自己的烦心事以及遭遇的困难,拉斐特夫人则向她倾诉自己的担忧,她生怕年轻的德圣保罗伯爵发现自己和拉罗什福科之间的亲密关系。 [18] 少数幸存下来的萨布莱夫人的书信显示了她极其擅长的洪布耶式书信体:其中一封是应帕斯卡的姐夫斐瑞尔先生所托,写给蒙托西耶夫人的,这封信展示了她独特的品味和才华。但是我们更愿意引用她的另一封信,是写给拉特里穆耶公爵夫人的,这封信风格活泼轻快,含义深远,却又不像肥皂泡般一戳就破:
“我认为只有我自己可以面对跟自己如此对立的事,因为尽管您可能会不相信,但您确实是我最尊敬的人了。我深知这并不足以说服您,我不配拥有您的体谅和问候,我已经拖延了太长时间没有给您回信了,而且还必须要再等上十五天才能给您回信表示敬意。事实上,女士,我除此之外对于其他的事都更负有责任。我确实特别喜欢做这样一个人:着手干一件非常艰难但可以证明自我的事。但是,从骨子里,我又觉得自己是如此地无辜,就好像您在千里之外能够感觉到我是如此地尊敬您、崇拜您、爱您一样似的,尽管我没有对您说过一句这样的话。这就给了我直到那时才给您回信的勇气,但是这不会妨碍我很长时间了。我开始被迫食言,犯了很多错误,我为我所做的事感到羞耻,我向您承诺,到了那个时间,如果我还没有得到使我安心的信任——这种从我对您的特殊的爱里提炼出来的品质的话,我就再也不敢让您记起我来了。但是我确信您会忘了这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保证:我不会再对我的错误无动于衷了,而且这个保证是永远不可违反的。女士,您真挚的……”
写这封信的女主人将从容惬意和优雅得当结合得恰到好处,她的智慧让人们愿意跟她讨论理性和哲学问题,她的感情真挚动人,她时刻不忘关心他人,作为一个大作家却毫无野心,对做果酱和蔬菜炖肉情有独钟,这样一个人难道不是汇集了各种特质的奇异混合体吗?难怪,她在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的沙龙是拉菲耶特夫人、蒙托西耶夫人、隆格维尔夫人、奥特福尔夫人以及帕斯卡、拉罗什福科、尼克尔、多玛等人最乐意去拜访的场所。瓦兰特的手稿收藏还展示了他们在沙龙中最常谈起的话题。神学当然是最主要的议题,其次是谈论很广泛的道德问题,有时会讨论到物理和玄学。瓦兰特还保留了一张“论加尔文主义”的会议摘要手稿。当罗奥在帕斯卡的气压试验启发下发明了玻璃管时,索迪斯侯爵随即在纸上写了一篇《水为什么能在玻璃管中上升》的文章向大众普及知识。那时,笛卡尔哲学也是令人兴奋的谈论主题,甚至整个法国都在谈论笛卡尔,有人为其摇旗呐喊,也有人反对质疑,随便拿起一份报纸,上面写的都是《论笛卡尔的思想》。这些高深的主义在不同的讨论中时刻被提及,例如在谈论爱情、友谊、戏剧,以及天地之间所有令人做白日梦的哲学问题时。另外,道德作为对人类感情、情绪,以及行为的概括,也是他们十分钟爱的谈资;探讨的目的是为了锻炼口才,将这些话题缩减为简练的警句模式以便记忆,这就是萨布莱夫人沙龙圈子的特点,当然也是受到沙龙主人的影响。正如洪布耶府邸孕育出了优美的书信体,卢森堡宫廷诞生了“肖像体”和“品格论”,萨布莱夫人的沙龙则培养出了格言体,最出色的当数帕斯卡的《思想录》(Pensées ),以及拉罗什福科的《箴言集》(Maximes )。萨布莱夫人自己也在朋友圈子里写些格言,在她去世之后,艾比·德艾丽将这些格言结集出版。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萨布莱夫人的丰富情感和高贵情操,但她的格言因缺乏个性而谈不上是天才之作;比起拉罗什福科的《箴言集》,萨布莱夫人的格言用词较为乏味,就像是用粘土制作的花瓶,而拉罗什福科的格言却像是被火焰烧制过的花瓶,晶莹透亮。她写过一篇有关教育的杂文,虽然都是些简短的格言,却得到了拉罗什福科和德艾丽的赞扬,可惜原文早已遗失,或许是因为论教育没有像《论友谊》那样写得精致而用心。显然,萨布莱夫人的长处并不在于自己写作,而在于激发他人写作,她对别人的赞同和欣赏就像早晨的阳光般令人舒适且振奋。她用理解的方式鼓励着他人展现才华,这是女性对文化进步能作出的最好贡献了;另外,独创性的缺失反而让她被更多具有创造力的人所接受。
帕斯卡的《思想录》手稿显示,这不是一部仅仅为宗教作品提供原材料的普通书籍,帕斯卡一遍遍地修改和雕琢它,目的是想达到最大限度的简练和完美,而并非只让别的更伟大的作品去援引它。如果思想只是被当作搜罗来的材料,那就像是盖房子时堆放的石头那样,就不会经过打磨而变成紫水晶或者绿宝石。帕斯卡和他的姐姐斐瑞尔夫人(萨布莱夫人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第一批在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拜访萨布莱夫人沙龙的客人,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必定需要在大大小小的格言圈里先展示一下自己打磨的珠宝(作品),就像交登记费一样先亮个相。他们出口就是经典的格言,为的就是吸引活力四射、博学多才的女性,他们仿佛是哲圣拉罗什福科附身,甚至达到了一个新的级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萨布莱夫人对帕斯卡的《思想录》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如果没有她,拉罗什福科也写不出《箴言集》。就像在其他沙龙圈子里,有些致力于创造最棒的双关语,有些则致力于创造出最好的字谜,萨布莱夫人的波尔罗亚尔沙龙的消遣方式则是打造最出色的箴言。拉罗什福科说:“树立行为准则的愿望像感冒一样传播着。”但是,他非但没有宣称自己开创了这种写作方式,还指出是雅克·埃斯普利特——另一位萨布莱夫人沙龙的常客——激起了自己写箴言的兴致。埃斯普利特是一位学者,他之前经常出入洪布耶府邸,已经出版了一本名为《韵文箴言集》(Maximes en vers )的书,之后又创作了一本《虚假的人类美德》(La Fausseté des vertus humaines ),数落了单调的拉罗什福科主义以及变质的加尔文主义 [19] 。虽然如此,拉罗什福科还是赞扬了埃斯普利特,请求他给自己评价,邀请他一起创作箴言,并且听从他的意见将作品交给萨布莱夫人征求意见。他还曾将自己写的一些箴言单独给萨布莱,想让她用一种食物来比喻自己的作品:“这是我写的格言,你觉得是像胡萝卜汤还是像炖羊肉呢?”拉罗什福科和埃斯普利特的品味才华互相辉映,但是直到最后,拉罗什福科才意识到自己在格言圈子的杰出性,并且发现自己拥有更加广泛的读者,由此才诞生了家喻户晓、毋庸赘言的《箴言集》。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深信,《箴言集》在形式上十分完美,在内容上包含了毋庸置疑的真实性,却又不全都正确;真实是在于它的内容刚好和社会上依旧流行的人的自私本性相契合,不完全正确则在于它把自私片面当作人性所有的可能性,以偏概全。我们认为拉罗什福科在人性的广泛性上有所摇摆,这种摇摆体现在某些箴言内容上,且时不时地提醒着他,在美德之下还存在着相对应的一面,但是他从未抓住过那一面——这一点甚至从未在他的意识中出现过。
拉罗什福科对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件事十分担忧和紧张,这尤其令人惊奇。在书稿付梓之时,他还偷偷潜入印刷厂,征询读后感来试探读者的回馈。据萨布莱夫人说,他还将多份手稿送给品味不等、才华各异的男男女女,征求他们的意见和评论,很多收到的回复至今还保存完整。大多数女性读者对箴言不感冒,但是男性则十分赞许。因为这些男性读者大多是神职人员,他们的职责就是拷问人的本性并且启迪思想,渴望达到一种高尚且神圣的思想境界。当时奥古斯丁主义 [20] 和加尔文主义正主导着宗教思想,其人性堕落的教义和箴言所表现出的愤世嫉俗正好在拉罗什福科的一些观点里找到共鸣,并且以一种辛辣的方式体现,因此得到不少赞许。有个作家写到:“为了使人们信仰上帝,相信他的思想和意愿,我说不出一句比教理者的箴言更准确的话。当圣灵和福音书存在于世界时,我将成为基督教徒,一方面可以教我认识自己的不幸,另一方面则教我恳求救星的到来。”在拉罗什福科的书出版之后,曼特农夫人更赞扬说《箴言集》和《约伯记》(Book of Job )是她唯一愿意读的书。
萨布莱夫人对于拉罗什福科的为人和他的《箴言集》都抱着一种宽容且公正的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体现在他俩一致的写作风格上,他们的箴言都饱含了对美好人性的信心,虽然她的箴言比拉罗什福科的略逊一筹;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她回复绍姆贝格夫人的批评之中。萨布莱夫人这样说:“作者是通过反省自己的懒散而写出的那些箴言,他有别人无可比拟的闲暇时间来反省,我认为他的内心和他的意志一样闲散懒惰。他从来没有为别人做些什么,在他伟大的欲望和期盼中,我甚至觉得他对自己也是放任不管的。”但是,她对《箴言集》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在一定程度上她的养女对作者也十分推崇,却并不苛求从作者那里获得任何回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养女深得爱尔维修 [21] 信徒的喜爱。我们可以看到,萨布莱夫人给了拉罗什福科全方位的支持,不仅为《箴言集》提供批评建议,还提出改进办法,当该书最终出版后,她还为当时唯一的报纸《学者报》(Journal des savants )写了推荐公告。这份公告本来是对作品特点的概述,汇集了对作品支持或反对的两方观点,萨布莱夫人最后用温和的语气赞扬了该作品的机智、才华,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但是当她把这份公告交给拉罗什福科时,拉罗什福科却并不接受里面的负面意见,且执意让她修改。但是,萨布莱夫人固执地不愿意做任何改动,并且把公告退还给拉罗什福科,还附上了以下便条:
“我给您寄的这篇公告是我精心写出来要发表在《学者报》上的,我选取了您最容易感知的章节,是要让您克服羞愧,使您觉得前言没有什么可以删改的;我不担心选取这一章节,因为我确信您会出版的,尽管您非常喜欢余下的内容。我也向您保证,如果您想按照您自己的意愿对此公告进行修改,我还不如把它烧了,那样我会更加感激您的。像我们这样拥有丰富作品的作者,一点也不害怕失去一篇文章,请来信告诉我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拉罗什福科利用这份授权,自己“编辑”了萨布莱夫人的公告,他将用词打磨润色,还删掉了其中对作品的反面意见。《学者报》最终刊登了修改后的公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新闻界的年轻人还是很有远见的。
萨布莱夫人就这样扮演着拉罗什福科的文学知音,同时也是法国“纯文学”(belles lettres)的灵魂人物,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另外,她同样活跃在雕塑领域。萨布莱夫人仍然同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的女性们保持着连续不断的交谈或是书信交流,附近的加尔默罗会 [22] 女修道院的女性们也常常找她攀谈,她们很多都曾是受到追捧和尊敬的“人世间的装饰品”。有证据证明萨布莱夫人也意识到自己得到她们的敬重。当加尔默罗会女隐修院的玛丽·玛德琳公主重病不能亲自拜访萨布莱夫人时,萨布莱夫人派人在她的病房挂了一幅自己年轻时的画像,同时收到了梅尔·艾格尼丝的俏皮留言。没错,我们在上文引用过这位艾格尼丝的警世恒言,这次她的留言描写了这幅画像如何在“我们梅尔女佣”的医院里发挥了它的作用。此外,萨布莱夫人还对圣经《新约》的翻译有浓厚的兴趣。《新约》的翻译是沙西、阿尔诺、尼科尔、勒梅特以及吕纳公爵的共同作品,沙西是主要译者。前文我们提到阿尔诺向萨布莱夫人征求自己《论逻辑》一书前言的意见,由此可见,阿尔诺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也得到过她的宝贵建议。此外,对波尔罗亚尔信徒的迫害开始时,萨布莱夫人联合隆格维尔夫人一同援助和保护她虔诚的朋友们。鉴于她对约翰逊主义的中庸态度,就像她对其他任何事物的态度一样,不会走极端,萨布莱夫人进行了一次十分著名的谴责奥古斯丁主义的演说,她指出奥古斯丁的教义最初都源自约翰逊;像往常一样,她相信可以通过非暴力的调解方式解决问题,当然她的中庸并不代表没有行动。她曾一度因受到威胁而想离开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也曾想过退休,搬到巴黎附近的小村庄奥特伊,住进当地的宗教家庭。事实上,她的确在那里度过了几个夏天。偶尔,她也在自己的兄弟索夫勒司令家避难,或者在蒙托西耶夫人或隆格维尔夫人家。在这些人中,隆格维尔夫人最为勇敢,而且她丰厚的财富以及崇高的地位能给予波尔罗亚尔信徒更加高效的帮助。阿尔诺和尼科尔在隆格维尔夫人的府邸住了五年,正是在她的保全之下才完成了《新约》的翻译;而且,正是因为隆格维尔夫人的不懈努力,在1669年,对波尔罗亚尔隐修院的迫害最终被解除。同样,萨布莱夫人也在竭尽自己的人脉和机智帮助他们,当然,就像她在其他事件里发挥的作用那样,她的价值只是起到联络和催化的作用,激发他人做某事,而不是自己亲力亲为。正是因为她,隆格维尔夫人才得以在波尔罗亚尔事件中获得胜利,而且我们会发现,虽然萨布莱相对来说更加羞怯内向,内心却真挚诚恳,富有真知灼见,勇敢热心的隆格维尔夫人也不时地向她寻求意见和建议。
1669年,当萨布莱夫人最终不再担心受迫害时,她已经七十岁高龄了,而且我们知道,她在接下来的九年里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修炼。在她风风火火的年轻时代,她对死亡是恐惧的,而现在这种循序渐进、平静沉着的衰老方式抚平了她对死亡的恐惧,最终,她在平静和信任中离开了人世。在她生命的最终时刻,她不希望人们把她和家人葬在一起,甚至不愿意和自己神圣且高尚的同伴们葬在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她选择了自己教区的公墓,就像普通人一样被埋在那里,没有浮华的墓碑,也没有盛大的告别仪式,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美德啊。
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在那个封建制度逐渐解体的时代,萨布莱夫人和其他卓越非凡的法国女性一样,被那时的女性同胞所羡慕和关注,并且寄予厚望。当萨布莱夫人五六十岁的时候,她仍被各路哲学家、智者、美人、思想才俊所包围,当然,大家最想知道的是她持久保持这份吸引力的法宝。我们认为她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卓越的智商和情商;她聪慧的智力带给自己深刻的感悟能力,而她宽容的性格则让她能够接纳各种性格迥异的人,这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是一件很难得的事。下面我们来谈谈她和隆格维尔夫人的一点区别,以下引用的是圣佩韦发掘出来的由艾比·圣·皮埃尔执笔的有趣段子,放心,我们并没有跑题,这些文字完美地从侧面凸显了我们萨布莱夫人伟大的人格魅力。
“有一天,我让尼科尔先生给我讲讲隆格维尔夫人的智力特点。他说,隆格维尔夫人的洞察力非常敏锐且精细,但是她对科学和推理的理解则十分有限,甚至对于所有不涉及感情的事务都力不从心。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他跟夫人打赌说他能证明在巴黎至少有两个人的头发数目是一模一样的,虽然不可能具体指出是哪两个人。但是隆格维尔夫人坚决不同意,她认为除非真正数清了头发的数目,否则是不能够证明的。但是尼科尔已经开始证明了:‘我假定一颗头上最多有二十万根头发,而最少的也得有一根;那么,如果你假设二十万个人的头发数量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的头发数量都在一到二十万根之间,若是这二十万个数字中刚好有两个是相等的,那么我的打赌就赢了。继续假设,这二十万人的头发数量都不相同,但是现在又多了一个人,他的头发数量也不超过二十万根,那么他的头发数量一定在一到二十万根之间,于是就必定和之前的二十万人中的一个人拥有相同的头发数了。现实是,别说比二十万人多了,巴黎的居民都快超过八十万人了,显而易见,他们之中一定至少有两人的头发数量是相等的,而我根本不用去数头发的数量。’隆格维尔始终不能理解这种证明方式,她还是相信唯一的证明是亲自去数清楚。”
当然,大多数对女性文学感兴趣的热情爱慕者都会被隆格维尔夫人这种死脑筋所激怒,转而去崇拜更加智慧的萨布莱夫人。论优雅、精致和女性气质,萨布莱夫人并不逊于隆格维尔夫人,况且,萨布莱夫人还有层次清晰的推理能力,并且对科学感兴趣,这种感性与理性的结合让她拥有了独具一格的魅力:她不是天才,也不是女英雄,男性对她远不止爱——她是他们的挚友、知音和顾问,她不仅能为他们分担欢乐和痛苦,还懂得他们的思想和抱负。
这就是萨布莱夫人,因为她在文学和历史中总是那么谦逊和低调,所以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她的名字还比较陌生。我们也看到,萨布莱夫人可以算是众多女性作家的苍穹中熠熠生辉的一颗,当历史传记的望远镜对准这一领域时,她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丝毫不逊色于其他星星。现在,如果读者好好回想一下萨布莱夫人同时期的英国,即在詹姆斯一世和两位查尔斯统治时期,英国上流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平均智力水平,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英国女性的地位只能达到法国早期的女性水平,这一事实以及它的原因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直到现在,它仍旧极大地影响着当代英国的女性文学。女性在法国拥有崇高地位,是因为她们被公平对待,她们被认为和男性一样有着相同的思想和目标,这就是法国女性文学得以繁荣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的真正根源所在。我们并不奢望女士们都能在女性学术座谈会上滔滔不绝地谈论阿波罗和战神;但是我们却希望学校的机构或学术集会能做出实际行动,将更多的妇女从织布绣花和打扫房间中解救出来。我们希望所有领域的大门都向妇女敞开,我们希望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能填补人类生命中真善美的缺失,而不是像现在的社会这样充满性别歧视和不和谐;只有这种思想的交汇,才会迸发出足够精彩的思想色彩,才能描绘出希望之虹,才能让人类收获真正的幸福。
————————————————————
[1] 本文最早发表于1854年10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译者注
[2] 帕多瓦(Padua):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注
[3] 达钦夫人(也就是后来的勒费夫尔小姐Mademoiselle Le Fèvre)给克里斯汀娜女王(Queen Christina)寄过自己的卡里马科斯手抄本。女王这样给她回信:“大家都说你是一位漂亮讨喜的姑娘,但是你如此博学,你不知道女子无才便是德吗?你不为此感到羞愧吗?”
[4] 黎塞留(Richelieu,1585—1642),法国宰相,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译者注
[5] 投石党运动(Fronde,音译为“福隆德”运动),Fronde是一种投石器,故又称投石党运动,是17世纪中叶在法国发生的反对专制王权的政治运动。运动可分两个时期:前期为1648—1649年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后期为1650—1653年亲王福隆德运动。——译者注
[6] 洪布耶夫人(Madame Rambouillet,1588—1665),第一座文学沙龙是在1618年成立的,位于洪布耶夫人的府邸。洪布耶夫人原名凯瑟琳(Catherine de Vivonne),十二岁时嫁给洪布耶伯爵,来到法国亨利四世的宫廷之后,对于当时宫廷的粗俗生活感到惊讶和失望,于是决定在自己的家里主持沙龙。——译者注
[7] 法国作家莫里哀(Molière)的两部喜剧作品。Précieuses原本的意思是有价值的女人或珍贵的女人,该词是用来嘲弄她们赋予许多没有价值的东西不该有的价值,首先是她们自己。——译者注
[8] 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1613—1680),17世纪法国古典作家,代表作有《箴言集》。——译者注
[9] 鲍修埃(Bossuet,1629—1704),17世纪时主张君权神授的法国神学家、政治理论家。——译者注
[10] 隆格维尔公爵夫人(Duchese de Longueville),原名安妮·德·波旁(Anne Geneviève de Bourbon,1619—1679),法国女王族,以貌美风流和在投石党内战中的影响而闻名。——译者注
[11] 圣佩韦(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19世纪文艺批评家。——译者注
[12]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希腊名医,被称为医药之父。——译者注
[13] 波尔罗亚尔信徒(Port-Royalists):17世纪法国天主教约翰逊派教徒,活动中心在巴黎附近的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译者注
[14] 约翰逊主义(Jansenism)是罗马天主教在17世纪的运动,由康内留斯·奥图·约翰逊(Cornelius Otto Jansen,1585—1638)创立,其理论强调原罪、人类的全然败坏、恩典的必要和宿命论。——译者注
[15] 保罗·斯卡龙(Paul Scarron,1610—1660),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译者注
[16] 克朗(crown),英国25便士的货币。——译者注
[17] 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思想家。——译者注
[18] 我们所提到的这封信中有这样很妙的描写:“我对这个年龄的人恨得要命,他们认为我有追求女人的本事和手段,就好像我们比他们老一百岁似的,他们还处于对人类的问题特别惊讶的状态。”
[19] 加尔文主义主张人类不能通过正义的行为获得救赎,恢复逐渐被天主教所遗弃的奥古斯丁学说“救恩独作说”。——译者注
[20] 奥古斯丁主义涵盖宇宙论、恩宠论、圣事论、教会论、历史观等神学和哲学的领域,认为上帝是宇宙中唯一真实的存在,人类由于始祖犯罪,本性已经败坏,无力行善避恶,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宠才能得救。——译者注
[21] 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 18世纪法国哲学家、功利主义与唯物主义者。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论精神》和《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译者注
[22] 加尔默罗会(Carmelites),又称圣衣会,会规要求会士安贫、守贞、服从、静默、斋戒。——译者注
评杰拉尔丁·朱伊斯伯里的《康斯坦斯·赫伯特》
本季度的英国小说中,除了查尔斯·金斯利 [1] 的《向西去!》(Westward Ho! )能吸引人眼球之外,就数《康斯坦斯·赫伯特》(Constance Herbert )这本书还比较有趣了。朱伊斯伯里小姐自己创立的那套评论体系,恐怕只会招来更多的批评。我们若是用她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她的小说,只能给个差评;但若是以女性作家的一般水平来衡量,这倒是一篇十分优秀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我们理所当然地见到了作者在《两姐妹》(Half Sisters )中塑造的美丽淑女形象,让我们忽略了她新创造出来的其他角色;这对于她来说并不公平,如果我们仅仅把眼光放在她作品的不足上,而忽略令我们满意的地方,对于自我要求极高甚至是苛刻的她来说,这更像是一种称赞。这本书叙事简单却让人读着很愉悦,它用一种安详且低调的方式讲述了一些高尚的情感,描写人物的性格和优点时又呈现出难得的真实和坦率,这种沉稳风格给人的感觉是,书的内容均来自深深的信念和历练之泉,而不是人云亦云如暴风雨似的一时热忱;这些优点已经足以让此书凌驾于图书馆中的普通小说之上,可是,它还算不上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或者说并没有达到朱伊斯伯里小姐应有的水平。《康斯坦斯·赫伯特》可以算是一部训导型小说 [2] ;其中人物和事件的选择都考虑到不能违背某些原则。要实现的大原则是坚定不移地为责任和义务奉献自我,而具体到小说中的小原则是:有精神病遗传史则不能结婚。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观点都和朱伊斯伯里小姐一致。但是我们认为她想要树立的模式,不管是通过《使节》(Envoi )中的理论,还是通过小说中的叙述,都是错误的人生观点,而且事实上,她的这种观点正好和她之前的主张相悖。她在《使节》中说:“如果我们成功地在这本书中植入某个原则,那就是恳请我们的读者,鼓起勇气去实践这些既定的最严厉的要求。虽然有时候这好像是在强迫读者,但最终,这些原则被证明是正确的。为了一个更高原则而自我克制,这是值得的 。”黑体字是我们用来证明朱伊斯伯里小姐的道德观有问题的证据。她的道德观体现在小说中三位女性的故事上。这三位女士要么抛弃了自己的爱人,要么被爱人所抛弃,她们安慰自己说那些爱人只不过是“无用之人”,达到了一种十分释然的安稳状态。我们并没有在其中看到真正的“自我克制”原则,也没有看到真实的生活;而朱伊斯伯里竟然要花掉三大卷书来说教这样的道德观,这让我们对她的洞察力和真诚深感抱歉。问题不在于我们有义务进行自我克制,或者说这种坚持是否值得;而在于,如果我们有义务这样做,那么自我克制就不再是一种道德英雄主义,而只是一种经过思考的谨慎行为而已了。让我们再看看朱伊斯伯里小姐在小说中描写的这种特殊情况,若是一位女性遇到类似情况,也会像康斯坦斯·赫伯特一样放弃婚姻,因为她不想将精神病带给另一个家庭;她对自己的感情很坚定,不是对菲利普·马奇蒙特那样自私浅薄的世俗之人,而是对一个能带给她幸福生活的人;她曾拒绝他,她会觉得这种因爱而生的牺牲会让他之后的人生越发依恋和感激她。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自我克制还算得上是难能可贵,那是一种不需要任何补偿的大义凛然,是凄美与英雄主义的统一。康斯坦斯·赫伯特的高尚之举只有一种动机,那就是对人性的痛苦与不幸的真切同情,女性宁愿牺牲自己,也不会将不幸传递给别人;但是,当人们发现曾经所珍视的一切在现实中竟然毫无价值时,这种动机也是站不住脚的。对于女性来说,任务虽然艰巨,但她自始至终都手捧蜜饯,并且告诉我们总有一天能得到奖赏,这是乐天派最爱采用的伪善之言,她们以为在坎坷的荒野中探寻人生之路就好像找到荷兰园林中的小径那样简单;可是,将外在因素由动机永久地替换为行动,这的的确确破坏了真正的道德发展;相反,一时兴起的激情或正义却足以保证一个人的行为品德端正。我们似乎该讲讲小说这个严肃的话题了,但是朱伊斯伯里小姐花了大量篇幅强调她的道德观,这不得不让我们认为她的书是一本训导书,而不是小说,以致让我们一直在驳斥她的观点,而忽略了她所讲的故事。换一个角度,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反驳她一下,是因为我们承认她的影响力,所以必须时刻关注她的观点是否把我们领往正确的方向。书中除了哈罗普先生一直在忠心等待着一位妻子给自己的生命增添意义之外,其他男性角色要么懦弱无能,要么背信弃义、卑鄙无赖;而书中所有女性都是宽宏大量、忠贞不二的典型代表;这回狮子们,即女性同胞们,手中有了可以复仇的笔,就可以对从亚当之后所有中伤过自己的男性们进行报复了。或许,我们允许她们写得夸张些,这样会显得比较公平。但是我们仍旧要低调地表示一下我们并不能接受片面的观点,即使是人生楷模玛格丽特姑妈的话。玛格丽特姑妈告诉我们,她在青春貌美时已经具备了高尚的美德和文学造诣,却由于自己一方全心全意的付出而使丈夫疏远了自己。她说:“没有一个男人能忍受完全意义上的付出。”这让我联想到一个酒徒在某个晚上喝了几杯白兰地和白水混合的饮料,隔天的早上抱怨白水让自己身体不适。我们倾向于认为,通常并非是女性的付出使男性疏远了她们,而是掺杂在付出中的东西,比如愚蠢、怒气或紧张,这些情感只要加入些许剂量,就会引起激烈的后果。事实上,男性处在一个很艰难的位置上:一方面,格蕾斯·李小姐或某个像她一样意志坚定的女性,怒斥男性想得到女性的爱戴和敬仰,而憎恨具有自我独立意识的女性;另一方面,一位具有忧郁气质的维尔拉,抱怨男性从来不感激女性的付出,而只关注那些对他们态度漠然的女性。这对于所有男女来说,是个多么令人沮丧的观点啊!严肃地说,我们对于如何理解女性的真实地位关注本来就多,所以当看到朱伊斯伯里小姐这样的女作家在这一问题上又增添了她自己的观点,让我们的认识更加混乱时,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
————————————————————
[1] 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英国作家,代表作《向西去!》写于1855年,内容是伊丽莎白时代反对天主教和击败西班牙舰队的故事。——译者注
[2] 训导型小说(Tendenz-Roman),指通过一定的故事或者说教而让读者接受某种观点,德国人将这种作品称为训导型小说。——译者注
玛格丽特·富勒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最近新书不多,正好有机会去重新翻阅那些迄今为止被我们忽略的书。在此,我们选了玛格丽特·富勒 [1] 最新版本的《十九世纪的女性》(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因为和当时同类别的书比起来,该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和公正,算得上是同类别书中的翘楚。虽然这本书中也具有和美国其他伟大作品相似的缺点,例如混杂着模棱两可的唯心论以及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但是它仍旧十分难得:书中散发着高贵和谐的热忱,全书基调中庸、涉及面广,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充满活力和修养的内容。书中并没有夸大女性的道德品质抑或智力水平,也没有盲目地去强调女性适合做哪些迄今为止被男性所垄断的事情;作者只是冷静地呼吁废除针对女性的不公正法律以及人为的约束,创造一个能让她们全面发挥资质的空间:
帮助她们摆脱一种寄生状态,这种状态看似在助她们进步,实则在拖她们的后腿;
带领她们来到充满希望和新生的田野,看繁花遍地,帮助她们认识真实的自己;
让全社会都关注并且学习,如何保护和支持与众不同的女性权利。
玛格丽特·富勒的这本书最早在1843年出版,如果把它和六七十年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2] 的《女权辩护》(Rights of Woman )作个对比,那将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女权辩护》仅有一卷,但是它所涵盖的内容与富勒的书相比,至少在道德意识上绝对让上世纪的女性受益匪浅。某些评论者对《女权辩护》一书颇有微词,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应受到谴责,但是读者若是抱着这样的印象翻开此书,只会惊讶地发现这本书实际上十分严肃,而且道德感厚重——或许是因为这本书到1796年已经绝版,而现存的也很稀有了。两本书的观点有时候非常相似,有时候却又大相径庭。两本书都表现出了作者充分的理解力。玛格丽特·富勒的观点似乎总是局限在美国大陆的范围之内,让人常常在刚刚经历了明媚的“透彻”之后又立马进入到神秘纠结的迷雾森林——她经常在前一段还逻辑严密地推理,之后却又如梦呓般含糊其辞;而她所处的独特的文化背景也让她拥有了超强的描写能力。另一方面,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则极其理性,她的书中没有炫耀性的渊博学识,也没有展示灵动的想象力。我们可以透过这两个作家看到,她们坚硬或是真挚的秉性之下,都跳动着一颗充满爱的女性之心,这让她们不会低估任何一个具有细小关爱和善心的人或机构。玛格丽特·富勒是个激情澎湃的女性,她多愁善感,习惯了以笔抒情、以文明志;而我们认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并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她的写作动机更加复杂。虽然两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她们在思想轨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女权辩护》中说,对于男孩和女孩的教育应当将家庭教育和普通的学校教育相结合,除了这一观点,书中其他重要的思想都在玛格丽特·富勒的文章中有所重现。
两位作家都写到过的一个观点是,男性害怕另外一个性别群体的能力和修养也达到自己的水平,所以一直处在一种满足于女性无知、愚昧的状态。玛格丽特·富勒说:
“只要男性的成长环境没有任何贫困和愚昧,充分享受到了家中壁炉的温暖以及生活中的美好,那么此时,女性更具影响力,如果她选择使用这些权力,也经常倾向于这么做,这与她们的无知、幼稚和虚荣心的程度成一定比例。她们根本没考虑过生命的重要性和意义,从小被教导如何卖弄风骚、贪图小便宜,目光仅仅局限于自己某个时刻的享乐,而政府的动荡不安以及市场的萧条竟然能抚慰她们的内心。尽管英国商铺老板的妻子们没有选举权,但是她们却对政治家们奉承般的游说感兴趣。”
她接着说:
“当病人们(容许我们把这样的男性叫作病人)不再戒备时,所有的妻子们,无论品德好坏,无论爱与不爱,都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她们所拥有的权力,并且掺杂着自己的情感影响她们的丈夫。”
对于相同的话题,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样说:
“女性被囿于自身的愚昧和奴性依赖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她们依旧怡然自得,喜欢浪子和军人,醉心于玩具,她们的虚荣心让她们更注重成就而忽略美德。历史已经给我们展示了一部令人心寒的女性犯罪记录,这些罪行都是她们试图超越她们的主人、运用自己的智慧犯下的……我把女性说成奴隶是有原因的,这是政治和公民上的含义;她们间接地拥有很多权力,可惜被她们争取不法权力的行为所削弱……成功男士的自由玩乐以及他们的美德,一直是鼓动女人超越男人的强大推力;而这些弱小的女人们,在孩子气和自私的虚荣心的驱使下,将会对男人们所认定的事物产生合理怀疑;而实际上,她们应该采纳他们的判断。 对于爱幻想以及对生活乐观的大部分男人,他们都能一方面把自己的人生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另一方面在女性社会中放松自己;当然,我不需要从历史上搬出大量的反例,也不用详述由于好心的愚蠢干涉所引起的悲剧,因为这些反对是由于女性的独断专行造成的。在业务处理中,宁愿和无赖打交道,也不要和傻瓜打交道,因为无赖尚且知道依照计划办事,可以提前认清采取计划的动机,而不是像愚者那样不知何时才能顿悟。有些无耻愚蠢的女人爱管教睿智的男人,她们通常都是臭名昭著的。”
在男性中似乎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自己独立观点的女士,更容易变成一个爱唱反调的个性女子:当她的丈夫想要往西时,她却要往东,说话时满口深奥的道理,还喜欢枕边训导。当然,只要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知道,在不能使用暴力、鞭子、缰绳和脚镣的情况下,你家那位毫不讲理的妻子便是世上最难对付的生物了。但在女性自己看来,通过在体罚的旧俗和现代教育之间找到一种合适的中间状态,以此让男性能够理智地对待他们的妻子是不可能的。当弱小不受控制时它就会泛滥成灾;就好像一位强壮的男人手牵着一个调皮的小孩,你可以看到那小孩是如何为了挣脱大人的束缚而左右拉扯,最后挣扎累了便只好乖乖地跟着大人继续前行。一个真正有教养的女人应当和一个真正有教养的男人一样,都得做好最终被生活琐事所征服的准备。由此可见,松散的逻辑和薄弱的意志之间并没有什么牢固的联系,一位对哲学一窍不通的女士,她对厨房的热情也不会那么不屈不挠。真正有文化的女性不会因为有了学问就自以为高人一等,只有对真知一知半解的女性才会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感,就像马勒普太太 [3] 所说,这种优越感源自“女性身上徒劳无益的品质”——她那些知识只是随处搜刮来的,并没被完全吸收,没有真正融入到自己的品格中去。
回到玛格丽特·富勒,她谈及社会上对女性最大的偏见在于对女性性格的绝对定义以及对女性使命的绝对划分。她说:“女人们的性格反映在很多侧面,就好像她们不受规则约束一样,我们必须承认女性性格的多样性。”她接着说:“如果她们的天性不被束缚,她们的言论不被扼杀,这就够了。当她们需要抒发自己的情感时,能够自由地书写或倾诉,那将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一件事。当然,若她们依旧保持一贯的沉默,并不是因为男权的压迫,而是因为神的召唤,那么这种沉默还算不上是灾难。”玛格丽特说了下面这一段话,其中第一句的引用频率颇高:
“如果你问我,女性适合什么职业,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任何职业。我不在乎你假设的情景,如果可以,她们还能当女船长呢,我从不怀疑她们的能力,如果要选择女船长,我将非常荣幸地推荐萨拉戈萨、密淑伦其的少女们,苏列特的女英雄或者艾米丽·普莱特。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女性尤其需要一个广阔的就业面和众多的职业选择,激发她们潜在的力量……我们会发现,有些小女孩在家里被木工活所吸引,或者自己爱研究木工的器具,如果她们的这种兴趣能被接受并被正确引导,她们将身心愉悦,而且培养出木工的技艺;但是,如果家长们认为木工活不适合女孩子干,那么小女孩们的这种兴致就被扼杀了,她们可能会因此变得易怒且淘气。傅立叶 [4] 曾经研究过女性的这些兴趣,他认为大人都能看出小女孩的渴望,也很容易看出成年女性的空虚无聊,当然那些具有一技之长或是保有自己兴趣爱好的女性除外。所以,他主张制造业和看护动植物等行业至少要向三分之一的女性开放,让她们具有和男性一样的追求,当然女性职业也应当向三分之一的男性开放。但是,我敢肯定,即便是有这样的呼吁,大部分女性还是会和现在一样选择职业,因为她们迫于很多因素很难改变。母亲们自然而然地会把家庭营造得温暖舒适,这就是天性,就好像想要高飞、想要鸣叫的鸟儿,不需要帮它拍打翅膀,它也能一飞冲天,或者说人们很难发现一只翅膀没有力量的小鸟。唯一需要说明的是,不能因为某些 职业不适合女性就认为所有 职业都不适合女性。”
针对这一问题,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该建议已经在美国妇女中开始实施,她说:
“所有的女性,都想成为淑女。当她们接触到一些自己曾经很少关心的领域,总是无精打采、无所事事,那是因为她们不知道该谈论些什么。那么女性在社会中应该干些什么呢?有人可能会这样回答:‘迈着优美的步伐闲逛吗?或者就放任她们哺育小孩子,或是记载些无足轻重的琐事。’不!女性应该学习医术,成为医师或者护士……她们能进军各行各业,前提是她们得到正规的受教育的机会……女性不应当迫于生计而结婚,这样会使男性被动接受婚姻而忽略应尽的义务。”
事实上,男性不愿意鼓励女性自助和独立的同时,也让自己尝尽了苦头。许多青年才俊在日复一日的辛勤工作中度过了自己宝贵的时间,他们设立的“原则”是不让女性们明白自己的小心思,只需要她们安静地待在休息室,就像圣母端坐在神祠里一样。这都没问题。但是,想要改变人们对女性建立起来的陈旧观念,或者放弃偏见,仰视一下自己的妻子,这却显得那么困难。罗马神话中的富豪罗米拉斯说:“就把男人当作神灵吧,就好像他已经死去了一样”;而男人们也这样说女人:“就把她们看作是木偶吧,身穿漂亮的衣物却毫无用处,即便我们不承认她们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我们仍旧得到她们的尊重”。
社会上有一方的观点认为,只有女性的素质提高了,她们的地位才会提高;另一方观点则认为,如果女性的地位没有改变,她们就很难变得更好——这就需要更加公平公正的法律以及针对女性的更广阔的择业机会。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时常能听到解决人权问题的种种难处。在个体和社会机构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难以调和;我们必须尽力去修补双方的关系,哪怕这样的尝试步履维艰,任重道远,但也只有这样才是唯一能改善人权的方式。不幸之处在于,许多过度热心的极端妇女认定自己和男人们是完全平等的——噢!还不止,她们认为女性的道德水平甚至超越了男性——基于此,她们极力倡导将女性从令人窒息的法律法规和社会惯例中解放出来。可是,她们因为错误的定位而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她们提出的根据是真实的,那么奴隶制度和愚昧无知岂不是成了培养美德的摇篮,人们岂不是就得支持奴役制的延续了?但我们想为女性争取更多自由和文化,因为长久以来,她们习惯了顺从和愚昧,这使得她们的地位下降,可是——
如果她们弱小、脾气傲慢、生活痛苦,
那么男人们又怎么成长?
玛格丽特·富勒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两人有足够的智慧来证明这句看似多愁善感的夸大之词,她们热切地希望女性能改变现状。当谈到男人和女人的道德水平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坚定地说:
“比起男性,女性的情感更加敏锐,可以说更加人性化,因为她们感情专一,并且随时怀揣着怜悯之情;但是她们对愚昧的执着却易发展成为自私或极端的情绪,例如对孩子的溺爱或对野兽的憎恨。我认识很多意志力薄弱的女人,她们原本丰富的情感被丈夫所钝化,甚至连基本的人性情感都所剩无几,只有偶尔会窜出一丝的同情心。一位著名的演说家说过,人性并不是从‘神经质的耳朵里听来的,它应当来自心灵和头脑’。虽然女性这种独特的情感可能让个体变得软弱,但它却不能被当作证明某种性别不如另一性别的证据,因为这种情感是基于各种束缚和压迫后自然产生的。就算是情感十分丰富的女性,如果她们不关注工作和个人规划,很少在意道德品质,那么她们的英雄主义般热烈的情感,抑或是精神,也只会在被爱情驱使的情况下一生只出现一次。我因此倒也同意有些伦理学家主张的‘女人不如男人般慷慨大方’;女性的情感领域时常因为保全正义和仁慈而变得狭窄,这使得在和男性作比较时处于劣势;但是我想说,若是女性不想再被男性的观点所束缚,那么就请打开心房,学会包容和接纳,让心充满力量吧。”
我们还找到了玛格丽特·富勒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们的主题只需要点到为止,并不需要长篇大论地赘述,所以此处就略去不引用了;我觉得,上文所列的各种断断续续的内容已经足够向读者说明我的观点了。
————————————————————
[1] 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1810—1850),美国作家、评论家、社会改革家、早期女权运动领袖。她是新英格兰先验论派的著名成员。——译者注
[2]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18世纪的英国作家、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译者注
[3] 马勒普太太(Mrs.Malaprop),爱尔兰喜剧《情敌》中的人物,喜欢搬弄漂亮的词句,却不懂其含义,因此经常闹出笑话。人们普遍把用词不当称作马勒普风格。——译者注
[4] 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作为《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事业》。——译者注
哈丽雅特·比彻·斯托的《德雷德》 [1] 、查尔斯·里德的《改过不嫌晚》,以及弗雷德里卡·布雷默的《赫莎》
我们终于等来了斯托夫人的新小说,在过去三周里,男女老少都在全神贯注地读着这本小说——书中描绘的美景、幽默或温暖的场景,以及粗鲁的英雄主义让他们时而欢笑,时而哭泣——当然,他们也会对书中所写的粗野行径义愤填膺。这样的一本书是一股很难操纵的力量,评论更是各执一词,有反对也有支持——有人抱怨斯托夫人酷爱重复叙事,导致情节不够完美,全书充斥着赞美诗和宗教对话,拖沓啰唆,由此还产生了不公平的偏见——但这些抱怨的人就像是手拿喷壶去浇灭草原火灾的救火人,力量单薄。在此期间,《德雷德》(Dred )已经被数以百万计的人所阅读,他们大多数认为这是一部天才之作,并且没有那么多苛刻的评论。我承认,我们很多人都在这数以万计之列,只是不习惯与法德拉蒂圣人之流相提并论。我们被德雷德深深感动,并且精确地评估着它与汤姆叔叔 [2] 的差距;我们也对斯托夫人的套路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完全知道她将要写些什么。我们对她小说的钦佩已经超越了废奴制度等大问题,并不只是停留在所谓的“纯文学”上了。即使我们并不完全赞同斯托夫人的观点,认为她夸大了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但《德雷德》仍旧算是一部少见的优秀小说,因为作者不仅功底深厚,而且所写的故事情节张弛有度。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看,我们没有理由因斯托夫人的新小说还是在继续上一本书里的黑人和殖民者生活的故事而感到遗憾,像司各特 [3] 刚写完《威弗利》(Waverley ),又将苏格兰高地的习惯重复写进了《罗布·罗伊》(Rob Roy )以及《珀斯的美丽姑娘》(The Fair Maid of Perth )。斯托夫人创造了黑人文学小说,此类小说不仅具有新颖的内容、独特的手法,而且包含了奥古斯特·蒂尔里 [4] 指出的极具罗曼蒂克情节的种族冲突——司各特的《艾凡赫》(Ivanhoe ) [5] 也是一例。文学作品中的创造力并不像制造男女外套或是防水公寓那样无穷无尽,对于读者来说,读文学作品的乐趣可能就在于看书中各式各样的重复和模仿,所以,我们对斯托夫人又写了一部黑人小说应当持宽容的态度;或许,她只会写这类小说呢,因为她的写作才能的确比较特殊。她写的《夏日记忆》(Sunny Memories )简直搬不上台面,但是不管她还写过什么,或者是以后还会继续写什么,我们都不可否认,《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及《德雷德》已经让她跻身于一流小说家之列,她以最高的水平给读者描绘了国民生计各个阶段的情形——大众的、贵族的、幽默的、悲伤的、政治的、宗教的——生动而全面。
当然,斯托夫人的小说里并不是只有种族冲突那类宏大的主题,和司各特一样,她的作品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她对这一主题的描写成就甚至超过了司各特。这个主题就是对希伯来基督教的细节重现。在当时,希伯来基督教还十分鼎盛,圣经《旧约》的教义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司各特塑造了贝尔福的伯利,生动描写了杜门罗格和博斯维尔布里格战役以及以法莲·麦克布瑞尔的审判,还有谁能超越他的这些成果呢?而斯托夫人所写的德雷德沼泽地的阴暗景色、长老会教徒和循道宗信徒的野营集会则可以与之匹敌,前提是我们忽略掉司各特在《清教徒》(Old Mortality )中描写的精彩打斗。斯托夫人自己的宗教情感是她自身的一种艺术优势,她绝不会让你觉得她在无情地算计后果,你看到的只是她一时之间疯狂的热情、未加思量的信念以及德雷德、缇夫和迪克森神父的烈士精神。不仅如此,敏锐的幽默感也让她的语言远离浮夸和单调;虽然她总是从好的方面描绘虔诚的黑人们,但他们还是黑人,斯托夫人从来不会对自己塑造的人物失去掌控,也不会让本该妙趣横生的对话变成毫无生气的演说。当然了,这就是斯托夫人的特点:她的戏剧本能随时开启着,无论是风格怪异的老缇夫、爱做白日梦的妮娜、直率的智者伯尼姆神父,还是极其绅士的弗兰克·罗素,她都能把这些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使得她在竞争激烈的优秀小说家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
若是从争论角度看待斯托夫人的小说,人们对她的反对意见也是其众多艺术瑕疵中的一个。大家认为她在成名前的小说中没有描写一定比例的黑奴真是太可惜了。从她的观点来看,黑人种族大大优于白人,甚至是在某些非奴隶制国家——这一点足以击败斯托夫人对某些将奴隶制度称作“基督化制度” [6] 之人的暗讽和挖苦。如果说奴化的黑人真的如此优良,那么奴隶制度就算得上是道德准则了。但是除了这种自杀式的论点之外,斯托夫人却因触动了种族之间最悲剧的元素而唤醒了被压迫在恶习中的涅墨西斯复仇女神。她暗指奴隶中也有败坏的道德,但并未给予详细的描述,可是,她为什么花了那么长的篇幅来写勒格雷和汤姆·戈登,却在黑奴的道德堕落问题上如此惜字如金呢?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斯托夫人的这本小说大家就会人手一本,所以我根本就不用提及该书的内容,要做的只是称赞它是一本伟大的小说,衡量政治意义这件事就留给别人去做吧。
合上《德雷德》,我们现在翻开的是查尔斯·里德 [7] 的《改过不嫌晚》(It is Never Too Late to Mend ),这又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能深深地拨动我们的心弦。这本书在叙事风格和本质特征上与《德雷德》形成鲜明的对比。里德先生的小说再现了一些英国人真实的悲惨生活:正直的青年农夫乔治·菲尔丁赶上了这个“不景气”的时代,在家里农场颗粒无收的情况下,为了和自己心爱的女人苏珊·默顿结婚,他只好到澳大利亚去寻求财富。还有一位聪明的盗贼罗宾逊,他本是菲尔丁在乡下时的房客,作者通过他描写了阴森的监狱生活和无知残暴的监狱长,这些平常很难看到的情节令人不寒而栗。读者跟随英勇的牧师一起在书中抗争这种愚蠢且不公正的迫害,最终导致了伯明翰监狱的悲剧;比起真人真事,人们的同情心似乎更容易被小说激发。接着,我们来到澳大利亚,目睹了菲尔丁的幸运和不幸——首先经历了澳大利亚大牧羊场的考验,然后是极具戏剧性的淘金之旅,这让他收获了四千磅的财富并且及时赶回家,避免了心爱的苏珊被自己的头号情敌娶走。
可以说,这部小说有三个亮点:引人入胜的场景,真挚感人的情感,还有极具说服力的写作水平。在监狱中遇到的那个最佳伙伴可能很令人讨厌,但是当他决定要退场时又让读者舍不得。菲尔丁对苦难生活的抗争在澳大利亚再次上演,但这次,朋友们的友谊点亮了他的惨淡生活,包括那位改过自新的盗贼罗宾逊以及他的小狗卡洛,还有澳大利亚土著人——令人鼓舞的“杰克”,这群鲜活的朋友是吸引你看完整本书的动力。“杰克”是一个全新的人物,他举止优雅并且风趣幽默,完全不像其他野蛮人。而读过这本小说的农夫都会对书中的一些英国生活场景产生共鸣:例如乔治·菲尔丁和兄弟威廉的小口角,女主人苏珊·默顿的保守思想以及其他众多的优点。总之,《改过不嫌晚》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小说,不仅适合无所事事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读,也适合成天忙碌、博古通今的人阅读。
然而,里德先生的小说还没有超越“机智”这个水平:我们的确能在全书中感受到他高效利用各种素材的天资,因为读者只会赞叹将素材进行重组归纳和再创造的“天才”作者,却常常忽略制造精巧素材的原创人。当然,市面上探讨天才和灵感的废话比比皆是,就好像天才不需要动脑一样;但是,有些作家的作品能让你瞬间着迷,而有些作家只能唤醒你的好奇心,这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差别的根源可能是跟作家的“天赋”有关吧。事实上,这种差别的真正原因可能在于此——第一种作家完全将自己投入了所写的作品,本人的情感与角色融为一体;第二种作家将自己置身于故事之外,只是一个劲儿地装扮着角色。斯托夫人算得上是第一种作家,她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了激情,并且被自己塑造的每个角色所鼓励着;她丰富的内心,而非下意识的雕琢,最终让她的作品取得了最佳戏剧效果。相反,里德先生似乎总是存在于一种自觉状态中,他时刻经营着自己的角色,一遍一遍地润色修饰;他塑造的人物可能此时是一种状态,而彼时又随着情节的发展和之前的性格相差甚远。这种跳跃式的描写习惯导致他乐于在写作中追寻对比强烈的冲突和夸张的戏剧效果,然而这种快节奏的情节更适合观看舞台剧的观众,并不适合一部小说的读者,因为小说的时间线和容量都比剧本要大,小说应当通过均匀的描写,着重赋予人物更多现实主义色彩,而非仅仅追求情节的起落。看里德的小说,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被“打造”得非常完美的剧场绅士,注视着舞台下的观众,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述说着书中的对话,此处引用一例:当伊登先生做完关于盗窃的晨训之后,监狱长霍斯听了十分赞同,跟狱吏弗赖伊吩咐,应该让大家都听听这样的讲解。于是当天下午弗赖伊又请人举办了一场关于残暴行为的训诫,霍斯问弗赖伊:“我不是让他在神坛上给其他人讲课吗?”弗赖伊答道:“是的,长官,我就是这样说的,可是你有说过想让他在其他人面前说教吗?”“我说过,”霍斯生气地回答,“但不是让他对着我讲!你个笨蛋!”这场景若是在舞台上必然会引起一阵小轰动,同时还展现了些许人物性格;但是出现在小说中时,人们有足够多的时间思考和怀疑这种极端的朴素,还不如自己创造一两句可以感知的诗句呢。
里德先生似乎从来不相信节制和简单。他描写的监狱生活夸张到漏洞百出,前后的重复也让读者产生了审美疲劳;他的男女主角都设定在伯克郡家园,这可以算是一个创举;可是接下来他将浪漫和邪气相结合的努力却显得幼稚且格格不入:伊萨克·利瓦伊是一个拼接式的多重性格的犹太人,极具远见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8] 梅多斯先生竟然穿长筒靴,甚至是他自言自语时也在怒斥人性的弱点,并且召唤上帝和他人见证自己的愤怒,这完全就是混淆了原因和结果的重要性。但是像里德先生这样的大作家,他真正的缺点可能要算过于信赖排版的效果。我们通常认为,在大量理念和大量样式之间很难建立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总是会被文字的样式所限制;但是我们的里德先生总能不遗余力地通过现代事物、运用大写字母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例如突然在书页中出现几个夸张的大字“这个不可思议的时代 ”。也许,我们如此鸡蛋里挑骨头是件不道德的事,毕竟《改过不嫌晚》带给我们那么多快乐;但不可否认,的确是里德先生的智慧才产生了书中这些可以被吐槽的小缺点,让我们在介绍他的作品时不得不提及。
布雷默 [9] 小姐的新书让我们回想起十年前,小说界的人们曾热烈讨论《友邻》(The Neighbours )、《总统的女儿》(The President's Daughters )、《H家族》(The H-Family )等瑞典小说的情景。那次大讨论引发了文学界和图书销售界的“瑞典小说”热潮,但是热潮如同昙花一现般很快退去。可能很少有一种类型的小说像布雷默女士的小说那样在英国轰动一时,却在之后的文学史上销声匿迹。没有人再引用它们,也没有人再谈及它们:当人们迈入四十多岁的年纪时,思想成熟,回想起当年对瑞典小说的狂热,不禁会对那时的“年轻不羁”报以一笑。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布雷默小姐独特的写作才华不仅给英国读者带来了新鲜感,同时还给写作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影响——活泼生动的想象力、诗意的情感、丰富的语言、对细节的感知以及能给日常生活点滴增添色彩的轻快而朴素的幽默感。那么回到之前的问题,为什么布雷默小姐的小说在读者中的评价并不高呢?当我们精读一下《赫莎》(Hertha )就会发现第一个原因,她所有的优点都被过度的多愁善感给毁了,就好像在美洲的森林里看到一只嗅觉并不灵敏的爬行动物,却让人觉得周围弥漫的都是危险气息。她总是在小说中做些怪异的拼接,例如把模糊虚构的空想主义和不同寻常的类荷兰现实主义结合;她在前一页还在写丰盛的香肠三明治、啤酒、牛奶甜酒,而接下来描写的历险记却根本不像是吃三明治喝甜酒的人能干出来的,更像是精灵或是火蜥蜴种族。布雷默小姐的小说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贯穿小说始终的过于绝对的宗教哲学口气。当一个小说家夸口她要表达的理论能解决世人所有的困难时,那么显然,她的小说只不过是自说自话而已。
在《赫莎》中,布雷默的多愁善感和教条式自信这两点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是对比她前期的小说,缺少了对细节的描述以及现实主义幽默感。《赫莎》并不是一本单纯出于艺术灵感而写成的小说,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女性从有碍她们发展的法律和教育限制中解救出来,把她们从没有工作机会而只能致力于婚姻生活的无聊人生中解救出来。我们认为,所有具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佩服布雷默,因为她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和独立的人格,并且将自己的余生都奉献给了妇女解放事业,她这种慷慨激昂的能量是当时妇女所严重缺乏的。看着她在《赫莎》中阐述的那些智慧且高尚的事,我们不由得惋惜,她提出的所谓解决困难和实际问题的观点,并没有考虑到当时的时代局限性,而只不过像粉色烟雾般浪漫和不切实际罢了。《赫莎》的故事简介如下:
赫莎自幼丧母,她的父亲是个典型的思想狭隘、贪得无厌的传统男人,要求儿女百分之百的顺从。在她二十七岁时,赫莎对父亲的束缚越来越不满,同时,父亲还专横地阻止了赫莎的姐姐阿尔玛同她心爱的人结婚,阿尔玛因此陷入悲痛之中。我们的女主角第一次亮相是在一次化装舞会的预演中,她脸上写满了忧郁和痛苦,舞会将于几天后在孔斯雪平镇举行。她在舞会上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一位年轻人叫英韦·诺丁,赫莎十分赞同他关于女性地位的论断。接着,我们跟随女主角回到她了无生趣的家,在那里住着她的“独裁者”父亲,父亲会因为她们没有在规定的八点之前回家而狠狠训斥她们;在那里还有她的精神依靠,她的姐姐阿尔玛,她总是向阿尔玛倾吐内心的痛苦以及在父亲的压迫下而滋生的仇恨和叛逆。虽然赫莎和阿尔玛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部分财产,但是依据瑞典法律,她们还是未成年人,因此没有实际的财产支配权。就在当晚,镇上发生火灾,破坏范围极大,“独裁父亲”的家也被烧毁,他自己还是被我们的女主角赫莎救出火海的。当时,赫莎冲进父亲的房间,背起瘦弱的父亲冲出了大火。这一孝顺的举动,加上阿尔玛的遗言,为赫莎从父亲那里争取到了自由的许诺,当然,这一自由也是有限制的。父亲仍旧掌管着她的财产权,直到她成年;但是赫莎在家里已经有了地位,并且有更多出门活动的自由。为了帮助火灾中的伤员和病员,妇女们组建了一个“妇女救助社”,赫莎也是其中一员。碰巧的是,她接待的伤员正好是英韦·诺丁,英韦受了重伤,现在寄住在救助社社长——一位好心的牧师家。赫莎照顾英韦的这段日子是他们培养友谊的绝好时机,赫莎发现,诺丁宽大的内心和渊博的学识一方面抚慰了自己的伤痛,一方面激发了自己的思想;后来,这种友谊渐渐发酵,最终变成了爱情。在经历了种种猜忌和怀疑之后,独裁父亲终于勉强答应了英韦对赫莎提出的求婚,前提是英韦必须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英韦于是出国寻求财富,赫莎为了等他一直延后婚期,一直到七年后,英韦重病奄奄一息的时候,赫莎才放下顾虑嫁给他。在与英韦分离的那七年里,赫莎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她创办并且管理着两所学校——一所是专门给女孩提供基础教学的学校,另一所学校则更像是导师制的护士学院,在那里,学生通过听赫莎的朗读、与她直接交谈,以及受她人格魅力的影响,而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她的学校非常成功,但是英韦的去世令她悲痛不已,她随后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这个简要的故事梗概只能展示而不能完全解释我们对《赫莎》一书的批评。我们的批评在于:书中提出的问题大多只能通过十分绝对的观点和特别详细的事实来解决,当然还得用到空洞的口才以及轻浮的爱情故事。试举一例,书中提到是否应该让女性学医并且从事医疗职业。而作家采用女性成功从事医学事业的例子来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杰出的女作家认为,只要女性足够认真,学习了足够多的课程,那么根据“生动的观察和坚定的意志必定带来思想顿悟”这一理论,她们仅仅通过在病床旁边观摩病人,再演绎一段爱情故事,而不经过长期的临床试验,就能成为一名好医生、好护士。当然,女性们不用证明自己很情绪化、偶尔狂热和唯心主义,因为这些都是大家所公认的。她们需要证明是:自己也有精确的思维能力、严谨的学习态度和持续的自控力,虽然这几点我们都很难心甘情愿地同意,因为从布雷默小姐的笔下,我们更容易被女主角的满口正义和她精妙的观察能力所吸引。在此,我们实在是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引用赫莎抱怨其他女性不懂自然科学的长篇大论了,仅仅摘出一小段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自然界中的一切抱着浓厚的兴趣,我爱观察山川河流、一草一木,期望能了解它们的性格,它们的生命,以及它们存在的意义。但是因为自己有限的知识和机会,大自然于我就像是一个高深莫测的谜团,直到现在,我还是会为它迷人的景致和神秘所倾倒,它就像是赋予我生命活力的甘泉,让我源源不断地从它那里汲取灵感。噢!感谢伟大的造物主!”
————————————————————
[1] 《德雷德》(Dred:a tale of the great Dismal Swamp),全名《德雷德:阴暗的大沼地的故事》,出版于1865年。——译者注
[2] 斯托夫人的另一部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中的主角,发表于1863年。——译者注
[3] 沃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历史小说家、诗人。——译者注
[4] 奥古斯特·蒂尔里(Augustin Thierry,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5] 又译《撒克逊劫后英雄传》。——译者注
[6] 指奴隶从小被灌输敬畏上帝、逆来顺受、忠顺于主人这类的基督教说教。——译者注
[7] 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1814—188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为《患难与忠诚》(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译者注
[8] 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ianism),又叫权术主义,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注
[9] 弗雷德里卡·布雷默(Fredrika Bremer,1801–1865),瑞典小说家,女权主义者。——译者注
翻译和译者
一位像查尔斯·霍尼曼那样的牧师曾告诉我们,他不到周六晚上是不会着手准备他的布道辞的,因为他“听从天意的安排”。我想,类似“听从天意”的安排也存在于翻译者当中,他们大多数相信有这样一种超能力
可以赋予任何人翻译的能力
即使人们对那种语言一窍不通——
这让我们对早期译者的神奇往事——耶稣的七十个弟子将圣经《旧约》翻译成希腊语的故事——产生了共鸣。传说托勒密将他们分别关在不同的单间里进行翻译,最终比对他们的翻译成果时,竟然发现翻译的结果惊人的吻合!当然,我们认为,七十子译本的译者们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语言天赋,否则也不会得到上帝赋予他们的超级翻译能力,因为至少在翻译这件事上,我们相信“天助自助者”;这句话我要献给所有年轻的女士和中年绅士们,尤其是那些对自己母语掌握得不够好的人,以及那些以外语作为基础必备技能的翻译者们。
虽然天才大多从事翻译事业,但是翻译这件事并不需要多少天赋,这是一个事实。翻译所需要的能力会因原始作品难易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译者若具有一般的资质,则足以翻译一本普通游记或是轻小说;但是要翻译推理或是科学的作品,则需要能力非凡和知识渊博的译者来完成。后者例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 ),对于译者来说就是一部很有难度的翻译作品——就像一颗难以敲开的坚果,要将其中要义有条理地铺陈开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很开心地看到,已经有能力很强的译者翻译过这本书了。以前有很多德国形而上学作品的译本都不太对劲,给人的感觉是译者还没学会游泳就一头扎进了深水里,仅仅依靠字典和听从“上帝的指示”进行翻译。而看看我们面前的这个译本,它简直太与众不同了。不得不说,米克尔约翰先生的翻译棒极了,完全还原了原作者应有的大师风范,这也让英国读者第一次有机会读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我们在此提到一部思想如此深刻的书似乎有点奇怪,用博特小姐(或夫人)所编的德国抒情诗集译本中的话来说,这本书就像是装着九十门大炮的大船,一点也不令人轻松愉快。当然,我们在此只谈翻译,不会牵扯到康德的哲学或者德国抒情诗的内容;巧的是,这二者刚好在最近的翻译领域频频出现。若是翻译散文,我们可以用到戈德史密斯的秘诀,他说,译者经历的痛苦越多,就越能理解作者的心,翻译得也就越好;若是翻译诗歌,我们就不能保证这个“痛苦”秘诀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成果了。这就不得不谈谈博特小姐的《德国诗歌选集》(Specimens of the German Poets )。博特小姐具有其他译者都羡慕的知识和能力,但是她翻译的诗歌缺乏一种诗意,会让那些读过原著的人觉得还不够完美。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读过原著的读者来说,博特小姐的译本已经足够好了,读者的热情让诗集出了第二版。博特小姐野心颇大,她大胆地尝试着翻译了歌德著名的《奉献》(Zueignung ),下面引用一段。歌德伴着神圣的感情和音乐这样唱着——
Für andre wächst in mir das edle Gut,
Ich kann und will das Pfund nicht mehr vergraben,
Warum sucht'ich den Weg so sehnsuchtsvoll,
Wenn ich ihn nicht den Brüdern zeigen soll?
而博特小姐的英语翻译则像是用单簧口琴去演奏钢琴曲般风格迥异——
我的才华渐渐逝去,
但是谁还曾拥有像我这样的智慧?
噢!为什么如此热情地要找到出路
若是我没有带领同胞们一同上路?
这样的版本就好像是著名绅士的脸庞和报纸上的画像对不上号一样。鉴于我们对外国诗人的了解大多间接地来源于一些译作,因此评论家肩上的担子就重了,他们需要对诗歌翻译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批评,才能迫使译者在翻译时力求精益求精。
德国人翻译我们诗作的水平大大超过了我们翻译德文诗作的水平,这是因为他们的语言风格多变,在散文中如同一匹缓慢笨拙的驿马,但在诗歌中则像一匹优雅矫健的阿拉伯战马;而且从事诗歌翻译的德国人大多数都是才华横溢的男性。例如,我们记得弗莱里格拉特的翻译,若是我们首先读到的是英文版,那一定会被诗歌中精妙的语言迷住。诚然,德国人对自己的翻译水平自视甚高,尤其是被一些愚蠢的英国读者追捧后更甚,有些英国人认为施莱格尔翻译的莎士比亚甚至比原著更出彩——不仅仅是指对于德国人来说更容易理解,而且翻译本身就算得上是诗。施莱格尔的翻译的确是精准和典雅的结合,如果比对原著研读他的翻译,那将是一件令人无比快乐的事情,就好像在检阅一座基于最爱的画而创作出的精美木雕。他所使用的德语和英语一样能传达正确的意思——就好像是用另一种优秀的乐器奏响音乐一样。然而他也有翻译得不好的时候,这时他的翻译更像是无力的回音,在通篇华丽的语言里显得毫无吸引力。例如洛兰佐对杰西卡说的这段话。莎士比亚这样写道——
寂静的幽夜,
是最适宜于谐和的乐声。 [1]
施莱格尔将其翻译成德语——
Sanfte Still und Nacht
Sie werden Tasten süsser Harmonie
意思是:“寂静的幽夜弹奏出了谐和的乐声。”另外,蒂克(他与施莱格尔的翻译水平不相上下)在《麦克白》(Macbeth)独白的翻译中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原文的台词如下——
如果这一击能够让事情在这里大功告成,
并毕其功于一役,那么在这里,
在这人世的涯岸与沙滩上,
我们就顾不得来世了。 [2]
蒂克将Upon this bank and shoal of time译成Auf dieser Schülerbank der Gegenwart,意思从“在这人世的涯岸与沙滩上”变成了“在这学校里的长凳边”,这个极大的错误就是因为蒂克根本没有完全理解原著。再举一例小错误,科里奥兰纳斯 [3] 说——
就像是雄鹰在鸽棚上方展翅,
在科里奥利统治着沃尔西人。 [4]
施莱格尔在翻译“展翅”时却用了德语里类似“盘旋”一词。这种小瑕疵在翻译中可谓屡见不鲜。
像施莱格尔和蒂克这样聪明杰出的人都会在翻译中出错,更别说那些学问不精的人了,他们更难去理解那些伟大的诗歌作品,这一事实已经被各种有难度的翻译任务所证实。虽然一个极好的译者比不上创作出经典作品的原作家,但是他绝对比那些写出三流作品的作家出色万分。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一个译者应当具有以下道德品质——耐心、对原文的忠诚度,以及解读另一种思想时的责任感。当然,我们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
[1] 出自《威尼斯商人》第五幕第一景。——译者注
[2] 出自《麦克白》第一幕第七景。——译者注
[3] 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是莎士比亚晚年创作的一出可与四大悲剧相媲美的古罗马历史悲剧《科里奥兰纳斯》中的人物。——译者注
[4] 出自《科里奥兰纳斯》第五幕第六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