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教师的职业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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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调离
　　
　　考取博士时，几乎所有的同事都劝我不必回去，包括学校的中层领导。我个人只是在第一学期，没有调出的意思。后来觉得所在学校比原学校好多了，收入高(我在原学校副教授月收入8百多，10多年前高得让人眼红；读博士时的教课和奖金收入也有平均每月4百多。而且核心期刊论文的奖金是每篇1百元，原单位才30元)，机会多(公派出国大家一般都没有兴趣，钱太少)。我也喜欢所在的城市，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当然不一样，而且是我父母的故乡。导师更毫不含糊地对我讲，每个人都有自己合适的位置，你的位置不在原单位；那里没有你的学科，你就没有自己的梯队。他欢迎我留下来，但我是定向生。名校做事规矩，必须是原单位人事部门主动发函，宣布不要该生，他们才肯办理报到证。留校也如此，这涉及单位信誉。
　　
　　我与原单位当时的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打过几次交道，或是单独谈话，或是他们请我吃饭。我的职业操守之一是从不请领导吃饭，也尽量不接受他们的邀请。他们都是名校的毕业生，人也不错。我的判断是他们会极力挽留，但如果我去意已决，他们最后会支持。特别只是做博士后，原则上，我出站之后还是可能回去的。他们可以对下属交待，而且面子上也过得去。
　　
　　博士后站同意接受后，我便启动与原单位脱离的过程。我手里有两张牌，其一博士后站的负责人是位名气大的大师；其二，学校不了解我的底细，其实只要他们不发函毁约我便根本不可能进站，而且该大师与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的对策是轻描淡写、速战速决。我决定用电话办成此事，而不是自己回去一趟。当时手机还没有普及，电话都要到学校的专用长话厅去打，很贵而且不方便。
　　
　　先给系主任也就是老书记通个电话。他完全是从个人角度与我谈，表示虽然系里很希望我回去，但为我的发展也支持读博士后。同时，他也说明，我的去留要与学校谈，如果学校征求系里的意见，系里不会反对。他估计学校最终会同意。这样，我也明白，他也不能很主动地帮忙。
　　
　　校长外出开会，我只能与学校书记联系。书记比较通情达理，而且我觉得也比较好说话。我感谢学校对我一贯的支持，特别是破格副教授和教授，因此也期待继续得到学校的支持。同时，强调博士后的机会难得，能入某大师的法眼，对我的发展非常重要。还说明如果学校要退还工资等，我也愿意。我会永远感激学校，感激他本人。书记居然被说动了，让我爱人第二天去人事处盖章。
　　
　　谁知我爱人去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书记与校长通气后，校长强烈反对。我电话打到他开会的宾馆，他走了。电话又追到家里。把对书记说过的话重说一遍，校长不为所动，而且比较坚决地表示没有讨论余地。先礼后兵，我当时就问他几个问题。某大师要录取我，他们学校能否阻挡？我知道能，但他不知道，况且某大师也不认识我。我不辞而别地一走了之，用没有违约条款的合同他们学校能否追究我？如果能走，还真不能，哪怕告到法院。这件时情搞大了，不论结果如何，还会不会有优秀的年轻人到他们学校去？要利用对方的信息不充分，又不想说谎，最好的方式是提问。毕竟误导不同于欺骗。最后我表示，他执意挽留我心领，但到适可而止的程度就可以，再过就不好了。校长表示要与书记再商量一下，我知道事情成了。果然，爱人后来顺利地在表示与我脱离关系的函上盖上人事处章。
　　
　　我一向做事谨慎，文治必有武备。这次办调离是个例外。有点唱空城计的意味。这是我很成功的一个个案，但这不是我为人处世的风格。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我的档案还在原单位。到博士后单位调户口时又有问题，没有人事关系，不能调转户口，会变成定向的博士后。我又与原单位联系。很巧，校长出国，书记管事。以工资要定级为由，我希望把档案转来。讨论一会后，书记同意了。事实上，我保留了学校同意脱离一切关系的函的原件(当时准备了2份)，形势与盖章前不同。
　　
　　学校与我好聚好散其实是很明智的决定，真正的双赢。或许，在学校看来，我们还没散。校长后来表示，不管到哪里，我永远是他们学校的正式职工。因此，我没办离校手续，没有交房子，也没转公积金和养老金。我不知道学校是否还发我工资，反正我没去领。虽然离开10来年没有回去过，但也发挥自己的长处为学校做贡献。学校用我的材料，申请到个新的硕士点，保住个挂黄牌的硕士点，还申报个省重点学科，我是排名第二的带头人。该重点学科后来申报博士点时又想用我的材料，不过我参加所在学校另个学科的博士点申报，没同意。但另个学科没打招呼便用了我的材料申报博士点，本校评审的教授遇到我还问是否调走了。真做到了不为所有，但为所用。或许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我应该是母校在学术界发展最成功的校友。在一年前，或许还仅是“最成功的校友之一”，现在这么说可能过于谦虚了。另一方面，学校也有新的对策。听说现在读在职博士，工资奖金全部停掉。如果毕业回来，全额补发；如果不回来，一笔勾销。我个人认为这也公平。
　　
　　顺便一提，我观察到，越有地位的教授想要调离越容易。院士不用说，可以双聘，实际就是多聘。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学校一般也不敢硬来。比较年轻有潜力的年轻教师，明智的学校领导一般也会好聚好散。因此，小庙里的大和尚是很舒服的，学校特别怕走人，而且真要走学校也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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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博士后
　　
　　中国的博士后其实与外国的不同，至少中国博士后制度刚建立起来的10多年完全不同。现在国内外有些接轨了。外国博士后是找不到长期工作的博士的临时职位，而中国的博士后是为吸引比较优秀的博士的报酬相对比较优厚的岗位。我当时在原单位正教授的收入不到1千，而博士后的收入2千多。
　　
　　博士后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规划中的第3个方向，同时与第2个方向还是有所交叉。这对于我是个完全新的方向，我从文献调研开始，因此文章出的慢些。在站时只有在国内核心上发了两篇文章，出站后在SCI源刊上发表了5篇论文，国内核心1篇。这几乎是我与老板的全部合作结果。出站3年后老板得个省部级二等奖，我是排在比较靠后但也不是最后的完成人。在站期间总的文章并不少，因为博士期间的文章陆续印刷出来。国际期刊5篇，国内核心期刊14篇，其中SCI收录5篇。在站期间还出席了两个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其中一个邀请导师做大会报告，我是合作者。博士期间参与的教材出版了，同时也在写本新的专著。
　　
　　博士后期间最主要的挫折是两次申请NSFC的面上项目都失败。有位延期半年毕业的师兄而与我同年毕业后首次申请便成功了。那年导师参加会评，但也没能把我推上去。我意识到，不能再以文章产出为导向，要以申请课题为主攻方向。
　　
　　博士后期间另外项失败是申请个国际著名奖学金没成功。该项奖学金要求4封推荐信，包括1封海外学者写的。另外还要先联系位该国的老板。导师和老板自然要写。国内的另一封是老板请本学科的大师签字的。海外一封是导师请他的合作者，也是位非常有地位的教授写的，内容不知道。大师已经很老了，随后在次国际会议上见到，我上去表示感谢。我估计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但还是客气地紧握我的手说，“现在办什么事情都要方方面面的努力，你说是不是？”我一时茫然，不知如何说。大师追问，“你说是不是？”我答“对对对，是是是！” 于是大师放手而去。我自己联系位与导师合作过的大教授，他也欣然接受。可惜，最后申请没成功，我估计是自己研究水平不高，而且学科也比较古典，研究方向也不够主流。
　　
　　这两个失败表明，我的职业可以快速发展，但还不能起飞。事实上，我所有职业发展模式都是积小成大。文章一篇篇发，项目毙了再报，奖励荣誉不论大小有机会就要。所取得的单项成绩都微不足道。但几年后再回首，同时起步的几乎全被远远地拉在后面，而过去不能比肩的现在也在同一段位，如果还没有被超过。
博士后老板对我职业发展起的作用没有导师大。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但对我还是比较客气。我印象中基本没有挨过训，倒经常拿我作对比训斥师弟师妹。或许是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也自觉，而且我的经费是独立的。连我刚开始用的电脑都是从导师那里带来的。我拿到个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还有个地方的博士后项目，导师也把合作申请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钱拨过来。博士后老板为我花的钱只是笔会议注册费，当时我不在。
　　
　　老板对我应该算很好。当时我宿舍没安电话。导师有急事找我，便打到老板家。他到楼下扯嗓门喊我，因为我住在6楼。我当时想，让个60多岁准院士冒着30多度的高温喊电话，真是太过意不去了。老板与我翻脸只有一次。我劝他全力奔院士，不要管行政上的时期，他说我不体谅他的难处。老板也终于没有上院士。
　　
　　博士后到期后，又有去向的问题。是回到导师学校，还是留在这里。当时，两个学校都接受，导师和老板都很热情。弄得我也很为难。后来，爱人的工作安排让我拿定了主意。导师的学校不能保证工作，但师母凭个人关系给爱人介绍个很好的工作，当时收入比我高。只是出站时还在试用期，不知最后结果。所在学校提供份工作，也可以。我们胆子比较小，觉得还是铁饭碗好些，便留在学校了。当时待遇已经比较差了，但还可以。我拿到10多万房贴，购房时还有60%的无息贷款，分10年还清。不过，刚办完报到手续，试用期也结束，爱人在师母介绍的单位也端上了铁饭碗，没用我们学校的安排。这样，我在以后与学校的讨价还价中，便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
　　
　　博士后的生活比博士时强多了。学校借给个两室的套间，没有空调，但有冰箱、电扇和煤气炉灶。我可以自己弄饭吃。住处离办公室很近，上班也方便。多数时候还是在食堂吃饭。半年多后，全家都过来了。爱人上班比较远，而且还坐班。我在家买菜弄饭，早晚上还要送接孩子上学。后来孩子大些就不用接送了。还要提一句，这段时间我们家丢了3辆自行车，包括辆新买的。
　　
　　博士后阶段，只是个过渡，不论在职业上，还是专业上，甚至还有家庭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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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授复核与上任
　　
　　虽然在博士答辩前已经晋升了教授，但读博士时是学生，做博士后时属于临时研究人员，因此实际上还没有机会上任。
　　
　　上任前还有资格复核的问题。原则上，我在原单位所在省或部晋升教授，并不必然意味可以在这里当教授。还要组织专家重新审核，但似乎不需要专家函审论文，只要会审就可以。我入站第一年便要求进行教授资格审核。本来估计没有任何问题。当时的部里的课题也结题了，请5位专家函评，都说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教材也出版了。结果还真出问题了。本学科一位教授，兼着研究生院的领导，参加会议。回来后告诉我，你的复议材料我们没有讨论，因为你出站单位没确定。虽然人家没讨论，但评审费是不退的。第二年决定留下后，又提出复核，自然是顺利通过了。终于拿到这里的任职资格证书。事实上，我拿的是最后一批任职资格证书。再往后，搞聘用制，只有聘书，没有任职资格证书。不过，任职资格证书也仅是个人的纪念，因为以后都以聘用证书为准了。
　　
　　在新单位从教授直接起步，起点算不低。但原来是学校比较突出的“人才”，这里只是普通的教授。多少也有些失落。尤其是有一次，我往家里走，那位研究生院的领导骑辆摩托追上来，打个招呼，扬长而去。我感觉到一种隐喻。我是步行，人家是摩托。多少有些危机感。顺便一提，研究生院长现已调到另外一所学校当副校长，不过，在学术地位上，或许现在是我略高一点。学术界后来居上也常见。有位晋升教授时材料送我评审的同行，没过几年拿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如果都是“排排队，吃果果”，学术职业生涯就少许多趣味了。
　　
　　刚当教授时，我在研究方面的目标很明确，先拿项NSFC的面上项目再说。不过，第一年参加导师的新项目申报，而旧项目没结，由于限项不能报。导师的项目申请书仍是我起草的。拿到个地方教育口的项目，实际是博士的启动项目。钱很少，3万，也是我主持过的最大项目了。当然，经费本身不是很缺，导师合作的课题还有经费拨进来。
　　
　　教学方面，做博士后时我便主讲门高年级的专业课。就是我参与导师教材的课，而且用我们自己的教材。出站后继续上这门课。另外，有缺人的课，我就去上。上过其它两门课，包括门低年级的基础课。这是迄今我在这所学校唯一次上这门课，我在原单位上过多轮。后来还领衔写本这门课教材，现在正准备与位北美名校的白人教授合作写本该课程的英文教材。当时的感觉，就是有什么课就上什么课。现在好多了，虽然不能想上什么课就有什么课，但可以不想上什么课就不上。
　　
　　其实我在非博导的教授任上只干了1年多点。这一年里，与导师合著的专著出版了，是我在博士后期间写的。本来导师说我来写，他只当第二作者。后来，导师解释这是他们学校立项的，我不是他们学校的人，因此他要当第一作者。我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但还是很沮丧。这本书得到1.5万的资助，是我用的；稿酬5千元我拿了；还得到笔9千元的奖金，导师与我对半分，导师解释他拿了这笔奖金就没有其它奖金了。导师大概一直为当第一作者内疚，不过现在有个解脱的机会。该书正在修订，列为教育部研究生推荐用书出版，作者的次序将要改过来。这1年博士后的工作都发表了，有SCI收录的论文4篇，还有其它国内核心期刊论文2篇。这个期间还跟在导师后面得个省部级二等奖。所有的报奖材料都是我写的，后来我认识到写得并不是很好。这时也开始招硕士生。
系里政治是任何教授都不能回避的，中外皆如此。差别是卷入程度不同。我属于卷入最少的。出站时正好是本系刚成立不久，我本来可以在另个更强的系工作。但我在那里做的博士后，想换换。当时系里的情况比较糟，许多教书匠认为单纯教学是天经地义而毫无不称职之感。老板受本学科大师的委托出任系主任以改变这种状态，搭档的书记是大师的博士老板的硕士，当时仅是副教授。全系算我只有3个教授，另个教授是老人也是系副主任，并不买老板的账。老板竭力提倡所有教师都要搞研究，阻力很大。老板多次要我做些行政工作，都被我拒绝。后来，我导师也跟他说，我做不来行政工作，他就不再提了。其实我是他的私人顾问，没有他人在场时，给他出现主意。毕竟他由名校调入，对于教书匠的想法没有我了解。而且，我也看出老板的搞法能完成系的转型，但要得罪人。果然，等那位教授退休之后，老板用了3个博士做副主任，其中1个是他的硕士生，另1个是他硕士加博士，引进西洋和东洋海归，留校自己的博士和博士后，完全掌控系里的一切。老的教书匠等退休自然淘汰，年轻的读在职博士。不读的，有个硕士被放到校人才中心，有个本科生则被改变教师编制。这样成功转型，多数教师搞研究，50岁以下的教师都有博士学位。建系若干年庆典时多位校长参加并讲话表示祝贺，老板极其风光。当然，风光也有其代价。如果说没上院士没什么可抱怨的，没当上全国的教学名师还是挺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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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博导
　　
　　按国际惯例，教授后面应该没有晋级的问题了，但中国国情不然，还有博导。不论博导是种职称还是种工作职位，都是需要申报批准的。国内有些高校副教授甚至讲师也可以带博士，我觉得挺好，与国外高校接轨。事实上，在多数国内研究性大学里，博导与正教授的条件很接近。升教授不容易，但当教授基本上也可以当博导。只是在没有博士点的学校，博导的身价很高，俨然类似研究性大学中的院士。
　　
　　当教授一年多以后，赶上申报博导。严格按条件，我也挺勉强。论文我远远超出，要求三大检索两篇，我SCI就有10来篇。专著我有本与导师合著的，我是第二作者。获奖，我有政府的省部级二等奖，也是排第二。我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有两项排名第二的项目，也是跟我博士时导师的。都有经费进入我们学校的账户，特别是第二个项目，50%的经费到我们学校。我想我还是应该报。我老板说我可能性不大，他是国家批的博导。他的理由是我还没有指导出的硕士生。但我想这只是惯例而不是条文。另外，我导师授权我可以声称协助他指导博士生，就是那位出色的师弟。因此，我便自作主张报了，当然也有没批的思想准备。常言道，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不怕失败的人最终总有机会胜利。
　　
　　结果我的博导居然批了。我们学校博导没有证书，仅有批文，我没保存。我带的博士生都有当了博导的，不会有人怀疑我博导的真实性，证明文件也就没必要了。应该承认，我当时的条件现在报博导很可能不够，此一时彼一时。不过，我上博导的下一年便有主持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在的所有条件也都满足了。博导真是到顶了，再没有晋级的问题了。总体上我在职称、获奖和发表论文方面运气比较好，而在出国和申请项目方面运气差些。所有的职位，我都问心无愧，至少高于国内同类学校的平均水平。
　　
　　当博导的首要任务是招生。可惜，国内高校和导师一般还不习惯主动招生，都是等学生投考。我是新博导，没有什么名气和职务，学科比较冷门，学校也不算太好，没有资本端架子。因此，我主动出击。整理自己的简介，给同行特别是没有博士点的同行发信，请他们推荐学生。参加学术会议时，总做招生宣传。不过，我从来不主动与特定考生直接联系。努力会有回报，我的生源相对比较多，不论是与同校本学科导师比，还是与校外同小学科的同行比。
　　
　　总体上，我是来者不拒，但也有例外。我挑选的标准，工作时间较长的看文章，应届生看外语。条件不理想的考生如果特别坚持，我也可能冒次险。迄今多是按时毕业，暂时还没有砸在手里的情况。而且我是内行看门道，主要招些能出活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巧不能符合入学条件，我运用自己在校内的影响力，替他们运作扫清入学障碍。我想招的学生还没有招不进来的，不论他们学历如何低，英语如何差(考试差不见得不能写英文文章)。最极端的例子，我可以在学生报名前从研究生院拿到录取通知。不论学校名义上的制度如何，我在招生方面的做法实际上是与国际一致的，导师有完全的决定权。
在带学生的过程中，我比较强调扬长，而不费力去补短。尽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然后给个合适的方向或具体题目。我不重视课程，强调尽早开始研究。比较理想是入学便开始，当然有些是入学前已经有一定基础就更好了。因此，我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出文章早、出文章多。而且一般都有国际期刊的文章。至于研究质量，因人而异。我的原则，先求数量，再求质量；先扫外围，后攻难点。而且在学校规定允许的范围内，让学生尽快毕业。事实上，我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在3年内毕业，最快的2年就毕业。这是个高度竞争的社会，而且博士学位也在贬值，能早点让学生工作对他们的职业很有利。当然，如果是继续博士期间的工作，比较好的论文应该带上我的名字。这不是要求，只是种期待。
　　
　　虽然学生也叫我老板，但我自己觉得其实是给他们打工的。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服务，为学生提供专业咨询和职业指导。还有些成熟的研究者，已经是副教授甚至教授，我送上顶博士帽。如同要建立品牌信誉的企业，我的服务是全程的，不是到毕业为止。毕业的学生，不论是晋教授还是上博导，能帮忙尽量帮忙。特别是学生申请项目，更是尽量请同行关照。
　　
　　自己当博导没有几年，但毕业的学生数量已经与导师一样多了。当然质量不可同日而语。我的学生不少都仅是在小师范学院里教书。毕业的博士中，有7个教授，4个副教授，其中3位博导，4位硕导。有1人在北美做过博士后。学生先后作为负责人拿过5项NSFC的面上或青年项目。有8人次获省部级二等奖。我得承认，自己没有带出专业上很出色的学生(例如比我自己强)，但所有学生都比入学前都有显著提高。我当导师的目标是带出篇国家优秀博士论文，这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走，现在连提名奖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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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一项国家基金
　　
　　从在原单位与那位曾想合作的大教授交往后，我就认识到申请基金的重要。尤其是NSFC的项目，当时在我看来，是进入国家队的标志。而且，我当时判断，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态度也会是限量保障。进入国家队会有最低保障，而其他的研究者则是自生自灭。现在看也许过于悲观了些，但要知道，当时教育很不景气，大学发工资都困难。
　　
　　认识到申请经费的重要性，与申请到项目是两回事。在我刚当博导后，NSFC项目申请史就是部伤心史。读博士前申请一次，在博士后站申请2次，没成功。在攻博期间还参加了原单位那位教授的项目申请，也没有成功。不过，我给导师写的两个本子，博士毕业前和博士后出站后，都成功了，而且评价很好。说实话，我觉得帮导师写的申请没有给自己写得好，但我没有丝毫不公平的感觉，反而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
　　
　　项目申请是综合实力的比拼，不仅是工作做的如何，以及本子写的如何，还有在圈子中的名气、信誉、口碑、人缘等诸多其它因素。本质上，成功的申请是优势积累的结果。这不仅是中国的国情，也是外国学术界的现实。特别好的项目必定中，特别差的项目必定不中。但项目总体上符合正态分布，多数的项目处于两可之间，给谁都说得过去。当然，学术界里有些人影响力大些，形成个很有势力的但无形的小圈子，这可能让圈外的人不舒服。但在多数学科，至少是能与国际接轨的学科，这种圈子是开放的，凭着研究实力是可能挤进去的。孔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种状态，学者们和谐相处，但并不平等。有些年轻人，包括我的学生，受到挫折就抱怨不公平，这不是一种健康和有建设性的心态。不过，我也理解，“贫而无怨难”嘛。
　　
　　在拿到基金前1、2年，在博士和博士后工作的基础上，我终于找到个比较合适的方向。本质上属于“规划”的第3个方向。先在大量调研和少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发表了该方向上的一个综述。写综述一直是我的强项，这篇写得格外地好，至少我自己这么看。后来，这篇综述由开题性综述变成总结性综述应邀在在本学科国际最权威刊物上发表，现在正进一步扩展成本专著将由国际著名出版社列入很有影响的丛书，这是后话。而且有位北美名校的教授，有合作研究的意向。这个方向及其后来的发展，奠定我在国内学术界比较领先的地位，以及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所谓“一定影响”，是指在这个方向上的外国同行多少知道我的工作，至少知道我在这个方向上工作，但未必认为我的工作有多么好，当然也不是说我的工作差。这种影响表现为受特邀参加专题讨论会，为多种期刊审稿等。我个人期待，这个方向以后报奖，能让我的获奖上个新的层次。
当博导后的第一年，我又申请。这次有了新的方向，感觉还是不错的。我比较吃亏的是没在导师的方向上工作，与在那个方向上的师兄弟比受益不是很大。这次申请的函评不很理想，总算能上会讨论了。主审恰是当年我联系博士后而没有名额的名教授，在他的支持下，我终于实现了突破。当年没跟他做博士后，我有点不好意思，博士论文也没请他评审。好在他大人大量，后来一直很支持我。后来拿到项很关键项目也与他大力支持有关。大人大量有好报，他已经是院士了。万事开头难。以后面上项目就没断过，运气好时还有重叠。
　　
　　话又说回来，或许只有我这种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小教授才这么在乎NSFC。其它行当的成名学者还有更好的机会，如973和863。中国基金制度似乎是鼓励经费集中。有些大教授的论文标注许多基金，这样一个工作可以向不同的基金交差。
　　
　　简言之，NSFC的面上项目，终于在第四次申请时成功了。无独有偶，我申请那个关键项目，也是第四次才成功。看来，事不过三对于自己申请基金是不适用的。我的遭遇对学生也是很好的安慰。我的博士生有2个项目是1次成功的，那是特殊的幸运。还有3个项目是3次成功的，还有个项目是3次还没成功，或许今年能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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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亲履西土
　　
　　远方的异乡总有种莫名的吸引力，连孔子都要“桴浮于海”，而唐僧取经要到“西天”。自己大龄青年时有过出国留学的梦，但被现实碰破灭了。开班招博，也有了基金，自然又要再圆昔日梦想。
　　
　　正好海外有合作意向的教授到大陆访问，我请她到我们学科做个报告，一起讨论些问题。后来说好我过去工作半年。
　　
　　在那里时除我自己感兴趣工作外，也帮合作者做个企业的项目。还一起参加两个国际会议。事实上，由于她当时因私事比较劳神，企业项目的工作基本是我自己搞的，特别在立项阶段。她和企业方谈好合作要点后，具体细节包括项目标书都是我起草的。表面上是多干活了，其实是自己出题自己解，更有回旋余地。
　　
　　西方到底不同，表现出色马上就有加薪。当然收入也不算高，就是国内公派学者的4、5倍。我要离开时，项目还没有结束。合作者表示我可以延期，但我想这是首次出国，延期对我在学校的信誉不利，还是按时回来了。除项目外，我们合作在国际中档以上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这位合作者在我职业生涯中的作用可能仅次于导师，对她我始终怀有感谢之心；况且，年龄接近，更容易沟通，因此不仅是职业上的合作者，也是生活中的朋友。
　　
　　所有与海外同行合作文章我都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国内单位为第一单位。出访同时也在履行校内导师的职责。因此，回来后学校要停发我工资、奖金和津贴时，我觉得很不公平。据理力争的结果，学校补发了大部分钱。人事部门领导找我谈话，说现在的处理方式已经由主观副校长签字了，如果我仍有意见，学校会重新考虑，但确实让学校为难了。他希望我体谅扣的少部分钱，并保证下不为例。既然学校承认让我吃亏了，我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第二次出访前，我还专门问处长，是否会扣钱，处长说不扣。果然，以后再出访，学校都是1分钱也不扣。
　　
　　在海外还有些做企业项目的经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研究理论问题，对应用没有兴趣。不过，理论与应用也是相对的。例如，纯数学的应用问题，在应用数学中就可能是理论问题；应用数学中的应用问题，到运筹和控制中可能就是理论问题；运筹和控制中的应用问题，到系统科学中可能就是理论问题；而系统科学中的应用问题，到系统工程或管理科学中又成了理论问题。我个人的体会，还是往下做比较容易出东西，但不容易有大影响。
　　
　　出访也像其它学术机会一样，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相对容易。回来不到1年，又到另所北美名校访问半年。再后来，又多次到境外高校工作几个月。工作职位也由开始的研究助手变为研究员或访问教授。至于出境参加国际会议，几乎每年都有。
　　
　　有时觉得自己还不老，可以从头再来。打算在北美重拿个 Ph D，找工作，从 Assistant Professor 开始，把职业之路再走一遍。于是，又要考英语，申请入学。导师自然就是我的合作者，当RA拿全奖。GRE不用考了，TOFEL 和 TWE 是必考的。准备英语考试才知道，“廉颇老矣！”反应跟不上，精力也难集中。而且事情也比较多。好在英语基础还是不错。准备2个多月，TOFEL 接近600，应该是正常发挥，不高，但够了；TWE 有些失常，4.0，也够了。我想在国内博导中能考到这个分数的人不多。拿到全额资助的 offer，也顺利地拿到了 visa。但在最后一刻，我自己动摇了。抛家别舍，何苦呢？本质上，我还是胆怯保守，没有鸿鹄高翔之志，而向往曳尾涂中之乐。
当然，我还是很愿意在国外的。在国外工作，或者刚回来时，我的体重身材都很好，气色也佳。我现在的出国梦要等到女儿大学毕业出国后。自己云游四海合作研究，每年北美两个月，欧洲两个月，澳洲两个月，港台两个月。真正体验“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其余时间为学校尽义务，讲门半学期的本科生课，处理博士的入学和答辩等。不过，在此之前可能需要换本外国护照以免签证麻烦，而换护照要蹲移民监。梦想只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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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惑之思
　　
　　常言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不惑之年就过去了。得失成败，虽只是过眼云烟，也应该了然于心。
　　
　　总得来说，我对自己在职业上的表现还是相当满意。如果用百分制打分，我想可以给自己85分，介于“良+”和“优-”之间。从内地小城三、四流大学的留校本科生起步，经过20来年持续但均衡的奋斗，成为沿海重镇的一、二流大学(我们的一级学科属于国内的top 10％)中的博导，一个二级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所谓持续，自然是指没有大的间断；所谓均衡，是指并没有把职业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职业或许有时挤占了我消遣性阅读的时间，但不曾影响生活的其它方面；毫无疑问，我是好配偶、好家长，不论从投入还是产出看都是如此。我对自己最满意的是均衡，没有犯现代人的通病，拼命发展一种机能而损害了其它甚至一切机能。职业收入增加了200多倍，估计比同期GDP的增加高30倍以上。这一切，主要是通过阅读、思考、写作换来的。这是个多么美妙的职业！这正是我要的生活！
　　
　　我在而立之年想到的职业目标，10年后都实现了。这些目标包括：取得博士学位，晋升教授，到南方工作，出国，出版本书，在国际期刊上发表10篇文章，拿到NSFC项目。还有些当时没有想到的也变成现实，如当博导，作为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奖，还有那个在离开原单位尚未得到的奖教金，开始陆续担任多种丛书或期刊的编委。
　　
　　当然，现在看来，而立之年的想法还是太幼稚，too simple, sometime naïve。至少不是很professional。如果重新开始，我会更早地去读博士学位，而且不会急着毕业，要争取国家优秀博士论文。还要争取早出国，呆够1年便回来。我不会只是埋头写论文，而要尽早形成项目－论文－专著－他引－报奖的学术产业链。我也不会坚持开个小铺自己当小老板，而要从大店里的小伙计起步，再成为大伙计和管家，最后独立开店。我要把注意力放在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特别是在35岁“而立”，争取NSFC的青年项目、教育部霍英东奖和优秀青年教师计划、地方人事厅、科技厅和教育厅的人才项目等。我不能设想，当时如果想得更周全些，后来的业绩是否会更好。
　　
　　虽然在职业上出现强劲上升势头，但在很多情况下还是没跑过时间，与许多机会失之交臂。过了不惑之年，我便与这些机会绝缘了。因此，在不惑之年时，我最多也只能算蓄势待发，职业上基本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业绩。
最让我惋惜的是个海外的研究奖学金，就是我博士后出站时申请的，又申请一次。上次导师的朋友已经退休了，我自己联系位教授。是家国际期刊的编辑，通过投稿打过交道。推荐人是导师和老板，还有海外的合作者。我自己觉得还是有一定希望的，但仍没成功。后来在次小型研讨会上遇到那位教授，他也挺意外没有成功。
　　
　　挺遗憾的是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计划。我个人觉得是有可能拿到的，但学校都没有出去。至少部分原因是本校本学科的同行非常强，又是同时申报。技不如人，真是很无奈。不过，现在回头看，我当时还在上升中，比不过处于巅峰状态的对手也属正常。
　　
　　更委屈的是地方厅的人才计划，我个人觉得是完全应该拿的。由于学校操作的失误，我居然没有申报的机会。虽然这次问题主要在学校，但学校敢误我，还是说明自己分量不够。这件事情一度让我萌生去意。联系所名校，经过校外专家评审和学院、学校两轮答辩，拿到了商调函。还没有送上去之前，我们校长找我谈话，说我已经到了有许多好处的时候，走了很可惜。我觉得有道理，而且那所学校的待遇和条件也不是很满意。便以走着瞧的态度看学校的表现。果然，这是学校最后一次让我觉得不如意。后来，科研处给我个教育厅的重点项目申报机会，我理解也算是补偿错过的人才项目。再后来，我拿到更重要的的省府和省委人才项目，多少也算是安慰。
　　
　　还有些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尝试。争取过中国青年科技奖、地方的青年科技奖等，我自己都觉得不该得。最可笑的是被人家忽悠去申请次长江教授，当然也没成功。还报过次国务院的特殊贡献津贴，学校就没过；不过这没有年龄限制，早晚会拿的。
　　
　　按中国的国情，40岁是一关，45岁是另一关，或许是最重要的关口。西出阳关无故人，年过四五少功名。杰出青年基金、长江学者、国家百千万人才都在那个关口截止。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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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时的体会
　　
　　回首，自然是看过去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头绪太繁，细节太多，反而看不清楚发展的主要脉络。因此，我打算把自己的回忆到此暂停。或许，5年后还会再继续。
　　
　　回顾20来年的的职业历程，我现在想到下列体会。
　　
　　首先，把职业当职业。Business is Business. 这意味着给职业放在生活中的恰当位置，也意味着清楚职业的投入和产出。职业在生活中的位置因人而异，很难说那种比例恰当。我个人偏好是不把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有一点需要清楚，一旦界定了职业在生活中的位置，就会有相应的后果。职业肯定不是一切。成功的职业，或许能导致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但未必有爱、性、亲情等。在我的理解中，职业是种世俗活动，投入的是精力和时间，产出的是名望、金钱、影响力、闲暇等。如果有终极需求，要找安身立命处，还得在职业外努力。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曾把学术工作看作一种天命，一种召唤。文章写得感人，但反映的是学术工作还没有完全职业化、科层化年代的现实。“上帝的归上帝，国王的归国王。”对上帝和国王都有利。分可俱荣，合或俱损。当然，我这里说的庸常之辈，天才从来不合通例。
　　
　　其次，职业发展不怕慢，只怕站。职业发展的快慢往往不是自己能左右。时也，命也。孔夫子都很无奈。因此，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起步阶段，许多努力都没有显著的结果。这很正常，但放弃努力就永远不会有结果了。当然，在自己举步为艰时，看到身旁的同行或同事健步如飞，难免有些沮丧。这时要客观地看双方，或许起点不同，或许发展阶段不同，或许个人擅长不同。只要不停步，最后就没有对手。在某个阶段发展特别快的会被赶上，而在所有阶段都很快的会遥遥领先离你而去。重要的是量力而行、持之以恒。学术职业或许最需要鲁迅先生提倡的“韧性”。废寝忘食地干一年，不如正常寝食地干10年，更不如美食安寝地干30年。
　　
　　第三，任何人都可以合作，只要互利双赢。君子小人都可以合作，但要判明合作者是君子还是小人。对君子，不要怕吃亏，只要让对方知道；吃亏是种投资，以后会有补偿。对小人，要严防死守不能轻易吃亏，特别不能胡里胡涂地吃亏；小人贪得无厌，一开先例，以后不吃亏对方就不肯合作。当然，双赢也不意味者平分受益。况且，学术合作中，情况复杂，有创意、时间和精力等有形投入，也有名望、影响力等无形投入。有人吃肉，有人喝汤，各安天命，各得其所。心里应该明白，但有时也不必过于计较。简言之，合作成功最好是近君子，肯吃亏。
　　
　　第四，职业竞争中只有对手，没有敌人。学术职业难免有竞争，但大家争的是职位、奖项、基金等标的，并非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不止一次见过成熟的职业竞争者这样交流，“这次你肯定能上，我来凑凑热闹，给你当分母。以后多提携。”“哪里，哪里！我是给你当分母的。互相支持！”我也见过失败者向成功者祝贺，后者边谦虚边祝福，“只是侥幸！下次你肯定没问题。”在统计意义上，从长期看，客气的，谦虚的，善于合作的成功者分享着资源，而失败者多是自以为是、愤世嫉俗、牢骚满腹。
　　
　　第五，虚心地观察体会，不断琢磨学习。所谓“虚心”是指不要抱先入为主的成见，认定应该如何如何。学术职业发展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学生、伙计、管家、小老板、大老板，甚至某个行当的霸主。在各个阶段，都应该不断地观察成功者，看他们成功的必然一面。成功者总是突出他人成功的必然因素，同时不放过自己失误的主观因素；失败者总是强调他人成功的偶然因素，同时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客观条件。
　　
　　最后，学术职业与一切职业一样，建设总是比批评带来长久的益处。高调的批评或许让自己说得畅快，也能博得圈外人的喝彩，但圈内的人往往只是一笑置之。特别是，把批评弄到圈外，是职业性不强的表现。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我观察到，公开的批评者一般没有好结果。能有充分证据抓住硬伤的如剽窃一稿多投等，或许可以让被批评者难堪一时；否则被批评者毫发无损。风头一过，被批评者还是拿基金、拿奖项，而批评者除自己曾经的痛快不会有额外的收获。当然，也有被批评者一蹶不振的个案，但前提是批评者有更高的学术地位。重要的不是说人家如何糟，而是自己做得更好。
　　
　　总之，我的学术职业发展，将以“为而不争”之法，以期达“仁者无敌”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