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塔姆造船厂

在泰晤士河和梅德韦河 [1] 上有一些偏僻的码头,夏季时,我常在那里闲逛。面对流水,人就会浮想联翩。而我,最爱面对着潮汐强劲的河流遐想无限。我喜欢看这样的景象:大船离岸而去或者满载而归;那些矮小的蒸汽机拖船自信满满地喷着烟汽,拖着大船在海平线上来来往往,一派忙碌;一队驳船挂着棕色或红褐色的船帆,那色彩似乎是从沿岸熟透的树上采下来的;笨重、陈旧的运煤船载着少量的压舱物,迎着潮水困难地行进着;浅色的螺旋桨推进三桅帆船和纵帆船傲慢地直线行进,别的船则耐心地抢风绕行;船身小巧、挂着巨大白帆的快艇和小帆船急促地来来往往,为种种消遣或商业任务奔忙着——就像那些小人物,为了自己的琐事而大吵大闹。我眼望着这些物事,却丝毫不必思考它们,甚至不必看到它们,除非当时情景恰合我的心情。我也不必听到潮水的飞溅声、拍击声及其在我脚下起伏的声音,不必听到远处的起锚机发出的叮当声,或是更远处蒸汽轮船的轮桨发出的嗡嗡声。这一切,连同我身下那咯吱作响的码头、淤泥中的高水位线和低水位线、沉陷的堤道、坍塌的河岸、歪斜的断树残桩,都会融入在我驰骋的思绪之中。那些断树残桩似乎颇以自己的容貌为傲,倾身顾盼着它们在水面上的倒影。在湿地上吃草的牛羊、在我周围盘旋和点水的海鸥、从丰收的田野上(远离射程)起飞回巢的乌鸦和捕鱼归来的苍鹭,也均可出入我的遐思。那只苍鹭忧郁地高飞着,仿佛天空配不上它似的。在流水的帮助下,感觉范围之内的一切事物都会与之外的一切交汇融合,宛如一支无从确切描述的乐曲,催人入眠。

在其中一个码头附近,有一座古老的堡垒(在那里,我能用放大镜看到诺尔灯船 [2] ),从里面冒出了一个男孩。在他的帮助下,我原本贫乏的知识大为扩充。他岁数不大,面相聪颖,皮肤被夏日的骄阳烤成了土褐色,长着土褐色的卷发。我发现,在这个男孩身上,除了一只正在消散的青肿眼眶外(我很细心地没问他何故如此),没有一样东西不彰显着勤学好问、乐读善思的习惯。正是从他那儿,我学会了识别位于任意距离之外的海关船只,懂得了那溯流返航的东印度公司大商船在海关官员登船检查时所遵行的全套程式和礼仪。要不是他,我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哑疟”一词,如今我已很了解这种病了。要是当初不曾在他的脚前坐过,我或许终生都不会知道,那种帆上印有白马标记的驳船乃是运石灰的船。同样,我也是从他那听到了关于啤酒的种种重大机密。其中有一条是:他警告我不要喝某个厂家生产的啤酒,因为那些啤酒供过于求,已经酸坏了。可这位年轻的智者并不认为那厂家生产的麦芽酒也坏掉了。他还教我触摸湿地上的蘑菇,并温和地责备我,嫌我无知地认为蘑菇里装满了盐。他传授知识的方式细致周到、合乎情境。他在我身旁坐下来,斜靠在岸边,先向河里丢一块小石头或砂砾,随后就开始发神谕般地讲起来,似乎他的话是从河面上扩散着的波纹的圆心冒出来的。他毫无例外,总是以此方式开始给我授讲新知。

这个男孩——我不知他的姓名,就管他叫“堡垒精灵”——是我新近认识的。那天微风吹拂,河水在我俩周围跃动,充满了生机。我在金黄色的田野上看了一番正被运送的禾捆,然后来到了河边。那个红脸膛的农夫望着在自家稻谷堆上的凹陷处忙碌着的雇工,告诉我说,他上周如何收割了二百六十英亩的长秆稻,那是他这一辈子活计干得最棒的一周。整个乡间充满了优美的形态和色彩,一派安宁、丰裕气象。这丰收景象似乎还乘着满载黄色谷物的驳船,沿河而下,飘撒一路馨香,去妆扮那从无稼穑的海洋。

就在这一背景下,“堡垒精灵”对着一块漂浮在水面上的铁电池发表了评论。那块铁电池新近才出现在那里。从他的评论中,我了解到他对造船学的看法,还得知他想成为一名工程师。我发现他的才干足以胜任皮托先生 [3] 和布拉塞先生 [4] 的所有工程合同中的所有项目:他很会制作混凝土、熟悉铁的性能,而且在枪炮制造和操作方面造诣高超。他谈起打桩术和造闸法时,我一句话也插不上。他容忍了我的无知沉默,令我感激不尽。在讲这些话的过程中,他朝远处岸上的某个地点望了好几次,并且带着含糊、神秘的敬畏提到“那个厂子”。与他分手后,我思考着他的教导,突然想起“那个厂子”是我国一家大型国有造船厂。它就隐藏在风车群后斜坡下的庄稼地中间,似乎是在和平时期谦恭地躲开了人们的视线,不想给任何人带来麻烦。既然“那厂子”如此谦恭,我就决定增进对它的了解。

近观之下,“那厂子”的谦恭美德留给我的美好印象并未遭到破坏。厂子里回荡着铁锤砸铁的声音。隔河注目,巨大的工棚或长廊下,正在建造庞大的军舰,似乎效率颇高。尽管如此,但“那厂子”毫不张扬,而是舒服地隐藏在布满了庄稼地、蛇麻草地和果园的山坡下;它宽大的烟囱静静地——几乎是懒惰地——冒着烟,就像个正在抽烟的巨人。一台剪切机停在厂子旁边,身形庞大却温驯友善,就像只机械长颈鹿。停放在附近武器码头上的大炮显得一派纯真,就像一只只玩具。在大炮上方执勤的哨兵身着红色军服,有规律地移动着,就像个玩具小人。在火热的阳光照耀下,他身上反着光,使他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持枪小人,枪里装的子弹是——铅制的。

我过了河,登上了浮动平台。在我之前,一堆漂浮在水上的垃圾和杂草曾试图登上梯阶,未果,便转而挤进了一个角落。我发现,那里的路灯杆实为大炮,那些建筑装饰实为炮弹。就这样,我来到了“那个厂子”跟前。巨大的折叠门就像一只硕大的专利保险箱 [5] ,又紧又牢地把它关在了里面。我被这些大门吞下,送入了“厂子”的消化道。乍一看,“厂子”里非常整洁,似乎已经放假,待到战事再起才会重新开工。尽管它貌似十分平静,但就在其整洁的仓库外面,滚落着一些用来制绳的大麻纤维。那可并不像是干草散落在了白净的石头上。

“叮!”“咣”“咚!”“砰!”“轰!”“嘎吱!”“咣!”“砰!”“叮当!”“砰!”“咚!”“砰!”“咔哒!”“砰砰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或曰很快就成为了)装甲舰阿基琉斯。在船身上有一千二百个人正在忙碌:他们有的站在船舷外的鹰架上,有的在船头上,有的在船尾上,有的在龙骨下,有的在甲板中间,有的在船舱里;里里外外都是人。在船身最狭窄的曲折处,只要足以转动身体,他们就爬进去。一千二百名锻工、测量员、捻缝工、军械士、铁匠、金属工、木匠,一千二百名弄出“叮!”“咣!”“咚!”“嘎吱!”“叮当!”“咔哒!”“砰砰砰!”声响的人!建造中的阿基琉斯战舰周身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然而,在那可怕的一天到来时,竣工后的阿基琉斯战舰将整个投入使用,并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与之相比,此时此刻的这一切喧嚣不过是一声序曲,根本不值一提。正在安装中的甲板排水孔此时就像是干燥的导管,而当那可怕的一天到来时,它们将红浆飞泻。这些被烟雾和火焰笼罩的模糊身影正在甲板间躬身忙碌,而比起未来那天被另一种烟雾和火焰笼罩着在甲板间忙碌的身影,却根本不值一提。战舰边的这些蒸汽发动机能让它来回移动,能推动数吨的钢板滑行,宛如推动着许多树叶那样轻快。而到了那一天,如果它们待在舰边,片刻之间就会被撕成碎片。想想铁箱、木柜组成的阿基琉斯战舰这个庞然大物在水上航行的情景吧!想想有什么狂风巨浪能摧毁它?!想想由里而外穿透船侧钢板、随处可见的炽热红点吧!我此时就看到,这儿有一个、那儿一个、还有那儿!侧板外面的高台上站着两个人,他们赤裸臂膀,手拿大锤,一看到红点就照之猛砸,直砸至红点变黑变平。这时,我发现一只铆钉已经牢牢钉实。每一块钢板上都有许多这种铆钉,整条船上的铆钉成千上万。想想我站在船上欣赏其全貌有多困难吧!船上耸立着成群的大铁罐和橡木柜,因此,这条战舰内部,时刻都有什么在结束,也时刻都有什么在开始。即使它的一半被毁坏了,另一半也足够使用、完好无损。然后,我沿船侧折返,下到软泥中,到船坞那潮湿的底部,从那撑托着战舰的止滑木和支柱组成的地下丛林深处,仰视那庞大无边的船体向高处的光亮突展出去,而向我所在的底部则越来越窄。这样地爬下攀上非常费劲,让人觉得这根本不可能是一艘船,而恍然以为是某个古代圆形露天剧场(如维罗纳 [6] 的那座)中建起的一座巍峨大厦,几乎装满了整个剧场!然而,如果没有旁边那些工坊,没有那些机械动力,这一切事物都会是什么呢?!那些机械动力能刺穿4.5英寸厚的钢板为铆钉打洞,按照战舰设计图用液压力将钢板修整成上宽下窄的形状,并用猛禽鸟喙状的刀子将钢板多余的部分削去,完全达到了设计图上那极端精细的要求。这些力大无穷的机器由一张面庞所关注,由一只手所操纵。在我看来,它们有着与“那个厂子”一样的谦恭品德。“听话的巨兽,按照这些等距排列的粉笔记号,把这块铁从头咬到尾。每个记号都要咬透。”巨兽看着眼前的材料,扬起笨重的脑袋,答道:“我并不想这么做。但是,如果必须做的话——!”坚硬的金属扭动着出来了,巨兽那嘎吱嘎吱响着的牙齿把它咬得滚烫。工作完成!“尽职的巨兽,看一下这块铁。你要沿着上面标出的这条越来越细的任意曲线,将它的边角削去。来,看看吧。”(沉浸在幻想中的)巨兽低下笨重的脑袋,像约翰逊博士 [7] 那般,贴近了去看那条标记线——贴得非常近,因为它有点近视眼。“我并不想这么做。但是,如果必须做的话——!”巨兽再次贴近看了看,瞄准。一条弯曲的铁板翻卷而出,就像一条火烫的紧紧盘扭着的蛇,滚落在灰烬当中。铆钉的制作就像是有趣的纸牌游戏,玩家是一个成人和一个小孩。他们将又红又烫的麦芽糖 [8] 浇进一个教皇琼牌戏圆形筹码盒 [9] 里,立刻就有铆钉从机器窗口落了出来。但那些庞大机器奏出跟这个大船厂乃至这个伟大国家同样的调子:“我们并不想这么做。但是,如果必须做的话——!”

战舰旁边放着一些锚,与战舰相比,显得非常小。它们是用来装在舰上的。像阿基琉斯战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怎能被这么小的锚固定住呢?这种航海技艺太神秘了,我要向那位博学的男孩求教。就我而言,我倒是联想到了将大象拴在帐篷桩上,或将动物园里的大河马拴在我的衬衫别针上的情景。在那边的河里,一条旧船的残骸旁边,躺着阿基琉斯战舰的两根中空的桅杆。我发现,光这两条桅杆的体积就已非常可观了,战舰的其他器具也同样庞大。我不禁疑心,为什么独独它的锚那么小?

对于这一点,我没有时间多做考虑。我要去看那些生产英国海军全部军用船桨的工场。我觉得工场的厂房非常高大,工作也非常漫长!那厂房很快就让我大失所望,因为工作都是在一间阁楼里完成的。而那漫长的工作——这是什么?两台大轧布机?一大群蝴蝶在它们上空盘旋?轧布机里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蝴蝶呢?

走近些后,我看清楚了,那不是轧布机,而是两台复杂的机器。机器上装着各种刀、锯和平刨。它们把这里切得又平又直,把那里割得一溜斜歪;一会儿锯出一个深槽,一会儿又分毫不锯。这一切动作都是根据机器下放置的木材,按照预定的要求进行的。每根木材都要制成船桨,并早在它们离开遥远的森林故乡、起航来英格兰之前,就已经为此目的进行了初步加工。我也看清了那些“蝴蝶”其实并非蝴蝶,而是刨花木屑。它们受了机器强力的刺激,从木材上跳起来,并在机器旋转造成的气流冲击下,迅速而不规则地运动着,盘旋起舞、上下翻飞,情状恰似人想象中飞舞的蝴蝶。忽地,机器的噪声和动作戛然而止,“蝴蝶”纷纷坠地而亡。从我进来至此刻,一只船桨已经做好,只差手柄还未成形。我目光所及,心思乍动,那支桨就已经被送到了一台车床上。只一转、一刻!手柄已成。船桨已成。

整套机械那精湛之美和效率之高本无须解说,但今天恰逢一次突出展示。因特殊用途,需制造一副非常规型号的船桨,而且必须手工制作。就在这台精湛、灵巧的机器旁,在地上那个迅速增大的船桨堆旁,一个人用斧头造出了这对特制船桨。他旁边没有“蝴蝶”飞舞,他只是从容不迫地凿一凿、刻一刻,仿佛是个异教徒,正在为他的人生终点准备船桨,且要将这对桨作为礼物带给卡戎 [10] ,让他用在渡船上。就这样,那汉子(大约三十岁)勤奋地执行着任务。他擦拭额头的汗水时,就让机器制造标准桨。制桨的木材在机器上旋转着,切削下来的薄薄的宽木带随着分秒流逝,很快就集了一大堆。那使斧头的汉子还没做完一上午的工作,就可能已被那一大堆刨花埋住了。

看过这一奇妙景象之后,我又回到了船舰旁边,因为这个“厂子”最吸引我的就是船舰制造。我注意到,船台上晾着些半成品木墙板。它们将木与铁的价值比较问题悬置起来,带着傲慢自负的神情等待时机。在这些卓越的木墙板的旁边,有标签标出了它们的名字及其在枪炮制造中的功用——要是这种做法能推广应用到人类身上,将非常有助于人们在社交场合放松自在、心满意足。在一块下垂曲线优美却不太坚固的厚木板的帮助下,我大胆地登上了一艘(钉着铁螺钉的)运输船。这条船刚从承造商的厂子开进来,准备接受检查、获得认可。这艘船非常令人满意:布局简洁合理,十分便于军用;照明、通风、清洁设施完备;还周密地考虑到了妇孺之需。我在观览过程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愿意花一大笔钱,在船厂钟声敲响午夜时上船来,独自待到早晨。因为我相信,肯定会有一大群顽固刻板的老军官来到船上,悲伤地挥舞他们那纯洁的肩章,痛惜时代的变迁。然而,看过了这些当代造船厂中那惊人的运作方式与操作方法,我们便能更加透彻地懂得,在没有这些造船厂的时代,那些驾船出海、进行海战、控制海权的先人是多么可敬!意识到这一点后,我见到一条废船残骸时情绪极高。那条旧船的船身暗淡无光,打满了补丁,铜件上布满了绿锈。我对它脱帽致敬。一个脸上毛茸茸的年轻技师军官恰巧从此经过,他看到了我敬的礼,并窃为己有。我肯定,他由衷地欢迎我的敬礼。

被那些蒸汽动力圆锯、垂直锯、水平锯和各种动作古怪的锯(在想象中)切成碎片之后,我进入了这次考察的闲逛阶段,进而到达了我这一非商业性活动的核心环节。

我在“那个厂子”里到处漫步时,到处都能见到它那安静、谦恭品质的迹象。它那些红砖垒成的办公室和房屋显得非常庄重,毫不夸耀,有着一副“所做工作不值一提”的沉着外表。在英格兰之外,我从未见过这般迹象。除了偶然的几下回声,人行道的白色铺路石上没有丝毫迹象透露阿基琉斯战舰及其一千二百名敲击者(他们可都是在真砸实干)的存在。倘若不是空中传来几声微弱的回响,让人联想到锯末和刨花,你会觉得造桨作业和运转着的锯都在数英里之外。在这儿底下,有一个巨大的水库,木材浸泡在不同温度的液体中。这是干燥处理工艺的步骤之一。水库上面是一条支柱撑起的矿道,矿道上有一辆中国法师魔法车。木材浸泡完成后,这辆车就将它们吊起来,然后平稳地运到预定地点进行堆放。我小时候(那时我已经很熟悉这个造船厂了 [11] )常常想,我很愿意扮作中国法师,并因而由一个仁慈的国家授予我那辆魔法车。如今,我仍然觉得,我很乐意试试在那魔法车里写书会有何效果。坐在魔法车里就彻底地与世隔绝了,而且在木材堆中滑来滑去会是一种很方便的国外旅行方式——从北美洲的丛林、洪都拉斯 [12] 那积水的沼泽、深郁的松林,到挪威的冰霜、热带的高温、雨季和雷雨狂风,全都经历一遍。在船厂竭力规避夸耀、以免显山露水的整体氛围中,这些珍贵的木材被堆置于幽僻之处,尽可能地毫不起眼,不对任何人召唤:“来看看我吧!”然而,这些木材是从全世界的树木里精选出来的,长度要选、宽度要选、直度要选、弯度要选,每一项都是依照造船之需挑出来的。那里还散落着许多歪七扭八、形状古怪的木材,可在造船工匠眼里,它们都非常宝贵。我漫步走过这些木丛,来到中间的一片空地上。工匠们正在那里检查一批刚刚运到的木材。在河流和风车的背景映衬下,这是一幅多么安恬的画面!哪里像是战争期间?就如同当今的美利坚诸国,哪里像是一个联邦?

我漫步走过制绳处,被旋织进入一种祥和的懒散之中。我的生命之索仿佛在此旋转过程中被拆解散开,让我回望到了很早很早的从前,望到了我的场场噩梦都是一种无休无止的编绳过程——那些恐怖的梦境缘何而起?甚至到我成年之后都仍然解释不清。那些极细极长的丝线搓编成股,这些股又在我的眼前紧紧编织在一起,令我尖声惊叫。随后,我穿过许多储存着帆、帆桅、缆索、船载小艇等物件的宁静仓库。我坚定地认为,有某个腰带上挂着一大串钥匙、被压弯了腰的人物掌管着它们,他像蓝胡子 [13] 那样,在需要某样物件时,就找出一把钥匙来,打开某个仓库的门。那些长长的库房似乎漠然无知,就让电池组来发送命令吧,那一扇扇百叶窗、一扇扇门将在瞬间大开,冲出一支全副武装的舰队,蒸汽腾腾、风帆满满,铺满古老的梅德韦河面,驶向大海,舰上所载值得观瞻。快活的斯图亚特 [14] 让荷兰人沿梅德韦河攻入,而他那些不那么快活的水手却饿死在大街上。就这样,我又逛回到了梅德韦河,正在涨潮的河水露出一副急切万分的神情,要冲进那个一千二百名敲砸者正在其中服侍阿基琉斯战舰的干船坞,不俟他们完成工作就连船带人一起掠走。

直至最后,“那厂子”仍然一脸宁静。我经过一小片树林回到了大门口。那片树林遮蔽了一处最奇特的荷兰人登陆点。一名造船工匠那落叶点缀的影子消失在小树林的远端,那可能就是俄国人彼得 [15] 本人的影子呢。于是,这个巨型专利保险柜的大门终于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又上了小船。看着船桨在水中出没,不知为何,我想起了牛皮大王毕斯托尔和他的同伙 [16] ,想起了“那个厂子”里那些安静的巨兽,以及它们说的“我们并不想这么做。但是,如果必须做的话——!”嘎吱。



(牛云平 译)

[1]  梅德韦河是泰晤士河的最后一条大支流,几乎全部位于肯特郡内。——译者注

[2]  诺尔是位于泰晤士河口内的一个沙洲的名称,泰晤士河在此注入北海。诺尔沙洲是通往伦敦港航道上的一处天险,因此,1732年这里出现了世上第一艘灯船,警示出入伦敦港的船只。——译者注

[3]  皮托(全名Samuel Morton Peto,1809—1889)是19世纪英国企业家和土木工程师。他的公司建造了伦敦市内的许多重要建筑和纪念碑,他还签了许多合同,承建当时正迅速扩张的铁路线路。——译者注

[4]  布拉塞(全名Thomas Brassey,1805—1870)是19世纪英国土木工程承包商、建材生产商。在19世纪,全世界的,特别是欧洲、澳洲、南北美洲和印度的大部分铁路都是由他承建的。不仅如此,他还建造了与那些铁路相关的码头、桥梁、高架桥、车站、隧道、给排水系统等设施。除铁路工程外,他还积极参与发展轮船、矿业、火车厂、越洋电报等事业。——译者注

[5]  19世纪初,技术与经济的发展给欧洲人带来了大量财富,保险柜行业应运而生。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的发明家兼商人陆续研发了具有防火、防盗等功能的保险柜,并获得了各种专利。例如,后来成为保险柜行业巨头的英国发明家Charles Chubb和JeremiahChubb兄弟,他们发明的防盗保险柜于1835年获得了专利权。——译者注

[6]  维罗纳是意大利古城,处于多条贸易通道的交会处,为欧洲重要城市。以其雄伟的圆形露天竞技场/剧场驰名。这里的圆形剧场建成于西元30年,规模仅次于罗马斗兽场和加普亚圆形剧场,至今保存完好,为世界现存的第三大圆形剧场。剧场长139米,宽110米,有44级大理石梯阶,能容纳2.5万多名观众。这里每年夏季都举行歌剧演出,是莎士比亚剧作中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为著名旅(接上页)游景点,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目录。——译者注

[7]  即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著名英国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编辑和词典学家,他独力纂成的《英语大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于1755年出版,为他赢得了卓著声誉。他从小就视力不好,左眼尤差。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视力每况愈下,但他从不使用眼镜。他逝世后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译者注

[8]  即熔化的铁水。——译者注

[9]  教皇琼游戏是十八世纪维多利亚时期流行于英国的家庭纸牌游戏。该游戏在传统纸牌上配有一个圆形木盒,从圆心处向外放射状分隔出8个面积相同的扇区,形成8个容量相同的格子,供玩家盛放筹码。也有的圆盒将圆心处开辟为一个盛放整副扑克的圆格。此外,也有用金属制作的筹码盒。——译者注

[10]  希腊神话中在冥河上摆渡亡魂去往阴间的神。——译者注

[11]  原文创作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英国正试图控制东亚,美国正值内战(1861—1865)期间。因父亲工作所需,作者狄更斯5岁时(1817年)随父搬家到查塔姆的皇家海军会计处(Royal Navy PayOffice)工作,在此地生活了7年。——译者注

[12]  中美洲北部国家,玛雅文化所在地。该国北临加勒比海,南濒太平洋,热带气候,全境以山地和高原为主,森林、水利资源都很丰富,森林覆盖率达70%,盛产木料、金属矿。——译者注

[13]  蓝胡子是法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据说,他是个极其富有的贵族,但长着令人恐惧的蓝色胡须。在他的前几任妻子莫名其妙地失踪后,当地再也没人敢把女孩嫁给他。有一天,他到一位邻居家做客,并请求娶她两个女儿中的一个为妻。两个女儿听说后吓坏了,互相推诿,谁都不肯嫁给他。但最终他说服那个小女儿同意了这门亲事,住进了他的城堡。婚后不久,蓝胡子声称要出门一段时间,就把家里所有的钥匙交给了新婚妻子,说她可以任意使用这些钥匙,打开任何房间的门,取用里面的财富。此外,他还交给她一把城堡底下一间小屋的钥匙,并叮嘱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开那个小屋的门。妻子答应后,他就走了。可是这位妻子忍不住强烈的好奇心,在举办一次家庭宴会期间,偷偷进了那个小屋,发现了那里隐藏的可怕秘密:地板上满是血迹,蓝胡子前几任妻子的尸体赫然挂在墙上。她吓坏了,手中的钥匙一下掉进了血泊之中。她逃离了这间小屋,但钥匙上的血污却怎么都洗刷不掉。她把这个惊天秘密告诉了姐姐,姐妹俩决定逃跑。但第二天早上蓝胡子突然回来了。他发现了钥匙上的血污,知道妻子背叛了誓言,一怒之下,要当场杀死她。妻子请求先做祈祷再赴死,蓝胡子答应了。于是姐妹俩把自己锁进了城堡顶上的房间,等待她们的两个兄弟前来营救。蓝胡子撞开门,正要对她们痛下杀手,两兄弟赶到,杀掉了蓝胡子,救出了两姐妹。蓝胡子无嗣,妻子就继承了他的全部家产,她将其中一部分分给姐姐作嫁妆,一部分分给了两兄弟,其余部分用作她自己的嫁妆,嫁给了一位可敬的绅士,开始了幸福的新生活。——译者注

[14]  “快活的斯图亚特”指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王查理二世(CharlesII,1630—1685),他属于斯图亚特家族,因其放荡的个人生活和享乐主义的朝廷体制,被称为“快活王”(Merry Monarch)。1664—1667年,英国与荷兰进行了第二次英荷战争,1666年9月10日,伦敦发生大火,城市焚毁,英国经济遭受重创,荷兰舰队趁机于1667年6月在泰晤士河口发动了“突袭梅德韦”行动(Raid on the Medway),歼灭了驻泊泰晤士河的英国舰队,破坏了船厂。1667年7月,英国被迫签订《布雷达合约》。——译者注

[15]  指俄国沙皇彼得大帝(1672—1725)。1697年至1698年间,彼得大帝化名到西欧旅行,考察和学习西欧发达的科技、文化,其中包括荷兰和英国的先进造船术。他天资颖悟、勤奋好学、手艺纯熟,深受师傅的赞誉,在荷英两国的造船厂亲自动手,建造过运行良好的战舰。——译者注

[16]  毕斯托尔(Pistol)是莎士比亚名剧《亨利五世》中的角色,亨利五世的随从,极擅吹牛,但实则胆小如鼠。他的同伙有惯于虚张声势的巴道夫和寡言少语的尼姆,二人同样是懦夫加小偷。——译者注

沃平 [1] 救济院

我那天无所事事,就去了伦敦东区 [2] 。我从考文特花园出发,朝都市的那个区域走去。经过东印度公司大楼时,我无意间想起了蒂普苏丹 [3] 和查尔斯·兰姆 [4] 。随后,我经过了那个小小的木刻海军少尉 [5] ,亲热地拍了拍这位老熟人穿着及膝短裤的一条腿。随后,我经过了阿尔盖德水泵 [6] ,经过了撒拉逊人头像 [7] (而且可耻地在他那黑黝黝的脸上贴了好几张广告单来丑化他),逛进了他的老邻居黑(或灰)牛(或狗) [8] 那空荡荡的庭院,不知这动物于何时辞世,也不知那些车舆流散到了何处。随后,我从那里出来,重新踏进铁路时代。随后,我经过了白礼堂教堂 [9] ,走进了商业路 [10] ——这对一个非商务旅客 [11] 而言很不适宜。我欢快地踩着那条大街上的遍地烂泥,尽情地观赏着制糖商的大片房屋、穷街陋巷两侧狭小后院里的小小桅杆和风向标、毗邻大街的运河与码头、沿着石路轰隆隆前进着的东印度公司大篷货车、手头拮据的大副们典当了那么多六分仪和象限仪的当铺。我真想便宜地买它几个,可惜这些仪器我丝毫都不会用。最终,我拐出商业路,开始向右前进,朝沃平走去。

我打算到沃平老阶梯 [12] 去坐船,去那里转转,原因并不是我相信(因为我并不相信)那个年轻女子坚贞如一。她用那些美丽的陈辞滥调,告诉她那航海的情人:自从送给他那个标着他名字的烟盒之后,她对他一如既往。我觉得,恐怕他从这种约定中得到的通常是最坏的结果,而且彻底上了当。我要去沃平,是因为一位东区的违警罪法庭推事在晨报上说,在沃平妇女救济院的妇女都是一类货色,救济院本身的存在就是一桩丑闻和耻辱;他还讲了其他许多难听的话。我去那里,是因为我想看看事实到底如何。要知道,那些东区违警罪法庭推事并不都是伦敦东区最睿智的人,他们或许是在调查该地区圣乔治教堂 [13] 的奇装异服和怪模怪样时推出上述论断的。这种调查通常是在毫不混乱的思想状态下进行的。他们向有关各方和无关各方详询所涉事由;其最终的解决对策就是:咨询原告,问他觉得应该怎样处置被告,然后听取被告本人对自己的处理建议。

在离沃平尚远时,我主动迷了路,以一种土耳其人式的心情,弃身于褊街狭巷之中,任宿命以某种方式指引我到达预想的地点,倘若这在冥冥之中已然注定。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终止了这命运的指引,决定费神看一看路,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架平旋桥上,桥下的脏水里有几绺深色的头发。在我上方对面,站着一个人,依稀像个小伙子。他毛发蓬松、脸色蜡黄,身上又脏又亮又粘,也许是他那肮脏的老父亲——泰晤士河的小儿子,或者就是那个淹死者本人。我和他中间隔着一根花岗石柱,柱子上贴着那死者的讣告,就像戴着一枚大顶针。

我就向这个幽灵打听,此地叫什么名字?他阴森森地龇牙作笑,喉间似乎发出了汩汩的水声:

“贝克先生的陷阱。”

在此类情境下,我向来十分警惕,要听得懂话里的机锋。我一边在心里琢磨此话的含义,一边密切注视着他——他抱着那几绺头发上方的一根铁横梁舔吮起来。我脑中灵光一闪,意识到贝克先生就是该地区的现任验尸官。

“人们都来这儿寻短见。”我说,同时将目光投向那几绺头发。

“简?”那幽灵讶然盯了我一眼,答道,“没错!还有波莉。也有埃米莉。还有南希。还有苏。”他每说一个名字就舔一下那根铁梁。“还有无素(数)银(人)。英(扔)掉帽子或头经(巾),跑几步,在这头槽(朝)下,她们就这么了。总系(是)在这头槽(朝)下,她们都系(是)。好像一点不。”

“你是说,在半夜一点左右?”

“哈!”那幽灵说,“她们可不挑系(时)候。两点也行。三点。一晚上。你只好好听!”说到这儿,那幽灵把身形靠在铁横梁上,讥讽地咯咯笑了。“可系(是),得有银(人)来。要系(是)没警擦(察),没啥男银(人),能听到扑通一僧(声),她们就不在这头槽(朝)下。”

根据我对这番话的理解,我本人就算个男人,或曰各色人群中的一员。我用普通人的谦恭语气问道:

“常常有人把她们捞出来,对吧?而且治好了她们?”

“我可没听学(说)气(治)好,”幽灵说。不知为何,他对这个词非常反感。“她们被送进求(救)济院,放进乐(热)浴缸,就醒了。我可没听学(说)气(治)好。”他说,“那系(是)胡学(说)!”话音刚落,他就不见了。

他显然已有不逊之意,而我也巴不得清静独处,尤其是他乱蓬蓬的脑袋那么一扭,表明“求济院”已经近在咫尺。于是,我离开了贝克先生那可怕的陷阱(其中放的诱饵就是一层浮渣,很像是清洗过乌黑烟囱的滑腻废水),鼓足勇气拉响了救济院的门铃。在这里,我是个完全陌生的不速之客。

来开门的是一位欢快机敏、身形小巧、手拿一串钥匙的女总管。她答应了我的来访请求。我注意到她那敏捷活泼的小小身材和聪慧的眼睛之后,开始怀疑那个违警罪法庭推事所言是否属实。

(女总管暗示)访客应该先看最差的地方。欢迎观看这里的一切。凡目所见,即为一切。

这是唯一的准备工作,我们随后就进入了“丑陋的病房”。这些病房位于一座老房子里,这座老房子被挤在一个石铺庭院的一角,与救济院那更现代更敞亮的主体部分保持着相当距离。病房所在的老房子极端落伍——就是几间粗制滥造、条件简陋的讨厌阁楼而已,唯一的通道就是几段又陡又窄、极其难走的楼梯,要将病人抬上楼或将死人运下楼可得费尽老劲。

在这些悲惨的房间里,这边的床架上,那边的地板上(我的理解是,她们是为了换个姿势),躺满了被各种程度的痛苦和疾病折磨着的妇女。她们的服色、姿态和状况都一致无二。只有那些专心观察过这种场面的人才能讲出这千篇一律外表下隐藏着的万般神情。这个人形微微蜷着,侧着身子,似乎已永远舍弃了这个世界;那个漠然不动的脸孔同时呈现出铅色和黄色,从枕头上消极地望着上空;那张枯槁的嘴巴有点下垂,那只露在被单外的手那么迟钝、冷淡,那么轻,又那么重;每张简陋的床上都是如此。可当我在一张床边驻足,对躺在上面的人说了一句那么简单的话之后,她本有的灵魂就浮到了脸上,令这间“丑陋的病房”变得与外面的完好世界一般多姿多彩。这里的人们似乎都不乐意活下去,可谁也不发牢骚。所有能够说话的人都说:这里已经为她们做了所能做的一切;院方的照料慷慨而耐心;她们苦难深重,但并无所求;这些恶劣的病房是同类用房里最干净、最美好的了,如果管得不好,不到一周就会成为传染病院。

我跟随那位脚步轻快的女总管上了另一段惨无人道的楼梯,来到一个略好些的阁楼间,这是给白痴和低能儿住的。这里至少有采光,而前一类病房的窗户就象中小学生的鸟笼的侧面。这儿的炉火上罩着一个结实的格栅,将炉前地面隔开了,两边坐着两位老女士,似乎正在举行某种仪式。她们虚弱地保持着庄严的姿态,那显然是出于仅存的一点自傲。自傲是我们这奇妙人性的一部分。很明显,她们彼此嫉妒,把全部时间(有些人也是如此,但他们的火焰没有被遮拦)都用于在内心诋毁对方和轻蔑地观看周围人等。在这对谑仿乡下贵妇的女士中,有一位极其健谈,而且表达了想参加礼拜日仪式的强烈愿望。她描述说,若能获得这一殊荣,她将会从中得到最大的乐趣和慰藉。她讲得非常精彩,浑身洋溢着愉悦、友好之情,我不由得开始思考,那位东区违警罪法庭推事应该重新调查此案例。不过,我后来得知,她上一次参加礼拜时偷偷带着一根小棍子,在轮流应答过程中突然拿出棍来痛打会众,制造了一起混乱。

就这样,这两位老太太整日隔栅而坐——否则,她们就会扑向对方的帽子——相互猜忌着,凝视着一个不断发病的世界:除了女舍监,屋里的所有人都会犯病。女舍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穷女人,身体健全,上唇巨大,抱着两臂站在那里,似乎在压抑和节省自己的力气。她两眼缓缓转动着,在伺机抓住谁或控制谁。这位民间要人(我很遗憾地认出,她属于我可敬的朋友甘普太太 [14] 那一类型,只是块头小些)说:“她们常常分(犯)病,心(先)生。她们常常无因(缘)无故就摔倒了,好像拉车的马从月亮上掉下来似的,心(先)生。而且有一个倒了,另一个也跟着倒,有时候一下摔倒四五个。哎呦呦!又是打滚又是撕扯,老听(天)!——这个您(年)轻妇女,在这边,病得很厉害。”

她一边说,一边把那个妇女的脸转了过来。那妇女坐在地上,在那些饱受折磨的病人面前沉思着。她的脸上、脑中都没有招人厌恶的东西。周围的那许多各种癫痫和癔病患者看上去病情更重,但舍监却说她是最严重的。我对她说了几句话之后,她仍然仰脸坐着,沉思着。一束正午的阳光照进来,落在她身上。

——这个年轻妇女以及其他这些遭受着剧烈痛苦的妇女,当她们或坐或躺,茫然而迟钝地沉思时,是否在那阳光下的尘埃里,有一刹那想到了健康的人们、健康的事物?这个在夏季如此冥想着的年轻妇女,是否想到在某个地方有树木和花草,甚至有高山和大海?不说那么远的了,这个年轻妇女是否曾模糊地想到那个年轻妇女——那个不在此地、也永远不会来此地的年轻妇女,她被人追求、爱抚与热爱,有丈夫、生儿育女、生活在自己的家里,永远不会懂得遭到这种打骂和撕扯是什么滋味?上帝保佑,这个年轻妇女那时会不会自暴自弃、摔倒在地,就像一匹拉车的马儿从月亮上掉落?

在如此无望的地方,传来了婴儿的咿呀声。那些声音合成了一种声响,我分不清它令我愉悦还是疼痛。这声响是在提醒,这个疲倦的世界并非疲倦透顶,而是在不断地自我更新。就在不久之前,这名年轻妇女还是一个儿童;在不久之后,一个儿童有可能成为她这个样子。然而,那位机警的女总管活跃的脚步和眼神引领我经过了那两位乡下贵妇(婴孩们的声音扰乱了她们的高贵姿态),进入了隔壁的儿童室。

这里有许多婴孩和好几位漂亮的年轻母亲,也有丑陋的年轻母亲、愠怒的年轻母亲、冷淡的年轻母亲。不过,那些婴儿并没有任何难看的表情,他们柔软的脸庞非常可爱,有可能像是皇太子和长公主呢。我很欣幸地委托糕饼师的丈夫为我做了一件颇富诗意的事:以最高效率为我和一个红头发的贫儿做块蛋糕并投进烤箱。吃过蛋糕之后,我感觉好多了。要是没有这块点心,我真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否适合去看“那些犟人”。接下来,那位敏捷、小巧的女总管要带我去探访的就是她们。她竟在这个岗位上适应自如!此时此刻,我已对她充满由衷的敬佩。她引领我一路走去。

“犟人们”正在一个窗户开向院子的小房间里捡麻絮。她们背对窗户,排成一排坐在长凳上,面前是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她们的活计。年龄最大的“犟人”约有二十岁,最小的约有十六岁。在这类非商务旅行中,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倔犟的习惯为何会影响人的扁桃体和悬雍垂。不过,我历来都注意到,凡是“犟人”,不管男女,无论阶层——从贫民儿童学校的贫儿到中央刑事法院 [15] 的法官——嗓音都一样,他们的扁桃体和悬雍垂都有着病态的优势。

“五磅!俺可捡不了五磅!”“犟人首领”说,一边用脑袋和下巴给自己打着拍子。“比俺们现在捡的多多啦!就彻冲(这种)地方、彻冲(这种)条件!”

(这是在承认,她们得到了微妙的暗示:工作量很可能要增加。毫无疑问,她们的工作量并不大,因为当时还不到两点,可一名“犟人”已经完成了当天的任务,正闲坐在那堆麻絮后面。她的头跟那堆麻絮一模一样。)

“总管,蛰(这)冤(院)子很飘(漂)亮,湿(是)不?”二号“犟人”说,“腰湿(要是)乃(哪)个姑娘说拘(句)啥,警察揪(就)来了。”

“然后你就无缘无故地净(进)了监狱!”首领说,同时猛扯麻絮,好像那是女总管的头发。“可哪嗬(儿)都比彻嗬(这儿)强;那样的话,就谢天谢地啦!”

麻絮头抱着两臂,领着“犟人们”大笑起来。她不主动发起什么,但却是那群未参与这场舌战的散兵游勇的指挥官。

“如果哪儿都比这儿强,”我那位机敏的向导极其镇静地说,“你本来有个好地方可呆,却离开了那儿,这很遗憾。”

“哦,从(总)管,哪里?俺没在好地方待过。”“首领”回答说,又扯了一下麻絮,表情丰富地看了一眼对手的额头。“可别那么说,那都是胡说!”

麻絮头又带着散兵游勇上来了,笑了几声,撤了。

“俺没间(见)过,”“犟人二号”喊道,“俺在一个低(地)方呆了死(四)年——俺不想栽(在)不湿(适)合俺的低(地)方呆——哼!不栽(在)不值得尊京(敬)的人家待——哼!俺发先(现)乃(那)家人表免(面)衣滔(一套)杯的(背地)衣滔(一套),酸湿(算是)有星(幸)还湿(是)没星(幸)——哼!腰湿(要是)我没边淮(变坏)没毁了,栽(在)很答(大)程都商(度上),乃(那)可不湿(是)他们的挫(错)——哈!”

她说这番话期间,麻絮头再次带领她的散兵放了几下冷枪,撤退了。

非商务旅行者大着胆子说,他估计“犟人首领”和“犟人一号”就是被送到违警罪法庭推事那儿去的两名妇女?

“对!”首领说,“就是俺们!奇怪的是,警察现菜(在)还没来,俺们就说起来了。彻嗬(这儿)没警察就不能昌(张)嘴。”

“犟人二号”(悬雍垂大幅振动着)笑了起来,那些散兵群起效仿。

“要是谁能把俺弄到哪个地方或扯(者)到国外,”首领斜视着旅行者声明道,“俺肯定会感激不尽。彻(这)个好透了的救济院让俺恶心,俺受够了,是的,俺有理由彻(这)么说。”

二号也是如此,也受够了。麻絮头也是如此,也受够了。散兵们也是如此,也受够了。

非商务旅行者冒昧地提示说,他觉得,若两位“犟人”领袖的自我描述准确真实,听了她们的这番表白,那些想找谦恭可靠的年轻佣人的淑女或绅士,哪个都不大可能乐意聘用她们二位中的任何一位。

“那待在彻嗬(这儿)啥都不是,又有啥好处?”首领说。

旅行者认为,也许值得一试。

“没用,啥好处都没有。”首领说。

“一丁点儿好出(处)都没有。”二号说。

“要是谁能把俺弄到哪个地方或扯(者)到国外,俺肯定会感激不尽。”首领道。

“俺也湿(是)。”二号道,“保争(证)感激不金(尽),俺灰(会)的。”

于是麻絮头站了起来,宣布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主意,并说,她知道其新奇程度非同凡响,一说出来绝对会令毫无心理准备的在座诸位大惊失色:要是谁能把她弄到哪个地方或者到国外,她肯定感激不尽。然后,就像她随之指挥道“女士们,一起唱!”似的,所有的散兵都开始说起同样的话来。我和女总管随即离开了她们,开始在许多只因年老体弱而入院的妇女当中穿行。可是,在此穿行过程中,不论何时,只要我朝任一扇俯瞰庭院的窗口望下去,都会看到麻絮头以及其他所有“犟人”正在隔着她们那扇低处的窗户搜寻我。每次我刚一露头,她们马上就会看到我,从不失手。

十分钟之后,我再也不相信金色的青春时光、强盛的中年时期、矍铄的老年时段等等神话。十分钟之后,所有的女性之光似乎都已被风吹灭;关于女性,天穹之下再无任何物事可资夸耀,唯余几粒微弱闪烁、行将死灭的灯花。

有一点非常特别:救济院里这些暗淡的老妇人们遵循着一种颇为通行的待客仪式。凡是知道有客来访而且并未卧床休息的老妇人,都会蹒跚到一个长凳跟前,坐到她常坐的位子上,加入到一排暗淡老妇人的队伍中,与一张狭长桌子对面的那排暗淡老妇人隔桌相望。并没有人规定她们必须如此排列,这乃是她们的“待客”之道。她们通常并不主动彼此交谈,也不看访客,什么都不看,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蠕动着嘴巴,就像一群乏味的老母牛。有些房间里,我能高兴地看到几株绿色植物;在别的房间里,有一位作为护士的、单独的“犟人”正忙碌着。跟别的“犟人”分开之后,她在这个岗位上干得很好。这些病房,无论是活动室、卧室,还是活动室兼卧室,都被精细地打扫得又干净又明亮。我同大多数类似的旅行者一样,见过很多这类场所,但还从未见过哪一家救济院这般整洁明亮。

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极富耐心、极端依赖枕头下的书籍,也极其信仰上帝。她们都很在意相互之间的和谐,却没人在乎有无希望康复。总而言之,应当说,患有许多病症、病得比别人都严重在这里被视为一项殊荣。从一些窗子望出去,能看到泰晤士河生机勃勃地奔流不息,阳光明朗。可我没看到一个人向窗外眺望。

在一个大病房里,在火炉旁的两张特别的扶手椅上,坐着两位九旬开外的老妇人,宛似那群老妇的正副统领。其中那位年纪较小的刚过九十,耳朵聋了,但聋得并不厉害,能设法听到别人讲话。她年轻时曾养育过一个小孩,那个孩子如今也已经成了一个老妇人,比她还要虚弱,也住在这间房子里。女总管跟她说到这一点时,她完全理解总管的意思,脑袋和食指以各种姿势动作了一番,指出了她那个曾经的小孩。扶手椅上那位年纪较大的老妇人面前放着一张有插图的报纸(她却并没有读)。她已经九十三岁了,目明耳聪,身体健康,而且惊人地健谈。她的丈夫不久前刚去世,她本人住进来还不到一年。这位可怜人本可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得到特别待遇,在自己的房间里得到照料,并渐渐过上舒适的户外生活。在英格兰,一位在救济院外艰难地度过了九十多年的妇女,能在多大程度上过上类似的生活呢?不列颠经过无数乱局之后,顺应天意,崛起于蔚蓝大海之中,其守护天使何曾在那备受称颂的《大宪章》 [16] 中明确禁止这一点?

那位动作敏捷的女总管再无物事可示,我此行的目标也已达到。与她在大门口握手告别时,我告诉她:我认为正义女神未能很好地运用她,而那些东区的智者也并非绝对正确。

我踏上了归途,边走边与自己就那些“丑陋的病房”展开了辩论。它们不应该存在。在现场看过之后,没有哪个正派、仁慈的人会质疑这一点。可是这个联合教区该怎么办呢?对那些病房进行必要的改造会花费几千英镑的资金,而该联合教区已经在资助三个救济院了。为了存活下去,这些教区的居民们努力工作;他们需缴纳的扶贫济困税金已经达到了合理承受度的上限。该救济组织中的一个贫困教区每人要缴纳五先令六便士 [17] 。与此同时,富裕的汉诺威广场圣乔治教区 [18] 每人却只需缴纳约七便士,帕丁顿教区 [19] 每人只需缴纳约四便士,威斯敏斯特市圣詹姆斯教区每人只需缴纳约十便士!唯有通过均摊济贫税,才能解决现有方法未能解决的问题。我这些记录一次非商务旅行的文字篇幅有限,无法展现更多有待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的问题。然而,那些东区智者们必须先看看北区、南区和西区的情况,而后才能合情合理地对此发表长篇大论;他们应该每天早晨先到圣殿区 [20] 一带的商店和住宅转转,先自问“这些穷人还能承受多大压力?——他们中的许多人艰苦度日,免于落入救济院”,而后才能坐到所罗门的宝座 [21] 之上。

在归途中,我还沉思着一件事。因为我最终离开“贝克先生的陷阱”那一带之前,曾敲开了东区圣乔治教堂救济院的大门,发现那是一个能给该地区带来高度荣誉的机构,由一位非常睿智的院长管理得井井有条。在那里,我注意到,顽固的自负和愚蠢能带来多大的间接损害。“我刚刚看到的老年男女贫民就是在这间大厅里聚合来参加礼拜仪式的,对吧?”——“是的。”——“他们有没有在乐器的伴奏下唱赞美诗呢?”——“他们很想那样,他们极有兴趣这么做。”——“一件乐器也弄不到吗?”——“是这样,本来可以免费得到一架钢琴。可是这些令人遗憾的纷争 [22] ——”啊!身穿漂亮长袍的基督教朋友,你当时若不理睬那些唱歌的人,让会众自己唱,这样做会更好,而且好得多!你应当比我更清楚这一点。但我觉得我曾读到过,从前他们就是这样做的;读到过,“他们唱了一支赞歌之后”,(并没有穿漂亮长袍的)某人上了橄榄山 [23]

一想到这件恼人的琐事,我就心痛不已。我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一路走着,每一块石头似乎都在对我呼喊:“老兄,转过来!看看该做些什么?”于是我诱使自己变换了思绪,让心里好过些。可是,我真的做到了吗?我至今都想不起来。我的脑中满是潦倒的穷人,乃至于思绪的变化终究只是从一千个贫民变成了一个贫民。

“先生,打扰一下。”他说。那是在另一个场合,这个贫民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地说:“我可过过好日子。”

“听你这样说,我觉得真遗憾。”

“先生,我要投诉院长。”

“明确说吧,在这里,我毫无权力。即便我有的话——”

“但是,先生,请允许我说说这事。就是一个曾过过好日子的人对您讲几句话而已。先生,院长和我都是共济会会员 [24] 。我不停地给他打手势,可因为我处境不幸,他却不肯给我口令!”



(牛云平 译)

[1]  沃平(Wapping)位于伦敦金融城东部,南临泰晤士河。1986年,传媒大王默多克将其新闻总部从英国报业中心河湾街(Fleet Street)搬至此区。——译者注

[2]  伦敦东区(East End)位于伦敦金融城城墙以东,泰晤士河以北,为港口区。19世纪晚期,伦敦地区人口数量激增,这里成为拥挤不堪的贫民和移民区,导致“伦敦东区”逐渐成为一个贬义词。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伦敦东区”成为贫困、拥挤、疾病和犯罪的代名词。如今,这里的人文环境已经有所改观,但某些区域仍然是全英国最贫困的地区。——译者注

[3]  蒂普苏丹(Tippoo Sahib,或Tipu Sahib,1749—1799)是印度南部迈索尔王朝的统治者。英国入侵前,他是全印度最强大的国王,曾对英国在南部印度的利益构成了最大威胁。他在位期间曾同英国殖民者(特别是东印度公司)展开了长期英勇战争,但终被英国殖民者和几个邻邦国王联手打败和杀害,一度繁荣强盛的迈索尔王国随之落入了英国人之手。——译者注

[4]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散文家,生于英国伦敦,一生平凡而不幸。兰姆家境贫寒,1796年,他的姐姐因劳累过度而出现了精神病,杀死了母亲。从此,他为照顾姐姐,使她免于流落到疯人院而终生未娶。1792—1825年,他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工作之余,他创作过诗歌、莎剧论文、故事、随笔等,文风富有个性、亦庄亦谐。他的代表作有《莎士比亚故事集》(1807)、《伊利亚随笔》(1823)、《伊利亚续笔》(1833)等。——译者注

[5]  木刻海军少尉是位于利登豪街(Leadenhall Street)的所罗门·吉尔斯仪表店的标记之一。木雕不大,站在店门口的墙壁上,穿着海军制服,双手捧着一只很大的六分仪。——译者注

[6]  阿尔盖德水泵(Aldgate Pump)是伦敦金融城内一个历史悠久的水泵,位于阿尔盖德大街(Aldgate High Street)、芬丘奇街(Fenchurch Street)、利登豪街交会处。该水泵原本抽取地下水源,作为公共饮水设施使用。水泵上有个狼头形状的水嘴,据说是为了纪念在伦敦金融城内射杀最后一只狼而造。——译者注

[7]  “撒拉逊人”一词源自阿拉伯文sharqiyyin(“东方人”)一词,拉丁文则写作Saracen。古罗马人本来用该词指称生活在罗马帝国阿拉伯行省(包括今约旦、西奈半岛和沙特阿拉伯西北部)沙漠一带的非阿拉伯游牧民。到中世纪时,该词词义扩大,陆续将阿拉伯人也包括在内,到11世纪末期,该词已经成了“穆斯林”的同义词。撒拉逊人头像(Saracen's Head)在英国曾是惯用的旅馆标志。——译者注

[8]  在英国,许多旅店、酒店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许多旅店位于罗马道路两边,多为马车旅店。它们的早期顾客大都不识字,所以店家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图像符号做标志,让顾客记住自己,创建口碑。这种做法蔚成传统,沿用至今。撒拉逊人头像就是一例。以牛、鸡、狗、猪、马、虎、狐狸、狼、狮子等家畜和野生动物加上某种(些)颜色为标志的办法也很流行。——译者注

[9]  白礼堂教堂(Whitechapel Church)位于伦敦东区,初建于14世纪早期,原是一个为远离教区的基督教徒们设立的小礼拜堂。后经数次重建和毁坏,终于1952年被彻底拆除,其原址现为一个公园。这里的白礼堂大街和白礼堂路原本是在从伦敦金融城出城向东通往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的古罗马人通道,道路两侧马车旅店林立。以此小礼拜堂和罗马人通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白礼堂区长期以来都是伦敦最具代表性的贫民区,人口肤色不一、成分复杂,环境脏乱、治安极差。19世纪80年代,这里曾发生了恶名昭著的连环谋杀悬案,神秘的凶手被称为“开膛手杰克”,但至今没有破案。——译者注

[10]  伦敦东区的一条路,为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早期所建,西连伦敦金融城,东接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长约3.2公里。——译者注

[11]  非商务旅客(the Uncommercial Traveller)是狄更斯杜撰的人物。1859年他自办了一份刊物《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 ),并于1860年1—10月在该刊上发表了17篇、一个称作“非商务旅客”的文章系列。在其后的10年时间里,狄更斯陆续借用此角色续写了多篇文章,所有这些文章在他死后,于1875年以《非商务旅客》为名结集出版。在狄更斯笔下,此“非商务旅客”酷爱旅行,不仅去欧洲大陆和美洲,而且喜欢在伦敦本地游逛。他不仅观光,而且对其发现进行研究和报道。借此患有失眠症的虚构人物之口,狄更斯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种种黑暗面。——译者注

[12]  沃平老阶梯位于沃平大街(Wappping High Street)南侧,是沃平地区通往泰晤士河岸线的阶梯之一,仅在退潮时露出,青苔遍布,泰晤士河在此涨潮落潮,能带来一些诸如古老陶片之类的浮货。这里曾经是水产交易市场,肯特郡的渔夫们带着从拉姆斯盖特捕获的水产到这里来卖。这里也曾是绞死海盗船长基德(Captain Kidd)的地方。——译者注

[13]  东区圣乔治教堂(St. George-in-the-East)建于1714—1729年间,1729年投入使用,其周边地区称为圣乔治教区。1855年教区委员会成为该教区的地方政府,1927年撤销。教区委员会于每年复活节由本地的纳税人选举产生,教区委员会负责每年推选本堂区的俗人委员,掌管本教区的世俗事务。这些俗人委员可能会与教堂及教区牧师(rector)意见相左。1859年5月—1860年7月,圣乔治教堂爆发了这样的冲突,称为“仪式暴乱”(RitualismRiot)。1842年,布莱恩·金(Bryan King,1811—1895)被任命为圣乔治教区牧师,他到任时,发现该教区委员会推选的俗人委员是不顺从国教者和非国教教徒,从此展开了一场长期的斗争。他决定改变原来简陋、单调的礼拜仪式,以吸引更多信众:给圣坛披上祭服,放上点燃的蜡烛;让唱诗班穿上长袍哼唱圣歌和应答祷文;牧师穿白色法衣而不是黑色长袍讲道,等等。1857年,有人送给金几件白绿相间的丝质无袖长袍,在分送圣餐时穿用。他起初非常犹豫,但后来开始穿用。这些服饰虽是现在通行的做法,但在当时,在十九世纪中期,那些成分复杂、生活贫困的东区会众对此带有中产阶级调子的“时髦”行为深恶痛绝,双方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发展成为会众暴乱:连续数月,一到周日,成千上万的会众就带着狗涌入该教堂,抽烟、放火、乱扔帽子、起哄,在牧师布道时大声诘问、奚落牧师,在唱诗班唱圣歌时高唱《统治吧,大不列颠》和《上帝保佑女王》等别的歌曲。教堂外也同时发生着类似的暴乱,导致牧师不得不靠警察护送才能从边门回到住宅。金牧师请求从政府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但教区委员会的活动促使英国议会上下两院都漠视了他的请求。最后受到起诉的不是暴乱者,反倒是牧师一派。——译者注

[14]  甘普太太是狄更斯于1843—1844年间发表的小说《马丁·瞿述伟》中的一名护工。她从月嫂到装殡工,什么都干,可她放纵、贪杯,从来不放过任何享受主家好处的机会,而且习惯性地带着一把黑色的破伞。她的形象深入人心,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甚至用“甘普”一词来指称伞。——译者注

[15]  英格兰和威尔士中央刑事法院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老贝利街,其原形为16世纪的伦敦金融城市长和郡长会议厅,毗邻新门监狱,为理查德·威廷顿爵士所捐赠。到1834年为止,该法院已受理过10万多起刑事案件,包括所有死刑案件。后经数次毁坏和重建,1834年更名为中央刑事法院,建筑实体及其运转由伦敦金融城政府出资维护。中央刑事法院为全国性法院,负责受理较重大的刑事案件,庭审对公众开放。可在此开庭的法官有高等法院法官、巡回法院法官和刑事法院兼职法官。该法院的最高常任法官被称为伦敦市首席法官(Recorder of London),其副手被称为伦敦市司法行政官(Common Serjeant of London),地位很高。高等法院的一些重要法官是显赫的终身贵族。——译者注

[16]  《大宪章》于1215年由英国贵族与英国国王初次订立,以约束王权、保障贵族的政治权利,从此开创了宪法政治,影响远播。其中明确保护了寡妇的财产权。——译者注

[17]  在旧时英国货币单位中,1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五先令六便士合六十六便士。——译者注

[18]  汉诺威广场圣乔治教堂(St George's,Hanover Square)是1711年规定建造的五十座安妮女王诸教堂之一,位于伦敦金融城西侧的威斯敏斯特市内梅菲尔区(Mayfair)。教堂所处为上流社会地区,于是成为名门望族常用的婚礼举行地。1886年12月2日,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就在此结婚。——译者注

[19]  帕丁顿教区也位于威斯敏斯特市内。——译者注

[20]  圣殿区(the Temple)是圣殿教堂所在的教区,主体部分在伦敦金融城内,西部的一小部分在威斯敏斯特市内,南临泰晤士河,西临萨里街(Surrey Street),北临河岸大道(Strand)和河湾街(Fleet Street),东临圣衣会街(Carmelite Street)和白衣修士街(Whitefriars Street)。该教区为本市乃至全国著名的法律中心。——译者注

[21]  据基督教《圣经》记载,所罗门是联合王国的第三任国王、大卫王之子,是智慧、神通、财富、荣耀、权威、美德的象征,流传下来三千句箴言和一千零五首诗歌。他的宝座是用象牙所制,外包精金,有六层台阶,有金脚凳与之相连。每层台阶都有两头石雕狮子站立,宝座两旁有扶手,扶手附近也各有一头石雕狮子。所罗门的宝座高踞一切之上,象征他有着高高在上的威权,他坐在其上进行审判。——译者注

[22]  参见前文“东区圣乔治教堂”条注释。——译者注

[23]  此处的“某人”指耶稣。这是《马太福音》(26:30)和《马可福音》(14:26)中记载的典故:耶稣及其十二门徒吃过最后的晚餐,唱了赞美诗,往橄榄山去。在一个叫客西马尼的地方,耶稣去远处祈祷时,门徒们都疲惫地睡着了,他去了三次、回来三次,可门徒们谁都没有醒来。等他第三次回来后不久,叛徒犹大就带人来把他抓走了。——译者注

[24]  共济会(Freemasonry),字面意思是自由石匠工会,是一个带宗教色彩的秘密兄弟会组织,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宣扬博爱、慈善、美德,思索人类生存的意义。共济会起源不明,但据信最初为中世纪时石匠们自发形成的组织,其基本徽章是由石匠常用工具——圆规(在上)和直角尺(在下)组成的图案,有的徽章图案上在圆规和直角尺之间还有一个字母G,代表共济会的法典。有记载表明,现代共济会出现于18世纪早期的英国伦敦,是一个由白人贵族、高级神职人员、上层资产阶级等社会精英人物组成的封闭社团组织,并于1730年代传播到了北美殖民地。英王乔治三世、乔治四世、乔治六世、爱德华七世、爱德华八世都是共济会会员;另外,如孟德斯鸠、牛顿、莫扎特、贝多芬、歌德、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罗斯福、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马克·吐温、爱因斯坦、温斯顿·丘吉尔等许多欧美政要和科学文化界名人也都是共济会会员。后来,共济会放弃专走上层路线的做法,开始吸收普通公民入会,在世界各地现有600多万会员;其活动也越来越公开化,除了内部表明各级别的暗语及手势仍旧保密之外,其余活动基本上全部公开。——译者注

东方的小星

昨夜,一直在翻看著名的木刻集《死亡之舞》 [1] ;今日,又想起画集中那些冷冰冰的古老的木刻画,心中竟生出一种阴森恐怖且乏味无聊的感觉。与此同时,在我的前方,正走着一个瘦如骷髅的人物,手里拄着的棍子不断敲击地面,发出刺耳的“嘎”“嘎”声。不过,这个“骷髅”不是在画中,他/她没有任何煞费苦心的装扮——他/她没有弹着洋琴,没有戴着花冠,没有拿着羽毛,没有穿着长袍,没有跟着队列,没有举着酒杯,没有吃着美食,没有玩着骰子,更没有数着金钱。我眼前的这个“骷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正挣扎着向前挪动脚步,像是在跳一曲坚韧不屈的死亡之舞。

这一幕发生在11月的一个雨天,地点是伦敦东部莱特克里夫与斯特普尼两个小村庄接界的地方,混浊的泰晤士河从这里缓缓流过。河两边肮脏的街道和陋巷纵横交错,如迷宫一般;破破烂烂的房子大都隔成单间,专门出租。这里荒凉偏僻,到处都是腌臜的污泥、褴褛的衣衫和辘辘的饥肠。住在这儿的人大都没有工作,即使个别人有幸得到一份工作,也不会长久,失业犹如家常便饭。毕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们都算不上是熟练技工。他们是最最普通的靠体力吃饭的人——码头搬运工、滨水区小工、煤炭装卸工、道渣抬运工等,都是些做苦工的人。但不管怎样,这一群可怜的人儿还是活着,并且不断地繁衍着。

且看我眼前的这个“骷髅”,他/她好像正在跟谁开一个荒唐至极的玩笑。他/她把好几份早已被风雨撕扯得支离破碎的议会选举提案贴在很多面墙上,还用粉笔把候选人的得票情况写在一座破败不堪的房子的窗户遮板上。“骷髅”恳请拥有自由独立之身的穷人们要珍视当前的党政制度和国家的繁荣富足(看来两者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选举议员时不要只投一个政党代表的票;一党执政容易滋生腐败,若同时选举两党的代表为议员,则有助于建设一个永远兴旺昌盛的国家。想必天底下再没有比“骷髅”的这种修士想法更具讽刺性的了!

我不由开始琢磨此候选人和彼候选人以及人民群众的“赐福者”——此政党和彼政党所承诺的那些深谋远虑的规划。他们承诺,将会遏止成千上万英国人(谁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道德上的沦丧和体质上的衰退;将会为想工作想活下去的社区居民提供有效就业;将会均衡税率、开垦荒地、为想移居外地的人们提供帮助;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将会救助并重用未来的新人,以便使整个国家从日渐衰败走向步步强大。心里思索着这些看似充满希望的规划,我拐进了一条狭窄的街道,想去看看那儿的人家的生活。

这条街道的一侧是一堵残墙,显得光线非常昏暗。几乎每座房子的大门都敞开着。我走进其中的一座,敲了敲起居室的门,问道:“可以进来吗?”“想进就进来吧,先生。”

屋里的女主人(看起来是来自北爱尔兰地区)刚拿起一些长条木柴——大概是从废旧的码头设施或船只上拆下来的——塞进了原本空洞洞的炉子里,炉子上架着两口正等待烧开的铁锅,分别盛着一些鱼和一些土豆。木柴燃起来了,借着这火光我看到了屋里简陋的陈设:一张桌子,一把坏掉的椅子,还有几件廉价的破旧陶器摆放在壁炉台上。和女主人又说了好几分钟的话之后,我才看到屋角的地板上还有一堆极其难看的棕色物件。若不是以前见过,我可能真的无法相信这会是“床”。床上乱糟糟地蜷缩着个什么东西,我问女主人:“那是什么?”

“那是个小可怜儿,先生。她病得很厉害,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点儿也不见好。她总是白天睡不醒,晚上又睡不着。都是因为铅,先生。”

“因为什么?”

“因为铅,先生,肯定是因为在铅厂上工。女的在那儿上工,一天可以赚18便士;但是得特别早去申请,而且还得够幸运,人家想要你你才有机会去。她是铅中毒了,先生。有的人刚上班不久就铅中毒了,有的过一段时间才会中毒,还有的,不过是少数,一直都不会有事儿。这全在人的体质,先生,有的人体质好,有的人体质弱。她的体质就属于那种容易铅中毒的,而且一中毒还就特别严重,先生;她的脑子都不中用了,总是头痛的厉害。天天就这样,不见好,倒也不见坏,先生。”

正说着,病中的年轻姑娘痛苦地呻吟起来。女主人俯下身,取下裹在姑娘头上的布带;接着,又推开后门,让阳光透进来,好晒晒这条用以减轻头痛的布带。从敞开的后门,我看到了这家人的后院,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狭小最贫困的后院。

“铅中毒后,她就成了这样,白天黑夜地头痛,先生。这可怜的孩子,头痛把她害惨啦。上帝知道,我丈夫是个干体力活的人;四天了,他天天去街上转,现在肯定也正在街上转呢;他想找点活儿干,可就是找不到;家里没有柴火,没有吃的——除了锅里的那点儿,什么吃的也没有了;救济金又少,两个星期才不到十个先令。上帝保佑啊!我们这儿又黑又冷,穷得没法儿过啦!”

我本应该给他们一些钱,但我早就决定这次探访过程中不给予任何人任何物质上的帮助;因为我想做个试验:看看如果不给钱,这些穷苦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他们真的像我想象的那样淳朴善良,到时候再给也不晚。经过仔仔细细的观察,我敢肯定这家人一丁点儿都没有奢望我给他们钱。能有个人听他们说一说自己的痛苦他们已经很感激了;同情就是给他们的最大的安慰。他们绝不会伸手跟人乞讨,更不会因为我没给钱而感到一丝的惊讶、失望或憎恨。

女主人已成家的女儿从楼上的屋里走下来,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当天清晨去铅厂找工作了,但没能成功。她有四个孩子;她的丈夫也是码头搬运工,当时正在外面四处找活干,但估计跟她的父亲一样也不会找到。这个已婚女儿大概生长在英格兰,天生丰满漂亮,活泼开朗。她和她的母亲一样,虽然穿的衣服很破旧,但看得出来,她们都很尽力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她了解那些不幸的铅中毒病人的所有痛苦,了解铅中毒的方方面面,包括铅中毒的症状及病情的发展情况——这一切对她来说都太熟悉了。她说,一走进铅厂的门,那股气味就足以把人熏倒,但她还是想再去那儿应聘;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能长期在那儿上班,每天挣18便士,就算有一天铅中毒了、不能动了,也比现在看着孩子们挨饿强啊。

再次环顾这个小屋,又看到屋角那个黑糊糊脏兮兮的用作床的橱柜。它几乎顶住了后门,看起来非常不协调。有段时间,一直是那个生病的年轻姑娘一个人夜里睡在那儿,白天躺在那儿。现在,天冷了,可毯子啊,被子啊,又都当到非法经营的当铺里去了,再当回来是不能了。为了取暖,到晚上的时候,女主人、她的丈夫、还有另外两个孩子只能和那个生病的可怜姑娘一起挤着睡在这个棕色的物件上。

尽管一分钱也没给他们,可这个穷苦的人家依然对我心存感激。临走时,他们满含着真诚的谢意跟我道别:“上帝保佑您,先生。谢谢您来看我们。”

走过几条街道,我又叩响了另一座房子里一间起居室的门。开门往里看时,只见一个男人、她的妻子、还有四个孩子正围坐在一个脸盆凳旁吃晚饭,那脸盆凳便是这家人的餐桌,晚饭也只有面包和一些喝完茶后剩下的茶叶。他们的身旁是一个壁炉,炉膛里的碳渣发出微弱的火光;房间里有一个带顶棚的床架,上面架着一张床,床上只有一条被子;房间的前后两面墙上分别有一扇可以通风的窗户,但现在为了驱寒却都紧紧地关着;屋里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男主人在我进来时没有站起身;我们聊天时,他也一直都坐在那儿。不过,我进屋摘下帽子时,他倒是很有礼貌地冲我点了点头;说到能否问他一两个问题时,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男主人的妻子一看就是个聪敏的女人,反应很快,见来了人儿,立刻起身站在丈夫的身旁。丈夫抬头求助般地呆望着妻子。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原来丈夫的耳朵有点儿聋,尽管才三十岁左右,头脑反应已经很慢很迟钝了。

“他是干哪行儿的呀?”

“先生问你是干哪行儿的,约翰?”

“我是造锅炉的。”男人一边回答,一边万分茫然地打量着自己的四周,好像在寻找一个莫名其妙就消失不见了的锅炉。

“他不是技工,您知道的,先生,”妻子补充道,“他只是个干体力活儿的。”

“还上着班呢吗?”

丈夫又抬头看妻子,向她求助。“先生问你还上着班呢吗,约翰?”

“上班!”眼前这个苦闷的锅炉制造工突然大喊起来,像受到了惊吓一般瞪大眼睛看着妻子。接着,又慢慢地把目光转向我,说道:“没班上。”

“哎,确实没班上!”可怜的妻子摇头说道,目光依次投向四个孩子,最后又落在丈夫身上。

“上班!”锅炉制造工看看我,看看空中,又看看坐在自己膝前的二儿子,好像还在寻找那个消失不见了的锅炉。“真希望能上班啊!三个星期了,一天班都没上过。”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啊?”

听这样一问,这位曾经的锅炉制造工脸上隐约露出了一抹对妻子的钦佩之情。他一边伸出胳膊,让我看他那已经穿得露线了的外衣袖子,一边指着他的妻子,回答说:“靠我媳妇干活儿。”

我想不起造锅炉这样的工作都到哪儿去了,也想不起那位丈夫对这个问题所做过的猜想了。我只记着他当时的神态和表情都说明造锅炉的工作再也回不来了。

男主人的妻子很不简单,她开朗乐观,非常乐意帮丈夫来支撑这个家。她做的是廉价成衣的缝制工作,具体点说,是缝制双排扣男夹克。她把手头的一件衣服铺开在床上给我看——那床是这间房子里唯一能铺得下这件衣服的家具。她跟我解释自己已经缝了多少,还有多少需要机器最后来完成。按照她的计算,扣除针线等配料,每加工一件夹克能挣十个半便士;她一般情况下不到两天就能做完一件。

只是她没有办法直接从货主那里取货,货到她手上还得经过二道贩子,自然人家也不是白做的,还要从中扣钱。那为什么还非要经过二道贩子呢?为什么?是这样的:衣服拿走就有可能收不回来,这个风险由二道贩子来承担,他们取货时要交押金,比如说两英镑。她如果有足够的钱交押金,就可以直接从货主那里拿货,二道贩子也就不能再从中扣钱了。但实际情况是,她手里根本就没有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二道贩子从中获利,自己的工钱因此缩水,只剩下十个半便士。她非常机敏地解释着这一切,没有丝毫哀叹,没有半句抱怨,那语气中甚至还带着些骄傲。解释完毕,她把衣服叠好,重新坐回丈夫身边,继续他们那顿只有干面包的晚餐。这家人的晚餐着实太简陋,没有餐桌,只能用脸盆凳代替;没有杯碗,只能用又脏又旧的瓶罐代替。这位妻子的穿着也很破旧,肤色也不好看,明显是缺乏营养,也需要好好梳洗打扮。尽管如此,她的身上却有着一种高贵的尊严,她是全家人的靠山,就像锚一样牢牢抓住丈夫这艘遇难的小船,使其得以安全靠岸。我起身要离开时,锅炉制造工的双眼再次慢慢转向他的妻子,似乎只有在妻子那儿才存有最后一线希望去找回那早已消失不见的锅炉。

这家人只申请过一次堂区 [2] 政府的救济金,那时丈夫受了工伤,实在无法工作。自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申请过。

往前走了没多远,我又来到位于一楼的一间屋里。女主人在我进门时满含歉意地连声说着“屋里太脏了,太乱了。”那天是星期六,女主人正在洗孩子们的衣服。她把一口锅架在炉子上烧着热水,而热水里泡着的正是孩子们的脏衣服。在这个家里,除了这口锅,再没有别的容器可以用来洗衣服了。在这个家里,没有陶盆、铁盆、木盆或木桶,只有一两个残旧的陶罐和破损的瓶子,还有几个当凳子用的破箱子。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堆着已用得所剩无几的一点儿煤屑,旁边是一个没有门的柜子,里面扔着几件破衣烂衫。屋子的另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老旧的摇摇晃晃的法国式铁架床,床上仰面躺着一个男人,身上穿着一件褴褛的双排扣夹克,头上戴着一顶运煤工人的粗油布帽子。屋子里到处都黑糊糊的,墙壁更是污浊一片,乍看上去,还以为是故意刷成了黑色呢。

女主人一边洗着衣服,一边说着抱歉的话。我站在她对面,注意到她连一块肥皂都没得用。我假装什么也没看见,故作随意地再次环顾这间小屋,又看到了几件刚进门时没能看到的东西:半磅面包孤零零地放在一个空荡荡的纱橱里;一件破旧的红色衬裙很随便地挂在门后的把手上;几块锈铁零零散散地扔在地上,看上去像是一段炉灶烟筒和一些已经用坏了的什么工具。一个大点儿的孩子站在那儿,正盯着这些废铁块儿在看。还有两个小点儿的孩子坐在紧挨着炉子的一个破箱子上,其中一个长得非常漂亮可爱,另一个时不时地探过头来亲他/她一下。

和刚刚在另外一家见到的那位妻子一样,这位女主人也是衣衫褴褛,面色萎黄,让人心生怜惜。然而,她姣好的身材,活泼的性格,还有脸颊上隐隐约约的笑靥,无不让我联想起多年以前在伦敦艾德菲剧院出演音乐剧《维多琳娜》的著名女星菲兹威廉夫人 [3]

“可以问一下你丈夫是做什么的吗?”

“他是运煤工人,先生”,女主人一边说着,一边扭头瞥了一眼躺在床上的丈夫,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失业了吗?”

“啊,是的,先生!他一直都很难,很难找到活儿干;现在,是彻底没活儿干了。”

“都是因为这双腿,”躺在床上的丈夫开口说道,“我要把裤腿卷起来让您看看。”说着便动手去卷裤腿。

“你们还有再大点儿的孩子吗?”

“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儿是做针线活儿的,现在正在上班;儿子就干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活儿,现在正在外面找工作呢。”

“他们也住在这儿吗?”

“他们睡这儿。因为没有钱再去租房,他们晚上只能回这儿来住。房租对我们来说太贵了。现在,法律规定的房产税涨了,房租也跟着涨,一个星期六便士。我们已经拖了一个星期没交了。房东很生气,说要把我们赶出去;有时候就来踹门,把门晃得吱嘎乱响,怪吓人的。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躺在床上的丈夫这时候插进来,凄苦地说道:“看我这双腿,肿得这么厉害,皮肤都有点儿涨破了。我还经常做举腿的动作呐。哎,不管怎么说,还算管点儿用吧。”

他低着头看了一会儿自己的那双腿(这双腿已经变得畸形了,腿上的皮肤也差不多已完全失去了光泽),忽然好像想起了这双腿在这个家里是不受欢迎的,于是赶紧把裤腿放了下来。那双腿就仿佛是一张早已过时的老地图或毫无价值的设计图一样,没有人愿意去查阅,去参考。这位丈夫无可奈何地躺回床上,拿帽子盖住脸,再也一动不动。

“你的大儿子和大女儿睡在那个衣柜上吗?”

“是的。”女主人回答说。

“和弟弟妹妹一起睡在那儿?”

“是的。我们得挤在一起取暖。我们的被子太少了。”

“除了纱橱里的那半块面包,你们还有别的吃的吗?”

“没有了。另一半我们在早上已经吃完了,就着白水。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接下来有可能会好一些吗?”

“要是我大儿子今天能挣到钱的话,他一定会拿回来的。那我们晚上就有吃的了;而且,说不定我们还能交点儿房租。要是没挣到,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情况很糟糕哦。”

“是的,先生。生活很难,很难。您要走啦!小心啊,台阶坏了!再见,先生!”

这些穷苦的人们得不到任何救济;但他们也不会去济贫院,因为他们对那儿充满了恐惧 [4]

在又一间出租屋里,我看到的是一位非常体面的妇女,还有五个孩子,其中最小的那个还不到一岁。这位妇女是本堂区医生的一个病人;为此,她的丈夫便在这家医院里干活儿。堂区间联合济贫院破天荒允许给她和她的家庭提供救济——每星期四个先令,外加五个面包。我想,当各位议员以及公众的“赐福者”——政党领导人最终达成协议,实现了均衡税率的承诺后,说不定她还可以多拿六个便士。到时候,她或许会合着这份“喜悦”,“欢欣”地跳上一曲“死亡之舞”吧。

此时此刻,我无法再继续探访下去了,我实在不忍再看到那些孩子们的眼神。我可以让自己硬着心肠去看大人们所遭受的痛苦,但当我看到那些孩子们时,我的心软了。他们是那么年幼,那么饥饿,神情却是那么严肃,那么宁静,我真的无法再看下去了。想到他们住在条件无比恶劣的巢穴里,忍受着病痛,濒临着死亡,我倒真希望他们可以毫无痛苦地离开人世。然而,他们不能,他们正在遭受着病痛和死神的折磨。一想到这些,我真的是心软了,再也不忍看下去了。

我沿着泰晤士河往前走,来到莱特克里夫村;又经由这里的一条岔路,回到了铁路边上。这时,我的眼睛被铁路对面的一块牌子吸引住了,那牌子上赫然刻着“东伦敦儿童医院”的字样。此时此刻,再没有什么能比看到这样几个字更能让我的内心感到安慰了。我横穿铁路,径直走进了这家医院。

这里看起来原本好像是个造船厂或者仓库。里面条件极端简陋,设备异常简朴。每层楼的地板上都有活板门,每个活板门上都吊着很多东西;陈旧的地板由于踩踏和推拉重物已变得坑坑洼洼;房间和梁柱的设计很是蹩脚;楼梯上下也不方便;因此要想顺顺畅畅地去每个病房看看就显得不那么容易。但是,这里通风很好,收拾得又干净,让人备感亲切和愉悦。医院里有三十七张病床,床上躺着的尽是些可爱无比的孩子,有的大一些,有的还不到一岁。由于饥饿,这些孩子们都面色苍白,形容消瘦。但是我看到,在这里,孩子们的痛苦得到了温柔的抚慰。这里的小病号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顽皮可爱的昵称;照料他们的是一位十分温婉秀气的女士,她轻柔地帮孩子们撸起袖子,给我看他们那骨瘦如柴软弱无力的小胳膊。每次在她这样做的时候,孩子就会用自己那瘦弱无肉的小手亲热地抚弄她手指上戴着的一枚结婚戒指。

病床上一个刚刚几个月大的婴儿格外引人瞩目,他/她十分漂亮,犹如拉斐尔 [5] 画笔下的小天使。只是他/她小小的头颅上因为脑积水缠满了绷带,同时还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孩子时不时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但这呻吟里没有焦躁不安,也没有抱怨不满。孩子双颊和下巴的线条柔美无瑕,仿佛浓缩了所有婴儿的美丽;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更是可爱非凡。我站在他/她的床脚前,这双明亮的大眼睛便开始和我对望,眼神里充满了好奇与渴望——正是我们都熟悉的婴儿所特有的那种眼神。这双眼睛就那样执著地凝望着我,即使那小小的身躯因为痛苦的呻吟而颤动时,孩子的视线都没有从我眼睛上移开。孩子仿佛是在恳求我,要我把收容他/她、照料他/她的这家小医院的故事讲给我能遇到的每个善良的人听。我伸出自己历经沧桑的大手握住那只贴着下巴紧握着的未经世事的小手,心中暗暗承诺,我一定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我能遇到的每个善良的人听。

当年,是一对年轻夫妇——都是非常有修养的人——买下这栋楼,并把它改建成了现在这家令人称道的医院。这对夫妇从不张扬,只是静静地守在这里。事实上,他们便是这家医院的负责人兼医生。两个人无论是在内科还是外科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丈夫曾经是伦敦一家大医院的外科住院医师;妻子曾经是医学专业的学生,她勤奋好学,通过了严格的考试,并在霍乱流行期间做过护士,负责照料一些穷困的病人。

凭着他们的资历,这对夫妇完全可以另谋高就。他们风华正茂,成就卓然,品位高雅,气质超群,与周围的邻居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与这里肮脏污浊的环境更是格格不入。然而,他们毅然选择了这里。他们的房间位于二楼,即使坐在餐桌前也能听到哪个孩子因为疼痛而哭喊。在这家简陋的小医院里,除了孩子们的病床,你还能看到钢琴、书籍、绘画工具以及其他一些只有文雅之士才可能拥有的宝贝。为了节省空间,这些宝贝都堆放在一处,只有哪一件被用到时,才会把它单独收拾出来,就像旅客排队上船一样,只能一个一个地来。医院的药剂师原本对这儿并不感兴趣,是这对夫妇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这项事业本身的磁力把他吸引到了这里。药剂师住在餐厅内的一个小凹室里,他的洗漱用具只能放在餐具柜里。

他们很满足,因为他们把身边所有有用的东西都能充分地利用起来!他们很自豪,因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把楼内的空间分隔成一个个便利的小间,让白天的诊室摇身变成晚上的吸烟室;不仅如此,他们的候诊室里居然还放着一个朋友送的取暖炉呐!他们对医院周围的环境——如果能够摆脱掉楼后面那个令人不愉快的煤场的话——也很赞赏!他们还有一辆婴儿车,说也是一个朋友送的,非常有用。事实上,是我送的。楼梯下面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落正好作这辆婴儿车的车房。他们收集了很多很多的彩色图片——有的已经剪贴好,有的还没有——用以装饰病房。他们还有一只非常迷人的木刻小鸟,头上顶着漂亮得难以置信的羽冠,当你用手往上拨它的头时,小鸟就会忽地把头低下去。我去探访的那天上午,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典礼,把这只小鸟立为医院的公共雕塑。医院里还有一只长相非常滑稽的杂种小狗,名字叫“卷毛儿”。“卷毛儿”经常在病床间穿梭着跑来跑去,小病号们对它都很熟悉。这只让孩子们精神振作的滑稽小狗是在医院门口发现的,当时它显然已经饿得不行了,医院里的人就把它带进来,给它吃的。自此,小狗便在这里安了家。不知哪个孩子,大概因为仰慕“卷毛儿”天资聪颖,给它脖子上戴了一个脖套,上面写着“不要以貌取‘狗’。”我看到这个不卑不亢的呼吁时,“卷毛儿”正站在一个男孩的枕头边上快活地摇着尾巴。

今年一月份刚开业时,人们都以为这家医院是专门有人出钱为他们筹建的;因此把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视为自己应享受的权利,生气时还故意找碴儿抱怨。不过,他们很快就了解了事实真相,对医院的感激之情开始与日俱增。但依然不遵守医院的探视规则,那些母亲们想什么时候来看孩子就什么时候来,父亲们则星期天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这些父母们还有一个不合理的(不过在我看来也是可同情可理解的)做法:孩子病入膏肓时,他们通常要把孩子带离医院,回到自己那个条件恶劣的家里。有一次,一个男孩儿因为炎症严重而奄奄一息,父母便在一个雨夜把他从医院带回了家。这个男孩儿后来又被送回来了,并且经过一番艰难的治疗后居然痊愈了。不管怎样,现在这个男孩儿很快乐。我看到他时,他正在高高兴兴地享受自己的午餐。

食物不足和居住环境不卫生是这些孩子们生病的主要原因,因此治疗的主要方法就是补充营养,保持卫生和居室通风。对于已经出院的小病人,医院依然不忘照顾他们,经常邀请他们来吃饭;还有一些被饥饿折磨的孩子,尽管从来都不是这家医院的病人,也经常得到他们的邀请。这对儿医生夫妇不仅熟悉自己的病人及其家庭的状况,对周围很多邻居的性格特点和生活境遇也很了解,因为所有这些信息他们都有记录。这些穷苦的人们一步一步陷入越来越深的贫困境地时,通常会隐藏事实,甚至对这对儿医生夫妇也不肯透露,直到最后陷入绝境。

这家医院的护士都很年轻,年龄多在19岁到24岁之间。尽管医院的条件有限,但护士们仍然有一间属于她们自己的舒适的小饭厅,这在很多条件良好的医院里都办不到。不过,能让这群年轻的女孩儿们坚定地留在这里的真正原因是:她们喜欢这些孩子,同情这些孩子的不幸遭遇——这是多么美丽的事实啊!技术最好的那位护士就来自附近的社区,家庭境况和邻居们一样贫苦,她尤其知道这项工作是多么重要。她原本是一位技术不错的裁缝,在这家医院一年的收入还比不上做衣服几个月的收入。医院的那位女负责人觉得有义务跟她说明做裁缝比在这里做护士要更有前景。但当有一天跟她说起这事儿时,这位女护士坚定地说“不”,她说在哪儿也比不上在这儿让她觉得自己更有价值,更开心;她一定要和这些孩子们待在一起。于是,她真的留下来了。我继续往前移动脚步,这时看到一位护士正在帮一个男婴洗漱。这位护士长得很喜兴,很招人喜欢,我于是停下来去逗弄她正照料的那个男婴。小家伙长得普普通通,圆头圆脑;此时,正紧皱着眉头,用一双湿滑的小手抓着自己的鼻子,身子裹在一个小毯子里,双眼神情严肃地盯着我。突然,这位小绅士踢了一下小脚,对着我笑了。与此同时,护士那张美丽的脸庞上也漾起了欣慰的微笑。看到这样的笑容,我之前那颗疼痛的心有些释然了。

几年前,在巴黎曾上演过一部非常感人的戏剧,名字叫“孩子们的医生”。就在我要离开这家医院时,突然发现我们的这位男医生可不正是“孩子们的医生”吗?那随意系着的黑色领带,宽松的双排扣黑色大衣,忧郁的表情,飘逸的黑发,那睫毛,那胡须,不折不扣,完完全全正是那位巴黎艺术家在舞台上刻画的理想医生形象的化身。但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位传奇作家有胆量来描绘一下在伦敦东部这家儿童医院安家的这对儿年轻夫妇的家庭和生活。

我离开莱特克里夫村,在斯特普尼火车站乘车来到了芬丘奇街总站。我相信,不管是谁,只要按照这条路原路返回的话,都必将看到我刚刚所经历过的这一切。



(丁振琴 译)

[1]  木刻集《死亡之舞》的作者是(小)霍尔拜因(Hans Holbein,the Younger,1497—1543),德国肖像画家和装饰艺术家,英王亨利八世御前画师。——译者注

[2]  堂区,即行政堂区,是英格兰乡村的基层行政单位。——译者注

[3]  菲兹威廉夫人,全名范妮·伊丽莎白·菲兹威廉(Fanny Elizabeth Fitzwilliam),是英国19世纪著名演员爱德华·菲兹威廉(Edward Fitzwilliam)的妻子,曾在伦敦艾德菲剧院出演约翰·巴克斯通(John Buckstone)的音乐剧《维多琳娜》(Victorine ),扮演剧中人物伊利斯(Elise);该剧作者约翰·巴克斯通和狄更斯是好朋友。——译者注

[4]  19世纪时,英国国内有近百万人失业,急需政府予以救济。但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资产阶级藐视人权,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懒惰”所致,因而应由“个人负责”。1834年,英国政府制定的《济贫法》便是以这样的思想观念为指导的。这部法律规定,在各地建立济贫院,凡无生活来源、需要社会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但是被救济者在济贫院内被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里面的生活条件又极为恶劣。实际上,济贫院不是在“救济穷人”,而是在“惩治穷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济贫税负担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因此,穷人一般都很害怕进济贫院。——译者注

[5]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建筑师,主要作品有梵蒂冈宫中的壁画《圣礼的辩论》和《雅典学派》,其他代表作有《西斯庭圣母》、《基督显圣容》等。——译者注

业余警察在巡逻

我有一个癖好,即便是毫无目的的漫步,也一定要有一个目的地。每次离开我在考文特花园 [1] 的临时住所前,我会给自己规定好,一旦出了门,中途就不能再改变路线,也不能半途而废,没到达目的地之前绝不能返回;这就像不能骗人,不能违背和别人的约定一样。这一天,我的目的地是莱姆豪斯 [2] 。按照事先和自己约定好的规则,我于中午时分,准时从家里出发了。

每次出来漫步,我都习惯把自己想象成是正在值班的高级警员,而漫步便是在“巡逻”了。遇到街上有流氓恶棍时,我会在心里想象如何抓住他们,并把他们赶出伦敦城。如果我真的能够抓住一个流氓恶棍,我一定会把他赶出去,并且告诉他别想再看到伦敦城。

正在“巡逻”时,我看到三个身形庞大、粗壮有力的绞刑师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敢肯定,他们的家在特鲁里街的某个院子里,地方狭小转不开身;但他们住在那儿,就像我住在我的寓所一样,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侵扰。看到他们,我心里突然生出了一个想法。我想象着自己作为一名警员,应该把这个想法恭恭敬敬地呈给新上任的首席司法行政长官——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位可信赖的、能胜任的人民公仆。这时候,我不由想起:多少次,警察报告书里总是带有成见地给我胡乱扣帽子,我虽忍无可忍,却也只能把气咽到肚子里;多少次,警察告诉那值得尊敬的地方法官说某个犯人的同伙就住在某条街或某个院儿里,没有人敢从那儿走;那值得尊敬的地方法官一旦听说了那条街或那个院儿的恶名,便经常——比如说每隔两周——拿那条街或那个院儿当“教材”来教导大家。

现在,假设我们的首席司法行政长官给伦敦的各个警察分局发一则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将所有地区所有被吹嘘得那样可怕的街道或院落的名字全都报上来;假设我们的首席司法行政长官在通知中还有一条警告:“如果那样的地方真的存在,证明警察无能,要受到惩罚;如果那样的地方不存在,只是以讹传讹,证明警察懒惰,没去澄清事实,而是纵容这样的谣言,属于渎职行为,也要受到惩罚。”这样的通知发下去,结果会怎样呢?是谣言还是事实,只需用一点点常识去检验,答案便会清清楚楚。如果不厌其烦地告诉大家——直到大家都视其为平凡如旧闻如醋栗一样——像这样的历史上最为昂贵的警察制度在当前的伦敦,在拥有蒸汽技术、照相技术和电报技术的今天,依然存在,那我们和古老的斯图亚特王朝 [3] 还有什么区别?噢,如果各个政府部门都如此滞后的话,那么两年后我们可能退步到“大瘟疫” [4] 时代,一百年后我们可能退步到“德鲁伊教徒” [5] 的远古时代了!

我的那个想法原来会给社会带来如此大的损害。想到这儿,我不由自主的加快了脚步,结果不小心撞倒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当时,这个可怜的孩子正一手提着破旧的裤子,一手抓着蓬乱的头发,赤着脚吧嗒吧嗒地在泥泞的石头路上跑。我停下脚步,把这个流着眼泪的小可怜儿扶起来,给了他一张钞票。立刻,我们被包围了。我估计差不多得有五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冷饿交加,浑身哆哆嗦嗦。他们先是讨钱,见我不给,就开始扭打着、翻滚着、吵闹着、尖叫着去抢那个孩子手里的钞票。他们像恶狼一样,凶狠地争抢着,那张钞票一会儿被这个抢去,一会儿又被那个夺走;很快,我便看不到那张钞票落到哪里去了。眼前尽是一片令人厌恶的混战场面,一片飘荡着的破衣烂衫,一片挥舞着的胳膊和腿,一片飞扬着的烂泥。至于那个刚刚被我撞倒的孩子,我在扶起他之后,就已经把他拉到了路边儿上。这一场钞票争夺战发生在围着板围和栅栏的一堆建筑物废墟上;确切点说,是在圣殿关石门 [6] 附近。

突然,从这群争抢者中出人意料地冒出了一名真正的警察,其他人立刻吓得四下逃散。这名警察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左抓一把,右挠一下,一个人也没抓住。见所有人都吓跑了,他这才摘下帽子,从里面抽出一块儿手帕,擦了擦脑门儿上的汗;之后,又把手帕塞进帽子,把帽子重新戴回头上。他那副样子,就好像是刚刚尽了一份重要的道义上的责任。的确如此,只是这一份责任他是为自己尽的——他抢得了那张别人不敢不放下的钞票。我看看他,再看看泥地上留下的那些杂乱的痕迹,不由想起了地质学家在悬崖壁上辨认出的那些古老久远的雨滴印儿和先人的脚印儿。我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沉思:假设此时此刻这些带有杂乱痕迹的泥巴能够石化,假设这些石化了的泥巴能够在这里完好无损地久存一万年;那么一万年后,不借助历史的帮助,仅凭人类自己的智慧,我们的后人能否从这些痕迹中推断出下面这样惊人的结论:有一个国度,表面看来美丽优雅,可就在她的首都城市,却有一群挨饿受冻的孩子被她残酷地遗忘了;这个国度实力强大,并为此自豪无比,却从不曾动用自己的实力去抓住那些孩子,挽救那些孩子。

我来到了老贝利街 [7] ,沿着这条街往远处看,便是新门监狱 [8] 。我发现这座监狱看起来有点儿不协调。事实上,这一天似乎处处都弥漫着不协调的氛围。圣保罗大教堂 [9] 可谓是非常漂亮的建筑,可在我看来,还是有一点儿不协调。似乎教堂顶上的那个十字架太高,距离下方的那个金球太远了似的。

我转身向东走去,离开了土美菲路和老贝利街,离开了绞刑、游街鞭刑(把罪犯拖在马车后面,一边游街,一边用鞭子抽打)、火刑、柴把、监狱、颈手架、烙铁,也离开了祖先留下的那些美丽的建筑——可惜已被粗暴地拆毁了,幸好天上的星辰还依然如旧。我继续“巡逻”,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一带的街区好像被一根无形的线隔成了很多块儿——这一块儿是银行和货币兑换行,那一块儿是航运公司和航海用具商店;这一块儿是几乎闻不到任何气味的杂货商店,那一块儿则是腥味浓烈的肉摊儿;不过最吃香的要数那些小针织品店,里面陈列的每一件商品都明码标价,就像已经被谁预定了或指定了要买似的。

在杭兹迪奇教堂 [10] 这儿,往东迈一步和往西迈一步,景象便截然不同。就像司各特 [11] 描述的卡农盖特街 [12] 一样,在那条街的尽头有一条不算宽的沟,欠债人只要迈过去,就算是进了荷里路德避难所 [13] ,即使法警就在眼前,也不用担心会被捕;但在沟的另一侧,就是另外一种情景了。在杭兹迪奇教堂这儿,往西迈一步,你可以看到货真价实的上着法国抛光漆的红木桌子或五斗橱,往东迈一步,你看到的则是像抹了一层护唇膏似的廉价的仿制品;往西迈一步,你可以看到规模很小但完全独立自足的面包店,往东迈一步,你看到的则是松松垮垮的只会跟人讨钱的懒汉。接下来,我的“巡逻路线”主要是围绕着白教堂 [14] 及其附近的炼糖厂一带。这里的建筑层层叠叠,很是宏伟壮观,像极了利物浦码头的大型仓库。离开这条路线后,我又向右边走去,经过左边那个死角转弯处时,突然看到一个幽灵般的身影,这个身影在伦敦的其他街道上也不陌生。

但不知为什么,经常在伦敦街头漫步的人们近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女人。今天我看到她,发现她的背因为脊椎的疾患更驼了,简直是在弯着腰;她的头也歪到了一侧肩膀的后边,几乎快垂到自己的手腕儿上了。谁都熟悉她的拐杖,她的披巾,她的篮子;谁都知道她除了脚下的路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摸索着向前走;谁都了解她从不乞讨,从不停下自己的脚步,永远都在漫无目的地朝着某个地方走去。但是没有人知道她靠什么生活,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为什么要这样走个不停。我还记得,她那裸露的胳膊肤色蜡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和包在外面的一层羊皮纸般的肉皮。如今,这双胳膊似乎又有了一些变化——那皮肤看上去显得更斑驳了。她以前似乎总是绕着河岸大道 [15] 转,绕一圈大概有半英里长的样子。可今天,她怎么离开“轨道”,往东走了这么远?而且又在往回返。她究竟走了多少路啊?在这一带,她应该是罕见的一大奇观。这一点,从一条狗对她的反应上便可以看出来。那是一条长得不太对称的杂种狗,尾巴长得尤其滑稽。当时,这条狗正慢慢地走着,尾巴翘着,耳朵竖着,和它的“同胞们”(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一样,令人觉得友好和善。这条狗在一家猪肉店稍作停顿,然后和我一样,慢步往东行进;它的面容和蔼慈善,嘴巴馋涎欲滴,仿佛在默想那肉的可口美味。就在此时,它看到了这个半弓着身子正向自己靠近的“包裹”。它虽没有受到什么惊吓,但还是有些惊奇——这个“包裹”居然会走路。它停下脚步,把耳朵竖得更直一些,又稍稍往前走一点儿,眼睛瞪得又大又圆,鼻头又湿又亮,嘴里发出一声短短的低沉的“汪”。我在一边看着,不由得心惊胆战。“包裹”继续靠近,狗“汪汪”地叫起来,转身想要逃开;可似乎又想到了“身为一条狗,怎能临阵脱逃”的道理,于是又转回身来,再一次面对那个不断向自己靠近的“包裹”。过了好大一会儿,狗似乎想起,这个“包裹”什么地方应该有一张脸吧?这一次,它孤注一掷,决定冒一下险,找找看看。于是,狗慢慢走近“包裹”,慢慢绕着“包裹”转了一圈,终于在一个不应该的地方找到了那张人脸。狗恐惧地嗥叫一声,便飞快地朝着东印度码头 [16] 方向逃去。

现在,我“巡逻”到了商业路 [17] 一带。想到斯特普尼火车站就在附近,我不由加快了脚步,因为火车站的另一侧不远处就是我那颗“东方的小星”,我要顺路去看一看那颗“小星”是否依然在明亮地闪烁。

“东方的小星”是我给伦敦东部一家儿童医院起的名字。再次来到这里,我发现这颗“小星”果然依旧明亮,这家医院果然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医院里的床位都满了。我上次见到的那个天使般美丽的婴儿已经永远地睡去了,他/她躺过的那张床上现在是一张新面孔。看得出来,我上次离开后,又有很多好心人来过这里。医院的墙上装饰了好多好多布娃娃,让人看了很是愉快。那些娃娃们伸着手臂,睁着大眼睛,展示着自己漂亮的裙子。不知道“卷毛儿” [18] 看到这些娃娃,会有怎样的反应。不过,“卷毛儿”的兴趣好像主要在小病号们身上。它就像是一名医生,在病床间走来走去,身旁还跟着一条小狗——大概是朋友,仿佛它的实习助手一样。“卷毛儿”急切地领我去看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小姑娘看起来非常健康,实际上却因为膝部患癌刚刚做了截肢手术。“卷毛儿”摇着尾巴在她的床单上蹭来蹭去,似乎在向我暗示:你看,亲爱的先生,这个截肢手术很不容易,但非常成功!小姑娘拍拍“卷毛儿”,微笑着开口说:“这条腿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我很高兴把它弄走了。”我们又来到另一个小女孩儿的病床前,小女孩儿张开嘴,让我们看她异常肿胀的舌头。这时候,“卷毛儿”正卧在一张桌子上,和小女孩儿一般高;它满含同情地伸出自己的舌头,神情严肃地看着小女孩儿,眼神里充满了理解和怜爱。我从没有见过哪条狗能像“卷毛儿”这样有风度、有修养,真想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基尼钱,用纸包好,放进它的嘴里。

离开儿童医院,我来到了莱姆豪斯教堂附近,这将是我“巡逻”的最后一站。我发现离这儿不远处有几家“铅厂”。“铅厂”这个名字吸引了我,这个名字在我的脑海里仍记忆犹新。第一次作为“非商务旅客”探访东伦敦儿童医院及其附近地区时曾听人说起“铅厂”。经过了解,这里的铅厂和当时听人说起的那些“铅厂”没有什么不同。于是,我决定去看一看。

接待我的是一对儿聪颖灵敏的兄弟,他们和自己的父亲一起经营这家铅厂。兄弟俩非常欢迎我来参观,而且表示我可以随意看,我便仔细地“巡逻”了一下这家铅厂。铅厂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将铅锭转化成白铅粉。这个转化要通过铅本身的一种连续的化学变化而慢慢地逐渐地来实现。但整个加工过程别开生面,非常有趣;最有意思的要数其中的一个准备环节:把铅锭分别埋进很多个罐子里——每个罐子里还要放一定数量的酸类物质,再把所有罐子一层一层地全部埋到鞣皮下,存放约十个星期。

我爬上一架又一架梯子,穿过一块又一块木板,登上一个又一个高台;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是像小鸟呢,还是更像砌砖工人。不管怎样,我终于可以在一个立足处停下来了。脚下是一排又一排的大阁楼;站在这里可以清楚地俯看其中一个阁楼里的景象,阳光也透过阁楼顶上砖瓦的缝隙斑驳地照着里面。有许多女人正在那里上上下下地忙碌着;每个上来的女人都扛着一个已经放好了铅和酸的罐子,准备把它埋在冒着热气的鞣皮下。一层罐子放满后,便在上面小心翼翼地盖上木板,再在木板上面小心翼翼地盖上鞣皮;然后,开始放第二层罐子……每一层都设有木管儿,保证通风良好。阁楼里的罐子快放满时,我从自己站的地方下来,走进这个阁楼里面。我发现那鞣皮的温度高得惊人,铅和酸混合发出的味道非常难闻,尽管在这个阶段可能还不至于有毒。在有的阁楼里,罐子已经挖出来了,那儿的鞣皮的热度还要高得多,味道也更刺鼻,更怪异。每一层楼都有很多这样的大阁楼;有的里面放满了罐子,有的里面只放了一半,还有的里面则完全空着;身体强壮、动作敏捷的女人们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忙碌着。这情景就像是在一个土耳其富翁家里,听说苏丹 [19] 或巴夏 [20] 要来,富翁那些忠诚的后宫佳丽们便赶紧上楼忙着把家里的金银财宝藏起来。

和绝大多数的矿粉或颜料粉一样,白铅粉的加工程序也很繁杂,搅拌、离析、洗涤、研磨、滚搓、挤压,一道工序都不能少。毫无疑问,这其中有些环节对人体健康是非常有害的,其主要危险在于吸入铅微粒或皮肤与铅直接接触。为了消除这些危险因素,铅厂为工人们配发了很好的口罩(用法兰绒和棉布缝制而成,更新成本较低,而且还可以用香皂清洗)、防护手套以及宽大的长外衣。厂房尽可能多地安装了窗户,安装的位置也很合理,因此通风条件非常好。根据以往的经验,也出于对铅中毒的担心,这家铅厂还首创了一项安全措施,即经常轮换在最危险的环节工作的工人。据说,这项安全措施非常有效。在最危险的环节工作的工人们穿戴独特而神秘,个个蒙着口鼻,穿着宽宽大大的长外衣。这样一来,就更符合我前面用的那个比喻了——土耳其富翁的后宫佳丽。

这令人伤脑筋的白铅粉,经过埋存、挖掘、加热、冷却、搅拌、离析、洗涤、研磨、滚搓、挤压等程序,终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高温烘烤。蒙着口鼻,穿着长外衣,犹如土耳其富翁的后宫佳丽的女工们在一个很大的石制烘房里站成一排,像在帮厨师传菜一样,一个传一个地将烤盘放到烘箱里。这个时候的烘箱(或者叫炉窖)还是冷的,看起来有房子那么高,里面有很多临时立脚处,站满了男工和女工;他们敏捷地传递着烤盘,迅速地将烤盘在炉窖里放好。另一个刚用过的烘箱(或者叫炉窖)现在已经快冷却下来了,里面的烤盘也差不多全都取出来了,铅厂负责人把顶上的一扇门打开,以便我这个来访者可以从上面观看烘箱(炉窖)里面的情形。我刚一探头,就忍不住立刻缩了回来;那炙热的气息,那刺鼻的气味,让我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这么看来,铅加工过程中,最危险的环节便是进入炉窖里面工作——尽管此时炉窖的门已经打开,新鲜的空气已经进来。

但可以看得出,铅厂负责人的的确确做了很多细心周到的工作,以期将铅中毒的危险降到最低。

厂内有专供女工洗浴的浴室(我原以为只是毛巾比较多而已);还有专门用于挂衣服、吃饭的房间;房间里有很好的炉灶,那炉火烧得正旺。厂家还配备了一名女服务员来给女工们帮忙,并监督她们在触摸食物前一定不要忘记把手洗干净。此外,还为她们配备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疗护理人员;一旦谁有铅中毒的先兆症状,便可以得到及时的妥善的治疗。我看见女工们的房间时,她们的茶壶以及其他喝下午茶的用具都已经摆好了,很有家的样子。这些女工们比男工更能承受这份工作,她们当中有几个已经在这儿干了好几年了;绝大多数女工都很强壮很泼辣。当然,另一方面,她们大多数人也都很任性很随意,上班时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

美国的发明家们好像说过:不久的将来,白铅粉的加工冶炼有可能完全由机器来完成。那么,越早越好。和陪我参观的那对儿坦诚的兄弟告别时,我跟他们说他们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至于其他,诸如铅中毒的问题,诸如工人们的种种说法,我想完全可以用我在“东方的小星”那篇文章里提到的那位爱尔兰妇女的话来总结:“有的人刚上班不久就铅中毒了,有的过一段时间才会中毒,还有的,不过是少数,一直都不会有事儿。这全在人的体质,先生,有的人体质好,有的人体质弱。”

我要顺原路回家,不再“巡逻”,我“下班”了。



(丁振琴 译)

[1]  英国伦敦的一个广场名,是伦敦主要的水果、花卉和蔬菜市场。——译者注

[2]  位于伦敦东部,有很多的贫民区。——译者注

[3]  指1371年至1714年间统治苏格兰和1603年至1714年间统治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王朝。——译者注

[4]  指1665年发生在伦敦的黑死病。——译者注

[5]  指凯尔特民族的神职人员,而凯尔特人是一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散居在不列颠、爱尔兰、欧洲、小亚细亚等地的民族。——译者注

[6]  旧时伦敦城的入口,位于一所法学院前,是叛国者和其他罪犯首级示众之处。——译者注

[7]  老贝利(Old Bailey)也用来指位于老贝利街的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译者注

[8]  位于新门大街和老贝利街的交角处,是伦敦的一所著名监狱,1904年被拆毁。——译者注

[9]  位于新门大街和纽钱吉街的交角处,以其壮观的原型屋顶而闻名,是英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译者注

[10]  位于杭兹迪奇街。——译者注

[11]  司各特(1771—1832),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者,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译者注

[12]  位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是那里的一条重要街道。——译者注

[13]  指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周围地区,直到荷里路德公园一带。历史上曾为欠债人的避难所。荷里路德宫曾是苏格兰王室的居所,现在仍是英女王来到苏格兰的皇室住所。——译者注

[14]  位于伦敦东部。——译者注

[15]  位于伦敦中西部的一条大街。——译者注

[16]  位于伦敦东部的一个港区。——译者注

[17]  位于伦敦东区的一条路。——译者注

[18]  一条小狗的名字。——译者注

[19]  伊斯兰教国家的君主。——译者注

[20]  土耳其古代对大官的尊称。——译者注

赛马彩票店

6月14日(星期天)的一份体育报上刊登了二十九条有关赛马胜负预测的广告。每一位“预言家”都宣称,对即将到来的“赛马会”上的每一场赛事,他们都有精准信息透露,信息透露费从一英镑一先令到二先令六便士不等。每一位“预言家”都宣称,自己的预测信息毋庸置疑、无可匹敌,因为有赛马训练站的权威人物(不用说都是些言而无信的人,但那又怎么样呢?)为他提供消息。每一位“预言家”都十分清楚,经他启迪过的彩民必须要赢;他们千方百计地维护着自己的信誉,生怕把战场丢给了别人。他们似乎都是大慈善家,其中的一位“圣人”声称,当他老练的目光扫过苦苦奋斗的芸芸众生,当他亲眼目睹在生活的道路上有的人辛辛苦苦、孜孜不倦地朝着某个确定目标缓慢前行,有的人莽莽撞撞、昏头昏脑地朝着未知的目标急速前冲,他心中便不由生出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为这芸芸众生点一盏指路明灯;与此同时,他也非常苦恼,因为他每天都亲眼目睹劳苦大众把钱白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地方。另一位“贤人”,似乎略有不及,在宣告自己重新复出时只说道“战无不胜的预言家又回来啦!”还有一位“道德家”,干脆借《新约圣经》中的主要信条来宣扬自己的“赌马必胜计”,称自己预测必胜的赛马是“被上帝挑中的少数”,自己提供的预测信息则是“上帝的忠告”。还有一位,一方面承认由于自己在前不久的预测中出了点儿“小错”,以致给大家带来了“灾难”;一方面又认为这没有必要做太多解释(尽管他已经做了太多解释),因为他曾成功地探出赛马场上最为隐秘的信息,这足以证明他的预测能力是绝无仅有的,那么偶尔犯点儿小错应该是可以原谅的。所有这些“预言家”的广告都来得及时迅捷,仿佛他们正骑在马背上时突发灵感,来不及下马便赶紧掏出纸笔,把这新鲜的灵感记录下来,用以启迪芸芸众生,重回黄金时代。

赛马赌博如此兴旺火热,举国上下如饥似渴般一头扎进去的傻瓜不计其数,这让人深感忧虑。尤其需要一提的是,赛马赌博的沉迷者中有很多是头脑灵活、年纪尚轻的小伙子,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去向莎士比亚学习,于是便找一些胡编乱造的理由来让自己沉迷于赛马赌博。还有一些人,居然认为这被“预言家”们无情劫掠的赛马赌博有可能成为一个无比灿烂辉煌的行业,在我们看来,这简直是一个无比荒唐可笑的想法。不过,或许此想法亦有其合情入理、讨人喜欢的一面,比如说,它有可能湮没人们对那些“预言家”的所有憎恨,如果赛马赌博的恶作剧就此停止的话。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恶作剧没有就此停止。有那么多匹“被上帝挑中的赛马”,有那么多条“上帝的忠告”,赌马者们坚信自己必将快快乐乐地投入财神的怀抱。打工仔啊、童仆啊,无不意识到能否发财原来完全取决于自己;于是无不行动起来,赶紧去买一则自己能买得起的“赌马必胜计”,然后投身赌博,等待发财。这些具有运动家品格的赌马者们从“征服一切的预言家”手中买来“致富法宝”后,发现还需要有一个便利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应该有赛马名单及最新投注赔率表;在这个场所里,他们可以把自己的钱(或者从别人那儿借来的钱)投注在经由“预言家”预测必胜的幸运的赛马上。于是,赛马彩票店应运而生,且眨眼间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每一条街道上。所有的赛马彩票店都需要有几个对折本作“账簿”,还需要有几张赛马的彩色图片作宣传,当然,那图片越是陈旧越是脏兮兮便越好。就这样,把几张彩图往橱窗里一摆,再把一本“账簿”往柜台上一放,一切就绪,一个装备完好的彩票店或庄家就算成了。

有的彩票店可能由烟草店或其他什么店改建而成;有的可能一开始就是一家彩票店。有的装修简陋,为了节省资金从“预言家”手中购买“赌马必胜计”,连柜台都省掉了,在屋角处隔出一个挺有官气的隔间,再放张桌子便苟且了事;有的装潢豪华,店内配有上着法国抛光漆的红木桌椅及其他高档的办公室设备。每家彩票店的店长也不尽相同,从彩票店墙上的小窗户偶尔可以看到,有的店长还没有脱离贫困,依旧穿着破旧的衣衫,或正与心怀敬仰的客户喝着杜松子酒,或正站在店内一个隐秘的地方,透过那扇小窗,悄悄审视着门外那些等待买彩票的狂热的彩民们;有的店长看起来地位尊贵,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就像“政府官员”一样,戴着一只单片眼镜,仔细地查看着店里的“账簿”。有的彩票店降下身份,投注标准可低至一先令 [1] ;有的则拒收低于半个克朗 [2] 的投注;还有的为了抬高身份,把自己和较便宜的彩票店区分开,故意抬高投注标准,从五先令、七先令六便士、半个金币 [3] 、甚至到一英镑(这样高的投注标准的确比较少见)不等。有的彩票店的彩票就是一小片软塌塌的纸板,上面草草地印着一个表格,内容的填写更是乱七八糟;有的彩票店的彩票则是高雅别致、制作精良的卡片,上面漂漂亮亮地写着“贵族俱乐部出纳员收”。如果你下注的那匹赛马“傻子”在“幸运杯”赛马会上一举夺冠,赢得“幸运奖杯”,你便可以凭着这张彩票,根据上面具体标明的奖金支付日期(通常是赛马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去找那位重要人物——出纳员——领取两英镑十五先令的大奖。然而,不管什么样的彩票店,只要它是彩票店,就一定会有人来来往往,乐此不疲——英格兰身手快捷的年轻人,聪明绝顶的年轻人,时刻都在密切关注着赛马会的年轻人,就一定会走进来;然后,像一个头脑简单、茫然不能自已的傻瓜一样乖乖地把钱交出来;再然后,他们便欢天喜地等待着,一直都坚信自己能中大奖,直到最后得知自己赌输了(这是注定的),也只能无奈地舔舔那只把钱交出去的手。

我们这儿附近的彩票店虽地处市中心,但也不能代表彩票店的大本营,因为彩票店实在是太多了,整个伦敦城及其周围的郊区处处都充斥着“彩票店”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不过,要是想了解彩票店的话,倒不用走太远的路,因为我们周围街坊上就有很多很多家彩票店。前两天,经过特鲁里街剧院附近一条常走的脏兮兮的大街时,发现那里又新开了一家彩票店,名字起得很是吉利,叫“快乐先生”。

“快乐先生”彩票店规模很小,十分引人注目。这家彩票店就像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提到的那家药店一样,里面几乎没有任何家具设备,只是胡乱地弄了一下,能够将就着卖卖彩票收收钱而已。这家彩票店在阿斯科特赛马会即将举行之时突然出现,且生意红火,我们不由怀疑“快乐先生”可能精心策划了一笔投机买卖:借着赛马会的良机尽情敛财,赛马会一结束,说得难听一点,便溜之大吉。尽管“快乐先生”彩票店从外表看着就让人觉得不可信,但依然会有人来店里买彩票,这一点毋庸置疑。这不,正当我们站在马路对面打量这家彩票店时(估计彩票店就是在这天早上才刚刚开张的),就看到两个报童、一个公司职员、一个年轻的肉商、还有一个刚刚开业的面包店店主走进彩票店,与“快乐先生”做起了交易。这些彩民看起来对“快乐先生”可是没有丝毫戒心。

我们也决定在“快乐先生”这里赌一把,看看结果到底会怎样。于是,我们穿过马路,走进“快乐先生”彩票店,瞟了一眼店里挂着的各种单子——就在此时,又有一位具有运动家风格的彩民(一个挎着蓝包的小伙子)从“快乐先生”这里买了一注彩票——便跟“快乐先生”说我们要买一注“西部让步赛”的彩票,赌“托福纳”这匹赛马,下注半克朗(这个注钱不算低)。把赌金交给“快乐先生”时,我们假装对“托福纳”、“西部让步赛”等等很了解的样子;但事实上,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这两个名称一无所知,完全凭空想象“托福纳”是一匹赛马,“西部让步赛”是一个彩票的名称。“快乐先生”表情认真严肃,什么都没问便接过了赌金,登录了赌注,从围着办公桌的栏杆上方把一张脏兮兮的小纸板递给了我们。如果“托福纳”赢了,我们将凭着这个小纸板,在赛后的第二天来领奖;我们还仔细看了一下,奖金是英币七先令六便士。这时,一个机灵鬼悄悄跟我们说,何不借此机会试探一下“快乐先生”,看看他的钱箱里到底有没有足够的钱。于是,我们又递给“快乐先生”一枚金币,请他帮我们换成零钱。“快乐先生”接过金币后,立刻埋下头,在小隔间里假装翻抽屉;很快,便听到了他的回话:没有零钱了,所有的银币都在上午换成金币了。说这话时,“快乐先生”的喉咙里就像有什么东西噎着似的。说完话,“快乐先生”又很快露出头来,从接待室喊来一个男孩儿,让他出去换零钱——那男孩儿好像刚刚见过,看起来非常狡诈的样子。我们跟“快乐先生”说,如果他能找给我们半个金币(既然有那么多金币)的话,我们可以把赌金增加到半个金币,就不用再麻烦了。然而,“快乐先生”再次把头埋进小隔间,说那男孩儿已经跑出去了,相信他一定能把零钱换回来;又补充说刚跟那男孩儿一说,他即刻就没影儿了,一点儿都不麻烦。于是,我们只好在“快乐先生”的店里等那男孩儿回来。这时,我们注意到店里还有一个神秘莫测的女人,一直一动不动地盯着外面的大街——我们猜测她大概是“快乐先生”的老婆吧。正猜着,那男孩儿回来了。我们从他手里接过零钱,隐约看到他的鼻子似乎抽动了一下,好像因为神不知鬼不觉地骗了我们所以备感得意似的;但是我们并不敢确定,这个男孩儿实在太狡诈。

赛马会的第二天,我们拿着彩票凭证又来到“快乐先生”彩票店,发现这里已是一片混乱。店里挤满了人,大多数都是穿着油乎乎脏兮兮衣服的嗜赌如命的小伙子;他们正吵闹着要找“快乐先生”。而坐在“快乐先生”的位子上的正是那个狡诈的男孩儿;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十分的镇定沉着。他说“快乐先生”上午十点钟有急事出去了,要到晚上很晚的时候才能回来;“快乐先生”的老婆因为身体健康的缘故出城了,要到冬天才回来。“‘快乐先生’明天回来吗?”人群中有人大声地问。“他明天也不回来,因为明天是星期天,他星期天要去教堂的”,那狡诈的男孩儿说。听着那有点儿口齿不清的回答,连赌输了的人们都忍不住笑起来了。“那他星期一回来吗?”一个卖菜的年轻小伙子不顾一切地大声问道。“星期一?”那男孩儿想了想,说:“我想他星期一也不会回来,星期一他要去一个促销会。”听到这儿,几个小伙子开始讥讽那个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的男孩儿,“什么去‘促销会’啊?是去‘骗人会’吧。”另有几个蜂拥而上,挤进小隔间,有的大笑着,有的咒骂着。这时,一个童仆发现了“快乐先生”的赌注登录册——那是“快乐先生”留下来的唯一物件。只听他大声喊道:“这个小册子不错啊!”我们擅自翻看了一下那本小册子,发现的确是“不错”:“快乐先生”总共收了大约十七英镑,即便抛除那些必要的开销,他还能赚十一到十二英镑。不用说,“快乐先生”自然会被什么“促销会”绊住脚,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路过“快乐先生”的彩票店时,发现彩票店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家“鞋靴制造厂”。当时天色已近黄昏,一位年轻的先生从“新新酒店”走出,来到这家曾经的彩票店门前,发狂般地拉着门铃。那门铃的把手儿已差不多快被完全拽出来了,就像正在弹奏乐曲的风琴突然停住了一样。一个灰不溜秋、满身灰尘的男人把门打开一条缝,年轻的先生跟他详细地询问起“快乐先生”的情况。那个男人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谁都不认识,对“快乐先生”更是闻所未闻,一无所知。希望这个上当受骗的可怜虫听了那个男人的回答后,心能够踏实下来了。他赌出去的钱,是再也不能够从“快乐先生”那里赢回来了。

但总体来说,也不是所有彩民都会成为“快乐先生”们的猎物。哦,绝对不会!我们还有比较守信的彩票店;我们还有“赌场商人道德联合会”来专门惩治像“快乐先生”那样的坏蛋。“赌场商人道德联合会”其实是一家为商人利益服务的机构,其简介封面上还有一幅关于赛马的木刻画。在此,我们愿意忠实地一字不差地为大家呈现该机构的简介内容。

“‘赌场商人道德联合会’相关负责人郑重声明:城市新增赌场并非为了与已有的诚信经营的赌场相抗衡,而是要本着公平竞争的原则,为公众提供更安全更可信的投资渠道,敬请广大公众多多关照。”

“‘赌场商人道德联合会’,正如其名所示,是‘商人(从事商务活动人员)的协会’。该机构亲眼目睹由于一些赌场破产(原因特点及资产规模都差不多)而致使处于弱势地位的赌民经常遭受财产上的损失,而该机构可以监管商人以及投机倒把的小贩公正、诚实地投资经营。因此,‘赌场商人道德联合会’理应受到公众的支持。”

“该联合会的经理认为,公众对于赌场的憎恨(这对于那些努力诚信经营以赢得公众信任的赌场尤为不利)大多源于赌场的客观环境。很多赌场装修布置得过于富丽堂皇、华而不实,其所需费用显然与赌场的合法盈利不相符合;而有的赌场则恰好相反,外观显得过于贫困潦倒,让人觉得其经营者只想一味收赌金,根本没有能力兑奖。”

“还有的赌场设法避免这两种极端,决意不让自己看上去有一点儿像要投机的样子,结果却适得其反,更让人觉得是在惺惺作态,更让人觉得有可能无法‘在赛后的第二天兑奖’”。

“‘赌场商人道德联合会’将在一家信用极好名望极高的赌场开展业务。该赌场位于市中心,其经营者与联合会经理曾签下协议,共同承诺绝不失信于广大民众。”

“所有比赛项目的市场投注赔率都由联合会总经理设定,所有发行的彩票都由总经理亲自签名,所有投注的资金……”

有了这个联合会,商人们自然相信可以放心大胆地把钱投注在自己最喜欢的赛马上;而他们的家人,就像古老的家庭故事中所讲述的一样,自然相信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了。

现在,毫无疑问,赛马赌博已蔚然成风,且愈演愈烈;之所以会这样,社会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对不同的意见尊重之至,但我们坚决认为对赌博进行法律干预的呼吁是错误的。首先,一直以来,我们的法律除了压制公众的文娱活动外,很少对其加以关注,而现在突然要制定一条这样的法规,显然不是明智之选。假使我们的教育立法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公众的文娱活动,非常真诚地希望公众的文娱活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那么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不过,即使如此,制定赌博法规也有转嫁责任的极大嫌疑。其次,尽管我们的议会中不乏有许多诚实正直的议员,许多非常非常诚实正直的议员,许多不但诚实正直且博学多才的议员,他们站在自己的位子上,滔滔不绝地跟广大公众讲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他们的说教也许很有教化作用,但我们依然斗胆敢说,我们不赞成议会当前就赌博问题所制定的种种规范及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我们深信,如果这些规范及解决办法没有做到真正的公正公平,那么议会在道义上的权威将遗失殆尽。无疑,全国上下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些“侠肝义胆”的“预言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到处宣扬他们的“赌马必胜计”,为广大赌民预测哪匹赛马能使他们中大奖!无疑,不论我们在政治主张上有多大分歧,我们都知道,不止一位“预言家”与体育报上刊登的那位“圣人”一样——“当老练的目光扫过苦苦奋斗的芸芸众生,心中便不由生出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为这芸芸众生点一盏指路明灯”;“预言家”们借着这盏“指路明灯”,庄严地宣称“黑马”将是胜者;然后,直到卖出了他们的“必胜计”,又突然改口,宣称“白马”可能是胜者,“棕马”可能是胜者,或者“灰马”很有可能是胜者。无疑,不论我们多么不情愿承认,我们都知道,国家的政治诚信已经受到了影响,并已被腐蚀;什么“选举”,什么“政府”,不过是鲁莽草率的赌马彩票店罢了——那里的“预言家”们反复无常,与彩民们玩弄伎俩,且尽可能地拖长时间以使更多彩民上当受骗,之后便出尔反尔,将自己的预言置诸一旁,丝毫不计后果;那里的“预言家”们用自己老练的目光扫视整体形势后,宣称每一匹赛马均有成为胜者的可能。

哦,不!针对赛马赌博这件事情制订法规有可能使其变得公正些,但绝对不会产生什么奇迹;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家长和雇主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必须了解受自己监护或管理的人员的日常习惯及时常出入的地方;当有新的诱惑来临时,更需要深入了解他们的各种情况。有关单位应该明文规定,学生学徒不得参与赌博,否则严惩不贷。若果然有学生学徒参与赌博,地方法官可以抓几个典型,宣判他们有罪,将他们关进劳教所,并施以严厉处罚,这必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公司职员、政府雇员一旦被发现参与赌博,应当立即开除;有那么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年轻人可以替代他们呐。至于那些与赌马彩票店有关系,的确已查实声誉很坏的人等——不论是不是通缉犯——警察一个都不应放过;我们相信,这样必然能够将很多大骗子公之于众,使民众不再上当。如果家长和雇主们态度坚决,尽职尽责,而不是闪烁其词,将责任推给一条不可依赖的法规,以上这些防范措施应该足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漏网之鱼小黠大痴,自取毁灭;但毕竟大部分平民百姓受到了一定的约束,而这的确需要家长和雇主们确实履行自己的责任。



(丁振琴 译)

[1]  在英国旧币制中,1先令相当于12便士,20先令为1英镑。——译者注

[2]  在英国旧币制中,1克朗相当于5先令。——译者注

[3]  在英国旧币制中,一个金币的面值通常为1英镑。——译者注

死亡交易

几年前,很多颇具理性的人们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英国人在丧葬礼俗方面已陷入一种非常可悲的局面。在葬礼上嚣张炫耀、挥霍浪费已渐渐成为一种风气;而这种做法不但不能为死者的名誉增光添彩,还会给生者带来极大的耻辱,因为它将人生中最庄严肃穆的时刻与虚伪的仪式、可耻的负债、铺张的浪费及极度的不负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这件事情越是考察得仔细,越是考察到社会底层,便越是觉得这些丧葬礼俗荒谬丑恶;不仅其本身是这样,其后果亦然。任哪一个社会阶层都逃不过去。中产阶级在举办葬礼时互相攀比,排场摆的越大,越显得体面;而那些丧事承办者们便趁机胡作非为,大捞一把。这种风气已蔓延至穷困的社会底层;对于他们来说,举办葬礼所需的费用与收入完全不成比例,足以让他们倾家荡产。为了支付这笔费用,他们只好联合起来,组成所谓的“互助会”。但很多“互助会”的管理者是诡诈狡猾的流氓恶棍,经常欺负这些穷苦的弱者,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欺骗他们,压榨他们;还有一些“互助会”,因为对那些最坏最邪恶的“互助会”构成一种新的诱惑,以致引发了一种新的以金钱为目的的谋杀,其罪恶深重至极,即使最为严厉的语言都不足以斥责这种罪孽。一切就绪,丧葬礼俗的邪恶、虚伪及荒谬,俨然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这滑稽可笑的真相便全部暴露无遗了。无数残忍贪婪之士自称可以提供各种丧葬用品,实则一件也不曾拥有;他们只是真正丧葬用品提供商和殡仪服务员的中间人,他们从丧葬用品商那里租来各种设备,然后就像救火时挨个儿递水桶那样再把这些设备一个传一个地租出去;自然,每个中间人都可以从这份“黑色交易”中大捞一笔。此外,大家都想方设法要把逝者埋葬在本已很拥挤的城镇中,这很明显会给生者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再加上城镇里的墓地非常有限,墓地所有人又个个贪得无厌,这便又导致了一种有伤风化、恐怖至极的做法,这种做法令我们常人十分憎恶,同时也令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我们的国家非常丢脸。综上所言,这种贻笑大方的丧葬礼俗可以说已经可悲到了极点。

若不是丧葬礼俗的荒谬可悲已凸显得如此明显,我们恐怕也还正在这个极端堕落的旋涡中苦苦挣扎。现在,我们完全相信,中产阶层中有很多人已通过相关议会文件了解到了丧葬礼俗中的这些恶行,他们不会再将这种坏习俗继续保持下去了;相反,他们将把这种坏习俗作为严正的训谕,告诫最最亲密的下一代人不要将自己的死,自己的葬礼变成腐蚀他人身心的工具。这样的例子,在很多知名人士中并不少见。已故的苏塞克斯公爵为国家利益着想,表明自己过世后,希望以私人形式葬于肯萨尔绿色公墓,不希望举行国葬,亦不希望下葬于温莎堡王室墓地。已故的罗伯特·皮尔 [1] 爵士要求过世后葬在德雷顿墓园。已故的孀居王后 [2] 曾就自己的葬礼写下这样的话:“在上帝的御座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的死亦不足称道;因此,我死后,请不要为我举行盛大奢华的葬礼;请尽可能不要公开,尽可能以私人形式将我的遗体安葬于温莎堡圣乔治教堂。我尤其不希望举行国葬;我静静地死去,亦希望静静地下葬,希望能够远离世界的虚荣和奢华。请不要对我的遗体进行解剖和防腐处理;我希望越简单省事便是越好。”这番话写得令人钦佩令人感动,实在是社会各阶层举办葬礼的最好典范。

这些先例在人们的丧葬礼俗常识中尚属鲜为人知,再加上我们正处于新旧历史交替的时期,那原本已黯淡下去的国葬仪式又开始死灰复燃,美其名曰是为了对已故的威灵顿公爵 [3] 表示敬意,为了对所有那些在英国历史上留下辉煌记忆的风云人物表示敬意!

在这里,我们想真诚地奉告各位读者:国葬仪式的恢复,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荣耀;越是真正伟大的人物,其葬礼越是简单平凡;国葬仪式助长了各种腐化的“死亡交易”,自始至终都不是丧葬礼俗的好榜样。

所有民众,不论其政治主张如何,都明白那些“实权人物”是否曾参与“国葬交易”——是否力图保全国葬仪式,是否视国葬仪式为宝贝,是否充分利用国葬仪式为自己谋利,是否舍不得国葬仪式悄然离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想过多讨论。

但国葬仪式的死灰复燃却唤醒了民众借死亡做交易的风气,这种交易与现实格格不入,是那么愚蠢无知,那么荒谬可笑。以下是我们从《泰晤士报》的广告栏摘取的若干例子,以供广大读者评鉴。

首先,关于观看葬礼的席位及观看葬礼时可享用的茶点。某广告称,二楼设有观看葬礼的场所,宽敞舒适,可以举办由钢琴现场伴奏的豪华宴会,这个我们暂不去细看;我们先来看看那“高雅得体”的“每日启事”的内容:“威灵顿公爵葬礼专供红酒”,供不应求,如有需要,请马上订购;“威灵顿公爵葬礼专供蛋糕”,美味可口,由××糕点师专门烘焙;“葬礼寿衣”,由××裁缝师专门缝制;“远近驰名的柠檬饼干”,最能有效缓和悲痛情绪,每磅一先令四便士……接下来,我们逐个看看报纸上刊登的这十几条广告——这众人可以赚钱的大好良机。

路德门山——这里设施齐全、装备完善,可供观看威灵顿公爵盛大壮观、肃穆庄严、震撼人心的出殡仪式。若想拥有开阔的视野、便利的条件、舒适的空间,敬请抓紧时间,查看预定尚余座位。
观看葬礼,有床位提供——出租。位于三楼,共三个房间,两个窗口,视野开阔,可供观看出殡仪式。收费10基尼,含茶点。单个席位,最低收费15先令,含床位和早餐。
观看公爵葬礼——一流的视野,可供15人观看,提供床位和起居室,干净舒适,价格合理。
出租葬礼观看席位和窗口——位于河岸大道,库茨银行附近,位置绝佳。二楼窗口,收费8英镑;三楼窗口,收费5英镑10先令;四楼窗口,收费3英镑10先令;另有两扇玻璃橱窗,各收费7英镑。
威灵顿公爵葬礼观看席位——位置绝佳,可观看整个出殡仪式,视野一览无余。位于老贝利街附近。注:从这里可看到圣保罗大教堂及圣殿关石门。
观看已故威灵顿公爵葬礼——出租,位于三楼,两个窗口,有壁炉,设施齐全,条件便利。团体观看,价格优惠。前排观看座位,每位1基尼。视野所及范围:皮卡迪利大街——帕尔摩街。
观看威灵顿公爵葬礼——二楼三楼出租,可按房间或观看窗口租用,尤其适合家庭观看。设施齐全,舒适便利,视野绝佳。一楼亦设有舒适便利的观看席位,最低价格1基尼。适于室内观看。
观看公爵葬礼——价格优惠。二楼设有两个房间,有观景阳台,可直接通向河岸大道。大房间可容纳15人。小房间8基尼起租。
观看公爵葬礼——橱窗出租,约30个座位,共25基尼。二楼亦设有两大观看窗口。其中一个视野颇佳,视野所及范围可从圣殿关石门直到圣保罗大教堂,收费35基尼。此外,还有几个单人观看座位,每位1基尼。
观看威灵顿公爵出殡仪式——位于查林十字路,科克斯普尔街,位置得天独厚,尚余空位若干,价格合理。因座位紧俏,需尽快预定。另:楼顶亦设有座位若干,视野颇好。
观看已故威灵顿公爵葬礼——出租,位于河岸大道,位置绝佳,三楼,收费10英镑;四楼,收费7英镑10先令,每层各设有两个观看窗口;前排座位抢先预订中,每位1基尼。
观看公爵葬礼——出租,25基尼,专为上流社会家庭开设,视野广阔,位置绝佳,二楼房间,设有安全阳台及会客室。可容纳20人,视野开阔无遮挡。若人员不足20人,可酌情减价。设施齐全,条件便利。

此外,我们要特别注意下面这则广告:



T.C.敬请各位牧师注意——河弯街专门为各位牧师预留了席位,敬请各位牧师入场时着白法衣。第一排四个席位,每位1英镑;第二排四个席位,每位15先令;第三排四个席位,每位12先令6便士;第四排四个席位,每位10先令;第五排四个席位,每位7先令6便士;第六排四个席位,每位5先令。所有剩余席位的价格分别是:40先令,30先令,20先令,15先令和10先令。



这位商人真是富有想象力,他安排二十四位牧师分坐六排,希望以此在自己的橱窗里营造一个神圣而动人的画面,这种创意似乎非常不错;且还能让人觉得他眷顾到了丧礼场合的庄严肃穆的特点。

同类的广告有许多许多,上述几则是随意摘来的,其中很多关于视野范围的描述并不真实,无非是想吸引那些愿意掏腰包的先生们来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儿完成一次集会。为了这样的集会,他们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茶点、红酒、白酒、食物、水果、盘子、杯子、各种瓷器,以及其他许多不胜枚举的小玩意儿;而最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这样的集会全部都是热情高涨、激情满怀。我们仔细观察这些人群,时不时地会大吃一惊,尤其当我们看到那件所谓的艺术品时。话说这件艺术品上刻有一句话“渴盼夜晚到来,渴盼布鲁奇王子到来” [4] ,旁边还注有传奇故事,讲述的是这位正被大家悼念着的英雄——威灵顿公爵如何评价这件艺术品:英雄以他特有的语气语调评论说“很好,的确很好。”哦,艺术!你也来参与“死亡交易”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逝者亲笔信的广告。私人印章的神圣性、私人信件的私密性,对于“死亡交易者”来说,毫无意义;在他们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词汇。现在,就让我们停下来,听一听送殡的喇叭如何向全世界公开这位逝者独有的亲笔信!

威灵顿亲笔——公爵接连写下的两封回信,绝对真迹(1843),颇具特色;另外还有那两封来信等,称得上文学珍品,售价15英镑。
威灵顿亲笔——转让威灵顿公爵亲笔信两封。一封写于沃尔默城堡,时间:1834年10月9日;另一封写于伦敦,时间:1843年5月17日。邮戳及公爵印章均完整无缺。
威灵顿——出售威灵顿公爵便笺三封,有公爵印章、信封。系公爵亲笔书写,非平板印刷;每封便笺长度约21/4页。在迄今已公开的公爵亲笔信中,当属最具公爵特色的真迹。售价:两封30英镑,一封20英镑,不讲价。
转让——某退役军官欲转让已故英雄威灵顿公爵的亲笔信和便笺,共五封,其中有三封系公爵当年被称为阿瑟·韦尔兹利爵士时所写。另有一大信封。所有信函、便笺及信封均盖有公爵印章。可现场购买,亦可来信进行交易。
公爵信函——出售公爵亲笔信两封,货真价实,内容风趣幽默,颇具特色。
威灵顿公爵——公爵写给某位女士的亲笔信,颇具公爵风格,有印章、信封。出价高者优先。现场交易。
陆军元帅威灵顿公爵——已故威灵顿公爵家族成员,现有公爵写给自己的亲笔信一封,内容涉及军务,长达6页,保存完好。售价30英镑。
陆军元帅威灵顿公爵亲笔——转让颇具特色的公爵亲笔信一封,信中公爵曾提及自己将活到100岁,写于1847年,有信封,印章及家族饰章均保存完好。售价10英镑。
威灵顿公爵——出售威灵顿公爵亲笔信,写于1831年公爵夫人刚刚去世之际;另有两个公爵亲笔书写的信封,邮票、印章均保存完整。
威灵顿公爵——公爵亲笔公务信函,信封、印章、邮戳等均保存完整。信函风格彬彬有礼、独具特色。请按所示地址来现场交易。售价15英镑。
陆军元帅威灵顿公爵——出售公爵亲笔信两封,一封系公爵61岁时所写,另一封系72岁时所写,笔迹独具公爵风格,内容涉及重要话题。确保货真价实,敬请放心。
威灵顿公爵——公爵写给某位女士的一封信函,该信函部分由打印机打印而成,部分由公爵亲笔书写,奇特异常,实属绝品,值得珍藏。出价最高者优先。
出售陆军元帅威灵顿公爵亲笔信六封——系有人慷慨解囊,赠与了某位身陷贫困的女士,信封、印章均完好无缺。
威灵顿公爵——一位女士欲转让公爵亲笔信一封,写于今年6月18日,恰逢滑铁卢战役 [5] 周年纪念日,也是公爵度过的最后一个滑铁卢战役周年纪念日,因此倍加珍贵。信函写于阿普斯利公爵宅第 [6] ,信封、印章均保存完好。
一位牧师,欲转让已故公爵写给自己的亲笔信两封,系公爵私人慈善行为的极好见证,有信封,出价最高者优先(可买一封,亦可买两封),本月18日前有效。若有特殊情况,价格可商量。
威灵顿公爵——一位悲痛的孀妇,现有威灵顿公爵亲
笔信一封,写于1830年,有信封,上面写有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还有公爵冠冕形印章,欲低价出售。
一位先生,欲出售已故威灵顿公爵写给自己的十分宝贵的亲笔便笺一封,写于1850年3月27日,售价20英镑,有信封,上面的公爵印章及骑士桥地区 [7] 邮戳均完好无损,清晰可见。该信函充分展现了常人难以见到的公爵贵族笔迹及独特文风。
转让威灵顿公爵晚年所写的亲笔信一封,该信系公爵于临终前一两天时在沃尔默城堡写成,独具特色,印章、邮戳等均清晰可见。该信极有可能是已故公爵留下的最后一封亲笔信,故颇具收藏价值。出价最高者优先。欲见此物,请速申请。
伟大的公爵——出售伟大的英雄公爵的亲笔信一封,写于1851年3月27日。另有珍妮·林德 [8] 的漂亮亲笔信一封,写于1852年6月20日。出价最高者优先。来信请注明出价。

林德小姐的亲笔信似乎一直躲在暗处徘徊不前,直到出殡的队伍走近,才羞答答走向前来加入了这个行列,还占了个很惹人注目的位置。真不知道我们最应该推崇的是哪一条:有关林德小姐的这则广告设计得如此精妙;有关“极有可能是已故公爵留下的最后一封亲笔信”的广告做得是那样感人,那样巧妙,那样快捷高效,让人觉得卖家是要在出于英雄责任感写下这封信的那双老手尚未在坟墓里枯萎前将信售出;那位急于出售、宣扬“公爵私人慈善行为的极好见证”的牧师——不知他是否曾身着白法衣出现在T.C.的橱窗里且坐在前排——是那样虔诚;那位将“六封信封、印章均完好无缺的亲笔信”赠与身陷贫困的某位女士的好心人是那样慷慨大方。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已故者留下的那些宝贵的遗物——与已故者生前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就像哈迪爵士 [9] 一直戴在胸前的纳尔逊勋爵 [10] 的小画像一样。这些遗物很是珍贵,若没有现金支付,广告商是万万不肯脱手的。

已故威灵顿公爵遗物——转让著名已故公爵的一绺头发。确保无假。出价最高者优先。来函申请,请预付邮资。
威灵顿公爵——一位孀居女士藏有已故威灵顿公爵头发一绺,系女王加冕当日早上剪下。现欲转让。来函申请,请预付邮资。
已故威灵顿公爵珍贵遗物——一位女士藏有著名已故公爵的许多头发,系1841年剪下,现欲出售其中一部分,售价25英镑。卖家将提供有效证明及遗物来源,确保无假。来函索取,请预付货款。
出售威灵顿公爵遗物——已故威灵顿公爵的已故著名理发师的儿子,现住斯特拉斯菲尔德赛,存有公爵的少量头发,系当年其父从公爵头上剪下。现欲转让,若有心收藏英格兰大英雄的这份遗物,请来信申请、注明出价。
已故威灵顿公爵遗物——出售公爵前些年穿过的马甲一件,保存完好,提供有效证明,确保无假。

下面的这一件更是非同寻常,堪称公爵遗物中的精粹;且据广告所言,人证物证俱全,哪怕是最生性多疑的人也不可能对其真实性有半点儿怀疑,想必这件遗物更是价值非凡。

威灵顿公爵纪念物——现有一本诗集《拿破仑之死》,作者:亚历山达罗·曼佐尼 [11] ,附法语译文,译者:埃德蒙·安吉琳,于威尼斯。当年公爵乘马车途径肯特郡时将此书撕毁并扔在地上,恰巧一位路人亲眼目睹了公爵撕书扔书的全过程,这位路人将书的碎片收集起来,并将它们一一拼好。若想收藏此纪念品,请与我们联系。

最后,还有一部辉煌灿烂、生气蓬勃的文学作品;我们敢说,任何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先生若是没有收藏这本书,那他的书房绝对算不上藏书齐全。

威灵顿公爵与罗伯特·皮尔爵士——转让公爵著作一部,内容有关政治经济和自由贸易。该书生动有趣、才华满溢、价值不凡,1830年一经出版,便几乎被罗伯特·皮尔爵士全部买下,现仅剩一本,预购从速,请来函申请。

考虑到读者的缘故,我们暂且只引用这么多吧。事实上,像这样的广告有太多太多,如果一直引用下去的话,恐怕这整本书都会被广告占满了。

我们认为,国葬仪式扰乱了人心,给广大民众带来了不良影响,误导大家在葬礼上讲排场、多花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示对逝者的敬重;而事实上,这恰恰是一种陋习。为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这种陋习急需革除;而国葬仪式不但对此于事无补,还助长了这种陋习的蔓延。此外,国葬仪式本身以形式替代实质,显然是虚假做作、刻意雕琢、陈腐污浊的,简直就是一场矫揉造作、虚张声势的恶作剧;这场恶作剧不但使得死亡那种令人敬畏的庄严肃穆消失殆尽,还助长了厚颜无耻的投机商在逝者的棺材盖上做生意、发死亡财的风气。我们毫不怀疑,即使威灵顿公爵只是带着军事指挥官的荣誉,在全国民众的无声的敬意中静静地下葬,依然会有人对他的信件及其他遗物广而告之并高价出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深信,如果威灵顿公爵的遗体能够静静地下葬,至少那些投机商们不会借势撒欢,在葬礼上举行什么“商品交易会”、“殡仪员欢庆会”等玩意儿。如果侍从办公室 [12] 及宗谱纹章院 [13] 不停止这种奢靡的国葬仪式,民众就不可能心境平和,停止在葬礼上花重金求虚荣的风气。这两者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非凡人之手造就,亦非凡人之手可以填平。如若不然,难道还能有人相信下面这样的事情不成:“法国某政府要员”星期二晚上还在哀悼国家英雄——大将军拿破仑;星期三下午,英雄尚未下葬之时,便开始与休谟先生 [14] ——威灵顿公爵的私人医生谈笑风生?

本文写于举行国葬的当晚,因为日志的特点就是要及时记录所见所闻。前面我们已经表明,我们认为国葬是一个错误;在此,我们仅希望大家能够坐下来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国葬仪式所带来的害处很容易想象,但国葬仪式能给大家带来什么益处却很难想象得出,至于国葬仪式能否给威灵顿公爵的下一代带来一丝满足,能否为威灵顿公爵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增加一点光彩,则更加难以想象。如果有人认为国葬仪式是全英国人民的普遍愿望,那一定只是某些名人达士的错觉,普通民众的想法却被忽略了。希望位高权重的政府要员们能尽快将两者的想法都重视起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是为全国人民考虑。当然,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期待没有错;换句话说,葬礼上一切都进行得很好,英国人民没有愧对多年来赢得的民族声誉,少数表现得有损民族声誉的蠢人理应感到羞耻。不过,在这里,我们依然要说,我们希望国葬仪式能够在今天——1852年11月18日,乘着那辆在伦敦大街上招摇过市的俗丽的彩车,走向自己的坟墓。我们完全尊重不同的意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深信,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行,国葬仪式会变得默默无闻、宽大仁慈;那俗丽的丧礼彩车——那有资格穿过盛装的圣殿关石门,圣殿关石门也应该开放接纳的丧礼彩车——亦会被历史湮没。到那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历史没有忘记威灵顿公爵那忠实、谦逊、持重、真诚的高尚品德;历史会铭记,为自己忠诚热爱着的国家做出最后一次贡献,结束虚伪奢靡的丧葬仪式的人物正是阿瑟·韦尔兹利——威灵顿公爵。



(丁振琴 译)

[1]  罗伯特·皮尔(1788—1850),英国首相(1834—1835,1841—1846),保守党创始人,任内政大臣时建立首都警察队(1829)。——译者注

[2]  指阿德莱德王后(1792—1849),其丈夫威廉四世于1837年去世,从而成为英国自18世纪以来第一位孀居王后。文中引用部分乃阿德莱德王后1841年在病榻上所写。——译者注

[3]  威灵顿公爵(1769—1852),本名为阿瑟·韦尔兹利,英国陆军元帅、首相(1828—1830),以在滑铁卢战役(1815)中指挥英、普联军击败拿破仑而闻名,有“铁公爵”之称。——译者注

[4]  这是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中说的一句话。当时,威灵顿公爵的部队眼看要被打败,公爵正焦急地等待普鲁士王子布鲁奇元帅率军来援助。另,之所以渴盼夜晚到来,是因为夜幕降临后,暂时不用打仗。——译者注

[5]  滑铁卢战役发生于1815年6月18日,由法军对英普军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决战。威灵顿公爵指挥英、普联军大胜拿破仑,结束了拿破仑帝国。——译者注

[6]  是威灵顿公爵和他的继承者们居住过的地方。——译者注

[7]  骑士桥地区位于伦敦中部,主要是住宅区,没有什么办公场所,非常安静。——译者注

[8]  珍妮·林德(1820—1887)是瑞典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在欧洲大陆享有盛誉,被称为“瑞典夜莺”。——译者注

[9]  全称为托马斯·马斯特曼·哈迪爵士(1769—1839),英国皇家海军军官。曾在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旗舰司令)手下任旗舰舰长。据英国记者鲁宾·珀西(Reuben Percy)(本名托马斯·伯雷(Thomas Byerley,?—1826)在《文学娱乐教育之镜》(The Mirror of literature,amusement,and instruction )第34卷记载,纳尔逊勋爵曾将自己的一枚小画像送给托马斯·哈迪,哈迪爵士便一直将此画像佩戴于胸前,并表明自己过世后,希望这枚画像能依旧陪伴自己,与自己的遗体埋葬在一起。——译者注

[10]  全称为霍雷肖·纳尔逊勋爵(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世界著名海军统帅,被誉为“英国皇家海军之魂”。——译者注

[11]  亚历山大·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诗人、小说家,19世纪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译者注

[12]  英国皇室下设的一个部门,主要负责礼仪、国事访问、授权仪式、皇家招待会、皇室婚礼及葬礼等。——译者注

[13]  英国皇室下设的一个部门,主要负责各种仪式、宗谱调查、家谱记录等。——译者注

[14]  全名为约翰·罗伯特·休谟(1781?—1857),曾是威灵顿元帅麾下的一名军医,也是威灵顿公爵的私人医生。——译者注

Night Walks

Charles Dickens

Night Walks

Some years ago, a temporary inability to sleep, referable to a distressing impression, caused me to walk about the streets all night, for a series of several nights. The disorder might have taken a long time to conquer, if it had been faintly experimented on in bed; but, it was soon defeated by the brisk treatment of getting up directly after lying down, and going out, and coming home tired at sunrise.

In the course of those nights, I finished my education in a fair amateur experience of houselessness. My principal object being to get through the night, the pursuit of it brought me into sympathetic relations with people who have no other object every night in the year.

The month was March, and the weather damp, cloudy, and cold. The sun not rising before half-past five, the night perspective looked sufficiently long at half-past twelve: which was about my time for confronting it.

The restlessness of a great city, and the way in which it tumbles and tosses before it can get to sleep, formed one of the first entertainments offered to the contemplation of us houseless people. It lasted about two hours. We lost a great deal of companionship when the late publichouses turned their lamps out, and when the potmen thrust the last brawling drunkards into the street; but stray vehicles and stray people were left us, after that. If we were very lucky, a policeman’s rattle sprang and a fray turned up; but, in general, surprisingly little of this diversion was provided. Except in the Haymarket, which is the worst kept part of London, and about Kent-street in the Borough, and along a portion of the line of the Old Kentroad, the peace was seldom violently broken. But, it was always the case that London, as if in imitation of individual citizens belonging to it, had expiring fits and starts of restlessness. After all seemed quiet, if one cab rattled by, half-a-dozen would surely follow; and Houselessness even observed that intoxicated people appeared to be magnetically attracted towards each other: so that we knew when we saw one drunken object staggering against the shutters of a shop, that another drunken object would stagger up before five minutes were out, to fraternise or fight with it. When we made a divergence from the regular species of drunkard, the thin-armed, puff-faced, leadenlipped gin-drinker, and encountered a rarer specimen of a more decent appearance, fifty to one but that specimen was dressed in soiled mourning. As the street experience in the night, so the street experience in the day; the common folk who come unexpectedly into a little property, come unexpectedly into a deal of liquor.

At length these flickering sparks would die away, worn out - the last veritable sparks of waking life trailed from some late pieman or hot-potato man - and London would sink to rest. And then the yearning of the houseless mind would be for any sign of company, any lighted place, any movement, anything suggestive of any one being up - nay, even so much as awake, for the houseless eye looked out for lights in windows.

Walking the streets under the pattering rain, Houselessness would walk and walk and walk, seeing nothing but the interminable tangle of streets, save at a corner, here and there, two policemen in conversation, or the sergeant or inspector looking after his men. Now and then in the night - but rarely - Houselessness would become aware of a furtive head peering out of a doorway a few yards before him, and, coming up with the head, would find a man standing bolt upright to keep within the doorway’s shadow, and evidently intent upon no particular service to society. Under a kind of fascination, and in a ghostly silence suitable to the time, Houselessness and this gentleman would eye one another from head to foot, and so, without exchange of speech, part, mutually suspicious. Drip, drip, drip, from ledge and coping, splash from pipes and water-spouts, and by-and-by the houseless shadow would fall upon the stones that pave the way to Waterloo-bridge; it being in the houseless mind to have a halfpenny worth of excuse for saying ‘Good night’ to the toll-keeper, and catching a glimpse of his fire. A good fire and a good great-coat and a good woollen neck-shawl, were comfortable things to se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oll-keeper; also his brisk wakefulness was excellent company when he rattled the change of halfpence down upon that metal table of his, like a man who defied the night, with all its sorrowful thoughts, and didn’t care for the coming of dawn. There was need of encouragement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bridge, for the bridge was dreary. The chopped-up murdered man, had not been lowered with a rope over the parapet when those nights were; he was alive, and slept then quietly enough most likely, and undisturbed by any dream of where he was to come. But the river had an awful look, the buildings on the banks were muffled in black shrouds, and the reflected lights seemed to originate deep in the water, as if the spectres of suicides were holding them to show where they went down. The wild moon and clouds were as restless as an evil conscience in a tumbled bed, and the very shadow of the immensity of London seemed to lie oppressively upon the river.

Between the bridge and the two great theatres, there was but the distance of a few hundred paces, so the theatres came next. Grim and black within, at night, those great dry Wells, and lonesome to imagine, with the rows of faces faded out, the lights extinguished, and the seats all empty. One would think that nothing in them knew itself at such a time but Yorick’s skull. In one of my night walks, as the church steeples were shaking the March winds and rain with strokes of Four, I passed the outer boundary of one of these great deserts, and entered it. With a dim lantern in my hand, I groped my well-known way to the stage and looked over the orchestra - which was like a great grave dug for a time of pestilence - into the void beyond. A dismal cavern of an immense aspect, with the chandelier gone dead like everything else, and nothing visible through mist and fog and space, but tiers of winding-sheets. The ground at my feet where, when last there, I had seen the peasantry of Naples dancing among the vines, reckless of the burning mountain which threatened to overwhelm them, was now in possession of a strong serpent of engine-hose, watchfully lying in wait for the serpent Fire, and ready to fly at it if it showed its forked tongue. A ghost of a watchman, carrying a faint corpse candle, haunted the distant upper gallery and flitted away. Retiring within the proscenium, and holding my light above my head towards the rolled-up curtain - green no more, but black as ebony - my sight lost itself in a gloomy vault, showing faint indications in it of a shipwreck of canvas and cordage. Methought I felt much as a diver might,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In those small hours when there was no movement in the streets, it afforded matter for reflection to take Newgate in the way, and, touching its rough stone, to think of the prisoners in their sleep, and then to glance in at the lodge over the spiked wicket, and see the fire and light of the watching turnkeys, on the white wall. Not an inappropriate time either, to linger by that wicked little Debtors’ Door - shutting tighter than any other door one ever saw - which has been Death’s Door to so many. In the days of the uttering of forged one-pound notes by people tempted up from the country, how many hundreds of wretched creatures of both sexes - many quite innocent - swung out of a pitiless and inconsistent world, with the tower of yonder Christian church of Saint Sepulchre monstrously before their eyes! Is there any haunting of the Bank Parlour, by the remorseful souls of old directors, in the nights of these later days, I wonder, or is it as quiet as this degenerate Aceldama of an Old Bailey?

To walk on to the Bank, lamenting the good old times and bemoaning the present evil period, would be an easy next step, so I would take it, and would make my houseless circuit of the Bank, and give a thought to the treasure within; likewise to the guard of soldiers passing the night there, and nodding over the fire. Next, I went to Billingsgate, in some hope of market-people, but it proving as yet too early, crossed London-bridge and got down by the waterside on the Surrey shore among the buildings of the great brewery. There was plenty going on at the brewery; and the reek, and the smell of grains, and the rattling of the plump dray horses at their mangers, were capital company. Quite refreshed by having mingled with this good society, I made a new start with a new heart, setting the old King’s Bench prison before me for my next object, and resolving, when I should come to the wall, to think of poor Horace Kinch, and the Dry Rot in men.

A very curious disease the Dry Rot in men, and difficult to detect the beginning of. It had carried Horace Kinch inside the wall of the old King’s Bench prison, and it had carried him out with his feet foremost. He was a likely man to look at, in the prime of life, well to do, as clever as he needed to be, and popular among many friends. He was suitably married, and had healthy and pretty children. But, like some fair-looking houses or fair-looking ships, he took the Dry Rot. The first strong external revelation of the Dry Rot in men, is a tendency to lurk and lounge; to be at street-corners without intelligible reason; to be going anywhere when met; to be about many places rather than at any; to do nothing tangible, but to have an intention of performing a variety of intangible duties to-morrow or the day after. When this manifestation of the disease is observed, the observer will usually connect it with a vague impression once formed or received, that the patient was living a little too hard. He will scarcely have had leisure to turn it over in his mind and form the terrible suspicion ‘Dry Rot,’ when he will notice a change for the worse in the patient’s appearance: a certain slovenliness and deterioration, which is not poverty, nor dirt, nor intoxication, nor ill-health, but simply Dry Rot. To this, succeeds a smell as of strong waters, in the morning; to that, a looseness respecting money; to that, a stronger smell as of strong waters, at all times; to that, a looseness respecting everything; to that, a trembling of the limbs, somnolency, misery, and crumbling to pieces. As it is in wood, so it is in men. Dry Rot advances at a compound usury quite incalculable. A plank is found infected with it, and the whole structure is devoted. Thus it had been with the unhappy Horace Kinch, lately buried by a small subscription. Those who knew him had not nigh done saying, ‘So well off, so comfortably established, with such hope before him - and yet, it is feared, with a slight touch of Dry Rot!’ when lo! the man was all Dry Rot and dust.

From the dead wall associated on those houseless nights with this too common story, I chose next to wander by Bethlehem Hospital; partly, because it lay on my road round to Westminster; partly, because I had a night fancy in my head which could be best pursued within sight of its walls and dome. And the fancy was this: Are not the sane and the insane equal at night as the sane lie a dreaming? Are not all of us outside this hospital, who dream, more or less in the condition of those inside it, every night of our lives? Are we not nightly persuaded, as they daily are, that we associate preposterously with kings and queens, emperors and empresses, and notabilities of all sorts? Do we not nightly jumble events and personages and times and places, as these do daily? Are we not sometimes troubled by our own sleeping inconsistencies, and do we not vexedly try to account for them or excuse them, just as these do sometimes in respect of their waking delusions? Said an afflicted man to me, when I was last in a hospital like this, ‘Sir, I can frequently fly.’ I was half ashamed to reflect that so could I - by night. Said a woman to me on the same occasion, ‘Queen Victoria frequently comes to dine with me, and her Majesty and I dine off peaches and maccaroni in our nightgowns, and his Royal Highness the Prince Consort does us the honour to make a third on horseback in a Field-Marshal’s uniform.’ Could I refrain from reddening with consciousness when I remembered the amazing royal parties I myself had given (at night), the unaccountable viands I had put on table, and my extraordinary manner of conducting myself on those distinguished occasions? I wonder that the great master who knew everything, when he called Sleep the death of each day’s life, did not call Dreams the insanity of each day’s sanity.

By this time I had left the Hospital behind me, and was again setting towards the river; and in a short breathing space I was on Westminster-bridge, regaling my houseless eyes with the external wall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 the perfection of a stupendous institution, I know, and the admiration of all surrounding nations and succeeding ages, I do not doubt, but perhaps a little the better now and then for being pricked up to its work. Turning off into Old Palace-yard, the Courts of Law kept me company for a quarter of an hour; hinting in low whispers what numbers of people they were keeping awake, and how intensely wretched and horrible they were rendering the small hours to unfortunate suitors. Westminster Abbey was fine gloomy society for another quarter of an hour; suggesting a wonderful procession of its dead among the dark arches and pillars, each century more amazed by the century following it than by all the centuries going before. And indeed in those houseless night walks - which even included cemeteries where watchmen went round among the graves at stated times, and moved the tell-tale handle of an index which recorded that they had touched it at such an hour - it was a solemn consideration what enormous hosts of dead belong to one old great city, and how, if they were raised while the living slept, there would not be the space of a pin’s point in all the streets and ways for the living to come out into. Not only that, but the vast armies of dead would overflow the hills and valleys beyond the city, and would stretch away all round it, God knows how far.

When a church clock strikes, on houseless ears in the dead of the night, it may be at first mistaken for company and hailed as such. But, as the spreading circles of vibration, which you may perceive at such a time with great clearness, go opening out, for ever and ever afterwards widening perhaps (as the philosopher has suggested) in eternal space, the mistake is rectified and the sense of loneliness is profounder. Once - it was after leaving the Abbey and turning my face north - I came to the great steps of St. Martin’s church as the clock was striking Three. Suddenly, a thing that in a moment more I should have trodden upon without seeing, rose up at my feet with a cry of loneliness and houselessness, struck out of it by the bell, the like of which I never heard. We then stood face to face looking at one another, frightened by one another. The creature was like a beetle-browed hairlipped youth of twenty, and it had a loose bundle of rags on, which it held together with one of its hands. It shivered from head to foot, and its teeth chattered, and as it stared at me - persecutor, devil, ghost, whatever it thought me - it made with its whining mouth as if it were snapping at me, like a worried dog. Intending to give this ugly object money, I put out my hand to stay it - for it recoiled as it whined and snapped - and laid my hand upon its shoulder. Instantly, it twisted out of its garment, like the young man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left me standing alone with its rags in my hands.

Covent-garden Market, when it was market morning, was wonderful company. The great waggons of cabbages, with growers’ men and boys lying asleep under them, and with sharp dogs from market-garden neighbourhoods looking after the whole, were as good as a party. But one of the worst night sights I know in Lond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children who prowl about this place; who sleep in the baskets, fight for the offal, dart at any object they think they can lay their thieving hands on, dive under the carts and barrows, dodge the constables, and are perpetually making a blunt pattering on the pavement of the Piazza with the rain of their naked feet. A painful and unnatural result comes of the comparison one is forced to institute between the growth of corruption as displayed in the so much improved and cared for fruits of the earth, and the growth of corruption as displayed in these all uncared for (except inasmuch as ever-hunted) savages.

There was early coffee to be got about Covent-garden Market, and that was more company - warm company, too, which was better. Toast of a very substantial quality, was likewise procurable: though the towzled-headed man who made it, in an inner chamber within the coffeeroom, hadn’t got his coat on yet, and was so heavy with sleep that in every interval of toast and coffee he went off anew behind the partition into complicated cross-roads of choke and snore, and lost his way directly. Into one of these establishments (among the earliest) near Bowstreet, there came one morning as I sat over my houseless cup, pondering where to go next, a man in a high and long snuff-coloured coat, and shoes, and, to the best of my belief, nothing else but a hat, who took out of his hat a large cold meat pudding; a meat pudding so large that it was a very tight fit, and brought the lining of the hat out with it. This mysterious man was known by his pudding, for on his entering, the men of sleep brought him a pint of hot tea, a small loaf, and a large knife and fork and plate. Left to himself in his box, he stood the pudding on the bare table, and, instead of cutting it stabbed it, overhand, with the knife, like a mortal enemy; then took the knife out, wiped it on his sleeve, tore the pudding asunder with his fingers, and ate it all up. The remembrance of this man with the pudding remains with me as the remembrance of the most spectral person my houselessness encountered. Twice only was I in that establishment, and twice I saw him stalk in (as I should say, just out of bed, and presently going back to bed), take out his pudding, stab his pudding, wipe the dagger, and eat his pudding all up. He was a man whose figure promised cadaverousness, but, who had an excessively red face, though shaped like a horse’s. On the second occasion of my seeing him, he said huskily to the man of sleep, ‘Am I red to-night?’ ‘You are,’ he uncompromisingly answered. ‘My mother,’ said the spectre, ‘was a red-faced woman that liked drink, and I looked at her hard when she laid in her coffin, and I took the complexion.’ Somehow, the pudding seemed an unwholesome pudding after that, and I put myself in its way no more.

When there was no market, or when I wanted variety, a railway terminus with the morning mails coming in, was remunerative company. But like most of the company to be had in this world, it lasted only a very short time. The station lamps would burst out ablaze, the porters would emerge from places of concealment, the cabs and trucks would rattle to their places (the post-office carts were already in theirs), and, finally, the bell would strike up, and the train would come banging in. But there were few passengers and little luggage, and everything scuttled away with the greatest expedition. The locomotive post-offices, with their great nets - as if they had been dragging the country for bodies - would fly open as to their doors, and would disgorge a smell of lamp, an exhausted clerk, a guard in a red coat, and their bags of letters; the engine would blow and heave and perspire, like an engine wiping its forehead and saying what a run it had had; and within ten minutes the lamps were out, and I was houseless and alone again.

But now, there were driven cattle on the high road near, wanting (as cattle always do) to turn into the midst of stone walls, and squeeze themselves through six inches’ width of iron railing, and getting their heads down (also as cattle always do) for tossing-purchase at quite imaginary dogs, and giving themselves and every devoted creature associated with them a most extraordinary amount of unnecessary trouble. Now, too, the conscious gas began to grow pale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daylight was coming, and straggling work-people were already in the streets, and, as waking life had become extinguished with the last pieman’s sparks, so it began to be rekindled with the fires of the first street-corner breakfast-sellers. And so by faster and faster degrees, until the last degrees were very fast, the day came, and I was tired and could sleep. And it is not, as I used to think, going home at such times, the least wonderful thing in London, that in the real desert region of the night, the houseless wanderer is alone there. I knew well enough where to find Vice and Misfortune of all kinds, if I had chosen; but they were put out of sight, and my houselessness had many miles upon miles of streets in which it could, and did, have its own solitary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