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著作中一直广泛流传一种说法: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没有把它用于战争,也没有多少技术创新,所以火|药技术裹足不前。黑火|药传到西方后才被欧洲人开发应用,改变了世界军事格局。欧阳泰认为这是一个“文化迷信”,实际上,早在火|药技术传入西方几个世纪之前,中国就研究了火|药的多种用途,有军用的,也有民用的,技术创新也未曾中断,明朝甚至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火|药帝国”。 1550—1700年,东西方在军事技术上实力相当,直到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战争数量下降的“平靖时期”,而欧洲经历了一连串激烈的战争,中国和西方的军事模式才分道扬镳,出现“军事大分流”(Great Military Divergence)。
“从‘热兵器’的视角切入,欧阳泰以细腻的文笔和丰富的证据,论述中国由宋代至元、明时期曾经有过的先进地位。随后他指出明代中期、清代中期的两段和平安定,松弛掉武器研发的热度。相对地,西方国家却在战火频仍中脱胎换骨,武器与战技日新月异,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于焉加剧。《从丹药到枪炮》聚焦于全球化发展历程中的军事层面,强调竞争的意义,令人不禁想起二次大战结束后,著名经济史家内夫(John U. Nef)的名著《战争与人类的进步》(War and Human Progress: An Essay on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值得读者省思。”
“《从丹药到枪炮》探讨一千年火器技术的发展,透过火器的使用,重新审视东西方科技史的变革,从军事史角度对于所谓‘大分流’理论—近代西方何以兴起?中国为何衰败?做了重要的修正与补充。作者有别于前人研究,认为历史上中国与欧洲一样深具军事创新的能力,在1550-1700年期间,双方军事实力仍旗鼓相当。近代中国积弱不振主要是自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中国进入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期承平,军队战力因此减弱,军事革新迟缓,遂无法应付来自于工业化西方列强的军事挑战。作者欧阳泰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中国近代史名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及十六到十七世纪欧洲史专家帕克(Geoffrey Parker),所以能兼治东西方历史,写出这本深具启发性的好书。”